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敦崇礼教：儒家大一统的追求
中国古代治理天下主张德治、教化，而儒家礼治是其主要形式“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礼”作为社会关系的准则和行为方式的规范在国家政治统一以及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边疆治理层面而言，中国古代无论是以中原汉族为核心建立的王朝，还是以边疆民族为核心建立的政权，在制定边疆民族文教举措时也都试图以儒家礼乐法度去教化边疆民族，以期达到边疆民族对国家政治统治的认同。与此同时，对边疆民族敦崇礼教，也是历代王朝对儒家大一统的追求。所谓“大一统’，《春秋公羊传》注疏曰：‘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天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即“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儒家大一统观念自夏朝建立已萌生，至春秋战国时代在儒家学派的倡导下逐渐形成。秦灭六a“天下一统”⑨是春秋战国以来多民族国家演进的必然，故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瑏自此儒家大一统思想正式奠定。
汉时，在大一统治边思想推动下，汉武帝致力于经略四方，实现边疆夷狄的统一，施加政教，“遐迩一体，中外提福”。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汉族为核心建立的诸政权在面对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复杂局面时，均以“用夏变夷”的儒家大一统治边思想制定边疆民族区域文教举措，宋武帝曾诏曰：“加以殊俗慕义，重译来庭，正朔所暨，咸服声教。而边疆民族建立的政权往往亦主动利用儒家大一统治边思想，不约而同地采用‘‘用夏变夷”的边疆文教策略，对加速边疆民族认同儒家大一统治边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隋统一天下后，采用“混一戎夏’、“无隔华夷”的儒家大一统治边思想，以儒家礼乐法度引导边疆民族，令吐谷浑太子嵬王‘‘为臣子之法”，令岭南燋国夫人“训导子孙，敦崇礼教，遵奉朝化”。唐代隋后，提出‘‘四海如一家”、‘爱之如的儒家大一统治边思想，准许“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习识古今制度”。辽金在与两宋的和战过程中，思想文化上的多元互动亦表现出一致的儒家化趋向。辽初就确立尊孔崇儒文教方针，建孔庙，设官学，很多契丹人皆精通经史，有文集行于世，以至于道宗发出“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的慨叹“华夷同风”局面已然形成。金朝儒家思想更加强烈，熙宗曾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足见有金一代尊孔崇儒之风尚，甚至于元世祖在总结辽金统治经验教训时发出“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疑问。元朝“用夏变夷’、“天下一家”的儒家大一统治边思想亦是“遵用汉法”，确保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世祖曾诏曰：“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此诏表达了元世祖对儒家大一统治边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明代元后，仍以“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儒家大一统治边思想为基础，鼓励边疆民族子弟入学国子监“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奠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清朝，以“无分中外”的治边理念把儒家大一统治边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世宗曾谕内阁曰：‘‘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0”“帝王之承天御宇，中外一家，上下一体。君父臣子之分定于天，尊亲忠孝之情根于性，未闻臣子之于君父，合体同心，犹可以丝毫形迹相岐视者也。”瑦儒家大一统治边思想跃然纸上。
二、华夷同风：儒家文化的倡导
在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演进的过程中，历代统治者在治理边疆民族区域时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边疆民族能够认同中央政权，接受儒家大一统观念，必须以文化认同为根基。只有与中原王朝文化的相通、相容，边疆民族区域才能自然地顺应王朝的统治。故此，实现中原汉族与边疆民族的多元互动与和谐发展，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边疆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于是，历代统治者采取各种边疆文教举措，在尊重边疆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基础上，采取移民杂处、安抚怀柔、和亲通好、羁縻而治、文化交流等各项举措，力图改变边疆民族区域的社会风气，移风易俗，形成“华夷同风”局面。
儒家文化经过春秋战国的争鸣与实践，已然成为秦汉以来统治者实现儒家大一统治边思想的有效途径。秦朝通过边疆区域移民方式，令华夷混居杂处，客观上促进了儒家文化向边疆民族区域的传播，引导边疆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同时，秦朝还‘‘以吏代法”宣扬儒家伦理道德观，实现移风易俗，秦始皇祭奠大禹庙时所刊刻的《会稽山刻石》就是努力使越人对儒家文化提倡的伦理道德给予认同，以期“大治濯俗，天下承风”。汉朝根据边疆民族文化特点，诏谕官吏“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尤其是西汉前期把“和亲”提升到新的层面，努力倡导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的多元互动，把儒家文化推向边疆民族区域。同时，汉朝亦采取‘‘以其故俗治”的文教策略，确实收到了“和集百越”、“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的良好效果。在魏、蜀、吴鼎立纷乱年代，诸政权虽然把主要精力皆用于抗衡对峙，但也均未曾放松边疆民族文教。刘蜀诸葛亮针对夷人“征巫鬼，好诅盟”的风俗亲作‘‘图谱”以示尊重，目的是将儒家文化引向西南边疆民族区域。天下纷争的南北朝，北部边疆民族匈奴、鲜卑、氐、羌、羯等纷纷内迁，在风俗习惯上禁胡语、着汉服、改汉姓，鼓励与汉人通婚，对边疆民族多元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交融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唐朝把“和亲’、“羁縻而治”的文教理念运用到了极致，在宽容的宗教政策基础上，将唐朝的‘‘声威”和‘‘教化”传播到遥远边疆民族区域，边疆民族儒家文化认同进一步加强。元明以后，边疆民族儒家文化认同更加强烈，明太祖诏谕广西左、右两江溪峒官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德以化远人，此古先哲王威德并施，遐迩咸服者也。”“使知礼义，以美风俗”。清朝采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宣，旷然更始而不惊，靡然向风而自化”的“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尊俗重教的治边文教举措，追求边疆民族儒家文化认同。可见，历代王朝的文教举措中都体现出倡导儒家文化的特征“华夷同风”的努力和部分实现，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兴学设科：边疆民族人才的培养
在实践中原汉族与边疆民族多元互动与儒家文化认同的过程中，统治者依据历代的成败得失，以及当时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间、边疆诸民族间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总结出边疆民族儒家文化认同最有效的举措莫过于儒家经史的教授，培养边疆民族人才，以资国用，而儒家经史教授的运行机制就在于兴学办校和实行科举。
儒家经史教授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蔚然成风，至汉时得以发扬光大。有汉一代‘劝课掾史弟子，悉令就学”、“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南域始有学”的记载不绝于书，以至于清朝广西巡抚谢启昆作《祀汉经师陈君记》曰：“汉时陈君父子崛起苍梧，传左氏绝学。南方州郡，经学之盛，未有先于粵西者。”瑤魏晋南北朝的动乱年代，边疆民族区域的‘‘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国渊“常讲学于山岩，士人多推慕之”。隋唐统一，使边疆民族儒家经史教授与边疆民族人才培养达到了新阶段。隋文帝‘‘诏天下劝学行礼”，在边疆民族区域‘‘建城邑，开设学校”。唐高祖制《兴学敕》曰：“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深博。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于是，边疆民族诵经习儒之声高起“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羁縻之，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同时，唐朝还准许‘‘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习读儒家经史。推动唐朝边疆民族崇儒向学的另一关键因素就是初创于隋的科举制。科举的施行，激发了边疆民族诵经习儒的积极性，以至于“金汝、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道”选送“进士”、“明经”于廷，需要限制名额。元朝重儒兴学之风不减唐宋，将《四书》、《五经》、《孝经》等儒学经典译成蒙文作为蒙古族士子必读书籍，在边疆民族区域‘‘拨田儋学，育养人才”，而色目、蒙古等士人的科举考试，必出于《四书》，并以程朱理学为准绳。明朝更加重视边疆民族儒家经史教授，边疆民族人才培养。太祖谕礼部曰：“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边疆民族士人举进士亦相当踊跃，清人曾云：“贵州设科，前此未有也。明洪熙六年，始令贵州生儒就试湖广。宣德元年，诏云贵合试。清朝对儒家经史教授更加重视，优惠边疆民族子弟入学，世宗曾谕礼部曰：“今滇黔楚粵等省，苗民向化，新增土司入学额数，为学臣者，尤宜加意禁饬，毋使不肖士子，冒其籍贯，阻土民读书上进之路。”诏令‘‘滇省土官子弟就近各学，立课教诲”。在边疆民族区域还广设义学、社学“教孤寒生童，或苗、蛮、黎、瑶子弟秀异者”。清朝更加注重边疆民族士人赴试科举，引导边疆民族诵经习儒的风尚。
总之，从边疆治理视阈考察中国古代边疆文教举措，能够发现历代王朝依据自身国力和边疆民族区域实态，因地制宜地采取行之有效的文教举措，其中都蕴含着对儒家礼教的追求、儒家文化的提倡以及边疆民族人才的培养，其目标是“华夷同风”的儒家文化认同“遵奉朝化”的政治依归，以及‘‘天下一统”理想的实现。尽管中国古代边疆文教举措在具体实践中与历代王朝所希冀的局面尚存差距，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边疆治理举措之一的‘‘文教”在历朝治理边疆民族区域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促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民族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最终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