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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古玩店论文文献

2023-03-09 12:36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老古玩店论文文献

狄更斯:
查尔斯·约翰·赫芬姆·狄更斯,1812年2月7日生于朴次茅斯市郊,1870年6月9日卒于罗切斯特附近的盖茨山庄。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特别注意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作品至今依然盛行,对英国文学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作品《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 《老古玩店》《艰难时世》《我们共同的朋友》《双城记》等。

双城记:
《双城记》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所著的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所写成的长篇历史小说,情节感人肺腑,是世界文学经典名著之一,故事中将巴黎、伦敦两个大城市连结起来,围绕着曼马内特医生一家和以德法日夫妇为首的圣安东尼区展开故事。小说里描写了贵族如何败坏、如何残害百姓,人民心中积压对贵族的刻骨仇恨,导致了不可避免的法国大革命,本书的主要思想是为了爱而自我牺牲。书名中的“双城”指的是巴黎与伦敦。

可参考文献

双城记解读——乔治 纽林
狄更斯三部小说《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的浪漫主义色彩研究
《双城记》:历史拐点处的记忆——再论狄更斯笔下的大革命描写
查尔斯·狄更斯的革命观——解读《双城记》
从《双城记》看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双城记》
论文—解读狄更斯《双城记》
谈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常见中英语言文化差异参考文献有哪些

首先, 中英文两种语言使用中的文化相似性在于语言的独特性。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内
容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我们通常会有这样的感觉, 有时外语中有些词汇很难翻译成汉语, 这一点
更说明了语言与文化在塑造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方面的重要意义, 因为每种语言都有特定的词汇
去描绘特定的经历与思想。这些特定的经历、思想与词汇, 只有特定的文化才能独有。有时我们
用一些蹩脚的翻译不能达到原语言所表达的意思要求。由于文化的原因, 个别词汇的表达尚且
如此, 带有浓重文化色彩的词组更是不可忽视。
文化的独特性导致我们常见的各种电影等文学作品的名字很大程度上有着文化的要素, 因
此, 我们在处理这些名称的时候应该时时刻刻注意文化的影响。我们在翻译、理解文学电影作品
时有几种情况, 即完全对等型、对等型、完全不对等型。无论是哪种类型, 我们都可以看出在作品
命名以及名称转化时文化的独特性体现。
完全对等型是英文与汉语音释完全相等, 可谓语音的转化。例如: “Hamlet”《哈姆雷特》, 即
使是在转化人名的时候也要注意准确性以及文化的影响, 《英语姓名译名手册》能够规范译名的
统一性和稳定性。这种方法虽然简单, 但是有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往往会把外国的人名用任意
的汉语同音字代替。这里主要掌握的是外国人名与中国人名的音相同时, 我们一般适宜用外国
人名常用的字, 以避开与中国人名的混淆, 从而显示文学作品异域的文化内涵性, 充分体现不同
文化的特征。
对等型的第二种是直接转化原文名称。这种方法与语音的直译不同, 它是语义的转化。其
中, 无论是原文名称还是译文名称都能概括表达故事的内容。例如: “The Old Curiosity Shop”《
老古玩店》/ “Our Mutual Friend”《我们共同的朋友》这种转化方法相对比较简单, 但是在转化中
也应该充分考虑汉语语言文化表达上整齐与通畅的特点。
这两种名称转化不像意译那样受到重视, 但是, 不同语言的差异及不同文化上的差异直接
表现了各种文化中的姓名各有差异。例如, 各个民族的命名方法及历史渊源都有很大的差别。因
此, 在外语转化成汉语名称时一定要注意原语文化中的姓名特点。这种翻译虽然在翻译上完全
等同, 但是在字音或语调上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交际者不会过多地介意, 但是由此造成的结果是
读出来的姓名既不属于甲文化, 也不属于乙文化, 而处于一种洋味十足的折中状态。这种折中实
质上就是跨文化交际中求同的具体表现[2]381。因此, 应该十分注意这种现象, 以达到两种文化都
能够接受的目的。
其次, 中英文两种语言使用中的文化相似性在于语言的可接受性。每种文化在表达一定的
思想时都有其本身的文化内涵, 这就构成了它的可接受性。同样用文艺作品的名称举例说明, 完
全不对等型进行中英文两种文字的互换时, 要脱离原来语言的模式及文化特征, 达到另一种语
言的文化可以接受的效果。译者不仅要了解外国文化, 还要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不仅如此, 还
要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 因为真正的对比应该是从各自文化的内涵意义出发寻求对应。这种类
型的互换在目的语中根本找不到原语文字面的影子, 而是按照故事内容情节进行的。这类翻译
的作品在早期出现过一些经典, 这种翻译能在更大程度上体现译语的文化内涵。这种翻译涉及
到对文化处理时一般分为两种方法: 主要以原语言文化为归宿和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因
此, 英语书名、电影名称的汉语翻译多采用汉语的文化归宿[2]276。在充分考虑文化因素的同时, 还
要注意影视片名的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特点, 回味无穷更是让影片增添色彩。影视译名广告宣
传效应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比较成功的书名及影视名称的翻译也很常见, 例如: 一些经典影片
的翻译: “As You Like It”《皆大欢喜》/ “Gone with the Wind”《飘》/ “Wuthering Heights”《呼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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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Waterloo Bridge”《魂断蓝桥》“Forrest Gump”/ 《阿甘正传》/ “Limelight”《舞台生涯》等。
近期的一些影片也有些是这类翻译的典范, 如: “Birth”《重生》/ “Wicker Park”《迷情公寓》/
“Paparazzi”《狗仔摄影师》/ “Cars”《汽车总动员》/ “Blow Dry”《爱情洗剪吹》等。《红菱艳》、《窈
窕淑女》、《玉女神驹》等就非常符合汉语的习惯及文化认知。

中英文两种语言使用中的文化差异性在于两种语言使用的结构不同。广告语言作为一种文
体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 广告文体作为独特语言的形式有其明显的文化特征。在广播、电视、电
影、报纸、公共汽车的车身、建筑工地、单位的大厅内, 每天我们的生活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广告
宣传语言。这些广告有商品或文学作品的宣传广告, 有动员性、鼓动性的宣传广告, 两者的目的
都是一种广泛宣传使人记住的口号, 可称之为口号( slogan ) , 或广告语句( catch phrases) , 在语
体上也有着鲜明的功能性。作为商业媒体广告它可以借助图画形象的信息功能, 使语言高度精
练, 句子高度浓缩, 浓缩的短句常常具有警句和格言的意味, 是一种运用各种语言技巧并富有艺
术魅力的鼓动性语言, 它要求用词独特新颖而言简意赅, 句式洗练而内涵丰富, 同时要引人注目
而读后回味无穷。作为文学作品的评价推广, 主要是利用文字格式及语言的表现达到引人注目、
提高知名度的目的。下面分别就一般的商业广告和口号性的标语两大类特殊的语言形式具体分
析其语言特点以及所体现出的文化差别。
首先, 一般的商业广告, 通常会使用大量的形容词,例如, 汉语早期的成套的商业承诺有: 造
型美观, 款式新颖, 质量上乘, 服务周到。如果分别把这个宣传口号翻译成beautifully/
handsomely designed/fashion /up- to- date style / superfine quality / courteous service, 就会有失英
语表达的特点, 根本体现不了英语广告语言的特色, 结构也不符合英语的结构特点, 显得不伦不
类。为了符合英语文化的特点, 我们最好把它翻译成: It is beautiful, and fashionable, and
excellent item; you can enjoy your buying that will be considerate and complete. 这种差异不仅体
现了两种语言的结构特点, 而且更多地体现了两种语言的文化特点, 即汉语注重的句型整齐、排
比的、朗朗上口的结构特点, 也体现了汉语的高度浓缩的语言特征。而英语则表现出极其整齐
的、严格的结构特点。
这里我们不难看到, 在宣传广告语言中除了使用了大量的形容词以及语言的凝练之外, 汉
语的稳定的结构特征在广告语言中也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汉语习惯使用成型的三字或者
是四字的结构表达, 以增加语义, 增强语势, 强化广告的艺术感染力, 以达到表现力与节奏上的
完美。但是, 因为英语与汉语结构的差异, 广告文字的翻译就很难做到两者的一致与统一。必须
结合每种语言的特点进行理解与释义。
究其根源, 汉语的结构特点是中国文化的体现。国人往往吟诗唱词, 文化的修养也常常以对
古汉语的理解与掌握为标准。从许多产品精练的广告标语、企业精神的口号、凝结学校历史与传
统的校训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文化与结构表达的充分体现。例如: 汇丰银行的广告词的英语:
“We’ve been on a long journey together, now we’re paving the way to a better future.”相对应的
汉语翻译为: 永结同心, 共致未来。还有索尼掌中宝的广告的英语是: “It lets you take a trip
back into a past, and enjoy the memories of a life time.”这一则广告的汉语也极大地展现了汉语
的结构特点“为你记载人生、重温旧梦、留住欢乐”。不仅如此, 中外名校展示风采的校训也充分
地体现了这种宣传语言文字在不同语言中的差别。这里首先以中国百名高校的校训为例, 我们
可以清楚地看到, 一百所高校的校训很多都是以四字为单位, 或者四字, 或者两组四字, 最多为
四组四字。例如, 浙江大学的“求实创新”, 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华南师范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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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奋斗, 严谨治学, 求实创新, 为人师表”; 四字的校训, 如西北工业大学的公、诚、勇、毅①。总
之, 基本是以整齐的结构、极富表达力的字为特点。与中国名校的校训相似, 英语国家的校训也
是力求简洁、明了, 体现追求真理和服务社会的特点。但是不同的是, 英语国家的校训的语言特
色不是像中国校训一样的严谨的句子结构, 而是简洁地表达一个理念, 如斯坦福大学: 愿学术自
由之风劲吹; 普林斯顿大学: 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 为世界服务; 哈佛大学: 让真理与你为友;
多伦多大学: 像大树一样茁壮成长。从这些精辟的语言的表达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英语与汉语
的语言与文化的差异。
其次, 中国的文化传统造成中国人比较喜欢用一些口号性的标语。比如我们最常见的: 好
好学习, 天天向上; 高高兴兴上班去, 安安全全回家来; 做知法公民, 养合法宠物等, 汉语比较
喜欢用这类标语, 在翻译时一定要注意它们的民族独特性与汉语的表达方式, 否则将会造成对
原语的错误翻译, 或是会造成很费解的翻译, 因此较好的翻译绝不能按照汉语的结构套出英语
的句子, 也绝不要按照英语的句子翻译看上去根本不是广告的汉语语言。当然, 这里还要把握
翻译时的意译及其文化的相对性、直译及其文化的开放性以及不译及其社会文化现象可移植性
的含义[3]。前面提到的是极其典型的汉语的宣传语体的句子, 这些句子深深地置身于中国文化
之中。这些句子只有在汉语中才能体现出它的广告宣传效果, 如果翻译成英语句子它们就失去
了本身的深刻内涵, 也就是说不太适合翻译成英语句子。即便是翻译成了英语句子, 也没有可能
像汉语那样语义清楚, 结构简练, 朗朗上口, 过目不忘。
以上可以看到, 无论是英语作品的宣传, 还是传统的汉语广告, 一是充分体现了广告的文
字语体, 二是体现了英语与汉语两种语言的语言特征。因此, 在翻译这样的广告语言时, 要尽量
符合目的语的语言特征。从汉语的文化特点来看, 中国的传统以均衡均匀为美, 《文心雕龙·丽辞
篇》就提出了“造化附形, 支体必双; 神理为用, 事不孤立”。这种传统的审美心理对汉语有着潜移
默化的影响, 突出地表现在四字格这种语言形式上。四字格字数统一, 音节固定, 具有结构工整、
音韵和谐、简洁明快等鲜明的特点。中国人非常习惯以整齐的句式表达强烈的思想感情, 因此,
在广告语中的三字、四字、五言、六从、七字常常被使用到。而英语中缺乏此种表达形式, 汉语译
成英语时就很难做到。但是由于英语本身有些广告是使用了语音的押韵、词语的多义所产生的
艺术效果, 翻译成汉语也很难做到音、形与义的完美转换。英语译成汉语尽量照顾了汉语的句式
整齐的广告语言特征, 但是汉语译成英语如果只是按照汉语的句式进行翻译, 势必造成理解上
的问题, 有时更谈不上音形义的同时顾及。有些英语广告使用的语言生动、奇特, 能引起读者的
兴趣, 取得了激动人心的效果。如: kiss your coughs goodbye, 就是一则十分符合英语文化习惯的
诙谐幽默的表达。
因此, 语言的使用首先考虑的是文化的因素, 语言只有在文化的背景下才能更有其真实的、
饱满的含义。语言的学习不仅要清楚语言文体本身的特点, 还要力争做到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影
响、相互作用。语言学习为文化学习提供了一种渠道, 文化的学习与认识会促进语言的学习

狄更斯的《双城记》有那些资料可以查啊?

查尔斯·约翰·赫芬姆·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年2月7日~1870年6月9日)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小说家,他的作品至今依然盛行,并对英国文学发展起到重要影响。

早年

狄更斯1812年出生于英国朴次茅斯(Portsmouth),是海军职员约翰·狄更斯和伊丽莎白·巴洛所生的第二个孩子。狄更斯5岁时全家就迁居占松(Chatham),10岁时又搬到康登镇(Camden Town,今属伦敦)。

小时候狄更斯曾经在一所私立学校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但是12岁时,狄更斯的父亲就因债务问题而入狱,狄更斯也因此被送到伦敦一家鞋油场当学徒,每天工作10个小时。或许是由于这段经历,使得狄更斯的作品更关注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

不过后来由于父亲继承了一笔遗产而令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狄更斯也才有机会重新回到学校。15岁时他从威灵顿学院毕业,随后进入一家律师行工作,后来又转入报馆,成为一名报导国会辩论的记者。狄更斯并没有接受很多的正规教育,基本上是靠自学成才。

记者生涯

狄更斯后来成为一名《晨报》的国会记者,专门采访英国下议院的政策辩论,也时常环游英伦采访各种选举活动。他开始在各刊物上发表文章,并最终收集成《博兹札记》(Sketches by Boz)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但真正使他成名的是1836年出版的《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

创作生涯

之后狄更斯连续出版了多部广受欢迎的小说,包括了《雾都孤儿》(Oliver Twist)、《尼古拉斯·尼克贝》(Nicholas Nickleby)和《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city Shop)。1841年完成了《巴纳比·拉奇》(Barnaby Rudge)后,狄更斯前往他所向往的美国。虽然他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狄更斯最终依然对那片新大陆感到失望。他在美国的见闻被收入进其在1842年出版的《美国纪行》(American Notes)。

1843年他出版了引起极大反响的小说《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这部小说是他的圣诞故事系列的第一部。随后他又以自己的美国之行为背景,发表了另一部小说《马丁·翟述伟》(Martin Chuzzlewit)。1844至1846年间狄更斯游历了欧陆各国,在旅行期间继续进行写作。1849年他出版了自传题材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这部小说的内容与狄更斯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狄更斯以后的小说显得更为尖锐并具批判性,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了《荒凉山庄》(Bleak House)、《艰难时世》(Hard Times)、《小杜丽》(Little Dorrit)、《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和《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等。

1850年,狄更斯创办了自己的周刊《家常话》(Household Words),收录了自己和其他一些作家的小说。1859年另一份刊物《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也开始发行。狄更斯本人的多部作品都是最先以连载的形式在这两份刊物上发表的。

狄更斯不仅是一位多产的写作者,也是一位积极的表演者。他把公众朗读会(public readings)化作两小时独角戏剧表演,而“速书”(prompt books/prompt copies)则是他为此所作的准备记录:在原作上划框,择要而出,省去枝蔓,偶尔添点新笑话——对这位天才的表演者,人物表情记号是不需要的。狄氏朗读 /演剧会始于1853年12月,至其生命终了,十余年间行脚遍及大西洋两岸。“速书”是狄更斯为自己写的舞台说明(stage directions),为狄更斯研究和后来的衍生戏剧/影视创作提供了鲜活的参照。(source: Dickens Museum, London)

1870年6月9日狄更斯与世长辞,临终时他的第一部侦探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也未能完成。他去世后被安葬在西敏寺的诗人角,他的墓碑上如此写道:“他是贫穷、受苦与被压迫人民的同情者;他的去世令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国作家。”(He was a sympathiser to the poor, the suffering, and the oppressed; and by his death, one of England's greatest writers is lost to the world.)。

作品

《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贝》和《圣诞颂歌》被认为是狄更斯最优秀的几部作品,特别是带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被很多人视作是狄更斯的代表作,而另一部作品《小杜丽》则以其尖酸刻薄的讽刺闻名。狄更斯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他对社会的看法与批判。狄更斯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阶层与贫穷的猛烈抨击者。

狄更斯对戏剧的热爱从他的作品《尼古拉斯·尼克贝》就可以看出来。他本人也是一名成功的演员,他多次出访别国进行演出活动。狄更斯的文笔浮华,如诗一般美丽,但时常又语带幽默地讽刺英国的上流社会。不过与当时的很多作家一样,他的作品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很多都带有反犹情节。
人物形象与思想意义

有人把《双城记》的主要人物分为四大类:理想的正面人物形象(梅尼特、查里斯、代尔那、露茜),自我牺牲的怪人(卡尔登、普洛斯),革命人民的代表(得伐石夫妇),贵族、资产阶级坏蛋(厄弗里蒙地侯爵、巴尔塞)。这四类分法,对人物的具体划分以及对各类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和关系的分析,都有值得商榷之处。把作品中某些人划分为“革命人民的代表”和“贵族、资产阶级坏蛋”,这是我们今天的阶级划线,他既不符合作者的思想实际,也不符合作品中的人物刻画。他笔下的坏蛋,并不因为是“贵族、资产阶级”才成为坏蛋。他作品中的“革命人民代表”也有各种类型,甚至得伐石和他的妻子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别,作者也并没有把他们同等对待。狄更斯评价社会、褒贬人物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凡是符合人道主义的,他就爱;凡是不符合的,他就憎。我们在对他的作品人物划分类别时,也不能忘记这个出发点。正是循着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脉络,我们将《双城记》中的人物分为两类:贵族和贫民。每一类都有正面人物,也都有批判的反面人物。

(1)“鸡群中的凤凰”和“一副精致的假面具”

贵族中的理想人物是代尔那。代尔那在全书中始终是被作者用歌颂笔调来刻画的,他处于一个罪恶累累的家庭,但他出淤泥而不染,是鸡群中的凤凰。他憎恶并且谴责自己贵族家庭的罪行,面对面向叔父侯爵说:“我们曾经胡作非为”,“甚至在我父亲的时代,我们就已经犯下了许多罪恶,伤害了妨害我们享乐的每一个人。”他并不停留在言辞的谴责,而且有实际行动:主动放弃爵位、官衔、财产、隐名换姓,到英国当教师,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显然,在他的心目中,人的价值不是由权力、地位、金钱之类来解决的,更不能因自己的享乐而伤害别人的尊严,甚至危害别人的生命。这无疑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五十五讲》认为:“作者主要从道德自我修养上美化代尔那。然而,连同代尔那‘自食其力’的生活在内,都是缺乏坚实的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的。无论作者怎样辩护,他对贵族阶级的抗争仍然是抽象的,内在的,缺乏具体有效的行动。他除了对叔父大发牢骚外,就不曾向社会公开谴责贵族阶级迫害农民的罪行,据此而论,代尔那的形象是有消极作用的。”这个提法不妥。代尔那的抗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停留在言辞上,而是有行动。他放弃自己的特权,这还不够吗?100多年前的狄更斯敢于写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而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反而不敢承认这个事实。应该看到,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中,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克敌制胜的强大思想武器。代尔那这个封建营垒中的人物,一旦接受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便从贵族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成为叛逆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提出过这一点:“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过程……就使得统治阶级中有一小部分人分化出去而归附革命的阶级,即归附于未来的主人翁阶级。”代尔那感受到人们对这个贵族家庭的不满,总有一天会完蛋,他不愿为这个家庭承担这个责任,他由贵族阶级转到资产阶级,还不同于剥削阶级转到无产阶级。为什么不真实,不可信呢?

处于代尔那对立面的形象是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这是作者予以揭露、讽刺、鞭笞的人物。作者通过外貌描写使我们见到了一副“精致的假面具”,他表面上道貌岸然,颇有贵族气派,实际上灵魂极其肮脏、凶残。像侯爵这样的贵族们,恣意挥霍人民的血汗,过着极度奢侈、荒唐的生活。一位侯爵每天喝朱古力茶,非有四个壮士帮忙就不能下咽。他们生活腐化、治理国家无能,残害百姓却是无以复加。他们草菅人命、荼毒生灵、残忍凶暴、灭绝人性。我们知道,封建专制的统治是以否定人的价值为特征的,确如马克思所指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精髓就是在于肯定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与价值。正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狄更斯对厄弗里蒙地兄弟进行了最充分的揭露和最无情的批判。小说中揭露:为了霸占一个农妇,他们可以满不在乎地逼死、害死四条人命。他们“填写一张空白谕旨,就可以把任何人无限期地埋在监狱里”。侯爵的马车横冲直撞,压死穷人的小孩,他一面破口大骂人们没有管好自己的孩子,一面从车里抛出一枚金币。“好像偶然打破一件平常东西,已经陪过了钱就够抵偿了似的。”然而,即便如此,这位侯爵大人还不称心,他还念念不忘目前失去的许多特权,念念不忘那碾死小孩连一个金币也不用赔的时代。他抱怨“法兰西现在越变越坏了。过去不远,我们的祖先对于周围的贱民曾经掌握过生死之权。就从这房间里,许多这样的狗被牵出去绞死;……我们已经失掉了许多特权;一种新哲学正在变为时髦;现在,要确保我们的地位或许(我不说势必)要引起真实的麻烦。一切都很坏,很坏!”他虽然已经意识到人民群众心中对贵族的特权郁积着强烈的仇恨,要确保贵族的地位甚至会引起“真实的麻烦”(指人民革命),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放松对人民的压迫和勒索。这种执迷不悟、冥顽不化的态度,正是狄更斯要当时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引以为戒的。

代尔那与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形象,其用意何在呢?显然,作者是要树立两种不同的典型,展示两种相反的前景。他希望,贵族阶级的人物都像查尔斯、代尔那一样,反躬自省、仁慈善良,主动放弃贵族阶级特权,废除不人道的暴政,这样将会缓和已经尖锐的社会矛盾,避免一场浩劫;而不要像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一样,滥用特权、暴虐无道、激化矛盾,导致人民革命的爆发。

(2)他“微笑着走向断头台”而她成了“坚决的复仇女神”

理想人物卡尔登,是狄更斯心目中的一个伟大的利他主义者,可敬的自我牺牲者。他有才华,有见识,思想敏锐,道德高尚,但却不为社会所赏识,只能屈身于庸俗的皇家律师史曲勒孚之下,充当其助手。生活使他变的懒散、冷漠、玩世不恭。他的性格被社会扭曲了,然而,他的心地依然充满了人道和善良。他深深爱上了露茜,愿为露茜牺牲自己的一切。露茜不爱他而爱代尔那,他痛苦但并不嫉妒。他向露茜表白:“为了你,为了你所亲爱的任何人,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倘若我的生涯中有值得牺牲的可能和机会,我甘愿为你和你所爱的人牺牲。”果然,他最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为了露茜的幸福,顶替代尔那走上断头台,含着微笑,宁静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作者认为此举乃是人道主义最美的篇章。遗憾的是这个人物的真实性是最差的,特别是作者以卡尔登的死来作为对革命暴力的批判,暴露了他思想的严重局限。他把卡尔登视为“卓越的先知”,临终时发出了这样的预言:“我看见……由毁灭了的旧的压迫者而兴起的新的压迫者们都成排成对地被这报复器械(断头台)所毁灭,在这器械被废除不用之前。”狄更斯认为,无论是贵族的暴力还是革命的暴力,通通应予以废除;凡施暴力于别人者,都没有好下场。只有高踞于任何暴力之上的人道的化身卡尔登才是不朽的。

与卡尔登相对立的人物是得伐石太太,这是被作者当作批判的反面形象来刻画的。她本名狄尔斯,生于农民家庭,父亲、姐姐和哥哥都惨死在侯爵兄弟手中,只有她一人躲藏在外,幸免于难。她从小就在心中种下了对贵族的仇恨的种子,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复仇女神”,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坚信理想必将实现。当她丈夫因准备革命的时间太长久而感到疲乏和灰心时,她精辟地指出:“复仇和报应必须有一个长时间;这是定规。但是……它时常在准备之中的。”当暗探来到酒馆时,她机智勇敢,应付自如。她编织毛线时,把贵族阶级处决革命者的暴行和名单织进去,革命时就成了起诉书。当革命爆发后,她手里握着斧头,腰间别着手枪,率领妇女冲锋陷阵,毫不含糊地砍下敌人的脑袋,真是一员勇猛的女将”。

作者对得伐石太太家庭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对她的描写、在革命爆发之前的那一部分,是真实可信的,生动地表现了她的卓越智慧、才能和胆略。然而,当写到革命爆发后的那一部分时,作者出于对革命暴力的恐惧和反对,也就怀着厌恶的情绪对她的形象进行丑化、把“复仇女神”描绘成了“嗜血女魔”。作品写到,她不仅一心要置代尔那于死地,还要斩草除根,连代尔那的妻子、女儿一并消灭。她在大庭广众之中听完露茜的申诉后说:“我们晓得她的父亲和丈夫,被禁在牢狱中,这是很平常的……这一个人的妻子和小孩的母亲(露茜)的患难,现在在我们看来又值得什么呢?”甚至他丈夫得伐石劝她,她也丝毫不为所动。这本来是一个具有革命坚定性的妇女,但作者故意把她写过了头,要表明一种残酷的报复心理如何使她达到了丧失人性的地步。小说不止一次地把她写作一道暗影“可怕而且阴沉地投射在那母亲和小孩身上”。应该说,这道暗影首先是投射在作者的心上,同时也企图投射在读者的心上,激发起读者对她的反感和恐惧。

这一组贫民形象的对比,其用意也是十分明显的:他希望贫民们都像卡尔登一样宽宏大量、舍己救人,哪怕是贵族阶级的人;而不要象像得伐石太太那样残酷报复、毫不退让。作者承认,他是用卡尔登高贵的死来同得伐石卑鄙的死形成对比。狄更斯所爱憎的人物既有贵族又有贫民,似乎缺乏阶级观点。事实上狄更斯不是也不能用阶级观点来进行写作,而是用人道主义观点进行写作。狄更斯曾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我想避免使用两个对立的名词——贵族与人民。我是一个相信两者都有一些优点和积极作用的人,决不愿剥夺任何一方任何一个正当的权利。”他又公开宣称,他的意图是“使正在相互虎视眈眈的双方接近起来,努力沟通两者之间的深渊”。他的愿望无疑是真诚的、美好的,然而,却是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这导致了他笔下的正面人物苍白无力。

(3)闪光的理想人物——梅尼特

梅里特医生,就作品的情节结构来说,他是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主要人物,但并不是最能体现作者人道主义理想的那种“理想人物”。这个知识分子,年轻时正直,富于同情心,不向邪恶势力屈服,这都是为作者所赞扬的优秀品格。他目睹侯爵兄弟残害狄更斯全家的罪行,不揭发就不能解除自己“良心上的负担”,终于因此身陷囹圄。他的行为,闪烁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光辉。严酷的铁窗岁月,增强了他对残暴的侯爵家的仇恨。他后来说:“我在狱中的时候,有时候我的报仇的欲望是无法抑制的。”作者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但对他的这种无法抑制的报仇欲望却持否定态度。出狱后,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心完全被对女儿的爱所占据,为了女儿,他甘冒一切风险,甘受任何苦难。在作者笔下,梅里特俨然成为人道主义的化身,而在我们看来,狭隘的爱已使他成为一个目光短浅的庸人。为什么作者又给他安排了一个悲惨的结局呢?他的变痴,是贵族阶级摧毁的结果;在女儿女婿爱的温暖中,他的智力得到了复活,但最后当他的女婿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后,他又成了一个浑噩的白痴。这悲惨的事实无异于告诉读者:贵族阶级的残暴统治是毁灭人性的,革命的暴力手段同样也是毁灭人性的,只有一切阶级的人彼此相爱、和睦相处,才能使人性发射光芒。梅里特医生的女儿与侯爵的侄子相爱,建立起了幸福的生活,却因为医生对侯爵的一纸控诉书而破坏了。这个奇怪的事实无异于告诉读者:当两个阶级的人不念旧恶、和睦相处时,一切都会是美好的;而当他们硬要清除往日的冤仇时,美好的生活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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