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当代各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立法模式的研究作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的一部分,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保障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与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国民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自身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对我国社会保障现状的分析及指标的分析，来评价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
一、社会保障水平及指标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西方国家一般把社会保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标。其中，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实际支出的各种社会保障费用总和。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集中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资源用于提高居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程度。
判断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标准不是单一的，需要考虑的因素有：社会保障制度是否保证了公民具有一定的经济生活水平并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社会保障支出是否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与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保障结构是否与国民经济产业布局相适应;社会保障水平是否有助于促进就业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等。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分析
(一)国内学者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行分散化管理，社会保障水平的统计缺乏规范的指标体系，不同专家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推算也不尽一致。以1994年为例，郑功成教授推算该年社会保障水平为7.13%，加上其他未统计因素，社会保障水平为10%~12%;穆怀中教授的小口径推算为5.09%，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为11.53%，大口径(含住宅投资和价格补贴)高达12.73%。根据穆怀中教授的推算，尽管我国人均GDP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但我国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但不包括价格补贴的社会保障费用总额)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它们60年代的水平并不逊色。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
以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为参照，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比如，1991年，瑞典、英国、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6.4%、31.8%、28.7%。而我国200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8.34%。
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进行比较，2002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当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是5.47%。而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依次为5.5%、8.49%、9.55%。因此，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既不显得过高，也不显得过低。
(三)城乡社会保障水平比较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镇几乎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着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享受以高就业、高补贴、低收入为特征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农村居民仅拥有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以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并未能享受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存在着水平偏低的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城镇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是以牺牲农村的保障水平为代价的。在城乡之间，我国城乡居民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待遇差别极大。比如1994、2001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100倍多。
总的来说，对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判断，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过高与过低并存，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三、保持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的建议
(一)正确处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们 总结 了许多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的 经验 教训所得出的一个正确结论。但是，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保障支出必须依赖经济发展，但并非任何意义上的福利支出都会削弱或阻碍经济增长。 某种意义上的福利支出可能带来经济增长，或为经济增长创造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阶段，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本来很低，加之在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难免回出现失业率上升之类的问题，因此，一定时期内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是应该的。建议我国在目前阶段，适当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不但会为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还可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要辨证地看待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总之，存在着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随着经济发展适度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得大多数人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可以赢得经济和社会更加健康、协调、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8.34%，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这种财政支出结构是不合理的。因此，要发挥财政在筹集社会 保险 资金中的主 渠道 作用，切实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机制。各级财政超收的增量除用于法定的支出外，其余应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险基金。与此同时，要防止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过高于GDP的增长，出现福利国家危机。因此，除了建立GDP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正常支持机制，还要建立二者的动态弹性机制，使社会保障支出随着GDP的增长动态变化，但处于适度区域内。
(三)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当前农村要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为重点和基础，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社会化养老 措施 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由政府出面理顺农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当然，不同地区社会保障的标准、社会保障模式也应有所不同，不能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情况，形成层次分明，标准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发达地区保障程度高一些，欠发达地区保障程度低一些。财政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改变以前重城市、轻农村的状况，提高财政对农村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四)改革城镇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坚持“有升、有降”的方针。取消一些不合理、过高的福利项目，改革工资制度，实行工资货币化;改革一些垄断性部门的福利制度，降低其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投入，增加对城市低保户、无劳动能力者等弱势群体的投入，保证其过上有人格尊严的生活;继续完善城镇基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保证公民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总之，把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控制到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阶段，既达到了保障目的，又把水平控制到一个合理适度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摘要： 文章 把探索视觉转移到解决农民工 社会 保障的新路径—— “土地换保障”，并在 总结 当前 理论 界提出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上创造性地进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缺失 分析 ，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 农村 集体 经济 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作为“土地换保障”的交易中介机构。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新路径;土地换保障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vision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social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to address the new path - the "land for security", in his summing up the current theory of the basic ideas put forward by the community and on steps to carry out a creative way of "land for security" to run the carrier missing Analysi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behalf of the land use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from the transfer of the shares of cooperatives as a "land for security" deal intermediarie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ecurity; new path; land for security
前言
“十一五”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城市化道路，统筹城乡协调 发展 ，构筑和谐社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更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 问题 。解决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有助于打破 中国 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实现城乡协调统一，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 化的进程。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
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上，当前理论界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和争论， 目前 主要有三种思路：一种是仍然将其划归于农村社会保障范围之内;一种是将其归于城镇社会保障范围之列;另一种是另起炉灶，推出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到底是归属城市还是回归农村，还是创新一种新的保障机制，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实际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或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在 实践上都遇到很多现实阻碍。从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分析得知，由于农民工双重的身份性，一方面乡镇 财政资源的有限性和土地保障功能的虚化及农村社会保障缓慢发展，制约了农民工进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另一方面以单位为核心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城市社会保障机制滞后， 企业 因为社会责任弱化导致的用工制度不规范及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抵触、以及农民工较强的流动性而引起执行上的困难、农民工在经济收入上的窘迫、自身可支配经济资源的有限性所导致参保的理性规避等诸多原因，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在现实可行的条件下依旧困难重重。因此除上述三种思路外还有学者没有明确提出归口，积极探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提议应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及最迫切的利益需求，优先建立农民工工伤 保险制度和大病统筹医疗制度，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农民工社会救助机制，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建立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制度，抓紧制定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 法律 和法规，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依照分类分层保障的原则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积极地寻求多种路径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成为大多学者的共识，让社保对农民工来说不再是“镜中月，水中花”，能真正意义分享到应有的各种社会保障。事实上“农民工力争一只脚踏在收益低、预期确定、保证生存起码需求的土地保障上，另一只脚踏在收益高些、风险大、非生存起码需求的非农收入上”，[1]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具有双重收入来源，存在的经济基础很特殊：一方面脱离了 农业生产逐渐市民化，在城市则可以在非农行业就业，另一方面，农民工与农村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他们在农村留有一份土地，在城市谋职的风险性以及社保的严重缺失等所导致返乡的极大可能性，宁愿抛荒也不愿意放弃这惟一的保障，仍把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因此，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个循环渐进的过程，上述几种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都忽视了现阶段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 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认为研究这个问题是有战略意义的，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会大大有利于农民向城镇的转移，有利于城市化、 工业 化的实现，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
二、“土地换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新路径
在《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中指出，农民外出务工期间，所承包土地无力耕种的，可委托代耕或通过转包、出租、 转让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但不能撂荒。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或限制，也不得截留、扣缴或以其他方式侵占土地流转收益。[2]这就给流转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提供了政策依据。事实上，在国家近年出台系列减免农业赋税及加大农业投入和农业补贴等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农业政策下，许多农民工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土地就委托给亲戚邻友耕种或者转包、出租给其他人代理，从中取得一笔收益，但收益不多，只是当家用补贴。对经济收入较低的农民工来说，觉得有利可图就将土地出租出去，钱一点是一点，总好过撂荒。那么如何将农民工在原属地的农地更好地利用起来，并且将社会保障联系起来就是个难题了。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保障权威专家龚维斌在“完善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建立”的记者专访中就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既要借鉴国外的 经验，也要立足国情，构建一个‘低保障，低水平，广覆盖，重实效、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挖掘和利用传统社会保障资源。”这就给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提倡“土地换保障”制度的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寻求农民工社会保障路径的探索视觉转移到现在农村惟一有较大增值价值和财力功能的就是土地，从开发和挖掘农村传统的社会保障资源来寻求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困境的路径，最终目的为建立针对农民工独特身份和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铺路，从而推进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土地换保障”通过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填补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空缺，成为一种切实可
行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创新路径，很好的解决了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延续，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提供了启动资金。农民工因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获得了相应的收益，从此代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实现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换，逐步实现市民化，并且推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发展。
三、“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浅析
(一)“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 分析
从 “土地换保障”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来看，“土地换保障”的实质或核心是承认农民在让出承包土地或被征用土地的情况下，应当获得某种补偿，并且这种补偿应当被用来为其建立 社会 保障。那么这样一种用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的方案设计到底有没有充分现实依据呢，陈颐同志进行深入 研究 对农民工选择“土地换保障”这样一种从土地社会保障向 现代 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方案设计进一步补充了相关依据，论证了“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的可行性。[3]另外，曾详炎等同志在可操作性上进一步研究，认为在这个制度安排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一些 问题 ，如会遇到初始永佃权的定价问题，可能出现的侵占 农业生产资金问题、土地市场评估成本问题、地区之间地价与社会保障水平不平衡问题以及土地私有化问题等，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4]然而笔者发现其中还没有学者注意到运行载体的缺失问题，在方案设计中提出具体运作办法时有学者认为，对放弃 农村 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可直接参加农民工社会保障，并以农村土地使用权折算为一定年数的个人帐户积累额，促进农民工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社会保障的平稳过渡。[5]另外有学者提出，农民工到城镇就业或进入城镇定居而无力耕种土地的时候，让出其原先承包的土地，由转包者按国家统一标准替 转让者缴纳一定数量的 经济 补偿，使其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障。当然这部分经济补偿也可先交付国家 财政，但国家必须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承诺将这部分农民纳入城市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6]由此可以看出，“土地换保障”整个运行过程中交易中介机构的研究是缺失的，有的只是笼统指出由国家责任强制为其纳入社会保障，有的直接由土地经营权的转包者支付农民工参保费用。我们知道，农民工只在乎现期收入，他们参保的意识非常薄弱。对他们来说，增加他们的收入最为切实，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同承包者私下商量好将社会保障的提取费用直接转化为货币经济补偿，这就要求国家赋予有关监督机制的制约。而如果设立国家的监督机关来监督承包者从转让农民工土地使用权获益中提取农民工社会保障费用的行为，则加大了“土地换保障”制度的成本支付，这就提出了在实行“土地换保障”方案中其运作载体的缺失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及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
根据孙雷、陈波羽中的研究，他们在针对失地农民设计的“土地换保障的逻辑框架” 中指出失地农民通过放弃土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后，一部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失地农民办理养老、医疗、失业等 保险，一部分作为失地农民的货币收入，成为市场人的物质基础，另一部分则用作对失地农民的培训，使得他们具备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基本技能。可见这里代表耕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成为交易的中介机构，作为失地农民与征地方交易的中间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被征用耕地的交易获得的收益，用来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7]由此可以推广到 “土地换保障”中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交易中介机构。这个思路也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要有党和国家的强力推动，更需要发挥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策精神 。另外笔者认为为避免由村集体包办，应与现行的 中国 行政机构体制改革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正在农村推行村务公开的民主 管理制度相配套，特别是农村集体组织从农民工土地转让费当中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提取应该向村民公开，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和监督村里的事务。保证集体经济组织运行应有的效率与公正。
而原有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模糊、人格化的出资者主体缺失、决策独断、监督不善、分配随意等种种制度性缺陷直接 影响 到保护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利益，研究表明迫切需要从产权制度改革上破除。现阶段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以村、组为对象，在制度安排上多采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从转制后的组织形式看，其定位不同，既有股份合作制 企业 ，也有股份制公司，以及股份合作社。有学者进一步研究，现阶段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定位，以及转制后的实际功能和作用都与政府行为有直接关联。两者要在今后的改革和 发展 中相互调适。其中第一条指出转制后的组织功能就与社区成员的社会保障管理有关，是按照公共产品供给非歧视性原则，对于集体资产所有者的社会保障成本，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扶持，并全额承担“城中村”或“村改居”成员的社会保障费用。[8]另外深入到股份合作制中土地股份合作的研究，土地股份合作的形成是在村委的引导下若干农民自愿组织，组成合作社，农民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和管理，实行“土地入股，集约经营，独立核算，按股分红”。其股份合作社在年底取得的收入扣除必要的成本费用后按股分红，同时合作社按每股每年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农民工进城务工，也可以通过股份合作形式将自己在原属地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这样一来他们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仅长期不变，而且还有股权收益，吃了“定心丸”，也 自然 安心进城从事二、三产业。[9]将上述两个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研究，笔者认为可以按照“土地换保障”的思路，通过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在土地与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两者之间架起联结通道，股份合作社在农民工向合作社入股期间在按每股每年强制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的基础上强制提取一部分基金作为农民工建立现代社会保障的启动资金，保证其进城后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水平不一，这种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转形式主要出现经济较为发达，大部分农民已转移到从事非农产业的沿海地区和发达内陆地区，如广东、江浙、辽宁、山东、湖南等地。而
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由于受到地域、经济水平等因素制约了土地的流转，也就很难形成土地股份合作这样一种土地规模经营方式。因此在考虑原属地在较为贫困，并且零星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比较严重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实施“土地换保障”中架构其运行载体时，笔者认为有待于政府(下转第24页)(上接第22页)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并且政府在其介入的作用成分相对发达地区对股份合作社要多一些， 值得我们更深入研究。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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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长效稳定的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机制。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核心和关键。本文回顾了我国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机制的历史沿革，阐述了当前建立社会保险资金长效稳定筹集机制的迫切性，提出了建立长效稳定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机制的具体对策。
（中经评论·北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相应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几个方面，其中社会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部分。社会保险制度被誉为国家安定和社会稳定的安全网，是经济发展的“减震器”和“助推器”。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撑，因此，建立起适应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求的长效、稳定的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机制，确保社会保险资金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持续稳定增长，是事关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大事。
一、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及其资金筹集机制概述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保险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为保证社会保险制度的运转，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机制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银行代扣劳动保险金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起步。范围主要涵盖国营、公私合营、私营及合作社经营单位。企业须按月向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定的国家银行缴纳劳动保险金，保险对象为城镇企业职工，但职工个人不负担任何社会保险费用。这是一种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不分险种的“一揽子”保险计划，传统称为“劳动保险”。当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实行直接控管，银行严密地控管着企业单位的经济活动和资金运行，很大程度上承担着政府赋予的监管企业的行政职能，在广覆盖和强制性等方面无疑都具有相当的优势，所以当时劳动保险金的筹集由银行负责代扣。
第二阶段：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社会保险费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根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需要，党中央和国务院适时提出了城镇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要求。1 984年，无锡等部分地区开始试行了国有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建立工人养老保险基金，并实行企业支付与个人缴费相结合的方式，此时还是实行银行负责代扣.存入专户。但从1 986年起，国家开始逐步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对养老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社会保险费用由国家、单位、个人共同负担。此时，按照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要求.银行逐渐还原其金融企业的本来身份，原来所承担的监管企业经济活动的行政职能随之消失，如果再通过银行代扣社会保险费已不现实。而此时劳动部门负责企业劳动用工计划和工资管理，控制着企业的职工人数和工资基数。在这种情况下，劳动部门开始走上了社会保险费征管第一线，社会保险基金的征收、管理和支付全部由劳动部门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
第三阶段：税务机关逐步介入社会保险费征管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快速发展，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适应经济社会这一发展变化的要求，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完善和规范社会保险制度，对各项社会保险制度作了根本性改革。1995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规定我国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失业保险制度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覆盖范围扩大到国有、集体、私营、个体、外资及事业单位的所有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启动，工伤、生育保险通过改革试点逐步扩大。这时，个体、私营、股份制、外资经济雨后春笋般涌现，企业员工流动性大大增强，企业劳动力的管理已经基本靠市场供求来调节，工资也大部分由市场确定，劳动部门对劳动用工计划和工资控管的职能逐渐弱化，对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已显得力不从心，征收管理能力随之大打折扣，对已参保单位和人员的费源控管乏力，而且对企业社会保险费实行差额缴拨。的征缴机制已不适应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要求，社会保险费收缴率处于较低水平.大量应收资金收不上来.许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以及社会灵活就业人员游离于社会保险制度之外，社会保险基金收支不平衡现象较为普遍.基金的支撑能力下降，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负担日益加重，已严重影响社会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转。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地区的政府为强化社会保险费的征收，缓解社会保险基金巨大的支付压力，将社会保险费征管工作交给征收力度大、征管基础较好、组织收入经验丰富的税务机关征管。1995年前后，武汉、宁波两地政府决定将企业和有纳税义务的事业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交给税务机关征收，税务机关由此开始介入社会保险费征管工作。上述两地的社会保险费移交税务机关征收后，很快就扭转了社会保险费征收乏力的局面，收入规模迅速扩大，缓解了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矛盾。
1998年初，财政部、劳动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暂行规定》（财社字[1998]6号），规定基本养老保险费可以由税务机关代征，浙江、云南、安徽、重庆等省市在全省（市）范围内先后实行由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办法。为了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险费征收力度，1999年初，国务院颁布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259号令），明确规定“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可以由税务机关征收，也可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此后，由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的范围逐步扩大。目前全国已有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海南、云南、重庆、陕西、甘肃、青海等1 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厦门、宁波两个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负责征收全部或部分社会保险费。
二、当前建立长效稳定的社保资金筹集机制的迫切性
（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社会公正、协调社会利益、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目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一方面，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水平不断提高并趋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诉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跨过人均GDP1000美元的门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加快，由此带来的城乡差距加大、收入分配不公、就业和再就业难度增加等问题日益凸现。因此，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就业与再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实现上述目标，必须要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和保障，因此，建立长效稳定的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机制，使政府有可持续稳定的财力保障社会保险制度顺利运转，使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可靠的社会保障，才能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不断激发劳动者的创新能力，不断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迫切要求
社会保险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但总体上看，法律层次较低.政策不统一、不规范，特别是从社保资金的筹集机制看，还缺乏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效力的、规范的法律规定，普遍存在征收机关权责不一致、执法力度不强的问题.影响了社保资金的有效筹集，社保收入难以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因此，加快社会保险法制建设.建立长效稳定的社保资金筹集机制.以法律形式规范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和管理，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迫切要求。
（三）是适应农村城镇化、就业形式多样化的迫切要求
我国现行社会保险覆盖面仅限于城镇、工矿区。而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有1.5亿～1.7亿人.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将持续存在。按人口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测算，今后20年将有3亿农村人口陆续转化为城镇人口，由此会带来大量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同时.新形势下我国就业格局呈现分散化、流动性强的特点，涌现了大量的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而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主要以“单位”为服务对象，使得大量的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及灵活就业人员游离在社会保险体系之外。再加上法规体系不健全，执法力度不到位，大量企业漏保、企业主选择部分职工参保的现象十分普遍，使得本应在社保覆盖范围内的人员也没有应保尽保。仅从参保人数最多的养老保险看，截至2006年底的1.86亿参保人员也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4.31%.低于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20%的最低线。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大社保资金筹集力度，稳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逐步将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和城镇各类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因此，建立长效稳定的社保资金筹集机制是适应农村城镇化、就业形式多样化的迫切要求。
（四）是缓解财政风险的迫切要求
社会保险的财政风险主要表现在养老保险风险上。由于全国大多数地区养老保险实行市（县）级统筹，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的互济功能，而只能由财政来“兜底”。几年来，为保证社会保险基金按时足额发放，来自各级财政的当期补助日益增加，尤其是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转移支付补助已由2000年的298.65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729.31亿元，2000～2005年累计达到2940.49亿元。。与此同时，地方各级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也在逐年加大。但对于财政而言，更大的压力在于规模庞大的个人账户空账和巨额的历史欠账。1 997年以来，各地没有做实个人账户，无法割断统、账基金之间的联结，锁定统筹基金的债务。一些地方为满足当期支付需要，大量动用“中人”和“新人”积累的个人账户养老基金.个人账户空账规模不断扩大，全国各地合计空账已达到至少8000亿元，需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弥补空账给各级财政带来的巨大压力。况且，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转型过程中，已经产生了3万亿元的隐性债务，还清债务需要30～40年时间，今后国家财政每年至少还要拿出1000亿元。社会保险资金缺口，已经成为引发财政风险的巨大隐患。建立长效稳定的社保资金筹集机制，就是要尽可能通过当期筹集的资金来满足当期的支付需要，减轻各级财政当期对养老金的补助额负担，使得各级财政有能力逐步加大对个人账户空账和历史欠账的弥补力度。因此，建立长效稳定的社保资金筹集机制是缓解财政风险的迫切要求。
三、建立长效稳定的社保资金筹集机制的建议
（一）加快推进社会保险法制建设，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险政策体系
1.必须提高社会保险立法层次。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应加快研究出台社会保险法，明确社会保险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法律关系。同时，国务院应清理规范现行的各项社会保险政策规定，尽快制定和颁布与该法相配套的一系列条例，以保证社会保险工作有法可依。
2.必须规范和统一社会保险有关政策规定。一是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应将城镇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各类所有制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及其职工，以及个体工商户、各类自由职业者、进城务工人员都纳入社会保险参保范围，并逐步将农村纳入进来，最终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险体系。二是统一缴费基数。要明确和统一各项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特别是要明确作为缴费基数的工资总额范围和口径。其中，要分别制定统一的社会统筹和个人缴费基数政策，建议个人缴费基数按照个人申报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金所得计算，单位缴费基数按单位申报的工资、薪金支出总额计算，并结合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工资总额进行复核。三是统一缴费比例。在逐步提高统筹层次的基础上和保证收支平衡的前提下，逐步统一各险种的缴费比例，改变地区间和行业间缴费比例不一致的格局，公平企业负担水平，增强政策的稳定性。
3.必须以法律形式赋予征收机关必要的强制手段。加快修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9号），赋予征收机关在社保费征管中有权依法对缴费人采取查封、扣押、拍卖资产及银行扣款等强制手段，并相应调低滞纳金比例，彻底解决征收工作中执法手段不强和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
（二）尽快明确税务机关为社会保险费惟一征收主体，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险费征管体制
1.尽快明确税务机关为社会保险费的惟一征收主体。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一是有利于真正落实收支两条线原则，确保社保资金安全：二是有利于扩大参保覆盖面，加大社会保险费征收力度，减轻财政的“兜底”压力；三是有利于充分利用政府现有资源.节约行政成本；四是有利于方便缴费人税、费统缴，减轻缴费人事务性负担和遵从成本；五是有利于加快政府从管理型职能向服务型职能的转变，社保经办机构可以从繁杂的征收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做好个人账户的管理、享受待遇资格的认定和社会化发放工作，提高社会保障服务水平。因此，建议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明确规定税务机关是社会保险费惟一的征收主体，实现税务机关对社会保险费五个费种的统一合并征收。
2.完善征管职能。在统一征收主体的同时，也要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赋予税务机关完整的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明确其享有缴费登记、接受缴费申报、核定缴费基数、费款征收、检查处罚等与征收工作密切相关的职责，充分发挥税务机关掌握费源、便于核实缴费基数等组织收入的优势，促进社会保险费收入的快速增长。
3.优化征管模式。探索实行以信息化网络为平台.以缴费人自行申报、自核自缴为基础.以查账评估、重点稽查为手段的征管模式。其核心是通过缴费人自行申报、自核自缴，明晰缴费人和税务机关之间的法律责任，提高缴费人的参保意识。要按照“税费一体化管理”的总体思路，将社保费比照税收进行管理，统一征管信息平台.规范征管业务流程，在费源管理、缴费评估、分类管理、缴费服务等方面，积极借鉴税收征管中行之有效的征管制度和措施，不断加大征管力度，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同时，要严格执行社保基金财务管理制度，统一推行社会保险费直接缴入国库的方式，确保资金安全。
（三）科学合理划分部门职责，建立高效的分工协作机制
在统一征收主体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划分各部门的职责，建立“政府领导，税务征收，财政管理，社保支付，审计监督”的高效的分工协作机制。
1.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相关职责。劳动保障部门作为社会保险的管理机构，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负责政策、制度标准的制定工作。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进一步整合，集中精力做好社会保险登记、个人账户的管理、享受待遇资格的认定以及社会化发放工作，提高服务水平。财政部门负责编制社会保险预算，负责社会保险资金的管理、拨付.并承担对社会保险资金的征收及支出使用的监管职能。税务机关行使独立自主的征收职责.确保收入及时足额入库。审计部门依法定期对社保资金的征收、使用、管理情况进行审计和检查。
2建立健全协作机制，切实加强部门配合。各部门在职责明确的基础上，要各司其职、协同配合，提高整体行政效能。要建立固定的协作会议制度，定期交流、探讨和解决征收管理中的难点和问题。必须建立严格的收入定期对账制度，保证账账、账款相符。
3.推进信息化建设，实现资源共享。税务机关、财政、劳动保障、国库、社保经办机构等相关部门之间要建立和完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及时传递和反馈保险登记信息、征收数据、入库信息等，提高各部门信息利用效率，共同做好社保费征收管理工作。
（四）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的全过程监管，建立有力的监督机制
建立健全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体系，确保社会保险资金的安全。
1 切实发挥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的作用。要把各级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设在同级人大相关专业委员会，有关部门要定期向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报告社会保险资金的征收、管理和使用情况。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要对各部门的职能履行情况进行评定，并定期予以通报。
2重点加强审计、财政部门的监督作用。审计部门要将社保基金审计列为定期开展的重点工作，逐步将过去以社保基金使用情况的事后审计为主转向对社保资金的全程跟踪审计，通过审计促使各部门不断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健全自我约束机制。财政部门要重点加强基金收支两条线和基金支付，使用的监督。同时，各有关部门也要形成相互监督的机制。
3.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各有关部门要按照“隐蔽权力公开化、集中权力分散化、资金分配程序化、审批事项制度化”的总体要求，赋予参保单位和人员的知情权，要定期向社会公布社保基金的收支使用情况，主动接受全社会和新闻媒体的监督，有效地调动社会成员对违反规定情况进行监督的积极性，维护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
在上述目标逐步实现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保险费改税、开征社会保险税则是水到渠成之事，届时可以在社会保险资金筹集及管理体制不做大的调整的情况下，从费平稳过渡到税。可以说，开征社会保险税，以“税”的形式筹集社保资金，更有利于社会保险筹集机制的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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