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许多人都写过叙事结构的探究吧，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桃花扇》象征与叙事结构的探究，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戏剧的代表巨作，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其象征与叙事结构的巧妙运用。因此本文从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的叙事手段、结构方法和意象三方面入手，深入探究作品的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以及象征叙事结构产生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 ：《桃花扇》；象征；艺术效果；叙事结构
一、引言
《桃花扇》是清代著名戏曲作家孔尚任（1648～1718年）的代表作，在明清传奇历史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歌台演出，岁无虚日”。这一著作标志着继汤显祖以来中国戏剧的新巅峰，孔尚任也因此与《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并论，被称作“南洪北孔”。
孔尚任在刻本卷首还特地撰写了《桃花扇考据》一文，详细列出了创作该剧所参考的文献的细目，全书有上下两卷，共40出（上下本首末又各加了一出，实际共有44出），以桃花扇贯穿始终，以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构成基本剧情。
《桃花扇》在叙事结构的安排上精妙严谨，梁启超在其《小说丛话》曾赞扬道：“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由此可见，除了词藻的修饰和情感的流露，戏剧的叙事结构也非常重要。戏剧的叙事结构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叙事的语法结构，叙事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从叙事结构的角度探讨能够补充和发展《桃花扇》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桃花扇》中体现出的象征叙事结构以及套式双重结构。这两点是《桃花扇》较其他戏剧而言更为突出的创作特色，而且使该剧成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
二、《桃花扇》及其相关研究
自《桃花扇》成文便一时洛阳纸贵，在当时主要是用来传阅和舞台表演，却并没有涉及到研究。19世纪末以来，对《桃花扇》的研究才开始起步。
2.1《桃花扇》的研究
民国初年，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等人接受了西方的哲学与美学观念，从哲学、美学、伦理价值以及社会政治的角度阐述《桃花扇》的内涵或者用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辛亥革命至1949年间，对《桃花扇》的研究由古典转向现代化，主要是借史来阐发民族意识，但是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对《桃花扇》的学术研究难以深入展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桃花扇》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且发展迅速，20世纪以来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元化，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
近年来，《桃花扇》的研究者们主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讨论《桃花扇》，如李瑛、尹志鹏（2011）认为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杰作之一，其审美意蕴的最关键所在是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融合起来并别出心裁地构建表达出来。还有许多学者从比较法来研究《桃花扇》，如赵秋棉（2004）有少数学者从《桃花扇》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3]如张松辉（2000）的《谈<桃花扇>中的道家道教思想》。
2.1《桃花扇》的叙事研究
然而，从叙事方面对《桃花扇》的研究屈指可数，例如2014年张宇从叙事策略来浅析《桃花扇》，他认为《桃花扇》在创作中既承袭了传奇创作传统，又别具匠心，以角色叙述者、多声部叙事、时间的扭曲等多种叙事手段将历史真实与传奇元素相结合，不仅营造出历史的真实感，而且显现出清代文人传奇的叙事追求与主体意识。研究者们在近10年内才对《桃花扇》的叙事结构有所开拓，例如李多娇（1998）从意象结构角度浅谈，她认为“桃花扇”如草蛇灰线贯穿全剧。“桃花扇”不仅仅是一个文体的代码，一个多边的隐喻，更是全剧重要的意象结构的载体，不仅承载着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而且承载着一代兴盛衰亡的南朝历史。孙敏强（2006）也从意象结构来分析，他提出作为中心意象，“桃花扇”具有特殊的艺术效应与结构功能，它使整个作品的艺术结构和形象体系别开生面，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曲珠”说的成功范例和最好注脚，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和理论价值，他认为孔尚任对中国叙事文学文论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吴瑞霞（2006）从李渔关于戏剧叙事应以“一人一事”为剧情枢纽的“立主脑”理论分析了《桃花扇》的剧情结构，得出李香君一人，“却奁”一事，是《桃花扇》所立之“主脑”。袁韵（2011）认为《桃花扇》叙事结构的成功向来为人所欣赏，是该剧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桃花扇》叙事艺术结构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杂而不越"的整体美、"草蛇灰线"的谨严美和"不奇而奇"的曲折美这三方面。还有张鹏（2014）提出《桃花扇》在叙事上有着多重结构。首先，《桃花扇》叙事的功能结构是具有普化范式的叙事单元的组合；其次，《桃花扇》叙事的语法结构是有着多条叙事线索的复合型叙事序列；再次，在该戏的文本内部，还隐藏着一个叙事的深层结构，它是文本叙事的内在动因，指明了其情节发展的脉络和终点。
从叙事结构研究戏剧这一视角较新，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例如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戏剧叙事结构的发展。因此本文决定从叙事结构这一方面着手来探讨《桃花扇》的价值， 希望对《桃花扇》的研究以及对整个戏剧研究领域起到绵薄的贡献。
三、《桃花扇》中的象征叙事结构
Kirby（1987）编撰的《简明现代思潮辞典》“象征”条目写道：一个形象是一个经验或一个对象的具体描写；要是在具体形象之外，尚有第二层含义的话，那么，形象就变成了象征。象征的主要手法是把具体的人和事物抽象成象征物，再折射出哲理。叙事指的是叙述故事情节。所谓的象征叙事就是将象征手法融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去。在巴尔特的《S/Z》一书中把文本看成是符码的编织物或网络，并将这些混合与交织着的符码分为五种，其中的象征性符码是指叙事行为中文字符号的`象征性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用文本符号的象征性来分析戏剧的张力所在。所谓象征叙事结构是作者通过特殊的叙事手段和结构方法来构设出贯穿全局、带有特定象征意味的意象，对作品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起到推进、润色等艺术效果以及其他的效果。叙事结构与象征的巧妙结合并且运用于戏剧作品，使戏剧的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因素发挥到极致，也使其文化品位得到提升。
3.1《桃花扇》的叙事手段
从叙事手段上来说，《桃花扇》一文设置了一个贯穿全剧的中心意象即“桃花扇”并通过娴熟的象征手法来展开叙事和揭示主题。“桃花扇”奇就奇在它的象征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叙事的不断进行不断变化着，正是这种变化使得该剧主题一步步得到升华。“桃花扇”这柄定情信物原本只是侯方域和李香君爱情的美好象征，也只会让人对一对才子佳人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和祝福。但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桃花不仅会让人联想到女子的美貌，爱情的美好，娇艳无比的桃花生性却柔弱，让人不禁联想到“人面只今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等诗句，很自然地带给读者一些悲伤的情怀，让人们感怀物是人非，容颜易逝以及爱情的悲剧。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说道“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李香君誓死守楼明志，血溅诗扇后这柄扇子就有了更为深刻、耐人寻味的意义。可见，随着情节的曲折发展，“桃花扇”象征的内容也由美好渐渐转为凄凉。作为明清历史传奇的代表作，侯李爱情的离合只是表层，是艺术媒介；南朝的兴亡才是主旨，是艺术意蕴。“桃花命薄，扇底飘零”，这柄“桃花扇”见证了爱情的离合悲欢，也见证了国家的兴衰存亡。象征作为该剧的重要叙事手段，将“桃花扇”的积淀意义与主旨旋律成功地融为一体，赋予该剧深刻的历史韵味和哲理意义。“桃花扇”的奇妙象征对于全剧叙事结构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2《桃花扇》的结构方法
从结构方法上来说，“桃花扇”作为全剧最核心的结构线索，融会贯通了全文，完美地实现了双线结构的叙事。与其他明清传奇所不同的是，孔尚任还别出心裁地将套式结构与双线结构巧妙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套式双重结构。爱情的离合与国家的兴亡无不与这把“桃花扇”紧密相连，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作为《桃花扇》的情节发展线索，如线串珠地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这两条主线串联起来，顺利自然地构成了全剧的双线结构。除了正文四十出以外，该剧还特地在上下本的首尾各增添一出，上本开头试一出《先声》，末尾闰一出《闲话》；下本开头添一出《孤吟》，末尾续一出《余韵》。除《闲话》外其余三出均以老赞礼为主角，在《先声》中老赞礼作为开场人物首次出场，明确说明全剧是“明朝末年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孤吟》中，老赞礼说道“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点出了戏剧轰动一时的演出效果、实人实事的写作手法以及哀伤的写作基调；《余韵》中，老赞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者的化身，与柳、苏二人共同谱写了一曲南朝灭亡的哀歌作为全剧的收场。在《闲话》中，张道士首次登场，指出了他结场人物的身份。作为结场人物，他不仅将剧中人物联系起来还向主角指明了人生出路，对全剧的叙事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这四出，该剧情节仍然完整，但是情感的表达不够强烈，结构安排不够紧密严谨，称不上完美。当作者有意识地套装上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老赞礼、张道士等人对剧情背景的交代以及对主角人物命运的感慨，侯李爱情的离合以及南朝的兴亡的无奈与忧伤展现地更加深入，戏剧的主题也更加突出，同时观众也能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剧中人物的感受。套式双线结构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驾驭艺术作品的高超技艺，使《桃花扇》成为明清传奇戏剧中的佼佼者。
3.3《桃花扇》的意象
从意象上来说，《桃花扇》一文有多个意象而非最显著的“桃花扇”一个。纵观全剧，扇、桃花、桃花源也都是值得探讨的意象。“桃花扇”的最终成形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跌宕的过程，起初它只是一把普通的扇子，等到扇面溅上了香君忠贞的鲜血才渐渐有了扇面桃花，这把扇子才形成了“桃花扇”。
3.3.1扇子的意象
扇子作为意象，在剧中寄托了文人的诗情画意，也寄托了作者对处于乱世的复社文人怀才不遇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感伤之情。第六回《眠香》中侯方域在扇上题诗道“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在美人面前，一代才子不仅表达了对香君的爱慕之情，而且将自己的文采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十三回《寄扇》中，杨龙友见扇上有几滴血痕，妙笔生花借美人的血竟画出了几笔折枝桃花。这把扇渲染了文人的水墨情怀。第一回《听稗》中，侯方域讽刺南都人士学金粉南朝的亡国作风并暗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然而，侯方域最后还是流连美色，学了金粉南朝模样。在第十四回《阻奸》中，侯方域列举了马、阮等人想要拥立的福王的“三大罪”还有“五不可立”，表现出自己的刚正与决心；然而，在第十八回《争位》中，他却胆怯了，说道“且看局势，再做商量。”这些前后矛盾的心理与行为其实是文人们怀才不遇的心境的写照。第十二回《辞院》中，史可法哀叹道“黄尘起，王气昏，羽扇难挥建业军”表达出自己在末世无法展示才华，无法再力挽狂澜的心酸以及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3.3.2桃花的意象
桃花作为又一意象，在剧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然消极占主要地位。桃花既是香君貌美如花，如《却奁》中“正芬芳桃香李香，都题在宫纱扇上”；又是容颜易逝的体现，如在《寄扇》中，李香君见到杨龙友为她点画的桃花扇唱道：“樱唇上调朱，莲腮上临稿，写意儿几笔红桃。补称些翠枝青叶，分外夭夭，薄命人写了一副桃花照。”桃花虽然是侯李美好爱情的体现，如《题画》中“想起小生定情之日，桃花盛开，映着簇新新一座妆楼”；但更多的是爱情破碎的载体，如《题画》中“不料美人一去，零落至此。”
3.3.3桃花源的意象
除了扇子和桃花，桃花源这一意象在剧中也有重要的含义。在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是一片理想的乐园，而在孔尚任的笔下，桃花源带有更多的却是悲剧色彩。桃花源在《桃花扇》中第一次出现在第一回《听稗》，“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以及“重来访，但是桃花误处，问俺渔郎。”“桃源路”和“桃花误处”借用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来表达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在乱世无法实现理想生活的惆怅。在第二十八出《题画》，“桃花源”这一意象就出现了三次，“这是一幅桃源图”，“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归德侯方域题。”“这流水溪堪羡，落红英千千片。抹云烟，绿树浓，青峰远。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没个人儿将咱系恋。是一座空桃源。”。这一桃花源表达出了侯方域对李香君的思念之情，在乱世寻找避难之所的渴望，以及对美人离去后仅剩空壳桃花源的感伤。
“桃花扇”从字面上解释为一把绘有桃花的扇子，它的意象也就是以上所有意象的集合，既有表层的意义，如爱情的离合悲欢、文人的水墨情怀，更有其深层的意义，如怀才不遇和渴望建功立业的矛盾冲突、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我们可以说“桃花扇”这一中心意象具有积淀性和多义性。以这把特殊的“桃花扇”为剧名设置了悬念引起读者的兴趣，体现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3.4象征叙事结构的艺术效果
象征的叙事手段，套式双线的叙事结构，以及多义性、积淀性的意象的结合构成了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这一结构首先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冲突清晰明朗，撼动人心。其次循序渐进地揭示了戏剧的真正主旨，离合之情很自然地融于兴亡之感中。最后将象征叙事结构用于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戏剧对作品审美意蕴的表现和艺术结构的构建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从文体效果上来看，不仅使得整部戏剧以含蓄的方式流畅地表达出深远的含义，而且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从舞台效果上看，“桃花扇”作为剧名，又是剧中重要的道具，这表明“桃花扇”是全剧象征叙事结构的核心，在戏剧表演中的剧情发展和矛盾冲突上起到了媒介的作用，扇子形式的不断完整以及内涵和意义的不断深化产生了渐变式的舞台效果并引起观众心灵的震荡。
四、结语
象征叙事结构是明清传奇巨作《桃花扇》的重要艺术特征之一，对全剧的行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研究结合了文体学和叙事学的相关知识，能够更加具体深入地阐释全剧。孔尚任用多个意象的积淀象征，配合上套式双重结构的叙事，推进了情节的冲突，淋漓尽致地揭示全剧国家兴亡的实质主题，将象征叙事结构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体现出当时文学向社会化、人文化发展的趋势。全剧因为象征叙事结构的成功运用，其结构产生了杂而不越、草蛇灰线、不奇而奇的美感，产生了巨大的文体和舞台效果。
《桃花扇》作为一部接近真实历史的剧作，描写了南明朝时期人们的悲惨命运以及国家灭亡的始末。是一部具有丰富内涵和卓越艺术技巧的杰出作品，全剧渗透着人生命运的悲剧意识。《桃花扇》悲剧性的来源与时代环境和作家个人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将从《桃花扇》悲剧的来源和侯、李之间的爱情悲剧以及不同人物的悲剧来探讨《桃花扇》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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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桃花扇》；悲剧来源；爱情；人物悲剧
孔尚任在《桃花扇.先声》中“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将悲凉的氛围贯穿全剧，本文将从《桃花扇》悲剧的来源和侯、李之间的爱情悲剧以及不同人物的悲剧来探讨《桃花扇》的悲剧。
一、《桃花扇》悲剧的来源
《桃花扇》以南明弘光小王朝的兴亡历史为创作基础。描写了南明朝在面对清军的入侵时，南明皇帝沉迷于声色；朝中大臣卖官鬻爵，聚敛钱财；军队内部矛盾重重，互相打内战，唯独史可法带领三千残兵在扬州坚守，终究不敌敌军。最终南明王朝灭亡。面对不过十多万的清兵，南明弘光小王朝如果积极救国，上下齐心，不至于走向土崩瓦解。
《桃花扇》其悲剧来源与时代背景和作家个人经历是不能分割开的。清军击败腐败的南明王朝后，明朝元勋建立了与清朝相抗衡的政权，反清运动此起彼伏。汉族激烈的反抗和满族残暴血腥的镇压是这一时代“悲”的印记。明朝灭亡之后，前朝遗老感慨兴亡、缅怀往事，但他们没有军权和政权，面对王朝的灭亡，他们更多的无奈，同时他们的软弱性和现实的残酷逼迫下使得他们只能是用消极的方式和清朝抗衡。《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亲身游览过了明朝遗迹，同时结交了不少前朝遗老，他们对前朝往事和王朝灭亡的沉痛讲述刺激了了作者的创作欲望。其次，孔尚香个人命运坎坷，仕途坎坷，始终得不到皇帝重用。官场的失利和淮扬水患治理无望使孔尚任心灰意冷，孔尚任将这种悲剧的心理带入到《桃花扇》的创作之中。
二、侯、李之间爱情的悲剧
《桃花扇》中男女主人公侯方域和李香君从初识定情到情谊浓郁再到凄凉分离都与桃花扇密切相连。戏曲以扇这一古典意象来象征侯方域和李香君之间的悲欢离合的凄惨爱情，并贯穿整部剧作，为整剧的悲剧性情感奠定了基调。而侯方域和李香君两人生于动荡颠沛流离的乱世，因而两人的爱情故事染上了凄美的悲剧色彩。《访翠》描述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爱情故事的序幕，侯方域用一枚香扇坠作为寻觅佳人的传情之物。在《眠香》中，侯方域和李香君大婚，侯方
《桃花扇》的思想内容 《桃花扇》的内容是藉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弘光王朝覆亡的历史。侯方域题诗宫扇赠李香君，二人相恋。马士英、阮大铖欲与侯方域结交，通过画家杨文骢表示愿代出资促成侯、李的结合。李香君怒斥马、阮，侯方域受到李的激励，亦对此事加以拒绝。武昌总兵左良玉率军移食南京，朝野震动，侯方域修书劝阻，阮大铖诬以私通和做内应的罪名，侯方域被迫投奔在扬州督师的史可法。李自成攻陷北京，马士英、阮大铖等迎立福王，并对复社文人进行迫害，准备强逼李香君嫁与漕抚田仰为妾。李香君坚决不从，矢志守楼，倒地撞头时，血溅侯方域所赠的宫扇。杨文骢在宫扇血痕上画成桃花图，李香君遂将桃花扇寄与侯方域。清兵南下，攻陷南京，李香君、侯方域先后避难於栖霞山，在白云庵相遇，共约出家。孔尚任企图通过这个爱情故事，描写明末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揭示南明覆亡的原因，抒发“兴亡之感”。
孔尚任采摭的史实，始於明崇祯十六年(1643)，终於清顺治二年(1645)，以清代统治者徵求山林隐逸作结。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破居庸，进昌平，攻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接著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李自成腹背受敌，在北京仅居一月有余，便被迫离去。《桃花扇》在第二十六出《赚将》之前，用一半以上的篇幅，反映了这一历史背景。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逃亡江南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皇帝位。明年改元为弘光。不久清兵南下，南京陷落，朱由崧被俘。《桃花扇》正是要从这段史实中揭示出明朝“三百年之基业，隳於何人？败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桃花扇小引》)。
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明确指出：权奸“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导致了南明的覆亡。基於这样的认识，他对南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以及政治的腐败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和相当深刻的揭露。君是昏君，臣是佞臣。半壁山河已是不存，昏聩的弘光帝却一意声色犬马，寻欢作乐。第二十五出《选优》描写了他在清兵南下时，关心的仍是“享帝王之尊”，“有声色之奉”。至於作者著力批判的人物马士英，他在亡国大难临头之日，想到的仍是“一队娇娆，十车细软”；阮大铖更是卖官鬻爵，倒行逆施。“幸遇国家多敌，正是我辈得意之秋”，则是他们的心灵写照。当朝权臣如此，掌握重兵、赖以保卫疆土的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也是“国仇犹可恕，私怨最难消”，一味争夺地盘，相互残杀。总兵许定国在清军兵临城下时，杀了高杰，带领清兵连夜南下，争“下江南第一功”。就连坐镇武汉的左良玉，也藉剿檄奸臣为名，领兵东下，致使江北淮扬千里营空，清兵乘虚而入，直捣江南，最后导致了南明王朝的覆亡。《桃花扇》用艺术的手段十分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
南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政治上黑暗、腐败，已是千疮百孔，无可救药。虽有史可法这样的贤明正直的官员，也是孤忠无助，只能困守扬州，束手无策。正像《拜坛》一出的眉批所说的:“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非私，焉得不亡！”《桃花扇》首先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来揭示南明王朝覆亡悲剧的原因，这一点是写得非常深刻的。
作品在痛斥阉党权奸的同时，热情歌颂了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卞玉京等下层人物。女主角李香君的形像，塑造得更是光彩照人。作为秦淮名妓的李香君，处在受人歧视和凌辱的社会地位。然而她有胆识，有政治远见。《骂筵》一折，不畏强暴，当著马士英、阮大铖的面直言詈骂:“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乾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老艺人柳敬亭、苏昆生关心国家安危，不惜出生入死。《修札》、《投辕》中的柳敬亭机智、勇敢，为挽救危急的局势，前去下书，终於阻止了一场即将爆发的内讧。
对《桃花扇》里的男主角复社文人侯方域，孔尚任的态度也是鲜明的。他支持明末东林复社文人的政治主张，同情侯方域的遭遇，指斥魏阉余孽对他的迫害。同时，也写出了他性格中软弱动摇的一面，对复社文人的“调嘴文章，当不得厮杀”，以及留恋征歌选舞等，亦有微讽。
孔尚任截取南明王朝从建立到覆亡的这段历史作为创作题材，描写“朝政得失、文人聚散”(《凡例》)，“藉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先声》)。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写到清兵南下时的扬州之战。史可法受马士英、阮大铖排挤，统率四镇、开府扬州。他忠於明王朝，耿介正直，决心保住扬州。然而只剩3000残兵，不可能挽回败局，最后沉江而死。《誓师》、《沉江》等出主要描写了他的保卫扬州的事迹。这些场面出现在明亡后仅仅50年的舞台上，观众中又不乏明朝的“故臣遗老”，必然在感情上引起强烈的共鸣，唤起他们的亡国之痛。因此，《桃花扇》所抒发的这种兴亡之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给人们在思想上以极大的震荡。
由於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还不能全面地历史地揭示出南明亡国的本质原因。他对明末农民起义军采取敌视态度，在《总批》里说:“明朝之亡，亡於流寇也”；在闰二十出《闲话》中又藉剧中人物之口，说清兵进关是“替明朝报了大仇”，对清统治者作了歌颂。剧末的《栖真》、《入道》两出，也包含著难言之隐。
《桃花扇》的艺术成就
人物形像的塑造 《桃花扇》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像，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艺人妓女，不下二、三十个。作者在《桃花扇纲领》中曾把所有人物，分为左、右、奇、偶、经五部。其中有主有次，有褒有贬。在孔尚任的笔下，人物虽在一部，但性格各异，互不雷同。例如马士英、阮大铖同为魏阉余党，彼此又有差异。马士英有权有势，喜欢受到别人的趋奉，贪鄙而无才略。阮大铖则狡诈、阴险，善於出谋划策。孔尚任既写出了他们结党营私、荒淫腐朽的共同特徵，又把握住他们之间性格、面貌不同的分寸。又如柳敬亭、苏昆生，他们同是江湖艺人，却有著不同的个性，一个机智、诙谐而锋芒毕露，一个憨厚而含蓄。《桃花扇》中写了许多同类的人物，在相同之中写出了不同，使他们大都具有毫不重复的个性特徵。作为妓女，李香君和李贞丽、卞玉京、郑妥娘等大有区别。作为武将，左良玉和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田雄等相比，形像更为鲜明。
李香君是《桃花扇》的女主角，她色艺非凡，稳重中稍觉矜持。她的老师苏昆生，耻於与权奸为伍，离开阮大铖门下，给她后来的重气节、有政治远见的性格特点作了铺垫。她有明确的生活目的和理想，她和侯方域的结合，主要是建立在憎恨魏阉余孽这一共同的政治态度上。《传歌》、《眠香》等出把她推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漩涡。《却奁》一出，刻画了她的反抗性格，使她在政治上放射出新的异彩，突出了她性格中刚烈的一面。当她知道这些妆奁出自阮大铖之手时，愤怒地朝侯方域说:“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於何等也？”於是她拔簪脱衫，唱出了“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此时的李香君不但成了侯方域的“畏友”，也同时赢得了复社文人的尊敬。她一直坚守反对权奸、反对邪恶势力的正义立场，表现出不为利诱、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她对侯方域的爱情，更多地出於她的政治态度。在李香君的形像上，坚贞的爱情和反对权奸的政治态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李香君的经历中，爱情的不幸遭遇和国家的覆亡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桃花扇》摆脱了一般才子佳人戏剧的俗套，取得了新的艺术成就。
《桃花扇》中的某些人物，孔尚任力求写出他们的性格的多面性，把他们放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加以塑造，并使他们的性格和故事情节的发展维持有机的关联，成为剧中不可或缺的登场人物。杨文骢便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能诗会画，风流自赏，游离於复社文人和阮大铖之间。他和侯方域、秦淮名妓李贞丽有交往；又是马士英的亲戚、阮大铖的盟弟。他促成侯方域、李香君的结合；又想利用李香君为阮大铖拉拢复社文人。《却奁》之后，他对李香君有所不满，但在危及侯、李生命的严重关头，又出力保护他们。孔尚任写出了杨文骢性格的各个侧面，使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像。同样的例子还有李贞丽。
《桃花扇》对於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写法。在正面人物形像中，写柳敬亭，笔酣墨饱，点染成趣，处处有戏，富有传奇性；写李香君，纯用工细的白描手法，不追求离奇的情节，深刻地挖掘她的内心世界，并在重要的关目上突出地刻画她的性格。这写法的不同，实际上也正反映了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对反面人物形像，如马士英、阮大铖，则更多地采用夸张的手法，并通过人物的行动来揭露他们的丑恶本质。
结构 《桃花扇》所反映的明末社会生活极为广阔复杂。孔尚任巧妙地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离合作为贯串全剧的中心线索，细针密线，连环相牵，互相生发。侯方域一线连结史可法、江北四镇，以及驻扎在武昌的左良玉。李香君一线则以南京为中心，牵动弘光皇帝、马士英、阮大铖等朝臣和秦淮水榭诸色艺人。先写侯、李的定情，复社文人和阮大铖的斗争；再写侯、李由合而离，插入左良玉引兵东下，侯方域修札，柳敬亭投辕。侯方域因权奸迫害，投奔史可法。两条线索，南北交插，写出了南明覆亡的历史。疏密相间，跌宕有致。最后，侯、李在江山换主的情况下，由离而合。虽情节起伏多变，却在结构上浑然一体，不枝不蔓。全剧能在纷繁的历史事件和错综复杂的头绪中组织得这样完整、严谨，可以看出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
孔尚任在剧中还特意渲染了一柄宫扇，从侯方域赠扇订盟开始，直到张道士裂扇掷地，这个重要的道具绾合了全剧许多重要的情节。一把平凡的扇子包含著不平凡的意义。它象徵著两个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南明王朝的兴亡。正象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所指出的:“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於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把桃花扇放置在戏曲结构组织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地位上，并用它来作为剧本的题名，“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桃花扇本末》)，这表现了孔尚任在艺术上的匠心。
曲词和宾白 《桃花扇》善於通过曲词和宾白刻画人物的性格。例如侯方域、柳敬亭分别在第1出《听稗》、第 11 出《投辕》上场时所唱的曲词都很切合人物声口。全剧曲词和宾白的安排匀称合度。对它们的不同作用，有严格的区别。“凡胸中情不可说，眼前景不能见者，则藉词曲以咏之。”(《桃花扇‧凡例》)至於交代情节，说明事实，则用宾白。长出只填八曲，短出或六或四曲，比较适合舞台演唱的要求。上本末出《闲话》全用宾白，下本首出《孤吟》全用曲词，不受定例所限，表现了创新的精神。《桃花扇》一般能随著剧情的变化而使用不同风格的曲词。《传歌》、《访翠》、《眠香》等出，写儿女风情，许多曲词都保持著秀艳温柔的情调。《哭主》、《誓师》、《沉江》等出，写政治大事，许多曲词又具有慷慨激昂的特色。曲词流畅，词意明亮，基本上摆脱了艰涩的弊病。宾白抑扬铿锵，语句整练。但因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主张“宁不通俗，不肯伤雅”，对吸取和提炼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注意不够，因而在语言的运用上显得典雅有余，当行不足，工整有余，生动不足。
《桃花扇》脱稿后，即风行一时。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由金斗班在北京首演。孔尚任罢官后，《桃花扇》仍在南北各地盛演不衰。在康熙年间的剧坛上，孔尚任和《长生殿》传奇的作者洪升齐名，时人称为“南洪北孔”。孔尚任的友人顾彩曾把《桃花扇》改写为《南桃花扇》，变更结局，使生旦当场团圆，侯方域携李香君北归。后来，《桃花扇》又被改编为话剧、电影，以及京剧、桂剧、越剧、扬剧、评剧等。
原始著作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