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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人民的热爱。
在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同时，作者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人民的深切热爱和同情关心。统治阶级实施罪恶行为的对象是劳苦大众，而作者亦是其中受害的一员，有切肤之痛，诉诸笔端时，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不愧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在《寄柏学士》中作者吟出了“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环有堵”由此可见作者对人民的拳拳关爱之心。更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⑧”(《咏怀五百字》)的一颗火热心肠，爱民之情尽显无遗。还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为天下穷苦人民的幸福而我牺牲的精神，其格调之高，可光照千古。
作者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诗句深刻地揭露出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这一矛盾的同时，也寄寓了对人民的深深同情，同此类的诗句如“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况闻处处鬻男女，割忍慈爱还租庸”等，无不饱含着作者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热爱。在书写人民的巨大苦难时，作者始终怀着一颗暖暖的关爱之心，为人民的痛苦而痛苦，为人民的疾苦而大声疾呼减轻税赋。即使在隔了千年之后，我们仍能感受到他那颗火热的心的温度，同时也温暖着我们的心。
二、杜甫诗表现爱国思想所用艺术手法特点的探讨：
杜甫诗的爱国思想不是说教式地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运用纯熟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的。他的诗歌风格多种多样，是一种集大成式的，他的诗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是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统一。
而在众多的艺术手法中，从大的方面来说，取得最大成就的是现实主义。这与诗人独特的人生经历是密切相关的，他的诗大多取材于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现实密切相连。加之作者本人的性格深沉，思想深邃、感情真挚又饱经忧患，发之为心声的最好办法便是采用现实主义。因此，善于用典型化手法对现实生活作出典型的艺术概括，就是杜甫诗的艺术表现手法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而作者的爱国思想也被这种手法很好地体现出来。
1、善于用典型化手法对现实生活作出精练的艺术概括。
从诗人许多有名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善于从众多的事物中选取最有代表性者，又从众多的现象中提炼出本质，挖掘意蕴，加以集中概括，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以此来表现出作者的爱国思想。
比如：《石壕吏》中那位老妪被频繁战乱中兵役所造成的悲惨遭遇，“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的悲惨现象，所反映的虽只是一个家庭的家破人亡，实际上是反映出了战乱中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共同命运，而作者对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的深深同情也就寄寓在这当中了，同样的手法在《兵车行》中被如法炮制，路上那个“行人”所述的遭遇，“或从十五北防河⑨，便至四十西营田⑩。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这种十五便从军，头白还戍边的悲惨遭遇也是千万个征夫戍卒的共同命运，作者对人民的热爱与同情也由此而得到体现。
更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它千百年来都一直震撼人心中，究竟原因就是它对现实生活中的黑暗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作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它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严重的贫富悬殊一针见血地捅了出来，封建地地主阶级的奢侈挥霍与农民阶级的食不裹腹、民不聊生、被饿死冻死现象的严重对立被形象地刻画了出来，而这人们肯定要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不合理的现象呢？作者的批判矛头对准了整个统治阶级，对劳苦大众这一被剥削阶级的深深热爱和同情也相应地被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了。而这正是作者采用典型化手法对现实生活作出精练的艺术概括，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一般这一手法特点的最有力地体现。
2、粗中有细，细中见粗的手法。
纵观杜甫的许多诗歌，经常是既有雄浑壮阔的意境的粗笔勾勒，也有精细入微的细节描写刻画。这种粗细结合手法的统一恰好将作者博大的爱国思想和对人民的细致入微的同情，抒发出来。
例如：《春望》中的“国破山河在，城看草木深”，大处从一国着眼，放眼山河，宏阔的意境勾勒出来后，再工笔描绘草木长势之深。处于春日的城市竟然是荒草茂盛。对于国破城荒的凄凉景象，作者内心的痛楚可想而知，接下来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细笔刻划，无不衬托出作者为国破而忧伤泪流的一腔爱国情怀。粗中有细，细中见粗手法在这首诗中起到了很好地抒情作用。
另外，在《兵车行》中，作者用“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这一粗笔勾勒了整个征人队伍出征的宏大场面，继而用“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这样一个细节描写，提示了那一个“役夫”敢怒不敢言的痛苦心理，而这个细节很好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对于人民的残酷压迫。粗笔突出了队伍庞大，征人众多，细笔提示了敢怒不敢言受强迫入伍的残酷现实。这种粗细结合手法的统一，把共同批判的矛头对准了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作者对统治阶级罪恶的憎恶，对人民的同情之情都很好地表现出来了。
3、融主观情感于客观描写之事物中。
作者采用的手法以现实主义为主，在对现实生活作客观的反映时，作者往往是如实写出客观现实后而不加以主观点评，但作者的褒贬又融于客观之事物中了。作者对国家的热爱和对统治阶级罪恶的憎恶之情都融于客观描写之事物中了。
例如：《兵车行》中所描绘的“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这些惨不忍睹的景象完全是借一个“行人”之口的叙述出来的，而作者不加一字予以点评，但作者对频繁战乱的残酷兵役的痛恨之情已传达出来了，对百姓的悲惨遭遇的同情之情也已显现出来。
又如：《丽人行》中“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这些诗句只是对杨玉环的服饰、行动作具体的刻画，不加谴责之语，但是对于杨贵妃的奢侈浪费的批判之情自然从诗句中传达出来。
还有《石壕吏》中，作者也是通过客观地描述自己的所见，以及老妇人自述的事实，将老妇人家中的悲惨遭遇客观地再现在读者面前，而作者并未加以点评，只是让读者自己去体会感受。读者自然而然地会对残酷兵役产生憎恶之情，老妇的遭遇会让读者同情怜悯。作者的感情已完全融入客观描写之事物中了。
4、以议论为诗的倾向。
杜甫把议论作为诗歌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传达表现出了作者“每念社稷、动忧苍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并且这种手法大量被成功运用于诗歌中，不能不说这是作者的一种大胆创新。
作者的爱国诗中的议论手法多种多样，在各种诗体中都运用自如。在发出作者自己对现实的观点看法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那一颗忧国忧民的伟大心灵的温暖。
比如在五言古诗中的名篇《咏怀五百字》中，作者先是记叙了“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的惨痛现实，继而发出“生常免租税，名不来征伐”的美好愿望，然后更让人感觉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热爱人民之情感真切。这种以叙事为基础的议论，言之有据，议不空发，让作者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得到了很好地寄托。在七言近体《诸将》中，“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开平？”的句子中，作者谴责了许多只图安逸享乐的统治阶级将领不为国尽职尽责，只贪顾个人享乐不顾国难不恤国事。
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七言古诗中，作者在叙述了自己家庭所遭遇到的万分穷苦的凄惨景象后，再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议论。让人深得这议论是由肺腑中发出来的，由一已之育联想到天下所有穷苦人民的痛，忧民爱民之心可想而知。
5、杜甫诗歌语言精炼苍劲的特点。
杜甫自身具有深邃的思想，深入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加之又有“为人性辟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志向，因此他的诗歌语言就具有了精炼苍劲的语言，抒发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思想。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者将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用一个“臭”字就活现出来了，他们的奢侈浪费的基础肯定是对人民变本加厉地残酷剥削和压榨，从而导致了民不聊生，“路有冻死骨”的悲惨场面。区区十个字，将统治阶级的罪恶彰显出来，作者的爱憎之情也已表露无遗。真可谓是言简意丰，简洁有力的语文典范，即使经过了千年，仍然在震撼着我们的人心。诸如此类语言的诗句，在作者的许多诗作中都大量出现过。例如：《壮游》中的“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一“上”一“下”饱含了作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国家的兴亡，百姓的苦乐都是作者最为关心牵挂的事。作者的语言既精炼苍劲又饱含爱国思想感情。
三、杜甫诗的爱国思想及其艺术表现手法对后世的影响和意义;
综上所述，杜甫的“每念社稷，动忧苍生”的爱国思想及其艺术手法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和作家。他的爱国思想对整个中国历史进程都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真可谓是“光照千古，泽被万代”。而他的集大式的艺术表现手法成为后世之人取之不尽的一个艺术宝库，滋润灌溉了无数的诗人作家。他的诗歌是我国文学史上一座现实主义的高峰，他的影响是永远可垂范于后世的。
①干谒：向上级献文求官或是钻营请托。
②选自(《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整句言报效国家人民的理想。
③崆峒：山名，在甘肃平凉西，泾河发源地。
④天柱：神话传说中支撑天的柱子。实言担忧国势颓危。
⑤鬻：卖。
⑥彤庭：朝廷，汉代宫殿以朱漆涂饰，称。后泛指皇宫。
⑦聚敛：横征暴敛。城阙：本为城门上的建筑物，此指京城、朝廷。
⑧穷年：一年到头。黎元：老百姓。
⑨防河：当时吐蕃侵扰河右，曾征召河西、关中诸军防秋，故云防河。
⑩营田：屯田。无战事时则耕田，有事则战。
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杜甫的这种爱国热枕，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
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淫，然而从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中，作者的爱憎态度已显露无遗。
杜诗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但却极见功力。他还常用人物独白和俗语来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化。
杜诗在刻画人物时，特别善于抓住细节的描写，如《北征》中关于妻子儿女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
杜甫诗风多变，但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
古代文学不仅成就了一代代文人雅士,也缔造了中国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史;不仅有着极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历代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乃至普通人还源源不断地从中吸取营养,提高社会文明的步伐,提高个人的修养。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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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