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再生产就是以文化为生产资料来生产文化,这已成为当今民间文化发展的常见方式。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语境中乾州古城文化的再生产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旅游语境中乾州古城文化的再生产研究全文如下：
摘 要 ：文章将乾州古城置于旅游发展语境中，把握古城文化景观的空间布局特征，理解古城文化景观的内在历史底蕴及当代价值，并分析制约乾州古城文化景观再生产的多种力量因素，把握古城文化景观再生产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表征意义。
关键词 ：乾州古城;再生产;文化旅游
一、文化资源的存在
乾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距今约有1752年历史。从古时的军事重地到商业发展的交通要塞，乾州古城的历史文化十分丰富。它曾是南长城军事防御线上重要的指挥中心，清朝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的主战场，流传着1925年川军熊克武部队炸不开乾州石城的传奇故事;它曾开通司马、镇溪(峒河)、武溪(??溪或万溶江)三大水系，商旅直底洞庭与汉口，条条官道分别通往泸、凤、永馁、思南、印江、茶桐、秀山等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略的转移，修筑了湘川公路及乾州至所里(吉首)的公路支线，水陆并进，创造了乾州古城的辉煌。
乾州古城文化景观资源亦是丰富。从军事防御性建筑到祠堂会馆、楼阁古塔、古城巷道、河道码头及明清时期的特色建筑群随处可见。古城内北城门、胡家塘古民居群、罗荣光故居、文庙、抗日文化纪念馆、杨岳斌故居、观音阁、节孝牌楼、万溶江画舫观光、三王阁风雨桥等，都极具民族特色。从建筑景观价值看，古城的选址、城防的设置、街道的规划布局，除了具有鲜明的军事特征外，更具有层次丰富的民间特色，同时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①。世代居住此地的土家族、苗族、汉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古城光辉灿烂的文明史。阳戏、辰河高腔、傩戏、汉戏、苗剧是古城里的主要戏种。四月八、赛龙舟、六月六、玩龙灯、耍武术、赶秋对歌、游“春”会、赶庙会、跳鬼、巫术绝技、赶场等民俗节庆活动，充分体现了古城人民的古朴民风。
乾州古城自身的丰富文化资源，契合了湘西州对旅游资源的发掘和开发。2009年2月，州委书记何泽中在州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一个龙头、一个集散中心、两条风景线、三个核心景点圈、实现六个增值”的“11236”旅游发展思路，为湘西旅游产业格局画好了蓝图②。其中“三大景点圈”之一就是乾州古城景点圈。因此，乾州古城的打造是必然的结果，开发乾州古城，成为实现湘西旅游战略格局中重要的一环。
二、文化景观的再现
古城镇的旅游发展是以文化资源为主导的，构成古镇旅游文化资源的要素，既有有形的实物，如：古街区、古民居、寺庙宗祠等能明确的被感知的东西;也有无形态的意境，如：古城镇的民风民情、古韵氛围等，可通过人们的体验所感知的东西。可以说，古城镇的打造即是对古城镇文化空间的一种再造。因此，不仅要在硬件即能明显感知的物质形态上下功夫，保持其全面而真实的风貌，更要在软件即通过体验才能感知的非物化形态上下功夫，注重文化氛围、场景的营造，让有形的和无形的要素都能很好的展现出来，体现古城镇旅游的特色。
(一)物质空间的再造――古镇古街重塑建
2005年，乾州古城被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这为乾州古城的保护和重建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当时乾州古城破坏严重，核心景区面目全非。吉首市政府引进了大汉集团对古城主街区进行了恢复式开发建设。对古城北城门、文庙、胡家塘、三门开城楼、风雨桥、观音阁、贞节牌楼、田碑林坝和田碑林茶馆等标志性景点进行了修复，修整了杨岳斌、罗荣光、张一尊、翦伯赞等名人故居，清理了万溶江河道并建设了沿河游道。其建设工作主要围绕古城核心保护区域内的人民南路、迎宾路、建新路、乾正街、东门巷、观音阁街、万溶江等旅游主线展开。
从2005年至今，乾州古城内景点的修复已基本完成。对76栋有保护价值的典型古民居实施挂牌保护，完成了6个文保单位和22栋重点居民的修缮，完成21处单位房屋和420 栋民居的仿古改造，涉及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拆除临时建筑、违章建筑和不协调建筑四层以上部分5000平方米。景点重点项目建设停车场及游客服务中心已投入使用。在此基础上，乾州古城还规划了六大旅游主题浏览区：文庙文化展示区、胡家塘传统民居群、城隍庙民俗风情观光区、万溶江观光休闲区、解放路传统商业街、抗战标语展示区。这些“历史遗迹”是地方文化的代表，都借助于现代方法得以“复原”，并在复原的基础上针对旅游市场的需要进行了相应的建设和改造。
(二)心理空间的再造――“湘西坊”创业园的创办
作为旅游景区外在形象、内在文化的综合反映，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成功与否直接影响旅游经济效益的好坏。旅游纪念品的生产应立足当地，无论是工艺品还是土特产都应有明显的地方标志性，这样不仅能提高游客的购买兴致，还能起到宣传作用。
为做好地方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开发项目，以加快旅游产品集散中心建设为目标，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劳动保障部门以湘西文化为主线和纽带，乾州古城为依托，大力建设集创业孵化、创业培训、项目交流、产品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创业基地――“湘西坊”创业园，大力发展特色商品产业、民族经典文化产业、地方饮食产业和旅游休闲娱乐产业。2010年，湘西州政府在国家工商局注册了“湘西坊”商标。同年2月5日，湘西坊名优特旅游商品一条街在乾州古城内正式开街，湘西坊淘宝旗舰店、百工坊、百味街、能工巧匠创业园等项目亦相继启动，“湘西坊”旅游商品品牌正式确立。
(三)意识空间的再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的进驻
从传统到现代，在整个中国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大环境下，乾州古城，这一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古镇，发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冲击――意识空间快速被现代生活方式肢解为碎片，但同时这些碎片又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地被再造。旅游开发让乾州古城整体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再具有鲜明的村落建制。意识空间的再造主要是通过“旅游化生存③”实践而实现的。“旅游化生存”又可分为两种具体形态：生活化生存、舞台化生存。 生活化生存是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的特点，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现、使用、保护和传承融入到古城的日常生活中。2011年5月10日，湖南省湘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在吉首市乾州古城揭牌开园。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由非遗展示馆、百工坊、百味坊、百戏坊等组团构成，集研发、展演、销售、休闲为一体。再造的文化空间里，游客可以看到工艺大师现场织锦，绘制苗画，雕刻傩面具、砚台、菊花石、手工制作粘贴画等，可以亲身感受湘西民族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亦使古老的民间手工重获新生。
舞台化生存指经过艺术加工和提炼，将传统文化搬上“舞台”，使其转化为舞台表演艺术向游客展示，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旅游表演业。2011年5月，以“格朗渡”为名，在湘西吉首市乾城巫傩堂内，由湘西州格朗渡艺术团表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景演出正式开演，演出通过湘西1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场演示，把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渊源集中呈现在舞台上。目前该节目已经成为让游人了解湘西的一个主打节目。
三、多方力量的共同发声
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文中表示，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形成不是一种力量的塑造，而是各种不同力量最终“妥协、交易而形成的”。乾州古城一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正是不同力量作用的结果。
(一)政府主导
文化资本的不断再生产过程，政府的力量不可忽视。旅游开发模式主要为三种：政府主导模式：政府运用掌握的城市规划审批权力对文化旅游开发进行宏观的管理;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模式：政府成立相应的旅游开发项目公司，相关资产以政府财政划拨的形式注入项目公司;经营权出让模式：地方政府将管辖范围内的旅游景点开发出来后，通过出让旅游开发经营权的方式，吸引投资商介入古镇旅游开发。从旅游开发模式中可以看出，政府是公共旅游资源的最大整合和调配者，是行业运行和发展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一方面，政府为了使民族文化旅游更好的发展，必须使民族文化不断传承;另一方面，为了打造民族地区旅游文化品牌，增强旅游文化的可视性，就必须在民族地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吸引注意力。从乾州古城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看，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地位，其主要活动是由政府牵头投入巨额资金开发修复，同时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政策和规定来规范乾州古城以及乾州旅游方面的管理。
(二)市场推动
旅游业的发展方向是引起文化资源重构与民间文化重组的重要因素。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很多文化被重构，很多如民族风情园等充满民族特色的景区都是为了旅游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而在以文化为主题的景区中，基本都有民族歌舞表演，这些表演者大都是旅游公司聘请的，他们对原有文化进行了选择性的传承。乾州古城的被挖掘开发过程亦是迎合了市场经济的需求。2004年，作为吉首市人民政府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湘西州五十年州庆重点工程“锦绣乾城”项目正式进入规划阶段。由政府牵头引进的大汉集团在此项目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看好的亦是在文化遗产旅游新兴下，乾州古城的潜力。旅游公司的招商为古城旅游发展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锦绣乾成的打造，一方面对原有的乾州古城进行了多方位的复原，另一方面又使得乾州古城的发展区别于历史的轨迹，成为了一个集特色土产购物、民俗表演、品牌餐饮、旅游休闲、商务会所、宾馆住宿为一体的4A级仿古旅游商业风情小镇。市场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撑，文化的再生产使得传统民族文化被重新挖掘开发出来，显示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专家学者发掘
文化学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脑④。民族地区的人民在学者们的帮助下，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的民族民间传说，通过文物和历史遗址来确定当地的民族历史文化，并由此重新构建新的民族文化资源，为旅游者描绘或是说虚拟了一个新的有着深厚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⑤。湘西州文化学者为乾州古城开发做了大量的考证，从其历史人物、文化民俗、建筑风格等等各方面进行了资料的整理，对乾州古城的开发方向做了一个历史文化的再构建。杨良华《乾州风韵》、盛天宁《清代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研究》等著作，便是以乾州为蓝本而著。
另外，在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中，许多民族传统节庆里的禁忌与章法逐渐淡化消失，民族礼仪不再具有传统的祭祀性，取而代之的是娱乐性，节庆不再是本民族的节日，而变成了游客与当地人的共庆。如乾州古城正月十五火烧龙仪式，本是靠天吃饭的土家族先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种意识，带有浓厚的稻作文化及神灵崇拜的烙印。由于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的需要，它成了一种带有娱乐性、观赏性的节目，烧龙的形式也在变迁的过程中更具戏剧化。
综上所述，乾州古城的打造，向我们展现了文化景观在旅游语境下的当代变迁过程。它并非是单纯的对历史景观的修复，而是各种力量因不同的利益需要，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变迁具有再生产性。通过对古城再造模式的研究及动力机制的分析，对其他地区的古城镇旅游化打造具有指导意义。
★基金项目：吉首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资助(编号：13JDY024)。
注释：
①张群.“凤凰古城的保护开发思路”[J].安徽农业科学，2008(12).
②吴刚.乾州古城：吹响湘西旅游第三次创业的号角[EB/OL]. http：//news.xxnet.com.cn/h/24/20111229/14706_1.html，2011-12-29.
③旅游化生存：是指借助旅游之力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有效利用、开发成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购买的旅游产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发展的模式.
④赵德利.主导?主脑?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定位[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01).
一篇利用空间遥感技术破解楼兰古城消亡之谜的论文最近在学术界引起关注。该论文认为两次地质滑坡堵住了古孔雀河，切断了供水源，楼兰古城因断水而被遗弃并最终消亡。 有关楼兰古城消失之谜的探索，最近因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何宇华、孙永军两位研究人员的一篇论文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兴趣。作者在这篇发表于第二季度《国土资源遥感》杂志上的论文中称，他们应用空间遥感技术，通过对卫星图像的判读解译，找到了楼兰古城消失的真正原因。中国论文联盟 楼兰曾经是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可不知什么原因，这个西北形胜之地突然神秘地消失了，对此史书中没有留下只言片语。１９０１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当地向导的帮助下发现了“楼兰古城”，并且宣称是“沙漠中庞贝城的再现”，世界为之震动。随之而来的是１００多年关于楼兰消亡原因的论争，至今没有定论。 在今年６月１５日出版的《国土资源遥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应用卫星遥感探索楼兰古城消亡之谜》的文章，该文作者何宇华、孙永军确信他们找到了古城消亡的答案。他们应用空间遥感技术，通过对卫星图像的判读解译，发现楼兰古城上游存在堰塞湖和两处地质滑坡。又从环境地质学上研究与分析楼兰地区的供水源和古河道分布情况。基于这一发现他们认为，新疆楼兰古城最终消亡的原因是由于古城所在地古孔雀河上游先后发生过两处滑坡崩塌（分别位于古城上游８．５公里和２０公里处，前者规模较小，后者规模较大），堵住河水后形成堰塞湖，从而切断了楼兰古城的供水源。楼兰古城因断水而被遗弃乃至消亡。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长林说，该文通过遥感图像对区域古地理环境进行了分析，提出古滑坡是导致该地区古堰塞湖出现的主要原因。用遥感图像，特别是高分辨率图像进行分析，是考古包括古地理环境研究行之有效的手段。因此，该文的观点值得重视。该文提出了对楼兰古城消亡原因的新认识，说明遥感在考古研究中能发挥巨大作用。 可是对此见解持有异议的专家也不少。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王守春研究员认为，滑坡的观点不能成立，那里根本不会存在滑坡。 他们通过对卫星图象的解译得出结论，可能对实地的情况不是很了解。楼兰以北雅丹地形相对高差最多才２０米；楼兰以西的雅丹地貌相对高差也就几米，２０公里处的地形相对高差也不是很大。在这样的地方不可能产生滑坡。 塔里木河下游是平原地区，河流改道是很平常的；而且塔里木河每年都有洪水，就和黄河下游一样，洪水一来大平原上河流改道是很容易的，不一定因为滑坡才改道。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孟凡人说，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不能断定堰塞湖形成的时代。如果楼兰城是因为堰塞湖而废弃，那么必须和它的废弃时代相对应。不能确定时代就不能说明楼兰城是因为这个堰塞湖而废弃的。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李廷祺先生针对这一质疑，举出北魏法显《佛国记》中的一段话：“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李先生认为这段描写说明当时的罗布泊已经干涸，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其上游发生滑坡。 孟凡人则认为，北魏法显的《佛国记》中没有明确记载他是从楼兰经过的，这段描写适用于这条线路的任何地方，而且当时他是不是一定从罗布泊经过，现在有很多种意见。他根本没有点出罗布泊，也没有写到湖泊。出玉门关以后走罗布泊这条路线，代代几乎都有这种情况；而且后人好多都不从罗布泊走，出玉门关以后往西南就斜插下去了。 王长林也提出了建议。他说，文中只提出从图象中能看到滑坡，而没对产生滑坡的来源进行分析，且给出该滑坡是否真实存在的有力证据，因此需对该滑坡做深入分析研究。如果滑坡真的存在，则该文确实对楼兰古城的消失提出了新的见解和认识，值得对此关注。 (科学时报) 中国论文联盟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研究论文
摘要 ： 文章主要介绍了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三个层次，即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以及历史文化名城。
关键词： 保护单位；保护区；历史城；历史文化遗产
当前阶段我国的历史文化古城正处于关键的时刻，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目前对于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因此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在进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时，需要对历史文物进行一定分层，进而更为针对性和准确性的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因此探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层次是具有重要意义的[1]。在此背景下，文章主要介绍三个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层次，旨在增加人们对于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视程度，以下是具体内容。
一、第一层次：各级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
（一）保护单位的保护方法
在对历史文化遗迹保护单位进行保护时，首先就需要确定保护的方式，根据国家在这一方面的规定可知，在进行保护时维修时主要需要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二）保护文物古迹历史环境
在保护重点文物单位维修保障为原状的前提上，同时在我国的相关法律上还规定，需要建立保护历史文物的古迹的历史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历史文化环境和保护文物单位是同样重要。对于任何一个文物而言期都是具备一个自身的存在环境的，这个环境自身也蕴含着历史的遗迹，其和文物相辅相成，共同呈现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沧桑。对于古迹历史环境而言，保护其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体现了历史文化文物的功能和地位，并且会对历史事件的细节进行揭露；同时也对于文物的设计意图以及艺术效果进行了表达，其对于历史的坐标进行了揭示，同时也可以对于那些已经不在的建筑进行合理的猜想。
二、第二层次：历史文化保护区
（一）正确理解保护区的价值
历史文化遗迹保护的第二个层次便是建立历史文化保护区，首先我们需要正确的理解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价值和意义。在一些古城之中我们通常可以看见一些地区，其存在大量的历史古迹，新的建筑较少，同时在该地区的居住人民也较少。对于这些地区有一些人认为已经是没有存在价值了，但是同时这些地区也是历史的最佳体现。从历史信息保护的角度进行观察，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最原始面貌，这属于城市历史的一个篇章，属于城市记忆的一部分，所以其和文物单位的层级是具有一定差别的，其更为完整的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城市历史，它的价值和环境一体化的遗留了下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保护区保护方法
通常而言对于历史文化保护区而言，其居住的环境较差，并且其成片的面积很大，因此其和文物单位的保护是具有一定差别的。其在保护时应该给以一些特殊的保护，即在保护外观的同时，允许给以合理的内部改造，但是必须保障整体化的风貌。就现阶段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措施而言，其已经很为成熟，起保护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点：1、具体的文物保护需要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恢复原状的保护；2、对于一些保存十分完整的历史建筑，其可以对外观进行细微的装饰，在其内部进行合理的改造；3、对于一些外貌应经有一些较大改造的建筑文物，应当进行的改建将其恢复至原始的面貌；4、当建筑物的'内部结构已经受到了很大破坏，进而致使古建筑成为了危房的情况，则需要将建筑结构进行重建，但是在其外观上仍然要保障其为历史的原貌；5、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内部的新建筑，可以将其和历史建筑进行协调化的调整，对于一些难以实现协调化的建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迁移。
（三）和第一层次的差别所在
与第一层次的文物保护单位不同，其和历史文化保护区是存在一定差别的，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并不是对于历史文物的保护均给以原汁原味的保护，只是在外貌上要求完美的保存，但是在其室内上是可以进行一定改造的，这样的保护措施相较之文物单位的保护是更为容易实现的，对于古迹建筑物而言，其在保存了历史遗迹的同时，还可以充分使用建筑的价值；第二为对于在历史文化区的原始居民而言，可以继续在历史文化区生活，不需要强制的迁出。
三、第三层次：历史文化名城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三个层次便是创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原则为需对城市中的历史文化古迹进行完美的保存，但是同时还需要保障城市的发展，居民的正常生活。故此历史文名城层次的保护，其保护的内容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归纳：其一为保护历史地段以及文物古迹、其二为延续和保护古城的风貌以及格局的特殊；其三为发扬和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就现阶段，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措施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为进行仿古建筑的建设，这属于是一种历史遗迹的抢救方式，但是防建的历史建筑其自身是不具备历史价值的，更多的只会为了商业上的利益，其最大程度上只能说是一种历史遗貌的延续；第二种为深度挖掘传统建筑的特点，在原有历史遗迹建筑的基础在进行新建筑的建设，同时在其形式、布局、格调等方面均和传统的建筑保证一定的联系，这是一种较为成功的古城保护措施；第三种为抓住古城的历史传统精神，进行精神上的再创作，让古城其特殊性、历史性得以完美的延续，这一种极佳的保护措施。结束语综上所述，就现阶段的中国历史文化遗迹而言，加强对其的保护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在进行保护时给以历史文化遗产分层次化保护，也是一种加强保护措施效益的手段之一。就目前而言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以及历史文化名城是现阶段较为合理、科学的层次分化方式，值得各个城市历史保护单位进行合理的使用。
参考文献：
[1]张希晨,郝靖欣.城市历史文化街区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途径研究——针对无锡历史文化街区遗产保护工作的整体分析[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14,40(4):338-343,356.
城市是一部历史长卷，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这些特色和个性就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传统文化的存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恰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特色和个性。
一、城市规划编制中，应注重城市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城市规划是指导城市建设的纲和领，是城市建设中的法律性依据。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经历数百年到上千年的历史过程，在这数百年到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生产形式和文化现象，如人文、社会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出现，会导致各个城市间具有不同的文化和特色。在编制城市规划中，除了指导现阶段的城市经济建设活动外，更重要的是要收集，研究城市发展的历史和寻求文化演变的过程，这些收集和调研工作就是寻找城市规划与城市传统文化的对接，突出该城市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城市的特色和个性，没有体现特色和个性的城市规划可以说是一个不合格的规划，是不能指导城市正确建设的规划，也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城市规划。按此规划建设的城市，将会导致城市建设中的历史断层，对城市的历史文化将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也就是我们常提的“建设性破坏”和“破坏性建设”。
城市规划是指导城市建设的法律性文件依据，在编制规划中首先就是收集城市过去发展的历史资料，其中文化历史资料是重要的收集和研究的对象，并在规划编制中予以重点的体现。如历史名城保护规划、旧城改造规划、传统历史街区保护规划、重点文物古迹保护规划等。由于这些专业和专项规划的编制以及在规划实施中注意发扬城市传统文化，并对一些频临消失的历史文化(包括非物资文化)古迹实施了抢救性保护，城市建设少走了弯路。如襄樊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有很多宝贵的名胜古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中的名胜古迹遭到灾难性的破坏。而就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位于襄樊市区内的我国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故里——米公祠，得到规划部门的有力保护。有一家大型工厂曾“虎视眈眈”的要把米公祠纳入该厂的生活区，并要求拆除米公祠建家属区。为了保护这一宋代名人故居，规划部门按《襄樊市城市总体规划》据理力争，顶住当时的压力，不仅不把米公祠划给该厂，而且还按规划要求，预留了米公祠规划发展用地的范围，米公祠不仅完整的保留下来，而且在该厂生活区用地范围中内，划出一部分用地来，做为米公祠用地。米公祠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打开了尘封30年的大门迎接慕名前来参观游览的宾客，文物部门对规划部门所作的工作“感谢”不尽。又如襄阳古城墙的拆与留和我国最宽的护城河是填还是留的问题，当时也受到严峻的挑战。根据城市规划，规划部门是极力保护，并与文物部门拿出保护性规划意见，呈述市政府，并向单位和市民宣传保护襄阳古城和护城河的重要意义和对襄樊城市今后发展的作用，襄阳古城墙和护城河得以保留。由于在城市规划部门和文化部门不断的努力下，1986年襄樊终于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二、城市规划不仅要继承城市历史文化，而且还要发扬光大城市文化，突出城市个性和特色
城市的历史，是城市的昨天，是城市发展的足迹。城市还将继续发展与延续，历史文化也将延续和发展，在城市规划编制中，不仅要继承城市传统文化，还要凸显城市的个性和特色，没有特色的城市，是没有活力的城市。城市规划的编制除继承历史文化外，还要根据城市今后的发展，而对城市的传统文化加以弘扬光大，增强城市的亲和力，提高城市的特色，打造城市的品牌，提升城市的地位和竞争力。以襄樊城市建设为例，襄樊是三国文化之乡，著名的刘备三请诸葛亮之地就在襄阳城西三十里的隆中。1949年时，隆中诸葛亮故居除几组明清建筑外，面积不足0�5平方公里，为了打造襄樊历史文化品牌，在规划编制和城市建设管理中，在隆中风景区规划用地和环境保护中，给予充分的用地保证，注重生态环境的优化和保护上予以充分的考虑和作出规划的保障实施措施。除加强隆中风景区的建设外，在襄樊市区内分布的其他三国胜迹也予以重点保护和发展，如真武山下的“马跃檀溪”，刘备在岘山上的“濯汉亭”、“濯笔池”，襄阳城内的“荆州古治”，襄阳城东的诸葛亮“去梯问计”楼，樊城西北七里的“关羽水淹七军”之地等三国胜迹，均列入城市规划保护之中。在条件具备时，将逐步发展成为城市文物古迹游览点，并且在襄樊市区最大的广场竖立了14米高的诸葛亮铜像，此广场亦命名为诸葛亮广场，弘扬了襄樊的三国文化。
为了建设和谐襄樊、美丽襄樊，规划充分利用襄阳古城墙和宽阔的襄阳护城河资源，依墙、依护城河规划兴建成环城公园和“襄阳人家”休闲娱乐区，今天已成为襄樊市民和外地游人涉足之地，是襄樊城市建设的一大靓点。
三、城市规划建设应以人为本、以和谐为重
城市是一个大型群居地，是人们生产、工作、生活的共同空间。在这个大“家庭”中，也是和睦相处和矛盾共存的地带，除了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政府协调管理，平衡各方利益，促进城市和谐发展外，城市规划编制中，更应注重和谐城市建设意识，把不协调的因素消除在规划编制之中。我国已步入现代文明建设时期，人们对城市的生产、工作、生活条件的改善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一个高标准的协调和谐城市建设氛围。在20世纪50年代，勾画的社会主义城市轮廓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烟囱林立、高楼高耸”的一片“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的城市“新景象”。当时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了。
从今天来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实现了，不仅有电灯、电话，而且电视、电脑已普及，信息开始网络化。但市民对当时憧憬的“工业化”象征——“烟囱林立”的城市看法已不能认同了，而现在要把与城市市区不协调的林立的冒黑烟的烟囱“清”出市区，对保护城市环境尤为迫切。
就襄樊城市建设而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市民编了一个顺口溜：“东、南、西、北、中，处处有化工，”说明当时城市规划建设失调，由于只重视发展工业，而忽视了城市功能分区的规划建设思路和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使城市环境条件越来越差。至20世纪90年代后，在城市规划部门也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因此在襄樊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中，把调整城市不合理用地布置提到重要的规划内容上来，除了进行城市功能分区的布局外，还将不合理的工业企业安排到相应的功能分区之中。
如20世纪建于前进路北的钛白粉厂(当时为郊区、今已成市区)规划迁至远郊的工业区，又如在距市区南15公里以外的余家湖规划化工建材工业开发区，将市区内的医药化工等一批有污染的化工工业迁至余家湖化工工业区。距市区东北远郊的油坊岗建立汽车工业区，将位于市区内零散分布的汽车配套工业企业逐步迁入汽车工业区。由于部分分散在市区内的有污染的工厂外迁，改善了市区的商业服务，文化教育及居住用地条件，城市用地混乱局面得到控制，人居环境得到很大的提高。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强调的是发展生产，强化城市生产经济，因为那时生产低下，生活条件较差，当时主要是解决“吃饭”问题。生活居住环境还没有提到重要的建设议程之上，而且在发展生产中就提出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奋斗”口号。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经过数十年的奋斗，国力和市民经济条件和生产条件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和改善，对所居住城市的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得以认同。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管理中也走向人性化的建设理念。在规划中除重视城市传统文化的传承，突出城市特色外，重要的是通过规划手法达到“以人为本”的现代和谐城市建设的目标。
过去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主要强调城市快速发展的经济模式，缺失了和谐的人性化建设氛围。如在城市建设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是欠账最多的一块；总是挤占城市公共设施这一块的投入而去“发展”工业这一块；城市开发，往往迁就开发商利益；牺牲市民利益，城市公共绿地被挤占，城市“三废”无力治理、环境恶化、市民身心受到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