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有田横五百壮士悲壮集体自尽在海岛上：还有个朱温当年在滑州大批诛杀唐朝重臣清流，将黄河染红。不过一个是在汉初，一个是在唐末。至于五胡乱华之时，接近你说的这个故事的历史事件好像还真是没有吧。
五胡乱华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多个少数民族大规模南下而造成与汉族政权对峙的时期。又称永嘉之乱。
五胡是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少数民族。
五胡乱华的起因
汉朝以来，就有胡人不断向中原内地迁徙，逐渐盘踞中国北部地区，势力不断壮大。到西晋时期，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渭二水流域，对晋都洛阳形成包围之势。在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国力空虚，民生凋敝，长期以来受到压迫的胡人趁机起兵作乱，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
多年的分裂割据、互相混战的动荡时期。
造成的影响
永嘉之乱以后，中国北方长期陷于战乱，晋室政权流亡南方，建立了东晋。原先在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逃亡到南方，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掌，使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最终取代中原而成为全国的重心。迁到南方的中原部族与当地的人民和百越各族相融合，形成了一种饱含江南特质的新兴文化；而在北方取得了政权的胡族，在文化上被逐渐汉化，胡族和汉族的隔阂逐渐消融。这一时期，是华夏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作为在中原具有绝对文化统治地位的汉族同样吸取了其他各民族的文化精髓，为隋唐时期的高度繁荣，注入了文化基因。
“五胡乱华”一词始于东晋之后，当时，鲜卑、匈奴、羯、氏、羌先后统治中原地区（人称这一时期为“五胡乱中华”）。胡人即我国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尽管文化较为落后，但军事力量很强。因西晋王朝腐朽，被他们打进中原，并赶走西晋统治者。“胡人”主宰中原，给中原地区带来了很大的混乱。由于以前汉族统治者说话、办事完全依孔子的学说作根据，非礼勿言，非礼勿行；而胡人却不来这一套，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们说话、办事是没有任何礼法为根据。因而，汉人把乱说和没有根据的说话，称之为“胡说”；这样，把乱闹、没有原则的闹事叫做“胡闹”。
“五胡乱中华”也叫“五胡闹中华”。在“乱”字之前加上一个“胡”字，称为“胡乱”。“胡乱”者，胡人之乱也；“胡说”者，胡人之说也。后来人们用“胡说”来泛指没有根据的言论。
五胡十六国
(304-589)
西晋在曹魏统一北方，进而晋武帝灭孙吴统一中国之后，本可以继续秦汉统一之格局，但是司马王朝走的是门阀政体之局.这样一来，社会个阶级的矛盾和对立，动摇了晋王室的基础.晋惠帝末年的八王之乱，和其它的外患导致中原沦陷，边垂不保，群雄混战，生灵涂炭.司马王室南迁。尔北方的黄河流域则成为各少数民族的逐鹿之地，直至东晋灭亡，中原从未被东晋所收复，国家未为统一，此时期为"五胡十六国"。
「五胡十六国」是指自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期间，曾在中国北部境内建立政权的五个北方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五胡指匈奴、鲜卑、羯、氐、羌。十六国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
此外，还有代国、冉魏、西燕、吐谷浑等都在十六国之外。共有二十国。
五胡世代居住在中国的西北部，因对抗晋政府的腐败和官员的贪污残暴，而叛变晋王朝。他们所建立的王朝都是短命的王朝，各自征战，民不聊生。
五胡十六国兴替的历史相当繁乱，这里仅述其大势。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戒，这百来年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既人们常说的“胡亡氐乱”。永嘉（307-313）之乱后“五胡”所建立的多个政权一度为氐族前秦政权所统一，但淝水一战失败后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第二阶段更是祸乱不息，前秦灭亡后北方重又分裂，关中、关东、陇右政局纷乱，民族之间的斗争又出现一个高潮，社会动荡比以前更厉害。直到北魏统一北方，才结束“五胡乱华”。
在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国力空虚，民生凋敝，晋朝的军事力量迅速衰退，再加上当时晋朝统治者对于统治区胡人的剥削。
胡人趁机起兵，侵扰中原，于是中原大乱，在百余年间先后由胡人及汉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政权，史称“五胡乱华”。
五胡乱华破坏了中原的政权和经济架构，也使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产生文化经济交往。由于汉族避难从黄河流域大规模进入长江流域，在长江下游江南建立东晋，史称衣冠南渡，进一步增进了南方的百越、三苗族裔与中原汉族的文化和经济联系。
一般认为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胡乱华的时间一般从西晋灭亡开始算起，一直延续到鲜卑魏建立。对五胡乱华的历史作用，以及影响历来有争议。
它是晋朝历史上重要的现象，有的学者也称之为“永嘉之乱”、“中原陆沉”、“神州陆沉”、“中原沦陷”等名称。这一时期，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是大汉民族的一场灾难，几近亡种灭族。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五胡乱华
唐代的变化体现出南朝化倾向，是指十六国北朝以来逐步形成、后来为隋唐所继承的一些有别于东晋南朝的制度因素随着唐代社会的变化渐次消失，这些变化相对北朝来说十分巨大，却不过是南朝历史发展倾向的继承。但唐代的变化，有的是新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变化。即使是具有南朝化倾向的变化，也不是南朝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南朝的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如唐代的均田制崩坏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一如南朝，但唐代大地产的经营形式和劳动者身份却与南朝有很大不同。南朝大土地上的劳动者是依附性很强的部曲佃客，其中合法荫占的田客为数不多，大部份属于非法投附或非法荫占的依附人口，这种情况直到唐前期大抵如此。两税法颁布以后，封建国家既允许土地的无限兼并，也不再阻止佃农队伍的扩大。按照“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的原则，佃客可以就地附籍，与庄田主之间不再存在庇护的关系；按照“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原则，客户多为“贫穷不支济户”，他们可以准制放免两税，不存在逃避赋役问题，其身份不再是非法逋逃。宋代客户正是唐代两税制下客户的发展。又如两税制以资产为宗，继承了南朝计资的倾向，但南朝租调据田亩、据资与据丁并行，有如唐前期租庸调与地税、户税并列。两税法则完全不以人丁为本，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征纳向财产转移的先河。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虽上接南朝，却远过南朝，其中如茶税、飞钱便换等，则是南朝没有的新事物。南方的开发，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而言，均远迈南朝，中唐以后下至两宋，经济重心、人口重心、文化重心全部移至东南。东晋南朝的常备军仍是承自魏晋的世袭兵。宋齐以后兴起的募兵，由将帅自行召募部曲，部曲与将领的关系，仍带有私家部曲的烙印[41]。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唐朝军队全部改为召募，国家从各种征行人及客户中召募的职业雇佣军，由国家财政保证其生活来源，故号称“官健”。至于官制上的使职差遣制，文学上的古文运动，以韩愈、李翱为代表的思想学术的变化，总的来说还是唐代的新事物，其意义在于下启两宋。科举制特别是进士科的崇重，在制度上为寒门入仕开辟了道路，较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有根本的区别。但在唐代，很多旧族子弟仍利用科举制重新获得失去的特权，只有到了宋代，科举制“草泽望之起家”的功能才充分发挥出来。
有鉴于此，并综据前述，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唐代的南朝化倾向的意义：其一，形成于汉魏之际的中国封建社会，由于晋末动乱和北族政权的建立，在北方走上了一条特殊道路，与直接继承三国西晋传统的南朝出现显著差异。隋唐间南朝因素在制度、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显示出南北社会的整合和历史的初步衔接。唐代变化中的南朝化倾向，则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已越过北朝的迂回而重新回到魏晋南朝以来的正常发展轨道。其二，唐代中叶的变化“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具有划阶段的意义[42]，但变化中的南朝化倾向显示出中唐前后历史的衔接性和连续性，表明唐代中叶的变化虽然具有划阶段的意义，但这种阶段仍是封建社会内部的阶段。其三，汉魏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并未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而是封建社会因素在古代社会母体内自然发展的结果。所谓“五胡乱华”以及诸北族政权的建立，使封建社会的进程出现迂回和曲折。唐代变化中的南朝化倾向说明，尽管不无曲折和迂回，仍不能阻遏中国封建社会遵循自己固有的合乎规律的进程发展。
唐代变化中的南朝化倾向，表明前承北朝的隋唐历史与东晋南朝相衔接，但这样一个过程又似乎表明，北朝的历史虽然绝非徒然无意义，却不一定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环节。中外学者每将蛮族入侵下罗马帝国解体与“五胡乱华”下西晋帝国崩溃作比。但西晋帝国崩溃后不足三百年，所谓“五胡”等少数族已完全融合、同化于汉民族，并孕育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唐帝国。而约略在同一个时期，西方的罗马帝国解体后出现的蛮族王朝，并没有很快走上罗马化道路，帝国废墟上形成许多民族国家，曾经高度发达的希腊、罗马文化长期湮没不彰，分裂割据倾向，统一帝国瓦解，经济、文化衰退，被看作欧洲中世纪的一些重要时代特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唐代的文化构成中，大量吸收了西北、北方诸少数民族以及国外天竺、波斯东传的文化，当时称之为“胡化”。对此中外学者已作过大量的研究。又如北朝刚劲雄浑的诗歌，尚武骑射之风，以及妇女的相对开放，亦为唐代所继承。唐代制度、文化以南朝要素为主，但南朝以外的因素绝不是无关重要的。唐代之所以成就辉煌，气魄恢宏，正在于她既继承了以南朝文化为代表的华夏传统文化，又广采博取各种外来文化营养，提炼消化，弘扬以为己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