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上映的《鸣梁海战》叙述了李舜臣于鸣梁海峡大破日本水军的历史。这事发生在丰臣秀吉二次征韩（即1597年）的时候。而在日方前一次征韩的进程中，日本水军也曾为李舜臣击败。其中，闲山岛海战当为最具代表性的一场战役。
对于战败方的日军来说，这段历史怕是怎么都不愿去提及的。确实，在现今的诸多大河剧、动漫画、电子游戏中，日本战国题材比比皆是。然而谈到“文禄庆长之役”的却少之又少（在一些作品中仅有侧面描写）。
从史书的角度来说，朝鲜的《李朝实录》记录这段历史是相当翔实的。那日本方面呢？笔者惊奇的发现，在赖山阳的《日本外史》中，卷十六《德川氏前记·丰臣氏中》这一整卷讲的都是丰臣秀吉征韩的历史。从起兵到撤兵，这段历史的内容全被包含在这卷当中。
其中，在写到闲山岛海战的情节时，笔者又惊奇的发现，参与闲山岛海战的人物与电影《鸣梁海战》中登场的人物几乎是同一批人——藤堂高虎、胁坂安治、加藤嘉明，全有出场。
《日本外史》中记载的闲山岛海战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日方的水军自釜山出发，与朝鲜的庆尚右水使·元钧交战，元钧大败，日方遂进兵全罗。全罗水军节度使·李舜臣率领艨艟斗舰数千艘屯于巨济洋。日方诸将聚集于毛利胜信营中，商讨作战事宜。
期间，胁坂安治与加藤嘉明因意见不合发生争执，藤堂高虎居间和解。毛利胜信感叹道：“诸公受命于千里海外，忠告不隐，务利公事。太阁多良臣如此，何忧于战？”
次日破晓，加藤嘉明率军先期而进，以走舸三艘直冲朝方战船，夺其船二十余艘。其余诸将亦进，李舜臣伪退，日军追击，舜臣以鹤翼阵对之——纵其水军左右两翼，以巨熕（船名）击碎日方船只，日将·来岛康亲战死，胁坂安治苦战，日军由是大败，致使其水军不能及时与陆军汇合。
这一战意义重大，使出兵朝鲜一路鲜有败绩的日军品尝到了战败的滋味。更是让藤堂高虎、胁坂安治等人领略了李舜臣的实力。所以，在电影《鸣梁海战》中，李舜臣说要利用恐惧——这份恐惧并非只是朝鲜军对日军感到的恐惧，亦有日军对朝鲜军的恐惧。胁坂安治劝海贼王·来岛不要小看李舜臣，正是他对于李舜臣心存畏惧的表现。
而来岛则从未败在李舜臣手中过，所以他对李舜臣是没有恐惧心理的。这也就是他所谓丰臣秀吉之所以要派他来朝鲜的原因。
纵观漱石一生的创作，会发现他一直关心社会现实，认真思索人生，努力通过各种各样的典型形象反映生活，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的作品风格朴实、幽默，结构巧妙，多样，描写生动、感人，语言朴素、细腻，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夏目漱石的创作倾向是复杂的，但基本倾向是现实主义的。在他进行创作时，日本文坛上的浪漫主义高潮已经过去，自然主义派正处于隆盛阶段，大有垄断一切之势。此外还有唯美主义等等流派存在。但是，漱石的创作却在当时文坛上独树一帜。他不肯附和自然主义派，决心按照自己对于文学的理解，走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针对自然主义者以为事实的再现即文学的观点，他主张文学不应该是实际生活的照片，而必须是有意识地虚构出来的“仿造品”，因为只有通过虚构才能产生超过“事实”的“真实”。因此，他的处女作《我是猫》一问世就受到自然主义派的攻击，被斥为庸俗无聊的作品，此后他的作品也不断受到自然主义派的指责。漱石虽然被一些人称为“余裕派”、“高蹈派”，可是这些称呼并不能正确表现他的创作的实质，最多只能表现他的创作的一个方面，并且不是主要方面。夏目漱石是在日本自然主义勃兴时期步入文坛的。但是，他的文学观与自然主义截然相异，其主要表现为强烈的道德意识和对现实的深刻批判。他是正冈子规“写生文”的崇拜者，早期曾提倡“写生文”，将自然与人生作为一幅写生画来描绘，逐渐发展为“有余裕的文学”，又称“低徊趣味”小说，这是1908年夏目漱石为高滨虚子的小说集（鸡头）所作的序中的造语。他的创作正是从“低徊趣味”小说《我是猫》开始的。夏目漱石的早期创作受两种思想的支配，即同现实抗争和逃避这种抗争。当“这种抗争和冲突直接流露出来的时候，他就写成了《哥儿》、《疾风》等贯串着主观反抗的作品，当他要逃避这种抗争和冲突的时候，就产生了像《旅宿》、（伦敦塔）那样浪漫主义的小说。”当然，前者始终是夏目漱石创作的主流，而后者则仅仅是主流中的一个短暂的、细小的回游。 在第二时期的创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爱情三部曲”。这三部作品虽然写的是爱情故事，但其意义决不限于爱情范畴，作者所要表现的，实际上是明治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问题，描写他们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斗争的状况，其中不乏对明治社会的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 被称为“后爱情三部曲”的（春分之后）（1912）、（行人）（1913）、（心）（1914）都是以知识分子的恋爱为题材，其主题都是揭示由利已主义、个人主义酿出的悲剧。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思想内容方面，三部小说的主人公须永、一郎和“先生”都是由于在爱情上遭到挫折和失败而导致孤独和痛苦的人物，他们的悲剧正是人性深处的利已主义和妒忌心理诱发的必然结果，从而在客观上宣告了明治维新以来由西方文化催生的资产阶级道德的破产。在艺术形式上，三部作品的结构都是用几个短篇连缀起来的：《春分之后》为六个短篇.《行人》为四个短篇，《心》为三个短篇，并且都有一个讲故事的人登场。夏目漱石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品，不难发现，他是一位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他的许多作品，无一不触及到日本明治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庸俗、丑恶现象，以及日本“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作了尖锐的讽刺和深刻的批判，对利已主义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他的作品贴近现实，表现普通人的生活，描写他们在恋爱、婚姻、家庭和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及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心情，既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更秉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意识和道义个人主义精神。在艺术上，夏目漱石的作品继承了日本“徘谐”文学的传统，吸取了民间文学“落语”的有益成分，具有幽默、风趣的特点。在创作风格上，他是“余裕派”的代表人物，主张以旁观者的余裕心情来品味人生，从中产生回味绵长的趣味。他在一系列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中，将“余裕派”的低徊趣味与近代小说中的恋爱心理巧妙地裸合在一起，清晰地凸起了漱石文学独具一格的特色。夏目漱石是日本文学界公认的首屈一指的语言大师。他的语言精确，丰富多彩，富有表现力，常常把雅语、俗语、汉语、西语等混融于作品之中，成为叙述故事情节，刻划人物形象，描绘内心世界，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人生哲理的有力手段。这一切都充分地体现了作家的创作个性，显示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这个黑暗现实（主要是国内形势）形成一种重压，使夏目漱石几乎喘不过气来。面临这种形势，他既感到无限愤慨，又觉得无能为力。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乃是漱石思想意识产生种种矛盾，创作过程产生种种曲折的根本原因，也是他的作品不断寻求解决办法，但总是找不到的根本原因。在作品中批判社会的内容大大减少了，力量也大大削弱了，而集中精力以精雕细刻的手法剖析人们的内心世界，批判人们的私心，尤其是在男女爱情矛盾方面表现出来的私心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孤独和绝望，则成为漱石后期作品的主要内容了。总之，如果说他的前期作品在社会批判的大胆和尖锐方面超出同时代一般作品水准的话，那么他的后期作品在剖析人物心理的细致方面和在批判人物私心的深入方面，也是同时代一般作品所不及的。 另外，夏目漱石毕生创作汉文诗两百首余，还用中文写作了《正成论》（1878）、《观菊花人偶记》（1885）和《木屑录》（1889）等汉文作品。毋庸置疑，早年对用汉语写作汉诗文的热衷和喜爱可视为之肇始，这在漱石很多的谈话录中可见端倪。1906年发表在《中央公论》上的《予之爱读书》，和发表在《文章世界》上的《吾文学获裨益之书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当时文坛趋之若鹜的赖山阳（1780~1832）的汉诗“因铺陈繁冗而感到厌恶”，独独倾倒于被人所不齿的荻生徂徕（1666~1728）的汉文，并在小说《草枕》中假借和尚与老人的对话表达了“徂徕比山阳的文章好很多”的取向。与力导汉诗日本化而流于粗率露骨的赖山阳相比，更偏爱倡导直接使用汉语训读诗文、抛弃朱子学带给汉诗其本身的束缚与桎梏的徂徕，足见夏目漱石对汉诗文的热爱之情。
公元3世纪，《论语》、《千字文》等书从中国传到日本，随着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发展，日本学习和吸收中国语言文学、用汉文写作的人越来越多。 7世纪中叶，日本大友皇子、大津皇子是最初用汉文写诗的诗人。8 世纪的奈良时代，汉诗写作蔚然成风，贵族宴饮、迎接外国使节,都要赋诗,出现了以长屋王为首的藤原房前、藤原宇合，石上乙□、淡海三船等诗人。这时的汉诗文创作受中国齐梁体及唐初诗风影响较深，大多为五言诗，内容多属于侍宴、应召、从驾之类的应景之作。今存《怀风藻》(751)一部，为日本最早的汉诗集。平安时代，日本统治者崇尚儒家学说，进一步吸收中国文化，促使汉诗文创作继续向前发展，以至出现了汉诗文占据文坛的局面。平安初期,即 9世纪上半叶,是汉诗文的全盛时代。嵯峨天皇□令编选《凌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淳和天皇□令编选《经国集》(827)，3部诗文集共24卷,收录奈良朝以来120年间的代表性作品，绝大部分是平安初期诗人、作家的名篇。其中以七言诗为主，并有赋、序、对、乐府等；内容多属宫廷应对之作，但明显扩大了题材范围。代表作家除两代天皇外，还有小野篁、僧空海等人。僧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专论中国骈俪文学，不仅给日本汉学和汉诗以极大影响，而且也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保存了许多珍贵资料。838年，中国白居易等人的诗集传到日本，给平安中、后期汉诗文创作带来了深远影响。出现了菅原道真、三善清行、兼明亲王、庆滋保胤、藤原明衡等许多优秀作家与诗人,他们突破忽视内容追求佳词丽句的文风,或愤世嫉俗，或述怀咏物，写下不少名篇。11世纪中叶编辑成书的《本朝文粹》(14卷)和12世纪中叶成书的《本朝续文粹》（13卷），收集嵯峨天皇以来 300余年的代表作品，基本反映了平安时代，特别是中期的汉诗文创作的风貌。平安末期，汉诗文创作逐渐衰落。到13世纪，日本进入镰仓、室町时代，幕府奖励武艺，汉诗文愈加衰落。14世纪禅学盛行时，禅家把汉诗文修养作为禅僧的必备条件，于是汉诗文复兴，以京都为中心形成了五山文学。300年内五山文学家辈出，虎关师□以博学为世人所知，雪村友梅长于古诗，绝海中津善骈文，义堂周信以巧致著称。他们摈弃坐禅修道、静心养性的传统主题，崇尚儒家，着眼俗世，并十分注意艺术性，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文以《空华集》为代表，诗以《蕉坚稿》为历史所传颂。江户时代 260年，前期步五山文学后尘，出现了藤原惺窝、林罗山、新井白石、石川丈山等汉诗文作家。他们受朱子学派影响颇深，属于载道派，作品充满说教，枯燥乏味。不久古学派与古文辞派登上文坛，前者以伊藤仁斋为代表，主张诗以言情；后者以荻生徂徕及其门人太宰春台、服部南郭为代表,主张“文秦汉,诗盛唐”，讲究辞章，影响较大。江户后期，汉诗再次形成鼎盛时代。全国各地诗社蜂起，前期各学派继续发展，产生了菅茶山、赖山阳、大田南亩、广濑淡窗等著名诗人。晚起的折衷学派出现了梁川星岩、大沼枕山、小野湖山等重要诗人。他们提倡袁宏道的性灵说，反对古文辞学派，开辟了新的诗风，一直延续到明治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