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 文化 是我国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一古老而内涵丰富的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辽宁西部、河北北部等北方地区，其中辽河流域是其发祥地。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红山文化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
摘要：红山文化玉器是西辽河流域史前玉文化发展到鼎盛阶段的代表，在这一时期玉器的制作工艺也日渐成熟完善。红山的先民们在制作玉器方面已能成熟掌握切割、琢磨、圆雕、 浮雕 、透雕等基本 方法 ，同时还能成熟运用双面雕、钻孔、掏膛、镂空、线刻、抛光及装饰技巧。根据玉器结构及其表面所保留的加工痕迹考察。红山文化玉器在切割和雕琢中运用了旋转性工具――砣具。这一通过砣片旋转研磨进行加工制作的工艺，即使在今天仍被普遍运用，是制作玉器的一个重要工具。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砣机
一
红山文化玉器古玉属于东北玉系统，质地为阳起石或透闪石，硬度较大，在当时没有如现在一样的高硬度金属工具的条件下，加工如此坚硬的石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代加工玉器的主要手段是碾玉，即将金刚石放在旋转的砣上，利用摩擦力使其成型，然后琢磨，尔后才可成玉器，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在玉器的制作过程中，碾磨和琢磨是不可缺少的制作过程。所谓碾磨又叫“光亮”、“抛光”，是用紫胶、木、葫芦、牛皮及铜制的链子，磨玉器的粗糙部位，使其平整。并通过应用氧化烙等一些化学粉剂原料作介质，使玉器显露出光洁、温润和晶莹的质地。琢磨也是加工玉器的重要手段。因为玉石特别坚硬，必须用铁制圆盘――砣为工具，以水和金刚砂为介质，经过铡、冲、压、勾等工艺一点一点地琢磨而成。制玉工艺品最早是源自石工艺之中的，并且承袭了磨制石器工艺，是随着玉、石的分化逐步演化而来的，但是应晚于玉石的分化，如果玉石分化是从旧石器时期人们选择石料开始的话，那么制玉工艺与炻器工艺分化就应该从新石器时代磨制炻器开始。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工艺主要有直接打击法、砸击法、间接打击法三种，与制玉工艺联系较少。“磨制工艺，是把炻器表面磨光、磨出刃锋，并把石材磨制成型，这在炻器的制作上无疑是一项重大的进步。”①磨制石器工艺过程：
(1)切割。将石材打制或切割成一定形状的粗坯，在扁平的石材上加沙蘸水，用木片压擦，从两面切成沟状，然后切断。
(2)研磨。放在大的砥石上加水磨，磨光滑。
(3)钻孔。用石钻、骨锥、木杆或竹管加沙蘸水在石器的上部磨透打钻。可见，磨制石器工艺是通过切割、打磨、钻孔三种工已艺完成的。这三种工艺完全被早期制玉工艺沿袭下来，在这一时期玉石分化也已经完成。制玉与制石工艺虽已开始分化，但并未完全脱离，这很可能是由于石玉匠还同在一个作坊内工作的缘故。红山文化有大量玉器出土，这些玉器体现了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高超的玉器制作工艺。
玉器制作步骤主要包括：
(1)切割成材。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制作玉器的过程中普遍使用切割成材技术，使器物大致具备要加工的形状，经过切割后形成玉材，形状已基本规则整齐。
(2)打磨加工。红山文化先民们在制作玉器的过程中一般不直接利用切割成材的玉料，而是将玉料进行近一步加工，使边缘棱角变得圆润光滑，把平面加工出弧度。
(3)钻孔。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已熟练掌握了管钻孔技术，并且在钻孔后还要对孔边缘锋利的楞进行打磨和处理，使钻的孔既规整又达到圆润光滑的效果。
(4)施加文饰。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大部分都有文饰，对玉器施加文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刻线和研磨。刻线一般用来表现动物的头部和鸟的羽翼。
红山文化玉器上的另一种装饰是在玉器表面磨出一种很浅的瓦沟状文饰。这种纹饰主要用于对较薄片状的玉器如勾云形玉佩、玉璧饰等进行装饰。由于瓦沟状纹具有深线起伏随形体而变化及瓦沟的深线、宽度匀称的特点，并且它能随着光线照射度的变化和器物的摆动时隐时现，所以更宜表现玉器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虽然制玉工艺与制石工艺在制作上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但两者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区别，既抛光工艺。如前所述，磨制玉器大多都会运用抛光工艺，使玉器表面比炻器细腻整洁。制玉工艺从制石工艺中分离出来是由于制玉工具砣机的出现，这一新式工具的诞生给制玉工艺带来了一场空前的革命。
二
红山玉器的制作工具主要是砣机。砣机即磨玉机，明代人称之为“琢玉机”，清朝时被称作是“水凳”。在玉器制作的整个过程中，琢玉的工具砣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制玉工具中最重要的得力工具，这一工具将制玉工艺推向琢磨玉器的崭新阶段，它标志着制玉工艺彻底从制石工艺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工艺。
红山文化玉器中以砣成形的有勾云形器、扉楞、孔、刃状边、勾形饰。如玉龙，高26厘米，断面直径2.3至2.9厘米，板材30×28×2，其底面积840平方厘米，厚2厘米。②“首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截平，端面近椭圆形，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龙眼突起呈梭形，前面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翘”，这些只有用陀机才能做到。砣机是在什么时候被发明的，这是我国玉器史上长期争论并且很难统一的一个问题。
如国内赵汝珍认为砣矶发明于原始社会：“至唐虞之时用玉尤为繁多，制玉亦见精良，改用陀磨而不全用手工艺矣。”③夏商周时期出现青铜砣机，是一种跪式结构，高约30至50厘米，一手拉动弓弦转动，另一手拖玉琢磨，所谓玉人就是坐在砣机前托玉蘸调水沙磨玉的人。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制造出铁制砣机，并出现了专司砣机转动的辅助工人。由几人共同操作完成磨玉工作。铁制砣子，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人操作的足踏高腿桌式砣机，唐代已出现了我们如今所说的“碾子”。唐宋时期人们以“碾”训“砣”，借用碾子旋转来象征砣机琢玉，这既形象生动又通俗易懂，碾玉也就是用砣机制玉之意。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载：“凡玉初剖时制铁为圆盘，以盆水盛沙，足踏圆盘使转，添沙剖玉，逐忽划断。”④这是对明代玉机的记载。
到清代，砣机被称为“水凳”。李澄渊1891年(光绪17年)应英国医师卜君要求而作《玉作图说》是较完善的关于砣机的图像资料。⑤他“历观玉琢琢磨各式绘以成图”(《玉作图》序)，经现场调查作了写生，每图都辅以文字说明，不仅描绘了玉匠劳动操作的场面，还将重要工具一一注明。从中可见清代玉工如何操作水凳。这种碾机是经历代玉匠改进而得的，是一流的古代碾玉设备，被称为一人操作足踏高腿桌式砣机(高凳或水凳)。现代的砣机有两种：一种为电动砣机，砣子是用钻石粉制成，所以又称为沙砣，转速10～5000转每分钟;⑥另一种是蛇皮钻，类似牙医的修牙机，转速达3000至20000转每分钟。⑦现代砣机不用蘸水砂，只用细流水即可，效率更高。故此，砣机在制玉工艺中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使玉器更生动精美，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
红山文化典型玉器的制作工艺。
(1)玉龙。龙被称作是中国人的图腾，自古以来在人们心中龙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制作工艺堪称精湛。距今5000多年的红山玉龙最早发现于1971年春内蒙古赤峰市蒙牛特旗三星他拉村，这块玉龙是用一整块碧绿色铀岩玉圆雕而成，兼有乳白色玫瑰纹，细部采用圆雕、线圆雕手法表现，锻断面成扁圆形。其吻部前伸，略向上翘，嘴紧闭，鼻端平齐，上沿起锐利的棱线，一对圆鼻孔，双眼突起，呈棱形，前眼角圆而起楞，眼尾细长上挑，额及颚底皆刻有细密的棱形网状纹，颈脊起长鬃，长约20厘米，占龙体的三分之一，呈扁平薄片状弯曲上卷披向后背，两侧磨出不明显的线凹槽，龙尾向内弯曲，末端圆尖，背部一对圆孔。
(2)兽面纹玉佩和勾云形玉佩。兽面纹玉佩用较薄的长方形片状玉制作，有镂空出对称的双角、双眉、双耳及鼻、口等，下部有3-7个獠牙，尖锐犀利，兽眼狰狞，制作过程中采用了砣具。勾云玉佩用对磨镂空的方法，塑造出弯卷的沟角，镂空部位两侧形成宽缓斜坡，镂空以外的部位沿着轮廓的走向打磨出宽缓的线凹槽，这些斜坡和凹槽能折射不同角度的光，并呈层次感、立体感，造型优美流畅。
(3)马蹄形玉箍。其形似马蹄，因器内中空呈箍状而得名。这类玉器表面上看起来简单，但其雕琢十分费工夫，原始先民在雕琢这种器物是采用了线锯搜空(即以钻杆在器物边缘钻一小孔，穿入绳线，加入适当的水和研磨料往复穿梭进行切割的方法)、掏膛取芯的方法使之出现弧线形琢磨痕迹。在古代尚未出现金属丝线时，即能依靠竹木纤维或兽皮藤条制成一件玉雕，着实需要费一番心血。
(4)玉璧。绝大多数为长圆形，玉璧边缘处呈刃状，截面近似于菱形，上侧中央常钻有两个小孔作穿系用。红山玉璧还有双联璧和三联璧，做法是在一个上小下大的长圆状玉片上分别琢磨出两个或三个由小到大的圆孔，然后才在外缘上依中孔的位置两侧各切磨出一个人字形，打磨成刃状。
(5)玉鸟。多为扁体，常做成双翅挺展的�形，最长不超过4厘米，头上仰，方尾，有爪的作攀附形状，腹部靠头处有一小孔，腹部中间厚两侧薄，背平，用纹勾勒出鸟的羽毛。
(6)玉龟。先切割出形状，周边进行圆雕，用阳线简略几笔刻画出龟的头部、龟爪和龟尾，然后打磨光滑，有的在尾部穿孔。玉龟略呈方形，一般5厘米左右，匍匐状，背部稍微向上凸起。
四
从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与良渚文化玉器制作工艺比较来看。良渚文化聚落在东海之滨的太湖平原，属于海洋性文化。1936年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在浙江杭县的良渚镇附近的六个地点进行了小规模开发，出土了一批泥制黑衣陶器，还搜集到一批石器，并调查了1930年发现的随葬玉制棕璧的墓葬。他对这些资料作了及时地整理，写了《良渚》一书，保存了这些考古资料。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根据考古学的命名原则，将该遗址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是我国南方发现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良渚文化发现前后，杭嘉湖地区多次出土良渚古玉。1903年天宁寺湾出土大型玉璧;1930年，在苏嘉公路桥北端出土一批玉器;1937年双桥发现90多件玉器。⑧考古界一般认为良渚文化玉器的时代为周汉之间。自1973年发掘吴县草鞋山首次确定良渚文化琮璧的时代后，⑨相继发掘了江苏吴县张陵山(1977年)⑩等大型良渚文化墓地，出土了上千件琮璧玉器和装饰玉器。红山、良渚文化大件玉器均出自墓葬，玉器数量的多少取决于墓葬的规模，与器件数与规模成正比，但红山与良渚玉器在制作工艺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红山文化的琢玉技术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已具有了比较丰富的制玉 经验 。红山文化琢玉的最大特点在于玉匠对玉材的熟炼运用，能较好地把握器物的造型特点，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红山文化玉器制作的最大特色就是“神似”。红山文化玉器多通体光素无纹，龟、鸟等只在主要部位加以刻画，线条都为线凹槽纹，或隐或现，富于变化。玉龙躯体光洁无纹，头部精雕细琢。红山古玉的穿孔、抛光、琢刻都十分简练得体。
与红山玉器相比，良渚古玉则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它缺少红山玉器那种精细灵气，它以线刻技术闻名。最能体现良渚文化玉器制作水平的是兽面纹的刻画。方柱形玉琮四面中间立槽，槽两边基本等距离，每一节上下间距几乎相等，误差极小。琮的兽面图基本相同，兽面不在侧面中间，而是在旋角上，两个半面构成一个完整的兽面，使兽面的鼻、口更具形象。兽面的纹饰刻划最细的仅0.7丝米，内眼圈直径只有2毫米，只可在放大镜下才能清晰辨别，琢玉水平十分精湛。
另外，对于制作工艺中的镂空的方法也不一样。红山文化以砣具镂空为主，称为“砣具镂空”，如勾云形玉佩就是用砣具双面对磨而成。镂空末端呈尖线状，镂空处上宽下窄，边缘似薄刃是红山文化典型玉器的独自砣具镂空特征。良渚文化则以呈钻配合软性线具楼空为特色，称“线具镂空”。
从玉的制作工艺可以辨别玉器的真伪。红山文化玉器已有上百件被科学地发掘出来，它对填补和丰富我国上古玉文化的内容起了推动作用，也导致中国史上“玉兵时代”的再提出和文明起源的再讨论。11 文物界对玉的性质及玉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进行的考古研究，进一步提高了红山文化玉器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注 释：
①徐惟诚.中国 百科 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474.
②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③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④宋应星.天工开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 308.
⑤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⑥赵永魁，张加勉.中国玉石 雕刻 工艺技术[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0.33.
⑦赵永魁，张加勉.中国玉石雕刻工艺技术[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0.34.
⑧卫聚贤.吴越考古汇志[J].说文月刊，1939，(3).
⑨殷志强.红山、良渚文化玉器的比较研究[J].北方文物，1988，(1)：8-12.
⑩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试谈红山文化玉器类型
摘 要：红山文化玉器种类繁多，造型多样，类型划分方法也有多种，按照玉器形制及使用功能，红山文化玉器可分为装饰类、工具类、 动物类 和宗教典礼类4种类型，这些造型多样、寓意深刻的玉器，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先民们当时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更体现了先民们的独特理解和创新精神，反应出文化的传承和交流。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器;类型
红山文化是我国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一古老而内涵丰富的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辽宁西部、河北北部等北方地区，其中辽河流域是其发祥地。1971年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图的大玉龙被鉴定为红山文化遗物，红山文化玉器讨论和研究开始兴盛，自70年代至今阜新胡头沟、朝阳牛河梁等多地的玉器被源源不断的发掘，古老的红山文化玉器震惊了海内外人士，学界对其研究也深入到了各个层面，本文将对其类型作主要探讨。
一、装饰类
和原始先民制造的青铜器、石器一样，红山文化玉器也存在着大量的装饰类玉器，可以佩戴在人们的手、耳、颈等部位。
玉环――玉环是壁的一种，有大小之分，大的可以用来佩戴在手腕和手臂上，充当手镯、臂镯，小的可以佩戴在手上、耳朵上或者作为串饰佩戴在衣服上。在牛河梁发现的玉器均佩戴在手腕上;
玉珠――红山文化玉器中的玉珠类型已经非常丰富，在形状上有圆珠、半球、扇圆形以及扁圆薄片形，可以串起来充当衣服上的饰物或佩戴在颈部。巴林右旗那斯台发掘的玉珠有60余件，其他如城子山、胡头沟遗址也有大量玉珠发现;
玉�――形状多为扁平圆形或环形，上面有一个缺口。从已经出土的情况来看，玉�多放在墓主的耳边，因而推测是重要的耳饰。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出土有两件玉�，形状为圆环形，有一缺口，在墓主耳部。
二、工具类
在已经发现的考古遗址中，工具类的玉器和某些石制或陶制的生产工具非常类似，因而工具类玉器应是仿照实际的工具进行雕琢而成的。
玉斧――玉斧和普通的石斧类型相似，都为梯形弧刃，做工非常精致但没有刃口，因而应为非实用玉器。在巴林右旗那斯台出土的玉斧为长方形，和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斧外形非常接近;
玉棒――这种玉器在红山文化玉器中非常常见，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短柱状，一端呈圆弧凸起，且有两匝凸棱，另外一端为漫圆尖，还有一类是长柱形，一端是椭圆形的斜面，另一端则为圆尖状。胡头沟遗址发掘了4件玉棒属于第二种类型，牛河梁遗址发掘的一件玉棒则属于第一种。根据这类玉棒的形状，可以推测是模仿石椎、石磨棒而制造的，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方则提出是萨满巫师使用的鼓槌;
玉勾形器――这类玉器出土的不多，那斯台遗址曾经出土过一件，颜色为青色，呈扁平体，两面均磨刃，锋部为弯钩，末端有孔，其中内援间还有一个凹形槽，应作为复合器使用。
三、动物类
这类玉器在已经发掘的遗址中所占比例也较多，在动物造型上有猪、鸟、鱼、龟等多种。
玉猪龙――这是红山文化中非常典范的代表，在多处遗址中都曾发掘。各地的玉猪龙形态差别不大，均为身体蜷曲，头部和猪类似，竖耳圆眼，口微张，口眼间有横向沟纹皱褶，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玉器富予了和人类生活相关的猪的体态特征，因而“猪龙变化说”拥有很大一部分支持者。这种玉器可分为两种：一种蜷曲如环，首尾相接或相近，头部比较大，双耳竖起，双目圆睁，头部有一圆形小孔。牛河梁、敖汉下洼、那斯台、巴林左旗尖山子等地都有这种玉器。还有一种，首尾明显分开，双目为梭状，没有双耳，在颈后有弯勾状长鬣。这种玉龙比较少，当前仅在三星他拉发掘出一件，精雕细琢，通体抛光，体态造型都非常完美，是我国迄今保存最好的龙形象;
双猪首环形器――这种玉器当前也仅在知城子山发掘1件，整体为长条形，顶侧为三联弧状，器身中部有3个并排圆孔，两端均有一个猪首，且两个猪首的神态相近，耳朵较大，额头隆起，眼睛呈菱形，底面平直中部有4个漏斗状小孔;
兽面形器――该玉器也仅在牛河梁遗址发掘出1件，在墓主人腹部正中，因而有学者如郭大顺推测为腰带饰。颜色为淡绿色，器体扁平，耳部较大，为圆尖状，竖起，眼睛及鼻孔用圆孔刻出，鼻、嘴均用阴线表示，嘴唇紧闭，嘴角下咧，中部有两个小孔，能够穿系捆绑;
玉鸟――这种玉器发掘出的较多，除正式发掘品外，还有采集品和传世品。体态多样，造型不一，在胡头沟、那斯台、阜新县福兴地均有出土;
玉�――即民间所说的猫头鹰，�形象也较为常见。主要有两类：一类翅膀略微展开，爪攀附，背面有2或3个横穿孔，在斯台遗址中可以看到。还有一类翅膀展开幅度较大，圆弧形，没有爪，背面有一孔，胡头沟遗址中能够看到这类;
玉龟――也是红山文化玉器中多见的类型，说明龟对当时人们来说一种重要的存在。牛河梁遗址发掘出一件，龟壳状，雕琢精湛，尤其是龟的龟纹雕刻非常细致逼真，也是迄今为止时代最早的玉龟;
玉鱼――红山文化遗址附近多有河流经过，而古代人们渔猎是人们生存的重要保证，也是重要的装饰品造型的素材。玉鱼为扁锥形，颈部刻有阴刻线纹，左侧有浅槽，双目对穿呈孔;
玉蚕――蚕也是古代先民重要的崇拜生物，在缺乏自然知识的理解下人们希望自己可以像蚕一样转而再生，同时用来祈求丰衣足食。那斯台遗址共发掘了4件玉蚕，造型相近、制作较为粗略，体态也较为原始，是迄今为止所发掘的最早的蚕形象。
四、宗教典礼类
古代先民们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产生了各种巫术崇拜和宗教典礼，这种玉器造型和其他类型相比较为独特。
玉璧、双联璧、三联璧――其中玉璧的形状外缘为圆或方圆，内缘都是圆形，边缘处均磨薄，一侧边缘中部有1―4个圆孔，也有少数无钻孔。这类玉器见于胡头沟、牛河梁遗址;双联玉上小下大，上端有半圆、圆弧、尖圆等3种形状，下端则为圆或方圆，中部有两个钻孔，边缘均磨薄，上下体连接处有凹痕。这种玉器出土较少，在牛河梁遗址发掘了3件;三联玉璧有两种，一种在造型上和双联玉璧相近，只不过体中部的圆孔自上而下逐渐变大，体侧有凹痕，在胡头沟发掘出1件。还有一种为长条状，一侧平直，一侧为三联弧形，中部有3个圆孔。在内蒙古的那斯台遗址发掘出1件; 玉箍形器――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典范代表，数量较多，大都为扁圆筒状，腹壁斜直，部分玉箍形器的平口边缘有两个圆孔。在牛河梁遗址中有出土，置于墓主头骨下面或胸部;
勾云形器――勾云形器形体扁薄，造型上和卷云或变体动物较为相似。勾云形器和其他玉器相比形态较为多样，包括5种，一种为长方形，中部圆形镂空，两侧勾角略直，器体两面非常光平。在牛河梁遗址中发掘的就属此类;第二种也为长方形，中部同样镂空但为勾云状，外围有浅凹槽纹，两侧勾角弯曲较为明显。城子山、那斯台遗址发掘的当属此类;第三种大略为方形，中部和二类相同，上下两端各有一对勾角，上端边缘处尖状小凸，下端中部有尖齿状小凸，器体两侧各有一个较长的勾角，下端向外弯曲，为圆尖形。巴林右旗巴彦他拉苏木发掘的玉器当属此类;第四种为椭圆形，中部有3个三角形排列的圆孔，上侧及两侧均外弧，下侧中部外有尖齿状小凸。在牛河梁遗址发掘的当属此类;最后一种为圆角长方形，上下侧呈长边平直状，左右侧略弧，中部和四类一样有3个三角形排列圆形小孔，左右两侧中部有方形小凸，下侧两端尖角内收，正、反两面均有浅凹槽纹路。这种玉器目前仅在牛河梁遗址出土1件。
事实上，除了上述4种类型外，红山文化玉器中还有 人物类 玉器，但是此类玉器目前所发掘数量较少，学界对于其特征的研究还存在不少疑惑之处需要进一步探讨。这类玉器造型各异、大小不一，主要分为石雕人像和玉人面饰两种，那斯台遗址出土了两件石雕人像，4件人面形石饰。巴林右旗出土了1件玉人面饰。
综上所述，红山文化玉器主要分为动物造型和宗教典礼类两种造型，其他类型地位并不突出。这些造型多样、寓意深刻的玉器，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先民们当时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更体现了先民们的独特理解和创新精神，反应出文化的传承和交流。
参考文献：
〔1〕索秀芬，李少兵.红山文化研究[J].考古学报，2011，(03).
〔2〕王小磊.红山文化典型玉器浅析[J].大众文艺，2011，(21).
〔3〕吕昕娱.试析红山文化玉礼器[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2).
〔4〕崔岩勤.红山文化玉器教学资源探析[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5).
〔5〕吕军，栾兆鹏.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综述[J].北方文物，2000，(03).
〔6〕刘国祥.牛河梁玉器初步研究[J].文物，2000，(06).
1、《博物馆藏品管理的历史发展》，《博物馆研究》1991年3期。 2、《东北早期博物馆概述》，《中国博物馆》1991年4期。 3、《“文物”一词浅析》，《文物春秋》1992年1期。 4、《九十年代藏品管理的新发展》，《博物馆研究》1997年1期。 5、《关于建立藏品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思考》，《中国博物馆》1997年3期，第一作者，（1998年1月获校优秀论文二等奖） 6、《历史博物馆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中国博物馆》1997年2期，（1998年1月获校优秀论文二等奖） 7、《关于我国博物馆藏品管理现代化问题的探讨》，《博物馆研究》1997年2期。 8、《吉林发展特色鲜明的专业博物馆的现状与前景》，《中国博物馆》1998年2期，（1999年3月获校优秀论文二等奖） 9、《瓷器藏品登记中的几个问题》，《博物馆研究》（省级）1997年3期。 10、《邯郸市博物馆观众调查的启示——兼谈博物馆改变“门庭冷落”局面的对策》，《文物春秋》1997年3期。 11、《红山文化玉器研究》，《青果集》（二），知识出版社，1998年12月。 12、《俏色玉器》，《中国文物报》1999年7月31日第4版，第一作者。 13、《辽宁省博物馆观众调查报告》，《中国博物馆》1999年2期，第二作者，（2000年获校优秀论文二等奖） 14、《鲜见墨彩瓷》，《中国文物报》2000年5月31日第一版，第一作者。 15、《关于藏品管理程序问题的探讨》，《博物馆研究》2000年1期。 16、《藏品管理电脑化与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中国博物馆》（C）2000年3期，（2001年获校优秀论文二等奖） 17、《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综述》，《北方文物》2000年3期，第一作者。 18、《关于红山文化勾云形类玉器研究的几个问题》，《文物春秋》2001年1期，第一作者。 19、《元上都城址东南砧子山西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C）2001年9期，第一作者。 20、《20世纪汝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七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10月。 21、《良渚文化“玉殓葬”与红山文化“玉器墓”的比较研究》，《良渚文化论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9月。 22、《从牛河梁积石冢谈红山玉器的功能》，《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 23、《从考古学上谈岫岩玉在中国古代玉文化起源中的地位与作用》，《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 第五卷 第五期。 24、《试论博物馆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博物馆》（C）2002年2期。 25、《新时期藏品搜集途径的转变》，《博物馆研究》2002年2期。 26、《关于文物定义的研究》，《博物馆研究》2004年第4期。 27、《关于博物馆藏品定义的研究》，《博物馆研究》2005年4期，第一作者。 28、《20世纪博物馆藏品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原文物》2006年2期，第二作者。 29、《高校博物馆学专业藏品管理学课程教学问题的思考》，《博物馆研究》2006年4期。 30、《辽宁省博物馆2007年度阶段观众调查报告》，《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2辑，辽海出版社，2007年12月版，461——472页，第一作者。31、《20世纪汝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七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10月。 32、《20世纪中国古瓷及瓷窑址的专题研究与讨论》，《文物春秋》2005年2期。 33、《内蒙古出土的元代窖藏瓷器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一辑，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11月。 34、《奉节鱼复浦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145—155页。第二作者。 35、《百年回眸学术路，盛世展望发展观——纪念〈博物馆研究〉100期》，《博物馆研究》2007年第4期。 36、《关于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问题的思考》，《博物馆研究》2007年第1期。 37、《沉船考古与瓷器外销——以“碗礁Ⅰ号”资料为中心》，《博物馆研究》2007年第3期。 38、《云南青花瓷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三辑，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39、《奉节宝塔坪墓群唐宋墓葬的发掘》，《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上），科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527—547页，第一作者。 40、《奉节永安镇电厂北山古墓葬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上），科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592—610页，第二作者。 41、《奉节新浦遗址2001年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上），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310—321页，第一作者。 42、《奉节老油坊遗址2001年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上），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322—336页，第二作者。 43、《牛河梁红山玉器——中国玉文化之源》，《古玉新韵——2007朝阳牛河梁红山玉文化国际论坛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85—95页。 44、《东北系青铜短剑辽西起源新论》，《新果集——庆祝林沄先生七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45、《博物馆藏品管理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我国文博人才的培养》，《文物春秋》2009年2期。 46、《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化关系初探》，《博物馆研究》2010年1期。 47、《从考古学上谈红山文化玉器的源与流》，《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版。 48、《张湾区犟河口遗址》，《湖北省南水北调工程重要发现·Ⅱ》，第一作者。 49、《湖北省十堰市犟河口遗址2008年发掘简报》，《四川文物》（核心期刊）2010年6期，第二作者。 50、《山西、河北地区出土的金代红绿彩瓷器的比较研究》，《文物世界》（核心期刊）2011年第2期，第一作者。 51、《金代红绿彩的考古发现及其历史传承》，《中原文物》2011年第3期，第一作者。 52、《吉林地区出土的玉壶春瓶及其相关问题》，《北方文物》2011年第3期，第一作者。 53、《免费开放语境下博物馆人性化服务的建设——湖北省博物馆免费开放观众调查与启示》，《中国博物馆》（D）2011年合刊，2011年。 54、《湖北省博物馆观众行为调查报告》，《东南文化》（CSSCI）（D）2012年第3期，第一作者。 55、《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战略思考》，《东北史地》2012年第4期，第二作者。 56、《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认识与我国立法保护历程》，《紫禁城》2012年第8期，第二作者。 57、《辽河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与作用——以红山文化为重点》，载《辽河寻根 文明溯源——中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20—125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独立完成。
送走了藏友和男孩，孟宪清心里搁下了一个“让人难眠”的谜团：“奥特曼与‘太阳神’如此相似，难道仅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 2009年春天，北京电视台播放过一部名为《家在洹上》的电视剧，讲述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安阳人民如何想法设法防止文物外流的故事。“我国不少文物曾经被‘强盗’掠走。”又联想到3月份沸沸扬扬的佳士得“兽首拍卖”事件，孟宪清脑海里生出一个清晰的问号：是否曾有“太阳神”或其类似物被掠往日本，而日本“奥特曼”是否正好又模仿了它们？《红山文化古玉精华》一书的作者、红山文化古玉专家徐强告诉记者，据相关史料记载，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考古学家即在内蒙古赤峰红山发现红山文化洞穴遗址及遗存，并于日本发表相关考古学术论文。但他们发现文物遗存大都为骨形器、石器、及较为简单的环、玦、璧类器物，“并无人物、动物类玉器”。对此，孟宪清认为：“史料的记载并不一定全面和准确。事实上，据老一辈人传说，早在清朝时期，红山当地人就在山野田间捡到古怪的玉雕，部分呈人形。”他说，呈人形的玉雕中，很有可能是“太阳神”的“兄弟姐妹”，亦极有可能在上世纪30年代流向日本。孟宪清接着推测，“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当时的日本考古学家，将形状与“太阳神”类似的神祖类玉雕带回了日本。多年后，日本圆谷株式会社TBS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受之启发，从而他们于1965年设计出了奥特曼？“无法联系到奥特曼的设计者”，因为这个原因，孟宪清不确定他的判断是否准确。但他坚信，“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奥特曼和太阳神，它们肯定不是‘兄弟’，是否为‘父子’关系则需进一步考证。一段实实在在存续的史实，有待我们挖掘。”徐强同样认为，“不能排除红山文化古玉外流日本或形成影响”。同时，他与孟宪清达成共识：“有待进一步考证，不能盲目下结论。”
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光明日报》、《文史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中国农史》、《历史教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等国家及地方核心学术期（报）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论文（部分）1、《朝阳城名与建置沿革述略》，《地名丛刊》1986年第5期。2、《漫话“图腾”对族名、姓氏的影响》，《历史大观园》1987年第1期。3、《西汉至辽代辽东辽西地区州郡县“侨置”述略》，《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4、《辽代前期辽帝对汉官的利用与限制》，《黑河学刊》1989年第3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转载论点5、《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6、《谈谈辽金的谣谚》，《博物馆研究》1989年第2期。7、《略论辽代契丹和汉文化的“中和”及其原因》，《北方民族》1989年第2期。8、《略论辽代上层僧侣之特色》，《松辽学刊》1993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1993年第5期全文转载。9、《辽代契丹皇帝的丧葬、陵庙、造像与祭祖》，《辽金史论集》（七），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10、《辽朝对外战争中的“侦候”、“用间”与“反间”》， 《辽宁经济文化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1、《浅谈契丹人的尚白习俗》，《四平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12、《辽代若干社会问题与整治措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新华文摘》1909年第6期转载篇目。13、《辽代契丹人的“祈禳”活动及其特点与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14、《从辽诗及北宋使辽诗看辽代社会》，《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转载论点；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二）1994年第8期全文转载15、《辽代契丹人拜见方式小考》，《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16、《辽代契丹人“住所”论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1年第1期摘发论点。17、《略论汉武帝对乌桓和对秽、东沃沮、高句丽的不同治理方式》，《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1988年第8期全文转载。18、《唐代初期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羁縻州府考略》，《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19、《略论高句丽与“三燕”的战和关系》，《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20、《辽代乡村佛教邑社组织考探》，《人文精神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辑刊论坛》，沈阳出版社2000年出版。21、《辽代契丹贵族渔猎活动考述》，《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转载论点；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1993年第4期全文转载。22、《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学的民族特色》，《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全文转载。23、《南唐、契丹聘使及其目的》，《江海学刊》1993年第2期。24、《辽代契丹人音乐文化考略》，《晋阳学刊》1992年第1期。25、《辽代的自然灾害及赈恤措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26、《古代北方民族对日、月的崇拜》，《满族研究》1990年第3期。27、《辽代契丹服饰考略》，《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4期。28、《古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禁忌习俗刍论》，《学术交流》1998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全文转载。29、《一部厚重的中华饮食文化史著—评〈中国饮食史〉》，《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6期。30、《辽代契丹人“文体游艺”考略》，《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2期。31、《东汉“辽东属国”考略》，《历史教学》1990年第2期。32、《辽代契丹人饮食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33、《略论辽夏“和亲”与辽夏关系的变化》，《史学月刊》1988年第5期，《新华文摘》1988年第12期转载篇目；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1988年第6期全文转载。34、《略论辽国军队的征调制度》，《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35、《古代东北地区诸民族崇尚习俗特征刍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满语研究》1998年第1期摘要。36、《考古资料与契丹社会史研究》，《光明日报》“历史周刊”2000年5月12日。37、《论辽代初期的腹心部与智囊团》，《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38、《生态环境对辽代契丹习俗文化的影响》，《文史哲》2003年第5期，《文摘报》2003年10月5日论点摘要。39、《评〈契丹族文化史〉》，《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40、《辽代石刻文化刍论》，《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冬之卷，《新华文摘》1997年第1期转目。41、《辽代社会基层聚落组织及其功能考探—辽代乡村社会史研究之一》，《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辽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一等奖。42、《辽代牧、农经济区域的分布与变迁》，《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2004年第6期全文转载。43、《论辽代家庭生活中佛教文化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5年第1期摘要。44、《辽代宴会考论》，《辽海历史文化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45、《辽代激励机制之特色与社会功能初探》，《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46、《气候环境对辽代契丹骑兵及骑战的影响》，《辽宁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2007年第4期全文转载。47、《辽海经济形态的形成与发展》，《辽海文化十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48、《辽代“墓志人”之年寿状况及死亡原因考论——以墓志石刻为史料》，《北方文物》2008年第4期。49、《论佛教对辽代经济的负面影响》，《论草原文化》第五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内蒙古第五届草原文化研讨会暨赤峰市第三届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优秀论文优秀奖。50、《论辽人佛教信仰的功利性特征》，《论草原文化》第六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主题论坛优秀论文二等奖。51、《石刻资料中的辽代丧葬习俗分析》，《民俗研究》2009年第1期。52、《辽代的寺田及其相关问题考探》，《中国农史》2010年第4期。53、《辽代佛教题材壁画考论》，《东北史地》2010年第1期。54、《辽代临时差遣使职及其职掌考探》，《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二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55、《石刻所见辽代宫廷服务系统职官考——<辽史·百官志>补遗之四》，《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56、《辽代契丹人骑射文化述论》，《东北史研究》201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