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片子有点像纪录片。
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确犹豫了一下，因为很难给这个片子以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归类。
个人演讲？100分钟的个人演讲还能吸引很多人从头到尾（包括我）把它看完，而且演讲人的语调除了最后略路提高一点声音外，一直是如此平静。这种个人演讲，几乎没怎么见过。
深度调查？嗯，其实最像深度调查，但电视台很少做这样长时间的深度调查节目，纸媒上上万字的深调并不少见，但用这样一种多媒体的方式呈现，纸媒嘛，没干过。
纪录片？这个其实很牵强，这个片子可以说7-8成都是镜头对着一个演讲人，哪有这么拍纪录片的。
这个片子，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前媒体人现在在创业的风端（吴蔚）这样说：
几乎用上了所有最新的新媒体呈现手段，TED式演讲、信息可视化、Flash动画、移轴摄影、无人机拍摄……
哦，他是在江湖中最神秘的微信群之一：四番群里说这句话的。这个群的神秘之处在于只有40个人，名额满了除非踢走一个绝不加新人。
三
柴静用一种深度调查的方法，配合多年央视工作经历练就的底线能力，以视频语言+个人演讲，将之表达出来，她的主题内容又是事关每个人生存，也就是马斯洛需求中的最底层。
上述这段话，涵盖了穹顶之下传播之道的方方面面。
四
很多人说柴静的这个片子很震撼。
我倒没这种感觉。
我的一个朋友在朋友圈里这样说：
没看过，也不明白雾霾这件事又什么可调查的？这么多年了，之前的其它调查也许都不完整，多有缺失。但，就那么一点不完整的有认真治理过吗？雾霾这种事儿不缺调查，缺的是决心！
某种角度讲，他其实没怎么说错。
柴静没有披露什么关于雾霾你所不知道的危害，而且，关于雾霾的成因，柴静也没有拿出什么鲜为人见的事实——真的，很多东西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没什么可震撼的。
柴静不是以一个挑战者的身份出现的。这话的意思是，她这个视频，我个人以为，是政治正确的。
柴静是以一个建设者的身份出现的。100分钟的视频，她所触及的根本性东西是两条：其一，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有，但执行不严，因为环保部门没有“牙齿”。其二，能源行业应该放开，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更清洁更环保同时并不耽误发展的新能源。
这就是多年央视历练的底线能力——吴蔚甚至还发现了柴静频频使用“三年以来”这样的前缀。这样的细节都被他发现了，佩服。
所以，我的那位朋友还是说错了。
决心有，怎么下？这是操作性的问题。
也许有人是知道的，但柴静的贡献在于，她让更多人知道了。媒体人，本来就是干这个的。
五
柴静的个人演讲能力，在这个视频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她没有呐喊过，唯一一次提高嗓门，也是在视频的最后那几分钟她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或中年）的本性暴露。大部分时间，她一直很平静。
这种娓娓道来的演说，更容易吸引理性的人——呐喊则比较容易吸引感性的人。而环保这个议题，需要的是理性。因为环保说到底是一个平衡问题：人类的发展，都是以破坏自然为代价的，只是，如何少破坏一点，如何在发展和不破坏中取得平衡。
环保的本质，不需要极端主义，也不是少数极端分子能够完成的。
柴静的这种本色出演，和视频内容，是密切相关的。
柴静用她的女儿的故事开始，平静地讲完了一个半小时，叙事的建构能力极佳。
有人像我推荐了一本书，名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kindle版有售，不过10块钱，值得学习一下。
六
说到她女儿，这个片子可能会有争议的地方是：个人代入感太重。
这和传统的媒体伦理不符。
传统的媒体伦理要求：记者首先是做新闻的记者，而不是做人的记者。所以，硬新闻（像这种环保话题一般都是硬新闻）的传统标准手法是：记者需要做的事是，旁观者、记录者，而不是亲历者。
事实上，柴静在这个议题上，一向争议很大。柴静过往的很多作品，是走亲历者路线的。她会在最后成型的作品中，嵌入自己的东西--一种不好听的说法是，夹带私货。
柴静在自己的作品中显露太多，13年甚至还引发过一场批评。批评者中的一位是凤凰卫视的一位著名主持人，或者说，著名记者。
但问题在于，硬新闻在这个时代，的确大众不爱看。
有一些好的硬新闻作品，读来晦涩难懂——说难听点，叫“不说人话”，最终，大众的注意力还是被吸引到那些不那么硬的但绝非主要的细节上。
这种事，屡见不鲜。
而且，柴静的这场演讲，明显是练过的。这话的意思就是，她是一种“表演”。
这让正统的媒体伦理又受不了了，记者怎么可以表演？
七
柴静这个作品，真的很难叫“新闻作品”，虽然它的内核其实是深度调查。
这次柴静更“过分”，这个作品是以她个人演讲完成的。片中大部分的镜头都是她个人。
在举到一些数字的时候，她还反复强调，我和你们一样，看不懂。
这样的叙事手法，在标准的传统硬新闻里，你什么时候见过？报道者自己都搞不懂的事，还好意思拿出来说？
但这样的手法，有效。一下子缩短了传受双方的距离感。
你很难去要求受众都是专业的。
更何况，在雾霾这个议题上，每个人都是亲历者。柴静在演讲中有句很煽情的话，叫“同呼吸共命运”。煽情归煽情，但百分百是事实，一点不夸张。
柴静这个片子所引发的巨大的传播量，以及，也许可能有的治理措施上的改变，说明作品有效，起到了该起到的作用。
不过，这个时候，捍卫者们可能又要说了：程序必须正义。
八
所以，柴静的作品，最好的归类方式是：演讲。
这是一场时长超过100分钟的个人演讲，当然，后面有很多人的贡献。正如片尾拉出来的密密麻麻的鸣谢名单。
个人演讲？这算不算自媒体了？柴静还说过，这是她和雾霾的私人恩怨，“自”的味道十足。
人民网在和柴静的专访中，最后提了一个问题：你是成立了个人公司制作节目吗？
柴静回答说：没有。这次只是个人调研，播出也是公益的。
有理由相信，柴静还会就这个话题继续努力下去。
但自媒体不自媒体的这种标签，已经不重要了。讨论柴静算不算自媒体，我个人都会觉得有些无聊。
九
最后一个话题。
柴静这个视频，对媒体运作有什么可借鉴的？
很难讲。
必须注意到，这是一个百万级别的投入，历时至少有一年——根据柴静的自述。
这样的成本，若是抱着公益的心态，还算好。柴静那本书大卖，也是她能自筹经费得以投入的重要前提。
但如果抱着商业的心态，真的要掂量掂量。
但柴静的方式方法，是值得学习的。
有些议题——尤其是事关最广泛的公众利益，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采访，本身也投入不菲。
如果换一种形式表达出来，是不是能够起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十
再多说一个细节
前央视人王凯注意到的，在整部片子里，你可能听到过笑声，但你从来没听到过掌声。
这是一个前媒体人，或者说，骨子里依然是个媒体人的柴静的克制。
【中国社会的良知】柴静在片子自述，她制作这部专题片的初始动机是为了给自己出生即患肿瘤的女儿追求一个健康安全的生存环境。但是，她以个人身份，自费约100万元，并动用自己资深媒体人的社会资源，耗时一年多制作这部专题片，完成的一是个对关系中国亿万孩子生存安全的环境问题调查和思考。“同呼吸，共患难”，母亲柴静在片中表达的焦虑和渴求，是为天下孩子，当然也是为所有生存在这个“雾霾穹顶”下的全体中国人发出的。
【中国媒体的勇气】观看《穹顶之下》，柴静作为媒体人的追究意识和批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她始终表现了新闻监督的问责立场。她追根溯源，对无论来自企业、还是官方对造成环境污染、破坏责任的推诿，是不留情面的质询和展示。对于非环境专业人员，柴静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既有专业方面的，又有社会方面的。她令人敬佩的勇气表现在，她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需要巨大勇气和毅力才能完成的课题，而且她成功地完成了。由此，我看到中国媒体的勇气。
【中国公民的理性】今天的中国社会，面临公共问题，情绪表达多于理性追求，借此“国情”，便有某些“社会良知”不仅得意于自我无知无畏、以讹传讹，更以危言耸听、谣言惑众作为代言公众的常态。《穹顶之下》让我们看到，柴静作为一个非雾霾研究的专业人员，为了帮助观众解答“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不仅竭力收集相关资料、积极向国内外专家求教，而且不惜冒险充当实验对象。《穹顶之下》是求理、讲理，以理服人的。这个专题片的力量，是牢牢的建立在对真相的渴求、对科学的尊重和对真理的敬畏之上的。《穹顶之下》表达的是一个普通公民对健康安全的生存空间的诉求，但这个诉求之所以值得敬佩，是它基于深刻的公民理性。
【中国母亲的希望】近年来，“雾霾”已经成为一个令国人绝望的名词，它不仅现实的伤害着我们的身体，而且威胁着将出生的孩子。在“雾霾穹顶”下，作为一个母亲是恐惧而绝望的——因此，逃往大洋彼岸或者放弃生育，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梦想或选择。但是，通过《穹顶之下》，柴静以一个母亲的爱心和理性，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切实认知雾霾危害，放弃我们的食欲和懒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减轻雾霾做贡献，而全社会共同努力，我们的孩子就会在不远的将来生活在干净的蓝天下。中国母亲的希望，是唤醒社会的公益精神，是激发从我做起的对我们共同的家园的爱惜和维护——这就是柴静真正要告诉我们的。
丁仲礼课题组研究人员介绍，目前国际上推出的二氧化碳减排方案都是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其中，包括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方案、G8国家方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方案、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方案、Garnaut方案、CCCPST方案和Srensen方案这7个主要方案。
IPCC方案提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40个附件Ⅰ国家，到2020年需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5%～40%，到2050年则要减排80%～95%，而对非附件Ⅰ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要在“照常情景”（BAU）水平上大幅减排。
G8方案，即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在2009年7月意大利峰会上提出，要求到2050年，全球通过化石能源利用和水泥生产排放的二氧化碳削减50%，其中发达国家削减80%。
UNDP方案，与IPCC方案无本质区别。
OECD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球应减排3%，到2050年全球在2000年基准上减排41%。
Garnaut方案，即由澳大利亚研究人员Garnaut提出的方案，到2020年全球排放可比2001年增长29%，到2050年则要减少50%。
CCCPST方案，即由美国、荷兰和意大利几位科学家共同提出的，以他们的名字缩写简称CCCPST方案，强调在公平原则下，由不同国家的高收入群体承担减排任务，一个国家的高收入人数在全球所有高收入人数中的比例即为此国家的减排比例，而一国高收入人数则通过该国不同人群收入分布计算获得。
Srensen方案是由丹麦研究人员Srensen提出的，该方案对2000年～2100年期间不同排放主体的排放空间直接作了分配，原则是“人均未来趋同”。
丁仲礼课题组的论文对这7个方案进行了十分详尽的分析和模拟后发现，这些方案没有一个考虑现在大气中二氧化碳高浓度的出现，是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历史排放所造成的结果。由此，由这些国家研究人员为主导所设计的减排方案，巧妙地回避了各国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同时，这些方案虽然提出了时间尺度上的排放比例，但没有一个方案考虑人均累计排放量，从而规避了人人平等的公平性。
论文指出，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70ppmv左右提高到2005年的380ppmv，约有60%来自2005年前人口不到全球15%的27个发达国家，而且在此期间，27个发达国家的人均累计排放达到了251.17tC，而发展中国家为33.33tC，相差7.54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之所以确定这一原则，强调“区别”，主要原因就是各国历史上实际排放量的巨大差别。但这些方案无一不在回避历史，显然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