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 园 田 居（其三）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一共有五首，这是其中的第三首。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写的是田园劳作之乐，表现的是归隐山林的遁世思想；但把这首诗和其他的诗对比来看，作者的“愿”其实有它特殊的内涵。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这两句写在南山下种豆，草很茂盛豆苗却稀稀疏疏的。起句很平实，就像一个老农站在那里说话，让人觉得很亲切。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为了不使豆田荒芜，诗人一大早就下了地，到了晚上才披着月光回来。虽然很辛苦，但他并不抱怨，这从“带月荷锄归”的美景就可以看出来。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路窄草长，夕露沾衣，但衣服打湿了有什么可惜的呢？这句话看似平淡，但这种平淡正好映射了结尾这一句“但使愿无违”，使得“愿无违”强调得很充分。这里的“愿”更蕴含了不要在那污浊的现实世界中失去了自我的意思。
这首诗用语十分平淡自然。“种豆南山下”“夕露沾我衣”，朴素如随口而出，不见丝毫修饰。这自然平淡的诗句融入全诗醇美的意境之中，则使口语上升为诗句，使口语的平淡和诗意的醇美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陶诗平淡醇美的艺术特色。
陶诗于平淡中又富于情趣。陶诗的情趣来自于写意。“带月荷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下的诗人，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其中洋溢着诗人心情的愉快和归隐的自豪。
“种豆南山下”平淡之语，“带月荷锄归”幽美之句；前句实，后句虚。全诗在平淡与幽美、实景与虚景的相互补衬下相映生辉，柔和完美。
渡船悠悠 情爱涓涓——浅析《边城》中的人性美
中篇小说《边城》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赞者认为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田园诗的杰作”；贬者说它是“掏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有意无意地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还有人认为文坛“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倘若我们抛开社会政治经济的因素，从文学本身的自然魅力（即伦理道德）来审视沈从文的作品，就能明白人们盛赞沈氏的根由了。他的作品“以其独到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方式，绘制了一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宏画卷”。作品中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地基。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因为在沈从文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故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沈从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他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生活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生活。故而，他的作品游离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文学的大道上另辟蹊径，以抒写自然的人性为题材，从而寄托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反思。在他众多的作品中，中篇小说《边城》就是这类内容的代表。
小说《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作者内心的追求以及与这追求相呼应的田园牧歌情调。这种情调若和当时由卑鄙的人渣组成的动荡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小说《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情爱、祖孙之间的亲爱、邻里之间的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
主人公翠翠是一个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儿。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一个壮健的躯体；茶峒的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双碧玉般清澈透明的眸子；碧溪岨的竹篁、白塔又给了她一颗绝不世故的赤心；酉水、小船载满了她那少女的悠悠岁月。祖孙俩在这古老而又清澈的溪水边、小船上、白塔下相依为命。一不贪财，二不羡贵，三不嫌贫，四不偷懒，愿守清贫，甘于助人，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淡泊。幼小的翠翠正是在这种祥和而又古朴的小屋里，从爷爷那里继承了自己应该继承的东西，弘扬了本该弘扬的内容。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性格也便有了微妙的变化：少了一点乖巧，多了一些沉思；少了一些欢笑，多了一份羞涩。由少时争着坐渡船夫渡新娘子的花轿，学小羊、小牛叫，摘一把野花缚在头上，装扮新娘子到站在小山头听那迷人的鼓声，想那迷人的夜晚，到后来便有了青春期少女们同有的心事。面对着那突如其来的分不清、道不明的心绪，年青、稚嫩的翠翠不知道是应该快乐，还是应该忧愁。为此她便常常坐在山头上，站在渡船上沉静地慢慢地咀嚼着人生的酸涩苦甜，吞咽着自己为自己酿造的人生苦酒。
后来，翠翠路遇了刚刚在划船比赛中中了头奖的傩送，两颗年轻的心灵撞击在一起，那种朦胧的爱意便在翠翠心中萌发。从此她觉得自己感情上有了一种新的需要，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当别人“无意中提到什么时”，她会脸红，在内心深处却又在盼望着听到与之有关的内容，等到这种盼望日久天长在心中扎下根之后，她那少女的纯情便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两年后端午节前夕她又见到了傩送，情不自禁地对爷爷说：“那个人很好。”以至在看划船时无意间听到别人议论傩送婚事时，一向沉稳的翠翠心中也便乱作一团，甚至傩送和她说话也忘了应答。后来，傩送在月下为翠翠唱歌，酣梦中的翠翠竟被傩送的情歌所吸引，灵魂也浮了起来。可惜的是她却不知道这月下唱歌的年轻后生就是自己爱着的傩送。不久，天保为爱离家出走落水而死，傩送寻兄归来过溪时，又得不到翠翠的一点暗示，便赌气远走他乡。老船夫也溘然长逝。翠翠忍受着亲人离去之痛、爱人负气出走之苦，仍决定留在渡船上翘首期盼心上人的归来。
��翠翠与傩送这对深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裙带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人性，有的只是含蕴的东方的传统美德。作者着重表现了他们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在作者的笔下，翠翠是个天真无邪的山区女孩，她聪明、美丽、乖巧、纯朴、善良。傩送是个童稚无欺的乡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在这人杰地灵的偏僻之地，两颗年青的心靠拢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同时选择了对方。一切显得那么自然，而在这自然之中却显示了“人性”在这块尚不开化的山村的永久魅力。作者正是通过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反映了人性美。
��作品展现人性美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老船夫对女儿、对孙女的挚爱来体现的。
��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他痛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子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后来，士兵死于暴病，女儿为之殉情，他又毫不犹豫地负起了抚养外孙女的责任。随着岁月的流逝，转眼间，外孙女已出落成了一个如她母亲一样美丽的少女。从此，在老船夫的心里又多了一层心事：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为此他不辞辛苦，竭尽全力周旋于翠翠、天保、傩送、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之间。无意中为孙女的婚事设置了一些障碍，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最终酿成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他带着万般的无奈和无限的愧疚悄悄地离开了人世。老船夫慈祥、敦厚、善良、凡事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化身；他对女儿、外孙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纯朴的人性之美。
��小说正是通过老船夫这个典型人物的描述展现亲子之爱的人情美。
��《边城》中的人性美还表现在邻里之间的互爱中。船总顺顺便是这一类的总代表。他“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对“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墨客”，“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侫小人的阴险奸诈；多了一副两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正是这种美德影响着乡邻，从而在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保留了一份大都市里想都不曾想到的民俗淳风，而且这种“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的淳朴民情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演义着一个又一个传奇式的田园牧歌故事。面对着风雨中丧亲失业、无依无靠的翠翠，他尽释前嫌，忙前忙后。就连城中杨马兵也赶来帮忙，并重新担负起了老船夫的重任，照看那失去了一切的孤雏——翠翠。这就是湘西的风土人情，这就是茶峒人的善良。这份浓浓的人情、这份厚厚的美德足可令城市中那些自以为知书达礼、寡心静欲者为之汗颜。在这里没有什么地位的尊卑之别，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在这里没有勾心斗角、强取豪夺，有的只是心与心的交换、血与血的对流。
��沈从文正是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
��作者正是通过老船夫对子女的挚爱亲情，去和当时社会的你争我夺、弱肉强食形成对照，去呼唤那久已失去的“善良人性”，去追求那“无侮无忧”的远古社会，去保存那“遵从古礼”的美德。
��小说《边城》正是通过“邻里之爱”来展示这块净土上的人们是一群“未曾被近代文明污染了的”“善良的人”。从而体现作者拒绝“现代”，厌恶“文明”，以此来寄托他重造民族品德的希望。
��管窥蠡测不足以道万一。从以上三个方面的陈述，我们可看见作者那“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的“希腊小庙”中所供奉的“人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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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书讯：
＜边城＞是一本短篇小说，像是在叙述一处被世界所遗忘的宝地，在那宝地上很平凡的生活正在上演，亲情、爱情及乡民之间互相帮忙、互相关怀的情感，平凡到几乎快令人遗忘这就是生活。难得的是，作者从未踏进学校的大门，全靠自修成为一流作家，尤其故事的细腻感人绝对超出想像的细密，除此之外，作者想表达在社会变动之下被大家所遗忘的、放弃的关怀之情，他希望带领一些人一起走进对社会的省思，作者也不讳言这本书只预备给小人物看，并无刻意要给文学批评者或理论家看，他只是将他的关怀写在书上并传播给关心社会的人。
二●内容摘录：
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於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麼。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p．103－104＞
三●我的观点：
沈从文，他的作品向来氤氲著一种与世隔绝的调调，像长长的诗篇，吸引人的不是华丽的外表，而是淳朴的灵魂。看多了现代都市小说，总是觉得少了些什麼、遗忘了些什麼，就在周遭很近很近的地方。在一次偶然翻阅中，我被沈文从的作品给震住了，原来被我所遗忘的就是关怀社会，忘了去关心一个我生长的国家、我周遭的环境，总是觉得那是大人们的事，政治人物们自己在玩的游戏，与我无关。然而我却忘了人生很苦很苦，因此寻找感动成了维持生命意义的重要动力，有了感动它可以美丽，它也可以多采多姿，但是，感动的前提就是要付出关心，一直一直付出，即使可能不会有回报。
在＜边城＞一书中，我看见了乡下人的质朴、勤奋、正直，还有他们的宽容，这使我倏然的心酸，从前从前台湾人的历史也曾经是这麼述写著，一切的一切彷佛看过、听过，甚至这气息也是这麼的熟悉，强烈的撼动我的内心，啊！真怀念小时后的一切，想想从前的台湾也处处蕴育著最美最美的人情味，最浓最浓的乡土情，所以它曾是座名叫福尔摩沙的宝岛，这让我不禁思考著：如果在文明富有却彼此生疏和文明落后却彼此关怀之间只能择一，我会选哪一个？社会会选择哪一个？难道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吗？然而这好像是一种世界无奈的趋势。
本书描写的爱情，有著若即若离的飘飘感，将乡下人的含蓄描写的淋漓尽致，而作者对孙女＜翠翠＞情窦初开的情事描写，宛如爷爷低喃著一篇长长的诗，美丽而凄凉，自从那晚美丽的梦在翠翠灵魂深处发了酵，那美妙的歌声就一直眷恋在翠翠的心窝，就像质朴的乡下小姑娘，相对於现代社会纷乱的男女关系，可爱多了也简单多了。但结局是翠翠心爱的人因气愤蒙蔽双眼而看不清事实产生误会来作句点，虽然这误会增加了故事的美却更加的残忍，人和人之间总是会发生这些事，它保留一个故事美感，但它终究是个遗憾、缺陷，一个不完美的句点。再者＜祖孙情＞也是撼动人心的情节之一，祖父与翠翠的细腻互动强烈散出的亲情，令人心生羡慕，反观，现今社会可以散发出如此强烈亲情的家庭正一滴一滴的减少，居然还有女儿告母亲上法庭，孩子弑双亲、打父母的，三四十岁的人伸手向父母要钱不成砍死双亲的，试想，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麼问题？哪个环节出了差错？难道文明油气又与亲情犯了冲，还是社会在改变，人的观念也在变，最后连人心也都丢了，这是算社会进步还是退步呢？然而书中的祖父因为爱的太深所以处处寻找他以为对翠翠是最好的选择，却不幸弄巧成拙，以致於翠翠的人生由一颗闪亮的水晶，因一时的失手，顿失光彩成了一颗普普通通的石子，乍看之下祖父的行为挺令人气恼的，但，想想这块闪亮的水晶是谁一点一滴琢磨出来的呢？纵使这颗水晶成了石子不再闪亮、晶莹透彻，但是石子仍拥有自己独特的光亮，就算失去了一切翠翠仍有活下去的欲望，她并没有因此而倒下，即使她可能一直孤独，也可能下一秒她就能得到幸福，虽然在爱情上它可能是个完结篇，但是对翠翠的人生而言，它绝对是个序曲，因为她走出了一条与母亲不一样的路，人生的路上不可能一直处於顺境的，就算在逆境，也要活的有特色，至少是很认真的在过生活，但总觉得现今社会承受压力的能力太小，看看从前台湾清苦的生活，喊苦的没几个更不会有人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反倒是现在，社会富裕了许多，但失去的似乎更多。
本书另一特点，就是它的景色描写，沈从文先生所描绘的四川湘西茶峒拥有著与现代都市文明所不同的魅力，吸引我的是它的辽阔还有那深幽的气息，像对著山谷唱歌般，我的内心也产生了回响，稚荡在空气中随著微风飘出云河，缓缓蔓延至天际，就是这种可以包容一切的舒畅，也许是因为台湾太小的缘故，因此要感受到大自然的澎湃气势有点难，但总觉得如此壮观辽阔的景象会为人带来感动，和莫名的满足。
这本书最最难得的地方，就是它总是巧妙的启发我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它在情感方面的描写虽然是淡淡的，但却意外在我体内却产生强烈的共鸣，那是一种因怀念平凡而产生的情绪，深深感动著它平凡之中的不平凡，就像站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上等待即将没入沙中的夕阳，静静的，悄悄的，感受它的永恒。
四●讨论议题：
现代社会在各方面不断的进步、革新，然而人类对许多事情处理的方法、态度却好像一直在退化，是哪方面出了问题呢？虽然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却不多人去真正的正视这个问题，它一直都存在，并且恶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但人类处理它的速度却很迟缓，它有益加严重的趋势。
《边城》新论——对“牧歌情调”说的批判
《边城》是沈从文小说中一部极富诗意、极美的抒情中篇，是他对极推崇的屠格涅夫“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的创作方法的成功尝试，也就是常被人们认为最具有牧歌情调的表现作者理想世界的作品。
要全面正确地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准确把握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仅就作品特定的环境、情节等的探讨是很不够的。要正确地分析沈从文反映湘西独特风貌的文学作品，准确把握他“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决非易事。他不是将认识、道理、伦理观念粘附于作品外部，而总是将道理和情感倾向隐蔽在现象描绘中，用那种笨拙而独特的文字句式，那种舒缓从容的叙述节奏，那种真切而又含蓄的抒情姿态，传达他那“乡下人”的独特感受，让意象展示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和微妙性。只有深入地探究他生活的历程，他的文学观点以及文化价值取向等等，才可能比较全面地理解他何以独树“人性”大旗，甘受不为“多数人”理解的寂寞与孤独，矢志走完了自己的文学历程。
沈从文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的“镇簟”。一那里有一条曾经为屈原溯江而行的长年澄清的沅水，在那块充满了原始神秘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二“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三这是他魂系神往一生的地方。
但是，当二十岁的沈从文，满怀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奇迹般“呆头呆脑”地出现在北京街头的时候，他首先得到的是城里人对“乡巴佬”的愚弄。“从湘西到北京，沈从文跨越的不只是几千里的地理距离，他同时跨越了一个甚至几个时代的历史空间。”四求学愿望的不能实现，日常生活的拮据和困难，讥饿与寒冷，磨砺了他的意志，使他更全面地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生。他看到了都市上流社会绅士阶级人物的虚伪与卑鄙，愚昧与贪婪，道德的沦丧与人性的堕落。他常常感叹：“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血液的我，二十七岁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所有值得称为高尚的性格，如象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五他说：“我真愿意到黄河岸边去，和短衣汉子坐在黄土窖里，面对汤汤浊流，寝馈在炮火铁雨中一年半载，必可将生命化零为整，单单纯纯的熬下去，走出这个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六其厌恶、憎恨之情溢于言表。
城市对他的轻慢，逼迫他回首，他的内心深处翻涌起无法遏止的思乡情绪。那澄澈的河水，青翠的山峦，那老少无欺的淳朴，自生自灭的自在状态，唤醒了他的梦，他所体验过的亲切和快乐。“我喜欢同‘会朋’那种人抬一箩米到溪里去淘，看见一个大奶肥臀妇人过桥时就唱歌。我羡慕‘夫妇’们在好天气下上山做呆事情。我极高兴把一支笔画出那乡村典型人物的脸同心。……在那上面我解释我生活的爱憎……”七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的一种共同的趋向，罗素说过：“正象所有开化得很快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是某一部分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对原始事物的爱慕，以及一种对于比当时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的，更加强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八因而，他不惜用尽笔墨，和着心血去呕歌，去展示那充满了宗教神秘，剽悍和原始的，与清水流云，青山秀林融为一体的湘西世界。以此来反衬那腐败、没落的城市文明。作家努力实现着这目的，以便能使读者越过形象的主体，“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九
沈从文这个身上流淌着苗族血液的作家，在那凄风楚雨的世界里，性灵受到陶冶。对上下求索，百折不悔的屈原的尊崇，对以柔胜刚，以退为进的老庄的认可，铸成他酷爱虚空静美，向人的“生命”底蕴探索，企图寻回现今世界失去的“生命”的自然本质的倔强性格。他广泛地接触了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化传统，但都被他所具有的本位文化同化了，他显得不卑不亢 ·····
【摘 要】德莱塞生活在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开始盛行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正处在上升的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飞速发展，一方面，商品经济和人们的物质生活空前繁荣，另一方面，工业发展也破坏了人们自然的生存环境，尤其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腐蚀人们的心灵和美好的感情。社会上到处弥漫着拜金主义风尚，人们对物质和财富产生近乎病态的依赖，整个社会的精神圈都出现了危机和失衡。嘉莉妹妹也深陷欲望泥沼不能自拔，成为面临精神生态危机的千千万万个美国人之一。
【关键词】德莱塞；嘉莉妹妹；精神生态危机；物化
Abstract: Theodore Dreiser lived at the turn of 19th and 20th century when the doctrines of the consumptionism and hedonism were gaining momentum, when industrial booms on the one hand enabled people an enormous material enjoyment in life, on the other hand destroyed the natural living conditions and particularly the capitalist code of values undermined and eroded the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life of every individual. The whole society was stifled with avid material acquisition and morbid worship of money and fortune. The personal spiritual ecosystem as well as the whole social spiritual ecosystem were disrupted and endangered. Sister Carrie was only of the victims. This essay tried to interpreted and deciphered Sister Carrie’s choice of lifestyle through analyzing the code of values and spirit ecosystem of the whole society at that time.
Key words: Dreiser; Sister Carrie; spirit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materialized
德莱塞是美国自然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著名文学批评家艾伦·泰特把他与海明威、福克纳并列，称他是美国现代最重要的三位小说家之一。他的主要成就在于真实而有力地揭示了当时美国社会中，残酷的社会竞争和人与人之间更加冷酷的金钱关系。他的小说《嘉莉妹妹》描绘了一位农村姑娘嘉莉，移民到芝加哥城市，不名一文，却深陷欲望泥沼，先后和两个男人同居，以满足自己对物质的需求和欲望。德莱塞生活的资本主义正处在上升的垄断阶段。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自然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大行其道，人们对物质产生近乎病态的依赖，人的精神受到污染，处在精神危机的边缘。弗罗姆说“过多的有用东西生产会生产出过多的无用人口。在精神健康意义上，20世纪比19世纪甚至病得更厉害。”(弗洛姆73)这个过程可以说是随资本主义和都市商业的发展而发生的。嘉莉的美国梦，她成长和发迹的过程，最终的迷惑、空虚和精神危机，无数的美国人、美国女性曾经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德莱塞在作品中采用一种像科学家般只尊重事实的客观态度，把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所暴露的丑陋和危机，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物质商品化·心灵拜物化
1860年至1865年的内战之后，美国的工商业迅猛发展，为了维持这种发展定制的移民政策已经在改变旧式的美国，美国从一个田园式的农村农场国家变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从1860年到1900年，美国人口从三千一百万猛增到七千六百万，并开始从农村向城市集中，城镇在一夜间兴起，不到十年就扩建为大城市。芝加哥最引人注目：1833年还只是个仅有三百五十人的村落，到1870年，已增至三十万人；1880年又增至五十万；1890年竟超过百万大关，发展速度之快惊人，似乎已无法以常规来衡量。庞大的工业才兴起，就被更庞大的工业吞并，置于千头万绪的金融资本控制下；少数几个豪富如：卡内基、弗里克、落克菲勒等显然是靠别人养肥了自己，加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大量的人口从乡村或世界各地的无依无靠的贫民移民涌进纽约、匹兹堡、芝加哥等城市，在城市中形成贫民窟。
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厂，远远不能满足像潮水般从各地涌进的移民人口的需要。无数工厂浓雾滚滚、垃圾堆积成山、工业废水危及生命、噪音让人无法入睡。如德莱塞在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新建筑物上的铁锤声随处都可听见”“The sound of the hammer engaged upon established erection of new structures was heard everywhere heard.”(Dreiser11) 这种跨越式、掠夺式的发展必然导致的是环境的破坏、生态的失衡。“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受制于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文化的基础。对于人的生活质量来说，环境质量是一个必要条件。”(罗尔斯顿4) 社会发展中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在不知不觉中向与环境成有机一体人类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蔓延，造成“精神污染”或曰“精神生态危机”。
如果在早期的资本主义那里还有带有浓重色彩的禁欲和节俭，那么在垄断资本主义那里，“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开始慢慢枯死，让位与世俗的功利”，“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开始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物质力量”，“变成一只铁的牢笼”。(韦伯138,142) 因而拜物化现象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它被看作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特征，即人把自己生产的商品当作异己的对象盲目崇拜。在商品化的社会中，人被完全指代为“消费者”。消费成了生活的唯一目的、最大的快乐，甚至成了像抽烟、酗酒、吸食海洛因一样顽固的瘾嗜。中产阶级的家庭购电冰箱、洗衣机和吸尘器，男人戴手表、抽雪茄烟，女人买化妆品和时装。在连锁店或者超级市场里到处都可以购买到半成品食品。广告商则从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把自己看成是“美国经济增长的经纪人，他们在为产品做广告时赋予产品以魅力和影响力。”(Current 715) 商品和广告影像“教会了人们根据商品市场来定义自己的需求和生活风格。”(Parenti 65)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的想象力被广告和媒体所左右。(Parenti 65) 。最能说明消费热潮的是美国人以疯狂的态度对待日渐普及的汽车，“汽车已不仅是运输工具，而且成为第一个全国都着迷的消费品”。
嘉莉在前往芝加哥的火车上，脑子里充满了对物的梦想，而不是做苦工。推销员把芝加哥描绘成琳琅满目的大商场。他自己的外表装束就是一则很好的广告：“扣着很大镀金袖纽，上面镶着叫做‘猫儿眼’的黄玛瑙。手指上戴着好几个戒指…，背心的口袋外垂着精致的表链…”(Dreiser 3)。这种用金银和物质堆砌起来的时髦的外表，以及鼓鼓的钱包，使嘉莉朦胧感觉到他就是财富世界的中心。置身芝加哥这个富丽堂皇的繁华大都市后，嘉莉她完全迷失了，她认为“城市是为女人提供了一切使她生色的东西——财富、时髦、安逸”(Dreiser 18)，她“对耀眼的陈列着的饰物、服装、鞋子、文具、珠宝等商品非常羡慕”，(Dreiser 17)“每一件饰物，每一件值钱的东西对她都有切实的吸引力”，(Dreiser 17)“精致的拖鞋和长统袜子、优美的绉边衬衫和花裙子，花边、缎带、发梳、荷边，一切都牵动她的个人欲望”。(Dreiser 17)当杜洛埃提出要与她同居时，她经受不住物质和金钱的的诱惑而投入他的怀抱:他邀请她到大饭店就餐，给她买新衣，带她去剧院，并承诺他们将有新车。虽然“欲望”从内部解释了嘉莉的动机，而崇尚金钱、物欲横流的城市则是诱惑嘉莉并改变其命运的外在原因，为了真正地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为了不被湮没于人群之中，她必须或者自食其力或者寻找能够依附的男人。微薄的收入在强烈的物欲面前是那么微不足道，而一旦自食其力的愿望成为泡影时，她就只有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过着不是妓女的妓女生活。
精神真空化·行动无能化
如上所述，这时的资本主义已经向垄断阶段过渡，在精神领域，“宗教信仰已经不能像支持老一代人那样支撑年轻一代了。”与此同时，“人们把希望寄托于科学，认为科学会是宗教的强有力的替代物。”(Elliott 527) 并且深信：“先进的、卓越的工业技术一定会给他们带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Elliott 715)在社会文化思想领域，消费意识形态逐渐占上峰，“强调花费和位置占有，它削弱了勤俭、节约、自控等传统道德标准”，群众性消费“导致了清教理论让位于消费享乐主义。这种享乐主义崇尚生活中的享乐和满足”。( Spindler 108) 如果说马克·吐温、豪威尔思、詹姆斯等三四十年出生的作家保持的是工业前达尔文时代的道德理想，主人公可以进行道德选择，可以通过选择定自己的命运但对70年代的作家德莱塞而言，中产阶级道德已经无关紧要，个人无法把自己的命运个人的物质生存远比精神完美更加重要。
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新时代的本质是由非神化、由上帝和神灵从世上消失所决定的，科学技术将人“从大地上连根拔起，”，“丢失了精神家园”(绍伊博尔德165) 。嘉莉就处在这样一个精神的“真空状态”。一方面，“上帝死了”，传统的清教道德和信仰框架被打破，另一方面，又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寻找到新的可以依赖的，聊以慰藉心灵的精神力量。更为严重的是现代工业物欲文化和商品经济又堵塞了人们的心灵渠道，腐蚀了人们美好、淳朴的感情，由此形成精神的荒漠。嘉莉是一位只顾享受，“强烈的欲望指向哪里，她便走向那里”(Dreiser 58)的姑娘。她关心的永远是“与金钱、容貌、衣着和娱乐有关的事情”，“善于学习有钱人的派头——有钱人的外表。看到一件东西，她立即就了想了解，倘使弄到手便能把自己打扮得怎样漂亮”，(Dreiser 77)“华丽的衣服对她有巨大的诱惑力”。对于物质过分的执着和痴迷，仅仅从本能的欲望是无从解释的，更多是社会熏陶以及对生活耳濡目染的结果。
这个时期，城市工业的发展把城乡生活水平大幅度拉大，农村的落后与城市的先进形成鲜明的反差。反映在妇女身上，城市革命之后，城市里产生了一批相当人数可观的中产阶级妇女。“20世纪来临之际，美国男女一起在公共场所游玩，如上戏院、看电影、跳舞和逛公园，慢慢成为都市生活的一大景观和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标志。”（Evans322）而在农村，“除了少数大庄园的大家闺秀之外，绝大多数妇女仍然过着‘日出劳作，日落息工’的生活。” （王恩铭67） 这种对农村生活方式的不满情绪，为后来大批农村姑娘告别乡村、投奔城市埋下了种子。嘉莉妹妹是来自贫穷农村的成千上万的姑娘之一。如小说中描述的有钱人过着歌舞升平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对嘉莉有着强大的诱惑力，而“农村”和“劳动女性”双重压力使她在社会中处在无奈的劣势地位。
城市中有闲有钱的中产阶级妇女担忧的是怎样通过逛剧院、购物等娱乐来打发她们的“多余”的空暇时间，那么像嘉莉这样的劳动妇女烦恼的是怎样找到工作生存下来。当劳动妇女外出寻找工作时，她们最关注的是找到一份工作，工资待遇乃是其次。对嘉莉而言，“只要薪水，比如说开头的时候五块周薪，那么干什么都可以”。(Dreiser11 )她作为来自农村的劳动妇女更容易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即便是种报酬极低的工作，嘉莉也因为一场病，请了几天假而最终被解雇了。经济飞速增长的代价是人们尤其是像嘉莉这样的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普遍感觉到“不能主宰自己的日常活动”个人身心承受着无形的控制和压迫，个人是行为越来越无能为力，越来越依赖成性，引发内心的紧张和焦虑。初到芝家哥时，她感到自己“像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落入了狂涛翻滚的无情大海”。(Dreiser8 )找工作无门时，觉得“这个商业区从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严峻而冷酷无情。她似乎已经没有门路可以投奔了，这场斗争太激烈了……”(Dreiser20 )嘉莉面临的选择是：继续把自己当作芝加哥无特殊技能劳力市场上的商品，以处女之身穿着雪水透入的廉价靴子在大风横扫的街道上跋涉呢，还是满足德鲁埃的肉欲，成为身价稍高的商品呢？在这一过程中，她不是没有做出努力，而是她的任何努力，最终都是无力和苍白的。这种无能感和无助感将她推向了社会道德和精神的边缘，推向了德鲁埃和赫斯渥。
尽管那个时期妇女的生活的地平线开始从家庭延伸到社会，可以说“美国妇女身上已明显地体现出现代妇女的独立自主性，其最大的特大特征是追求个性、向往自由、充满信心、敢于创新。”( Rosenberg25-35) 但与当时的男性相比较，美国的妇女地位仍相距甚远。著名的女权主义夏洛特·戈尔曼说，20世纪初，美国妇女的地位取决于，“与她们相关的男性的社会地位。” (Gilman10) 20世纪初时，美国主流社会在评判男性社会时，主要是根据他所从事的工作，而评判女性社会时，则主要根据她的家庭背景和婚姻关系，由此可见，从整体上讲，20世纪初的美国妇女仍处于从属于男性的社会地位。女人需要依附男人，更要依附于有金钱和地位的男人，能依附怎样的男人可以决定女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无衣食之忧的中产阶级妇女尚且地位如此，更何况是她这样一个孤立无助，身无分文，一无所长的年轻女孩。因而，嘉莉的选择是自主的，说是她的选择，毋宁说是社会的选择，是环境的选择。如果她有任何的罪恶，有任何的不道德，遭到任何的非议的话，更应该批判和诅咒的是这个日益物化和实利化的社会。
观念实利化·生存疏离化
随着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趋向理性化和实利化，金钱和利益成为人际关系转移的标准和准绳，乡村式的亲切的、单纯的微笑的面庞，在城市开始变得模糊和遥远。人们体味到的是城市文明的残酷与薄情。人们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享受而没有精神追求，形成极端不健全的人格。以至于血溶于水的血肉亲情在强大的金钱攻势面前也化为了泡影。嘉莉的姐姐接受她来芝家哥仅仅是因为“她要自找工作，自付膳食费”，“她每周付房钱四块钱房钱”，就可以为她省下不少钱。对他的姐夫而言，嘉莉“在不在和他是不相干的。她的到来对他并不发生任何影响，他只关心家里多一个人挣钱，而不关心别的。”而她失去工作时，她姐夫又急不可待要送走她，生怕给他自己增加任何的麻烦和负担。商业化城市化、使现代人“从自然中被错置出来，失去了与基本的自我感的联系，越来越远离自然的生活，金钱与官僚机构代替了自然产品和感情，人完全被金钱所控制。”(Lehan61) 在嘉莉妹妹中金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嘉莉这样一个去芝加哥谋生，贫穷而又充满欲望的农家女来说，钱是得到她渴求的生活中的一切东西的手段。
著名评论家克拉克·米切儿说：“德莱塞在欲望和都市之间划上等号，他对都市描写的细致，可谓前无古人，德莱塞成了美国城市生活最伟大的记录者。”(67) 城市一开始发展，对它的赞扬和诅咒就同时存在着。城市代表着人与自足世界的分离，是把人的秩序强加到由神力创造的自然秩序中。城市人是现代文明的发祥和集散地，也是诸多“工业文明病”产生与传播的源头。城市的人文和道德环境促成了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人的疏离、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疏离，加剧了人的精神生态危机。当时的美国“经济的增长更多的依赖工人，每天按时到工厂打卡上班生产，不再只依靠农民按照大自然缓慢的季节变更次序进行耕作，” (Elliott717) 每个人不过是社会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一个小钉子，自我和个性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儿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指出：“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经济权利部门面前，个人变得一钱不值……个体在他使用的机器面前消失不见了……”。(4)大资本家的工业生产流水线和上下班的打卡机等等很大程度是由机器控制人的行为，人成了机器的奴隶。人们远离自然，只与自己的制造是商品，诸如尼龙、涤纶、塑料、涂料、钢筋、水泥、汽车做着单一向度的独白。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达尔问理论被用到社会生活领域，过度强调和滥用竞争，将人和人之间的关爱、同情、无私奉献等情感击得粉碎。嘉莉来到芝家哥之后面对是工业化、机械化、物质化、商品化，她失去了人赖以生存和独立的土地和自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和方向。
在这样的社会中，连最为复杂的两性关系也被简化了，生物性代替了精神性的爱欲，性的技术取代了爱的艺术。爱，几乎全部被成功的清除去。如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所说：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男女之间共同建筑一种亲密关系，共同分享趣味、梦想、憧憬，共同寄希望于未来和分担过去的忧愁——所有这一切似乎比共同上床更令人害羞和尴尬。” (38) 男人和女人之间，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和物质的交易。女人也被视为男人的消费品之一，性也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年轻、漂亮的小妞除了能满足男人的性欲外，更能在深层次上满足他们占有和炫耀的欲望。在杜洛埃的眼中女人就像陈列在橱窗中的商品一样，“他在街上留心一些服装时髦或容貌俏丽的女子，对她们品头论足”。而当赫斯特伍德更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他衣着考究，生活奢侈，竭力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生理的需要。他撇开相伴多年已经徐娘半老的妻子，而钟情于年轻貌美、听从自己支配的嘉莉。男人富有时女人们投怀送抱，一旦千金散尽时，也就是遭遇遗弃时。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嘉莉为什么“根据一般女性的眼光，用衣服来划分界线，认为穿礼服的是有地位的，有道德，有声望的人物，穿工装裤和短外套的都是些丑陋的人，连看都不值得一看”（Dreiser31）。一旦遇到比“旅行推销员”德鲁埃更有钱，更有地位的豪华餐厅经理赫斯特伍德之后，她毫不犹豫得更换主人，而赫斯特伍德为了她背井离乡，最终穷困潦倒，身无分文的时候，又被她无情抛弃。
在这个经济转轨，文化转型，整个社会被“物化”，精神被日益“边缘化”的背景下，嘉莉对物质的欲望，在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价值观的熏陶下，极度膨胀，加上精神生活又极端空虚，一无所长的她，只有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换取实际的物质和奢侈的生活。如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儿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社会下层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时候，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地位的下降。这一点明显表现为精神不断媚俗化。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物化的否定。一旦精神变成了文化财富，被用于消费，精神必然会走向消亡。”(4)美国评论家法瑞尔也不加掩饰地说，嘉莉做出的选择是因为美国社会邪恶熏陶的结果。他说：“嘉莉走得是一条典型的道路。那个时期，城市对农村正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这样的时期，她离开了农村，眼看着自己被抛进了芝加哥的混乱世界。她可以高升，可以得到豪华的服饰与奢侈的享受。但这些只能通过一条罪恶的道路才能到达。”( 龙文佩322)
【参考文献】
[1] Elliott, Emory, ed.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1] Dreiser, Theodore. Sister Carrie. Beijing: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y Publishing House, 2002,12.
[2]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3] Rolston, Holmes. Environmental Ethics. Yang Jintong. Beijing: Chinese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2004.
[4] 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5]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
[6] Parenti, Michael. Inventing Reality: The politics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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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陶渊明田园诗中的亲农意识 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以自己的农村隐居生活体验为基础，直接描写农村田园风物和农事生活。他的诗表现出浓厚的亲农意识及躬耕陇亩的劳作实践，主要表现在：大量描写田园风光，表现对农村、对土地的深深热爱之情；歌唱农民，赞美劳动与农民建立深挚的友谊；亲身参加农耕劳作、自力更生、咏叹自己的劳作经历和感受。而这些诗表现出的亲农意识与他的隐逸情怀不无关系。一、 优美的田园风光
从诗歌的历史上看，在陶渊明之前，只有少量的以民歌形式出现，以田园为背景，表达某种情感的农事诗。如《诗经》中的《十亩之间》、《七月》，《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之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之兮，行与子逝兮”。《七月》的第二章：“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耜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它们所描写的农村风光很简洁、单纯。自然景色描写，只是陪衬的作用，只是人物活动的一种背景。作者的意图不在于表现出它们的自然美。而陶渊明的田园诗主要内容就是描绘平淡的田园风光，农村的日常生活，并且通过朴素的语言，直率自然地抒写出来，使人感到诗人对农村、对土地的热爱，真好像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如《归园田居》其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是典型的农村风光，房前屋后栽满榆树、柳树，美丽的桃花、李花飘来阵阵清香，炊烟袅袅，创造出一幅静谧、安适的画图。这从笔端自然流露出的文字，是只有那怀着对土地、对农村环境的真切热爱之情的人才可为的。再如《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这里诗人采用白描手法，平淡无奇的语言，勾勒出一幅农村风光图，让人读来毫不费力，但我们却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诗人热爱田园的感情。初夏时节，房子周围树木茂盛、恬静幽美、鸟飞到此搭窝筑巢，树上虽无艳丽的桃花李花，也不见飘拂的榆钱柳絮，但茂密的绿树却隐藏着惬意的清阳，鸟儿欢叫更衬托农村环境的清幽恬静。诗人所写的树、鸟、风、雨、房屋等等，无不蕴含着诗人亲近农村、喜爱土地的真诚之意。
二、 与农民的深厚友谊
常年的劳动生活使陶渊明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情感，与农民的关系越来越融洽，这种交往反映在诗歌中显得极为真挚和情趣盎然。如《归园田居》其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后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农闲时节，与诗人共相来往的，不是那些骑马驾车的达官贵人，而是“披草”的农夫，他与农民随意交往，亲密无间，他没有封建土大夫的架子，是那样平易近人，而农民也把他当作知己，热诚相待，“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与农民随意攀谈交往的情状呼之欲出，“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们所关心的也是桑麻的长势，收成的好坏。他的思想感情还与庄稼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庄稼的茁壮成长，耕地面积的日益扩大而兴奋、喜悦，又为庄稼遭霜霰侵袭凋零而担心、忧虑。所以他说“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他这种关心农事，亲近农民，与农家通声息的行为，在东晋门阀等级森严的时代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因为在当时的贵族大夫阶层价值观念中，始终存在着对农业和农民的鄙视。《移居》二首也写了他与农民邻居间的友好往来。与邻居们同劳作，共游乐，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其二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谈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欺吾。这里，诗人与农人之间率真融洽的关系被表现得如鱼儿与水一般，亲密无间。“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朋友过门，互相招呼，相聚在一起，如果有酒，大家一起斟酌品尝。我们仿佛听到了那亲切的招呼声，仿佛看到了他们喝酒时那悠然自得的样子。斟酒品尝，躬耕田野，披衣相访，这些与农人之间和谐惬意的生活，是诗人对劳动生活的认识，对田务、农人的深切的体认。也是自己永远躬耕田亩的决心。这种亲近农民的意识，与“田夫野老”共同的“躬耕自资”的生活，正是维系他们感情的纽带，是他们欢乐的根源。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突破了前代的一般农事诗的田园风光描绘，同时又超越其后代的以旁观者姿态出现在诗歌中的对农民的同情与关注的角色，而形成了自己在田园诗中独有的风格。
三、 自己的辛勤劳作
亲近农民，与农人为邻，赞美劳动，是他亲农意识的表现，作为自然生活的一部分，他更写了自己亲自耕作的感受和体验。而这种农业劳作的实践意义，也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如《归园田居》之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首诗真切地描绘了晨出晚归的劳动生活和自己的感触，尽管“草盛豆苗稀”，但他还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实实在在地道出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劳，归耕后垦荒工作的艰难。种豆在田亩之中，但由于农业技艺不高，豆苗稀少，而草则长得旺盛，虽是如此，诗人仍是起早摸黑，披星戴月，早晨出去一身露水，晚归也是一身露水，白天自然是一身汗水。劳动虽然十分艰苦，但陶渊明却对这感到舒心惬意，充满了自得的情绪，他不把劳动当作“下贱”的事，而认为这很符合他的心愿。
正因为诗人有亲自参加劳作的体验，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与情感都融入到浔阳江畔的那片土地，承受着农耕劳作的全部艰辛，才能对农民田园劳苦的生活的认同，也才能把劳动描绘得如此细致入微。这种真实感的产生，亲自事农桑后所再现的田园风物及体力劳动后的畅快，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都是后代田园诗人所无法达到的境界。无论是唐代孟浩然在襄阳鹿门的吟唱，还是王维在辋川别墅的幽歌，他们的田园诗虽然都不乏诗情画意，但他们并无躬耕田亩的切身体验，作者没有或不愿像陶渊明那样执着和真诚于土地，对土地的那份特殊情感。始终缺少的是陶渊明作为一个农民劳作后所拥有的艰辛和快乐的情感。因此读这些诗，就觉得有些做作。所以我们说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山之祖，但同时他又把这一诗歌形式发展到无人企及的高度。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有长期躬耕生活的深切体验。再如，《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勒，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及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及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这首诗一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农业社会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人类生计，衣食二字极为重，物质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创造物质财富，每个人都有不可推诿的责任。这个道理出自陶渊明之口，尤为可贵。诗人认为，人生应该把谋求衣食放在首位，要想求得身安，就必须亲自经营衣食。这里用反问句，暗示出当时的统治阶级鄙视农桑劳作，而陶渊明却抛弃官场，勉励自己坚持躬耕，不能不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诗人在此先叙述自己从春天起就从事农田劳作，从未间断，看来今年的收成还不错，字里行间流露出丰收的喜悦。因为这收获是辛勤劳动所得，“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早上带露出去从事田间劳动，晚上背着劳动工具回来，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尽自己的微薄的努力。虽然自己所作有限，然而也是傍晚才回家，可见劳动是辛苦的，那么要做到“岁功聊可观”就更不容易了。“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本来劳作很苦，而山中霜露既多，又风气先寒，当然会影响作物的产量，对诗人来说，就尤其要付出更多艰辛，前文我们已说过，诗人在归田的第二年，曾“种豆南山下”，而“草盛豆苗稀”。时隔数年，现在山中种稻，却能做到“岁功聊可观”，他对“田家岂不苦”已有切切实实的体验。而这却是他维持生存的唯一手段。诗人躬耕自食，心安理得，劳动虽苦，但他以苦为乐，这种志愿长期参加农业劳作的可贵情操，是他浓厚的亲农意识的有力佐证。
四、 陶渊明的亲农意识与隐逸情怀
陶渊明的田园诗，具有浓厚的亲农意识，这与他的隐逸情怀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正是他的遁隐山林，使他有了真正接触自然、农民以及亲身劳作的机会。
陶渊明自幼受儒家传统教育，有积极处世之心，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在《荣木》中说：“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他想驱车策马，出去发挥自己的才能，施展自己抱负，希望自己能够实现“大济于苍生”②的理想。他还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③可见他的胸怀。但是，到了陶渊明青壮年时期，东晋政治完全陷入混乱，使他空有一腔壮志，却无由施展。因而诗文里感叹不遇的话很不少。他曾经出仕，那虽然也许是对政治还抱着希望和聊且一试的想法，但更多的却是不得已，由于政治形势的裹挟，由于生活的逼迫。他与世俗那样格格不入，却不得不混迹官场，所以精神十分痛苦，充满了悔恨负疚的心情。几度悔恨之后，他毅然下定决心，与官场永诀，以躬耕终老。《饮酒》第十二首说：“长公曾一仕，壮士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官场的权力争夺，政治阴谋的血腥，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再也难以忍受。因而“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再也没有出仕。
陶渊明是从恶浊的官场来到宁静的田园的。“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是彻底地否定了自己的前半生的。他把仕途官场称之为“尘网”“樊笼”，恨不得尽快脱离开这种险恶的环境，立即回到他那十分熟悉而又亲切的农村去。“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说自己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无时不想着原来自由飞翔的森林，就像被圈在池塘里的鱼无时不想着原来自由浮游的河海，过那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心情在他的《归去来兮辞》里表露得更明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非昨非”带着一种悔恨的心情彻底地否定了过去的自己，一旦摆脱了岐途、险境，他便欣喜若狂了。“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哪怕是早一刻看到自己的家门，也成为一种极大的快乐与安慰。用这种情绪与感情去描写农村，去抒写田园风光，当然是对官场、仕途的一种彻底否定。
在与劳动农民交往中，陶渊明感受到了他们的真诚质朴，并与劳动农民建立了真挚而深厚的友谊，这使从污浊的官场归来，看多了尔虞我诈、追名逐利的世人的陶渊明发现了真善美，心灵得以涤荡。因此他由衷地歌唱农民，赞美与他们建立的纯真友情。
陶渊明归隐躬耕，是真正对仕途的厌弃，对自由的追求，而不是身在江湖而心在官场，不是家有良田万顷而回乡过地主生活。他来到田园，拼命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他的心一时被陶醉了。他欣赏田园，真可谓是一往情深，如痴如醉。他经常叨念的是“静念园林好”、“园田入梦想”，比起恶浊的官场来，田园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诗人的心灵，触着田园的秀美景物，便立即与自然融为一体。他以开阔的胸襟，超尘脱俗，全身心地拥抱着秀美纯洁的自然，领悟着人生的真谛。在这里，诗人追求的不是物质生活的享受，而是精神上的解脱，人格的真正自由。
综上所述，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体验为基础，在田野这一空间里，直接描写田园风物和田园生活，又含有隐逸情怀的诗歌。他的伟大和独特之处，在于他的亲农意识及躬耕陇亩的劳作实践。可以说，正是这一点使得陶渊明有别于古代一切失意的士大夫文人，使他成为封建时代唯一真正有资格称得上“乡村诗人”的作家。而他的田园诗表现出的浓厚亲农意识，正体现了他的隐逸情怀。他又借这些诗，表现了他隐居不仕的高致，从而成为“古今隐逸之宗”。
参考文献：
[1]《陶渊明的仕隐》 李华著 《首都师范大学报》 1995.05
[2]《陶渊明诗文赏析集》 李华 巴蜀书社 1988年版
[3]《湖南教育学院学报》刘济远 2001.04
[4]《 陶渊明和他的田园诗》 孙静著《神州学人》 19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