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鸿胪井碑本是一块重逾九吨，单体十多立方米的驼形天然顽石。公元713年，唐玄宗遣鸿胪卿崔忻从长安前往辽东，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714年夏天，使命完成后，崔忻原路返回长安，路经都里镇(今旅顺)，为纪念这次册封盛事，于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史称"鸿胪井"、刻石一块，永为证验。
刻石文字共29字，分3行自上而下自右向左书写："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做为渤海归入大唐版图的历史见证，史称"唐鸿胪井刻石"。
1895年，清朝将领刘含芳修建四柱石亭("唐碑亭")护卫刻石，并在崔忻题刻左侧加刻小字："此石在金州旅顺海口黄金山阴其大如驼唐开元二年至今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其井已湮其石尚存光绪乙末年冬前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贵池刘含芳作石亭覆之并记。"
从公元713年至今，"唐鸿胪井刻石"已经经历了近1300年的历史。
1一历史编辑
日俄战争(1904年2月8日—1905年9月5日)期间，日本占据旅顺以后，"唐鸿胪井刻石"引起了日军的注意。
1905年，日本特务人员来到旅顺考察刻石，次年写出调查报告，认为刻石是辽东一块稀有的唐代石碑，后将刻石搬移至日本东京。
1908年4月30日，日本海军省以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名义将刻石献给日本皇宫。
1911年，日本海军在旅顺的刻石遗址上建立了搬移中国文物的"记功碑"，也就是今天到旅顺黄金山仍然能够看到的"鸿胪井之遗迹"碑。
2二索还史编辑
民间后政府的索还策略
为了讨回井碑，中国学者早早开始了准备，首先成立了唐鸿胪井碑研究会，加深对唐鸿胪井碑的历史研究，包括碑的历史价值，以及流失到日本的过程。
2001年，北京的6名刻石回归志愿者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
2005年7月4日，"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两名副会长张永年、王维明远赴日本东京，探访"唐鸿胪井刻石"的现状。当时，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日本皇室宫内厅委托中日友好协会，将5张"唐鸿胪井刻石"的相关照片转交给了张永年和王维明。
《唐鸿胪井碑》研究论文集也于2010年4月出版。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王锦思表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已通过函件方式敦促日本归还刻石，下一步还将组织专家赴日本考察。如果通过民间努力不能促成文物回归，还将参照韩国讨要"北关大捷碑"等国际先例，请求政府出面。
尽管最终能否成功追讨回井碑，难以预料，但按照牛宪峰(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的话说，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2014年8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皇明仁和日本政府，要求日本迅速归还所掠中国文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
2014年12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王锦思等三位民间人士到达日本东京，计划23日前往日本皇室，递交要求归还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的信函。这天恰好是日皇明仁的生日。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助理孟惠忠表示，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赶赴日本，一是今年恰好是诞生于唐朝的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建立1300周年；二是明仁天皇在12月23日庆祝81岁诞辰，应该让他知道他家里还存放着从中国掠夺去的文物。
这次赴日，他们还将搜集有关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等方面的证据，将在日本皇宫宫墙外庆祝中华唐鸿胪井刻石1300岁生日，并特意从国内带来十三样“生日礼物”：曾放置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的辽宁旅顺的海水、岩石、枫叶、贝壳、鱼干，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制寿桃、一幅绘画、四个横幅等。
孟惠忠表示：“这次前往日本，一定会遵守当地所在国法律，只是合理合法向日本皇室递交要求归还中国文物的信函。”
惦念石头的古稀老人
1994年，当时职教于吉林省白城师范学院的教授王仁富，在翻看《东北史地考略》时，想起了远在日本的"唐鸿胪井刻石"，从此开启了他长达20年的国宝追讨路。其间，他自费辗转全国，搜集、考察相关资料、遗迹，力图通过民间力量促成石碑的回归。
2011年日本大地震，王仁富向日本皇宫捐款表慰问，同时询问"唐鸿胪井刻石"是否保存完好，不久得到日本皇宫回函，确认石碑安全无恙。这也间接成为石碑存于日本皇室的证据。
韩国先例：向日本讨还"北关大捷碑"
公元1592年后，日本入侵朝鲜失败，朝鲜建立"北关大捷碑"。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将此碑掠夺到日本。1970年开始，韩国民众就积极努力地要求日本归还"北关大捷碑"。2005年5月，韩国政府正式要求日本归还此碑，同年日本将此碑归还韩国。
3三索还的意义编辑
文物是一个国家精神文化的载体，大量文物的流失会造成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裂痕，一个国家民族对历史认知的缺失。这正是为何中国、韩国、埃及等国家不遗余力地追讨海外流失文物的根本原因。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文物流失大国。有关统计显示中国至少有上千万件文物流失于世界47个国家。也有说法认为，其中流失于日本的中国文物是最多的，尽管尚未有具体数据以证实。
"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日本从中国掠夺的最具分量的文物之一，也是曾经东北地区唯一一块唐碑，它见证了唐朝册封管辖东北的过程，目睹了日本遣唐使西去东归学习盛唐的往事，记载了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对中国东北史、民族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目前已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掠到海外份量最重、体积最大的文物，无愧于中国流失海外第一国宝。
今年正值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建立1300周年、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7周年，要求日本国迅速归还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等被掠中国文物具有重要意义。
冰山一角
事实上，"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只是日本掠走中国文物的冰山一角。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结束长达五十年时间里，日本自中国所掳金银、文物数量巨大。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不见踪影，而民间流失的文物更是无法估计。
被掠走的历史文物，曾经属于中国，现在却存放在日本，给中日关系带来严重的伤害，于情于理于法都不适宜，理应物归原主、完璧归赵，归还给曾经也是唯一应有的主人——中国。
4四国内学者的研究编辑
73岁的王仁富是白城师范学院教授，知名东北刻石研究学者。目前，王仁富教授是中国鸿胪井碑刻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索引学会理事、崔氏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
1979年，王仁富在对旅顺口黄金山的"唐鸿胪井刻石"拓片上的29个字研究时，对其中的"崔忻"二字的断句，王仁富认为两个字应该是分开念，"崔"即代表人名，"忻"字应为动词。后来，他从《说文解字》中查阅到，"忻"字为开凿之意。另外，他又在《后唐书》中找到了唐朝崔氏出使靺鞨的资料，上面显示的出使者名叫"崔欣"，王仁富教授的这个研究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
唐碑，是唐人书法承随代余绪，又多取魏晋，追迹钟王，兼有新的突破。有的讲究从端庄中求其险绝；有的从稳健中求其浑厚；有的从匀称中求其挺拔；也有的从严谨中求其凝重。唐代书法家，大都各有创新，自成一格，如欧、柳、颜、褚等各家的楷书至今仍被后世所推重。唐楷书的特点是笔画形态平稳，安详、端正，结构搭配匀称，章法清朗，整齐。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称誉苏灵芝为唐代写碑手，他写碑很多，但留传下来的已为数寥寥。此碑书体健美，笔法潇洒流畅，刚柔相济，是研究我国唐代行书法度的重要“唐碑”之一。
书法欣赏并非象有些人说的那样玄妙莫测，更不象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欣赏书法就是好孬之分的简单评说。具体来讲，它是主观审美意识(欣赏者)活动于客观形态(书法作品)之上的互动感应过程。
书法作品一经产生，它的艺术价值就已是客观存在的，其艺术价值的高低与否，完全取决于欣赏者审美程度的高低。同一件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不变，只是由于欣赏者的改变而改变，专业书法家的欣赏是一个层次，非专业的爱好者欣赏则又是一个层次，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说明由于欣赏者受审美学识的不同、时代环境的改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享受美感的程度也就各不相同。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为此笔者以多年学书经历来浅谈一些有关欣赏的感想。
一、书法艺术与自然科学不同
书法欣赏不能象搞科学那样，以公式或定义来解析它、证明它。如1+1的问题，答案只有一个，无论有多少人计算，其结果是相同的，而书法则不然，同一件书法作品有无数个欣赏者欣赏，而得到的艺术感受却是无数个的审美结果，高低不等，参差不齐。
二、欣赏者的审美观各不相同
在书展上欣赏每一件书作时，常听到的话语是这件不行，那件还可以；这件很好，那件不好的简单评价。如同在夜市吃油炸臭豆腐一样，爱吃的人以为香，不爱吃的人则以为很臭，感觉截然不同，这就是典型的以个人嗜好兴趣做出的审美选择。
简单地说书法艺术欣赏无非是一个好、差、美、丑的问题，如若两个人各执已见，去欣赏同一件书法作品，由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同，甚至可以争论上三天三夜，谁也说服不了谁，这种嗜好和兴趣的不同，是与学识、修养、性情、环境、地位以及所处的时代，都有直接的影响因素。
三、书法艺术的审美领域有许多地方难以辨析
在欣赏过程中，所使用的审美表述词语及其倾向性难以清界。如豪放与粗野、厚重与笨拙、宽博与疏朗、朴拙与呆板、剑拔弩张与雄伟豪放、流畅与浮滑等等，所有这些表述欣赏的词语中，都存在着点点差异，导致了欣赏的优劣悬殊，难有准确的界线赏读。
四、由于欣赏者对书法艺术的解读程度不同，其欣赏的深度也就不同
这点对于欣赏者的互动交流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常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再如观看棋赛，“妙着”的出现，观众不一定都有理解，程度高的，则马上叫绝；程度稍低的，要想一想才可意会；而程度差的，必须看上几步之后，才逐渐领悟；再差的观众，则恐怕到了局终的时候还是不理解。再例如：宋代的苏东坡，在欣赏黄山谷的书法时，曾戏称：“黄山谷的书法，如同冬日的死蛇挂树”；而黄山谷则反称苏东坡的字：“叫做石压蛤蟆”。他们之间的书法戏语，其真正的意味，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理解的。再有，我最近到一位油画老师家中做客，谈画之中，先生说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语：“我快到七十岁了，现在才晓得一点用色了”，这句话也着时让我思考一段时间。试想，他从开始学习油画那天起，就无时不在接触颜色，画到现在难道他真的不会用色吗？所以，对书法艺术了解的程度多少，决定着欣赏者的审美水平的高低。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书法艺术的欣赏，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审美结果是绝对不一样的。除上述影响的因素外，那么欣赏有没有相对的、不绝对的统一标准和原则呢？我想还是有的，如同钟表的钟摆一样，在左右摆动的最大值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值，这个空间值就是相对认可的标准。
南齐书法家王僧虔曾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这段文字实际上揭示了书法创作中的形与神的辨证关系。形质就是纸面上所展示的一切审美活动，是物质的、表象的，它包括作品的形式、章法、结构、点画、墨色、轻重、缓急、落款、打章。而神采是作者通过形质来表现自己的性情美感，是精神的、意识的，它包括书法家创作时所倾注的学识修养、心态情感、审美趋向和气韵生动。
下面笔者从形质与神采两部分来作以详为分析，以便于老年学员的书法欣赏。
一、形质体现神采
我们欣赏书法不仅仅是得到艺术美的享受，而且通过书法作品还可体味到作者的创作心态、性情的自然流露，书法形质的实际创作，还为欣赏者提供了交流书艺的互动平台。
1、形式尺幅的创作使用要得体
欣赏一件书法作品时，首先进入视觉的是作品的形式，其尺幅运用的恰当与否，给欣赏者带来的直接反应是，欣赏是否继续。例如，四尺对开的竖幅长条，用来创作立轴条幅是比较美的，若用来创作七言对联则显得纸宽字小、上下联主体内容的两侧留白则显得较多，与主体内容字的大小不相称；如若以此来创作五言对联则审美效果就不同了，其主体内容与整体尺幅就比较得体，纸的宽窄与字的大小比例以无失调之感；若要以此创作七言联的话，则上下联的尺幅宽度应各减少5公分，或不减少宽度，也可增加同宽度的对联长度，即：在四尺对开的长度基础上再加长1尺或2尺，这样两种长度的创作审美与原先的截然不同。倘如再注重色宣、洒金宣的运用其效果更佳。
2、章法布局要有疏密
欣赏书法作品，除形式尺幅之外，进入视觉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章法布局了，就以六尺对开的条幅章法为例，来创作一幅行草书，首先根据字数来确定行数、行距，以及落款的长短，都要恰到好处。书写八句五言诗40个字分三行，在第三行留出半行作为落款、打章的位置，然后将40个字分两行半作为创作的尺幅，既要考虑到留白、又要考虑到疏密度，就向古人说的那样：“密不透风，疏可跑马。”这疏处留白就是整幅作品的“通气孔”，如同建房子，除房门外，还要有窗户，其留白就是“窗户”。
3、笔法结字变化应丰富有重点
一件书法作品的美丑与否是与其点画笔法的精良度有直接的关系，占画的入笔与收笔要到位，不能有未写完的感觉，它们之间的引带呼映应自然，线条要颈健圆润，粗细长短要适中，使笔画的精微之处，更能体现笔法的丰富性，近而促进了整幅整行的错落有致，使结构笔画的变化随类赋型，各具特色。错落如扶老携幼；参差若楼观飞惊；雄伟如壮士荷戟；安祥若忠厚长者；雄强飞动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妩美典雅若天女散花，金花遍地，如此的结字，才能使欣赏者神往不尽。
4、整幅墨色变化要自然
墨色的变化，最早引入书法艺术领域并运用自如的书画家，应首推明代书画家董其昌，他成功地将绘画中的浓淡干湿、墨分五彩的理念应用于书法之中，一改前朝用墨习惯，浓处很浓、淡处有墨，飞白之处，枯而不燥，使整幅作品中的韵味无穷。继董其昌之后将用墨变化推向顶峰的，当为清代的王铎，他与董氏最大的不同点是将墨色变用于连绵不断的草书之中，他以娴熟的草法运笔将个人的性情表现随着笔墨的自然流露，由浓重的入笔一直写到飞白枯墨处，依然有笔有墨，有骨有肉，使欣赏者随着王铎的运笔，而笔走龙蛇，婉如走进了墨分五色的诗情画意之中，把玩再三，爱不释手。
二、神采决定形质
每一件书法作品的创作，都倾尽了书法家当时的最佳心态的审美趋向，使欣赏者通过字里行间的笔墨流露，去体味书家的学识修养、审美气韵和心性情感，这就是作品的气韵神彩。下面从三个方面浅谈一下有关神采气韵的欣赏。
1、学识修养
学识修养的积累对于每一位书法家来说都是必须的，尤其是书法方面的知识，如书法文字学、书法哲学、书法理论和笔墨纸的使用规律等等，都直接影响着书法水平的发挥，例如，在欣赏作品时，若出现了“硬伤”错字、白字或简化字、繁体字共存时，其艺术含量就大打折扣，即使其他方面做的比较好，也弥补不了它的遗憾，更谈不上什么美感了，所以，书法作品创作一般意义上讲必须使用繁体字，切不可使用白字，更不能用简化字，因为这种规定是约定俗成的，是书法界共同认可的。而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就是不了解文字学和书写不规范造成的，加之内容选择的典雅与否也直接影响欣赏者的情感互动。
2、审美趋向
欣赏书法作品，不仅注意形质的学识修养的欣赏，而且通过字里行间也可欣赏到作者的审美意识，如典雅的、质朴的、豪放的、爽丽的都一一展现在作品之中，通过其点画型态的自然表述，而美感尽现，如点如坠石、横若阵云、竖有向背、转同折钗等等都给人以想象的空间，美的享受，使审美趋向更加人性化。
3、气韵生动
气韵生动的艺术表现，来源于笔法的丰富，结构的变化，墨色的浓淡飞白的运用，尤其是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呼映关系，在笔法精熟的基础上，气随笔走，韵从意来，加之浓淡干湿的发挥，轻重缓急的节奏，高低起伏的韵律美而尽展笔端。例如：在一幅作品中若有“神、中、千”三个字，每字中都有主笔画长竖，匀可发挥长写，然一幅作品中长线条的发挥只可两处，并且是一长一短，一正一斜，一浓一淡，前面已有两处可发挥的闪光点(精采部分或精采笔画)，若行字的长竖再次发挥的话就与前面的两处长竖有重复之感，从视觉效果来讲，不仅三处长笔画的发挥，不能给整幅作品带来美感，而且还降低了作品原有的艺术含量，如果将“千”字与前面两处中的“千”字作以调换，“中”字作草化处理，改为“千”的表现展示。这样随着整幅作品的上下引带关系的加强，审美气韵也随之体现出“小桥流水人家”的流动美感和“入木三分”、“力屈万夫“的力量美感，给人以“精、气、神”的完美体现，以达到韵超千古的崇高境界。
唐人讲究书法，以写字著名的人很多。唐碑上都刻有撰文和书丹人名，这是汉碑所没有的。初唐时，写碑文的名家有褚遂良、虞世南、王知敬、欧阳询、通父子、薛稷、曜兄弟。盛唐时，有颜真卿、李邕、蔡有邻、韩择木、梁升卿、徐浩。中晚唐有柳公权、沈传师、裴璘、唐玄度、刘禹锡，他们每人都写过不少碑文。李邕一生写了三十多块碑，颜真卿写的石刻文字有九十多种，史维则的隶书碑有四十多块，柳公权写的碑有六十多种。这几位书法大家的字迹，一向受人珍护，可惜这许多石刻名迹，至今存者无多。汉隶、唐楷之称，这是中国文字书法演变的三个重要阶段。我们从初唐几位书法名家的字迹上，还可以看出各人笔法的渊源。褚遂良的《伊阙三龛记》和包文该的《兖公颂》，是被康有为认为继承北魏隶楷的唐楷，而虞世南、欧阳询等人的笔法却来自南朝。其区别在于笔势的刚柔，波磔的方圆。盛唐以后，这种区别日渐融合，于是书家取径于笔划结构的肥瘦。颜真卿、苏灵芝愈写愈肥，柳公权用颜真卿笔法而减缩其肥硕。薛稷兄弟的瘦劲，演变而成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这样，在统一的唐楷之中，每位书家仍然有各自的风格。唐代碑刻，具备了各体书法。太宗李世民首先用行草书写碑，他写的碑，今天还可见太原的《晋祠铭》，余杭的《屏风碑》。骊山的《温泉铭》原石早已亡失，但敦煌石室中藏着一份唐拓本，现在有影印本流传。有一个和尚怀仁，费二十多年精力，收集王羲之的字，凑合成一篇太宗御制《圣教序》，刻为碑版，称为《集王书圣教序》，尤其是著名的草书唐碑。这块碑现在西安碑林。唐代草书名家张旭、怀素，都有几块石刻在碑林，但那是帖，而不是碑。唐太宗提倡王羲之的行草书，用草书写碑，开了一代风气。唐玄宗李隆基却提倡隶书，他自己写得一手优美的汉隶。他一共写了三十多块碑，现在还存有大约十块。泰山上的摩崖刻《泰山铭》，是他的大手笔。在他的影响之下，开元、天宝年间，出了许多隶书名家，如蔡有邻、韩择木、史维则等。他们的隶书，已有新的变化，后世称为“唐隶”。同时，也有人在恢复魏隶，如戴千龄写的《北岳安天王铭》，宛然是《受禅表》、《上尊号奏》的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