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边疆省份一般来说面积广大，比如内蒙古、新疆、西藏等，维持这些省份的稳定，是维护我国领土安全的必然要求。
这些省份一般来说都是明清时代才最终划入中国版图的，由于时间较短，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自然弱一些。
边疆省份一般来说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如何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直接影响着该地区的稳定。
无论什么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把握住“人”来写这篇论文。要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习惯，团结大多数群众，打击少数别有用心的分裂份子。
基本就是这样。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政治史1.《地方意识与地方政治：政治区域化场景下的边疆治理——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云南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2.《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机构述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期。3. 《民国政府的边政内容与边政特点——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心》，《思想战线》，2011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1年第9期全文转载；《历史学报》2011年1期全文转载。4.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治边理念》，《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5.《杨增新与科布多事件及阿尔泰并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合著）。6.《西南边疆的内部差异及南京国民政府治策的调整》，《思想战线》，2012年第1期。7. 《从边缘到内地化的进程：封建时期西南边疆屯田的线性考察》，《思想战线》，2010年第1期。8. 《论杨增新的政治思想》，《西域研究》，2011年第1期。9. 《南京国民政府政治视野中的西南边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10.《民族国家构筑的同质异向：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实力派关系的考察》，《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11．《制衡与牵制：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边疆的政治策略——以边疆行政区域的新规划为中心》，《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合著）。12．《从两则档案史料管窥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省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云南档案》，2011年第1期。13.《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得失及其影响因素》，《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14．《论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2期。15．《论杨增新的经济思想》，《新疆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16．《论杨增新的民族与宗教认识》，《新疆大学学报》，2008年5期（合著）。17．《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民国春秋网》全文转载。18．《论同盟会在西北地区的活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合著）。19．《20世纪中国西部开发观的演进及操作实践》，《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7期（合著）。20．《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态》，《文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21．《民国前期新疆现代化的历史审视——以杨增新统治时期为中心》，《文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22．《论杨增新开发新疆的思想》，载《文山师专学报》，2005年第3期；另载鲁刚主编：《人文论丛》，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23．《边疆与边政——以〈边政公论〉为中心》，李骞主编：《南菁学人论坛（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24．《辛亥革命与云南边疆的早期现代化》，《昆明市纪念辛亥革命·重九起义100周年研讨会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25．《隋唐开发西部政策述评》，《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4年第5期全文转载（合著）。26．《秦汉开发西部的政策及其得失》，《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合著）。27．《魏晋南北朝开发西部的政策及其得失》，张海鹏等编《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商务印书馆，2007年（合著）。28．《宋、西夏以及大理诸政权开发西部的政策述评》，《宁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合著）。29．《清代开发西部述评》，《文山师专学报》2004年第4期。30. 《论历朝的西部经营》，李骞主编：《南菁学人论坛（四）》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边疆研究学术史1、《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2. 《范式变迁：“边缘”与“中心”的互动——近代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疆研究》，《思想战线》2013年第1期 ；《历史学报》2013年第1期。3. 《30年来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11年第1期全文转载；《中国西藏网》摘转西藏治理部分。4. 《近代国人关于新疆的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2期；《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民族理论》、《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中国民族宗教网》2010年5月28日摘 转部分内容。5. 《近代中国的边疆社会政治及边疆认识的演变》，《社科科学战线》2012年第9期。6．《边疆研究与近代民族国家之构筑——以1941年〈边政公论〉发刊词为中心的考察》，《烟台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7.《〈边政公论〉有关云南研究述论》，《文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8．《20世纪3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与特点——以〈边事公论〉为中心》，《文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9．《试论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10．《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以〈边政公论〉为中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11．《1980年以来杨增新研究综述》，《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合著）。12．《试论中国边政学的研究内容及其学科建设》，《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13．《关于近年来盛世才研究现状的考察》，《文山师专学报》，2008年4期。书评、报刊文章：1．《近代英国与新疆关系研究的力作——读许建英著〈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1840-1911）》，《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2．《读王劲教授著<邓宝珊传>——兼谈历史人物研究的魅力》，载《天水师范学报学报》，2005年第4期。3．《辛亥革命：云南近代转型的催化剂》，《团结报·文史周刊》2013年4月11日。4．《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的成立》，《团结报·文史周刊》2013年10月10日。5．《1944年的滇西战略大反攻》，《团结报·文史周刊》2014年5月15日。6．《“新疆富力，必埒全国”——近代国人关于开发新疆的认识》，《中国民族报·民族理论》2010年5月28日。
我不知道你问的是古代，还是近代，我就拿1949年以后来说！
很简单 你首先要了解近代中国的国情，以及国际局势！
一、中国和联合国战争（虽然是和美国人打，但是美国人是打这联合国军的旗号，所以我们尊重它！） 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起因保家卫国，支援朝鲜，防止半岛被美韩占领，威胁东北边疆。将战线推进至三八线至今。
二、中印战争 1962年10月-11月对印自卫反击战。反对印度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军事占领。反击得手，歼灭印军一部，退回原地。
三、中美战争 1965年8月-1973年，抗美援越。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成功将美国赶出越南。
四、中苏战争 1969年3月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反对苏联企图侵占珍宝岛。东线珍宝岛成功守住，西线新疆铁列克提被苏军歼灭一个排。
五、1974年1月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打击南越侵占西沙的企图。收复甘泉岛；金银岛；珊瑚岛三岛，击伤南越驱逐舰3艘，击沉护卫舰1艘。
六、中越战争 对越自卫还击战一、1979年2月-3月，打击越南，保卫南疆。歼灭越军一部，退回境内。
七、中越战争 对越自卫还击战二、1981年5月-1988年 ，法卡山、扣林山、老山地区边境作战。打退越军进攻坚守阵地。
八、中越战争 1988年与3月14日南沙赤瓜礁海战。与越南争夺南沙赤瓜礁。守住赤瓜礁，击沉越军舰艇1艘、被击伤2艘。
以上就是中国解放后的各大边境战争！致此，希望各位向为保卫家园的解放军致敬！！！
如果你要写近代的话，这应该能帮到你！ 如果能，请为我加分！
我国周边安全挑战与争端确实还存在着种种问题；祖国统一面临严峻形势；海洋权益存在复杂纠纷；边界争端尚未全部解决；少数分裂势力影响边疆安全稳定。
地理角度不利方面：地理位置和地缘环境的特殊性将长期制约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改善。一是边界线漫长，由于缺少天然安全屏障，易遭外敌入侵。二是强邻之多为世界罕见，给我国安全造成了巨大压力。三是众多邻国中某些仍与我存在领土领海争端，使我周边安全环境存在不确定因素。四是多个热点并存，使我国安全面临不同程度的威胁与挑战。
社会角度不利方面：美国对我实行“西化”、“分化”和遏制政策，不断插手我周边地区事务，对我国安全构成了最大威胁；我周边某些国家不断加强军事力量，增大了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安全因素；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日益突出的经济安全问题。
克劳塞维茨在探讨战争的属性问题时认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战胜敌人、打败敌人，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是个奇怪的三位一体：暴烈性的要素，使战争成为一种盲目的自然冲突，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使战争成为一种纯粹的理智行为。这三个方面，分别主要同人民、统帅和它的军队以及政府有关。他说："这三种倾向像三条不同的规律，深藏在战争的性质之中，同时起着不同的作用。"（《战争论》，第1卷，46页，商务印书馆，1982，以下凡引自该书只注明卷次和页码）
他在探讨战略和战术区别的问题时指出："战术和战略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互交错，但在性质上又不相同的两种活动，如果不精确地确定它们的概念，就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它们的概念，就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它们的内在规律和相互关系"。（第1卷，110页）
他还在把所谓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联系起来考察的基础上指出，由于在纯概念的抽象领域里：所思考的对象"是一场自行其是的、除了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第1卷，28页）因而它导致了战争的行动在经常不断的相互作用下趋向极端。
要根据概然性的规律推断战争，必须依靠情报。他指出："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第1卷，93页）由于战争是一种敌我双方互相欺诈的行为，一方为取胜对方，总要千方百计地隐蔽真实企图，制造出种种假象，互相诱骗，因而使得在战争中所获得的情报中，往往有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不确实的。
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战争的特性：首先，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战争是充满着艰难险阻的活动，当一个人接触到程度不同的危险时，只具有普通的勇气是不够的。要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泰然自若，就必须具备巨大的、百折不挠的、天生的勇气、强烈的荣誉心或久经危险的习惯。
其次，战争是充满劳累的领域。在战争中，劳累是暗中束缚人的智力活动和消磨人的心理状态的许多因素之一。要想不被劳累所压倒，就需要有一定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为此，指挥官应要求军队和部下，在战争中自觉锻炼吃苦耐劳的精神。
其三，战争是充满不确实的领域。在战争中，一切行动所追求的只是可能的结果，战争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3／4好像隐蔽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人们对隐藏着的敌情，只能根据不多的材料进行推测，同时也很难每时每刻都确切地了解自己的情况，从而增加了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的困难。
其四，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地盘。偶然性会增加各种情况的不确实性，并扰乱战争事件的进程。由于偶然性的不断出现，就会不断发生预期计划与战争实际不符的情况，它直接影响到作战计划的实施。
克劳塞维茨通过阐述战争特性，指出了战争认识的特殊性，他说："在实际生活里本来很少能做到一切行动都符合实际情况，在战争里，就更难做到了。在战争同人类其他活动中比较起来，人的认识显得更不完善，人们会遇到更大的危险和更多的偶然现象，因此，战争中的贻误……也必然要多得多。"（第2卷，707页）
然而，他又过分夸大了战争的不确实性和偶然性的特性，他说："战争中的一切情况都很不确实……一切行动都仿佛是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进行的，而且，一切往往都像在云雾里和月光下一样，轮廓变得很大，样子变得稀奇古怪。这些由于光线微弱而不能完全看清的一切，必须靠才能去推测，或者靠幸运解决问题。因此，在对客观情况缺乏了解的场合，就只好依靠才能，甚至依靠幸运了。"（第1卷，121页）
[编辑本段]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克劳塞维茨在探讨什么是战争的问题时，仿效黑格尔以所谓'绝对观念'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把战争区分为"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两种形态。并通过分析"绝对战争"认为，不应该把战争看成是一种单纯的暴力和消灭敌人的行为，不应该根据这种简单的概念，按逻辑推出一系列与现实现象不相符合的结论，而应把绝对战争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放到现实生活中去进行考察。
在现实战争中，总是存在着某种足以促使作战的紧张程度趋向缓和的客观因素。这种客观因素在克劳塞维茨看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战争决不是孤立的行为。战争不是突然发生的，它的扩大也不是瞬间的事情，相反，它需要一定的准备，它同战前的国家生活密切联系，是由一定时期内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引起的。
第二，战争不是短促的一击。整个战争是由一系列边疆的军事行动组成的，由于交战双方都可以把对方前一行动及其一切现象，作为衡量下一行动的尺度，因而军事行动向极端发展的趋势又会得到大大的缓和。
第三，战争的结局也不是绝对的。战败国往往把失败看成是在将来的政治关系中还可以得到补救的暂时不幸。
为了简要说明战争与政治的这种内在联系，克劳塞维茨明确地做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经典表述。在此基础上，克劳塞维茨进一步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了具体的探讨。
一方面，政治决定战争，它又表现为如下三点：
其一，政治是整体，战争是部分，政治产生战争。他认为，在考察战争与政治这两个相互矛盾着的因素时，既应注意对它们进行分别的研究，又应善于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统一体，进而从总体的意义上认识战争的起因问题。
其二，政治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或政治是头脑，战争是工具），政治操纵战争，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
其三，政治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不因战争的爆发而中断。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克劳塞维茨批判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战争在爆发之后，就会脱离政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东西，一种按自己路线发展的东西。
另一方面，战争反作用于政治。克劳塞维茨认为，尽管战争是由政治目的引起的，战争必须服从战争意志的支配，但政治目的并不"因此就可以任意地决定一切，它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第1卷，43页）因为战争虽然是一种政治交往，但它又是一种与人类其他政治交往不同的活动方式，"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第1卷，43一44页）
他还在论述战争手段的特殊性时指出："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方式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它同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第1卷，135页）
他论述说，如果政治提出战争所不能实现的要求，就会违背政治应该了解它想使用的工具这一必不可少的前提；如果政治能正确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就会同战争的目标相适应。如果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战争的性质不相符合而又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就会通过它的决定作用对战争发生有害的影响；而如果政治与战争的目标相一致时，就能够对战争产生有利的影响。
[编辑本段]消灭敌人军队的企图是战争的长矛
克劳塞维茨既认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同时又认为，战争的政治目的不能任意地决定一切，而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并由此探讨了战争自身所要达到的目的，亦即战争的目标。
他认为，要确有把握地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就必须使敌人无力抵抗。就是说，战争中的目的必然始终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也就是使敌人无力抵抗。在他看来，这是从所谓"绝对战争"的纯概念中推出来的抽象的战争目的。
按照克劳塞维茨的看法，打垮敌人这个抽象的战争目的，包括三个要素：一是消灭敌人的军队；二是占领敌人的国土；三是征服敌人的意志。因为敌人的抵抗力量是由军队、领土和意志组成的，所以不摧毁这三个要素，则不可能将敌人打垮。在三个要素中，首先应消灭敌人军队，然后占领敌人的国土，最后迫使敌人情和。但这个顺序并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三个要素往往是相互影响的。
他还提出，在现实中，并不是到处都有打垮敌人这个抽象的战争目的的地位，因此决不能在理论上把它当作一个定则。也就是说，在战争中可以达到目标的方法很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只限于打垮敌人。如消灭敌人军队，占领敌国领土，占据敌国地区，入侵敌人地区，破坏敌方同盟，消耗敌人力量，等待敌人进攻等都是方法。这些方法都可以用来挫伤敌人的意志，但哪种方法比较有效，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在论述战争目的的过程中，克劳塞维茨突出强调了消灭敌人军队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消灭敌人军队的含义，他除在打垮敌人的意义上理解外，还包括以下两层意思：一是消灭敌人的军队，"并不是仅仅指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而且还包括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第1卷，61页）二是消灭敌人的军队，主要是指敌我双方在"相互杀伤和破坏过程中直接取得的利益。"（第1卷，255页）
克劳塞维茨还曾对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的关系作了精辟的阐述，他写道："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这两种企图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它们是相互影响的，它们是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第1卷，63页）
他在论及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的地位及其作用时说："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具有积极的目的，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这些结果最后可以导致打垮敌人。保存自己军队这一企图具有消极的目的，能粉碎敌人的意图，也就是说可以导致单纯的抵抗，这种抵抗最后只能是延长军事行动的时间以消耗敌人。"（第1卷，63页）从行动的表现上看，具有积极目的的企图能够引起歼灭性的行动，具有消极目的的企图则只能等待歼灭性的行动。
但他紧接着又说，保存自己军队这一具有消极目的的等待，"不应该成为绝对的忍受，而且在等待时所采取的行动中，消灭正在同我们作战的敌人的军队，同其他任何对象一样，也可以作为我们的目标。因此，如果认为有了消极意图就只能寻求不流血的方法，就一定不把消灭敌人军队作为目的，那么，他就在根本观念上大错特错了。"（第1卷，63页）
固然，当消极目的占主要地位时，它会促使人们采取不流血的方法。但这种不流血的方法，决非迫切希望保存自己军队时的当然手段。如果这种方法不适合当时的情况，那么，反而会使自己的军队遭到覆灭。实际上，"当消极企图占主要地位时，它的唯一的必然的作用是推迟决战的时间，使人们等待决定性的时刻。（第1卷，63页）也就是说，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可以通过推迟军事行动的时间，去变换军事行动的空间。但这种时间的推迟是有限度的，如果无限制的一直推迟下去，就会使保存自己军队这一消极目的的优越性完全丧失掉，继续让位给消灭敌人军队的积极目的。"
[编辑本段]战争理论不是死板的规定而应是一种考察
克劳塞维茨通过军事活动的考察认为，军事活动具有自己的特点，"企图为军事艺术建立一套死板的理论，好像搭起一套脚手架那样来保证指挥官到处都有依据，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第1卷，121页）事实上，无论这种死板的理论多么面面俱到，都不可能完全解决战争理论与战争实践之间的矛盾。
为消除战争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理论不应是对战争实践的规定，而应是一种考察。"这种考察就是对事物进行分析探讨，它可以使人们对事物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如果对经验进行这样的考察（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对战史进行这样的考察），就能深入地了解它们。"（第1卷，122一123页）也就是说，理论不应当成为一套供战场上使用的代数公式，不能通过规定死板的原则，为人们指出狭窄的必然的道路。
相反，理论应该"成为通过书本学习战争问题的人的指南，到处都为他们指明道路，使他们顺利前进，并且能培养他们的判断能力，防止他们误入歧途"；"理论应该培养未来的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正确他说，应该指导他们自修，而不应该陪着他们上战场，这正像一位高明的教师应该引导和促进学生发展智力，而不是一辈子拉着他走一样。"（第1卷，123页）总之，战争理论主要是帮助指挥官和从事战争的人们"确定思考的基本路线，而不应像路标那样指出行动的具体道路。"（第1卷，124页）
只有根据上述观点，才能消除战争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作战理论，即是说，建立一种有目的、切合实际的作战理论。而且这种理论只要运用得当，就会不断接近实际，以致消除理论脱离实际的反常现象。克劳塞维茨认为，要考察战争，必须要有相应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从研究和思考中获得，也可以从战争实践中获得。指挥官应该像蜜蜂从花里采蜜一样，善于从战争生活中吸取精华。
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是否运用战争史例是一回事，运用得是否恰当则是另一回事。并认为，能否正确地运用战争史例，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地说明和理解有关的战争问题。还由此扶出了运用战争史例的四个着眼点："第一，用史例说明某种思想。在论述问题时，当作者的思想不能为人们所理解，或者容易被人误解的情况下，引用战争中的史例来说明自己的思想，以保证读者能正确理解作者的原意。
第二，用史例说明某种思想的运用。既一般地论述某种战争手段有效性的思想，又应注意引用战争史例指明使用手段时的各种具体情况。
第三，用史例证明自己的论点。当需证明战争中的某种现象或某种行动，可能会产生何种效果或结果时，用过去已发生的事实往往更有说服力。
第四，通过详细叙述某一史例或列举若干史例从中吸取某种教训。
[编辑本段]运用战争史例的两条原则
一是必须详举史例。如果叙述某种历史事实是要证明某种一般的真理，那么就必须确切而详尽地阐述同这个论点有关的一切，必须把史实毫无遗漏地展示在读者的眼前。"（第1卷，170页）详尽地叙述一个事件，往往要比简单地提示十个事件更为有用。当然，还应注意在详尽叙述战争史例的同时，把握史实的内在联系，否则，也不可能用史实证明理论上的真理。
二是尽量选择最近的史例。只要最近的史例是大家都熟悉和经过研究的，就永远是选择史例的最好的来源。由于最近的史例往往同现代战争很近似，便于我们从中吸取教训。相反，由于较远的年代的条件不同，作战方法也不同，因而它对现代作战的教育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比较小，当然，这些较远年代的史实只要恰当，也并非绝对不能用。
克劳塞维茨在考察了鞑靼人出征、古代共和国的战争、中世纪的战争，直到拿破仑的战争的历史后指出："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各有其特有的限制范围。因此，尽管到处和时常有人企图根据哲学原理制定战争理论，每个时代仍然保留有自己的战争理论。"（第3卷，877页）即是说，根据战争实践而制定的某种战争理论的原则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但它们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们总会随着时代、国家、军队和作战方式的变化而改变。因此，战争理论的建立"必须考虑各个时代的特点"（第3卷，877页）必须符合时代的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克劳塞维茨还看到了战争理论的发展与社会关系变革之间存在着的必然联系。他在分析战争及其作战方法变化发展的问题时认为，法国革命战争以及拿破仑战争所产生的令人惊叹的成果，都是"社会状况改变的结果"。"在军事艺术领域内的新现象中，只有极小一部分可以算作新发明和新思想的结果，而大部分则是新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的改变所引起的。"（第2卷，729页）
[编辑本段]精神要素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克劳塞维茨所说的精神因素（或精神力量、精神要素、精神素质等），主要是指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等。他在"军事天才"一章中，专门探讨了统帅的才能问题。在他看来，军事天才是一种擅长军事活动的高超的精神力量，它不是某一种力量，而是各种精神力量和谐的结合，是各种精神力量的综合表现。
他还概括道，被称为军事天才的人，"与其说是有创造精神的人，不如说是有钻研精神的人，与其说是单方面发展的人，不如是全面发展的人，与其说是容易激动的人，不如说是头脑冷静的人，在战争中我们宁愿把子弟的生命以及祖国的荣誉和安全委托给这种人。"
克劳塞维茨认为，武德是军人在战争这一特殊事业中所应具有的美德，是一种可以单独考察的特殊的精神力量。
在他看来，武德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武德不同于单纯的勇敢，更不同于对战争事业的热情。普通人的勇气是一种天赋的品质，而军人的勇敢则必须服从更高的要求：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遵守规则和方法，二是组成武德的晶体，必须依靠军队的团体精神才能凝结起来。所谓军队的团体精神，应是通过从军队这个团体的制度、规章和习惯，把战争中的种种精神要素固定下来。这种团体精神如同是把起作用的各种力量在一起的粘合剂。
他还对武德在个人和军队的特殊表现分别作了阐述"武德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深刻了解这种事业的精神实质，激发、锻炼和吸取那些在战争中活动的力量，把自己的全部智力运用于这个事业，通过训练使自己能够确实而敏捷地行动，全力以赴，从一个普通人变成称职的军人。（第1卷，192页）
他指出："军队的武德是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第1卷，195页）它只有在军队经历了一系列战争并取得很多胜利，以及军队经常经受极度的劳累和困苦的结合中才能产生。一旦武德的幼芽长成粗壮的大树，就可以抵御不幸和失败的大风暴及和平时期的松懈。
针对当时军事理论界偏重物质因素而轻视精神因素的倾向，克劳塞维茨强调了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精神要素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贯穿在整个战争领域，（第1卷，187页）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惊人的作用，并对"军事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第1卷，101页）在战斗过程中，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双方物质损失相等的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就只是精神力量。
克劳塞维茨也注意到物质因素的作用。在他看来，所谓物质因素，是指军队的数量、编成、各兵种的比例等。他认为，只有在摧毁对方物质方面得到的利益才是确实可靠的，在杀伤敌人、俘获敌人和缴获敌人火炮等方面获得的利益，是"绝对的利益"。
他还阐明了战争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在决定战争胜负中的作用的融合互助性。首先，"物质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其次，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是相互助长的。在战斗过程中，"一方面，使敌人的精神遭受损失，可以看作是摧毁敌人的物质力量从而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缴获的火炮和俘获人员的数量也是产生精神效果的一种新的力量。"（第1卷，259页）
尽管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但又过分夸大了精神力量的作用。他曾作过这样的比喻："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刀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