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的历史
之一
厦门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很早以前，这里寸草不生，荒无人烟，一群白鹭南归飞到这里，停在岸边歇息，领头的大白鹭，发现水里鱼虾成群，有充足的食物，而且既没有毒蛇猛兽的威胁，也不见猎人弓箭的骚扰，于是它鼓上了这个小岛，便率领这群白鹭定居下来。白鹭们也随之着手打扮自己的家园。一些白鹭用嘴啄利爪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开凿了许多泉眼，清澈的泉水哗哗地流淌下来；另一些白鹭，则从大陆上衔来各种花籽、草籽，播撒在岛上，岛上便百花齐放，绿草葱葱。山明水秀，花团锦簇引来许多鸟儿筑巢；蜜蜂、蝴蝶也来采集花粉，顿时小岛变得热闹非凡，五彩缤纷。
此番景象使盘踞在东海底下的蛇王异常嫉妒，它想霸占这白鹭建设的美丽小岛，于是率领蛇妖兴风作浪，瞬间岛上飞砂走石，天昏地暗。
白鹭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与蛇妖展开殊死搏斗。领头的大鹭重创了蛇王，赶走了蛇妖，但它自己也身受重伤，躺在血泊之中。后来，在大鹭洒过鲜血的那一片土地上，长出一棵挺拔的大树，那树的叶子，象大鹭一样张开；那树开的花，象大鹭的鲜血一样火红。这种树木，人们称为凤凰木；这种花，人们称为凤凰花。
赶走蛇妖之后，白鹭们安心地嬉戏于树林、海水、沙滩之间，做这个美丽小岛的主人。厦门岛最早称为“鹭岛”是由这个传说而来的。这个源于民间的故事寄托了人们对厦门的热爱和对建设厦门，保卫厦门事迹的怀念。
厦门古名鹭岛，它的真正由来其实是人们第一次登上小岛，看见白鹭长年成群地浮游在水面，于是冠之以“鹭岛”。白鹭属涉禽类鹭科，又名鹭鸶，嘴长脚长，颈也长，全身羽毛纯白，头后还垂着长长的白冠毛，毵长如丝；背部有白色疏松的鬓毛和尾翼，形态潇洒，逗人喜爱。本世纪20年代以前，厦门山野树林，到处有白鹭栖息，三五成群，飞翔于田间海上。后来因城市兴建，生态的变化，白鹭慢慢减少，濒于绝迹。这几年经过环境综合治理，白鹭又回到岛上。由于白鹭是厦门的象征，因此厦门的许多地名含有“鹭”字，许多招牌，店名都喜欢用“鹭”字命名，乃至于厦门的人名也常常取“鹭”字。今天，白鹭又成为厦门的市鸟。
究竟什么时候，岛上有人类的存在呢？1931年，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在厦门港蜂巢山发现一件长方形薄边石锛，第三年，他又在厦门港东边社发现第二件类似石锛。这两件石锛，是新石器时代人类采集食物和狩猎的工具。1952年，林惠祥又在厦大发现三件表面印有“V” 字纹和云纹的印纹陶片，其中一件的耳柄上，还可以看到指纹痕迹，这是手工制陶留下来的。1953～1955年，其他地方还发现多件石器、陶片。1980年11月，在湖里区象屿海滨，发现一件石制箭头，长62公分，磨得非常精致，经鉴定，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遗物，距今已有2000多年，当时的人们以此来狩猎。这些实物证明，大约二、三千年前，厦门岛及其周围是我国南方族群祖先——闽越族人活动比较早的地方。
闽越族人的体质和风俗习惯，和汉族不同，他们身材较矮，面短，须发少，鼻形广，眼睛圆大，有双重眼睑，且“断发纹岙”。习惯于水上生活，善于在海上作战。闽越人用勤劳的双手，为开发厦门立下第一功。
不过，有文献可查考的厦门历史，却是从唐朝开始，南普陀的一副对联反映了这一事实。
经始溯唐朝，与开元而并古；
普光被厦岛，对太武以增辉。
这说明，南普陀寺和泉州元寺一样，都是在唐朝建立的。
根据史料记载，唐朝有二姓名士率其家族来到厦门定居并大力开发建设。薛姓住在洪济山的西北，陈姓住在南面金榜山下，时有“南陈北薛”之称。北薛指薛令之，字珍君，原来住在福建长溪，也就是现在的福安。他在唐朝神龙二年(公元 706年)中进士，是第一位以诗文登第的福建人。开元年间，薛令之迁升为右补阙兼太子侍读，与贺知章一起教授东宫太子读书，当了太子李亨的师傅。薛令之抱怨待遇太低，一天信手挥笔在墙壁上写道：
朝旭上团团，照见先生盘；
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
唐玄宗看到诗后，非常不高兴，也拿笔在壁上题诗：
啄木嘴距长，凤凰羽毛短；
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
薛令之看到，知道自己得罪了皇帝，有言曰：伴君如伴虎，说不定哪天无事生非，怪罪下来，岂不一命呜呼。于是他就借口生病，辞去了官职，和侄子薛芳杜一起返回福建，并从长溪移居鹭岛(厦门岛)，过着清闲自在的生活。他的后裔在此繁衍，人数众多，成为一大姓，薛家住的地方有座山，叫“薛岭”，岭的滨海一带就叫“薛浦”。薛令之死后，葬在岛上下张村。
“南陈”的陈姓也差不多唐开元时在厦门岛定居繁衍，据史料记载，唐京兆万年县人陈邑，任太傅时得罪了当时的奸相李林甫，开元二十四年被贬谪到福建漳泉一带，他的后裔有的就迁到厦门岛来。厦门岛上保留的三座唐朝陈氏古墓就是明证。在乌石浦，有一座古墓，墓碑上刻“唐著作郎陈俦墓”。陈俦是陈邑的孙子。禾山镇的一棵大榕树下，竖着两块石碑，分别刻“大唐赐进士出身陈公封茔”、“唐上柱国陈公茔”，这座墓是陈俦曾孙陈喜的。西林观音山还有一座唐墓，碑上刻“唐场老陈先生茔”，它是陈黯的墓。陈黯是唐代会昌至成通年间居住在厦门岛的名士，字希儒，名昌晦，是陈喜的曾孙，10岁会写诗，13岁便带着诗作晋见清源(泉州)牧。清源牧见他满脸麻花，便打扫趣他“薄才而花貌”，并要他以此为题写一首诗，陈黯不愧才华出众，应声成诗道：
玳瑁应难比，斑犀定不如；
天嫌未端整，满脸为装花。
陈黯虽然年少富有才名，在闽南一带颇有影响，但是屡次应试都落第，因此自称“场老”，意思是在考场上屡进屡出，已是老先生了。后来他隐居在金榜山，读书垂钓，置功名利禄于九霄云外。金榜山也就因他而别名“场老山”；他垂钓的地方叫“金榜钓矶”。陈黯著作有《裨政书》，宋代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为其编次并写诗凭吊陈黯，有
陈场老子读书处，金榜山前石室中；
人去石存犹昨日，莺啼花落几春风
之句。
这些名士带领他们家族定居厦门岛，成为厦门的先期居民，他们披荆斩棘，勤劳开垦，边耕边读。
根据历次地方志书记载，距今约1000年的宋朝太平兴国年间，禾山一带出产一种水稻良种，“一茎数穗”，人们感到非常惊奇，于是鹭岛又被称为“嘉禾屿”——五谷丰登的岛屿。但1974年泉州出土的《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唐大中十一年 9公元 857年）厦门已称为“嘉禾里”，可见“嘉禾”之名非始于宋而是始于唐朝。到了宋代“嘉禾里”归同安县管辖，从宋代开始，厦门的发展速度加快，人口增多，南宋王象之曾在《舆地纪胜》中记载嘉禾屿的居民有千余家，按一家五口的普通概率计算，也有五六千人。人口的增加势必使村落数目增加，当时村落就有曾厝铵、塔头、东沃（顶活仔）、莲坂、毫灶（文灶）、吴仓（梧村）、乌石浦、埭头、吕厝、店前（殿前）、钟宅、竹坑（湖里）、高崎、上店(祥店)、坂上、寨上等；其余还有福山社、怀德社、附寨社、凤前后社。从宋朝开始，厦门岛交通也逐渐发达，五通、东渡、土地公祖附近（开元路）都建有码头。五通的古码头遗址，至今犹存。民间还流传着“圣迹”、“圣泉”、“金带水”等传说，记述南宋末年张世杰、陆秀夫带着南宋末帝赵* 、赵* 逃难，经厦门的故事。厦门在宋代文化上也继承了唐以来的风气，仅考中进士的，就有林裴、陈敦仁、薛舜俞、薛舜庸、薛梦纯和杜盂肃等人。其中薛舜俞、薛舜庸是同胞兄弟，梦纯是舜庸的儿子，一门三进士，传为美谈。朱熹来到厦门，听到这个故事，在金榜山陈黯读书处，写下“应喜斯文今不泯”，以抒文风不衰之慨。
之二：
厦门市位于福建省南部沿海，东经118°04′04〃，北纬24°26′46〃，陆地面积1565.09多平方公里，海域面积300多平方公里。辖思明、湖里、集美、海沧、同安和翔安6个区。通行闽南方言。
晋太康三年（282年）置同安县，属晋安郡，后并入南安县。唐贞元十九年（803年）析南安县西南部置大同场，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升为同安县，属泉州。宋属清源军、平海军、泉州。元属泉州路。明属泉州府。洪武二十年（1387年）始筑厦门城，清顺治七年（1650年）郑成功驻兵厦门，十二年（1650 年）置 思明州；康熙十九年（1680年）废；二十三年（1884年）设台厦兵备道，道尹驻台湾府治（雍正六年即1728年台湾府改为台湾道），二十五年（1686年）以泉州府同知分防设厅，雍正五年（1727年）兴泉道（后为兴泉永道）自泉州移驻厦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厦门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民国元年（1912年）4月析同安县嘉禾里（厦门）及金门、大小嶝置思明县，9月升思明府，旋废，1915年分出金门、大小嶝设金门县，同年置南路道（1914年改名厦门道，1925年废）。
1933年“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设厦门特别市，旋废。1934年同安、思明县属第五行政督察区（驻同安），1935年4月以厦门及鼓浪屿等7个岛屿设厦门市，撤销思有县设禾山特种区，与同安县同属第四行政督察区（驻同安），1938年5月至1945年9月沦陷，10月恢复厦门市建制，设中心（后改思明）、开元、鼓浪屿、禾山4区。1949年9月、10月同安县、厦门市解放，同安县属第五专区（1950年改泉州专区、晋江专区），厦门为省辖市，1950年10月厦门市设开元、思明、鼓浪屿、厦港（后废）、禾山5区。1953年同安县集美镇归厦门市辖，1958年1月撤禾山区，改设郊区，8月同安县由晋江专区划属厦门市。1966年8月开元、思明区更名东风、向阳区（1979年10月复原名），1970年2月同安县划属晋江专区（地区），1973年6月再归厦门市。1978年9月设杏林区。1987年增设湖里区，郊区改名集美区。1997年同安撤县设区。至此，厦门市辖鼓浪屿、思明、开元、杏林、湖里、集美、同安7区 。
2003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厦门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思明区、鼓浪屿区和开元区合并为思明区，原三区的行政区域划归思明区管辖。二、将杏林区的杏林街道办事处和杏林镇划归集美区管辖。杏林区更名为海沧区。三、设立翔安区，将同安区所辖新店、新圩、马巷、内厝、大嶝5个镇划归翔安区管辖。行政区划调整后，厦门市辖思明、湖里、集美、海沧、同安和翔安6个区。
港口物流的影响因素
1.地理环境与自然环境条件
港口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包括港口的地理位置和港口的自然条件。港口的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交通地理、政治军事位置等)往往决定了港口在国家政治、军事和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对港口产生持久、连续、并带有质的影响；自然条件包括港口所在区域的地质、水文、气候、水域面积、航道水深等，自然条件决定了港口的开发价值和规模，影响着港口的本质属性，这些自然条件在港口规划、建设、生产经营各方面时时影响着港口的生存和发展。
2.社会经济基础条件
港口腹地经济状况是港口物流形成的决定性条件。经济腹地的资源、工业基础、农业发展状况、外贸等制剂影响着港口物流结构、物流规模；港口所依托城市的状况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是否有大城市和城市群为依托是促进港口物流发展的重要因素；腹地交通条件是港口物流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要素，成为港口的生命线；整个社会的科技和生产力水平影响和决定了港口的规模、性质、发展水平；历史和文化要素也处处影响着港口物流的发展。这些因素决定着港口物流的形成，并影响着区域内部的物流业发展水平。
3.港口的基础设施设备条件
港口的基础设施设备条件是港口进行物流处理的物质基础，基础设施设备包括港口锚地、港池、防波堤、护岸、航道、导航设施、码头岸线长度、泊位吨级、数量、库场面积和容量，装卸和运输机械、动力设备、供电、供水、通讯设备、港作船舶、港内铁路和道路等，这些要素体现着港口现实综合生产能力，影响着港口的未来发展，是港口存在的物质基础。完善的港口设施可以快速处理货物，提高港口工作效率，其完善程度影响着港口发展的规模，决定着港口在周围港口体系中的地位和经济腹地的范围，也就决定了港口以后的发展方向，并且也是与
国际港口接轨的重要基础。
4.周围港口体系竞争状况
港口在海运和港口群体中的地位，直接影响着一个港口的兴衰和发展，港口物流量的大小与周围港口的体系状况有很大的关系。周围港口众多，必然造成港口之间的物流量竞争，并且各个港口的吞吐量和规模也决定了在港口体系中的物流量竞争份额。平行发展的港口体系例如环渤海地区港口体系可以使各港口在物流量之间存在大约固定并相差无几的百分比，极化发展的港口体系例如长江三角洲地区港口体系造成了以枢纽港为中心，其他港口成为喂给港或支线港，枢纽港占了物流量的绝大部分比例，而其他港口份额较少，造成各个港口物流发展的不平衡。
5.港口的管理与综合服务水平
同港口物流的硬环境相比，港口的软环境条件在港口物流的形成上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港口的管理主要包括港口管理体制、法规、信息化(EDI系统和条形码技术等):综合服务指港口的海关、卫检、商检、海事、船检、边防、医院、海事法庭、贸易、货代、船代、银行、修造船能力、海上救助、外轮供应、娱乐和生活服务设施等内容，这些要素集中体现着港口的综合管理服务能力、现实水平，影响着港口的投资和发展环境。全国范围甚至全球范围内的港口竞争已经从原来的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的竞争转移到了港口的综合服务水平的竞争上，而港口物
流本身就是一种服务，班轮和货船、集装箱船队会首先考虑港口管理水平和软环境状况，以达到挂靠港时间短、服务质量高等要求。
6.国家政策和国际环境
国家经济政策的倾斜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港口物流的发展水平，国家政治政策也同样影响着港口的发展，例如厦门港由于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变化，其发展有起有落。港口往往是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是国家外贸的主要经由之路。港口的经济来往是全国性的和全球性的，与世界上其他港口有着紧密地经济贸易，所以港口物流量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开放政策、国内政治秩序、外交政策等一系列都会影响着与邻国的经济来往与规模，所以周围国家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也会对港口物流量的大小产生直接的影响。
厦门港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天然深水良港，自然条件优越。港湾外围大小金门等岛屿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港内水域宽阔、水深浪小、不冻不淤。岸线总线 154 公里 ，适于建港的岸线 31 . 6 公里 ；现有锚地面各 18 . 99 平方公里，规划锚地面积 52 平方公里。进港航道全长约 40.3 公里 ，水深达到 -14 米 ， 10 万吨级船舶可乘潮出港。
新加入的漳州4个港区，如东山、古雷港区，不仅水深条件好，且后方空间极大，特别适合规划深水码头，并发展大型临港企业。整合对于厦门港来说，突破了发展的瓶颈。整合来的4个港区，将直接从“地方军”升级为中央“主力部队”，建设和规划都面临全新机遇，比如大型临港工业的引进，厦门港“金字招牌”更有优势。经济腹地
厦门港有厦门市和闽南三角地区为依托，该地区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率为 41.6 ％，腹地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未来 10 年将面向国际市场，逐步形成“贸一工一农”一体的外向型产业结构。
宋代，厦 门作为泉州大港的外围辅助港，岛上设五通、东渡两处官渡。元时设立“嘉禾千户所”，军港地位初步建立。明时，厦 门港和漳州月港成了海上走私贸易的主要口岸，海上交通初具规模，已有10条通洋航线。在明隆庆五年至万历八年(1571～1580年)的10年间，由厦 门港和月港开往菲律宾的中国商船每年有30～40艘，每年进出口价值150万金元左右。清顺治七年至十八年(1650～1661年)，厦 门港是郑成功海路“五商”(以仁、义、礼、智、信五字为5家商行之代号)通台湾、日 本、吕宋及南洋各地的中心。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统一后，厦 门设“台厦兵备道”。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闽海关设立，厦 门为其正口，成为“凡海船越省及往外洋贸易者，出入官司征税”之地。雍正五年(1727年)，清王朝规定所有福建出洋之船，均须由厦 门港出入，厦门港为福建省出洋总口。嘉庆元年(1796年)，成为“通九译之番邦”，“远近贸易之都会”，与厦 门往来的东西洋国家和地区达30多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厦 门辟为5个通商口岸之一。光绪六年(1880年)，英商太古公司在岛美路头北侧建造太古趸船码头，码头前沿设有栈房式趸船1艘，靠泊能力500吨；后方陆域建有太古栈房6间，总仓容1066.3万斤，成为近代较为先进的综合性码头。海后滩筑堤工程，填平拆毁古老渡头和“路头”，重新建造了大小码头28座。1～8号码头于民国17年(1928年)5月竣工，民国20年又竣工3座，其余民国21年完工。新建码头为石砌或混凝土结构，分为斜坡或梯式两类，都需要乘潮作业。其中最大靠泊能力为水仙码头500吨级，其余均为100～200吨级之间，最小的仅10～20吨。民国24年，由荷兰治港公司承建的太古码头全部竣工，码头设有2艘趸船，各长64米，宽9米，引桥2座各长21米，宽4.8米，可同时停靠2艘3000吨级的货轮。新建的太古码头岸线长1865米，前沿水深为-7米，建有2层仓库1座，共7464平方米，可供件杂货装卸。30年代中期是厦 门港的最盛时期。民国25年，进出船达千余艘次。民国27年，厦 门沦陷，港口为日本军商控制。民国36年，港 口航运贸易开始复苏，港口货物吞吐量仅为2.69万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海峡两岸军事对峙的紧张局势，在近20年的时间里，进出厦 门港的船舶都要利用夜间靠近大陆绕道航行；加上管理体制不断变更，以航代港的管理局面，使港口的生产和建设发展缓慢。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和厦门经济特区建设的迅速发展，厦门港的航线不断扩大，客货运量大幅度增长。1984年，东渡新港一期工程2个5万吨级和2个万吨级泊位正式投产。1988年，东渡港二期工程4个万吨泊位动工兴建。厦 门港的建设已有相当规模，1990年，已有大小泊位100多个，其中港务局生产用码头40个，总靠泊位能力为144950吨，泊位总延长2217.30米；浮筒10个，其中万吨级浮筒5个；现有仓库39915平方米，堆场265012平方米，各种装卸机械300多台(套)；港务船舶27艘，4872.48总吨位。1990年，厦 门港货物吞吐量达530万吨，并发展了集装箱运输和大宗散装货物运输。集装箱吞吐量已达4.5万标准箱。货运业务通往境外51个国家和地区的139个港口；客运业务除沿海内河外，还直通香港、新加坡、日本和我国的上海、广州、温州等港，年旅客进出量达200多万人次。在2006年之前，厦门港拥有5个港区，分别是东渡、海沧、嵩屿、刘五店、客运港区。2006年01月01日，厦门湾内港口体制一体化整合，由新组建的厦门港口管理局统一管理厦门湾内的东渡、海沧、嵩屿、刘五店、客运、招银、后石、石码8大港区。2010年08月31日，漳州的古雷港区、东山港区、云霄港区、诏安港区并入厦门港。
百度了一下，只看到，闽南地区的，不错闽南很大部分也是包括讲了厦门港的情况，你可以参考一下哦。
17-19世纪：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闽南海商
郑氏集团覆灭后，闽南海商独步中国海外贸易局面不复存在。然而，闽南商人依托厦门港和东南亚华商网络，仍能长期主导中国海外贸易。
清朝攻下台湾的次年（1684年），颁令开海贸易，开放厦门、广州、宁波和云台山等口岸。厦门作为福建唯一开放的口岸，漳泉商人往海外贸易，需由厦门出口。早在明代嘉万年间，厦门已成为月港的外港。明后期泉州安平港日益繁盛，成为郑芝龙发迹的大本营。但漳州海商依托的月港和泉州海商依托的安平港都是港狭水浅，只是在海禁时期大港被禁后才成为走私贸易中心。厦门港阔水深，位于漳泉地区中心，海禁开放以后，漳泉海商逐渐汇集于厦门。在郑成功时代，厦门已是沿海对外贸易中心。在清代前期开海贸易之初，厦门海外贸易繁盛程度一度领先于广州等城市，直至鸦片战争前，闽南商人仍保持主导海外商贸网络的局面。当时的一位外国人如此评述遍布中国南北方各港口和东南亚重要商埠的闽南商人：“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象厦门那样聚集了许多有钱能干的商人，他们分散在中国沿海各地，并且在东印度群岛的许多地方开设商号。被人称为‘青头船’的帆船，大多数是厦门商人的船只也诚如《厦门志》所载：“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返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葛拉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然骤富骤贫，容易起落，舵水手等藉此以为活计者以万计”。
以厦门为基地的闽南海商之所以能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直至鸦片战争前夕，其原因有三：一是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往南洋的发舶中心；二是依托其遍布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各港口的闽南籍商贸网络和移民；三是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
清朝攻下台湾后，重新开放海外贸易，厦门被定为作为往南洋贸易的官方发舶中心，广东澳门则定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之地。但朝廷也特许西班牙船来厦，可能因为西班牙船带来的是中国紧缺的白银。清朝似乎并无严禁外国船来厦门贸易，清代前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多次前来厦门交易。到清代中期，广东方面也允许海商出洋贸易，厦门独享发舶南洋的特权不复存在。
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往南洋的发舶中心，对巩固和扩展闽南人在海外华商网络中的领先地位意义重大。闽南地狭人稠，无广阔经济腹地，物产有限，且与中国内地交通不便，成为中国沿海贸易中心的物资条件远逊于山东半岛、江浙与两广。明中期以后闽南人开始主导海外贸易，直至郑氏时代闽南人独步海上贸易，实在是一系列因缘际会所致，所凭借的是闽南人无畏的冒险、航海、重商的人文精神和闽南偏远地理位置，在朝廷对中国私商海外贸易的普遍压制的夹缝中发展起来。正如明代后期漳州月港被定为中国帆船的发舶地造就了漳州海商的发展机遇一样，清初厦门被定为往南洋贸易的发舶地使海禁开放以后，闽南商人能掌控发展海外贸易和对外移民的先机，东南亚诸港，如“葛拉巴、三宝垄、实力、马辰、哧仔、暹罗、柔佛、六昆、宋居唠、丁家卢、宿务、苏禄、柬埔（寨）、安南、吕宋诸国”，（注：周凯：《厦门志》（道光）卷5《船政略?洋船》。）都充斥着闽南商贩。18世纪以后，广东、尤其是潮州海商以澄海为基地发展海外贸易，开始活跃于东南亚各地。潮州人与闽南人都被称为“福佬”，是卓有声望的造船工匠，他们将其造船行当扩展到越南海岸和暹罗的阿瑜陀耶港。到18世纪中期，潮州人开始以削价为手段与闽南人竞争，在中暹大米贸易方面开始取代闽南人而当时广州的贸易规模、人口数量、在中国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厦门。
中国帆船从厦门发舶，也使早已地狭民稠的闽南向东南亚移民活动远较其它沿海省份便利。欧洲人在东南亚开辟殖民地需要大批劳力，东南亚华商网络的扩大也需大量的辅助人员，而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帆船是东南沿海人们移民海外的主要运输工具。因此，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官定发舶地，就使闽南海外称民在清初就开始大规模进行。直到清代中期，到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仍是闽南人居多。雍正5年（1727年）闽浙总督高其倬的奏折中提到：“查从前商船出洋之时，每船所报人数连舵、水、客商总计多者不过七、八十人，少者六、七十人，其实每船私载二、三百人。到彼之后，照外多出之人俱存留不归。更有一种嗜利船户，略载些须货物，竟将游手之人偷载四、五百之多。每人索银八两或十余两，载往彼地，即行留住。此等人大约闽省居十之六七，粤省与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注：郝玉麟编：《朱批喻旨》（46册）1887年上海点石斋本，第27页。） 从明后期闽南海商开始主导海上华商网络到郑氏集团建立海上帝国，奠定了闽南海商在海外的优势地 位，这种地位在清初又因厦门成为中国发舶地而得到加强，使闽南商贩和移民遍布东南亚各要埠，海外华埠的扩大使华人移民谋生和发展的机会更多，从而吸引更多的闽南商贩和移民加入。因此，尽管清代以来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福建，18世纪中期以降，广东的海外贸易也远盛过闽南，广州港更非厦门港可比拟，但闽南人仍能依托海外闽南籍移民群体和商家主导海外华商经贸网络。巴达维亚是荷属印尼的商贸中心，其历代华人甲必丹和大华商绝大多数是闽南籍人。越南的重要商埠会安的华人商家早期也以闽南人为多：“会安沿海直街长三、四里，名大唐街，夹道行肆比栉而居，悉闽人”。（注：大汕和尚：《海外记事》卷4，第80页，1984年中华书局点校本。）19世纪前期，暹罗华人尽管是潮州籍者占绝大多数，但他们大多从事种植业，闽南的同安人则从事航运业和商贸。（注：布赛尔(V.Purcell)：《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资料译丛》1958年第1期，第24页、28页。）马来半岛各商埠华商历来是闽南人为主，新加坡开港后，仍是闽南人主导华埠商贸。从16世纪末以来，菲律宾华人是东南亚各地华人中唯一几乎仅从事商贩活动的群体，而菲律宾华人几乎都是闽南人。到19世纪中期，东南亚华人约150万人，粤籍者约90万。尽管东南亚的广东人已远超过闽南人，但东南亚华商网络为闽南人所主导应无疑义。直到20世纪中期，闽南籍华人在商贸领域仍是独占鳌头。因此，虽然西洋人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市场以后，华商对中国市场的垄断不复存在，但由于海外华商网络的支柱和大本营，逐渐从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到海外华人社区，海外华商网络仍可存活和发展，而闽南人在海外华商网络的优势地位，亦能维持至今。
闽南海商长期经营南北航运交通和商贩贸易，也可能由于郑氏时代陆上五大商贸网络的存留，清代闽南海商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江南沿海的商贸活动仍相当活跃。浙江温州府“闽浙商贾丛集之地，烟户繁多”，（注：《清高宗实录》卷336，第13页，中华书局影印本。）温州府平阳县至今还通行闽南语。宁波、舟山历来是闽南海舶经营对日贸易的中转和进货之地，汇集大批闽南商人水手。（注：陈希育：《清代福建的外贸港口》，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康熙年间上海港兴起后，吸引众多闽南海商贾舶前往，仅在康熙年间，就有12艘闽台商船到上海运生丝到日本。据1980年出版的《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所辑的泉漳会馆碑铭记载，乾隆年间，上海兴建的泉漳会馆“规模之宏大、气象之堂皇、横览各帮，洵无多让。”苏州多闽籍豪商，“自阊门至枫桥，多闽中海贾，各饰郡邸，时节张灯陈百戏，过从宴犒，艳服以财相炫广东澳门与闽南渊源更深。由于明代中期以来的走私贸易以漳州人最为活跃，与葡萄牙商人的关系也较深，葡萄牙人在澳门开港后，闽南商人就云集澳门。明朝末年给事中卢兆曾上奏：“闽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诱生事者不下二三万人。”（注：《崇祯长编》卷35，崇祯三年五月丙午。）郑芝龙早年随其在澳门经商的母舅黄程到澳门，学习葡萄牙语并担任通事。（注：江日升：《台湾外纪》卷1，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Blusse,ibid,p.255.）从明末到19世纪中期，闽南籍人在澳门一直很活跃。从澳门到广州的广东十三行行商之一谢东裕，其祖籍就是闽南诏安。在广州的闽南籍商人地位更为显赫。广州一口贸易制度实施以后，闽南商人资本与生意也随之部分转移到广州。乾嘉年间广东十三行著名行商中，潘同文（同文行）、任怡和（怡和行）、叶义成（义成行）、潘丽泉（丽泉行）、谢东裕（东裕行）、黎资元（资元行）各俱闽籍，刘东生为徽籍，卢广利、梁天宝、易服泰、关福隆、黎届成为粤籍，闽籍行商全属漳泉商人
闽南商人的国内贸易网络除表现在覆盖地域的广阔性以外，还表现在于行业网络优势乃至行业垄断性。如在18世纪的外销茶贸易上，闽南商人虽非产地的商人，也非以外销茶集散地的广州为基地，却能仅以其在国内外贸易网络中的优势地位，组成外销茶叶生产、加工、贩运、销售的一条龙网络，主导在18世纪初—19世纪中期最为有利可图的国际茶叶贸易。18世纪初风靡欧洲的闽北武夷茶，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几占中国外销茶叶货值的一半，是当时中外贸易的核心商品组织闽北武夷茶的种植和加工，是来自闽南的商人。他们在武夷山向本地人租山种茶，从闽南招募茶师，开设茶厂，加工茶叶，再将茶叶贩运到广州，与垄断广州出口贸易的十三行商人交易，再由行商卖给前来广州的洋商运往欧美。而广州行商多半是闽南籍。闽南商人或将茶叶直接运往巴达维亚与当地华商交易，再由荷兰商人运往欧洲，而巴城大茶商和甲必丹绝大多数是闽南籍者
闽南人在国内、尤其是东南沿海组构的贸易网络，是其海外贸易网络的支柱。尤其是18世纪海外华商网络尚未当地化以前，海外华商网络尚需依托中国商品、中国市场和中国帆船，因此，闽南人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商贸和移民网络就更显重要。
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对闽南人的海贸活动也不无裨益。厦门作为17世纪末以后近百年内唯一和台湾对渡的港口和远东水域重要的贸易港之一，是台湾货物国际流通的转运港。1684年以后，台湾主要通过与厦门的对渡进行国际和国内贸易，台湾经济主要支柱米和糖成为当时远东贸易的最重要商品之一，通过与厦门的贸易，推动台湾农业经济一定程度的商品化，也对经营台湾产品的闽南商人扩展海外贸易起了重要作用。厦门商船长期经营大陆、台湾、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的转口贸易，尤其是在17-18世纪国际市场热销的台糖运到厦门，对厦门的海外贸易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台湾经济的发展为闽南人移民台湾扩大了生存和发展空间。对闽南移民而言，移居台湾与移居东南亚并无本质的不同。尽管91世纪后期以前，清朝严厉限制移民台湾：凡欲渡台者需给地方取保、海防同知审批；渡台者一律不许带家眷；粤地为海盗渊薮，粤人不许渡台（此条后来取消）。但直到1789年设官渡以前，闽南人偷渡台湾者一直络绎于途，是移民台湾的主要方式之一。到19世纪初，台湾人口已达200万。在1884年设省以前，台湾在行政上一直受福建省管辖，居民也绝大部分是闽南人及其后裔，区域文化特色与闽南无异，是闽南人社会在海外的延伸。台湾成为闽南人主导的社会后，闽南人海外商贸活动应是如虎添翼，形成更大规模的闽南方言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