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一个农民的国度，我们国家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的问题。”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农民生活为体裁的小说很多。最早、最著名的农民，是鲁迅笔下的阿Q。鲁迅的其他小说，《祝福》里祥林嫂、《故乡》里的润土，《风波》里的九斤老太太和《离婚》里的爱姑，也是现代白话文学史上如雷贯耳的农民，这里单说最著名的农民“阿Q”。
阿Q的性格：好大喜功、好吃懒做、好自欺欺人，好搞精神胜利法……。阿Q的身上，什么下水货都有。由于太特点，太典型，阿Q超越了“农民”的属性，升腾成落后国人的代名词——国民性、劣根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Q又算不上是一个纯粹的农民，而是一个国民。他既是农民，也是市民，更是流民。剩下的九斤老太太，祥林嫂、爱姑和润土，虽然是农民，但跟国瑞没有多少共性。国瑞是个进城农民，读过几年书的新时代农民。阿Q们都只在乡下打转，死活不进城——跟城市，他们是死活不往来。对于现代白话文小说里的农民而言，进城就意味着冒险，例如《子夜》里的吴老太爷进城，被远东最繁华大都市上海的疯狂霓虹一下子就击倒在地。他的死亡，在小说有着强烈的隐喻效果。这些一生都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乡绅和农民，他们愚昧、无知，不知道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也不愿意体验新的情感。无论阿Q、吴老太爷还是后继的那些农村题材作品，都是现代白话文独创的革命性地贬抑传统乡土文化的典型方法。在这些小说里，乡村是蒙昧的，乡民是愚钝的——因此需要启蒙主义——乡村的文化是腐朽的，因此需要一种强烈的变化，才能一新旧中国。在这里，“新”字具有强烈的革命意味，对“新”文化的崇拜和向往，意味着对“旧”文化的鄙视和摈弃。很不幸，乡村文化首当其冲地成为新文化主攻手的轰炸目标。而我们这些晚生者，对“旧”文化时期的认识，就隔着这样的弥彰，而遍地狼藉。那时代的文学描写，与其说是写实，不如说是写意，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寓言性。系统地重读现代文学史上这些主流作品之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这些主流作品误导了人们对当时乡村世界的认识，从而也屏蔽、隔离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感受。同样在“鲁镇”出生、成长的周作人，其笔下相对暖色调的叙述，那些美好的乡村记忆，形成了这些主流作品的反面。游客可见，现代白话文前期作品里的乡村阴霾，更多地是意识形态的迷雾，而不是具体的情感和写实。天才女作家箫红的《呼兰河传》里，虽然有大量的悲惨事件，但是写到她自己的童年生活，却也带着浓重的暖色调。而对于一种革命性的启蒙主义理解来说，暖色调反而是不恰当的。跟这些前辈农民不同之处在于，《泥鳅》里的新农民国瑞有改变自己生活的强烈愿望。他想通过“进城”打工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阿Q之后，茅盾《春蚕》里的老通宝也是一个著名的农民。老通宝老实巴交，辛辛苦苦忙了一冬，以为有了一个好收成可以歇口气了。没想到，丰收了日子也还是过不好。文学教程说，老通宝的问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知道要“去反抗压迫阶级”。最后，教材一言以蔽之：“农民真正的出路，需在丰收之外去寻找。”在这点上，《泥鳅》的男主人公国瑞要比他的农民前辈强些；新社会了，没有阶级压迫，大家都是同志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瑞进城，不会像阿Q们进城那样，可能碰到汉奸、买办、青红帮、红头阿三和伪警察。国瑞进城后，只会碰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各类人民公仆。在这点上，国瑞应该自感高农民前辈一等。除了阿Q、闰土、老通宝等前辈农民，另有一类不太为传统文学正史提起的“农民形象”，如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这里的翠翠，不是正统受压迫的农民形象，而是乡野间不羁的精灵。
路遥的代表作《人生》里，刘巧珍是新时代的新农民，她的人物形象延续了赵树理在《三里湾》塑造的新农民王玉梅的塑造方式，在一个纯粹的乡村里，硬生生地植入了一个不识字但是知事达理、集天地灵气于一身的新女性形象。她们不仅是古典美的，有如俄罗斯巡回画派重彩油画风景里里的少女，还坚强乐观，对未来和美好都持有充分的信心。刘巧珍虽然碰到了负心汉，她身上的传统革命乐观主义，就像蔬菜上残留的农药，让她继续美丽和善良着。一些坚硬的结构在分裂，一些石头在风化，但是这些异动还处在发端初期，还不能对刘巧珍造成致命打击。
《泥鳅》里国瑞的未婚妻陶凤，在人物性格上，也是美丽、温柔、善良，脆弱，寄托了作家的美好理想。但故事发生的地点不对，叙述铺垫也不彻底，陶凤的性格形成和人物变化，都不充分。陶凤的人性美在小说里反而显得十分无力——小说的可靠背景相当重要。翠翠诞生于《边城》里的湘西小城，她是纯粹的，不需要细描铺垫，超俗的味道在那里浸润着。陶凤则不然，她的生存土壤不纯粹，邪恶的毒雾在流淌：乡氓陶东因为陶凤的哥哥睡了他老婆，就上城来找陶凤，要奸污她。他以自己的卑劣行径为荣：这样大家就扯平了。
陶凤对于这种罪恶毫无抵抗力，她同样无力抵抗城里姨父的骚扰。陶凤的善良和纯洁，给她带来的不是坚定的信心和强大的力量，而是一触即溃的脆弱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刘巧珍能够抵抗这种侵蚀，继续美丽善良，陶凤却茫然失措，溃不成军？刘巧珍拥有坚强的乡村道德支撑，在她的时代，虽然这种道德很快就有分崩离析的危险，以土地祭司德顺大爷为代表的施洗者仍然能给迷途羔羊高加林以居高临下的道德施洗，并让这离家出走的浪子重新回到羊圈里，起码，小说里的八百里秦川风景如画。陶凤的时代，乡村的风景和乡村的道德已经被新时代疯狂的现代化进程彻底击溃，田园的炊烟变成了乡镇企业的黑雾，美丽的景色变成了恶山毒水，离家出走变成了人人趋之若鹜的行动。乡村误服了过量的农药，开始猛烈地呕吐，把自己养育的一切都猛烈地呕吐出去，从牲畜到庄稼——在作家莫言的小说里，对现代农村的新景色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描写。在他的小说里，污秽和馨香融合，丑陋和美丽交杂，香蕉和大便杂陈，向日葵底下躺着弃婴，玉米棒上麇集着苍蝇。美丽的少女变成了丑陋的妇人，清澈的河流黑水漫漶——从白云到夜色，全都排空。土地上的青年纷纷逃离，从乡村逃奔城市。这是对传统田园诗思想的彻底否定，这种反向的逃离，让故事里的桃花源变成一潭死水，而城市的喧嚣和混乱，则让泥鳅一样潜入迷宫般街道泥潭里的国瑞们惊魂稍定后，感到如释重负。他们看不清高楼林立上的天空，他们也感受不到霓虹迷乱里的夜色，但是他们对在这种混乱生活中生存下去，持有一点不确定的信心。浑水摸鱼，本来就是乡村少年的强项，在城市这个泥潭里，只要你努力地伸出手去，总能摸到一条什么。例如：泥鳅。
国瑞是一个七情六欲俱全的打工仔。未婚妻陶凤来城里寻他求援，他脑子里转动着的都是低级趣味：“自从听说陶凤要来，和她发生性关系的念头就确立了”。国瑞多次想先下手为强，把陶凤办了。这样，生米煮成熟饭，两个人的关系也就一锤定音了。他的行动也构成了对陶凤的骚扰，这样一来，陶凤就陷入了后有追兵，前有陷阱的绝望处境中。在小说里，国瑞不是品行高尚的青年农民，他跟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里的王玉生有天壤之别，跟《人生》里受到委屈而出走的高加林也无法相提并论。同样是农村青年，王玉生是乡村的圣人，他的大公无私和心灵手巧，都在展示着新农村新青年的高尚品德。王玉生看自己未婚妻范灵芝的眼神，是严肃的、高尚的、纯洁的、同志般的；高加林看刘巧珍的眼神，是爱慕的、亲切的；国瑞的庸俗趣味跟他们相比，有如草芥之于高加林桃子和王玉生西瓜。
青年农民国瑞生不逢时。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农民阶层重新被打回到边缘的、被忽视的状态，农村状况再度恶化，臭化，农民再度丑陋化。所以，国瑞和王玉生之间无法比较，他更不能跟王玉生的上级领导小二黑相提并论——在社会地位上，小二黑要比国瑞高了万万倍。小二黑身份尊贵——民兵队长，青年才俊，在村里拥有极大的权威，说话毫不含糊，走路堂堂正正，感觉就是土地的主人、小说里的主宰——他爹小诸葛和小芹马三仙姑，虽然贵为长辈，但是在革命新青年的小二黑面前一站，就不由自主地感到理屈词穷——在“革命”这股热风面前，一切传统的家庭伦理，都土崩瓦解。相反，国瑞却是一个身份卑贱的乡下人，他连自己的姓氏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跟别人解释。至于他本人的确定身份，更是解释不清：脏农民？打工仔？搬运工？无业人员？打人犯？臭男妓？还是（国隆）公司的老总？诈骗分子？国瑞的暧昧身份，暗示着一个曾经辉煌鼎盛一时的农民阶层的突然失踪——这真是令人困惑的大事。然而，当代文学在这里失语了，作家看不见这个失踪的氏族，也无法理解这个新时代的“西夏王国”，它怎么横空出世，又怎么突然失踪的，这需要作家深入去研究。然而，在这个追腥逐臭的时代，作家已经开始朝着时尚化发展了，他们稍加咀嚼，吧嗒地吐掉掉这团讨厌的口香糖，然后迷失在开心馆里。
一个人失去了身份，他会感到惶惶不安。一个社会失去了一个庞大的氏族，人人都心安理得。
把国瑞比作一颗螺丝钉，那么他就是一颗找不着螺丝孔的螺丝钉。这颗螺丝钉被造物主——工人——随手扔在地上，踢来踢去，发霉生锈，最后，被清洁工轻轻一扫，倒进了垃圾堆里——与他为伍的，是生活的垃圾和历史的垃圾。
我们可以看到，延续在“小二黑”身后的一系列农民形象，也都跟国瑞完全不同：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进步农民张裕民、程仁，周立波《暴风骤雨》里的革命群众赵玉林、郭全海，《山乡巨变》里的优秀青年邓秀妹、刘雨生，赵树理《三里湾》里的金童玉女王玉生、王玉梅，柳青《创业史》里的土地神像梁生宝、梁三老汉，粱斌《红旗谱》里的革命前辈朱老忠，李准《李双双小传》里的热情女性李双双，浩然《艳阳天》的时代伟人萧长春、《金光大道》里的金刚大神高大泉……
上述的这些农民形象，在其各自的个人身份定位上，都非常鲜明。他们不仅是土地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还是进步、未来、光明、革命的象征。他们身处国家阶层中的主流地位，他们的话语，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播种、收割、稻子、土豆、农田、猪牛羊、鸡鸭鹅、农民、雇农、地主、富农、打倒、拥护、生产、自力更生，成了最时髦最流行的词汇。这些农民形象，都是一些正直的、健康的、追求进步的、疾恶如仇的人，他们构成了这个国家中最先进、最顶层、最有发言权的新“贵民”群落。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是意识形态构成中最核心部分，他们一举一动都好像在主宰着国家的命运和未来。在他们的口中，只有运用“进步－落后”、“革命－反动”、“高潮－低潮”这样的词性相悖、一分为二的表达逻辑时，才能谈吐自如；一旦离开这种语境，他们就会张口结舌，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话。
在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柳青、浩然这些新“贵民”作家的笔下，广大新贵民们的健康向上生活，就其内容的其丰富和热闹程度，远远超出同期城市里沉闷而无趣的世界。农村是物质生产的核心，可是新贵民们的生活资料非常贫乏，当然，这也掩盖不住他们身上洋溢着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幸福是比较出来的，在新贵民的脚下，牢牢地踏着“地富反坏右”五具营养不良的尸体；城市是消费中心，生活物质却比乡村丰富，大中小资本家们、反动的买办们，他们虽然曾经显赫一时，在新民时代，却都过着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悲惨生活。
那个时代的农民，是朝气蓬勃的，是有理想的，他们不需要太多的物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可以过上有滋有味的好日子——他们忙着春耕、秋收，忙着开会、写报告，忙着批斗落后分子、表扬先进人物。总之，很充实——精神上的充实，抵消了物质上的贫乏所带来的不愉快。那个时代的曾经有钱人，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下，都要夹着尾巴做人。穷人则兴高采烈，天天都像是在过节。贫穷在那个时候不是一种耻辱，而是值得炫耀的资本。
在赵树理反映合作化进程的长篇小说《三里湾》里，我们可以看到农民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农民不再是农民，他们是公社的“社员”。在词语的等级和社会等级上，乡村的一切，开始跟城市平起平坐：“公社”对应“工厂”，“社员”等同“工人”。在社会地位上，乡村社员跟工厂工人平起平坐，农村跟城市之间是平行的关系：工人师傅拿工资，社员同志拿公分。城乡差别，通过这种方式顺利地抹平了，城乡世界实现了一种模式上的大同。
既然大家都是国家集体里的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农民兄弟就可以堂堂正正、保持尊严地生活，日子越过越带劲。在语义学的层面上，领导干部的地位甚至还在他们之下，因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乃是农民和工人。农民和工人就像这个社会躯体上的左臂右膀，谁也离不开谁，在必要时还可以相互转化。这个时候的农民和工人的关系，是兄弟般的关系。
被旧社会的封建社会所迫害的受害者，由淳朴善良至尖酸刻薄，他们的一生本应是幸福美满，但在旧社会的污浊环境下，他们不得不开始趋炎附势，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越来与人生，就像鲁迅与闰土，本事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十几年不见罢，也陌生了，一声老爷硬生生地刺伤了鲁迅的心，但更多的是无奈与悲哀。
拓展我国农村需求，增加农村居民消费，需要利用多种方式对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及其变化趋势给与分析考察，发现并找到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诸多关系，譬如，收入和消费总量的关系、收入和消费增量的关系、平均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城乡消费差距的变化、农业人口比率和农村消费比例的关系等。实践表明，收入是决定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平均消费倾向反映的是当年消费与当年收入的相对关系，恩格尔系数是体现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
一、消费总量增加与经济收入提高基本同步
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看，农民收入和消费的总量及增量水平的变化关系、平均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城乡消费差距和农业人口比率与农村消费比例等关系，都表明了我国农村居民整体消费水平是在提高。
（一）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增加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在人口总量逐年减少的同时，消费总水平逐年提高，已从 2001年的15666亿元，提高到2008年的26906.4亿元，7年间增加了 11240.4亿元，平均每年增加消费总量 1605.8亿元，增长率 43.8%。农村居民消费无论是总量水平还是增长速度都是处于上升趋势。同全部居民消费增长水平相比，尽管在全体居民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增长幅度也相对落后，但是人均消费水平是增加的。如果以2.3亿农村进城人员全部在农村消费，按照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3730元计算，应该有8579.0亿元的消费总量，如果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一半计算，应该有15546.9亿元的消费总量。所以，在把握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和水平，分析扩大农村内需的现实基本情况的时候，必须考虑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农村居民的快速转移。特别是考虑中央作出的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新格局战略部署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我国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所产生的积极效果。
（二）消费与收入增长基本同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迅速增加，消费水平也日益提高。198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是 191元，2001年增加到 2366元，2008年达到了 4761元，与1980年相比增长了 470.6%，平均每年增长 6.4%。198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水平为 162元，2001年增加到1741元，2008年达到了3661元，与 1980年相比增长了383.5%，平均每年增长 5.8%。可以看出来，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与收入增长幅度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意愿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随着收入的增加，会保持消费水平的同向提高。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国农村居民当年的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实际消费支出都在增加，虽然增加的速度相对较为缓慢，但二者在数量上的差距保持着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例。
（三）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保持平稳上升
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消费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保持着稳定的函数关系，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人们现期可支配收入，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将增加，但消费增加的幅度将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2001年-2004年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相对较为平稳，保持在 0.74左右，而 2005年 -2006年两年，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上升趋势，从 0.74上升到 0.78和0.79的最高值。到2007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有所下降，2008年继续下降到 0.77。消费倾向之所以出现上升与下降的趋势，一方面可以解释为，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极大的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勇气，使消费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从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变动也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影响。从总体上看，“十五”时期以来，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 0.7-0.8之间变化。
（四）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波动中下降
自“十五”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虽然在2004年有所反弹，但很快又保持下降趋势，并且下降的速度快于城镇居民。7年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减少了8.4%，而同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只减少了0.8%。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差在逐年缩小，说明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和差距趋于接近，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指向存在着很大的趋同性。尽管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有所回升，但应该考虑是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导致的，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涨幅6.5%，是“十五”以来年度涨幅最高的一年（2001年 -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涨幅23.4%，平均涨幅 3.1%）。从变化速度看，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在2001年-2008年的7年间，有4个百分点的变化，超过了同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0.3个百分点的变化。说明农村居民总体生活质量进入到快速改善阶段，并不断朝着富裕生活水平靠近。
（五）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低于城镇
2001年-2008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绝对数的比较始终在3.6-3.8之间，同年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始终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并且城镇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要比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快。2001年-2008年城镇居民消费平均每年增长幅度7.7%，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为5.3%。应该认为，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差异，是一种必然现象，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导致的消费绝对值的差异，是会持续存在的。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的出现，城乡消费水平的对比才有可能出现变化。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更需要消费，更需要改善生活质量，而城镇居民消费则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期。届时，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有可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持续缩小，或者是不再扩大。
二、消费结构变化与生活质量改善大体吻合
（一）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整体变化，呈现出温饱型需求下降，而奢侈性消费增加的趋势
1、食品消费支出。“十五”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所占的比重虽然在 2004年附近稍有波动，但总体上趋于逐年下降。2001年食品消费支出比例为 47.7%，2007年下降到 43.1%，2008年略有回升到 43.7%，下降了 4 个百分点。根据统计数据分析，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比重回升与食品消费价格上升有直接关系，2004年食品消费价格比上年提高 9.9%，2008年食品消费价格比上年提高14.3%（2001年-2008年农村食品消费价格累计上涨52.6%）。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内部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均粮食和蔬菜的消费不断减少，禽、肉、蛋、奶及其制品类的消费虽有波动但总体上却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饮食质量和结构不断得到提高和改善。
2、衣着消费支出。“十五”以来，衣着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 2001年的 5.67%，上升到 2007年的 6%，2008年略有下降到 5.8%，虽然在 2004年稍有波动，但整体上趋于上升趋势。衣着消费比重的不断上升说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越来越注重衣着的改善。同时与农村居民衣着类消费价格连续走低有很大关系（2001年-2008年农村居民衣着类消费价格累计下降 13%）。
3、居住消费支出。住房消费在我国农村消费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农村居住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 2001年的 16.03%先上升到2002年的16.4%，接着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 14.49%，随后又迅速回升，2007年回升到 17.80%，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18.5%。这种上升是在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和居住类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实现的（2001年-2008年农村居民住房消费品价格累计上涨31.6%），因而更加说明农村居民对于住房改善的要求十分强烈和迫切。2001年 -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 25.7平方米，增加到32.4平方米，增加了 6.7平方米，增长 26.1%。
4、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各种耐用消费品如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等纷纷进入农村居民的家庭。家庭设备用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2001年的4.4%下降到 2005年的 4.1%，接着开始上升，2007年达到 4.6%，2008年上升到4.8%。整个“十五”期间，家庭设备用品的消费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农村家庭设备用品的饱和，因为进入“十一五”农村家庭设备用品的消费又不断上升。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物价的涨幅较快，导致农村居民的购买力降低，更多的支出花费在食物上，也包括由于医疗等负担过重造成的。总之，农村居民在家庭设备用品方面的消费比重近几年来迅速上升，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该市场的开拓潜力很大，因为这是生活现代化的必然。
5、交通通讯消费支出。随着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快速发展，它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密切，并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收入增长和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促使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导致居民在交通通讯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整个“十五”的前四年农村居民的交通通讯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相当稳定，保持在5.6%到6.0%的范围内。从“十五”的最后一年开始，交通通讯消费比重迅速上升，进入到“十一五”期间的 2007年达到了 10.2%，2008年略有回落到 9.8%。
6、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人们对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逐年增加。从2001的6.3%增加到2005年的11.6%，随后又逐年下降，2006年为 10.8%，2007年为 9.5%，2008年为8.6%。农村居民文娱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先平稳上升，随后又缓慢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重视对精神文明的追求，文娱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多，同时 2006年义务教育改革之前，教育成本不断增大导致了2001年到2006年，文娱消费比重不断提高，随着2006年起义务教育的改革，农村居民的教育成本不断降低，从而使得文娱支出的比重不断降低。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娱乐教育文化事业还不发达，许多农村还没有具有高水平、上档次、普及性的娱乐设施和文化活动站，导致农民不得不减少用于娱乐文化方面的支出。
7、医疗保健。农民的身体素质与农民的生产能力紧密相连，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有能力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从而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不断增多。“十五”以来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从2001年的11.06%，2002年的11.5%，增加到2003年的12.1%和2004年的11.3%，接着开始下降，2005年为6.6%，2006年为6.8%，2007年为6.5%，2008年为6.7%。2001-2004年，农村居民的医疗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平稳增加，这说明农村居民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2004年以后，农村医疗消费保健支出出现了加大下降，并维持在6.5%-6.8%，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启动和推广，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医疗成本，因此出现了医疗保健消费比重的下降。当然也包括政府长期以来实行农村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的低价政策（2001年 -2008年农村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消费价格平均每年增长0.8%）。
（二）不同地区消费结构变化中，东部地区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中西部地区有所改善
1、各地区的生活消费总支出不断上升。从 2005年到2007年不同地区同期人均消费支出相比，高低排序依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从食品支出看，虽然支出的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都不断增长，但是支出的相对数量，也即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却不断下降，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中，东部地区从 2005年的 42.12下降到 2007年的 40.56%，中部地区从 2005年的 48.05%下降到2007年的 44.84%，西部地区从 2005年的 49.79%下降到 46.62%，东部地区从 2005年的39.48%下降到 2007年的 37.86%
2、按生活质量高低排序，依次是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已处于富裕水平，东部地区则非常接近富裕水平，中部和西部地区整体上处于小康水平，并不断向富裕迈进。从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和医疗保健等 2005年到 2007年逐年处于增长状态，但是从相对数量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占消费总量的比重逐年处于上升状态，居住支出始终居于第二位，并且上涨的幅度较大，带动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交通通讯支出超过了文教娱乐支出排在了第三位，文教娱乐支出由于义务教育的改革降低了教育成本则不断下降，由于人们生老病死的不可预知性，医疗保健支出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有所波动。
3、各地区高档耐用消费品有所增长。从每百户耐用消费量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区农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变化。2005年到2007年，各地区每百户拥有的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机、抽油烟机、摩托车、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照相机和家用计算机都在不断增加。其中东部地区除了洗衣机外，每百人拥有的其他耐用消费品都排在全国之首，其次是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每百人拥有的洗衣机高于东部地区，接下来是中部和西部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每百人自行车和黑白电视机的消费量不断减少，而摩托车和彩色电视机的消费量则不断增多，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机相对而言较为稳定，而移动电话则迅速增加。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构成部分的变动，与前面对农村消费的总体分析相一致，说明人们随着收入的提高，购买能力的增强，以及社会文化、交通、医疗等事业的快速发展，促使人们的消费方式不断转变，消费不断升级，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三）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出现差异
对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及变动进行描述分析，发现收入水平的差异，决定了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不同。
1、收入水平不同，但是消费支出均出现增长。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消费支出总额（按当年价格）从2000年到2008年都是不断增长的。其中，低收入户消费支出从 2000年的977元，增加到2008年的 2145元，增长 119.5%；中低收入户从 1233元，增加到 2653元，增长 115.2%；中等收入户从1501元，增加到3286元，增长 118.9%；中高收入户从1877元，增加到4191元，增长123.3%；高收入户从 3086元，增加到 6854元，增长122.1%。数据显示出，收入水平越高，消费支出的增长幅度越高。
2、食品支出增长不同。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 2005年到 2007年，高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组则是先下降，2007年又稍有回升，这一现象与前面的分析基本一致，可能跟物价的上涨有着一定关系。同时可以看到，高收入组食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小于0.4，整体处于富裕水平，并且生活水平在逐渐提高，中高收入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不断接近富裕水平，中等收入组生活水平虽有改善，但是仍处于小康生活，并与富裕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中低收入组虽然进入了小康生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中等收入相比还较差，低收入组始终在温饱和小康的边缘徘徊。
3、食品支出以外的消费处于上升。从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来看，不同收入组的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和医疗保健等2005年到2007年的支出均处于增长状态，但是从相对数量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占消费总量的比重逐年处于上升状态，居住支出始终居于第二位，并且上涨的幅度较大，带动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除了低收入组之外，其他收入组的交通通讯支出均处于上升状态，并超过了文教娱乐支出排在了第三位，2005年到2007年，各收入组的文教娱乐支出均处于下降状态。这是由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改革降低了教育成本使文教娱乐的支出不断下降，由于人们生老病死的不可预知性，医疗保健支出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各不同收入组的医疗保健支出有所波动。
三、消费行为差异与需求倾向平稳趋于一致
（一）不同地区农户消费行为存在差异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这四个地区的划分，一方面是地域上的划分，另一方面，则可以看到这种划分和收入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根据统计年鉴的 2005年-2008年数据，我们可以将这四个地区按收入水平高低排序，依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高收入地区，也即东部和东北地区，整体来看，基本消费都已得到满足，因此其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地区也即西部地区受收入限制，收入的大部分都要用于满足基本的生活消费支出，因此其消费倾向较高。中等收入地区，也即中部地区农户的消费倾向，介于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之间。
1、2005年－2008年四年中，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平均消费倾向越低；而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区，其平均消费倾向越高，说明低收入地区的消费欲望强，而高收入地区的储蓄倾向强。
2、2005年-2008年四年中，从整体上来看，东部地区的平均消费较为稳定；中部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先上升又下降，并且2008年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于2005年的消费倾向；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都在下降；东北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幅度大。这说明收入较高的地区，平均消费倾向变动的范围较小，农户的消费行为差异较小。
3、2006年-2008年，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出现差异，其中，2006年中部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而东北地区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东部和西部居中。2008年，东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最低，已经连续三年处于下降，说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并没有更多的增加消费支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也是连续三年下降，这主要也是因为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增长不快所致。收入增加的部分，更多的用于储蓄或用于生产性投资；中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变化较大，说明这部分地区的农村居民随着收入增加而扩大消费需求的愿望波动强烈。东北地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处于上升期，客观上要求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费。
（二）不同收入组农户的消费行为不同
以《中国统计年鉴》对农户收入的五类分组为依据，我们收集整理了这些不同收入组农户的消费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1、2003年-2008年，五个收入组从低到高，平均消费倾向依次减小，并且低收入组农户的平均消费大于1，这说明收入较低的农户受收入的限制，所有的收入都用于基本的日常生活消费，并且还会因为入不敷出而需要借钱或救济来满足日常的基本生活，它们的消费欲望较大，因此平均消费倾向较大甚至还会大于1。而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较高收入阶层农户的基本消费都可以满足，并且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农户的消费倾向不断减小，而储蓄的倾向不断增强。
2、从2003年-2008年，各收入组农户的平均消费倾向都经历了先增长，而后下降的过程，这与我们在第一部分对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变化的分析相一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物价的上涨和农户的消费惯性，导致农户要为了保持原有的消费倾向就要花更多的钱，而随着物价的下降，各收入组的平均消费倾向也逐渐下降。
3、根据凯恩斯的观点，边际消费倾向是要小于 1的，而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整理计算的不同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则出现了一些数据大于1，尤其是中低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和2005年除了高收入足农户以外的其它收入组农户。这主要是因为，中低收入组农户当年的收入增长不够满足消费的一般性增长，因此农户必须要依靠利用已有的储蓄，或是借钱或是依靠救济来进行消费。而2005年出现的绝大多组农户收入组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 1，可能跟物价的上涨有关（2004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4.8%，2005年提高2.2%，均高于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全体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水平），使得农户当年的收入增长不能满足由于物价上涨而造成的消费的大幅上涨，因此需要借贷或是动用已有的储蓄进行消费，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大于1。
4、2008年低收入户边际消费倾向依然大于1，甚至超过了2007年，达到了1.92，说明这部分农户为了生存，在高物价水平时期，依然要靠动用储蓄维持生活（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6.5%，超过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全体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水平）。
5、2003年-2008年，从总体上来看，由低到高五个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依次减小。这说明收入越高的农户，用于基本消费的支出是稳定的，因而它的消费倾向较低，并且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长也不断减小，而储蓄的倾向则不断增大。
Lu Xun, some chapters is the theme of the peasants. These works depicted the lives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farmers, thoughts, and their groans the ocean of life and struggle, the true shape of many farmers and even the world famous image of the typical. Farmers in the image of this long gallery, there is the famous spiritual victory Ah Q, a Xianglinsao dead with fear, a stubborn love pungent Regardless, there are generous and hospitable sixty-one father, there is burdened with the life burden, depression Runtu ... .... Description of them, Lu Xun was captured more than a fragment of their lives, or so-called "half story", or from childhood on, until all the earnest after three decades. So that from them and one can see more clearly the history of an era of peasant life, causing them to see Lu Xun to explo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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