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向中国社会的深入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是最重要的步骤。佛教分大乘、小乘，佛经包括经、律、论，从印度和西域陆续传入，其数量浩如烟海。如何把佛教的教义介绍给中国民众？这是摆在当时来华的印度僧人和中国早期佛教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鉴于人们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看待刚刚传入的佛教，因此，只有借用人们熟悉的语言、概念来翻译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从汉代到隋唐，历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如东汉的安世高，西晋的竺法护、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宋的佛陀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朝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把当时最新的佛教学说传译到中国。在译经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称度译或传译），有的负责笔录成文（笔受），也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这些人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并善于文墨。译文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语、概念，用汉文方法表述。这样很自然地就把当时译者对汉文的理解，把带有时代特色的汉字、汉语掺杂到佛教典籍当中去。东汉时期在儒家学说之外，特别盛行黄老道术，于是一些黄老道术的用语、概念就被运用到了当时译出的佛经当中，例如，把佛教中表示断除一切烦恼达到彻底解脱境界的涅槃，译为无为；把通过集中精神观想佛教义理的禅定，译为守一；把大乘佛教所说的绝对实在和审实无虚的真理真如，译为本无。魏晋盛行玄学，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把真如译为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正像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离不开儒家的纲常名教一样，在译经过程中受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印度佛经中的主体是有情（sattva）、众生（jantu），包括称做六道的人、天、阿修罗、畜生以及地狱中鬼魂、饿鬼，神秘色彩比较深厚。儒家重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主张人为贵，天道远，人道迩，因此不少佛经只是把有情、众生译为人、人民。儒家的伦理主张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受此影响人们对性的关系比较忌讳，一般不作公开的描述。《华严经》的翻译也受此影响，把其中的拥抱音译为阿梨宜，把接吻译为阿众?等。在一些汉译佛经中，也增加了佛经原文没有的伦理说教，如《长阿含经．善生经》中的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据巴利文同本经典《尸迦罗越之教》，这些是译者加上的。（参见日本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二期）。在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中有明显添加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孝事其亲，为天牧民，当以仁道等内容。流传最广的三国曹魏时译的《无量寿经》中也多有忠、孝、礼、义、信等用语。中国文字中有很多词语的含义十分丰富，例如道、理、心、性等，它们多歧的含义是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形成的。但是，在翻译佛经时，一般仅根据场合赋予这些词以特定的含义。然而事过境迁，后世的学者在读经和解释佛教义理时，因为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十分自然地根据需要利用这些词的不同的含义去理解经文，建构自己的教义体系。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正是借用这些多义词并巧妙地利用般若中观学说中的不二法门去建立本派的理论体系的。禅宗的心，既可以是具有思惟功能的心，又可以是先天内在的自性、本性之心，此心可以与作为世界万有本源、本体的真如、法性、佛性等相通，还可称之为理、道。在禅宗含有机锋的语录中，正是前后借用它们不同的含义来向人们提示解脱之道的。 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佛教经典中常在教义概念、用语的前面加上数字，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此称事数。竺法雅在讲经时为了听众易于明白，便运用当时人熟悉的儒、道典籍中的词语、道理去加以比附解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把性空、真如解释为本无、道；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常见的现象。佛图澄的另一个著名弟子道安，在著作中也常用格义。他的弟子慧远善老庄，在讲经时常常借用老庄的词语进行解释。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有一次慧远讲经，有人就实相（即诸法实相）这个概念提出质询，他当即引用《庄子》加以说明，于是惑者晓然。在佛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谓格义佛教为会通中印佛教，推动佛教的深入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佛教界在教义诠释和讲经中出现不同的见解，便逐渐形成不同的学说，乃至学派。两晋之际，因为对般若学说中的诸法性空的思想认识不同，出现所谓六家七宗。若将七家中的本无、本无异二家加以合并，即为六家。这标志着民族佛学的正式形成。这是大乘般若学说与当时流行的玄学相互会通的产物，学僧迎合时代风尚借用某些玄学概念和方证一切皆空的般若本体论。因为他们还不善于运用《般若经》中的中道论证方法，在对于本体与现象－－本无与诸法、空与色、心与物、真谛与俗谛等的论证得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不会用遮诠（否定）和相即的表述方法，得出非有非无，色空相即，真俗不二的结论。虽同论诸法性空，但论点各有偏重，所以出现六家七宗。在这当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家：（一）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此空即为本无。此与玄学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有相似之处。（二）支道林为代表的即色宗，认为世界万有本来性空，故色（地水火风及其所造，相当于物质现象）即是空，。此与郭象主张的无不在有之外，无在有之中的自生独化论有相近之处。（三）支愍度和道恒为代表的心无宗，主张心应脱离外界，不执着万有，但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六家七宗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般若本体论学说受欢迎和被认识的程度。此后，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站在中道的立场对以上三家作了批判性总结，在其《肇论·不真空论》中指出他们或偏于有，或偏于无，或不空万物，皆背离非有非无，空有相即的中道精神。 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研究空前盛行，伴随注疏讲经之风，以研究一部或几部佛经为中心的学派纷纷兴起。在这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涅槃学派、成实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三论学派等。实际上这些学派所研究的经论不是一、二部，一个人也不一定在一个学派，例如涅槃学者同时也往往是成实学者，成实学者也可能兼三论学者。这里所说的学派，只是指某些人在对特定经论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提出有代表性的看法。如果对他们研究的问题加以归类，主要有两大类：（一）大乘佛教的本体论，或发挥般若中观的思想，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世俗认识和外在世界虚幻无实；或发挥唯识学说，认为世界万有唯识所变。（二）大乘佛教的心性论，论证达到觉悟的内在根据。成实、三论学者探究本体论，基本上是两晋般若本体论的沿续和发展。因为成实学派没能上升到空有相即不二的立场，最后被三论学派取替。地论、摄论学派在论证世界万有以心识为本体外，还探讨心性善恶、觉悟的内在依据问题。涅槃学派主要论证心性问题。心性论代表了南北朝以后思想界的时代思潮，影响极为深远。1.涅槃学派是以竺道生（355-434）为代表。东晋法显所译《泥洹经》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话。竺道生据此提出，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先天具有的可以成佛的心性功能、可能性），那么处在众生中的一阐提（信不具足，善根断绝的恶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类似说法在北凉昙无?所译《大涅槃经》虽有，但是此经当时尚未传到南方。道生的推论在当时属孤明先发，受到守旧僧人的反对，曾被逐出僧团。后来《大涅槃经》传到江南，道生的说法得到印征，由此声名远扬。他还提出顿悟论。据南朝陈慧达《肇论疏》所引，他认为，佛教所追求觉悟的真理（真如、法性、实相）是一个完整的总体，不可分割，修行者对它的觉悟应当不分阶段地一次完成，此即为顿悟，所谓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换一种说法，顿悟是使自己本有的佛性顿时显发，亦即见性成佛。道生把本体论与心性论沟通，在大乘佛教的框架内论证了人的本性源于世界的本体，超凡入圣在于使自己本有之性显发，推动了中国思想界对心性论的探索研究。2. 地论学派在北方，先后以洛阳和邺（在今河南安阳北）为中心。此派所研讨的《十地经论》是印度世亲所著，中心是论释《华严经．十地品》，为唯识学派早期论书之一，由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因为学僧对于经文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中的心字有不同见解，分成两派。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北派，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南派。按照唯识学派的说法，在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之外，还有第七识未那识，第八阿梨耶（阿赖耶）识。阿梨耶相当于精神主体、灵魂，所具有的精神性种子（心理功能）据称是世界万有的本源。相州北派认为阿梨耶在性质上属杂染不净，主张佛性当有（相对于本有，以后才有，也称始有），只有累世修行才能达到解脱。相州南派主张阿梨耶清净无染，即为真如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亦即佛性，通过断除妄念烦恼的修行，可以见性成佛。3. 摄论学派以研究南朝真谛译的印度无着所著《摄大乘论》和《转识论》为主，在阿梨耶识之上另立阿摩罗识（清净识、无垢识，即真如），为第九识。其三性说最有特色：（一）依他起性，即八识及其功能，为万有的本源；（二）分别性，是世俗认识和外在事物（谓由识变现）；（三）真实性，即超言绝象的真如（亦第九识）。因此，依他起性相当于心性，作为一切染净的事物的本源来说，它包含分别性和真实性。从善恶观念来说，分别性属妄，属污染分；真实性属真，属清净分，而依他起性则本具染污、清净二分。《转识论》说：能分别即是识，所分别即是境；能即依他性，所即分别性……此境识俱泯即是实性。实性即是阿摩罗识。修行就是认识唯识之理，遣境，空心，使本有的净识显发。 在中国佛教史上，被传为是真谛所译的《大乘起信论》的影响极大。此当为调和当时的各种心性见解而编译的经典。认为心以永恒清净的真如为体，以具有思虑功能并与烦恼相俱的阿梨耶识为相，为用，修行的要旨是直探心源，舍染返净。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的伦理人性学说占有重要地位。或主张性善，或主张性恶，或主张善恶俱，由此探求成为贤圣的依据。其中占正统地位的是孔孟以来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使本性扩充发展，就可以成为贤圣。对于人性的本源问题虽也有涉及，如用天、天命或元气来加以说明，但理论过于简单朴素。佛教的心性论是大乘佛教理论深化的产物。中国佛教学者在论证心性问题时，不能不受到儒家人性论的影响，并反过来对儒家的人性论产生影响。从上述心性学说中似乎可以看到儒家心性论的影子，涅槃学派和地论南派的心性清净论，相当于人性论中的性善论；地论北派的心性论相当于性恶论；摄论学派和《大乘起信论》的心性论，与人性论中的性俱善恶论比较相近。当然，佛教的心性论是为其出家修行和出世解脱提供理论依据的，与儒家的人性论所具有的修身治国的目的性是不同的。佛教的心性论对后世儒家探讨人的本性与世界万有的共同的普遍性本源，建立新的天道性命之学，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的。 佛教传入后经过五六百年的传播发展，在思想上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结合，在经济上建立了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寺院经济，从而为隋唐时期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成立的主要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这些佛教宗派除密宗情况稍有不同外，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的，所奉经典中虽也有一部或几部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要的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其中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民族特色最为鲜明，影响也大。概括地说，这些佛教宗派具有以下特点：（一）把中国道家和玄学的本体论与印度大乘佛教的以空、真如或佛性为本体的宇宙论会通结合，并依据般若中观学说的不二法门，提出现象与本体圆融无碍，真俗不二，体用相即的佛教哲学。（二）依据色与心、能与所、正报与依报不二的理论，把本体论与心性论融会构通，认为真如佛性不仅是宇宙万有的本源和本体，而且也是人的觉悟基因，在论证中又吸收了儒家人性论的思想。（三）发挥真俗不二，即烦恼是菩提的理论，主张出世不离入世，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禅宗尤为突出 ，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之中，说平常心是道、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等，在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四）把儒家的善恶伦理规范和道德说教，吸收到佛教中的最通俗最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善恶报应和轮回的说教之中，在统摄人的精神世界和制约人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儒家所起不到的作用。（五）受中国宗天法祖，以父系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一方面把佛教教团看作以释为姓的大的家族，僧尼自称释子，彼此为兄弟姐妹，另一方面又在各宗各个寺院建立具有严格上下等级的传承嗣法制度。
南朝佛教发展的高峰是在梁代，梁代历四帝五十六年，以武帝萧衍在位最久，奉佛事迹最为突出。
萧衍本人归佛后，逐渐过上了佛教徒的生活，他颁布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自己也行素食，到了晚年，他经常日食一餐，所食也只是豆羹粗饭而已。对那些敢于饮酒食肉者，他以世俗的刑法治罪。他又颁布《断杀绝宗庙牺牲诏》，禁止宗庙的牺牲，这是有违儒家礼法的，但他坚持推行。他还正式受戒，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他于天监十八年(519)“发宏誓心，受菩萨戒”(《慧约传》)。他最突出的奉佛行为之一是多次舍身为寺奴，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是朝廷花了大量的钱财才把他赎出来。他的第四次舍身是在太清元年(547)三月，历时一个月，所花赎钱为“一亿万”，这为同泰寺带来了巨额资金。
萧衍本人是可以划入“义学”一类的，他对佛经很有研究，尤重《般若经》、《涅盘经》、《法华经》等，他常常为大家讲经说法，召开各种法会，开设过千僧会、无遮大会。中大通元年(529)开设的无遮大会，参加者有道俗五万多人。他的佛教撰述，则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现仅存序)、《三慧经义记》(《三慧经》本是《摩诃般若经》中的《三慧品》，萧衍认为此品最重要，因而单独列出)、《制旨大涅盘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均佚)，另著有《立神明成佛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为亮法师制涅盘经疏序》、《断酒肉文》、《述三教诗》等，均存。
萧衍在义学上对中国佛学的贡献，突出之处是把中国传统的心性论、 不灭论和佛教的涅盘佛性说结合起来了，他本人是属于涅盘学派的，主张“神明成佛”，所谓“神明”，是指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它是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神明”也就是佛性。他又提出三教同源论，认为儒、道二教同源于佛教，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三教可以会通，同时，三教的社会作用也是相同的，都是教化人为善。
除了自身奉佛，萧衍还大力扶持佛教事业的发展。他对外国僧人的译经，非常支持，僧伽婆罗被他召入五处译场从事译经，所译经典，又请宝唱等人写疏，他甚至 “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僧伽婆罗传》，《续高僧传》卷一)。真谛在萧衍门下也受到礼遇，只是因为侯景之乱，真谛的译事难申。萧衍和国内僧人的关系也很密切，宝亮、智藏、法云、僧旻等人，都是萧衍非常器重的。他组织僧人编撰佛教著作，编成的作品至少有十二种。他还广造寺院，所建寺院，有大爱敬寺、智度寺、光宅寺、同泰寺等十一座，各寺铸有佛像，大爱敬寺有金铜像，智度寺的正殿铸有金像，光宅寺有丈九无量寿佛铜像，同泰寺有十方银像。
在萧衍的支持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萧衍对于佛教，可以说是佞佛了，他最后在侯景之乱时，饥病交加，死于寺中。
萧衍之后，简文帝和元帝也都奉佛。
佛教的忍有两方面：一是对于“顺境”的忍，二是对于“逆境”的忍。
一、释迦一族（对于“顺境”的忍）
释迦族是刹帝利种姓，这个族群骁勇善战，善于技击和射术，从这个家族的成员来看：悉达多、提婆达多、阿难、阿那律、净饭王等人都是高大魁梧，力大无穷的金刚力士。后来琉璃王入侵迦比罗卫，被一名少年组织一支弓箭兵队伍就就寸步难进，琉璃王大军面对这支释迦族青年军没有占到半点便宜，要不时候后来释迦族人不愿意杀戮战争，恐怕迦比罗卫未必就会灭亡。
据说悉达多如果继承王位，那么他就是“转轮圣王”，啥是“转轮圣王”？您知道统一印度的阿育王不？他就是“铁轮转轮王”，悉达多那可是“金轮转轮王”。金轮从天而降，七宝具足的悉达多率领人才辈出的释迦族统一古印度应该不在话下。如果真是如传说中的“如意轮宝”跟在悉达多身边，那么当时的欧洲文明和华夏文明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有人考证说“释迦族是雅利安的后裔”，其实呢，是与不是根本就没有意义，就好像您考证李世民有胡人血统一样，真正有点正知正见的人不会把这当成回事的。因为李世民有没有胡人血统根本不影响他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杰出的君主的地位。如果说考证李世民的甚是还有点政治意义，那么考证佛陀的身世真的就是毫无意义了。
我们只需要明白，在悉达多时代，释迦族或许不是古印度诸国最强大的国家，但绝对不是任人欺凌的弱国，他们的都城迦比罗卫成据说当时有百万人口，十分繁荣，当时的统治者释迦族人才鼎盛，能人辈出。这个国家在净饭王的治理下十分和谐，他们民风尚武，朴素刚毅。
金人在关外时比明朝弱吧，但真打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当时的释迦族就是如此。
只不过，伟大先行者总是付出着他们的所有一切，来警醒世人，救度众生。悉达多成佛后，他成了释迦族的英雄和骄傲，人们为他欢呼，为他自豪。释迦族人都认为自己是佛陀的族群，应该克己守法（佛法），以为示范。
佛陀先后度化了阿难、阿那律，随即他又让儿子罗睺罗出家，罗睺罗的母亲耶输陀罗宁死不让，她说：“悉达多走就算了，还要把儿子带走，我决不答应。”
佛陀晓以大义，苦口婆心，最后现出神通，令耶输陀罗看到了过去世二人的因缘，原来过去佛陀修学佛法时曾向耶输陀罗买过七束花来供养当时的佛，耶输陀罗许愿，生生世世与释迦牟尼结为夫妻。
这样，耶输陀罗终于被说服了，佛陀长子罗睺罗出家，称为“沙弥”，罗睺罗在佛教中号称“密行第一”。
然后，佛陀又去度化自己的异母弟弟难陀，难陀这个人与悉达多大不相同，他贪图世间荣华富贵，不肯出家。佛陀亲自前去度化他，费了好多唇舌，才把他度入佛门。
佛陀之所以执意让这个几个人出家是有深意的。罗睺罗年纪尚小、难陀贪图享乐，一旦父王净饭王去世，释迦族和迦比罗卫的未来就很可能落在这两人身上，这未必是好事。
这两人出家后，净饭王不干了，他怒道：“我的长子出家就出家吧，但他还要我的次子和孙子都带走，这不是让我释迦族从此后继无人吗？”
佛陀听说父王不悦，亲自前往劝导，最终，净饭王长叹一声： “唉！或许你是对的，既然他们愿意出家，那就去吧。”
白发苍苍的净饭王看着自己的亲人们远去的背影，他老泪纵横，心中凄凉，他深深感受到：释迦族的未来一片黯淡。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后代们将为更多的众生服务，他又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
除了这几个人，还有那个提婆达多，也要求跟随佛陀出家，但他是另有企图的，他因为妒忌佛陀取得的成就，所以委屈出家，伺机推翻佛陀，取而代之，后面还会有他的故事。
除了这些王公贵族，还有许多平民也跟随佛陀出家。比如有个宫中的理发师叫做“优婆离”，他出家后，各位王子十分不解：这么一个下等人也能和我们一样出家跟随佛陀吗？
佛陀看透了王子们的心思，他喝斥道：佛门中没有高低贵贱，优婆离先于你们出家，是你们的师兄，你们应该向他行礼。
众王子只得向曾经的理发师优婆离低下了头。
优婆离受宠若惊，他一生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接受王子们的行礼。他发誓努力修学佛法，报答佛恩，广利群生。最终，他成为了大阿罗汉，号称“持戒第一”。
释迦族的年轻一代的优秀人才都跟随佛陀出家了，阿难成为了“多闻第一”，阿那律号称“天眼第一”，他们都为佛教和众生做出了杰出贡献。释迦族为了佛法，为了众生，舍弃了一切。
净饭王终于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曾经威严的他如今形如枯槁，气若游丝，在临终前，佛陀率领释迦族人守在父亲床头，净饭王朦胧中看到释迦族的后代们一个个德相庄严，光芒万丈，他笑了：“我终于悟到了佛陀说的‘诸法无我，诸行无常’，佛法是对的……”。一代明王净饭王与世长辞。
释迦族人感到天塌地陷，他们嚎啕痛哭，乱作一团。
佛陀忍住悲伤，他亲自为父王打棺，为父王送葬，料理丧事。佛陀表示：佛教出家是为了人生真理和救度群苦，不是消极避世。所以，佛教鼓励孝道，孝顺是佛教高声的美德。
释迦族群龙无首，长老们希望佛陀或是罗睺罗留下继承释迦王位，但被佛陀拒绝，他建议有大家民主选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出任迦比罗卫的首长。
伴随着净饭王的去世，佛陀的姨母波阇波提和佛陀的妻子耶输陀罗率领数百名侍女也跟随佛陀出家，他们是佛教历史上第一批出家女众，称为“比丘尼”。
就这样，曾经显赫一时的释迦族，为了佛法，为了众生，为了最终的真理，舍弃了他们在世间原本可以用的一切，走向了没落。
但是，也正是类似于释迦族这样的无私奉献，造就了佛教在人类里上的光辉灿烂。
二、释迦蒙难（对于“逆境”的忍）
伴随着无上正法在世间的广泛流传，佛教得到了发扬光大，释迦牟尼世尊也步入了晚年。但是，佛教的危机始终没有消亡过。
佛陀的护法弟子波斯匿王在摩羯陀国学习佛法，太子祗陀出家，次子琉璃发动政变，夺取王位，称“琉璃王”。信奉外道的大臣进谗言道：“琉璃王陛下，您早年在迦比罗卫遭到羞辱，如今应该报仇雪恨。”
原来早年波斯匿王曾向净饭王求取释迦族的公主，但是净饭王把一位美丽的侍女当做公主嫁了过去，波斯匿王倒很大度，他没有见怪，夫妻二人也很恩爱。这位侍女就是琉璃亲生母亲，这样算起来释迦族是琉璃姥爷家。但是，琉璃年轻时在迦比罗卫学习，被释迦族人讥讽道“下人之子”。琉璃天生鼠肚鸡肠，怀恨在心，耿耿于怀。
如今被外道大臣一说，他几十年的怨气终于爆发出来。他当即亲率大军，进攻佛陀的故乡，迦比罗卫国。
那些日子佛陀愁眉不展，他明白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他说：“这是释迦族的罪业，难以挽救。”
话虽如此，佛陀作为人天师范，他做了一个是迦比罗卫人，一个释迦族人应该做的一切。他在烈日炎炎下，孤身一人坐在琉璃王大军的必经之路。按古印度习俗，出兵看到出家人应该立刻罢兵止斗。
但是琉璃王心意已决，释迦牟尼世尊连挡了大军三次，终于没能阻止成熟的业果。佛陀只得拖着疲惫的身躯离开，默默地等待族人的浩劫。
我们前面说过，迦比罗卫在净饭王去世后就每况愈下，释迦族虽是武士民族，但是，他们在大难面前展现出来的是令人震惊的执着和坚定，不是求生，而是为了信仰舍弃生命。
鲁迅说中国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果按当代人的思维，人家打你，你打还回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古印度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我们是不一样的，我想我们不应该蛮横的用我们的价值观强求古人。
释迦族人为佛陀骄傲和自豪，面对着琉璃王的大军，释迦族一位善射的年轻人组织了一只青年军奋起抗战，琉璃王大军几天之中寸土未得，死伤惨重。但是，释迦族的长老们却令那年轻人停止抵抗。他们说：“我们是释迦族人，是佛陀的民族，我们生生世世都应该尊重佛陀不杀的教诲，宁可亡国灭种也绝不毁佛戒律。”
就这样，迦比罗卫被攻陷，琉璃王开始纵兵屠城，在古印度历史上显赫一时的释迦族几乎灭族。
看到此处，我想很多人会对释迦族人不反抗大惑不解，甚至以此指摘佛教带给人消极的一面。
您先别忙着高谈阔论，旁征博引，您应该先弄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佛教强调“业力”的威力，即使是佛陀还有“伤足”、“中毒”、“马麦”这样的报应，目犍连看到释迦族蒙难，他施展神通，那是家族人放在钵中安置在天上，但里面的人都化为了脓血。这些故事是在向人们昭示：业力可畏。
释迦一族作为佛陀的族群，他们如同那些舍弃荣华富贵的释迦族王子一样，为了佛法在世间的常驻而舍弃了释迦族的兴盛。他们默默的承受着自己的业报，诠释着大慈大悲，大勇大力。
如果释迦族当时与琉璃王互相征战，那么佛陀教化的意义在哪？释迦族作为佛陀的民族尚且杀伐不休，后来人自然有理由将杀戮和征战当做家常便饭。
世上不缺少压迫和反抗，缺少的是慈悲和爱心。
当琉璃王大军攻入迦比罗卫城后，大多数释迦族人静静的念着“苦、空、无常、无我”，淡然的接受着业报的现前，疯狂的侵略军和安详的人民。
我们不应该用一厢情愿去苛求古人，我们应该用悲悯的眼光看待那场浩劫，我们更应该为释迦族人为了信仰舍弃生命的精神而感动。
伟大的释迦一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万世佛法。
这就是古印度，但是，佛教绝对不是一味的逆来顺受。佛教讲“忍辱度”，那是说：我可以制服你，但我不伤害你，我忍，感化你。
而我们的“忍”是什么？是我现在打不过，我忍一时，等我强大了，我要你百倍奉还。
佛教的忍不同于世间的“忍”，但是，佛教绝对不是不会用强。相反，你如果真的了解佛教，你会在典籍中看到无与伦比的强横。
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前世作为护法王，与外道征战，骁勇无比，杀敌无数，大比丘僧为他说法，他不但没有罪业，反而心开意解，获得大自在。
佛教认为，什么样的战争可以进行？正义的战争。什么是佛教正义的战争？佛经说，当外敌入侵，人民遭受罹难，国君奋起神威，起悲悯心，发兵抗暴，令百姓安居就是正义的战争。这种战争不但没有罪业反而有无边福报。
其实，菩萨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战争，只不过他们的战争不是我们可看到的，他们时刻都在与诸魔共战，直到将其彻底击溃。那时候佛陀还会褒奖大菩萨们。
在中国，佛教的反抗精神更是得到无与伦比的体现，比如少林僧兵。
所以，不要杞人忧天的认为佛教流行的地方就会懦弱，不争，落后，不是那样的。真正的佛法流传的地方，那里的人民质朴刚毅，心中充满了活力和凝聚力，他们可以为了佛法献身，更可以为了众生舍生忘死，义无反顾。这种力量和精神是外道和敌人不敢正视的，在正气充盈的正法面前，外敌就如豺狼看到了狮子，他们连进攻的勇气都不会有的。
佛教之所以不愿意过多的提到这些是因为这个世界原本就充满了杀戮和争斗，佛教不愿意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以免令人们误认为“杀戮可以解决问题”，佛陀说：他在这个世上以善攻恶，拔济众苦，是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悲剧。
当人人多一份爱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更美好，当爱心在这个世界消亡的时候，这个世界也就彻底要完蛋了。
———以上摘自《佛陀，在你身边》部分内容。仅供论文材料写作参考，不全代表个人观点。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传佛教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与显教传承。虽然藏传佛教中并没有小乘佛教传承，但是说一切有部及经量部对藏传佛教的形成，仍有很深远的影响。
藏传佛教是在我国青海、西藏、内蒙古以及现在距离西藏较近等地区流行的一种宗教。公元7世纪佛教密宗传入西藏。也称为喇嘛教。自称“佛教”或“内道”。有人误以为藏传佛教不是真正的佛教，而是佛教与西藏本地宗教“苯教”结合的产物，实则是彻底的误解。佛教之所以为佛教，在于其三藏经典与戒律，以及法脉的传承。藏传佛教所依据者是真实的三藏经典，而未经过其他宗教修改；藏传佛教的戒律体系是真实的佛教体系，比丘、比丘尼、居士瑜伽士等戒律一应俱全；在法脉上，从释迦牟尼佛一直延续到今天，由清净证悟的大德传承代代相传至今。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完整地保存了整个佛教的形式与精髓，相反地，汉地佛教则依据本地风俗而舍弃了一些内容，例如汉地没有班智达这些概念，没有辩经等，这些都是佛教本身就具有的东西，又如汉地佛教造像方面也偏重于姿态优美的佛与菩萨形象，而对形象可怖的菩萨，则少有造像，而西藏佛教则不如此对待。而苯教本身属于外道，但也有相当数量的鬼神皈依这个宗教，也有很多护法神，莲花生大师在应藏王邀请，从印度来到藏地之后，降伏了这些苯教的鬼神，使之皈依佛教。现在一些佛教的大德，也因为一些特殊的用意，学习苯教的教法而成为苯教的上师，虽然如此，佛教仍旧是佛教，并未加入苯教的元素，但苯教却参杂越来越多的佛教元素。
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
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和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以及大量佛经。依据藏地佛教史记载松赞干布本身为十一面千手观音，文成公主与尺尊公主分别为绿度母和白度母，后建大昭寺和小昭寺
佛教大规模地传入西藏应该从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时开始。佛教从两个方向传入，汉地和印度。当时的西藏松赞干布藏王，在他的两个妻子，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毗俱胝，藏名尺尊公主共同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后创造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了一些佛经，并制定法律明令人民要虔信佛教，佛教开始在吐蕃传播起来。
随着喇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
清王朝通过尊奉藏传佛教，与生活在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新疆、内外蒙和东北地区的蒙、藏民族建立了强大有力的共同的精神信仰纽带，进而控制了东北到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为入关统一中国创造了重要条件。藏传佛教于后弘期时传入 青海、四川、甘肃、内蒙、云南及今蒙古国，13世纪后开始传入元、明、清宫廷，对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和宗教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先后传入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周边邻国及邻境。上世纪初，开始传入欧美，分别建有传教中心或藏传佛教研究机构，并得到发展，现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之一。
赤松德赞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首先，迎印度僧人寂护和莲花生入藏。寂护和莲华生入藏之后，首先建立了桑耶寺，在桑耶寺建成后，赤松德赞特地派人到印度请来12位僧人，为7位吐蕃贵族青年剃度授戒。这7人出家是西藏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是藏人出家之始，他们在藏文史籍中被尊称为“七觉士”。并请译师从梵文翻译大批佛典，同时也从汉文翻译一些佛经。因此，佛教三宝——佛、法、僧终于齐备。此时译经事业开始兴盛。这段时期共编著了四部目录：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青浦目录。
但在九世纪中叶，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破坏，即所谓朗达玛灭法，曾有一段时间（842-978）佛教沉寂了。 称为“黑暗时代”。赤祖德赞的兴佛措施和把王朝军政大权交给佛教僧人的做法，引起贵族们的不满。贵族们谋害了赤祖德赞，拥立朗达玛为赞普后，展开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桑耶寺等著名寺院都被封闭，大昭寺改为屠宰场，释迦牟尼等身像被埋藏起来。因为是文成公主把释迦牟尼佛像从内地带来并使吐蕃有了佛教，故文成公主被禁佛者说成是魔鬼的转世。僧人被勒令改信苯教，不愿从命而又戒杀生的僧人被强迫操起弓箭，带着猎狗去山上打猎。佛教寺庙内的壁画被涂抹掉后，又在上面画僧人饮酒作乐的画。许多佛像被拖出寺院钉上钉子扔入河中，大量佛经被烧毁或扔到水中。这次禁佛运动对佛教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以致西藏宗教史籍把朗达玛以后的近百年间称为“灭法期”或“黑暗时代”。
朗达玛灭佛一百年之后，佛教后来由原西康地区和卫藏地区再度传入，西藏佛教又得复苏。朗达玛灭佛之前佛教在西藏的传播称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之后称为“后弘期”。藏传佛教后弘期根据佛教传入路线的不同，分为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
这样，佛教逐渐在吐蕃复兴，并发展成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而且从11世纪开始陆续形成各种支派，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的派别分支才最终定型。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前期四大派和后期的格鲁派等。格鲁派兴起后，噶当派则并入格鲁派而不单独存在。藏传佛教的派别差异既不像印度的小乘十八派是由于其遵行的戒律不同而分派，也有异于印度的大乘因其主张的教义不同而分派。其派别差异是因不同师承、不同修持教授、所据不同经典和对经典的不同理解等佛教内部因素和不同地域、不同施主等教外因素而形成众多派别。这是藏传佛教的又一特点。
活佛，是藏传佛教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青藏高原这块神奇的雪域之地培育出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在世界宗教舞台上独树一帜。时至今日，各宗派的"活佛"依然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宗教神职人员，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广大信教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
关于活佛的转世制度，发端于十二世纪初。公元1193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意指圣识三时，三时即过去、现在和将来)大师，临终时口嘱他将转世，后人遵循大师遗言寻找并认定转世灵童，从而开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之先河。此后，活佛转世这一新生的宗教制度相续被藏传佛教各宗派所普遍采纳，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于活佛转世灵童的寻找、认定、教育等一整套严格而系统的制度。使活佛世系像雨后春笋般地在青藏高原出现。
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
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
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
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
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
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
藏传佛教徒常念六字真言，恰如内地佛教徒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在藏区“六字真言”成为藏传佛教使用率最高的诵咒，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念的地步。不少人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降生，又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离世。六字真言几乎伴随着广大信教僧俗的悠悠人生，在藏区你可到处见到六字真言的字迹，“六字真言”印于经幡，飘扬于高山峻岭，江河湖吽和牧帐刹顶。飘扬于高空，流淌于江河，还刻于石块摩崖，日积月累形成壮观的高原嘛呢石刻奇景，如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一处嘛呢石刻就有上亿之多。藏传佛教寺院的周围，佛堂佛殿的四周都有无数个里而装有“六字真言”的嘛呢轮，有些藏家门道两侧排列着嘛呢经轮，小到信徒们手拿的转经筒上刻的是六字真言，大到一间房子大小的转经轮上刻的也是六字真言。还有的书写在宽长的布条上，藏于经筒中。千百年来，藏族僧俗用此简短的真言，祈求幸福，驱逐烦恼，净化心灵。藏传佛教徒对六字真言尊崇之深厚，信仰之虔诚，确实非同寻常。若说六字真言是藏传佛教经典的根基，那么六字真言也是藏传佛教的徽章。在世人关注藏传佛教文化研究的今天，六字真言不单纯是人们祈求幸福的祷词，而有它更富魅力的文化内涵——那就是它凝聚着千百万僧俗群众的心，使他们自强不息，奋勇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