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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小鲍庄
作者：王安忆
豆瓣评分：7.4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9-8
页数：202
内容简介：
《小鲍庄》以多头交叉的叙述视角，通过对淮北一个小村庄几户人家的命运和生存状态的立体描绘，尤其是捞渣这一人物具有象征意义的死，剖析了传统乡村世代相传的以“仁义”为核心的文化心理结构。作品展现了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精神中包含有善良、忠厚、团结、抗争等美好素质，但也对其中诸如顺天从命、愚昧迷信等文化劣根性进行了反思。 《小鲍庄》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但比一般 “寻根小说”有着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
作者简介：
王安忆，女，1954年出生于南京，翌年随母迁移上海。1969年初中毕业，1970年赴安徽五河县头铺公社插队落户，1972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任乐队演奏员，1978年调入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杂志社任编辑，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2004年调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现任上海市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
1980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1983年随母茹志鹃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2002年参加台北市文化局“驻市作家计划”，2007年参加英国剑桥第三十届“当代文学研讨”。
王安忆，上海人， 1954年生于南京，次年随母亲茹志鹃迁至上海读小学，初中毕业后1970年赴安徽淮北农村插队，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工作，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1978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1986年应邀访美。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专业创作至今。主要著作：《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流逝》、《小鲍庄》、《小城之恋》、《锦锈谷之恋》、《米妮》等小说集及《69届初中生》、《纪实与虚构》、《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话》、《叔叔的故事》、《我爱比尔》、《长恨歌》等长篇小说。喜宴 妹头 冬天的聚会《富萍》及其他 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著）等，儿童文学作品集《黑黑白白》等，论著《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等。作品曾多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98年并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2001年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称号等。
王安忆的小说，多以平凡的小人物为主人公，表现他们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经历与情感。“理解”与“爱”是她的创作宗旨。在艺术表现上，她的早期小说多感情抒发，近期创作则趋于冷静和细致。
从王安忆的作品里普遍可以感受到一种宽厚的爱,她赋予故事中人物"英雄性",表现人物美和善良的方面。她以敏感和高超的领悟力来控制故事微妙的气氛发展以及人物的心理变化,细腻精准。她的作品讲的是平常故事,柴米生计,可她探讨的是故事背后强大而仁慈的自然规律,这是她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及本体世界的关怀,这使她的作品具有了超乎寻常的意义。同时作品中时刻有女性的温柔体现,连同谨慎内省多思的品格,使她作为文坛一个特立独行的异数存在.
相关作品：
长恨歌
作者: 王安忆
页数: 384
定价: 20.00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简介：
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从此开始命运多舛的一生。做了某大员的“金丝雀”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大员遇难，王琦瑶成了普通百姓。表面的日子平淡似水，内心的情感潮水却从未平息。与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想来都是命里注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难逃劫数，与女儿的男同学发生畸形恋，最终被失手杀死，命丧黄泉。
篇外：
王安忆的“三恋”及其他
假如有人问我为何将房间搞得这样乱，床上，书桌上，地板上到处摊满了有关王安忆的书和杂志，电风扇拧到了最大档，风一个劲儿地吹，风卷起了书的一角，而我却呆呆地坐在一张木椅上，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这位1954年在南京出生的中国作家，祖籍福建同安，母亲是作家茹志鹃，父亲是剧作家王啸平。王安忆一岁多便随父母到上海定居，在那里接受最初的教育，读小学时经常参加区、市的儿歌写作比赛会，对文学产生了很深的感情。1969年初中毕业，翌年赴安徽五河县头铺公社大刘庄大队插队劳动，被选为县、地区和省级积极分子。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1976年在《江苏文艺》上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两年后到上海《儿童时代》杂志社任小说编辑，不久发表小说成名作《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和《雨，沙沙沙》。1980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曾于1983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文学活动。之后，曾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与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她的履历表虽然很短，却被生活浸泡得实实在在，成为一个真正丰富的人生。
自从发表了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之后，她那支驰骋之笔，内没有了终点；她一路洋洋洒洒，到处是闪光的足迹，一直在超越着她的父母，成为当代中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我眼前，是她的小说集《雨，沙沙沙》（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黑黑白白》（1983年，少年儿童出版社）、《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198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尾声》（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流逝》（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小鲍庄》（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海上繁华梦》（1987年，花城出版社）、《荒山之恋》（1987年，香港三联书店）、《乌托邦诗篇》（1993年，华艺出版社），长篇小说《黄河故道》（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69届初中生》（198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流水十三章》（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米尼》（199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长恨歌》，散文集《母女漫游利坚》（与茹志鹃合著；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蒲公英》（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及长篇游记《旅德的故事》（199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等。她的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本次列车终点》、《流逝》、《小鲍庄》等均获全国大奖；还有多篇小说被译成各种文字。
这就是王安忆，王安忆的发展真快。
我从地上顺手拾起刚寄来的1993年7月29日的《文学报》，那上面有一段王安忆在上海第四届文代会的发言摘要，王安忆说：'在八面来风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应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她说作家应有艺术理想，这个巨变的时代需要作家去关注，一味作风花雪月颂是浪费才华和经历，或者是缺乏艺术理想。'是的，王安忆的创作已经走出了小我。她近来不断认为一个作家如果只从极个人的悲欢出发，那纯粹是雕虫小技。她的创作已到了思想收获的时节。而这种思想的成熟，是王安忆开始注重宏大的东西，悲伦的东西，这种创作的变化，是朝着人类审美理想出发的。
从她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开始，王安忆的创作又在自己的基础上有了大的飞跃。她的艺术理想得到了很好发挥，她确实让自己变得大气了，深沉多了。《叔叔的故事》，对当代文学有着重要意义，它拥有了巨大的历史内涵，绝对经得起历史的反复咀嚼，也是王安忆创作思想成熟的标志。如果一个作家放弃了她的思想追求，就自然会落后于时代，特别是在九十年代，更不能放弃作家对生活的参与和思考，没有思考就没有有分量作品的出现。而王安忆这几年来，确实写出了有份量的作品。如今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中篇小说《伤心太平洋》，无不表现了作家大手笔和注重人类审美理想的气质，这两部作品标志着王安忆的创作已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峰。
王安忆不仅在艺术上保持了自己独特的追求，在生活上也相当内向，严谨。这和她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这恐怕谁都知道。她酷爱读书，待人热情，爱思考，她谈话富有哲理，喜欢实事求是，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她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关于王安忆的生平大家早就知道甚多，无须在这里重复。但要真正解读一个作家，决不能忽略了她成长时期的重要作品。那么，对于王安忆来说，'三恋'在她整个文学创作中是值得重视的部分，所以分析'三恋'成了我这篇评论的关键所在。
王安忆引导我进入了一个世界。
一个她认定充满了生命压抑苦难又燃烧着希望光明骚动着的世界-一生命的本体世界。
“三恋”是一个标志，畸形变态的性描写向人们展示了魅力。我得照实承认，她的这种性意识只是在生命的边缘上绕了个圈，并未真正走进人的生命本能。因为她终究没能拗过强烈的道德规劝，在一种自我压抑式的规劝中王安忆似乎找到了自我的心理平衡。
《逐鹿中街》便出现了一种倾斜。她使女人的生命直接倒塌，跌入家庭的怀抱，充当丈夫的陪衬，她们干脆不去意识自我价值的存在。《岗上的世纪》最直接进入了人的生命本能'性'。在最真实的生命跃动面前，任何虚伪任何遮遮掩掩都显得无济于事。'性'为男人和女人提供了平等做人的权力，就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结合才构成了人的完整一样，男女双方共同的权力铸造了共同的生命律动。
现在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大家庭消失了，代之出现的两人组成的小家庭。父亲的形象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丈夫的形象。女人的角色也分别由母亲、女儿改换成了妻子、情人。但这种变化只是在家庭关系之内的角色互换，也就是说关于家庭的话语没有变，关于女性的性的萌动意识，在深层心理上依然被笼罩在家庭意识形态之中。
王安忆的世界是一个主体意识极强的世界。她所关心的问题，使用的语言，作品前后叙述方式的变化很大。这里既有对女性自我的贬低，屈服于男性社会的一面；又有一种无法掩饰的骨子里不安分，拼命想解放自我的骚动情绪。但无论如何发展，作者的创作都是在扮演着她自己。而决定这种扮演的是有另一个'缺席'存在者，他（我这里用'他'而不是'她'）决定了王安忆所以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这样，当王安忆用笔写作时，她就再也不是'她'，而是'他'，因为她的写作中的符码秩序必须与'他'的社会符码秩序一致。这就是说，社会是男性的，是'他'的。女作家写作，离不开社会这个大背景，按拉康的说法：'女性在生理结构在这个男权社会中以一种缺乏或被阉割的形态下进入语言和文化系统。'尽管妇女写作努力想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但她们的潜意识里无形中已经接受了这种男子对女人的偏见。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偏见'呢？王安忆所关心的妇女地位有时不是在社会上，而是在家庭中。她认为回到家庭便是回到了一种自然的生活之中。在一个搞得非常舒服安逸的小家庭中，女人自自然然地履行她们的义务和职责，牺牲，忘我，道德纯洁做个好妻子，好母亲，说白了就是当个'家庭里的天使'。这种'淑女'型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王安忆的心理需求。从而也满足了'他'的社会秩序即女人--家庭的；男人--社会的。所以也是男人对女人的要求，这是一种对男人看来是'真正女人'的崇拜'小小的时候她们就在一起了。
小小的一座城，她们总是不间断的练功。她请他帮忙开胯、扳腿。她们触电般地接触。她成了一儿一女的母亲。她一片圣母般的温柔。
--《小城之恋》
王安忆小说中的叙事人称全是以第三人称出现，这种叙事方式本身就很明显。叙事者通过自己的化身构筑起一个独一无二的宇宙，她创造了这个宇宙，她在这个宇宙里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她具有上帝一般神仙的能力。她可以任意对她的男女主人公善恶美丑在一种十分理智的情况下进行道德评判，这种异常清醒的把自己完全凌驾于作品意蕴之上的历史性观照，使叙事者完全变成了真理的缔造者。《小城之恋》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经过了一番急风暴雨式的性爱之后，男人欺辱式地占有了她，尔后又甩了她，对她产生更大的恐惧。在叙事者眼里，那个男人便是无能的堕落者，女人便成了受害者，而已是叙事者眼里一个颇具母亲温柔又十分博大而神圣的受害者。
王安忆实际上是通过她的叙事向人们传达出这样一个她潜意识中早已认定了价值观念：她认为中国现今的女人就应该如此。女性在整个人类中虽是一半，但她却又强烈地依附于另一半。虽然人的需要，尤其性满足是缺一不可的互相满足。但女人却缺少男性的生理特征，因此她没有创造权。'是空间'又没有'填塞空间的动力。这种生理上的差异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社会因素。男人与做女人之间并无不同，而女人与做女人之间却存着尖锐的矛盾。在当今中国，做女人有时往往意味着放弃做人的权力。在这种矛盾面前，女人试图找一条解脱的途径，她们结婚、生育，她们想通过家庭来确认个人的地位，但恰恰相反，反而愈加落入了陷阱。'家庭'的概念在一些妇女心理认为这就是她们的'上帝'。维护家庭的地位，忠于家庭，便是忠于职守。王安忆的《逐鹿中街》在这方面就显得颇为典型了。她仍然是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仍然是全知全能上帝一般把自己变成一个守道德的操纵者。
一个颇有素养的中年女教师，一味地将目光紧盯着她的丈夫，学她怀疑到丈夫有外遇时便采取了整天跟踪的方式，仿佛她的整个生命意义就是管住自己的男人。让他全心全意像她一样爱护这个家庭，爱她。只有这样，女主人的心态才能永远保持平稳。她把家庭的稳固看作是她的天职，守住丈夫并管住他让他同她一块在她们共同开辟的乐园中寻求幸福，便是她生命中的最大快乐了。可偏偏她的丈夫不是这样的。他穿牛仔裤和年轻漂亮女孩子下馆子，学跳迪斯科，他口口声声宣传要活得洒脱，而且是在抓紧一切时间地尽力使自己的生命活得洒脱起来。当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女人整天跟踪着他时，他非旦不收敛，反而更加得意地洒脱起来。像与自己的女人做游戏一般地兜着圈子玩。中国的一些男人就是这样，男人娶个老婆在家，主持家政，但婚后马上就去寻求新欢，马上不满意，马上觉得'妻不如妾，妾不如妓。'而女人却不，她们只要拼命守住家庭，而缺乏男人的冒险精神。男人往往在一种冒险行为中达到快感，而女人永远喜欢过平平稳稳的日子。在她们看来，'一个干干净净的女儿身给了男人'就永远属于他了，这种传统的'贞节'观，被男性社会规定为女人的荣誉。'家庭'作为模式在中国历史悠久，按部就班的婚姻似乎为女人们找到了安身之处。女人结婚大都不是为了寻求爱的结果，家庭反而是葬送爱的场所。这些'淑女'型的太太们，大凡也不是为了爱，而是通过家庭来证明自己的身价，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其实这种作法本身，就与提高妇女自己地位和巩固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一致起来了。巩固家庭秩序意图只在于巩固它所代表的社会秩序。这样家庭成了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它无时无刻地控制着各种社会生活，当然也控制着王安忆的写作活动。
王安忆让自己的女主人公自动放弃社会职业，自动离开生产领域，首先在经济上沦为男人的附庸，那么她本人就有希望女人走回家庭小天地的愿望。她也许认为这样做女人反而会自然些。这在中国也并不足为奇，女作家要想用愚昧落后无知的反面形象来达到一种反思，这样做的魅力不也是很大吗？但历史终究还是向前发展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作家的意识也在发生着变化。王安忆前后期作品变化很大，但也有充满了矛盾的地方，这也许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缘故。现在谈论男女问题，同样也是个极端复杂的问题。我们大多数女作家写作，是用男人的语言把自己束缚住，缺乏发现自我价值的勇气和力量。甚至可以说一些人根本就不想去发现，因为社会化文学传统是很难轻易打破的。她们在无意识地遵循着这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就是一种'他'人的话语，于是就自然而然地以男人的经验说话也就不以为然了。所以作家在反映男女问题时的矛盾心理就显得那么纷坛复杂。
但不管怎样，作为王安亿来说，这几年创作还是变化很大的。1987年的'三恋'，1988年的《逐鹿中街》，1989年的《岗上的世纪），还是有着明显突变的。同样谈论的是男女问题，性问题，人的生命意识问题，但《岗上的世纪》似乎比以往作品的创作意识都显得超前了一大块。她的心理障碍正在被慢慢冲破，她不再把女人看作是一朵朵开放在家庭天地里娇媚的玫瑰，温柔的天使，而是把女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来展现，是一个挺挺而立、活生生的有情有肉的人。以往她创作中那种'雯雯'式的文静和矜持以及在她写到性描写时那种想写魔鬼又怕魔鬼出现的犹豫彷徨，好似已经正在变成王安忆创作的历史。她开始勇敢地面对人最本能的'性'，直接揭示人性的弱点和生理欲望。'性'在她笔下描写得决不再是遮遮掩掩，而是写到欲望的高潮，该心花怒放时就让她们心花怒放起来，不是在人生外延打转转了，而是直接去写一个个鲜活着的生命。
《岗上的世纪》大胆袒裸描写了男女主人公在路边干沟里'野合'的情景，在王安忆笔下，一个温馨的女性被赤裸裸地摆在这个男性面前，让他观赏。女主人公一时竟变成了男人眼里的英雄，她正以一股无穷的力量向男性世界证明着女人的伟大魅力和勇敢。此时此刻幽闭恐惧与性躁狂使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被阉割的恐惧之中，在一片迷人的女性胜利姿态诱惑面前，完全跌入了欲念的深渊。王安忆只有在此时此刻才变成了一个女性作家，在她眼里男女位置倒错，传统的男女秩序被颠覆了，传统的男人粗暴地蹂躏女性的场面没有了。在这里，女性完全变成了动因，女人不再以一种被缺乏的人格被动地去接受，女人的性欲反客为主地将男性塑造了。女人比男人强，男人在这里变成了无能的，缺乏的，不能满足女人的废物。
在叙事者眼里，这个男性是以一种十分幼稚的废物出现，他哪里还像个男子呢？王安忆在这里完全是以颠覆男性作家语言的姿态出现，是对男性文化和父权社会直接提出挑战。
在她以往的创作中，女人从来都不是主体，这是作者的社会本能对自我的阉割。而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却明显地表现了个人创作意识的变迁，她把女性的经历作为叙事重心，这与作者本人的思想直接有关。特别是她叙事角度的一致，作者自始至终运用第三人称写作，全是用理智操作完成她的制作，这本身的变化就十分明显。她目前作主体完全是倾向于女性的，她开始意识到了妇女自身价值的可贵，首先要做个真正的人，然后才是女人。她对自身人格力量的认识是深刻的，对女性自我形象认识也是清楚的。再也不像以往那样犹豫彷徨，把女人看作是男人的附庸，女人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首先要自己承认自己，在这一点看来，王安忆真正发现了并亲身体验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本质意义。所以她叙述起来就有一种绝对的俯视姿太。中国这几年改革开放无疑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开端。王安忆创作也是在这种开放中得到了实质性的突破。她升华到了女性自我认识的阶段，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人的生命本能，她笔下的女性具有了新时代女性特点，这对王安忆来说肯定是个突破性的胜利。但是由于我们整个社会还未彻底摆脱强烈的父权意识，尽管女作家在真诚地张扬女性的能力，但终归无法逃脱男性社会给整个中国人在潜意识中留下的阴影。因此，王安忆也无法逃出这个社会的制约。在《岗上的世纪》结尾处，仍然是以男权秩序的恢复结束小说。女知青李小琴，在张张扬扬痛痛快快地与农民小队长经过了一番幸福甜蜜的性爱之后，还是未达到调回城里工作的目的，她终于成了那个农民小队长的一个女人。他在她的引诱下体验了'性'的真正意义，体验了肉欲带来的生理愉悦。是她唤醒了沉睡了几代生命却从来没有体验过什么叫生命快乐的真正意义。然而，是李小琴唤醒了那个农民小队长死一般的生命，他、她都在性欲的满足中得到了生命的再造，他、她互相创造了。真正意识和醒悟了人活着的意义，性爱的意义，男女交合的美感，七天七夜关在李小琴家的农民小队长，可算痛痛快快地在这个世界里活过了，他、她们死也不冤了。
但是尽管如此，李小琴却无法挣脱男人权力的罗网。她是在男人的权力下活着，而且也将那么长久地活下去。农民小队长所行使的权力，是一种男权的象征，他手里攥着她的命运。虽然当初那个农民小队长对自己的生命活得一片模模糊糊，他从女知青身上得到了生命的再造，但最可悲的是他从此也学会了使用权力或干脆他始终就没放弃过对女人的控制欲。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因为不管女作家如何在变幻手法地拼搏创造一番，但终究还是无法逃出强大的男性权力话语。这也就是说，尽管在王安忆笔下可以塑造出一个个对抗男性社会的女性形象，但她所运用的话语，叙事法则是男性的，这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女性的话语和叙事法则连同产生它们的社会符号秩序是需要重新予以考虑的。
楼主是要写论文吧？？
王安忆的内心充斥着相当强烈的矛盾，这一系列的矛盾在其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王安忆独特地将小说定义为“心灵世界的表现”，而她自己的小说则更是致力于对人性、对人的生存状况的不懈探究，但是她在对人性进行“挖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不想再去深究，因为她认为如果继续深究下去的话，就会堕入虚空，而王安忆显然害怕这种虚空，她更愿意留给人们一些希望。王安忆的这种对人性的“挖掘”但又“不能深究”的矛盾精神内质完全左右着她的小说创作，使得其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这种矛盾甚至断裂。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内涵的极具跳跃性以及长篇小说结构上的明显断裂了。（如《流水三十章》）
细读王安忆的小说就会发现，在其所有的小说中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孤独”的体现。强烈的“孤独”感始终贯穿于王安忆的小说作品中，无法抹去，好像作者也不大愿意把其抹去，这是与作者的心理紧密相连的。可以这么理解，王安忆小说作品中的“孤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作为作家的王安忆在自身心理上的“孤独”。在“孤独”中绝望，同时又在这种“孤独”中存着一丝希望，王安忆就以这么一种独特的姿态立足于当代文坛。
“五四”以来，直到新时期文学的新生，女性意识与女性话语权重新得到了回归。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叩开了新时期女性文学之门。《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对理想爱情的召唤、是对传统道德准则的质疑、同时是对政治桎梏人性的叛逆。作为一个优秀的女作家，张洁对女性现实的洞察是深邃而又敏锐的，她最新推出的长达80万字的长篇小说《无字》，在激荡的时代历史中考察女性的生存空间，她让我们看到了女性从来没有以独立的姿态完成迁徙的现实。王安忆的“三恋”表达了对女性生存的关怀。《小城之恋》那一对几乎没有精神内涵而只受本能欲望控制的舞蹈演员，其相恋过程只源于原始欲望，这种动物本能是人性的悲哀。《荒山之恋》的男女主角已开始具有精神的追求，在颤巍巍的天桥上，他们合二为一的身体已不仅仅是欲望的化身。《锦绣谷之恋》在飘逸和抒情的叙述下，女性意识的复苏，昭示了女性独立人格的开始。
有关的文章很多，我也不知道你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所以给你几个网址，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
《王安忆小说的生存关怀与终极追寻》
《定位与超越――王安忆小说的女性话语与建构方式》
《王安忆的美》
《和王安忆一起读小说》
《人性，太人性了——读王安忆》
根据以下材料，选取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有人说，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只有青春是不朽的；
也有人说，青年人不相信有朝一日会老去，这种感觉其实是天真的，我们自欺欺人地抱有一种像自然一样长存不朽的信念。
今年，江苏高考语文作文要求考生围绕“青春不朽”等话题写作。阅卷组专家之前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考生写议论文的比较多，但大多数千篇一律，相对来说，跟个人经历相结合的记叙文更容易出彩。满分作文比例比往年稍微多一点，其中，有记叙文也有议论文。
阅卷专家为读者们推荐了几篇高分作文。我们来看看这些才子才女是怎么在考场上“致青春”的。
组稿 现代快报记者 俞月花 黄艳
点评
要“以论带例”
不能“以例代议”
由于种种原因，当今高考作文中“议论文”占了绝对优势。这“优势”，非指写作质量，而指面广量大。
议论文必须“讲道理”。讲道理就是“分析”，分解和剖析人情事理。一般来说，考生经过审题确立“中心论点”之后，应当在中心论点的下面分解出两到三个“分论点”。分论点之间的关系，可以是“数星拱月”，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聚焦中心论点；亦可是“层层钻探”，不断递进，深入挺进。前一种不易把握，容易写成“草原上遛马”；后一种逻辑性较强，可以引人入胜，豁然开朗。
但是，如今的考生大多不会分解出环环紧扣、穷追不舍的分论点，往往在亮出了中心论点之后从头至尾就是中心论点，“是这样”，“就是这样”，“的确是这样”……如此云云，其“理”何在？
由于“理”不够 ，只好“例”来凑。批阅这些所谓的议论文，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例一”、“例二”、“例三”……有的考生竟然在800余字的短文中一口气抛出五六个事例，令人眼花缭乱，不得其“理”。
这种“以例代议”的现象由于积习太久，一时难以改观。怎么办？我们不得已，只好求其次：考生所用的“例”必须包蕴各自的含义，并且“暗示”某种推理、论证的“逻辑关系”。此次向《现代快报》推荐的第3篇《青春永不朽》在这方面处理得比较好，进入了“优作”行列，为引起今后考生的注意，特作如下简评：
略带抒情的起笔之后，本文一口气列举三个人物的事迹，共同聚焦“青春不朽”。
高中生写议论文切忌“以例代议”，此文似乎有这个毛病。然而，对于那种各例寓义不同、数星拱月或递进关系自现的议论文，我们还是会心颔首的。
此文的三例，分别“点击”三个分论点：判逆而求索的青春不朽；智慧激发智慧的青春不朽；审美有创新的青春不朽。请注意：这里说的“点击”，必须点到事理的“穴位”上，必须“四两拨千斤”，必须由“例”自然生成。这位考生，机智地做到了这几点，所以他从面广量大的罗列相似事例的作文中胜出。
令人眼睛一亮的，是第二例：林徽因。今年作文试卷中的“林徽因”太多了，但至今尚未发现如此解读林先生之不朽的议论文！只有天才才能赏识天才，只有智慧才能燃烧智慧，只有青春才能滋养青春，林徽因无疑是这方面的卓越代表，她的青春浆汁默默地流动在根须和叶脉中，最终挺起了两株大树，她当然不朽。
此次推荐的其他议论文，由于文思活跃、文笔洒脱，故各具“亮点”。第4篇《一点青春气，千里快哉风》，聚焦“中国文化”的“青春”，写出了锐气、写出了气派。第5篇《活得像梵高的向日葵》，以梵高名画“向日葵”为由头，略带杂文味，以热烈的色彩、张扬的个性、不老的豪情带动了诸名“人事”，故不显杂芜。
最后，我们要点击一下第1篇《跳水》。这是一篇“微型小说”，紧扣“青春不朽”，写得深沉凝重，动心摇情。既然“除诗歌而外”文体不限，那么，相关的一些文学体裁就自然可以灵活运用了。“记叙文”和“议论文”只是两大门类，它们辖下的多种文体高三学子不妨一试。
江苏省高考作文阅卷专家组
跳水
他终于又一次站在了这座桥上。
他用皱巴巴的手掌摸着桥上满是缺口和裂痕的栏杆，在心中这么想着。
这座桥很高，离水面至少有十米，长年累月的江风锤炼着这座旧桥，在它的身上刻下了一道道的伤疤。
桥很老，而人更老。比这座已经五十多年的桥还要大上几岁的他再一次来到了这座桥，因为他决定，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再做一次让自己怀念无比的事——跳水。
他慢慢地摸索到了桥边的缺口，步幅缓慢而无力，仿佛一座随时可能倒下的老朽雕像，做着最后的挣扎。
今天的风很大，不由得让他想到了和发小一起跳水的日子。那些日子的风也很大，常常吹得桥上的他们摇摇欲倒，但他们都不以为意。“有风的日子更能划出漂亮的弧线”，这是他们公认的道理。
他继续移动着，然后从栏杆的缺口探出了头，十米的高度让他有些头晕目眩。不知不觉地，他又想起了少年之时，他第一次站在桥上也是这么的头晕目眩。十米远的水面让年轻的他不自觉地打颤。“跳吧！没关系的。”水中的发小这么喊着，他咬了咬牙，再次盯住了水面，然后跳下。水花溅了一米多高，将他的发小彻底地打湿。“没关系吧？”发小问。“嘿。”他摸了摸红红的屁股，咬了咬牙答道。然后在发小促狭的笑声中，狠狠地给了他一拳。
“年轻真好。”他回过神来，继续看向了水面，盯着，盯着，仿佛看到了当初的自己。年轻，健康，有活力，和现在的他完全不同。从胸口的口袋中摸出了药和一张照片，他突然笑着将药顺着风扔了出去，落在了水面上，溅出一朵小小的水花。
药是医生给的，但他觉得自己不需要了。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只要自己的心还年轻，他就无所畏惧。
静静地，风再次起了，他最后看了眼自己当年从水中爬出时的照片，然后猛地跳了出去。
风吹到了最大，将他的身子拉出了一条漂亮的弧线，在那一刻他脸上的皱纹彻底绽放，宛如夏花。“就是这样。”他想到，“人至死都是少年！”
琴
琴断了！
爷爷有把三弦琴，漆身，蟒腹。弹了几十年的琴，在爷爷厚实的指甲板下断了。
为此爷爷闷闷不乐了许久。听奶奶说，爷爷去县里的音乐厅、琴行跑了个遍，硬是没有找到个会修三弦琴的师傅。我看了眼手里夹着烟的爷爷，他似乎又苍老了许多。
父亲听说琴断了后，跑遍邻近各县，终于在一片竹林里找到了一位做三弦琴的师傅。爷爷得信，立马带我奔了去。
老师傅姓白，白鬓、长须，似乎比爷爷还要年长几岁。爷爷一见着老师傅，顿觉心头痛快，容光焕发。
“师傅，这小三弦还能用吗？”
“不急，不急，您这琴工艺精良，还需要几天。”白师傅转身拿出了另一把三弦，“喏，我这儿刚巧有一把，几日不弹，怕技痒了吧？”
一看到三弦，爷爷眼里就有光。他轻轻接过琴，架了张板凳，正坐，摆好架势，给我们来了段单弦。
“大汉丞相归了天，这蜀汉怕要亡……”
原本欢快的《三国》弹词，唱到最后，竟然有了悲壮的味道，那拖长音的“亡”字尤其刺耳。
白师傅也和了一段。“老兄，如今像您这样的人，可不多见啦！”他指了指没有用竹片弹奏的爷爷。
“那年头艰苦，一把琴养一家人，还是用手拨着踏实。”
爷爷在白师傅那儿呆了三天，取琴后，他就大病了一场。待我见到爷爷时，他全身已经插满了管子。奶奶说是胃病，年轻时四处弹唱落下的。
白师傅先前来看了爷爷一趟，嘀咕了一阵，又把爷爷的琴取走了。
等我再见到白师傅时，爷爷已经去世了。师傅将两把三弦塞给了我：“他哪在乎什么命啊？可怜了这门手艺！”
我蓦地明白了爷爷坚持住在乡下的原因，想必只有那儿还留着年轻时的梦，留着三弦的最后一批听众吧？
我把爷爷的琴抚了抚，在墙架上摆好，纪念这辈子都没有弹完的青春。
青春永不朽
世界繁华如花，人生冷漠如茶。我们都是苍穹下生活的小人物，拥有喜怒哀乐，体验悲欢离合，但这些终会逝去。多少年后，当我们回首往事时，似乎只有那般青春在不断地回放着。因为青春是不朽的，它记录了我们一去不返的年华，书写了我们荒唐的故事，更记载了无数年轻人的梦。
三毛的青春是不朽的。她曾经逃学，离家出走，打架……各种行为都透露着青春叛逆的气息。正是她青春时桀骜不驯的性格，成就了后来在撒哈拉沙漠中勇敢追寻生活的洒脱与随性。就是这个如此刚烈和顽强的女子，写出了许多精彩作品，感动和影响着一个个年轻人，激励着一颗颗追逐梦想的赤子之心。所以，我说三毛的青春永驻。
林徽因的青春是不朽的。她出身名门望族，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年纪轻轻便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十五岁时，她跟随父亲出国，学习期间遇到了徐志摩；她的出现让徐志摩心动，无数的情诗为她而作。后来，她嫁给了梁思成，两人共同学习建筑，后来参与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林徽因，这个传奇般的女子，不仅成就了一代诗人徐志摩，更成就了世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她用自己的青春，浇灌了这两位才子的成长，为中国乃至世界成就了如此“人才工程”，所以林徽因的青春常在。
奈良美智的青春也是不朽的。他自幼热爱绘画，父母的宽容教育使他拥有了自己的创作空间。但初中时代，他还是经常逃学，去野外进行创作。那时候，他创作出极具代表性的卡通作品。现在，他仍不改初衷，继续少年时的风格，用独具特色的大眼娃娃影响着无数的青年人。他把自己对青春的感悟倾注到作品中，那些大眼娃娃的眼神中无不透露着叛逆和搞怪。他用青春成就了极具个性的辉煌与成功，当曰不朽。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青春。在每个人的心中，青春都是一个美丽的梦。这是一个勇敢、奋斗的时期。这是一道任何事物都无法取代的风景。青春很美，美到不朽，美到让人神往。
一点青春气，千里快哉风
北岛在《波兰来客》中写道：“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悲壮的诗人因青春的逝去而心殇。
只可叹，如今沙丁鱼涌动于潮水中似的我们，也染了诗人的忧郁，肆意叹老。这其实是一种微妙的心理：误以为年岁才是青春的标签。
我不由得想到一些人，满是黍离之悲：中国传统五千年历史，到底老了啊！
他们振振有词：诺奖的红毯总沐浴欧风美雨，那才是青春文学。
中国文学真如祥林嫂般“老掉了”吗？中国文化土壤贫血吗？传统精髓缺钙了吗？
不！青春气的渐消怕是我们忘了蜕化，一度沉于“退化”中。蜕化是中国文化找回青春的必要救赎，是一种繁衍崭新与深刻血髓的自救。当莫言一奖惊人时，他说：“我的获奖代表不了社会对文学的重视。”只有社会更多地用一水婉转的眼神给文学更温柔的注视，才能以一点青春气息引领千里快哉风！
永葆青春不是象牙塔的孤高傲世，它必须接地气，扎根于现实。当成名作家在久违的舶来文化中狂欢时，那群血气方刚的知青作家正掀起“寻根文学”的一角衣衿。不论是王安忆的《小鲍庄》，还是韩少功的《我心归去》，都是本土文化在失落后的还魂青春。
“岁月”号沉没，青春在呻吟。韩国正集体反思“服从”文化，船倾楫摧欲沉时，两百多名少年服从船方指挥，舱中等待，最终生命褪色；不服从者反而获救。青春之气意味着有理性、有主见的些许“叛逆”。只会温吞吞与外物讲和，至多不过成为“社会填充物”，青春的幻想和梦境在剥蚀老化。没有人的反抗，城市只是水泥林场，王小波的话深刻冰凉。
在西南联大教授吴宓眼中，雾中的昆明是曹雪芹笔下的空灵幻境。当他驻足街头，看到“潇湘馆”时，怕是一味难尽。他想到的是黛玉的吟箫于影下，酌梅瓣上雪酿的酒；可当时，一群人喝酒划拳，青春被暮气肢解了。吴宓老人愤然而去。
盲目成熟有时是青年人对外界的“献媚”。在这个媒体时代，神童一度被“神化”。神亵渎了童，还是童亵渎了神？没有青春之气，童也只是人们追捧的老“玩”童而已，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摄足文化血脉，为天才铺壤。
“不长久的，多将以悲剧结束。”戈尔丁的《蝇王》用失去青春后的沉沦给人警示。一点青春气，只在心里，它带来的是拂颊的千里快哉风！
活得像梵高的向日葵
梵高说：“生活对我来说是一次艰难的旅行，我不知道潮水会不会上涨，及至没过嘴唇，甚至涨得更高，但我要前行。”
耀眼的黄，浓郁的绿，夺目的蓝，梵高的向日葵以咄咄逼人的颜色，宣示着青春的热烈、张扬，豪情满怀。
认真无悔地书写青春才能让青春不朽，坦然地接受年华的老去是对青春最好的纪念。
青春如正午的太阳，喷射着不可抑制、沸腾灼人的激情。把握青春的律动，方能让青春大放光华。王勃风华正茂时，一挥而就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他的青春是才思火花的迸射；三毛趁年轻旅居撒哈拉，勇敢追求不寻常的快意人生，她的青春是个性的显扬；陈坤带领青年志愿者十天行走西藏，让公益活动“行走的力量”焕发青春的活力，他的青春是正能量的传递。王勃的文思，三毛的个性，陈坤的爱心，是他们对青春独一无二的注解。拥抱青春，迎接生活，青春正当时，不朽的青春由我们创造。
青春，永不告别，铭记青春在于拥有一颗绽放的心灵。奥黛丽·赫本的青春被许多人定格在《罗马假日》中的灿烂微笑。晚年，她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身患重病却依旧远赴索马里看望饥饿儿童。此刻，她娇颜不再，却真正演绎了“天使在人间”。赫本的青春不老，因为她良善的心从未消逝，她内在的美丽让她的青春永驻。
正如影星凯特·布兰切特所说：“我觉得皱纹是阅历的象征，我非常享受现在的自然老化。”青春的不朽，不在于抓住青春不放手，而是心态的年轻，在时间的沉淀中蓄积澄明如水的温情。“我老了，该回家了。”此语一出，感动非洲。曼德拉在总统任期刚满一届的时候，执意要将南非这个新生儿托付给年轻的一代。然而，在南非人心目中，他们最敬爱的前总统永远不会老去。大家在曼德拉的葬礼上吹起瓦瓦祖拉，歌唱青春。《时代》周刊选用曼德拉仰头憨笑的特写，作为他留给世界的永恒纪念。
活得像梵高的向日葵，在阳光中尽情炫耀，不要害怕萎谢。这种美丽，永远年轻。
王安忆的作品涉及题材广泛，风格变化很大，非常具有跳跃性，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其创作状态，被认为是一位“能够驾驭多种题材”、“始终充满活力”的具有丰富潜力的作家。王安忆在八九十年代的创作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其大致脉络如下：
第一阶段（1980年代初一1980年代中期）：“雯雯系列小说”。“雯雯系列”带有王安忆诸多个人的经验和感受，在叙述方式上“完全是我一个人自说自话”，也就是所谓的“自我抒发”阶段。以《雨，沙沙沙》、《广阔天地的一角》、《69届毕业生》为代表。王安忆引起文坛注意的第一篇小说是《雨，沙沙沙》，里面写了一个叫雯雯的女孩子的信念与梦想、痛苦和欢乐，她感情细腻，单纯宁静。1983年写的《69届毕业生》是“雯雯系列”的终结。
第二阶段（1980年代中期--1980年代末）：《小鲍庄》、《大刘庄》等对民族文化审视的作品，被归人当时的“寻根热”中。1983年王安忆和母亲茹志鹃一起参加美国爱荷华州的写作计划，美国之行给了她西方文化的参照，使她有意识地把握民族文化和自身的文化处境，这就是1985年《小鲍庄》的写作。《小鲍庄》被认为是王安忆1980年代中期风格转变的标志性作品。《小鲍庄》借中国淮北一个僻远、贫困、近乎静止状态的小村庄来审视传统文化的自救力问题。王安忆一改“雯雯系列”情绪饱满的状态，进入冷静的反思和理性审视之中。当然，像《小鲍庄》这样的题材王安忆以后很少涉及，但其中贯注的文化视角却坚守下来。
1986年以后，王安忆发表了引起颇多争议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以及《岗上的世纪》等，这些作品被归人当时的“性题材”中。
第三阶段（1980年代末-1990年代）：以《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纪实和虚构》、《伤心太平洋》等作品为代表，王安忆通过叙事实验，把个人与历史、文化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等时代问题引向一种关于精神性的思考。《叔叔的故事》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具有转折意义的怍品，标志着王安忆叙述策略的转变，“新的叙事风格正在形成”。
进入20世纪末和21世纪之后，王安忆继续她熟谙的都市女性题材写作，发表的引起评论界关注的作品有：《妹头》、《富萍》、《启蒙时代》、《遍地枭雄》等。
对王安忆而言，有两种题材在其创作过程中具有持续性。一是对现代都市的文化性格的追问和探索，如1980年代的《鸠雀一战》、《好婆与李同志》、《悲恸之地》，1990年代的《纪事与虚构》、《长恨歌》等等。二是对现代男女情感关系的描述与剖析，如1980年代的“三恋”、《岗上的世纪》、《逐鹿中街》、《米尼》，1990年代的《我爱比尔》、《香港的情和爱》等，这些作品较多地承载着王安忆的“女性意识”，对男女关系有微妙而细致的剖析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