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男女在言语交际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试从话题、话语量、话语控制三方面阐释言语交际的性别差异,并从跨性别文化交际的角度分析原因,并对如何进行有效的跨性别文化交际提出建议。
关键词:言语交际 性别差异 跨性别文化交际
基金项目:华北电力大学2008年校青年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0821006)
一﹑ 引言
男女在言语方面的差异一直是令人文科学家深感兴趣的课题之一。作为一种语言的社会变体,男女语言的差异也许是人类语言差别最古老的形式。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别以及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不同的性别文化导致不同的交际模式。本文将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言语交际的性别差异放在跨性别文化交际的框架内进行研究。
二﹑ 言语交际的性别差异
语言与性别研究近年来的发展表明,该项研究的重点已经由过去重视语言内部的性别标记非对称和语言运用的各个层面所发生的性别变体现象转到了交际中的言语风格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质。所谓两性的言语风格,正是两性对语言手段的不同选择和组合运用所形成的不同特点。语言学家对社会交往中话语状况的考察表明,在话题选择、话语量大小、话语控制方面,男女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将一一探讨。
(一)话题
两性兴趣的差异导致话题的差异。研究者发现,男人交谈的话题集中在体育、新闻、工作等, 女性之间爱谈论的话题是个人思想感情、家庭和与其他人的关系。
男女在交谈话题上的差异的结果之一就是导致了一种主要的两性之间的交际失误,即同情与解决。每个人都会碰到问题,差异就在于当别人告诉我们他的问题时,我们是如何回应的。女性趋向于在听到别人的问题时,反过来将自己的问题告诉别人,她们以此表明理解对方所处的情况并对其表示同情。与此相反的是,男性更倾向于将问题看成是别人寻求帮助的一种请求。因此无论是否可行,他都会提出一个解决方法。(Deborah Tannen, 1990)
研究者在200名苏格兰斯特莱斯克莱德大学的大三学生中进行了问卷调查。这些学生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专业,100名男生,100名女生。受试者想象他们的异性朋友在电话中向他们抱怨室友的问题,受试者从给出的选项中选出他们可能的回应。如:异性朋友在电话中抱怨:“My housemates are really annoying me. They never wash their dishes!”
回应:
A: Why don’t you have a house meeting and discuss it? (advice)
B: I know how that goes. I have the same problem. (sympathy)
C: That’s too bad. Why don’t you tell them to do it. (both)
D: Oh,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at? (neither)
A选项why not结构的使用表明提出解决方法和建议。B选项表明说话人的同情。C选项二者兼有,D选项是一种中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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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选择A 提出解决方法的男性要多于女性,而选择B表达同情的女性多于男性。这个结果和Tannen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选择兼有同情和解决方法的回应的受试者男性32%,女性28%。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男女两性的话语风格差异呈逐渐缩小的趋势。
(二)话语量
对于话语量的大小,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女性说话比男性多。以下俗语反映了这种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英格兰:A woman’s tongue wags like a lamb’s tail。法国:Foxes are all tail and women are all tongue。
然而语言学家的研究表明女人并非真的话多。Swacker (1976) 对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情况录音进行分析。他发现占总数42%的女性与会者提交了40.7%的学术论文,但是在主动发言和讨论中,女性话语量只有27.4% 。 男性往往在那些公共场合或者公共语境下更能说会道,而在亲密情境中会陷入沉默寡言或自言自语。女性往往在比较亲密的小圈子里更健谈,而在较大的正式场合或者公共场合却沉默寡言。
(三)话语控制
打断(interruption)指的是前一个说话人还未说完之前,下一个说话人就迫不及待地抢过话轮开始说话。它违背了最基本的一条会话原则—-连贯性。它是对交际话轮转换原则的违反,使正常的会话模式被破坏,使前面的说话人无法继续交流,严重威胁了说话人的面子,有可能出现说话人合作中断,会话无法进行的情况,因此是不礼貌的。West 和Zimmerman(1983) 曾就不同性别的人打断对方谈话的行为做出调查后发现,男性打断别人谈话占75%,而女性打断别人谈话却只占25%。这不难看出,男性远远比女性习惯于打断别人的谈话。研究者在英语课让学生分组讨论15种生活的压力(比如离婚、家庭成员去世、失业等)并根据它们对生活的影响大小程度进行排序。以下是一个录音片段:
(“/” 代表停顿。方括号“[”后的话语代表谈话双方同时开始说的话。)
Wang (男)打断Li(女)
Li: you still thinking/[ I don’t like my family die… yeah
Wang: yes[ you feel depressed but no in such great depressed but not as you/you have cancer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在上述对话中,女生表达家庭成员的去世带来的压力,男生不仅打断了她,并且提出不同于女生的观点:更大的压力来自自己患了癌症。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打断谈话表明了权利和支配,打断谈话者获得了交谈的控制权。两性会话中,男性总是在打断女性的话。通常情况下,谈话被他人打断时,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感到不满,他们采取反击措施的可能性更大。由于女性交往时建立在相互维护的基础上,所以她们对话题的控制欲较低,彼此的合作性更强。
三﹑ 言语交际性别差异的原因分析
语言学家们对于差异给出了各种解释。West(Zimmerman and West 1975) 认为,男性在言语行为上的控制地位和他们在社会中享有的权利是一致的。频繁地打断对方以及对话题的控制是男性权利的一种表现。Fishman (1978) 认为,尽管社会权利在两性言语交际中有一定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男女不同的性别角色。由于社会要求不同的性别角色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男女话语交际中习惯采用不同的模式。Susan Harding (1975) 通过对西班牙男女言语交际行为的研究发现,男女具有不同的成长经历,在习得不同的性别文化的同时,形成了与性别文化相应的性别语言
研究跨文化交际,人们往往侧重于泛文化背景下的群际或人际关系。然而,就文化结构本身而言,除了广义的文化之外,还有很多的亚文化群体。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分析基础的群体就是性别亚文化群体。亚文化即具有整体文化的基本特征,如语言、行为模式等,又具有自己独特的群体特征(关世杰,1995)。来自不同亚文化群体的男性和女性的交际活动属于跨性别文化交际的范畴。受不同的亚文化影响,男女两性习得不同的言语交际模式。
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和对待言语交际上的性别差异就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误。进行有效的跨性别文化交际,首先,要了解差异,正视差异。在言语交际中,只有熟悉自己和对方的交际风格会话意图才能取得最好的交际效果。但同时也要排除性别定型观念。性别差异实质上是社会文化所赋予个体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传统的性别文化特征正趋于淡化。因此,要以开明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面对各性别主体之间的差异,进行有效的跨性别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1】 Deborah Tanne. 1990.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 【M】. New York: William Marrow.
【2】 Swacker Marjorie. 1976. ‘Women’s Verbal Behavior at Learned and Professional Conferences.’ In Betty Lou Dubois & Isabel Crouch (eds.) The Sociology of the Languages of American Women. 【M】. San Antonio: Trinity University. pp 155-160.
【3】 West Candace and Don Zimmerman. 1983. ‘Small Insults: A Study of Interruptions in Cross-Sex Conversations between Unacquainted Persons.’ In Barrie Thorne, Cheris Kramarae, and Nancy Henley (eds.) Language, Gender and Society. 【M】.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pp 103-117.
【4】 West Candace and Don Zimmerman. 1975. ‘Sex Roles, Interruptions, and silences in conversation.’ In Barrie Thorne & Nancy Henley (eds.) Language and Sex: Difference and Dominance. 【M】.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5】 Fishman, P. 1978. ‘Interaction: the work women do’. 【J】. Social Problems, 25/4, 397-406.
【6】 Susan Harding. 1975. ‘Women and Words in a Spanish Village.’ In R. Reit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7】 关世杰. 1995. 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超女文化现象解读论文
论文关键词：“超女”现象文化工业后现代
论文摘要：“超女”现象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出现的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符合后现代文化的主要美学特征；“超女”现象背后隐藏着不可回避的后现代文化机密，是科技发展、市场驱使以及意识形态进行权力控制的结果，超女和文化资本家是最大的受益者。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和西方后现代的涌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后现代文化语境。有学者指出:“在当代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不能将它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等同起来，但它毕竟在当代中国的历史画卷上显山露水。}.t}7ysz}如果说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文化工业”的出现，而“文化工业”的出现，是文化产业化、商业化的必然结果，那当下便可称为商业化时代，“超女”现象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应运而生。从2005年到2006年，“超女”在娱乐节目中遥遥领先，到目前为止，在一片裹挟着谩骂与赞美、唾弃与追捧、抵御与张扬、漠然与狂热的声浪之中，超女依然红红火火，其范围之广阔、声势之浩大、参与之热烈，比20年前的摇滚热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文化领域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奇迹。
要揭示超女现象背后的本质，窥见这一被闹得沸沸扬扬、如火如茶的文化现象的所有秘密，就必须以对当代审美文化基本矛盾的审视为前提。当代审美文化是在现代商品社会形成的、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这一文化形态与以往相比，存在着两大基本矛盾:“经济冲动与文化冲动的对立，科技含量与人文含量的抗衡”。moz2n0“当代审美文化正处于经济与文化、科技与人文这多种冲动力的拉扯、争抢和劫夺之中，它被扭曲、变形和撕裂，显得进退失据、摇摆不定，表现出种种特有的文化现象”，[1](224)“超女”这一文化事件正是在工业化生产技术和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在后现代社会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文化的商品化或商业化倾向以及科技理性对文化理性的侵蚀成逐渐扩大之势。滋生于后现代土壤的超女奇观从各个环节来看，都符合当代审美文化作为消费文化和快餐文化的特征。
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时代，“从文化的运作体制来看，当代审美文化与以往相比有一个Ig}度的大转弯，那就是从生产本位走向了消费本位，从卖方市场走向了买方市场，从生产型文化走向了消费型文化。;[1](241)超女文化正是在大众传媒、文化策划人、参赛者和消费大众的“合力”打造下的一种消费型文化。它以市场需要为本位，以经济效益为杠杆，最终走向世俗化，包括审美的世俗化和审美价值的世俗性;具体则呈现为模式化、平面化、浅表性、拼贴与碎片的审美特征，媚俗、趋从、附和的低俗化倾向。文化工业拥有巨量的资本，它调动了语词、图像音乐等感性成分投人到文化制作之中，赋予其非凡的占领市场、占有大众的力量。在整个制作过程中，真正绝对的“主人”是资本，是资本决定了选择什么样的内容，打造什么样的明星。借助电视传媒的作用，超女在一夜之间迅速成名，大红大紫，李宇春、周笔畅等人一时间变得炙手可热、身价不菲;文化资本家也因此赚足腰包，喜笑颜开，彰显出超女文化作为一种消费文化的巨大的商业价值。超女、“粉丝”、媒体、文化资本家之间形成一个文化场域关系，不同的主体之间相互依存，借助这些相互依存的主体和关系，利润不断激增，最大的受益者当属超女及其所在的娱乐公司，“粉丝”、媒体是促成利润激增的有效因素。
弗·杰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中的基本主题就是“复制”。fzlnvb>0在我国，一档娱乐节目成功后，大量复制的节目就会接踵而至。从湖南卫视打造超女首获成功、创收视率新高之日起，各家电视台纷纷效仿，什么“超级童声”、“超级模仿秀”、“我型我秀”、“造星梦工厂”之类的娱乐节目层出不穷。有报道称，湖南卫视继超女之后，又提出“超级男声”的炒作计划，结果因为语义上容易制造歧义而被广电总局毙掉。据说制作商们仍不死心，又推出了“大男声”。这些换汤不换药的节目，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究其实质，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陈腐老套、因袭成风是其主要倾向。就是“超女”的创意，也是从国外“泊”来的洋时尚，是借鉴前两年英美两国两档分别叫做“流行偶像”、“美国偶像”节目而来的。这些娱乐节目的模式化、类型化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如同从一个流水线上生产出的产品。
瓦尔特·本雅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机械复制时代”文化面临丧失“韵味”的问题。其原因在于技术的逻辑侵人艺术的逻辑，导致艺术本性的消解。这类在商品社会氛围和现代科技条件下生产的类型化产品，是被称之为“类象”的仿制品，它大大降低了文化的人文含量，其中夹杂着明显的实用功利目的。正如弗·杰姆逊所说:“我们可以说类象的特点在于其不表现出任何劳动的痕迹，没有生产的痕迹。原作和摹本都是由人来创作的，而类象看起来不像任何人工的痕迹”。}zlo9}0)而艺术和文化的生命就在于它的个性和独创。这种相互抄袭、以商业利润为其目的的超女类文化娱乐节目，却表现出与此相反的特征:模式化和无风格化。尽管舞台上众位超女使出浑身解数，张扬自我，无论是李宇春的中性化青春风格型，还是张靓颖的美丽派清纯风格型，都是力求在与众不同中秀出自己的风采。尤其是走“去性别化”路线的李宇春，掀起一股时尚狂潮，被称为是“跨性别主义的胜利”。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后现代语境中的许多东西似乎是充满矛盾的，其自我标榜的反传统、个性化、独立性的初衷与其追逐流行时尚的行为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追逐时尚本质上恰恰就是从众，越是跟着时尚走就越是容易导致自我个性的迷失。与此同时，超女们在一唱成名的诱惑下，其个性表现最终也不过是顺随策划商的商业目的和大众的审美要求的`幌子，难以真正有所作为。 后现代社会的传媒技术如麦克卢汉所说不仅是人的延伸、主体的延伸，而且更是主体的决定者。无论是哪个超女，其超人之处还在于速度之快以及“粉丝”的推波助澜。众多“超迷”们视自己为超女的超级粉丝为荣，不惜颠沛流离之劳苦，不计倾家荡产之代价，不顾神圣不可侵犯之尊严，一时奔走呼告于超女的各大海选、决赛和演唱会之间，对其顶礼膜拜，甚至殉身以示忠诚，一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姿态。当欲望对象赤裸裸地直陈于超迷们的面前时，它以巨大的诱惑唤起人的占有欲，使人淹没于感官享受和欲望满足带来的狂喜之中，在极端的虚幻中自我麻醉。在审美激情与审美匾乏相持下的消费文化活动中，作为参与者，受众与其说是在张扬他者，不如说是在自我表演;与其说是在为他者造势，不如说是对自己呐喊。这实际上制造了一种平等的幻象，给予主体以自恋的快感。文明的发展或者后现代性的发展总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憾与不满，当人的空虚、浮躁、焦虑的心情无处宣泄且又无法进行弥补时，只能以替代性的自我安慰作为本体的缺失之象征，不过这种弥补愈媚俗，本体性欲望的失落就愈深刻。就超女来看，与精英文化相比，超女不过是浅表的通俗文化现象，它的目的是盈利。其消解理性、磨平深度的后现代特征，使其对于大众的精神满足也只能是暂时性，甚至是一种虚幻的满足，它引导狂热却并不在乎结果，所以无法深人到欲望本体之中，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撑。
许多研究者指出，后现代主义一个重要特征在于无边界性，即一句流行的口号:“跨越边界，填平沟壑},。}t}}tss}0文化的这种无边界化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界限的消失，文化全面进人了大众的日常生活。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大众化使审美表达和审美载体变得自由和不拘一格，审美表达其实就是欲望表达和欲望消费，后现代社会的欲望消费呈万花筒状。当欲望消费多彩多姿时，主体欲望看似充盈与丰盛，但是却与匾乏相伴而生。因为主体被欲望化，主体性的张扬其实意味着主体性的消失，审美的解放其实意味着审美真正解放的不可能。超女到底超与不超，超女的形象和资质到底如何已经无足轻重，超女是一种能指，众多超女和超女的海选是能指之网，没有谁过多地去追究超女的美与丑，超女到底该不该取缔，即使有人批责，也依然无碍超女的照常演绎。既然无与伦比的丑与变态(比如网络红人芙蓉姐姐、水仙妹妹等等)都可以成名，都可以赚钱，那么超女又为何不能呢?所以能指本身所代表的所指意义已无足轻重。游戏的过程能持续多久，能指有多少个，这是文化资本家和超女最为关注的东西，“粉丝”无非是一群甘愿被利用的能指。因为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人所共知的秘密—利润的牟取。
审美文化的日常化、世俗化是否意味着大众掌握了文化话语权，可以自由地选择、主宰文化呢?表面看来，超女的海选、决赛的程序和结果是公正、公开和透明的，因为整个角逐都是所谓的“零门槛”，以不分唱法、不论外形、不问地域的互动性、参与性超强的“海选”为主要特征;超女们都是来自于普通人，只要喜爱唱歌并年满16周岁的女性，均可报名参加，且她们能否晋身决赛主要取决于她们的粉丝们的短信支持。整个过程似乎充满着民主性，有论者甚至声称超女实是中国文化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体现了文艺的民主性，中国的女性也第一次有了“平等而且自由”的参与和展示自我才华的平台。这样的言论未免有些大而不当。当然，媒介作为公共空间，确实为民间表达提供了平台，使众多超女有了在公众面前登台亮相的机会;且整个活动的始终，选择的权利，无论是选择娱乐的权利还是选择其他媒介内容的权利，部分地归还于公众。这表明，由市场支持的大众传媒一定程度地改变了由单一政治权力因素所限定和规划的文化格局。
但当我们更为理性地审视这一文化现象的实质时，就会得出更为切合实际的结论了。首先，这些超女们不少都是家道殷实者，她们有本钱参与这场游戏的追逐，而对于大多数为生计而劳碌奔波的民众来说，根本就不具有开放性。其次，以短信评选的方式也让人对其可行性大相质疑，因为据说众多超女和其铁杆粉丝们在比赛中以各种手段上下运作，扎堆拉票的传闻层出不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那就是文化资本家的幕后操纵。文化工业在资本的操纵之下，在文化产品生产时谋求盈利方面表现出突出的强制性。也许就超女本身，尤其是刚开始，它的“成功意识形态”并不那么强，真的就是想唱就唱。到后期，就完全沦为受文化资本家牵制的风筝了，后者始终握住手中的这根线，利用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权，树立节目品牌，提高知名度，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我们说过，超女已成为一种商品，一种能指的符号，所以，谁成为最后的决胜者已经无足轻重了，她们能带来利益，这才是文化资本家煞费苦心的题中应有之意。
总之，超女、粉丝、媒体、文化资本家在文化工业生产中各司其职，烹制出超女文化这一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快餐，大众娱乐的一个范本。超女现象的兴起，是科技发展、市场驱使以及意识形态进行权力控制的结果，这种种因素一方面试图凸显自己，另一方面又相互依赖，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交织形成多元、繁复的景观。
——《名医》杂志记者凌茜雯 采访熊玲
采访单位：《名医》杂志记者 凌茜雯
受访专家：成都蓝天心理首席咨询师 熊玲
凌茜雯：
熊玲老师您好！有一位现年84岁的佛山退休干部钱今凡在媒体公开跨性别人士的身份，成为中国公开身份的最年长的跨性别人士，在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据了解，他从小一直希望以女性身份生活，直到80岁，才开始吃激素隆胸、穿女装。为此，我们策划了“从心理角度剖析跨性别人士”相关专题，想得到熊玲老师的分析，以让读者对跨性别人群有更深入的理解。
1、对于钱今凡等跨性别人士，人们看法不一。有的直斥为变态，有的认为是一种心理强迫症所致，有的认为是易性病，有的则认为跨性别和同性恋一样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您如何看待这些观点？从心理的角度，哪种观点更符合实际？
熊玲：
人们对钱今凡等人的跨性别褒贬不一、看法多样本身说明了，要给跨性别下个确切的定义或冠以恰当的名称，是个复杂而棘手的问题。著名的研究性心理学家哈夫洛克•埃利斯（英）对此现象的定义是：异性装扮欲。并认为异性装扮欲属于性的中性范畴，但不容易解释它的准确起源。
从心理学的角度，解读异性装扮欲的人，他这样是由于人格结构中的一种敏感和女性成分所驱使。这种成分的形成，是跟一个人反常的童年经历有关，比如被当做异性抚养，或过分依恋母亲。精神动力学的观点认为，导致异性装扮欲的基本因素是阉割情结（阉割情结是一个精神分析的专业术语，指：人在性身份发育的幼儿期，因无意识恋母而存有的阉割焦虑、乱伦的压抑；儿童期受母亲的控制、占有导致剥夺性憎恨，或被抛弃的迫害恐惧。阉割恐惧顺利克服的前提，是认同父亲以及父亲象征的法律，人便能正常成长。反之，会留下致今后反常生活的情结）。
为解读钱今凡的跨性别，百度了一下他的有关资料，在所有的信息中，我觉得最能解释他之所以跨性别的根源，是他“记得我3岁时的一次摆撒尿，旁人说咋是个男孩，我心里很难受，觉得要是个女孩会很好，会受喜欢的”，之后他的内心便逐渐倾慕于女孩的所想所为....的追溯。心理发展学认为，人的社会身份形成始于婴儿，终于18岁前，而性别身份的形成始于婴儿，终于8岁前。钱今凡的回忆，可解释他的女性身份在幼年埋下了种子，而在他慢慢的成长过程中，自幼那份备受爱戴、备受喜的体验，是跟“做个女孩多好”“男孩不好”意念紧密相关，这作为了精神的内驱力影响着他的情感取向。在他的心理发育上，他早已否认男孩而认定自己是女孩，且一直很自恋地爱着他内心的自我角色——女孩。或者说，他一直以女性身份感受着自己。但由于实际上他是男儿身，也迫于强烈的理性（伦理或道德）需要，必然同时接受了自己的男性自我。应该说，他以男性身份较好地完成了丈夫和父亲的社会角色，这是很令人叹服的。
而且，他认为在条件成熟的将来，要去实现或还原他的心里身份：女性。他这一坦然面对，并实现着他真实需要的举动，同样令人叹服。
凌茜雯：
2、不少人对钱今凡的行为感到不解的是，他希望以女性身份生活，却依然娶妻生子，而且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他和妻子的夫妻生活还不错。这是否意味着钱今凡是一个男儿身的“女同性恋”？
熊玲：
同性恋与异性装扮欲很接近，但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排斥异性而亲近同性，性取向是同性；后者可以亲近异性，性指向亦不是同性。哈夫洛克•艾利斯发现：在性偏离的所有情形中，异性装扮欲仅比同性恋的发生率底；在普通生活中，当事者没有特别不寻常的特性，在精神方面，他们的能力往往超过了一般人。我觉得，钱今凡的情形，还不完全像是艾利斯说的“异性装扮欲”，因为他不仅爱穿女装，还要手术变性。这虽像是同性恋，但他又不是，因为他的性对象并非同性，而是异性。他的变性需要，仅仅是实现他早期的女性身份认同。当他真变性之后，是否与妻子性生活是个问号。但可以说，他的情形是个体性别身份的颠覆，属于早期性身份压抑的心理问题，而与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无关。
凌茜雯：
3、近年来，“伪娘”盛行一时。请您从心理的角度谈谈跨性别人士和“伪娘”的异同？
熊玲：
前面已经解释了跨性别的心理特征及原由。“伪娘”是指男性模仿女性的腔调、习性、爱好等，但打扮较中性化的一群男性，多半是青春期的男孩，所谓“娘娘腔”偏女性化的男孩。这一现象的原因也很复杂，多跟媒体选秀、家庭溺爱，个体追求离奇、时尚、夸张的空虚心理有关。但他们内心还是认同自己的男性身份，性取向也并非是同性。
凌茜雯：
4、导致跨性别人士出现生理性别、心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不一致的原因有哪些？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先天因素还是后天影响？
熊玲：
跨性别现象的原因很复杂，许多性学和性心理学专家都认为，所有的性偏离都难以找到准确的起源，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有对原因的不同解释。但几乎包括了遗传、家庭教育与童年经验、社会文化等因素，概要说就是包括先天和后天因素。其中当然是后天因素占主要。
凌茜雯：
5 、对于因后天影响而形成的跨性别人士，是否有必要通过心理层面的干预进行调整？目前对于这类人群，有哪些心理干预的方法？请您结合一到两个您接触过的，或者您了解过的跨性别人士的案例谈谈？
熊玲：
是否有必要通过心理层面的干预进行调整，取决于当事者有无调整的需要。若当事者有接受心理咨询的需要，那么在咨询的过程中重点是处理当事者的内心冲突，如果是没有冲突或坚持要跨性别的行为，则不是心理干预的对象。具体的心理干预方法是根据心理咨询师掌握的理论方向而有所不同的。（抱歉在此我不做案例的分析和表达）
凌茜雯：
6、对于一些跨性别儿童，以往医学界所能提供的手段是通过“激素调控”和“手术转变”两个步骤，完成他们的变性梦想。但由于在进行手术前他们早已发育出他们不认同的那个性别的所有特征，术后效果并不理想。为此，国外内分泌专家近年来提出一种解决方案，即通过人工合成激素“发育阻滞剂”来阻止儿童的性发育。到16岁，如果儿童决定进行激素治疗，可以启动青春发育，并发育成儿童想要的性别。您如何看待这种做法？
熊玲：
我觉得，这是属于一个涉及到人权、伦理和法律上的一个问题，我很难回答。作为医学与医学的发展，其宗旨是满足人类的生命所需，包括整形、变性手术都无可厚非。关键是，跨性别的儿童，是否做医学上的治疗、接受怎样的治疗，应该谁做主？如何处理手术效果不佳？青春期孩子本人（或家长）怎样看待激素治疗？这些问题已经超出心理咨询的范围了。或许，这些话题与行为，只涉及到施与方和接受方的意愿，又主要取决于受方的意愿。
凌茜雯：
7、虽然社会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跨性别人士抱有偏见。请您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分析一下，普通人对跨性别人士的态度怎样？
熊玲：
既然社会的开放度不断提高，说明普通人的大多数对跨性别人士，已抱持的是理解和接纳的姿态呵。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和容许少部分人存有偏见。又既然是偏见，说明这少部分人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或他们的个性缺乏开放性和包容力。
凌茜雯：
8、对于跨性别人士，您认为人们容易出现哪些的认识误区？
熊玲：
误区一，他们是性变态。这是一个认识误区，过去的确对这类现象定义为“变态”，此定义早已作为不客观定义而弃之，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他们是变态的。误区二，人格扭曲。他们的确有性格问题，比如极其敏感，但只是一种性身份变异的心理现象，而非人格上的扭曲。持这种看法的人，容易对跨性别人士投以鄙视、奚落的眼光。误区三，人品问题。跨性别的人是心理问题而不是人品问题。
凌茜雯：
9、在儿童时期，家长应该如何进行正确的性别认同教育，避免跨性别儿童的出现？
熊玲：
此问对所有父母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尤其是中国父母。因为中国文化教化了人们对性的压抑和隐藏、对情感的抑制和迂回表达。这里也只好简单谈点。首先，父母们应学习儿童心理发展的知识，以便掌握跟孩子相处时，对情感理解和表达的有效性；2）在儿童期，注重对孩子真实身份的尊重，比如对女孩就应给予女孩子的打扮，尤其让她感受到她是重要的、是被爱的；对男孩子要避免娇滴滴的当女孩养。3）对儿童时期孩子所表现出的各种性游戏，或对有关性话题好奇的提问时，最重要的是父母所持的态度，应该是平和、自然、直接面对，不要回避躲闪、惊讶不安、严肃或斥责；4）父母的学习和引导。父母若对儿童的性别认同教育有正性的引导，前提是需要父母具备一定的儿童性教育的知识，在回答或处理棘手问题时，你才能心中有数、不慌不乱地回应孩子。如今，教育体系也涉入了性生理、性心理课程，再加上父母只要做到，对孩子性身份的尊重和爱戴，对孩子性游戏或性话题时的良好态度，就已经是很好的性别认同教育了。
在自然界，一种事物或规律的出现，或者是因为有着强大的需求，或者是因为大面积灭绝后的幸存，或者是因为随机的涌现，这些就是“起源”的主要三种方式。
地球上最早的生物是没有性别的，只是一个短命的细胞，他为了让自己延续下去，发展出一门绝技，就是从周围的环境中选择一些材料，然后复制自己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采取的是这样一种暴增形式。但是后来就有细胞会把自己的遗传物质一分为二，它在繁殖的时候不是自己完成的，而是找了其他也是拥有遗传物质能一分为二能力的的个体，这次生命繁殖之后，生出来的下一代就同时具备了这两个细胞的样子，它相比原来任何一个体实际上都变化了50%的DNA。这种两个配对的方式产生新的种类和花样的速度，大大超越了原来无性繁殖的速度，种类多就意味着机会多，就意味着能抵御外界的任何灾难和环境的剧变，这就是多样性对物种的重要性。而这种多样性的根源就在于遗传物质不仅仅是来自于单一个体的模式，而是来自于不同个体的配对物质。于是，我们很容易的理解了，性别的诞生不是因为性感，或者因为有性的吸引力，这些说法都是属于我们后人在文化方面粗浅的理解。性别的诞生，是自然筛选出的拥有更高生存概率的一种现状，不同个体基因拆开后重新配对产生的基因多样性，与单个个体依赖时间积累产生复制错误得到的基因多样性要快的多得多，也拥有更大的多样性，这就意味着增加了生存的可能性。
性别的出现，是依据生存压力出现的各种分类。自然界生物的繁殖策略千差万别，有些是性染色体决定的性别，有些是由孵化温度决定性别，而有些动物还能够在雌雄间进行变性，有些则是雌雄同体，有些有多种性别，乃至数百种性别。以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精神我们就能够理解人类的性染色体也有可能出现多种组合。这些都是因为生存压力足够大之后，要求生命体演化出一种更具竞争力的新的生存模式。于是，在物种亿万年的进化史上，性别就这样诞生了。
从上述科学研究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生物体的性别是地球生命演化过程中一点一点出现，各种生物的性别并不是生物学家规定出来的，而性别这个概念却最早是来自于我们的生活经验与文化中。
研究人脑结构发现，男女之间的性别特征变化是连续的，几乎没有纯粹的男和女。2015年最终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的相关研究论文表明，只有2.4%的人具有极端的单一性别的特征，其他人都是属于介于男女之间的中间型，也就是绝大多数人都是部分男性的大脑和部分女性的大脑的混合体，这些研究突破了从前人们对性别的认识，从前只是通过染色体来区分，它只有男和女就是0和1。陈旧的认知里，这两种状态中间是没有过度的，现在从男到女有了连续性的和程度性的变化。这其中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后天的性别文化，影响了大脑生理上的改变，也证实了跨性别人的脑部性别与基因是相反的。这就提示我们，作为现代人，应该公平看待性别的多样性，不歧视生理上的少数派。
凡是拥有科学素养和科学思维的人们秉持演化论的精髓，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谁也没有能力对新出现的性状作优劣的评价，因为我们不知道某一个现状，在之后几百万年上千万年里会不会有机会成为一种新的生存优势，所以他们顶多是目前只占比较少而已。
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由于科学的昌明和互联网的普及，社会对性别特征弱化的个体更加宽容了，他们自己也知道在这个孤独的星球上并不孤独。但恕我直言，这仅仅是在发达国家或其他国家的几个大城市中大部分人的态度，是否能代表“总体上来说”很难得出肯定的答案。没错，文化的烙印，道德的绑架，认知的欠缺，时代的隔阂，制度的不健全，技术的不完善等等等等，都可能使得他们成为尚未被完全理解或完全不理解的一群人。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通常说的男人或者女人，大部分都仅仅是文化意义上的男人或者女人，与生理性别关系不大。但无论我是什么，无论你是什么，都值得相互尊重，相互倾心，因为存在就已经是一个奇迹。刘慈欣在三体中对未来人类的描述，就是男女难辨趋于中性化。感谢科学知识的普及，一些过去我们难以接受的东西，一旦用科学来解释就豁然开朗了，并且变得能够接受了。对人类而言，培养并深耕科学思维，提升每个人的科学素养，很大程度上能克制道德绑架的诱惑并阻止其肆意生长。
从这一人类对性别起源的新认知的角度出发，现代人不歧视生理上的少数派，这种善待他人的举动不只源于道德上的规范，不止源于思想意识上的高标准，也同样来自于我们对性别多样性的了解与承认。因为用科学的思维，用演化的眼光去认识和看待事务本身，就是对身边的人最大的善意，这也是人类可以展现出更加公平态度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