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断魂枪》发表于一九三五年,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且不说它短短的篇幅中情节展开的起伏跌宕引人人胜,也不谈它人物塑造的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光是小说蕴涵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就非常耐人寻味。
谈到小说蕴涵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有人引用作者的话说:“‘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由于个人的自私保守,祖国有多少宝贵的遗产都被埋葬掉了。’老舍痛感这种‘把生命闹着玩’的国民劣根性已经构成了我们民族潜在的危机的基因,故而借沙子龙断魂枪的泯灭,发出呼啸,以期唤醒那些仍倘佯在‘东方的大梦’中的国民的灵魂。”此种看法虽有作者的话作注脚,但笔者仍然不能赞同。依据这种思路,有人认为沙子龙纯粹是个负面人物形象,说他“在时代的狂涛巨浪面前驻足不前,抱残守缺,自甘沦落……(这种性格心态)像一贴精神的腐蚀剂,使沙子龙昔日的智慧机敏,蜕换为愚钝麻木,江湖上的豪侠义气演化为狭隘自私,传世的绝技,无端地变成了时代的殉葬品”(冉忆桥)。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极不公允的。但这种看法又是极其流行的。
自前苏联模式的文学理论传人当代中国以来,完全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历程的角度分析评价文学、文学中的人物与事件,已成定式;并美其名曰:历史唯物主义。其实,不管从一九三五年老舍写《断魂枪》时的初衷,还是从这篇小说客观蕴涵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来看,都远不同于鲁迅与他的《阿Q正传》。而分析文学,也并不是惟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这一个角度可行。笔者打算从人文精神这一角度切人作品的分析。
同样的事物,从不同角度去看,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从社会物质功利角度看,国术不如洋枪;从人文精神角度看,洋枪远不如国术;从科技含量角度看,国术不如洋枪;从文化含量角度看,洋枪远不如国术。中国武术是几千年东方传统文化精神结出的硕果。国术不仅有外在的功夫,更有内在的精神境界。
国术到底有什么内在的精神境界呢?借助两联古诗,或许可以让我们揣摸到国术的内在精神境界。
“万一砉然禅关破,美人如五剑如虹!”(龚自珍)
这一联诗本是描述参禅悟道的境界,说是参禅者一旦彻悟真谛,便觉石破天惊,但见美人如玉,雪刃如虹。这是一种参禅悟道的境界,也可说是一种中国武术的境界。因为中国的各种道术是相通的。古人云,诗道如禅道。其实剑道亦如禅道,达到出神人化之妙境时,其内在精神一般无二,其外在性相亦极为相似。
此诗以美人喻禅,以剑道喻禅。所谓“美人如玉”,意指其润若凝脂,柔若无骨,圆融熟化,了无隔碍;虽然柔润之极,却又至坚至刚。喻示禅理真谛,无所不包,无柔无刚,无坚无润,一切的一切,尽在其中。所谓“剑如虹”,意指其锋刃雪亮如幻彩之光,剑气逼人如贯天之虹,异彩纷呈,变幻莫测。貌若虚幻之光,实则锋利之极;看似浮光掠影,实则剑锋无所不在,杀人无痕。喻示禅理真谛,看似虚幻无物,实则真实无比,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仔细体味之,与其说是在谈禅道,不如说是在谈剑道,在谈国术的内在精神境界:至坚至刚,却以至柔至润之性相出之;至真至实,却以至虚至幻之性相显之。
“两头俱截断,一剑倚天寒!”(明极禅师)
此联本是禅僧偈子,可以说是以禅喻剑,亦可以说是以剑喻禅。禅道剑道本来无别。
所谓“两头俱截断”,意谓断绝世俗分别智,将成败得失生死荣辱一概置之度外;由此便回归了物我两忘浑然归一的原初本真状态,这也就是“一剑倚天寒”的境界,也就是人与天同运,与道合一的彻悟真谛的境界。
这是禅道的境界,也是剑道的境界。剑道达至化境,剑客必然将成败得失生死荣辱一并超越,由此物我两忘,人与剑与天浑然合一:剑气化为净天之光,人体化为混元之气,顺天而动,与道同运,剑光冥明,与天俱寒!漫天寒光,似虚还实,无处不是刀光剑影;变幻莫测,似幻还真,寒光闪处物无一存。静而圣,无物能伤其皮毛;动而王,攻敌而无往不胜。
《断魂枪》中似没有细写什么国术的精神境界,但却写了三个人——王三胜、孙老者和沙子龙——不同的武术表现。其实这也就是绝不相同的三种武术境界。
老舍是我之前做的一个课题，我可以和你分享一下经验：
老舍作品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一、语言艺术，老舍小说与京味幽默的关系，主要是从前期京油子式的贫嘴到后期含笑的泪的转变。比如《我这一辈子》（短篇）
二、老舍小说中的市民世界，分为旧市民（祁老太爷）、新派市民（瑞宣，小马）、以及城市贫民（骆驼祥子）等，从中看老舍的市民立场
三、老舍小说的人文关怀。老舍反对一切不稳定，从下层民主的角度体现出一种普世的人文关怀精神。
四、老舍对传统文化逐渐没落的痛心《断魂枪》（短篇）
从这几个方面都能写出比较有深度的论文，如果有问题可以联系我，祝你成功。
【国内外讲学】 2012年： 应肇庆学院文学院邀请，于2012年4月28日在该校作“‘重读’文学经典的理论与方法”的学术演讲。 应暨南大学邀请，做客百年暨南文化素质教育讲堂第143期，于2012年6月13日在该校作“‘重说’故事与文学研究新视野”的学术演讲。 应广州大学文学院邀请，于2012年6月13日在该校作“‘重说’故事与文学研究新视野”的学术演讲。 应兰州大学文学院邀请，于2012年9月28日在该校作“‘重说’故事与文学研究新视野”的学术演讲。 2011年： 由德国弗里茨蒂森基金会(Firitz-Thyssen-Foundation)的资助，并由波恩大学中国文史哲系(Abt. Sprache & Geschichte Chinas)邀请，于2011年5月24-7月22日，在该校进行研究工作。 接受澳门大学中文系邀请，从2011年8月15--2012年6月15日以访问教授身份在该系讲学。 2010年： 应澳门大学邀请，于2010年9月26-29在该校中文系访问并作学术演讲《“重读”文学经典》。 2009年： 应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邀请，于2009年3月31日在该校文史哲研究院大楼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会议室作“文本分析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讲。 应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邀请，于2009年4月13日在该校作“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与文本分析”的演讲。 2008年： 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邀请，于2008年5月8日-12日在该系学术访问并演讲。 应暨南大学暨南百年学术大讲堂邀请，于2008年5月14日在该校作“在公共空间中约见文学经典”的演讲。 应中山大学文艺学邀请，于2008年5月13日在该校作“文本分析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讲。 应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邀请，于2008年11月28日在该校作“文本分析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讲。 应贵州民族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邀请，于2008年12月1日在该校作“文本分析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讲。 应河北大学文学院邀请，于2008年11月7日在该校作“文本分析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讲。 应吉林大学文学院邀请，于2008年11月21日在该校作“文学经典与文本分析”的演讲。 2008年之前： 曾经应兰州大学、深圳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的文学院邀请前往讲学。 应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邀请，2007年3月——5月，前往访问讲学，在台期间，还应台湾成功大学、东吴大学、华梵大学、静宜大学、元智大学邀访问讲学。 【学术专著】 《文学“如何”：理论与方法》，独立完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独立完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 <<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独立完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新时期小说人物论>>，独立完成，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 <<理论视野中的作家张俊彪>>，独立完成，花城出版社1994年出版 <<新文学与乡土中国>>，合作完成，本人排名第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颓败与拯救>>，独立完成，华夏出版社2000年出版 《隐秘的历史河流》独立完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谈笑之中说逻辑>>（译著）二人合作完成，本人排名第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学术论文】 2013年： 《说书体小说中“故事”的人文关怀与叙事策略——以冯梦龙的《滕大尹鬼断家私》为中心》，《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3年2期 2012年： 《汉语散文艺术价值形成机制与语文教学——以《历代散文选》为中心》，收入《国语文教学理论与务实的多元探索》，台湾五南出版社2012年1月版 《后现代视野与文学经典问题域的新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07期摘编约4000字，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12年7期复印） 《张爱玲隐喻性小说艺术与中国文学传统》，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5期 2011年： 《我的学术选择及反思》，粤海风2011年2期 《从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系列故事叙事看其介于口头艺术和作家文学之间的特性——以凌濛初的《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为例 》，文学与文化2011年2期 2010年： 《大历史观与历史文化散文的价值》，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2期 《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性质与作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1期 《“美人之美”为宗旨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的几个论域》，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1期 《叙事探究与文学经典研究》，文艺报2010年3月19日2版 《传统文化的智慧与我国白话小说的叙事艺术——以李渔《合影楼》为例》，南开学报2010年5期 2009年： 《从西方叙事学的“多叙法”看唐传奇的艺术机制——以沈既济的《任氏传》为例》，文学与文化第10辑 《“美人之美”：多民族文化的战略选择》，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年5期 《比较视野中的唐传奇叙事学分析——以韦瓘《周秦行记》文本分析为中心》，南开学报2009年5期 《汉语写作如何造就了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品——以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为例》，学术研究2009年4期 《唐传奇《古镜记》的叙事学分析》，兰州大学学报2009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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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小说作家的创作间歇>>，原载<<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4期 <<近年小说创作与发展的文艺学思考二题>>，<<兰州大学学报>>1994年4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1995年2期复印 <<新时期小说人物的社会心理学考察>>， 原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6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1995年1期复印 <<崇高与悲壮的艺术世界>>，原载<<小说评论>>1994年1期 <<新时期小说人物的伦理道德考察>>，原载<<烟台大学学报>>1993年1期 <<西部小说作家的审美情感与现代意识>>，原载<<兰州大学学报>>1993年2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1993年6期复印。 <<关于文化形态小说的话题>>，原载<<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5期 <<新时期小说人物形态的考论>>，原载<<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4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1990年12期复印 <<新时期小说人物的美学特征考察>>，原载<<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4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1992年1期复印 <<新时期小说人物的文化学考察>>，原载<<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3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1991年10期复印 <<我们向小说要求什么>>，原载<<河北文学>>1992年2期 <<杨绛散文的独特视角>>，原载<<文论月刊>>1991年3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1991年6期复印 <<新时期小说观念演变的思考>>，原载<<飞天>>1991年4期 <<柏原的小说世界与西部文学>>，原载<<小说评论>>1991年6期 <<西部汉子形象及其思考>>，原载<<绿洲>>1992年5期 《弥散于文学创作中的历史观问题》，原载《兰州大学学报》1999年3期 《文艺理论：应答当代文学的挑战与出路》，原载《文艺报》1999年9月21日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悄悄变动着的历史观》，原载《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1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1999年9期复印 《精深博涉的研究--读莫芝宜佳的《管锥编与杜诗新解》》，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 【获奖情况】 1、专著<<新时期小说人物论>>曾先后获多项省部级奖，主要有： 1993年度获兰州大学世川良一优秀青年教师基金青年教师奖 甘肃省高校1992--199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甘肃省政府第四届社会科学最高奖三等奖（1995年）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五届优秀成果奖（1996年） 2、专著<<理论视野中的作家张俊彪>>曾先后获多项奖励 甘肃省高校1994--1995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甘肃省政府第五届社会科学最高奖三等奖（1997年） 3、论文<<真正的诗人：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1998年获第四届全 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评论奖 4、1997年获甘肃省优秀青年教师成材奖 5、2001年获南开大学优秀教师贰等奖 6、论文《摄影文学的“互文性”与阐释空间》2002年获冰心摄影文学奖 7、专著《隐秘的历史河流》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九届优秀成果奖 8、专著《隐秘的历史河流》获天津市第九届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4年） 9、2009年12月“文学研究的原则与方法”精品课程建设与实践，获得南开大学2009年度研究生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0、2009年5月论文《学术生命在本科教学中闪烁与延伸》，获得天津市高等教育学会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三等奖 11、论文《关于文学“如何”的文学理论》，获天津市第十二届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0年） 【承担研究课题】 1、1996年承担题为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看甘肃小说创作的现状与发展的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已经结项。标志性成果为发表于《文学评论》等刊物的系列论文。 2、1997年开始承担题为当前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历史观问题的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已经结项。标志性成果为学术专著《隐秘的历史河流》。 3、2001年6月开始承担题为小说的文本分析的南开大学校内教材项目，最终成果是题为《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的专著，已经出版。 4、2002年1月开始承担题为文学研究方法的相通与转换研究的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已经完成并结项。 5、2003年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基金项目，题目是《叙事性文本研究中社会文化内涵与文学性关系的新拓展》，已经完成并结项。 6、2006年获得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题目是《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经典文本研究》，已经完成并结项。 7、2006年作为主持人获得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亚洲研究青年论坛资助项目“文学经典的当代理解与价值”，已经成功举行并且结项。 8、2006年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当代读法研究”，已经完成并结项。 9、2012年9月获得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课题“张爱玲研究的若干当代文学理论问题”，在研。 10、2012年10月获得天津市2012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项资助课题“张爱玲小说艺术与中国文学传统”，在研。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秋夜》是《野草》中的第一篇，发表于1924年12月。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二心集》、《伪自由书》、《且介亭杂文》等。《阿Q正传》写与1921年，是鲁迅唯一的中篇小说，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川人。创造社主要成员。主要作品有诗集《女神》、《星空》、《恢复》等，历史剧《屈原》、《虎符》、《蔡文姬》等。《凤凰涅磐》选自诗集《女神》。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县乌镇人。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代表作有中长篇小说《蚀》（三步曲）、《子夜》、《腐蚀》，短篇《春蚕》、《林家铺子》、散文《白杨礼赞》等。《子夜》是茅盾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发表于1933年，它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这是一部企图从正面来展开30年代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全貌并揭示出各个部分之间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的作品。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生于北京。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成员。新中国成立前，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短篇小说《月牙儿》、《断魂枪》等。《断魂枪》发表于1935年。小说故事背景是晚清时期。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闭关锁国、老大自居的中国迅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地社会，资本主义的狂风震撼着古老中国的传统生活、传统文明。“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
叶圣陶（1894-1988），又名叶绍钧，江苏苏州人。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代表作有短篇小说《潘先生在难中》、《抗争》、《多收了三五斗》，长篇小说《倪焕之》等。叶圣陶是在“五四”文学革命的第一个十年中，以“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地写实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论》）为主要特色的作家。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字佩弦，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县，因祖父、父亲都定居扬州，故又自称扬州人。文学研究会成员。主要作品有长诗《毁灭》，诗文集《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等。《荷塘月色》作于1927年7月，正是作者思想十分苦闷的时期。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fu2）甘，1904年生，四川成都人。主要作品有中长篇小说《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寒夜》等。《家》是巴金的代表作，这部小说自1931年问世以来，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影响，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家》描写二十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以祖孙两代的矛盾冲突为线索，通过梅、鸣凤、瑞珏三个女子的血泪悲剧沉痛地控诉了封建制度对年轻生命的摧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其腐朽没落，同时热情地歌颂了青年一代民主主义的觉醒及其反封建斗争。他还发表了中篇小说《寒夜》《憩园》等，1982年曾获“国际但丁文学奖”，巴金先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等职。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主要作品有《从文小说习作选》、中篇小说《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等。《边城》以湘西小山城茶垌及附近乡村为背景，描写一个撑渡船的老人和他的外孙女翠翠的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nuo2）送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作品通过对男女之爱、亲属之情、邻里之睦等世态人情的细腻刻画，生动地展现了边城人民的健康、优美、质朴的民风和人情。表达了作者内心对理想人生的执着追求。翠翠这一少女形象，更是沈从文向往的优美人性与人情的化身与极至。青山绿水和古朴的环境，造就了翠翠清澈秀明的性格，她美丽、热情、纯真，心怀美好的憧憬与期待，依循古老的法则、传统的方式生活着。作者通过这一形象，讴歌一种淳厚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人生。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英，黑龙江呼兰县人。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生死场》、上篇小说《呼兰河传》、短篇集《牛车上》等。《小城三月》描写了旧时代封建婚姻制度下一个少女的恋爱、婚姻悲剧。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成名之作，也是体现他的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形成主题的创作思想的代表作品。
孙犁,原名孙树勋，1913年生，河北安平县人。主要作品有小说散文集《白杨淀纪事》、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全传》等。《荷花淀》是孙梨在1945年创作的优秀短篇。作品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善冀中人民的斗争生活。
闻一多（1899-1946），原名家骅，又名亦多，湖北浠水县人。新月社诗人。四十年代积极参加民主运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主要作品有诗集《红烛》、《死水》等。诗篇《死水》作于1926年4月，主要抒发诗人留美回国后因目睹种种现实惨状而引起的悲愤心情。诗人在国外时激情地歌唱着“如花的祖国”（《忆菊》），可是现实给予他的只是荒凉与破败，混乱与杀戮，使他经受着莫大的痛苦。
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梦鸥，浙江杭县人。作品有诗集《我底记忆》、《望舒草》、《灾难的岁月》等。戴望舒是三十年代的“现代派”的代表诗人。早期的诗虽也不乏描写现实生活具有清新气息的偏什，但大多数均沉溺于个人情感之中，情调比较低沉。《雨巷》发表于1928年，诗人在低沉的调子里，抒发自己沉重的情绪。
徐志摩（1896-1931），浙江海宁人。新月社的代表诗人。诗集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徐志摩与1921-1922年曾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进修，对剑桥的感情很深。
艾青（1910-1996），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县人。作品有诗集《大堰河》、《北方》、《旷野》，长诗《向太阳》、《火把》等。1932年7月，艾青团从事爱国运动在上海被捕入狱。在狱中正式开始诗歌创作，《大堰河——我的褓姆》即其中之一，带有自传性质。诗人以真挚的感情，抒发了对哺育他长大的褓姆“大堰河”的怀念，揭示了一个勤劳的农村妇女的善良灵魂，通过对她痛苦而悲惨的一生的描写，控诉了社会的黑暗与不义。《手推车》作于1938年初，是艾青名作之一。
臧克家，1905年出生，山东诸城县人。主要作品有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泥土之歌》、《生命的零度》等。臧克家的诗多以旧中国农村生活为题材，因而被称为农民诗人、泥土诗人。
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生于福建省闽侯县（原籍长乐县），女作家，文学研究会成员。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春水》，散文集《寄小读者》、《樱花赞》等。《寄小读者》是一本书信体散文集，是冰心1923年至1926年旅居美国时写的。贯穿全书的，是对母爱、童真和大自然的讴歌和赞美。
曹禺，原名万家宝，1910年生，湖北潜江人。著作有话剧剧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雷雨》以二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悲剧。通过周鲁两家之间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尖锐的矛盾冲突，生动地勾勒出现实社会的阶级关系，反映了当时历史真实的某些方面。
丁玲（1904-1986），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沣人。主要作品有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水》，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作者的成名之作。
钱钟书，1910年生，江苏无锡人。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等。《围城》表现抗战环境下，一群远离抗战烽火的知识分子在恋爱、工作、日常交往中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以及由此显现出来的空虚、贫乏的精神世界。小说把婚姻比作“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不啻讽刺了人伦中的夫妇关系，也象征当时的人生有着“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取的去处”的困厄。
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绍仪，湖南益阳县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短篇小说集《禾场上》等。《暴风骤雨》曾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三等奖。小说描写了东北地区一个名叫元茂屯的村子从1946年到1947年土地改革的全过程。
夏衍，原名沈端先，1900年生，浙江杭州人。主要作品有话剧剧本《上海屋檐下》、《心防》、《法西斯细菌》、《考验》，报告文学《包身工》等。《包身工》是夏衍在上海工厂区进行了两个多月地调查以后写成的。
梁实秋（1901-1987），原名梁治华，生长在北京，原籍浙江杭州。主要作品有评论集《浪漫的与古典的》，散文集《雅舍小品》等。此文是抗战期间（1940年）梁实秋与友人一起住在重庆北碚（bei4）时所写。
田汉（1898-1968），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是戏剧团体“南国社”的创办人。主要作品有话剧剧本《名优之死》、《回春之曲》、《丽人行》、《关汉卿》等。
周而复（1914- ）1914年生于南京，祖籍安徽旌德县。他的代表作：报告文学《诺尔曼·白求恩片断》、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和《上海的早晨》。
徐迟（1914-1996）现代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原名徐高寿；浙江省吴兴人。他前期作品有诗集《二十岁的人》，散文集《美文集》；解放后，又写了特写集《我们这时代的人》《庆功宴》。1978年写的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是献给全国科学大会的厚礼。
柳青（1916-1978）现代小说家。原名刘蕴华，陕西吴堡人。代表作是1959年发表的反映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梁生宝》。此外《种谷记》《铜墙铁壁》等长篇小说也较有名。
刘白羽（1916- ）现代作家，北京人。代表作有短篇小说《政治委员》，中篇小说《火光在前》，特写集《早晨的太阳》。
郭小川（1919-1976）现代诗人。河北丰宁县人。抗战时期他开始写诗，主要作品有诗集《平原老人》《甘蔗林――青纱帐》《投入火热的斗争》以及长诗《将军三部曲》等，著有《郭小川诗选》。
秦牧（1919-1992）现代散文家，原名林觉夫，祖籍广东澄海，生于香港。其代表作有散文集《长河浪花集》、小品文《贝壳集》，童话集《蜜蜂和地球》，以散文体裁写成了文艺论文集《艺海拾贝》。散文集《长街灯语》也较有名。
魏巍（1920- ）现代作家，原名鸿杰，笔名红杨树，河南郑州人。其代表作是文艺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此外，还有诗集《黎明风暴》，文艺随笔《路标》。他的长篇小说《东方》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李季（1922-1980）现代诗人，原名李振鹏，河南唐县人，代表作有长篇叙事诗《杨高传》。1945年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写出了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
马烽（1922- ）现代作家，山西孝义县人。其主要作品有《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电影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长篇小说《刘胡兰传》《吕梁英雄传》《与西戎合作》等。
贺敬之（1924- ）现作诗人、剧作家，山东峄县人。1942年，他和丁毅执笔集体创作的我国每一部新歌剧《白毛女》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金。建国后，写了《回延安》《放声歌唱》《西去列车的窗口》等有名的诗篇。
新时期（改革开放后)
王蒙（1934- ）当代作家，北京人。其处女作是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他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影响很大，从1976-1981年发表三十多篇作品。其中《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春之声》分获1978、1979、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蝴蝶》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刘绍棠（1936-1997）当代作家，北京通县人。十三岁就开始创作，十七岁就发表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青枝绿叶》，1979年以后写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短篇小说《峨眉》分别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和短篇小说奖。
李准（1928-2000）现代作家，河南省孟津县人。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由他改编的电影剧本有《高山下的花环》《牧马人》《老兵新传》等。其中《老兵新传》摄成电影后，曾荣获1959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银质奖。他的长篇小说有《黄河东流去》。
刘心武（1942- ）当代作家，四川成都人。其短篇小说《班主任》荣获1978年全国短篇小说一等奖，长篇小说《钟鼓楼》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张洁（1938- ）当代女作家。其处女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和后来写的《谁生活得更美丽》分别获1978、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高晓声（1928- ）当代作家，江苏武进县人。代表作《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分别获1979、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李存葆当代作家，山东五莲县人。其报告文学《将门虎子》荣获自卫还击战全军征文一等奖，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都是优秀作品。
Solomon·Bush朋友，你好。以下分别是老舍和鲁迅的详细资料。
首先是老舍：
老舍（1899～1966）中国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满族。北京人。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
生平和创作 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郊外北区劝学员等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4年，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作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7月起，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1934年秋，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在这两所大学，相继开设文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欧洲文艺思潮、小说作法等课程。课余继续从事创作。沿袭原来的艺术取向的，有长篇小说《离婚》和《牛天赐传》等，都写得富有生活情趣和喜剧效果。比之早期作品，描写从浅露趋向含蓄，相当圆熟地形成他作为幽默作家、北京人情世态的风俗画师、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独特的艺术风格。面对愈来愈严酷的社会现实，创作出现两种新的趋势：一是日益关切国家大事，由此触发写作的灵感，如受到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五三惨案的刺激，写了《大明湖》，九一八事变引起他“对国事的失望”，遂有寓言小说《猫城记》的问世；一是更加关怀城市贫民的苦难，以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月牙儿》叙述母女两代沦为暗娼，《我这一辈子》诉说下级警察的坎坷经历。在《骆驼祥子》中，以农村来到城市拉车的祥子个人的毁灭，写出一场沉痛的社会悲剧。把城市底层暗无天日的生活引进现代文学的艺术世界，是老舍的一大建树。《骆驼祥子》是他个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品。他从30年代初起 ，开始写作短篇小说 ，作品收入《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等。其中如《柳家大院》、《上任》、《老字号》、《断魂枪》诸篇，绰约多姿，精致完整，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济南沦陷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3月，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出任总务部主任。抗战8年中，对文艺界的团结抗日多有贡献。他写于抗战时期的作品，也多以直接为民族解放服务为题旨。战争初起，他热情提倡通俗文艺，写作宣传抗日的鼓词、相声、坠子等小型作品，供艺人演唱。随后，转向直接向群众宣传的话剧创作 ，连续写剧照了《残雾》、《张自忠》、《国家至上》等10余个剧本，颂扬民族正气、表彰爱国志士，批判不利于团结抗日的社会弊端，在当时起了积极的宣传作用。自1944年初开始，进入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创作，回到所熟悉的北京市民社会和所擅长的幽默讽刺艺术。小说刻画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市井平民，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内心冲突，于苦难中升腾起来的觉醒和抗争，自然也有消极逃匿和无耻堕落。《四世同堂》是他抗战时期的力作，也是抗战文艺的重要收获 。1946年3月，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从事创作和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
新时代的新成就 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老舍立即启程回国。新社会的新气象使他极为振奋，不久就发表以艺人生活为题材的剧作《方珍珠》。1951年初创作的话剧《龙须沟》上演，获得巨大成功。剧本通过大杂院几户人家的悲欢离合，写出了历尽沧桑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是献给新中国的一曲颂歌。《龙须沟》是老舍创作新的里程碑，他因此获得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50～60年代，他在文艺、政治、社会、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担任多种职务，但仍然勤奋创作。作品以话剧为主，有《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等，以刻画北京市民告别旧生活、迎接新时代的精神历程的作品较为成功。他还写有散文《我热爱新北京》。自50年代后半期起，老舍在话剧《茶馆》、《义和团》(又名《神拳》)和小说《正红旗下》（未完成）等作品中，转而描绘近代北京的历史风云。《茶馆》以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踞时期、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3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写出旧中国的日趋衰微，揭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老舍的话剧艺术在这个剧本中有重大突破。《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最享盛名的保留剧目，继《骆驼祥子》之后，再次为老舍赢得国际声誉。
老舍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思想上艺术上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他写作勤奋，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自溺于北京太平湖。
其次是鲁迅：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鲁迅也就有了一批农民小朋友，一起在朦胧的月色下，划着白色的小航船，赶去看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鲁迅还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6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本城中极方正、极有学问的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17岁。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这样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为鲁迅以后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1898年，18岁的鲁迅，揣着慈母多方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寻求新的出路。他先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又改入路矿学堂。在求学期间，鲁迅开始接触物理、数学、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并阅读外国文学与科学著作。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更给他带来了一阵惊喜，他从《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论学说里，接受了一种自强、自立、自主的人生哲学，同时强烈地感受到在激烈竞争的世界里，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华民族的危机。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两年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希望毕业以后回国救治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在仙台，他虽然也遇到了像教解剖学的藤野严九郎先生那样关心自己的老师，但也不时受到歧视；特别是有一次课堂里放映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看到一个替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旁边竟站着一群中国人在围观。鲁迅受到极大刺激，由此觉悟到医治精神上的麻木比医治身体上的病弱更为重要，改变中国第一要著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推文艺。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他和朋友们热烈地讨论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并于1903年、1907年、1908年公开发表了第一批论文，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唤“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于1909年回国后，一直在痛苦地思索，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才在朋友的鼓动下，提笔写了《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这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小说通过一个“狂人”之口，对几千年的旧传统提出了大胆的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鲁迅一发不可收，连续写了多篇小说，后来编为《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后来对自己的创作追求作过说明，说他写小说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改良这人生”，因此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最关注的是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创作了许多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题材。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始终关注的是“病态社会”里的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他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贫困，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吃人血馒头的精神的愚昧。在《故乡》里，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穷，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鲁迅同样严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时期独战多数的英雄，在强大的封建传统的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鲁迅还说过，他写小说，是因为青少年时代许多痛苦的记忆，使他不能忘却。于是，当年在日本幻灯片里所看到的那些围观的麻木的中国人(鲁迅称之为“看客”)，就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在《孔乙己》里，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举人残忍地打断了腿)，没有引起周围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围观着取笑他；在《祝福》里，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去听祥林嫂讲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并不是出于同情，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无聊的生活中寻求点刺激。而这些人在听厌了之后，又立刻唾弃，对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们就是这样鉴赏着他人的痛苦，这不仅是麻木，更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酷。而在《药》里，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怀着“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信念，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却急急忙忙赶着去“看”他被杀，茶馆里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为闲聊的谈资。先驱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与流血牺牲，全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表演。在这些描写的背后，读者不难感觉到，鲁迅用一种悲悯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说正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如此无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鲁迅由此开拓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人的灵魂的毒害与咀嚼。
最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这种“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造国民性”)特点的，无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鲁迅自己说，他写这篇小说是为了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于是，中国的读者也就永远记住了，并且永远摆脱不掉这位头戴毡帽的阿Q。鲁迅在他身上发现的是“精神胜利法”：尽管阿Q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的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过以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类)发泄，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自甘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来，也是做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奴役他人的梦。因为鲁迅，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与他人身上的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因此，小说的结尾，阿Q在走向法场前的一瞬间，突然感到可怕的狼一样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高声一叫：“救命……”所有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被震动了。小说后来翻译成多种外文，许多外国读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发现了阿Q，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就表示，阿Q让他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或许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是一种人类精神现象；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是一部“为人类写作”的作品，它不仅是最早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鲁迅的《呐喊》《彷徨》不只是以“表现的深切”震撼人心，而且以“格式的特别”吸引了广大读者。早就有人指出，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试验着采用一种新的形式，很少有雷同，充分显示了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例如，他的《狂人日记》用的是“日记体”，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孔乙己》又别出心裁地选用酒店的“小伙计”来讲述故事，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酒客与老板)的麻木与残酷，而“他”自己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终于成为“看客”中的一员。《药》更是出人意料地将小说的主人公夏瑜置于“幕后”，而以主要篇幅描写人们对他的牺牲的种种反应，让读者在自己的想象中来完成他的形象。《故乡》《祝福》这样的“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都讲了两个故事：在讲述“他人”的故事(闰土的故事、杨二嫂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我”的故事，因而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两类故事互相渗透、影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鲁迅这样自觉的形式试验，使他成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作者。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于1926年，1928年出版)和散文诗《野草》(作于1924－1926年，1927年出版)。这是两部写法与风格迥异的现代散文的经典。《朝花夕拾》最初陆续在报刊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鲁迅大概是回想起幼时，水乡的夏夜，在大树下乘凉，听老人们谈闲天、说故事的情景。《朝花夕拾》也是在谈闲天，是对生命的童年时代(“朝花”)的回忆与重提。于是，在鲁迅生命历程中，留下印记的人和事都一一流泻在鲁迅的笔端：民间传说中的“无常”，父亲的病，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还有我们没有提及的幼时的保姆“长妈妈”，一生坎坷的老友范爱农，等等。鲁迅是怀着温馨的爱去回忆的，从中显露出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又内含着一种深沉的悲哀。《野草》是另一类散文，是“梦”的产物：全书三分之一的篇章都以“我梦见”为开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奇诡的世界：夜半时分的幻觉中听见“吃吃”的声音(《秋夜》)；“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影”来“告别”(《影的告别》)；青白的冰谷中看见“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死火》)；“狗”追着“人”，大声质问，“人”拼命“逃跑”(《狗的驳诘》)……鲁迅把他在儿时敷演童话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借以表达自己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情绪与心理，对人的生命进行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鲁迅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读者也因此有机会借《野草》去窥见鲁迅灵魂的深处。
鲁迅在进行小说、散文创作的同时，又在《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杂文。五四前后，他在北京期间所写的杂文，编有《热风》《坟》(其中一部分是世纪初写的论文)《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集。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鲁迅因北方反动势力的迫害而南下，先后在厦门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收在《而已集》里。1927年底，鲁迅定居上海，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并以主要精力进行杂文创作。先后出版有《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等。
鲁迅曾经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作为一种报刊文体，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对正在发生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作出最迅速的反应，并及时得到社会的反响。因此，它是鲁迅这样的时刻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民众疾苦的知识分子，与他所处的时代保持密切联系的最有效的方式。鲁迅又说，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并因此把杂文分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类。鲁迅一生都在战斗，怀着“立人”的理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民族的奴役、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老人对少年的摧残、强者对弱者的侵犯，等等)。他说他这样做，并不是个人的意气，而是为了中国与人类的“将来”，因此他的一切批评“实为公仇，绝非私怨”。鲁迅的15本杂文集，就是从五四前后到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就是一部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而作为一个作家，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在历史事变背后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反应与变动。鲁迅曾充满自信地说：“‘中国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杂文就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的社会与历史，特别是要了解中国人，那就读读鲁迅的杂文吧。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奉献出了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除3篇写于20年代，其他大都写于1934年和1935年，1936年出版)。这是身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对“故事”(古代神话、传说与史实)的“新编”(新的阐释与激发)。进入鲁迅文学世界的古人，或是古代的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女娲(《补天》)、后羿(《奔月》)、夏禹(《理水》)；或是历史中的圣贤人物：孔子、老子(《出关》)、墨子(《非攻》)、庄子(《起死》)、伯夷、叔齐(《采薇》)，等等。在传统文本里，这些人都居于高堂圣殿，神圣不可侵犯，但到了鲁迅的笔下，却全都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的神光，还原于常人、凡人的本相。因此，《奔月》不写射日英雄后羿当年的赫赫战功，而竭力写他功成名就“以后”，成为普通人的遭遇：天下的鸟兽全被射死，再无用武之地，只能整日为吃食而奔波；被人们冷落、遗忘不说，学生也来暗算自己了，最后连老婆(嫦娥)也远走高飞：这“先驱者的命运”的思考与表现，发人深省。《非攻》里的墨子在完成了止楚伐宋的历史业绩“以后”，并没有成为英雄，却遇到了一系列的倒霉事：被搜检了两回，募去了破包袱，“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这最后一笔苦涩的幽默，才真正令人难忘。整部《故事新编》充满了鲁迅式的幽默，而骨子里仍然藏着固有的悲凉；此时的鲁迅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身心交瘁之中，却能写出如此从容、洒脱的文字，这正意味着他的思想与艺术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1936年10月19日，这位本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文学大师，放下了手中的笔；这位思想的巨人，停止了思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三个字：“民族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