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 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 *** 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 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德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 释： 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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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
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
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
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而且逐步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民风与军事上依旧保持者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宋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统一于反统一之间的冲突，更是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的战争，且这种矛盾绝不会仅凭一两场战争可以决定胜负的，而必然是相当残酷、持久、且难分胜负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惨败，宋由此开始转入被动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后，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经济基础：唐朝均田制与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宋代城市的规划已经打破了唐代时期市与坊的严格界限，居住区与商业区也不再分开，贸易时间也不再被限制，据考证，宋代时期已经出现早市与夜市，商品交易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种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业。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蓬勃，不仅有交易场所，更存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自然会导致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自然会带动市民文化的兴起。
精致细腻的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发源于一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就是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文化环境：唐代三教并行与宋代理学的兴起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而宋国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宋代的文化属性与宋代诞生的一种特殊的产物有关，那就是理学。
理学作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部分精华，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的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对宋代人民的影响之深，乃至对中国后来的一两千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理学，不仅将伦理纲常确定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即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认识。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刘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2005）一文指出：“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
宋代文化成就中最突出的要数宋代理学的诞生，一个追求内圣、精神上满足自足的理学决定了宋代文化精致、内省的特点。
唐宋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一种彻底的变革还是一种继承上的发展呢？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唐朝（618年~907年），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 李渊于618年建立了唐朝，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首都，后来又设洛阳为东都。其鼎盛时期的公元7世纪时，中亚的沙漠地带也受其支配。在690年，武则天改国号“唐”为“周”，迁都洛阳，称神都，史称武周，也称“南周”。直到705年唐中宗李显恢复大唐国号。唐朝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后日渐衰落，至天祐四年（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共延续了289年，传了21位皇帝（加武则天则为22位皇帝）。唐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文化方面，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的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亦受其很大影响。 军事方面，在继北魏破柔然之战之后，唐朝又一次取得了中原王朝对大漠部落的军事上的巨大胜利。 经济方面，到了唐玄宗时期，出现“开元盛世”，唐朝经济已经远超过了同一时期的拜占庭以及阿拉伯。 “唐”这国号是晋的古名，泛指今山西省的中心地域。传说君主尧号称“陶唐”氏。周朝时在现今湖北省有一小国唐国。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为北周八柱国之一，佐命有功，被追封为“唐国公”，爵位传至李渊，隋代周后，累官居太原留守，起兵后，李渊自称“唐王”，后废隋帝杨侑遂建“唐”朝。 唐朝灭亡后，五代的李存勖所建的后唐和十国的南唐都自称是唐朝的承继者而用“唐”作为国号。事实上他们的皇帝与唐王朝并无血缘关系。 唐朝皇族李氏自称出自汉族的赵郡名望,同时李氏家族也是陇西军事贵族。陇西李氏从秦代开始就是中国著名的武将军人世家。这个家族涌现过西汉飞将军李广等著名将军。不过也有人对此说法表示怀疑，认为唐朝皇族李氏为鲜卑血统。而《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则称唐朝皇族李氏是老子李耳的子孙，十六国的西凉开国君主李暠亦是其远祖。北周时期，奉行关陇集团的本位政策，李氏改成“大野氏”，这是一个新创立的姓氏。北周灭亡后，又恢复为李氏。 唐朝连同隋朝被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是相继于秦汉之后的中国第二帝国时期，日本历史学者则普遍认为唐朝是中国“中世”时期的结束。唐朝国力在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因此华人也被称为“唐人”，现今西方华人聚居处也被称为“唐人街”。
唐朝是一个繁荣的朝代他们的外交也是非常有名的。就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西游记里面的玄奘。在现实生活中，他虽没有经历过九九八十一难，但是也经历过许多磨难，才到天竺（也就是我们说的印度）。我们现在的佛教就是从印度发源来的。当时印度的佛教比我们高深的多。玄奘在那里受到了很多的欢迎他最后也在那里成为一个有名的僧人。再比如说东渡日本6次的鉴真他双目失明也要到日本去讲学。当时政府也是不用许出海的.他到日本为日本的发展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为日本群众尝试百草，被尊称为药王,也为日本修建了有名的唐招提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