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 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 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 》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 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 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 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 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 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 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 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 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 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 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 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 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 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 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 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 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 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 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 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 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 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 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 、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 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 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 。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 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 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 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 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 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 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 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 ”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 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 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 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 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 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 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 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 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 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 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 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 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 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 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 ，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 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 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 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 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 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 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 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 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 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 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 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 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 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 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 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 ：‘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 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 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 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 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 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 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 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 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 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 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 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 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 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 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 ;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 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 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 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 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 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 ，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 ，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 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 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 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 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 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 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 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 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 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 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 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 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 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 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 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 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 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 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 。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 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 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 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 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 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 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 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 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 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 视的一件大事。
三 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 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 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 “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 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 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 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 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 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 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 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 ，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 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 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 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 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 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 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 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 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 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 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 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 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 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 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 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 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 。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 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 《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 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 ，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 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 ，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 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 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 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 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 》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 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 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 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 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 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 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在中国共产党80年的奋斗历程中，创造了无数惊天动地的辉煌业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自己的认识，这也是学好党的基本理论的一条重要经验。认真研究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对我们深入学习在这一结合过程中创立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一步提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坚定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努力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处在幼年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还懂得不多，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因此，党内不可避免地接连出现了“左”的和右的错误，使中国革命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特别是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极力鼓吹“百分之百地绝对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总路线”，只知生吞活剥地背诵马列书本上的个别词句，照搬照抄苏联的革命经验和模式，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是“狭隘经验论”，说什么“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那些动辄引经据典、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教条主义者们，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而恰恰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为中国革命闯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胜利之路。
浅谈初中历史教学研究论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接触过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浅谈初中历史教学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正如《初中历史课程标准》所说“人类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政治多极化趋势持续发展。在这种国际形势背景下，如何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就成为历史教育不能回避的问题。”历史教学就是要“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这种情感的产生基础就是要使他们喜欢历史，产生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尊重学生的需要，设置课堂教学环节，改变课堂观念，把课堂定位为：学生能力展示场所。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中指出：“一位音乐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就无法安静，人们都需要尽其所能，这一需要就称为‘自我实现的需要’①。”
我们作为历史教师，很有必要探讨学生学习中的需要，依据学生的需要组织教学活动，这样的教学才会受到学生的欢迎。我们知道，小学生都有获得成就的欲望，初中生就更不例外，成人也是如此，这是人不断进步的源泉。历史教师要明白这一点，同时，也需要向学生讲明几个问题：每个人都有展示才能的欲望，打球人需要在球场上展示；唱歌的需要在人多的场合一展歌喉；绘画的需要有展览，等等。每个人的才能都是通过众人的传播得到扩大的，通过大家的评价得到提高。展示的机会越多，能力发展越快。能力发展越快，人的热情越高。全班几十人，个个都有不同的才能，但是我们很少有机会展示，以致大家以为我们是差生，我们不是差生，而是我们展示才能的机会太少，长期形成这样，被埋没了。现在，历史课就是你们的舞台，要在历史课上学会两种能力：会思考、会说话。要借大家之口传播我们每个人的能力特长，使我们都有好的名声，这也就是我们学习的成就。
马斯洛在《自我实现的人。动机与人格》写到：“自我实现不仅是一种终极状态，而且是随时随刻、点点滴滴地实现个人潜能的过程。”教学过程也就是学生“随时随刻、点点滴滴地实现个人潜能的过程”。教学就要有这个平台，使学生的能力得以展示，这就是本文的课堂定位。
2.如何实施能力展示？
2.1学生能力展示的方式：课堂展示，课外展示。
2.2课堂展示内容：阅读、思考与发言。历史课的阅读分全册阅读和单课阅读。阅读的目的不同，阅读要求就有差异。
先说单课阅读，这是随着上课进度而进行的阅读，有时是预习阅读，有时是当堂阅读。阅读与思考必须联系在一起，思考与发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环环相扣，才能使阅读发挥更好的效益。
因此，阅读一课历史，就要安排几个问题，备课时准备好问题，让学生思考几个问题，或者让学生阅读后提出几个问题，请同学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要写在黑板上，供学生思考，当然还有限定一定的时间。然后进行发言，必须是人人参与，人人发言。老师在黑板上写上1、2、3、4、5、6、7序号，发言时，抽一个组的一行，按次序发言，与1、2、3、4、5、6、7对应，发言者不管对错都打对号，未发言者打叉。最后由其他学生补充发言，或者提出自己的观点，也可以重复发言。这样的阅读并不影响教学进度，学生只要养成了习惯，一节课可以思考两课的问题，进行两课的发言。这种发言也称得上是“人人技能培训”。学生都积极参与，使自己的读、思、说能力得到锻炼，得到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发言与不发言由学生个人选择，老师不强迫，发言错了，无关紧要，老师不批评，多表扬，发现学生的`长处。不发言者，肯定会影响自己的声誉，他们会自我改变，积极进取，努力“自我实现”。
当然，还要学生来评价学生的发言，学生的发言代表学生的学习成果，获得大家的赞成与好评，对学生的激励作用是很大的。
例如九年级历史上册第8课《改变世界面貌的蒸汽革命》，准备了4个问题，供学生阅读时思考。黑板上左边板书了4个问题，右边写上1、2、3、4、5、6、7，学生看到这样的板书，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他们谁也不愿意把×留在黑板上，这个1、2、3、4、5、6、7既能激发学生的兴趣，积极学习，又赶跑了学生的瞌睡。如果教师唱独角戏，满堂讲，满堂灌，很难提高学习积极性，也很难控制学生在课堂上睡觉。教师减少了对学生的提问，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矛盾也减少了。
2.3课外能力展示内容：学生通过全册课文阅读，结合课外阅读，到社会上读“无字之书”，自编小册子，对小册子进行展出，评奖，使学生的成就感更突出，使他们更有荣誉，更爱历史。因为历史使他们充实，历史使他们有机会“自我实现”。
《初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历史课程改革应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程，勇于提出问题，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改变学生死记硬背和被动接受知识的学习方式。
历史课程改革应有利于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鼓励教师创造性地探索新的教学途径，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组织丰富多彩的教学实践活动，为学生学习营造一个兴趣盎然的良好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马斯洛说：“自我实现就是努力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②”。历史教学，就是引导学生做想做的事情。
参考文献
[1]许金声翻译的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动机与人格》电子文本。
[2]许金声翻译的马斯洛《自我是实现的人.人性发展能够达到的境界》电子文本。
论唐太宗
唐太宗姓李，讳世民。因为死后庙号“太宗”，谥曰“文皇帝”，所以史书上通常称“唐太宗”，有时也叫做“文皇帝”。
我国历史悠久，古代曾产生过许多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但是，像唐太宗这样杰出的代表人物，在历代君王中还是不多的。他的言行事迹于文治武功，至今仍然引人瞩目。
第一，关于“贞观之治”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不少文章重点并补充了“让步政策”论的观点，认为唐太宗的实行的“让步政策”。如轻徭薄赋等，是隋末农民战争的直接结果，是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前进在统治阶级政策上的折现。但是。也有的文章不同意“被迫让步”的说法，认为封建统治者会主动调整政策，以适应生产发展，缓和阶级矛盾。因此，在有无“让步政策”上，至今仍然存在分歧。还有的人提出新的见解：农民战争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生产力和物质财富，而广大农民在战后努力参加生产，以其本身的劳动创造可物质财富，才是造成“贞光之治”的根本原因。唐初统治阶级的政策，对“贞观之治”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关于唐太宗的政治思想。有的文章认为：稍微减轻剥削和压迫的方法，收揽民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是唐太宗的政治思想的核心。而有的人说：唐太宗的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仁义”，是孟子以来所强调的“仁政”，是儒家的“君道”观。还强调指出：唐太宗不仅是一个在实践上特别成功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在政治理论上有所建树的理论家。至于对纳谏与求谏的分析，文章尤多，一致肯定其进步意义，同时注意不可把纳谏与民主混为一谈，不可把唐太宗的“虚己纳谏”现代化。
第三，关于唐太宗的用人政策。太宗之善于用人，这是古今所公认的事实。近几年来，对唐太宗的用人特点与方略作了较多的探讨。如有的人概括为：任人唯才，各尽其用。选贤任能，不屈一格。随才委任，宗室土庶并用。开科取士，广揽俊彦。铨叙考核，黜滥陟贤。鼓励致仕，崇奖礼让等等。通过这些方略，任用了大量有才能的人，使各项政治措施得以顺利实施，促进了“贞观之治”。
第四，关于唐初立法思想与《唐律》。《唐律》是隋末阶级斗争的产物。唐初统治者为了重建和巩固封建政权，维护地主阶级长治久安、“长守富贵”的根本利益，力求励精图治。统治者考虑到打乱之后亟需修养生息，安定秩序，发展生产，缓和矛盾，于是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予以保证，而《唐律》即是其中的重要手段。所谓“贞光之治”的出现，与《唐律》的制订是分不开的。
第五，关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一般都取肯定的态度，如有的人指出：贞观年间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较好的时代。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顺应历史潮流，对民族问题作了妥当处理，促进了民族和睦团结，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历史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贞观时处理民族问题的做法的特点有：承认少数民族在国家中的合法存在，甚至给予一定的照顾，相对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如此等等。对于民族政策的局限性，评论上有一定的分歧。有的人只说，唐太宗还存在着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劣根，贞观之治政策远远未能摆脱大汉族主义思想的羁绊。而有的人则认为唐太宗实行的是“以汉族为正统，其它少数民族为附庸的大汉族主义的民族统治政策。”照此说来，当然不是什么“未能摆脱”羁绊的问题了。
第六，关于唐太宗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千百年来，一致传诵着唐太宗“以古为镜”的故事。具体地说，贞观君臣采取了三种方式来总结历史经验：一是以古颂今，二是以古喻今，三是以古讽今。这样做，归根结底是为了知封建统治阶级之兴，明封建统治阶级之替，是为了巩固李唐政权。然而，“以古为镜”，仍不失为留给后世的一条历史经验。
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有关历史的学术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论叙述的历史
【摘 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历史学定义与目的的思考，探讨史学发展的沿革，并藉此探索史学辉煌与沉寂的内在原因。同时通过思索目前国学热与全民读史热潮的内在动因，探索如何兼顾史学的科学性与扩大学科的群众基础等问题。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创新是其发展不竭的动力。叙述历史无疑是增加史学群众基础的不二选择，史学平民化是一个趋势。如何兼顾叙述的历史和考证的历史，处理历史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历史;历史学;叙述史学;史学理论;后现代
一、历史学的定义与叙述史的关系
1、历史学与叙述史学的关系。关于历史的定义不同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解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感悟，这些感悟或与时代相关或与治史准则相联系。而几乎所有关于历史的定义无不关注到了历史的叙事这一价值。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i而杜维运先生也有过类似的叙述“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往事的记录)。” ii关于这一问题西方也有类似的认定，影响西方史学界数百年的兰克学派创始人兰克，在《拉丁民族日耳曼民族史》一书中提到，“人们一向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批判过去，为将来利益正时代，我不主张这样，我真正希望记录过去的事情”。中西史学家何以对此有着类似的认识，我认为基于历史以下几个特点。从历史的本身来看历史是有事实的构成，事实的确认，事实的表达，三方面组成。而事实的构成是其基础。而历史的本身，其实就是过去的事。是过去事物活动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是故叙述清楚史实是历史学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后现代主义从历史的艺术层面强调叙述的重视，这点与我国传统的文史不分家不谋而合。叙述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我们理应重视。
二、从史学的文学性谈叙述的史和民间述史
1、从史学的文学性谈叙述的历史。文学从定义上是一种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从定义上相比，貌似同史学不甚相及。但两者似确有相互渗透的地方。有句话叫做文史不分家，我们中国传统的历史著述总是和文学难分彼此，例如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至今都以期文字优美，叙事丰满，受到文史学界的重视，后世之史书纷纷仿其体例，让一个个冰冷的人物，跃然于纸上，仿佛重现了历史的场景一般，这样类似文学的描述赋予了历史灵与肉。这一点使其成为吸引大众，最受群众欢迎的学科之一。同时，文学作品也具备其史料价值，章学诚说过“五经皆史”陈寅恪先生发明了“以诗证史”的方法，而如今历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更是大大扩展。文学作品成为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西方19世纪上半叶风行一时的浪漫主义史学也强调了历史同文学的密切关系。法国浪漫主义史学家巴兰特说：“我一直设法使历史小说从历史中汲取的兴味再回到历史中去，首先，历史必须是准确的，但我想它同时也可以是逼真而有生气的”iii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许多思想滥觞于浪漫主义史学之中。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史学著作对历史的再现是艺术的再现，通过叙述，使史实变为故事，史学是叙事艺术中的一种形式，史学应当为史学与艺术之统一。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的有些观点有失偏颇，但我们也应真实的予以思考，从而推动史学的进步。比较激进的说法来自新历史主义史学家海登怀特，他认为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
2、从史学的文学性谈民间述史。近几年来，我国大地上掀起了一阵学习国学，复兴传统文化的浪潮。而历史学作为国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国民的青睐。史学普及读物高居图书销售的前列，畅销书专栏长期被通俗说史类读物所占据。沉寂多年的历史仿佛一夜之间苏醒过来，并迸发出了惊人的生机和活力。这无疑是值得欣喜的一件事。体现了国民素质的增高下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国学如今何以如此之热，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我国经济的发展。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渴望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其次是学界的繁荣和对文化的努力推广。以及多媒体信息化时代下文化传播的新途径等等。
三、历史通俗写作的前世今生
老辈历史学家其实早已开始了历史通俗写作和叙述历史的尝试。最早的通俗讲史的大家可能算是旅美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了，1944年9月黎东方先生在陪都重庆开创收费讲历史的形式，受到了听众的一致好评。黎先生讲史生动形象，却又不虚构任何以人物与事件。林语堂先生得知此事后说要将“幽默大师”的名衔转送给黎东方。在先生写完《细说清朝》一书后，胡适先生鼓励他把历朝历代都讲一遍，先生笔耕不掇，陆续写出了《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和《细说民国》。1998年先生逝世后，出版社约请几位著名历史教授补齐了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和宋朝。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重视历史的通俗解读。先生撰写的《苏秦张仪》、《关岳合传》、《中国地理大势》、《三国史话》。雅俗共赏，通俗易懂。深受读者好评。四部书现在以《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如今，由于多媒体的传播。更是有很多专家学者参与到普及历史，叙述历史中来。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拳头节目百家讲坛，搭建起专家学者同群众的一个桥梁，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将许多晦涩知识传播于民众之中，深受观众好评。出版的著作更是数不胜数。这些都是值得欣喜的尝试。
结 语
史学平民化和全民读史是大势所趋，对历史学的发展也是一个利好。从传统叙述史学和史学的文学性看也符合传统述史的传统，老派学者亦有诸多成功的尝试。人民的选择才是应有的改变。如果能抓住这一趋势，相信一定能够迎来史学的又一个春天。我们希望那一天的尽快到来。让历史学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注释：
i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12.
ii杜维运.史学方法论》，21页，台湾，1981。转引自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页。
iii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M].商务印书馆，1992：129.
【参考文献】
[1]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出版社，1999.
[2]杜维运.史学方法论[Z].台湾，1981：21.转引自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页.
[3]庞卓恒，李学智，吴英.史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英)卡尔.历史是什么?[M].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8.
[5]马卫东.历史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古罗马)塔西陀.罗马帝国编年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7](法)布罗代尔.论历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9]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M].商务印书馆，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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