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变法通议自序（1896年8月9日）论不变法之害（1896年8月19日）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1896年8月29日——1897年9月17日）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1896年8月29日——1897年9月17日）论学会（1896年11月5日）论报馆有益于国事（1896年8月9日）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1896年10月27日）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1897年10月6日）说动（1898年2月11日）论湖南应办之事（1898年4月5日——4月7日）政变原因答客难（1899年1月12日）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1899年3月22日）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年10月15日）少年中国说（1900年2月10日）呵旁观者文（1900年2月20日）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1901年5月28日）立宪法议（1901年6月7日）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1901年6月16日、7月6日）过渡时代论（1901年6月26日）灭国新法论（节录）（1901年7月16日——8月24日）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年10——12日，10月22日）《清议报》-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节录）论公德（1902年3月10日）论自由（1902年5月8日、22日）论进步（1902年6月20日、7月5日）论私德（节录）（1903年10月4日、11月2日）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1902年2月8日）中国之旧史（1902年2月8日）史学之界说（1902年3月10日）论正统（1902年7月5日）论立法权（1902年2月22日）保教非所以尊孔论（1902年2月22日）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19（902年3月10日）政治学学理摭言（1902年9月2日、10月16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902年11月14日）新民议（1902年11月30日、12月30日）《饮冰室文集》原序（1902年11月）释革（1902年12月14日）拟讨专制政体檄（约1902年下半年）答和事人（1903年12月2日）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1904年2月14日）新大陆游记（节录）（1904年2月）《社会主义论》序（1907年2月）政闻社宣言书（1907年10月7日）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1910年11月2日）新中国建设问题（节录）（1911年10月一11月）中国立国大方针（节录）（1912年4月）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1913年6月16日）吾今后所以报国者（1915年1月20日）痛定罪言（1915年6月20日）复古思潮平议（1915年7月20日）辟复辟论（1916年5月）《曾文正公嘉言钞》序（1916年）《改造》发刊词（1920年9月15日）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1922年8月20日）-_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约1922年12月）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2月）人生观与科学（1923年5月29日）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1925年5月1日）传记戊戌六君子传（1899年1月）康广仁传杨深秀传杨锐传林旭传刘光第传谭嗣同传随感西学书目表后序（1896年）倡设女学堂启（1897年11月15日）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1897年冬）成败（1899年9月5日）英雄与时势（1899年9月15日）文野三界之别（1899年9月15日）养心语录（1899年9月15日）国权与民权（1899年10月15日）破坏主义（1899年10月15日）善变之豪杰（1899年10月15日）豪杰之公脑（1899年12月13日）答客难（1899年12月23日）忧国与爱国（1899年12月23日）傀儡说（1899年3月22日）惟心（1900年3月1日）慧观（1900年3月1日）烟土披里纯（INSPIRATION）（1901年12月1日）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1902年2月8日）文明与英雄之比例（1902年2月8日）干涉与放任（1902年10月2日）中国之社会主义（1904年2月14日）三十自述（1902年12月）杂答某报（节录）（1906年9月3日）讲演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1897年冬）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1912年lo月22日）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1915年9月4日）在中国公学之演说（1920年3月20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1921年10月10日）人权与女权（1922年11月6日）情圣杜甫（1922年）屈原研究（1922年11月3日）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1923年1月13日）梁任公对于时局之痛语（1923年1月）书信诗词附录……
D
试题分析：依据所学知识，1873年在汉口创办的《昭文新报》开创了国人办报的先例；维新变法时期，国人办报形成高潮；故排除A、B。辛亥革命中创办的《民报》成为宣传政治纲领的武器，但其政治斗争主要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进行的；故排除C。选D。
一、人
王韬
王韬，字懒今，著有《园文录》、《园文录外编》等。1849年，王韬应邀去上海，在外国传教士麦都思主办的墨海书馆担任中文编校工作。1870年后，王韬与友人黄平甫集资购得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组成中华印务总局，接着又创办《循环日报》，自任主笔，主持该报笔政达10年之久。
王韬的新闻思想包括：
(1)办报的目的与意义。王韬要借日报立言，通过报纸来宣传其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之后，“办报立言”发展成为我国早期国人自办报刊的主要传统之一。
(2)报纸的功能和作用。王韬认为，第一，报纸可以使“民隐得以上达”；第二，报纸可以使“君惠得以下逮”；第三，报纸可以“达内事于外”；第四，报纸可以“通外情于内”。
(3)新闻自由。王韬最早在国内提出了言论自由的要求，呼吁朝廷放宽言禁，允许民间创办报纸。
(4)报纸的文风。王韬认为，报纸的文风应该是直抒胸臆，词达而已
(5)报纸编辑人员的条件。王韬认为，报纸的编辑人员应该是知识广博的通才，不可不慎加遴选。
王韬的这些办报主张，在当时不失为远见卓识，对于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梁启超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清末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报刊宣传家之一。他从1895年主编《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起进入报界了，初露锋芒。《中外纪闻》被迫停刊后，他南下上海主持《时务报》笔政,大力宣传变法，名噪一时，把《时务报》办成了当时维新派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机关报。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海外，先后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鼓吹保皇立宪,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辛亥革命后回国，主编过《庸言》、《大中华》等杂志，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并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梁启超从1895年主编《万国公报》至1922年脱离报界，前后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字1400万字。其办报实践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其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在维新派新闻思想中最具典型性，是维新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新闻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前两个时期的思想可以视作改良派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典范和集大成者。
（1）戊戌变法时期
其思想主要集中在 1896 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他把报刊比作耳目喉舌，指出其功能是“去塞求通”。所谓“通”包括通上下和通中外两个方面。还提出了四条要求：“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和“旁载政治学艺要书”。
其早期的办报主张，表达了维新派要求学习、借鉴西方，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迅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爱国热情。
（2）变法后至革命时期
变法运动失败后，康、梁等流亡海外，接触了更多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新闻理论，梁启超在总结前人和自己办报经验的基础上，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形成了以下比较系统的新闻思想：
①报纸的功能。报纸具有“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的“两大天职”。
②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即“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
③健全舆论的主张。报刊要造成健全舆论必须具备“五本”：常识、真诚、直道、公心和节制。
④提出办刊宣传有两种方法，即浸润的方法和煽动的方法。同时，对具体的新闻业务提出建议，如在论说的写作上，提出“公、要、周、适”四点原则；在新闻的采集和写作上要做到“博、速、确、直、正”。
（3）辛亥革命成立后
梁启超政治思想上更为成熟，新闻思想也产生了一些变化，转而提倡“言论的社会责任”，显示其新闻思想为社会甚至政府服务的倾向，但相比前期缺乏系统性。
于右任
于右任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报人，近代教育事业先驱，复旦公学的创办者。同盟会成立后，为了宣传革命思想，革命派在国内创办了大量报刊，其中在上海影响力较大的是于右任的“竖三民"：
1909年在上海法租界创办《民呼日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革命色彩鲜明，内容以报道灾荒为中心，大量揭露清政府不顾民生，出版92天后被封禁。同年于右任创办《民吁日报》，集中报道抵制日货运动，后因赞赏刺杀伊藤博文而被查封。
1910年于右任创办《民立报》，得到孙中山的支持，成为同盟会中部总会机关报，重点宣传“三民主义”，是辛亥革命期间最有影响力报纸。
黄远生
中国近代著名新闻记者。1885年1月15日生，江西九江人。早年东渡日本学习法律，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从事新闻工作，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担任《庸言》编辑，后担任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等报驻北京记者和北京《亚细亚日报》撰述。以擅长撰写新闻通讯而著称于世，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他曾提出一个好的新闻记者应有“四能”，即“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他认为“叙述一事，贵能恰如其分”，反对新闻报道“逞臆空谈，胜其口说”。黄远生在政治上一度拥护袁世凯，也曾建议袁世凯对新闻进行控制，统一舆论，但对袁世凯的某些专制和卖国行为也有不满表示。袁世凯聘其担任《亚细亚日报》总撰述，黄远生一再登报声明与该报脱离关系。1915年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时，黄远生为躲避袁的追逼而流亡美国，12月25日在旧金山被人暗杀。著作由友人编成《远生遗著》。
林白水
林白水本名林獬，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记者、报人新闻工作者，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著名报人之一。
1901年任《杭州白话报》主笔，1902年赴上海，加入中国教育会，参与创办《童子世界》，并为《苏报》撰稿。“苏报案”后，林白水避往日本，旋回沪创办《中国白话报》。1906年，他再度赴日留学，专攻法律和新闻，是我国最早学新闻的留学生之一，辛亥革命后回国。1916年恢复办报活动，先后创办了《公言报》《新社会报》等，自任社长兼总编辑。1926年8月，因时评《官僚之运气》讥讽国务院总理潘复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杀害。
他的评论文章，感觉敏锐，识见精到，能言人所不敢言，而且热情似火，笔致如大江奔流；文风个性明显，非常敢言，“每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于政局，针针见血，物无遁形”。
邵飘萍
邵飘萍，原名振青，被誉为“新闻界的全才”。早年任《申报》的特约通讯员。1911年到杭州任《汉民日报》主编。1913年被捕入狱。1914年赴日创办东京通讯社。1916年回国为《申报》等多家报纸撰写时评，后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1918年在北京创办大型日报《京报》直至被害去世。邵飘萍在新闻采访与写作上，具有突出的才能，常常能够得到高质量的独家新闻。他写通讯用的是夹叙夹议、虚实结合的手法，生动活泼、文思敏捷。他以“铁肩辣手”为座右铭，以新闻报道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北京遇害。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第一部新闻采访学专著。
刘少少
刘少少是民初北京的著名记者，有“怪杰”之称。
刘少少曾协助杨度主办的《中国新报》。1909年，应邀任北京《帝国日报》编辑，取“少年中国之少年”之义，以“少少”为笔名，撰写政论，在新闻界崭露头角。北京《亚细亚日报》初创时，被聘为主笔，主写时评。袁世凯称帝阴谋暴露后，他拒绝了袁世凯的收买，走避天津，并发表文章反对帝制，遭到通缉。
刘少少一生在政治上较为保守，然其文独辟蹊径，庄谐杂出，时有新意，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欣赏。
徐彬彬
徐彬彬是民初著名的新闻记者和剧评专栏作家，与黄远生、刘少少一道被称为“民初三大名记者”。
黄远生遇刺身亡后，徐彬彬于1916年继黄远生任上海《申报》《时报》的驻京特派记者，长期为两报撰写北京通讯和随笔。徐彬彬长于文学，娴于经史，熟悉历史掌故，因而他撰写的通讯文笔优美又富于情趣。他用彬彬笔名采写的通讯，以内容隽趣、文笔晓畅著称，尤其是他熟悉民初一些政治要员的身世经历，所写通讯常能运用有趣的内幕材料。
另外，他对京剧颇有研究，所撰剧评多有创见。写出的随笔融时事、经史和历史掌故于一体，颇受读者欢迎。
张季鸾
张季鸾于1911年任《民立报》编辑。1912年初，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的秘书，曾为中山先生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
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他在报上秉笔直书，被袁世凯逮捕，囚禁三个月。袁世凯死后，出任《中华新报》总编辑，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满蒙五路大借款合同消息，再陷囹圄，后经各方营救获释。
张季鸾既有中国人士的流风余韵，又有现代报人的广博见识。所作文章评论，注意时效性，追求新闻价值基础上的评论价值；追求预见性，洞悉时局与事态的本质及趋势；注重逻辑性，文章结构严谨，政论缜密；走向通俗性，用平实畅达的语言叙事说理；标榜公正性，在“客观”与“敢言”间寻求平衡。成为当时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胡政之
1907年，胡政之自费留学日本，回国后应聘任上海《大共和报》翻译、编辑、主笔，1915年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以消息快捷受到报界关注。
1916年，安福系财阀王郅隆接办天津《大公报》，胡政之受聘为该报经理兼总编辑，曾亲自采访段祺瑞“马厂誓师”等重大新闻，蜚声于时。
1918年欧战结束之后，以《大公报》记者身份采访巴黎和会，是采访该会的唯一中国记者。后在上海组织国闻通讯社，在天津任新记公司《大公报》经理兼副总编辑，成为报界名人。
史量才
中国报业家。名家修。1880年1月2日生于江苏江宁，1934年11月13日在沪杭公路上被国民党特务刺杀。早年从事教育。1908年任《时报》主笔。1912年同张謇等人购得《申报》产权，自任总经理。1929年又陆续购进《新闻报》和《时事新报》等大部股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报业资本家。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对《申报》进行改革，邀请爱国人士黄炎培、戈公振等人进报馆设计部。改革副刊“自由谈”，大量发表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的作品。从1932年起，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出版《申报月刊》等。
邹韬奋
邹韬奋是中国现代著名新闻记者、报刊活动家、政论家及出版家，是不可多得的全才，他一生创办“六报一刊”。
邹韬奋1926年10月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从此开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撰写评论、通讯报道达到数百万字，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在全国拥有56处总分支店，对中国进步新闻文化事业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对于他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两本通讯报告集，读者赞美它们是“充满着爱与力的新游记”。
邹韬奋1944年病逝，毛泽东题词写挽联“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这是对“韬奋精神”的精辟诠释。
范长江
范长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和新闻事业家，主要著作有《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
1934年，范长江首次用“长江”的笔名在《北平晨报》发稿，1935年7月，他以《大公报》特约记者的身份从成都出发，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考察川、陕、青、甘、内蒙等地，撰写了大量旅行通讯并于1936年出版《中国的西北角》，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毅然进入西安采访，在国内第一次披露西安事变真相。随后，范长江又接连发表了《西北近影》和《陕北之行》等通讯。这些通讯作品均收入他的通讯集《塞上行》。
范长江的通讯作品以纪实的方式谈古论今，作品生动而有感情大受欢迎，刊出后受到广泛欢迎，他的作品以其特有的风格和深远的影响，为我国新闻通讯写作提供了新经验和新样本，在我国新闻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成舍我
成舍我是中国近代著名报人。他一生参与创办的媒体、刊物近20家，直接创办12家。1924年，创办《世界晚报》，1925年先后出版《世界画报》、《世界日报》，报纸对外总称“世界报系”。1927年，先后创办《民生报》和《立报》，创我国有史以来日报销售的最高纪录。1988年在台北创办《台湾立报》。
成舍我主要思想有：①坚持“小报大办”的原则②重视报纸副刊；③注重经营管理，讲究经营策略④提倡创新精神。成舍我也是著名的新闻教育家。
戊戌维新虽然失败，但仍然加速了中国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型。
维新运动是由康、梁等传统功名不高的“读书人”发动的，阻力重重。但在短短一两年内，维新运动便能达高潮，甚至一时出现“咸与维新”、一些高官也屡屡“赞助”以显己的“开明”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创办的论政报刊风行一时、组织种种现代学会吸引广大士绅官僚所致。
办刊论政，是维新运动最主要的成效之一。清末有人谈到维新派时曾这样说过：“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这样说是否恰当暂可不论，但至少说明了《时务报》的重要性，进而言之，也说明了“新式报刊”在当时的重要性。
▲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
中国向来只有官家的“邸报”而无真正的“报刊”。所谓“邸报”，只是传抄朝中诏令章奏，约略等于现代的“政府公报”。后又有《京报》，但内容“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而中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国人之手。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外报外刊的增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如王韬、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也开始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要求办报之声便日渐高涨。
他们大都从“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这两方面来论证创办现代报刊的必要性与合法性，一方面把报纸比作中国古代谤木谏鼓，太史采风；另一方面又介绍现在“泰西各国”不仅有议院以“通上下”，而且报刊勃兴，“故远近各国之事，无不周知，其销路之广，尤在闻见多而议论正，得失著而褒贬严，论政者之有所刺讥，与柄政者之所有申辩，是非众著，隐暗胥彰，一切不法之徒，亦不敢肆行无忌矣”。
康、梁在刚开始倡言维新时，便认识到报刊论政的重要作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反复申述创办报刊的重要性，他认为报刊有“设报达聪”的功效。“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对报上的总总言论，“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不仅认识到报纸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
除了军国大事之外，报纸还详记人数之生死、民业之盈绌、学会之程课、物产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艺之新制等，无所不记。总之，“有一学即有一报”，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和讨论，不仅“通上下”，而且“开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著名的维新派报纸，是当时维新派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机关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
中国传统的谤木谏鼓、太史采风与现代报刊有本质的不同，对此，维新派未尝不知。但他们此时并不是在进行一种脱离现实的学理上的研究和论证，而是要借助亡灵、用“传统”来为“现代”服务，用“曾经有过”作为“制度创新”的合法性依据。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此时他们的目的、重点在于“向上”说明报刊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因此，他们竭力说明的是报纸对“通上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只有上下“交泰”、左右“通达”，国家才能臻于富强；他们当时虽然已经触及，但没有、也不可能从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对权力的监督这种角度来详细论证创办现代报刊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改革的文章，如《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权相嬗之理》等。这些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有人说读梁启超的这些文章，“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当为之蹶然奋心，横涕集慨而不能自禁”。
《时务报》的发行量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上升到1.7万份，遍布全国70个县市，以当时的文化程度和交通情况来看，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时务报》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政论刊物，梁启超的名声亦由此而起，有人说“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在“百日维新”的高潮中，上谕将《时务报》改为官办，并要各地仿办，“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据实昌言，开广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倡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
维新运动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大量民间社团的成立，使传统、松散的“民间社会”开始向现代的“市民社会”转变。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1895年春“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意识到仅靠朝廷是不够的，应造成一种社会力量来推动、促进维新事业。同年8月底，他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发表演说，探讨政治，研究国是，宣传种种新知识，还准备翻译外文新书，并出版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机关报。
强学会的每次演讲，都吸引大批听众，影响日大，不仅许多京中名流参与其中，连一些元老重臣如翁同龢、张之洞也表示支持。不久，康有为又在“得风气之先”的上海组织了上海强学会，并创办《强学报》作为机关报。可以说，这是第一个公开的合法社团，开近代合法结社之先声，意义重大。
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之有协会、有学社，自此始也。”由于强学会的影响甚大，引起旧党忌恨，上折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将开处士横议之风”。1896年1月底，慈禧便迫使光绪帝下旨封闭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亦随之停办。
强学会虽只几个月就被封禁，但创办学会的热潮却由此而起，到1898年9月“戊戌政变”止，短短二三年中各地兴办各类学会就有七十余个。有政治性学会，也有各种专门学会，如算学会、测量会、不缠足会、农学会、法律学会、地图公会、工商学会……确如谭嗣同言：“强学会虽禁，而自余之学会，乃由此而开。大哉学会乎，所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者也。”
▲康有为（1858年—1927年），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
虽然不久就发生“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失败。慈禧重掌大权后将新法尽废，所有报刊一律停办，因“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并捉拿各报主笔，“其馆中主笔之人，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戊戌变法》第二册）所有学会都被迫解散，慈禧要求各地官员“拿获在会人等，分别首从，一律治罪，各省督抚务当实力查办，毋得阳奉阴违，庶使奸党寒心，而愚民知所儆惧”。（《戊戌变法》第一册）
但是，报刊的论政作用却首次为万众瞩目，学会、社团的重要性也首次显示出来。流亡海外的维新人士和留日学生立即掀起了创办政论刊物和成立各种社团的热潮，而且这种潮流已不可阻挡；不久国内又创办了更多的论政报刊，各种社团又遍地而起，对“辛亥革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此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中，政论报刊和各种社团一直举足轻重。
总之，戊戌维新虽然失败，但此时为“去塞求通”创办公开论政的报刊与成立公开合法的社团，却将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引入中国，加速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型，确是维新运动的重大贡献。
○摘自《从甲午到辛亥》雷颐(著) ，东方出版社授权合作稿。
梁启超（1873-1929年）
广东新会人，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新闻思想家。他主编或参与办的报刊前后有十多种，在国内外新闻出版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撰写了编辑30余篇出版学论文，形成了其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编辑出版思想。
他初期的报刊思想可以大致概括成三点，一：注重选题组稿，体现时代潮流。梁启超认为报刊文章的内容要反映时代的特点与要求，要为救亡图强，提高民族素质服务。二：革新报刊文体，满足读者需要。新文体的运用使一般民众也能看懂报刊上的文章，从而拉近了读者与报刊的距离，扩大了读者面，报刊逐渐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梁启超新型报章文体的成功，吸引了许多报刊竞相模仿，极大地促进了报刊业的发展，直到今天，梁启超那种面向广大读者、服务读者的报刊从业态度，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三：认清报刊职责，明确出版原则。梁启超认为报刊影响巨大，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
梁启超后来在海外办报，新闻思想有所转变。他提出报馆的“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派人士们所借见。他将报刊的功能高度民主概括为“通”，可分三方面论述：第一，维新派极力阐述并努力实践报刊的“通西情”，特别是“通外情”的功能。重视报刊传播信息和稳定国家统治秩序的作用。第二，强调并利用了报刊的开通民智的功能，因而始终把开民智作为报纸的主要任务之一。第三，重视并自觉的运用了报刊开通风气的功能，即引导舆论的功能。而他对报刊性质的认识超出了早期维新派人士的程度，已经把办报视为为民众的当然权力和政治民主的体现，意识到报刊反专制的战斗作用。同时，他对报章文体报人素质问题发表了见解，提出制定报律的建议。梁启超强调报刊从业人员的才气学识和道德风范的培养，认为编辑人员的职业素质决定着报刊的成败，决定着报刊是否受读者欢迎。他尤其强调报刊编辑应该品德高尚，要有奉献精神。
梁启超在报刊、新闻、舆论、写作等方面的论述，集中代表了维新派的报刊思想，在中国新闻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一：关于报过去刊功能与作用的论述。a、“报馆有益于国事”，这种从政治上看报刊的功能与作用，是维新派人士的共识。b、“去塞求通”，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通塞，而去塞求通“的首选工具是报刊。二：关于报刊性质与任务的论述。 a、报纸性质多样。B、报馆的“两大天职”。他认为，报纸对政府的监督，是舆论监督，而作为向导者，报馆应该面向大众，具有“救一时明一义”的特征。三：关于办好报章的条件的论述。梁启超认为，一张办得好的报纸，必须具备四条标准：“一日宗旨定而高，二日思想新而正，三日材料富而当，四日报事确而速”。四：关于舆论的论述。提出并强调“舆论之母”、“舆论之仆”与“造舆论”的重要，并且，健全的舆论应有“五本”，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
梁启超的办报在我过新闻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包括，一：向读者进行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教育。维新派通过报刊陈述当前中国列强环伺的危险局势，愤怒地谴责了列强的种种恶劣行径，发出了建设一个强盛、独立的新中国的号召，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抵御侵略，振兴中华的爱国激情。二：向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教育。维新报刊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西学和西方情况，热情宣扬资产阶级新文化，使广大知识分子的头脑为之一震，思想得到解放。三：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变法的实现。各地维新派新团体的报刊活动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影响，获得了一大部分具有爱国思想的仁人志士的支援和支持，对变法起到了很大帮助。其主要贡献有，一：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二：开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三：创造了报刊新文体，推动了政论写作的发展。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有影响的新闻理论家，也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的编辑出版思想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一代报刊从业人员，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由于时代及个人思想认识的局限，他的出版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因素，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对他的编辑出版思想，我们不能全盘吸收。同时，他的编辑出版思想中，对编辑出版的内在规律涉及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他编辑出版思想的一个缺陷。当然，我们不能过多地苛求他，因为梁启超在近代史上扮演的主要是一个思想启蒙家的角色，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至于对他编辑出版思想的完善与发展，则是我等后辈应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