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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陵王名高长恭(公元541年- 573年),又名高孝瓘,骁勇善战。他前后因各项战功被封为巨鹿郡、长乐郡、乐平郡、高阳郡等郡公。据说因为面相太柔美不足威赫敌人,每每打仗都要带上狰狞的面具。最著名的一次是救援洛阳,他带领五百骑士,冲过周军重重包围,突入洛阳城下,城上齐兵认不出谁来了,怀疑是敌人的计谋,兰陵王摘下盔胄示之以面容,城上军心大振,很快敌人被迫撤走。为庆祝胜利武士们编了《兰陵王入阵曲》戴着面具边跳边歌
兰陵王的父亲是北齐高祖神武皇帝高欢的长子文襄皇帝高澄,而母亲却连个姓氏也没有,这使得他的身世变得扑朔迷离。《北齐书》中载:“兰陵武王长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又载文襄六男中:“文敬元皇后生河间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广宁王孝珩,兰陵王长恭不得母氏姓,陈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渔阳王绍信。”兄弟六个中,史书载老五安德王的母亲陈氏为“广阳王妓也”,但尚知明确姓氏,唯有兰陵王的母亲没有姓氏,不知是谁。由此,人们推断,兰陵王母亲的身份和地位,恐怕连官妓都不如,很可能只是宫中一个地位卑贱、不知姓名的宫女。这样,在讲究血统门弟的士族时代,兰陵王虽然贵为帝胄皇孙,处境却十分尴尬。他“莫名”的身份给他带来了巨大压力,每天忍受别人鄙视的目光,低声下气地生活,可能就是他小时候的人生境遇。
二、柔美的容貌与狰狞的面具
《北齐书》、《北史》中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兰陵忠武王碑》中说他“风调开爽,器彩韶澈”;《旧唐书·音乐志》中说他“才武而面美”;《隋唐嘉话》中说他是“白类美妇人”。可见,兰陵王的美确是不容置移、超凡脱俗的,他有着一般男子所不具备的俊美容貌。后人猜想,他的美也许正是来自于他那出身卑微的母亲。如果不是母亲的容貌异常惊艳,又怎能引来地位相差悬殊、贵为帝胄的父亲的垂幸呢。
但是,兰陵王的美却给他带来了极大苦恼。在那个地方割据、连年战乱的岁月里,作为王公将相家的子弟,时刻都要接受战争的考验。因为相貌俊美柔善,在战场上对阵时,他经常会受到敌手的轻蔑。为此,他不得不命人制作了一些面目狰狞的“大面”,每逢出战时,都戴在脸上,以此达到威慑敌手的目的。《旧唐书·音乐志》云:“代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着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乐府杂录》鼓架部条云:“有代面,始自北齐。神武弟,有胆勇,善战斗,以其颜貌无威,每入阵即着面具,后乃百战百胜。戏者,衣紫腰金执鞭也。”唐朝崔令钦的《教坊记》说:“大面,出北齐。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为假面,临阵着之,因为此戏,亦入歌曲。”由此可见,兰陵王经常着狰狞假面出征并非道听途说、无籍之谈。后来,京剧中出现的“脸谱”,也许与兰陵王的面具及舞曲《兰陵王入阵曲》的影响不无关系。
三、骁勇善战及威名美誉
史载,兰陵王是北朝时期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名将。有的说他“有胆勇,善战斗”,有的说他“勇冠三军,百战百胜”。这表明,他的英勇善战绝不仅是因为戴着狰狞的面具。光靠威吓,肯定是吓不退敌人的,关键还是他自身有超越常人的战斗本领。狰狞的面具,只是为他的神勇无敌增添了一抹传奇的光环。兰陵王一生参加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其中广为传颂的一次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邙山大战”。公元564年,北方草原的突厥和黄土高原的北周对北齐发动进攻,北齐重镇洛阳被北周十万大军团团围困,北齐武成皇帝急忙调集军队前去解围。在洛阳城外,北齐援军发动了一次次进攻,都被北周军队击溃,眼看就要面临全军覆灭的境地。这时,受命为中军将的兰陵王戴着“大面”,身穿铠甲,手握利刃,率领五百精骑,奋勇杀入周军重围,势如破竹,一直杀到洛阳城下。守城的北齐军队被困多日,不敢贸然开门,兰陵王摘下面具,城上的北齐军立即欢呼起来,打开城门,与城外大军合兵一处,奋勇杀向周军,周军大败。《北齐书》书载:“芒山之败,长恭为中军,率五百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墉之下,被围甚急,城上人弗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是也。”又有史书记载:周军“丢弃营寨,自邙山至谷水,三十里中,军资器械,弥满川泽。”正是这次大捷,使得兰陵王威名远扬,北齐皇帝加封他为尚书令。
兰陵王不仅骁勇善战、屡建战功,而且忠以侍上,和以待下,在士兵和当时社会中广有威名。北齐书记载:他“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作为那个混乱王朝的皇亲国戚,能够做到没有架子、与将士同甘共苦确实难得。即使是对自己的“政敌”,他也能够做到宽厚以待。史载,当初长恭在瀛州时,行参军阳士深上表告发他贪赃枉法,长恭因此被免官。等到高长恭东山再起,引兵进攻定阳时,阳士深刚好在高长恭营中听命,因此非常害怕高长恭会借机报复杀害自己。为此,高长恭安慰他说:“吾本无此意。”可阳士深心中仍不踏实,非要央求惩罚。高长恭只好找了一个小过失,打了阳士深二十板子,好让他安下心来。《北齐书》还记载了他一个非常“平民化”的动人细节。说一次他上朝时,跟随他的“仆从尽散,唯有一人,长恭独还”,事后高长恭竟不以为意,“无所谴罚”。由此可见,他平常对待下人,是非常宽厚仁慈的。在北齐那样“不把人当人”、动辄砍头杀人的疯狂时代,他宽厚仁和的一面独具风范,焕发着温暖的人性光辉,不由得让人心生敬佩。
四、最后悲惨的命运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功高盖主,祸必降之。人生辉煌的顶点,往往可能是悲剧开始的起点。对兰陵王而言,最大的悲哀就是出生在一个疯狂得近乎变态的帝王家族。北朝自建国以来,短短二十八年间,就换了六代皇帝,叔侄之间彼此折磨,兄弟之间相互惨杀,一个比一个短命,一个比一个疯狂。尽管兰陵王容貌柔美、军功显赫,终其一生小心翼翼,想尽一切办法避祸自保,可依然无法改变他的悲剧式宿命。 《
北齐书》载:长恭“历司州牧、青瀛二州,颇受财货。”门口常有行贿的人进进出出,搞得老百姓说三道四。但贪人钱财的目的是什么,不得而知。据他自己讲,是为了自污其名,免遭朝廷忌恨。邙山大捷后,武成赏其功,为他买来美妾二十人,可他“唯受其一”,就是害怕太过张扬,遭人嫉妒。又载:长恭“有千金责券,临死日,尽燔之。”也就是说在他临死前,烧掉了别人所有欠他债的借据。从他待人处事、宽厚仁义的性格特征来看,不象是一个贪财好色的人。不少史家认为高长恭是故意贪财自污,以求避祸。
《北齐书》载:及在定阳,其属尉相愿谓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贪残?”长恭未答。相愿曰:“岂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见忌,欲自秽乎?”长恭曰:“然。”相愿曰:“朝廷若忌王,于此犯便当行罚,求福反以速祸。”长恭泣下,前膝请以安身术。相愿曰:“王威名太重,最好在家养病,别干预政事了。”生活在这样恐怖的帝王家庭,不紧张也不行。从此,长恭每遇战事,便称病不出。故意“有疾不疗”,以求借此避祸。一次,江淮寇扰,兵事告急,他害怕再次拜将,竟埋怨自己:“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真是恨不得自己把自己的脸打肿冒充病人。
北齐后主高纬性格懦弱,与他的列祖列宗相比,荒淫有余,残暴稍次之,不过杀起自己的亲人来,却毫不手软。公元565年的一天,高纬在与兰陵王谈及邙山之捷时,颇有人情味地说道“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兰陵王听到自己的皇弟如此心疼自己,内心不免激动、热乎,深情地回了一句“家事亲切,不觉遂然。”正是这句表亲近、表忠心的话为他招致了杀身之祸。史载:“帝嫌其称家事,遂忌之。”因为在小心眼的后主高纬看来,家事是我高纬的,不是你高肃可以随便说的。开始猜忌拥有兵权的兰陵王是否想取而代之,想把“国事”变成“家事”。 兰陵王说错话后,深感大难将至,整日惶恐不安,尽管一再低调行事,刻意淡化自己,但终是躲不过“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悲剧宿命。武平四年(公元573年)五月的一天,后主高纬派使者看望皇叔高肃,送来的礼物竟是一杯毒酒。兰陵王悲愤至极,对自己的爱妃郑氏说:“我忠以事上,何辜于天,而遭鸩也!”郑妃劝他说:“何不求见天颜?”天真的郑妃以为可能只是兄弟之间的一场误会,只要高肃向皇帝求情,就可能讨回性命。而兰陵王自己心里明白,向后主高纬讨个说法根本没有用。一年前,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重臣老将斛律光,不也是无辜被引诱入宫、用弓弦残忍勒死的吗。万念俱灰的兰陵王,扔下一句“天颜何由可见”,遂将鸩酒一饮而尽,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乱糟糟的世界。死前烧掉所有债券。其时,兰陵王仅33岁,死后被安葬在都城邺(今邯郸临漳县境内)以西。重要军事统领兰陵王的遇害,预示着北齐王朝的行将终结。四年后,失去了军事支柱的北齐王朝被北周皇帝宇文邕灭掉,高氏子孙几乎全遭屠戮。
五、流传至今的千年古曲
也正是在“邙山大捷”中,北齐武士们持假面歌舞庆祝胜利,诞生了广为流传的《兰陵王入阵曲》。后该曲定格为着假面指挥击刺的男子独舞。曲调悲壮浑厚,气势不凡,古朴悠扬,描写了当时的壮烈场面和激越情感。 此曲诞生后,在民间流传很快,隋朝时期,被正式列入宫庭舞曲。中唐时期唐玄宗李隆基定其为“非正声”,下诏禁演。后渐渐褪去武曲本色,演变为“软舞”。南宋时期又演变为乐府曲牌名,称之《兰陵王慢》,有越调和大石调之分。用越调演唱时,分三段,二十四拍,毛开在《樵隐笔录》里说“至末段,声犹激越”,还有“遗声”可寻。而大石调演唱的《兰陵王慢》,则分前后段,十六拍。按王灼《碧鸡漫志》说法,已经“殊非旧曲”了。以后,该曲在我国渐渐失传。幸运的是,唐时传入日本的《兰陵王入阵曲》保留了几份真实面貌。日本古代五月五日赛马节会、七月七日的相扑节会、射箭大赛等庆祝胜利时,都要反复演奏此曲。直到现在日本奈良元月十五日“春日大社”举行一年一度的日本古典乐舞表演时,《兰陵王入阵曲》仍作为第一个独舞表演节目。日本人将其视为正统的雅乐,格外珍视,对其保留和传承有着一套十分严格的“袭名”与“秘传”制度,使得我们有幸在千年之后,还能欣赏到原汁原味、壮怀激烈的兰陵舞曲。1986年,河北磁县文物人员通过日本专家找回此曲。1992年9月6日,也就是该曲问世后的1428年,在邯郸市文管人员马忠理组织下,日本奈良大学教授笠置侃一等人率领的雅乐团在磁县兰陵王墓前供奉演出了此曲。《兰陵王入阵曲》从此又得以回归故里。
兰陵王高肃墓位于今邯郸市磁县城南5公里处。墓冢高大,周围建有透花围墙,墓地建有碑亭。1920年,当地村民在修公路时取土时,挖出了《兰陵王高肃碑》。碑额篆阳文四行十六字:“齐故假黄钺右师右慰公兰陵忠武王碑”。碑文真实记载了兰陵王高肃的生平经历和立碑年份。字迹虽然驳落黯淡,但仍不失遒劲、古朴,因其史料及书法艺术价值,被称为北碑第一品。1988年,兰陵王碑被国家列为重点保护文物。 面对兰陵王墓前那英武的塑像及后面高大的封土,每次走到跟前,不仅让人忆往追昔、扼腕叹惋、浮想联翩。一段传奇的人生,一个混乱的年代。
英雄的悲剧也许正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二楼讲故事
2022-07-24 13:0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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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中古时代一个极为少见的乱世,这一时期的大地常年被战乱所笼罩,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别有用心的枭雄的野心无疑更是让这个乱世的时局更加的动荡。“永嘉南渡”、“五胡乱华”等词汇映照这个时代真的是其最真实的样貌,正如张养浩所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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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战乱的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承上启下”的一个时代,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曾经祸乱中原的五胡也随着统治政权的需要主动的汉化,从此成为汉民族的一份子构成了中古时代的历史,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民族融合”;同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比较良好的制度因为后世的需要,被后世诸君完整的继承了下来,也成为了中华历史的一部分。今天我们试着来聊聊“魏晋南北朝”时期承载的历史使命为后世王朝带来了什么?文学的高度发展,佛教的广泛传播文学的高度发展:“田园诗派”影响后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不知道各位看官伙伴们是否还记得这首诗,这是一首陶渊明《饮酒》系列之中的其中一首古诗,也是我们小时候上学时候经常会朗朗背诵的一首古诗,或许小时候我们背这些古诗之时经常会因为不理解其中的意义而在背诵时异常艰难。然而这些古诗本就承载着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多了解一些古诗也更容易让我们了解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魏晋时期是我国文学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他对上承接的是东汉末年的建安文学,对下又给之后的唐朝的古诗文化有着很大的启发,这其中有一个著名的诗派在此时诞生,即“田园诗派”,而作为“田园诗派”的开创者陶渊明无疑是魏晋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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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儒学衰微、玄学兴起,此一时期的士人其行为举止往往有点放荡不羁、狂放,更由于汉末“隐逸之风”的影响,我们会发现两晋时期的诸多士人并不乐衷于出仕,就是这样子的士风影响了陶渊明;陶渊明的曾祖是东晋名将陶侃(存疑),至陶渊明时已经家道中落,在那个门阀世家主导一切的年代更是绝了其仕途上的出路。而“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毅然辞官,寄情于山水田园之间,开始了其隐士生活。陶渊明所创作的诗大部分都是其对田园生活的感悟,从陶渊明的诗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出诸多的信息: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派充分的反映了古时候劳动人民的辛苦,这个我们从其大量的诗句当中就能够看到,对于一个士大夫来说能有此认识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不过我们也能从其诗句之中看到了其对于田园生活的热爱,其常以优美朴实的诗句充分记录了优美农村的自然图景,充分表达了其不事权贵的隐逸思想。“田园诗派”的出现对唐朝乃至后世的文学创作都有显著的影响,南朝时期的谢灵运也是“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而在唐诗绚烂的年代也出现了诸多“田园诗派”的诗人,诸如王维、孟浩然等等,他们的作品也较都反映了闲适淡泊的思想,成为了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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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广泛传播我们都知道佛教本身并不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他大约是在东汉时期经天竺传入中国的(佛教传入中国时间有待存疑),并诞生了中国第一所古刹:白马寺。不过作为一个“外来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其实并不受待见,一直处于一种寂寂无闻的状态。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才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并影响了后世。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了,在东汉乃至魏晋前期的历史长河里佛教一直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界,何以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突然传播的这么广泛呢?以至于出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现象呢?首先在那个玄学风靡的时代佛教的一些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和玄学是很吻合的,而后期诸多的魏晋士人也把佛教的一些思想糅合进了玄学之中,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特色。其次儒学在那个时候处于一种极为衰微的阶段,而这就为其他思想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佛学只是其中之一,道家的一些思想也同样盛行于这个时代。第三佛学的兴起和统治者的扶持也不无关系,后赵的统治者石勒在其统一天下的过程之中就曾经得到过佛图澄的帮助,而其投桃报李般的为佛教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兴起对后世可谓影响甚深,比如南梁皇帝萧衍就是佛教的信徒之一,而在民间也有不少的佛学的信徒,直至今日佛教在我国的宗教文化中依然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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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兵制”的产生影响隋唐古代中国各个朝代的兵制是不一样的:比如先秦时期的兵制是“征兵制”,而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常年战争的需要又逐渐发展成了“全民皆兵制”,至东汉时期由于社会的进步又逐渐演化成了“募兵制”,到了三国时期由于连年转乱导致魏蜀吴三国都呈现一种兵源不足的状态,因而“世兵制”又登上了舞台,而魏晋南北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世兵制一直是当时的主要兵制。“世兵制”虽然解决了魏晋南北朝各个政权对兵源的要求,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世兵制”的诸多弊端也再此体现了出来:首先就是“世兵制”之下的世兵的社会地位极为低下,在那个时代甚至还不如依附在门阀世家之下的那些佃客。其次“世兵制”的兵士的福利也是极为低下的,不单单如此有时甚至连军饷的按时发放都是一个问题。就在这种种局面之下,造就了诸多的兵士不愿意成为军户而逃脱兵役。所以东晋南朝的统治者为了保障兵源,在运行“世兵制”的同时,“募兵制”也一直在东晋双轨并行着。这样的现象不单单是在南朝存在,在十六国和北朝也同样存在。“孝文帝改革”之后,由于其没能解决北魏六镇军民的安置问题,最终爆发的“六镇起义”终于击垮了这个强大的王朝,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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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东魏继承了北魏富庶的中原和河北地区,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财力;西魏除了关陇地区之外其余的土地大多很贫瘠,而关陇地区的富庶早就因为那场“六镇起义”而失去了以往的繁华,可以说当时宇文泰的实力是远远不如高欢的,更因为鲜卑族独特的军事限制即“胡人为兵,汉人耕地”的情况导致其军事实力也远不如高欢,所以光靠“世兵制”已无法支撑军事上的需要。在这种种情况之下,宇文泰大胆创新改革兵制,“府兵制”由此运营而生:他首先摈弃了当时鲜卑族“胡人为兵,汉人耕地”的落后陋习,对其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让汉人由此也成为了军队的中坚力量。其次在全国设立军府,专门管理府兵,并将其编入军役,而编入军役的府兵则可以免除其全部的赋税。可以说“府兵制”的应运而生极大的改善了当时西魏的不利局面,为后来北周灭北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首先宇文泰这种一视同仁的举措分化瓦解了胡汉之间的矛盾,可以说促进了“民族融合”。其次将汉人编入军役的做法也极大的解决了西魏兵力不足的局面。第三府兵之中刀、剑自备等要求也是缓解了当时西魏的财政压力。宇文泰的这一大胆创新的举措是符合当时西魏的形势的,也影响了魏晋南北朝之后的隋唐。隋文帝杨坚即位后摈弃了魏晋南北朝留下的一些弊端,然其并没有摈弃府兵制,相反在此基础上杨坚又结合“均田制”使得府兵制进一步加以完善,使其成为了“兵农合一”的形式,改变了府兵在战乱时期居无定所的局面,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而李世民能够夺取大唐天下也和这一套完善的“府兵制”不无关系,故而李世民又在隋文帝杨坚的基础上继续进一步完善这套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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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宇文泰创立“府兵制”到安史之乱,“府兵制”一直是大唐军队最主要的征兵方式,可以说这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后世的又一个影响。虽然后期他成为了唐王朝的一个鸡肋,可这并不能全盘否定“府兵制”,如果“府兵制”真的一无是处,杨坚乃至李世民何不摈弃他呢?魏晋南北朝虽然是一个大的乱世,不过这乱世之中的文化、军制都对后世的王朝乃至今日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虽然提起这一段历史是极为痛心疾首的,不过这段历史也是极为璀璨的。而其所产生的影响也远不止笔者上述所讲。这一时期也是文学典籍、史学典籍发展的“黄金时代”:《后汉书》、《世说新语》、《水经注》、《文心雕龙》还有祖冲之的“圆周率”等等一系列璀璨的文化在这个时代诞生;而影响古中国数千年的一套官制“三省六部制”也逐渐在这个时代发展出了雏形,隋文帝杨坚能够创立“三省六部制”,可以说和
公元618年—907年)是由唐高祖李渊建立起来的强大王朝,它与汉朝同成为中华民族中兴的两个时代,并以其前所未有的辉煌与繁荣开创了中国的新纪元。
隋朝末年,当隋炀帝四处攘乱之际,驻守太原的唐国公李渊率大军进军关中,并于公元618年称帝建国,年号武德,建都长安,开启了李唐王朝统治中国的历史。高祖李渊登基后立即着手消灭其它各部反隋势力,先后击败上邽(天水)的薛举,薛仁杲;洛阳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等反对势力,实现了统一大业。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李渊次子李世民在大臣尉迟、敬德、段志玄、长孙无忌等人的帮助下,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诛杀了与自己对立的太子李建成,及四弟李元吉,进而迫使其父李渊退位。同年八月,秦王李世民在大多数朝臣武将的拥护下即皇帝位,改年号贞观,是为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开明的皇帝之一。贞观二年,太宗命兵部尚书大将李靖讨伐突厥,大获全胜。从此消除了西域各族对中原的威胁。与此同时,太宗皇帝启用贤能人士,由魏征、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为宰相,辅助处理国家政事。在其统治下,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改革,使大唐帝国空前繁荣,史称“贞观之治”。
太宗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太宗驾崩。第九子李治即位,年号永徽,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依然执行唐太宗的“治国之道”,故唐永徽年间仍有贞观遗风。高宗于永徽六年(655年)立武则天为皇后。在此之后武则天开始临政。弘道元年(683年)高宗病逝,三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后为武则天废,另立四子李旦,庙号睿宗。天授元年九月,六十七岁的武则天宣告“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正式称帝,成为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武则天在位期间,将唐朝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她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曾亲撰《兆人本业记》农书,为唐代物质财富的积累创造了条件。但持政末期,她宠信佞臣,深为大臣不满;神龙元年,由宰相狄仁杰等发动的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中宗李显复位,改元神龙。从而结束了唯一女皇统治中国的历史。
中宗李显庸懦无能,致使皇后韦氏与安乐公主弄权,李旦之子李隆基击败了韦后集团而即皇帝位,改元开元,是为唐玄宗。玄宗是唐代继李世民之后又一位开明国君。开元年间,玄宗对政权做了重大调整:分全国为十五道,改革官制和兵制,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经济,改革税制,兴修水利,使全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至此,中国在世界同时代的国家中已成为鼎盛帝国,史称“开元盛世”。
唐朝前期(自建立至开元年间),出现了包括武则天在内的几代开明君主。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承前启后促进了唐朝的发展。在政治上,唐朝沿袭了隋制,并逐步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代替前朝的“三师”和“三公”,加强了皇帝的统治力量。同时,更加完备了隋朝的科举制度,使它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另外,为了加强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团结合作,太宗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将文成公主下嫁给松赞干布,使土蕃与大唐关系进一步密切。此外,在我国历史上闻名遐尔的“丝绸之路”也成为当时中原对外发展的重要通道,对改善对外关系与相互间的经济交流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由于没有内忧外患,唐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自贞观至开元年间,唐朝的人口、土地和粮食产量都大大超过了前朝。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这也为之后大力发展手工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唐代手工业水平之高超,甚至可以与现代工艺相媲美。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唐三彩”等唐代艺术品看来,便可窥之一二。
唐朝前期的人文艺术更是发展迅速。诗、书、画各方面都有大量名家涌现。其中包括“初唐四杰”、“田园山水派”的代表王维(699-759年);“边塞派”诗人岑参(715-770年)以及素有“诗仙”之称的唐代大诗人李白(707-762年)等等。此外,还有今人熟知的“画圣”吴道子,李思训,大音乐家李龟年,都是盛唐气象的代表。
唐朝自太祖李渊建立以来一直蓬勃发展,到开元年间,唐朝已进入了全盛时代。但随着玄宗日益殆于政事,盛唐开始走向衰亡。公元742年,玄宗改元天宝,并先后任命李林甫、杨国忠为相;重用蕃将安禄山等人,兵权旁落,终于导致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发动叛乱,十五年攻占唐都长安。玄宗撤至四川成都,而太子李亨北走灵武。七月李亨到灵武之后,即位称帝,改元至德,尊玄宗为太上皇,是为肃宗。自天宝十四年至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安史之乱"方为平息。前后历经七年零两个月,这次叛乱大大削弱了唐王朝的实力,并直接导致了后世的藩镇割据局面。
唐代后期,长年藩镇割据使唐王朝的统治权力名存实亡。在全国各地,蕃镇节度使掌有地方政权与大部分兵权,也大都成为世袭制,不受唐王朝的统治。故而,晚唐的政权主要以平息叛乱为主,而无暇顾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加之安史之乱的原因,使唐朝的国力每况愈下,一蹶不振。李唐王朝因此再未恢复往日的盛世景象。肃宗(756-762年在位)及其之后的代宗(762-780年在位)、德宗(780-805年)等皆昏庸无能,宠信奸臣,疏远贤良,致使唐帝国的统治更加恶化,吐蕃、回鹘等外族不断对唐帝国构成威胁,此时的唐王朝内忧外患重重。公元八零六年,宪宗(806-821年在位)刘纯即位,在朝臣的帮助下,夺回了由藩镇割据的淮西等地,暂时使唐朝恢复统一。但宪宗自认有功,专断独行,宠信宦官,最终为宦官所害;之后,宦官的地位甚至与皇帝不相上下,成为了唐帝国的真正掌权者。
唐宪宗死于公元八二八年二月,次年,穆宗即位。自穆宗后,唐皇多信服食长生药,在以后的十代皇帝中,仅因服食丹药而死的就有三人,更加速了李唐王朝的灭亡速度。直至公元八七四年,黄巢、王仙芝等人起兵反对唐朝,其中有些坚持了十数年之久,沉重的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自此,唐朝被封锁在一个以长安为中心的小圈子里,唐帝国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公元九零七年,曾为黄巢部下后归降唐朝的梁王朱全忠,逼迫唐哀帝退位,自己代唐称帝,建立了梁王朝,至此李唐王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结束,中国从此进入了另一个分裂时期——五代十国。
唐朝后期,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乱,致使土地荒芜,人口稀少;而相对比较稳定的南方,逐渐成为唐朝的经济中心。与北方不同的是,在南方经济中手工业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中唐以后的手工业,是在前代的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造船、铸造、丝织业而言,在技术上都超越了初唐,并且随着手工业的进步与提高,使商业贸易也得到了蓬勃发展。长江中下游的新兴城市大多以商业为主,如洪州、苏州都是当时的商业贸易中心。晚唐也出现了一批杰出文人,其中以杜甫、白居易最为著名。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三吏"、"三别"等作品不仅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而且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的现实。
唐朝历二十二代,前后共二百八十九年,其与汉朝并称为中国历史上两大强盛王朝之一。唐王朝的前期,由唐太宗李世民直至玄宗开元年间国家一直处于大发展阶段,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都空前繁荣。在此期间出现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构成了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盛唐气象。从而,使中国的世界地位显赫一时。一直到现在,一些国外的某些地方仍然称中国为唐山,称华人为唐人。唐玄宗后期出现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逐渐没落。在中晚唐时代,皇帝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已无实权,致使藩镇割据局面形成。最后,各方纷纷脱离唐王朝的统治而成为各自独立的政权。
特点:
1,胡人都是文盲,考武力可以一时占领部分地区,但要想建立政权,还是要考华人。(当时胡人对汉族的称呼为:华人,夏人,中国人,中华人,汉人)
2,五胡乱华时期,北方的矛盾异常复杂。不仅仅是华人和胡人的矛盾,胡人之间的矛盾有时候更加尖锐。因此,笼络部分华人,尤其是华人中大的氏族,是胡人互相压榨斗争的最好办法。因此出现了很多胡人华人合作的情况。这样合作主要是对付其他的胡人。
3,胡人建立政权后,大多不思进去,逐渐腐化。因此他们建立的政权都非常短暂。
4,五胡乱华时期,由于斗争的残酷,大多数胡人都被杀死了。有的民族甚至基本绝种。例如羯族(来自中亚,开始是匈奴的奴隶,之后建立后赵政权)。因此,这些胡人的习俗对于后人没有太大影响。
5,拓拔魏政权的汉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汉化特例。估计是因为这场汉化运动的主导者血液中汉族血统占90%以上的缘故。虽然很多人吹捧这个汉化运动。但这个运动实际上是失败的。因为汉化引起了北方其他民族(当时的既得利益者)的根本利益。所以主导者一死,那些异族就造反了,拓拔魏政权因此瓦解,而其汉化事业也停止甚至完全倒退。当时异族对华人异常蔑视,称华人为“一文汉”。意思是华人只值一文钱,可以随便杀戮。
6,北方在隋朝之前的50多年内,又经过残酷的战争和杀戮,主要是异族之间的杀戮,因此,存活的异族很少了。隋朝建立后,自然而然的恢复了华人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