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良先生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彝族古籍与文化、民间文学及双语教学和研究的先驱，他的一生是为我国的民族文化与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一生。各民族深厚的文化蕴藏是他创造丰功伟绩的土壤，中央民族大学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基地，等身的学术论著与薪火相传的各民族学子是他辛勤耕耘的硕果。他长期从事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与研究，尤其是对彝语的研究更具有开拓性。他的《撒尼彝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51年）是一部系统深入地研究彝语语音、词汇、语法的著作。这也是我国学者研究彝语的第一部较全面的学术著作。他最早指出彝语有松紧元音的对立。他研究彝文注意结合彝族的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社会历史、生活习俗、宗教迷信等来进行，发表了《从彝族氏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度》《茂莲社区的男女夜合》等一系列论文，并翻译了《倮文作斋经译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9年第14本）、《倮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20本上）等。这两部经典是研究彝文和了解彝族社会历史及宗教的重要文献。他注重语言的比较研究，将汉语与同语系的其他语言进行比较，著有《我国汉藏语系语言元音的长短》（合作，《中国语文》1962年第5期）、《〈切韵〉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合作，《中国语文》1962年第12期）等，提出了汉语的元音在历史上曾经分长短的观点。这不仅对壮傣、苗瑶语族语言的语音研究有参考价值，也为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提供了研究线索，开创了利用有关的少数民族语言材料研究古代汉语声韵的一条新路。他写的《彝语“二十”“七十”的音变》（《民族语文》1980年第1期）一文，从音变现象入手，说明通过与同语族的藏缅语进行比较，认为古彝语的“二”和“七”可能也有辅音韵尾。现在彝语支语言没有辅音韵尾，是后来语音演变脱落的结果。文章引起国内外藏缅语族研究者的重视。他曾参加并指导对苗族、瑶族语言的调查工作，并帮助苗族创制拼音文字。此外，他还著有《贵州省东南部苗语语音的初步比较》（合作，《语言研究》1956年第1期）、《语言调查常识》（合作，中华书局，1956年）、《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1年）、《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语言学》（《民族语文》1991年第6期）、《汉藏语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民族语文》1995年第4期）、《世纪之交中国民族语言学的思考》（《中国民族语言学通讯》1996年）、《普通语言学》（合作主编并撰写其中第10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许多论著。他常年从事语言教学和学术活动，培养了一大批民族语文工作者，为民族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了《马学良民族语言研究文集》。
马学良出生在山东荣城，学在县立模范小学和威海中学，考入国立济南高中，从小泽被于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有着深厚的汉语汉文化功底。1932年的济南高中，当时的校长曾在全校夸奖一名叫季羡林(现为国际著名东方学者，北大教授)的高年级学生，说他同时考上了清华、北大，用他的事迹激励在校中学生。其中的马学良从此以季羡林为榜样，勤奋刻苦学习，两年后的1934年，他也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并深得国学大师们的器重。他在罗常培的指导下撰写了《方言考原》，在沈兼士的指导下，采用右文说撰写了《释江河》，在胡适《白话文学史》课的影响下，走上了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道路。马先生又有幸在迁校至昆明的徒步“小长征”中，担任了著名文学大师闻一多的助手，一路采风问俗，访古探幽，记录汉语方言和民俗。1939年，马先生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又在著名汉语语言学家罗常培、丁声树导师的指导下，专攻汉语音韵学和训诂学。这些丰富而扎实的汉学经历和得天独厚的汉语文研究条件，都为马先生日后成为显赫的国学大师奠定了基础。马先生在1938年跟着闻一多徒步于西南风光旖旎的崇山峻岭时，第一次全面接触和收集各少数民族村寨的民歌、语言、风俗、神话等文化后，从此就和少数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少数民族情结促使他60年前如愿以偿地选定描写语言学大师李方桂作为研究生导师，并且跟着李方桂实地调查云南的撒尼彝语，和当年跟闻一多实地采风时一样，深入少数民族家中记音，师生不畏生活的艰苦，不辞生活的辛劳，也与少数民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1年，马先生的《撒尼倮语语法》毕业论文(后来以《撒尼彝语研究》为名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研究生毕业后，马先生分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事研究工作。1949年又经罗常培举荐，应北京大学的邀请，在东语系任教。凭着马先生贯汉语和数个民族语，又集书面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于一身的博学多才，在北大是完全可以大展宏图的。但是马先生在北大东语系仅仅任教两年，就应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之约，同意借调到刚刚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奠基工作。这一选择，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北大的名望、待遇、科研条件都比民院好得多。据说，时年38岁的马学良风华正茂，仪表堂堂。走在民院的校园里，既可敬又可亲。就是这样一位汉族出身且汉语精深的学者，从此开始了他48年的服务民族语文事业的生涯。在近半个世纪的民院生活中，他有过科研条件缺乏的困难，受到过认为民院水平不高的偏见，遇到过“文革”的冲击等等，但他都泰然处之，淡泊名利，忍辱负重，始终热爱所选定的少数民族语文事业。无怨无悔，从不动摇。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学事业更是白手起家，急需汉语言文学界的帮助指点，也盼望汉学大师们关心培养一些少数民族人才。作为既通汉语语言学，又通语言学理论，还通少数民族语言学的马学良先生深知这种盼望的意义，毅然决然放弃优越的北大条件，来到民院后，就立即投入了创建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的工作。马先生利用自己熟悉中国科学院语言所、民族所和北大中文系、东语系等知名教授的条件，请来各个方面的一流专家来为民院的学生上课或开讲座，使学生大开眼界，大受其益。今天活跃在全国民族语文界的许多专家教授仍然经常回忆着他们当年聆听罗常培、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名师讲课的场景，话语里浸透着对马先生的感激之情。除了请名师讲课外，马先生自己还身体力行，多方面开课，尤其用普通语言学和普通语音学全面训练各民族语专业的学生，为他们在各自的民族语研究领域插上了理论和技术的翅膀。“文革”前，马先生是民族学院最忙的人之一，他是有名的“双肩挑”学者，白天上课，还要担任系主任，处理学科建设等一系列重要事务，晚上吃完饭就要伏案疾书，直至深夜，专心汉藏语系的科研著述。为了使学生有理想的课本作为学习依据，他带领青年教师们主编一系列民族语文的教材，这些后来都成了全国民族院校的权威教科书。马先生除了在北京一心扑在民族语文的教研和管理上外，还经常带队去条件艰苦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采集民族风俗，在田野调查的具体实践中培养学生成才。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科学的春天的鼓舞下，马学良先生尽管年老体弱，力不从心，但仍然展开了他一生中的最辉煌的业务拼搏，开始对几十年的民族语文研究作理论的总结。80年代初，马先生主编出版了《语言学概论》，这本书既有60年代初以来北大主编的《语言学概论》的精华和英语、汉语等语言例证，更宝贵的是，又吸纳了过去鲜为人知的丰富的少数民族语例子来说明语言学原理，使人们耳目一新。这是全国十几本《语言学概论》所不能代替的一本独具特色的教科书。90年代初，马先生主编出版了《汉藏语概论》，这是一部在国际汉藏语研究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巨著。该书结合中国几十年汉藏语调察和研究的实际，把许多从少数民族语中得来的新发现和新规律收入其中，成为国际汉藏语界的一座丰碑。他于1997年主编出版的《普通语言学》，在全国阐释普通语言学理论基础上，重点从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实际中提取一般理论，为丰富真正中国化(不等于汉语化)了的语言学理论做出了新的贡献。马学良先生在少数民族语文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彝语彝文献有专门的研究，凝聚50年心血写出的《彝文经籍文化辞典》，充分体现了他耐得寂寞，埋头苦干，为少数民族文化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另外，马先生发挥自己坚实的文学理论功底和良好的汉语文学才能的优势，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分别创建并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的工作，主持编纂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等经典著作，构架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富有特色的体系。在这期间，他还发表了大量民族文学理论的文章和论文。可以说，马先生为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不仅多路创作，硕果累累，而且善于把汉语文的先进方法，普通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纳入少数民族研究领域，把相关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利触类旁通。这些都已成为今天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法宝，并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财富。马学良先生对从事民族语文研究的年轻一代，从来都是热情关怀，备加扶持，奖掖后学，不遗余力。80年代中期以来，他成为全国民族院校的首批博士生导师后，更加关心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的健康成长。10多年前，青年学者的著作不仅出版难，而且被学术界肯定也难。马先生这时总是以长者的慈爱胸怀，以老一辈语言学家宽厚而严谨的学风鼓励和鞭策他们，并欣然给他们的新书作序，使一些青年学者得以脱颖而出。当时，中央民族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只有三位，民族语言学方面只有马先生一人，如果仅按汉藏语系的方向来招生，那就势必使阿尔泰等语系的青年人才得不到读博的机会。马先生果断地把自己的方向扩大到整个民族语言学，先后招收了学蒙古语的蒙古族博士生，学满语的满族博士生，最近又招收了学哈萨克语的汉族博士生等，加上汉藏语系及民族文学的博士生，马先生把民族语文界的青年人才大都招进自己的门下，使他们受到高层次的科班训练，为他们日后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为他们以后步步登高创造了学位条件。实践证明，这些已毕业和未毕业的博士生都已在民族语文界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作为一名青年语言学工作者，我自己受到马学良先生的扶持和教诲更是令人感动的。只需摘一段马先生为我1993年出版的一本书所作的序言之一段，就可略见他老人家亲切关怀青年成长之“一斑”：“面对赵杰同志的《现代满语与汉语》论文集，勾起我的一段往事。”“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每天一大早，习惯性的迎着晨光到校园散步，经常看到一个青年手捧书本在林荫道上边走边读，朝朝如此，虽各自心照，但从未交谈。或许由于我的职业心理，爱才心切，促使我在一个早晨与他交谈，才知道他是汉语系的满族学生。他憨厚朴实，两眼炯炯有神，言谈中似乎有些怯生讷言。从此，我们经常在校园的藤萝架下的石凳上，质疑学习。……”(《现代满语与汉语》第1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年7月)我于1978年春天考入中央民族学院。记得一年后的夏天，在校园里通过请教学术问题认识了马先生。那时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外系大学生，和马先生这位誉满全校，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老主任攀谈，本身就有点打扰的意味了。但马先生非但没表示烦恼，反倒循循善诱，在某些很具体的汉语音韵问题上不好解答时，就直接说：“我都忘了”，表现了一个大家求真务实，谦虚平等的长者胸怀。198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30年校庆，出了专门的报纸，上面登了我的文章。在校园西侧的马路上，是马先生首先告诉我他看了我的文章，并表示祝贺。作为他这样的老教授，能仔细阅读我这个刚毕业的青年教师的习作，并给予充分肯定，使我既感动又增强了信心。正像马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从此我们经常在校园的藤萝架下的石凳上，质疑学习。”其实哪里是“质疑学习”，大多是他的业务指导和精神鼓励。他和我在一起是输出。正是在马先生和民院罗安源、戴庆厦等老师的鼓舞和支持下，我才得以矢志不移地边任教边工作边考试，考上了北大中文系，读硕士，读博士，并留北大东语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留北大后，我成了北大和民大语言学诸师们来往的“使者”，传送问好、信息、赠书等。北大这边以季羡林、林焘先生为主，民大那边就是以马先生为主了。于是，我跟马先生“质疑学习”的地点就从“校园藤萝架下的石凳上”搬迁到民大教授楼马先生家中客厅的沙发上。由于我在北大东语系任教，更使马先生感动亲切，因为他学习、工作过的北大中文系、东语系和民族学院，也正巧是我学习、工作过的地方，所以每次我来民大拜见马先生，他都格外地兴奋和热情。这10年，除了在国外，我差不多每隔两月就去马先生家中一次，向他传达北大诸师们的近况，汇报我的研究心得，马先生总是善于抓住并吸取北大的先进经验以指导民大的民族语文工作，并力图用自己的优良学风积极影响民大教授和科研的改进。就在这沙发对坐的促膝谈心中，马先生向我讲述了他如何高兴地听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如何在听国民党政治课时作为班长掩护缺课的学生；如何一边抱着孩子躲避日机轰炸，一边看书调查写论文；如何在民院白天从事管理和教学，夜间挑灯科研并一再嘱咐我如何注意身体；甚至如何发现彝语的松紧音、锡伯语的送气擦音等。窗外的花园有时是烂漫的春光相陪，有时是酷署的知了伴奏，有时是秋高气爽的微风徐吹，有时是雪花缀树的冬景助兴。1999年的春节，那正是一个送走旧岁的除夕之晚，撒进窗内那班驳陆离的夕阳余光照在马先生为我赠书《普通语言学》和《新学术之路》而留言的颤抖的手上，也映出了他老人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音容笑貌，没想到这成了我和马先生的最后一面。但在之后的一天，他还打电话，向我推荐民大的青年教师报考我的博士生，我听到他老人家的最后声音，正是在把我这样的刚刚告别青春的学人扶上了马后，又在扶持没有上马的新的青年。培养少数民族青年人才，奉献少数民族语文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马学良教授作为一个汉族优秀知识分子毕生所追求的民族情结!
彝族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阿西等不同自称。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彝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多彩，古时候就对历法和宗教信仰有着深刻的研究，在常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饮食和服装文化，经济也得到了发展。【民族历史】
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彝族少女，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和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汉族、土家族、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等为兄弟民族，皆出自古羌。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
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彝族人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编辑本段]【文化艺术】
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彝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曲调，诸如爬山调、进门调、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哭丧调等。有的曲调有固定的词，有的没有，是临时即兴填词。山歌分男女声调，各地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彝族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月琴、笛、三弦、编钟、铜鼓、大扁鼓等。彝族舞蹈也颇具特色，分集体舞和独舞两类，其中多为集体舞，如“跳歌”、“跳乐”、“跳月”、“打歌舞”和“锅庄舞”等。动作欢快，节奏感强，通常由笛子、月琴、三弦伴奏。
彝族：能歌善舞的民族
凉山是歌舞之乡，彝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
凉山彝族音乐风格古朴，品种繁多，民族特色鲜明而浓郁。民间音乐中的民歌和民间文学关系密切，很多普遍流传的抒情长诗，如《阿莫尼惹》、《阿依阿呷》、《阿惹妞》、《阿丝牛牛》等。都是用歌曲形式传唱的。除叙事性的歌曲外，有结婚时唱的歌曲如《惹打》，火把节唱的歌曲如《都火》、劳动时唱的歌曲如《犁地歌》、《牧学歌》等。此外还有山歌，如布拖高胜山歌、儿歌等。
彝族民歌因地区的不同，其风格也有差异。凉山南部地区的民歌高吭激越，中西部地区的民歌轻柔优美，东部依诺地区的民歌敦厚朴实。过去的彝族民歌，总的说来给人以压抑低沉之感，但其朴素优美的民族、地区韵味十分鲜明。民间器乐不是供作伴奏，而是独立发展，自成系统。引人注目的是它展示的历史时空跨度极大。常见的有口弦、月琴、马布、葫芦笙、胡琴、彝箫、坚笛、唢呐等。此外，吹木叶，即以一片树叶来吹奏乐曲也是彝族人民喜爱的民间音乐。口弦和月琴十分普遍，几乎所有的妇女．无论老幼，襟前都挂着一付口弦，随时可以演奏。口弦是一种独特而简易的乐器，由几片长约七八厘米的薄簧片组成．有竹片和铜片两种，最少的两片，最多的达五六片。竹制的音色深厚、低沉。铜制的音色清脆、秀丽。吹奏时以手指拨动黄片，利用口腔共鸣变化音色。簧片除发出本音外．还发出十分优美的泛音，构成音乐较宽的曲调。月琴多为中青年男子喜爱，其中不乏优秀的民间月琴手。50年代．凉山彝族姑娘沙玛乌芝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奏的月琴．受到热烈赞扬。
凉山彝族的民间舞蹈往往和歌唱、器乐的演奏分不开。民间舞一类是产生于生产劳动中的舞蹈如荞子舞、包谷舞、织毡舞等，大多是模拟劳动动作和表现生产过程。另一类是在节日或在婚嫁欢乐场面中常见的舞蹈如跳锅庄、跳“都火”、对脚舞、被毡舞、芦至舞。有的表现耕牧的勤劳。丰收的欢乐，有的表现征战的勇敢、爱情的追求。
从彝族民间艺术中开出的凉山歌舞之花，不仅在中外舞台上一展辉煌，而且在现代生活中遍地开放。今天，在凉山城乡经常可以看到男女老少手拉着手，踏着民族风味的节拍，欢乐地跳着达体舞。达作是彝语的音译，意为踏地舞或脚踏舞，是在传统的彝族歌舞基础上编创而成的一种集体舞蹈。动作简练明快，音乐悠扬流畅，乡土气息浓郁，时代色彩强烈。80年代一经形成，迅速普及全州并以大西南民族交谊舞的态势，很快向州外、省外推开。在94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上来自国内外的客人和彝族同胞手拉手，围着一堆堆青火．跳在一起，融为一家，场面热烈壮观，气氛亲切感人。
彝族的民族音乐包括歌曲和乐器。
彝族的歌曲有：史诗歌、情歌、喜歌、风俗歌--内中又有喜酒歌、叫魂歌、送鬼歌、巫师调等多种曲调；从名目上分，歌曲有俄、雅、左、格等。“俄”是唱的意思，可以在各类场合中演唱，气氛较为轻松随意；“雅”是一种独唱山歌，演唱者一般为男女青年，多为触景生情；“左”是一种婚礼歌，在举行婚礼大夜晚，由主客双方各出两名歌手边舞边唱；“格”是一种悼念死者时或祭祖活动时演唱的合唱歌曲，一人领唱，众人学唱，歌词由领唱者即兴创作；“毕”是指彝族毕摩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唱的歌，我们称之为宗教音乐，以与“俄”进行区分。音乐则有歌舞音乐、口弦音乐、吹叶子音乐，其中也各有许多曲调。此外，还有多种乐器：月琴是彝族最喜爱的乐器之一，弦普遍为两根，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口弦是用竹质、铜质制成形状象竹叶的簧片，在中间有一簧舌，靠控制呼吸来调节音色；“玛布”是彝族独特的乐器之一，其吹奏特点是利用鼻孔吸气，让鼓腮连续不断送气，可模仿婴儿啼哭，鸟雀鸣唱；葫芦笙和唢呐，多用于吹奏彝族民歌和曲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