文学硕士论文：从亚述学的进展看西夏学的得失
提要： 本文通过对亚述学学术立足点和研究方法论的初步体会，重新审视了西夏学的发展道路和研究得失，着重指出了在西夏学研究中 语文 学的基础地位和文化人类学思维模式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西夏学 亚述学 语文 学 考古学 文化人类学 历史编纂
西夏学(tangutology)的历史，若从1804年甘肃武威发现番汉合璧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清人张 澍 据其碑阴所刻之汉文西夏年号“天佑民安”正确断定碑上番字为失传已久的西夏文算起，至今已有将近两个世纪了;但真正意义上的西夏学学科，则当以1908—1909年间沙俄军官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率领的探险队在内蒙古黑水(khara-khoto)地区获得八千余件西夏文文书并运藏彼得堡为其发端之时[i]。
西夏学发展至今，在 语文 、考古、社会历史三大基础性板块学科的建设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学科进展渐趋缓慢的现实考验。认真探究其原因，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比较突出的一个缺陷，乃是我们的西夏研究一般都疏于同国际上已有充分发展的类似学科进行比照、切磋以汲取其有资于自身发展之思考角度和方法体系;而放眼世界，我们却发现，竟然有不少成就卓著的研究领域可以给目前的西夏研究提供相当程度新颖意蕴的启发和借鉴!亚述学就是一例。
所谓亚述学(assyriology)，乃是得名于近东地区公元前两千年代早期存在的古国亚述(assyria)的一门人文科学。它诞生于十九世纪国力正盛之欧洲诸强在近东两河流域地区考古发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基础上，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历史了。而其分支如苏美尔学(sumerology)、赫梯学(hittitology)等，到目前为止也各自成为世界文化、历史研究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次级学科。
从最早的公元前三千年代立国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并首创泥版楔形文字(cuneiform)之苏美尔人(sumerians)开始，中间历经以闪米特人(semites)为主延 祚 近两千年的阿卡德—巴比伦(akkado-babylonian)文明(亚述人的创造即其北部分支)，所涉地域西臻东地中海、东越伊朗高原，时间下限直至公元前三世纪伊始的古波斯帝国以及随后的巴比伦希腊化王朝时期。如此广阔的时空范围之内容物皆为亚述学研究的对象，个中原因则是基于上述所有古国民族流传至今的文明记录均采用了书写于泥版上的楔形文字之缘故[ii]。当初楔形文字的运用一如今天的英文，一度成为国际通用 语文 ，甚至连基本与之同时起步但却一向独立发展的埃及文明以及对后世西方文化影响巨大的希伯来文明均受其文书文献的强烈影响。
自古希腊文明以降，上千年来欧洲语言研究的精髓，主要就是集中在侧重考证记录与历史事件密切相关之书面材料的 语文 学(philology)方面;当然，由于十八世纪以来建立在比较语言学基础上长足发展的西方语言学到今天已是完全改观，传统的 语文 学也早已逾越原来仅仅关注历史的藩篱，philology一词在很多场合已具有指代立足“传统”谱系分类语言学研究基础上之语言研究科学的现代意义。这种基于原始印欧语构拟研究而成熟起来的共时、历时经历充分表明：语言研究只有深入到语音层次的构拟分析，才有可能在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更为趋近古人精神世界的揭示——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煞费苦心钻研此类“古董”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亚述学即始于研治中近东地区闪米特及西雅利安诸语之语言学家们的艰苦努力，其真正确立又完全立足于考古学对碑碣遗址的研究和 语文 学对书面文献的解读——单纯的考古学者或 语文 学家要么只给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三维空间的物质填充，要么仅局限于该地远古居民形而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模糊重建;亚述学家则必须一身兼两任[iii]，并应当在此基础上，随着亚述学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步形成具有自己学科特色的系统理论，以便指导本学科各方面具体研究工作快捷、迅速、有条不紊地开展进行。然而即便是以此原则来具体衡量发展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亚述学界，我们仍然不无遗憾地看到，亚述学家们依然过分偏重于具体而微的语词考据索隐，却鲜有学者自觉构建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尽管如此，亚述学界历来崇尚并遵循的楔形文字语言解构之细致考据为基础、同时贯彻各领域遍地开花的文化人类学精神的研究思维模式，却对该学科研究的进展十分有利。
西夏学的起步，如前所述，其实也完全重复了上述过程。西夏 语文 的基础性研究，是西夏学向纵深发展的必要条件。实际上，这项工作早在西夏时期便已由西夏人自己蓬勃开展起来了，当时对其母语语言文字的研究，虽然受同时代业已成熟之汉语 语文 研究的影响甚为明显，却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其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了表征民族立国之新创文字的规范和推行[iv]。这与现代意义上的西夏学研究并无多大直接关系。只是其“研究成果”——譬如字典《文海》、《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等——迄今有幸遗存得还相对完整，这就大大便利了我们今天对其民族特质的准确领会。
今天，西夏 语文 的基本研究方法则是 语文 学的比较分类;其比较范围限于同一内容的番汉文本之间、不同的西夏文文书之间、一件文书的不同部分之间以及同一时期西夏文记录和相应的其他历史纪录(主要是汉文记录)之间[v]。这在以汉字为基础的文字体系内，往往只有助于字词意义的获取而无助于语音的构拟 [vi]，从而难以在此基础上开展更为必要的语言比较研究工作。有趣的是，对亚述学的“立身之所”----楔形文字的研究，却经历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过程：早已高度音节化的楔形文字及其所记录的阿卡德语、赫梯语、(特别是)古波斯语等屈折语又多有以表音文字记录且研究较为充分的亲属语言材料，使得这些死亡几千年的语言其语音体系至今已有一个基本公认的标准，这就为今人探索几千年前的古人不复存在的形而上世界提供了极为有效的手段。既然亚述学者能以此借鉴来推动亚述学前进，那么，西夏学者又应该怎样面对亚述学在语音构拟和语言比较方面的优势呢?
其实，在西夏学研究早期，为数不多的欧美学者却成就斐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深得自己文化氛围中比较研究法的真传而能下意识地加以运用 [vii];深受西方治学方法影响的民国学者如陈寅恪，在其《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一文中就西夏文“众生”、“无上”两词所作的简略讨论，既援引相应梵文原词及多种对应汉译，又兼及西夏语言特点，虽失之简约，却颇具比较研究之神采[viii]。这种具有比较性质的条理化思维虽然并不是从亚述学中借鉴的，但不谋而合的作法带来的显著效果，难道不能激发我们有意识地归纳总结，从而使这类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更能为我们自觉地运用?
1992年末，中国西夏文化专家李范文教授历经20年艰辛，编纂完成《夏汉字典》，对于西夏文的数量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在对《夏汉字典》每个字目做了详细考证后，李范文认为，全部西夏文共计5917字，而实际上有意义的字共5857字 。在宁夏社会科学院的相关专家努力下，西夏文字还实现了电脑录入。有专家认为，“远看全是字，近看不是字”的西夏文实现电脑录入，极大地便利了个人的电脑写作以及正规书刊的排印，较好地解决了电子化时代西夏文字仍用手工书写的问题。 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的西夏辞书《文海》与《音同》收字最全。这两部辞书是由西夏时期的党项族人编著的，为进一步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部由党项族人骨勒茂才编著的辞书《蕃汉合时掌中珠》，它是用汉文与西夏文对音、对意的方式编成的，并收录了许多党项语词汇，因而成为后人解开西夏语言、文字的钥匙。百年来，中外专家学者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钻研，结合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已基本掌握了西夏文的结构与部分语音，使西夏学的研究有了明显的突破。 专家们在整理俄罗斯藏西夏文献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西夏社会的重要资料，如《圣立义海》系统记录西夏自然状况、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全面反映西夏社会法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王朝法典。特别是大量反映西夏社会底层的乡里户籍，军抄文书，借贷，买卖文契，各种账目、官牒私信以及很多文献的序跋、题款等，都是反映西夏社会的真实纪录。这些文书多是草书。这些出自西夏基层的文书很多记有西夏的年号。这些文书从数量、内容、价值方面都可与敦煌社会文书相媲美，为研究西夏社会增添了新的资料。
西夏王朝于公元1227年被蒙古人灭国，从此消失在中国的 历史 长河中。中国自古有记载 历史 的传统，下个王朝无论如何都会为上个王朝记传，但是唯独西夏王朝神秘的消失了，泱泱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的任何史册。
关于西夏国是怎么被发现的，这里要提到一个人——张澍。
张澍(1776~1847）：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学术大师，凉州武威县（今武威市凉州区）人。年犹未弱冠，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中乡榜，嘉庆四年（1799）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张澎性格刚直不阿，工作一丝不苟，在公文中与上级争辩是非，因而得罪了不少上级，在仕途中并不顺利。1830年，张澍引疾辞职，结束了仕宦生涯，1832年回到西安，客居城内和乐巷，从此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整理刊印自己的著作，成为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后来患眼疾，最终失明。
1804年的某天，已经回到家乡养病的张澍和一位朋友到清应寺游玩，两人一路谈笑，不觉已走到寺院深处，这时张澍突然看到眼前有一个四面被人用砖泥砌封得严严实实的亭子。
这个亭子为什么要砌封起来呢？
寺里的和尚告诉张澍，这是一个被诅咒的亭子，封在这里已有几百年了。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凡是打开封砖的人，都会遭到可怕的天灾报应。所以几百年来，没人敢靠近这亭子一步，而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现在已没人知道了。
张澍天生胆大，对民间所谓的报应一说向来不以为然，他向和尚提出要找人来打开砌封看个究竟，还对天发誓说，开封后如有灾祸，全由他一人承担，绝不连累别人。在张澍的一再恳求下，和尚总算答应了。
随着封砖被一点点凿开，一块高大的黑色石碑显露出来。碑身呈半圆形，四周刻忍冬花纹，碑文的正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工整的楷体字。当张澍靠近石碑，看清楚上面的文字后，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些乍看上去好像全都认识的文字，仔细看却没有一个认得。
这究竟是文字还是什么特殊的符号呢？
张澍立刻叫人把亭子四周的封砖全部拆除，虽然这块被诅咒了几个世纪的石碑全部显现出来后，传说中的天灾报应并没有应验，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却给这位学者带来了更大的震撼。
石碑的另一面刻着汉字，碑文内容大致是修建护国寺感应塔及寺庙的情况，与同类石碑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再往下看，一行小字立即引起了张澍的极大兴趣，建碑的年款一行赫然写着：“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张澍不知道知道“天佑民安”是什么朝代的年号，他翻遍了所有的书籍，在一本书中找到了宋对西夏的介绍，方知“天佑民安”是西夏年号，碑上刻的奇怪字是西夏文字。
这块石碑就是现在被称作“天下绝碑”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即“西夏碑”)，它的发现不仅拉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而且还让一个“被遗忘的王朝”———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夏，渐渐在世人的面前清晰起来。
关于西夏，有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就是国内学者想要研究西夏 历史 ，有一个地方不得不去，那就是俄罗斯科学院的“东方文献研究所”，因为几乎所有现存的西夏文献，都在这里。
俄罗斯人科兹洛夫曾在1909年，1926年三次到访黑水城，并将城中出土的所有文物全部打包运回俄罗斯，据统计，光是科兹洛夫从黑水城盗掘的西夏文献，就有超过8000余种。
西夏是一个很尴尬的朝代，因为在二十四史中，并没有属于西夏单独的史书，有人猜测说是因为成吉思汗当年战死于征战西夏的途中，因此元朝建立后，才没有给西夏立史。
虽然二十四史中没有自己的 历史 记载，但西夏还是在世上留下了许多的痕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西夏文。
清末考古学者张澍就在184年于武威清应寺发现了可有西夏文的石碑，张澍也成为西夏文自西夏灭亡西夏文失传后，第一个将他识别出来的后世学者。
至此，神秘古国西夏在清末，再次出现在人们视野，而西夏被世人所熟知，还要在西夏王陵被发现后。
1938年，德国飞行员乌尔夫在银川拍摄的照片中，就拍摄到了西夏王陵，至此，有“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西夏王陵进入人们的视野，而随着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者们对西夏王陵的研究日益深入，神秘的西夏再次逐渐解开了面纱。
史籍中对西夏国并非没有记载，只是记载得很少，多出现在于北宋王朝的战争中，而关于西夏的 历史 ，文化，风土人情等则在中原史籍中鲜有记载。
西夏是一个以党项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 历史 上，贺兰山曾见证了党项人的无数辉煌与兴衰，虽然西夏灭亡了，但在漫漫中国 历史 中，西夏仍旧是一颗耀眼的明珠。
元朝脱脱修史时编纂了《宋史》《辽史》《金史》，却独独没有编纂于宋、辽、金同时代的“西夏史”，想必提问者便是据此认定史籍中没有对西夏的记载。实际上，提问者大错特错了！脱脱修史时仅仅是没有将西夏单独列为一朝，并不是没有修“西夏史”。因为西夏一直在宋辽、宋金的夹缝中求生存，只要里子、不要面子，经常对宋、辽、金称臣、接受册封。同时，西夏抵抗蒙古人最为激烈，成吉思汗铁木真便是死于对西夏作战时期。因此，蒙古人对西夏的敌意要远甚于宋、辽、金。脱脱在修史时秉承了蒙古人的这一传统思维，直接否决了西夏的正统王朝资格，把“西夏史”列入了《宋史》之中，著有《宋史·夏国传》，等于是把西夏置于了宋王朝附庸的位置。
换言之，西夏并不是没有史籍记载，而是被元朝人出于政治需要刻意“降格”了。不仅《宋史·夏国传》对西夏有详细的记载，元朝的蒙文史料也有关于“唐古特”的详细记载，而这个所谓“唐古特”就是西夏！因此，西夏自太祖李继迁开始，所有皇帝都有详细的世系， 历史 事件的记载也是非常完备的，并没有提问者所谓“西夏被发现”之说。西夏一直真实存在，自其存在之日起、直到现在，西夏从来没有被 历史 淹没。
提问者想必是把清朝张澍发现西夏文字和西夏史混淆了。实际上，张澍发现西夏文字也并不是首先发现，只不过他作了专门研究、发表了“论文”而已。在张澍之前，西夏文的书籍、石刻等等一直存在，只是因为西夏的灭亡和年代的久远，西夏文成为了“死文字”，无人能够释读。久而久之，西夏文字便被人们淡忘了。而张澍的发现重新启发了人们对于西夏文字的兴趣，开始了新一轮对西夏文字的研究而已。
但是，研究并不顺利，与汉字完全不同的西夏文字很难被全部解读，直到俄国人的一次“盗墓式考古”发生才改变了这一切。晚清时，俄国人科兹洛夫在沙漠中发现了西夏黑水城遗址，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文献。之后，科兹洛夫将这些东西全部运回了俄国。在这批被盗文物之中，有一本《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时期汉文、西夏文的对照字典。有了这把钥匙之后，人们对西夏文字的释读也走上了快车道，大量西夏“死文字”被“复活”。许多淹没在岁月长河中的西夏 历史 也得以重见天日。
提问者显然是一知半解，把西夏 历史 和西夏文字给搞混淆了。西夏并没有消失，元灭夏之后，党项人也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融入到了各民族之中。关于西夏的文字记载更加是一直存在、而且相当完备。即便是西夏文字，也没有消失，仅仅是因为年代久远而成为了“死文字”，被人们逐渐淡忘了而已。
公元1227年被蒙古人满载仇恨的西夏王朝终被灭国，从此消失在中国的 历史 长河中。波斯人在史集中记载，西夏国王和居民全部遭到屠杀。蒙古秘史也记载了西夏王朝的惨烈灭亡：不留子遗，故有此记。中国自古有记载 历史 的传统，下个王朝无论如何都会为上个王朝记传，但是唯独西夏王朝神秘的消失了，泱泱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的任何史册。
1804年，一个叫张澍（shu）的年轻人第一次扣响了隐秘的 历史 之门。张澍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在凉州的清应寺他发现了一个怪异的凉亭，凉亭被砖四面砌封。因为没有任何口传和记载，寺院里的僧人也不知道缘由，只知道亭子已经被封存了好几百年。这激发了张澍的好奇心，虽然遭到阻拦，但是张澍依旧坚持打开砖封，一探究竟。打开凉亭后一块巨大的石碑暴露在了张澍的眼前，石碑的一面是汉字，另一面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方正字，很像汉字，却没有任何人认识。这种神秘的文字，让他感觉到他在接近一个未知的世界。
张澍在汉字的末尾看到这样一个纪年：天祐民安五年。在张澍的记忆里，正史中所有皇帝的年号，从来没有出现过天祐民安这四个字。难道这是一个没有载入正史的国家么？张澍在《宋史》中找到了这样一段记载：天祐民安元年六月，夏与宋约定绥州附近国界。夏与宋处在同一个时代，两国曾长期征战，夏位于中国西北，宋人称其为西夏。天祐民安正是西夏第四位皇帝的年号，石碑上神秘的文字正是西夏文。《宋史》中的《西夏传》记载，西夏是由党项人建立的国家，党项是一支来自于青藏高原的古老民族。而之后的史学家翻译出了西夏文字，西夏也便从 历史 的长河里发掘了出来。
身在闹市，心向青山
西夏的存在一直都没有疑问啊，西夏不是没有记载，只是没有列入正统王朝，所以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史》。
公元881年拓跋思恭参与平定黄巢之乱，此后被唐朝授予夏州节度使，封夏国公，赐姓李，这便是西夏王国的起源。
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至1227年被蒙古人所灭，西夏实质上存在了346年。
元朝修史，以辽宋金均为正统，所以有《辽史》《宋史》《金史》，但西夏的 历史 则分布在这三部史书之中。
《辽史》中有《西夏外纪》
《金史》中有《西夏传》
《宋史》中有《夏国传》
至清朝时期，出现了许多西夏专史，比如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周春的《西夏书》十五卷，戴锡章的《西夏纪》二十八卷等，这些都是今人了解西夏 历史 的原始史料。
此外，今日的学者已经能够识别死去数百年的西夏文字，并掌握了其造字规律，这无疑对我们了解西夏的 历史 提供了更多的依据。
不爱看 历史 书的人，大概是从金庸先生小说《天龙八部》里知道西夏国这个国家。
西夏，并不是没有 历史 记载，只是没有像同时期的宋朝、辽朝、金朝那样单独编史，但在同时期的宋史、辽史、金史及当时个人记载的书籍，都记载有西夏。不仅有外族文字记载，而且西夏国有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并已经发现了很多西夏文的书籍和石刻等。还留下大量西夏古迹。最著名的就是西夏王陵，被称为东方的金字塔。还有石窟、庙宇等。
所谓西夏，是在中原的人，自大地认为自己是地球中心，本来人家叫大夏国，因位于中原西北部，所以叫西夏。
按正式的立国时日计算，西夏存国190年（公元1038~1227年）；然而若依 历史 实情而言，即如《宋史》所载的“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夏州政权算起，则是实历347年之久，这就要比起北宋和南宋相加之年还要多出27年了。
西夏国是由藏缅语系的党项民族建立（中国汉族史籍中称其为党项，与其为邻的突厥人、鞑靼、蒙古人则称为唐古特人，笔者认为是属于鲜卑的一支。）
成吉思汗对西夏的征服战争，从1205年至1227年，先后进行过6次。其中在1209年、1217年、1226~1227年的三次大型战争中，蒙古国大军都曾进据贺兰山，包围西夏国都中兴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1226~1227年成吉思汗发动的最后一次灭夏战争，西夏百姓“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公元1227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出征途中病死六盘山，其军队遂将亡帅之恨移泄西夏，最后征服西夏，进行了报复行动。
关于西夏， 历史 上不是没有记载，这个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只是说翻开二十四史，里边关于宋，辽，金史都有，唯独就缺了西夏，但是在这几个“史”的后面，是有西夏的记载的，就是《夏国传》，只是做了简单的叙述，并没有把它单独成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正史来说的话，如果要记录一个政权王朝的 历史 ，让它单独成史的话，首先，那个政权存在的影响力，包括经济，面积，人口等要达到能够成史的级别，才能写入编史，如果政权过小，人口，面积等指标达不到，就没有单独成史的必要了，就有可能在我们所说的正史上简单的记录了，而且我们现在的二十四史主要就是记录中原王朝和邻近几个较大王朝的 历史 ，那些比较小的地方政权并没有单独记录，比如大理国，也没有单独成史，只是地方史有记录。
西夏作为党项族建立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在整个宋时是和宋辽形成三足鼎立格局的，在抗击成吉思汗的入侵时，西夏是让蒙古人吃尽了苦头的，成吉思汗也是在灭夏的战争中受到箭伤而去世的，所以在蒙古人灭西夏以后，就对西夏进行了疯狂的屠戮，包括西夏的文史典籍都销毁一空，所以，能传下来的典籍也不多，蒙古人除了屠了西夏党项大部分精英外，连西夏的名字都改为宁夏，“安宁西夏”。
元朝建立以后，在修史过程中，由于宋辽是兄弟关系，宋金是君臣关系，所以修史就单独修了宋辽金的三史，西夏只是顺带就过了，你也可以看作是附录。
西夏国后面的发现，是到了清代，一个偶然的事情，就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张澍，他在一次和朋友出游的时候，在一座寺庙发现了一个样子怪异的凉亭，问了寺里的僧人，也说不清凉亭的 历史 ，只知道有几百年了，后来在凉亭后的石碑上一面发现了六个汉字“天佑民安五年”，另一面则是没见过的文字，他依据石碑上的年号查阅了宋史，终于查到了这句话说的是西夏第四位皇帝的年号，石碑上没见过的文字就是西夏文，也就揭开了消失的西夏 历史 的神秘面纱的一角！
研究西夏，找史金波。
提问者真是 历史 爱好者吗？不读书怎么爱好 历史 啊。
西夏国不是没有记载， 历史 资料很多。只是西夏文字失传，没有人认识。
景宗 武烈皇帝 李元昊
显道（3） 壬申 1032
开运（1） 甲戌七 1034
广运（3） 甲戌八 1034
大庆（3） 丙子十二 1036
天授礼法延祚（11） 戊寅十 1038
毅宗 昭英皇帝 李谅祚
延嗣宁国（1） 己丑 1049
天佑垂圣（3） 庚寅 1050
福圣承道（4） 癸巳 1053
奲都（5） 丁酉 1057
拱化（4） 癸卯 1063
惠宗 康靖皇帝 李秉常
乾道（2） 丁未 1067
天赐礼盛国庆（6） 己酉 1069
大安（11） 乙卯 1075
天安礼定（1）丙寅 1086
崇宗 圣文皇帝 李乾顺
天仪治平（4）丙寅七 1086
天佑民安（8）庚午 1090
永安（3） 戊寅 1098
贞观（13）辛巳 1101
雍宁（5）甲午 1114
元德（9）己亥 1119
正德（8）丁未四 1127
大德（5）乙卯 1135
仁宗 圣德皇帝 李仁孝
大庆（4） 庚申 1140
人庆（5） 甲子 1144
天盛（21）己巳 1149
乾佑（24）庚寅 1170
桓宗 昭简皇帝 李纯佑 天庆（13）甲寅 1194
襄宗 敬穆皇帝 李安全
应天（4） 丙寅正 1206
皇建（2） 庚午 1210
神宗 英文皇帝 李遵顼 光定（13）辛未八 1211
献宗 谥号空缺 李德旺 乾定（4） 癸未十二 1223
后主 李睍 宝义（2） 丙戌七 1226
干支后面的数字表示改元的月份
虽然很古怪，个人还是倾向于“奲都”。毕竟疑似三个字的年号只见过王莽的“始建国”，王莽这厮脑洞比较大，不能按常理来讨论，而且“始建国”是否算年号还有争议。另外，年号总是有意义的，奲有富厚之意，奢单这个说不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