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农问题的思考论文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写过论文，肯定对各类论文都很熟悉吧，论文写作的过程是人们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一篇什么样的论文才能称为优秀论文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对三农问题的思考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一、“三农”问题怎么了
“三农”是当今我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我国经济正常发展。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弄清“三农”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弄明白“三农”问题的关键,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才能抓住重点,事半功倍。
“三农”是指农业、农村、农民，因为这三个名词或三种事物间都有一定的关系，或者是说它们前面都有一个“农”字，所以，人们把它合起来称为“三农”。但是,详细考虑一下，“三农”问题虽然相互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又不是属于一个大问题中的三个小问题,没有办法把它们合并在一起,它们又是各自独立的。
“三农”之所以成为“三农”问题，不是说它们现在的情况非常良好，而是说它们都存在着不能不重视和不得不尽快加以解决并且如果不重视和不尽快加以解决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的问题。“三农”问题到底已经怎么样了？有些人用一个判断词和一个形容词和它们分别组合在一起说:农业真危险、农村真穷、农民真苦,说明“三农”问题现在的境况,说明“三农”问题的严重程度。如果这种形容是贴切的话,解决“三农”问题对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迫在眉睫和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但是，“三农”问题是怎样出现的昵？在三个问题中，是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各自单独出现昵，还是互为因果先后出现的昵？如果是前者，每一个“三农”问题中的重要问题或者是关键问题是什么昵T如果是后者,又是谁先影响了谁，关键的原因是什么昵？是农村真穷导致了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农业真危险导致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还是农民真苦导致了他们不想干农业,导致了农业危险和农村真穷昵？
二、农村在“三农”问题中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农村为什么穷？是因为它是农村吗？是因为它是搞农业的人住的村子而穷了吗？详细分析起来,农村在农业和农民二者中，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农村所以成为农村,是因为是农民住的村子，才叫做农村。农民所以成为农民,是因为他从事了农业生产。如果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从事了商业,那他就只能是商人而不能是农民；或者他从事了工业生产，那就只能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农村只是一个居住着什么性质的人的地方的名词，而它本身不对任何一个个人起限制作用，所以,我们不能说居住在农村的人都一定是真实地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不但他们可以不进行农业生产，可以进行其他的工作（那样的话，他们就不是实际的农民，而是名不副实的农民，而且，还可以从农村走出去，到城市里去居住，成为城市市民。农村真穷，其实也只不过还是说农民真穷的。农民真苦,也可以说是农村真苦,但是,还是说农民苦的。再者,如果农民富起来了,农村自然也就不穷了。在事关经济的问题上,“农民”和“农村”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是着眼点不同罢了。因此，“三农”问题之所以会成为“三农”问题,只不过是加了一个“农村”问题，以此概括地全面一点。但是,在实际上，却没有说出更多的问题，而只是说了两个问题，是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而农村只不过是一个陪衬。农村问题,并非“三农”问题要说的主要问题，所以，“三农”问题就只是两个问题了，我们只用说农业问题与农民问题就可以了。
因此,上面假设第一个因果关系问题,是农村真穷导致了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假设，是不存在的,农村真穷不是导致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重要原因或者关键问题。
三、中国农业在正常发展着,不存在根本上的危险性
我们再来看农业。
“农业真危险”是不是农业生产本身的原因导致的昵？农业生产发展本身的因素有许多，比如土地的多少、科学技术的应用、生产工具的先进与落后，是不是有足够的就业者在进行农业生产等等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这四个方面是起着最关键或者最重要的作用。
说到土地，中国同其他国家比起来,不是绝对的多。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看,我国的土地可以基本供应我国人民生活和生产的需要，粮食生产基本上是安全的。1980年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不但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经常面临卖粮难的问题。只要政策得当，结构合理,在不断发展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自满自足是没有困难的。
说到科学技术，自从建国以后，在农业方面，发展也非常迅速，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一天比一天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粮食亩产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种子得到了改良，化肥、农药、灭草剂等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粮食单产由解放初期的x、二百斤到五百斤，再由五百斤到一千斤，并且还在不断上升着。虽然，同发达国家比起来,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发展的速度是不慢的,并且,还在迅速发展着。可以断定,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发达国家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来看农业的生产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生产机器在农业生产中基本上代替了人力和畜力。拖拉机、收割机、水泵等在绝大部分地区成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工具，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如果条件允许,一个农民驾驶着拖拉机或者收割机在一天8个小时的劳动中至少可以耕种50亩以上的土地或者收割50亩以上的庄稼。农业生产力还在飞速发展。
最后，我们来看有没有足够的劳动者在农业生产中就业。
建国以后，虽然我们准备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以农业为基础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后来,一度要求全民大搞农业,农业生产有着充足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农业人口的比例有所减少,但是还是相当多，占了总人口的2/3以上。农业生产中有着足够的劳动力。我们只是看农业生产这一个方面，这不能是“农业真危险”的原因，只要科学技术和农业生产力在发展，不管在已经只需要1个人就足以种植得非常好的500亩土地上有1个劳动者，有10个劳动者还是有100个劳动者，劳动者过多只能是劳动者的劳动繁重了与轻松了的差别,但不能产生土地效益的差别。如果有土地生产效益差别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至于农民本身所产生的问题，只能是在分析农民问题时的事情。
通过以上分析,在当前并没有农业危险的迹象。虽然,我们在以后的分析中，会看到农民真苦导致农民没有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甚至抛荒土地,但是，这种现象不是因为在农业生产上就业的人数不足，反而是因为在农业生产上就业的人数太多了。所以,不属于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重要问题，而是要放到研究“农民真苦”的时候再研究。所以,农业生产本身是不存在“农业真危险”的基本原因。
至于农业与农村、农民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是存在的。农业怎么样了,就决定了农村和农民是怎么样了，这是一个正比例关系的问题。农业生产正常发展,决定了农村和农民的景象非常正常。所以,“农业真危险导致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的推论是不能成立的。
四、“农民真苦”是农民自身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农民。我们先从农民本身来研究。导致农民贫穷和富裕的`内在因素有哪些昵？有劳动对象也即耕地的多少与肥沃程度问题，有使用的生产力问题,有科学技术的问题,有农民的劳动生产素质问题。
我们先来看耕地问题。
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里，虽然因为荒芜和开垦能够减少和增加耕地的数量,但是，因为总土地面积有限,增加不是无限的。再加上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限制,就决定了即使能够无限量的开发,也只能是在满足需求的数量上，多余的土地就会自动退出耕地而荒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农产品的数量剧增，产生了卖粮难的问题,在“退耕还林”之前，有一些劣等土地就退出了耕地而荒芜了。因此,耕地面积不是可以随意增加的。但是,这不影响农民的耕地多了，农民的收入就高经济就相对富裕;耕地少了，农民的收入就少经济就相对的贫困。耕地的肥沃程度也是如此。当前中国农民的耕地数量虽然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而不同，但是，在现有的农业生产力下，耕地同农民所使用的生产力比较起来，相差相当的远，因此,农民的收入虽然有着差别,但是,他们的农业生产收入同他们使用的生产力相比起来，差距非常大,只有1%-2%。所以,从整体来看,农民是非常穷的。
在农业生产力问题上，我们在上面已经有所分析。同科学技术一样,都在迅速地发展着。其实,科学技术的应用同样也是生产力的增加。生产力的增长,可以使农民在单位的耕地上和单位的劳动时间中增加效益。因而,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应用，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起作用，我们就只能得出结论,农民也会富裕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农民的贫穷与生产力有关,也与生产力无关。说与生产力有关,一是说在生产力的增长中，农民的生产活动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经济也有所变化;二是说生产力的增长还远远不够。说与生产力无关,是因为农民的收入同生产力的增长远远不成比例,农民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效果。
科学技术问题也是如此。但是,科学技术在另一方面也就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的素质问题。同样,从一般情况上说,农民的生产劳动素质越高,则农民收入越多、经济越富；反之,则农民收入越少、经济越穷。这只是一般情况,是说在耕地相当的情况下。在耕地太少的情况下,甚至还有可能减少农民的收入。在用人力畜力的情况下,农民有足以满足自己耕种的30余亩土地,有耕牛和简单的生产工具,农民耕种一亩地不投入任何资金可以收获粮食300斤,每斤按0.6元计,有0.6元x300斤=180元的收入。在使用拖拉机、收割机、优良种子、化肥、农药的情况下，因为农民只有3~5亩土地,没有办法用拖拉机与收割机等，只好请他人为自己耕种收割。所以,耕种一亩地需要耕种和收割费用60元,优良种子、化肥、农药等240元的情况下，可以收获800斤粮食，有0.6元x800斤=480元的毛收入。如果减去投入部分，还有480元-60元-240元=180元，和过去的人力、畜力时的情况一样。但是，由于土地太少,在过去需要投入3~5天就可以耕种好一亩土地的情况下，现在就得用30天左右。所以,实际的效益减少了,农民就更加贫穷了,不得不靠为他人打工来维持生活。
这样看来,“农民真苦”与农业的关系不大,关键的问题是农民自身的问题。
五、农民自身的问题在于农民太多了农民自身的关键问题在什么地方？
在农民自身的内在因素里,有土地问题,有生产力问题,有科学技术问题,有农民的生产劳动的素质问题。现在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农民的收入过少而经济贫穷？
在前面,从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没有什么另外的原因，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农民的生产劳动素质都和农民的收入或者富裕程度是正比例关系,即，它们愈提高,农民的收入就愈提高,农民就愈经济富裕。现在就只有土地问题在这几个问题中起到了左右它们的作用。虽然说,土地数量多了，农民的收入就多,就富裕,但是,土地少了,不但使农民的收入少了，富裕程度减少了，而且也降低了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农民的生产劳动素质的效果，因而也抑制了这几个方面的发展,所以,土地问题又可以起相反的作用，因而,土地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简单地分析一下。因为土地太少,不但农民买拖拉机和收割机供自己生产不合算，而且也使拖拉机、收割机的工作效率降低了。在小块土地上耕种、收割回头多，机器空转多，行驶和操作都放慢了，特别是在地块之间的频繁移动,更是浪费时间与劳动力。在土地非常之少时,农民使用科学技术和提高自己的农业生产劳动素质都会形成收益小于投入,是不合算的。所以,土地数量问题在这里起了巨大的作用。
因此,要解决好“三农”问题,重要的是农民所能耕种的土地数量问题。
但是,我们在前面谈到土地问题时曾经说到，可以供农民耕种的土地的数量不但受到土地面积限制，而且也受到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限制。如果农民耕种的土地过多,农产品自己消费不了，而又没有足够的国际市场,不但会成为农民收入的障碍,而且，也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美国给农业以大量的扶持和补贴,表面上是解决了就业问题,在实际上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包袱。在中国,对农产品的需求基本上已经饱和，而全体农民的耕地距满足的数量相差很远。假定说我国能够满足全体农民的耕地需求，农产品过量供给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场灾难。
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昵？
其实，解决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只有一种办法，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要有不同的办法。如果农民和土地都没有任何限制,可以自由缩减和膨胀,那么,如果土地多了，可以增加农民洳果农民多了，可以增加土地。这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如果在既定的生产力下,需要的农民一定,土地可以自由增加，那么,就只有增加土地;反之,如果土地x定，农民少了,就只有增加农民,农民多了，就只有减少农民。土地的多少是一个相对的量。100万亩土地怎么样？是多还是少？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农民,就是绝对的多洳果面对1000万农民,就是绝对的少。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在现有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基本满足了需求,所以,即使真的需要增加和能够增加土地,也不会有多大余地。如果满足现有农民生产的需求,需要增加百倍上下土地数量。这样,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讲,都是行不通的。所以,根据现实各方面的情况，不能说是土地太少了，只能说是农民太多了。所以,农民太多才是“三农”问题的关键问题。
六、农民太多致使农民贫困
中国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小农国家。“三十亩地一犋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对过去的小农生产的形象写照。新中国在建立之后,就开始建立了东方红第一拖拉机厂。以后,农业机械厂、化肥厂、农药厂等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大集体时代,如果说拖拉机、收割机的使用还不普遍、还不配套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30余年后的今天，拖拉机、收割机、优良种子、化肥、农药就已经普遍使用了，中国农业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
或许有人说，我国9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自己的农业机器，所以，还不能说农业生产已实现机械化,他们所据有的生产力还是非常低的。
但是，由于中国农业生产的特殊情况,我们不能根据农户占有的农业机械的比重来断定农业的生产力。因为单个农民所有的土地太少,有农业机械的农民在自己土地上的使用率非常之低，这就使有农业机械的农民把为其他农户耕作作为主要任务，因而也使没有农业机械的农户都使用农业机器耕作。因而，除去条件恶劣,不适宜使用农业机器的地区，大部分可以使用的土地都使用了。农民自己没有,就雇用他人的农业机器使用。所以,可以说，中国农业的生产力是拖拉机耕种、收割机收割、用化肥施加肥料、用农药消灭害虫的生产力。
我们只假定,一个农民,开一台收割机一天可以收割50亩庄稼,开一台拖拉机,在一天也可以耕50亩土地。在10天收割500亩庄稼之后，再用10天时间,就可以把这500土地耕一遍。那么,剩下的10天时间可以作一些其他的工作,如平整土地、扒畦播种等。其他的事情如中耕、除草、灭害虫，甚而灌溉等等,可以用2~3个月时间。这样,每季耕种护理收割就是4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全部任务。一年两次种植，轮番作业,500亩土地，用8个月的劳动时间可以完成。
根据北方的情况,种一亩地,所需要种子在秋季种麦时要多一些,在夏季种秋时要少一些,平均每亩按25元算,两季需要50元左右。所施用的化肥每亩地每季需要一百多元,两季按250元。每季每亩使用农药,灭草齐等约为50元,两季共100元。这样,两季共需投入种子、化肥，农药等共计为50元+250元+100元=400元。我们再拿出80元予付浇地灌溉以及集体提留的开支。这样,一亩地在一年两季的耕作中共计投入480元左右。
在这样的生产力下，每亩地的收获就大大提高了。在南方,水稻高产,每亩每季可收水稻在1000斤以上。在北方,现在每亩收小麦也可达到1000斤左右。我们算的低一点,按每亩麦子收800斤计算。如果是大米,价格比较高，可以达到0.8元以上。但我们不按大米算,按北方的小麦和玉米的价格计。在有些时候,玉米每斤的价格不低于小麦的价格。我们折中算,均按每斤0.6元计,那么,每亩季可收获800斤粮食,这样,0.6元x800=480元。
这样，我们在一年的耕作中怡好投入了一季收获的粮食的价值。剩下了一季收获的粮食为整整一年耕作的纯收入,正好也是0.6元x800=480元。一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是480元x500=240000元=24万元。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能贫穷吗？
但是,我国人均土地占有量在1.5亩。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农户5口人，占有土地的总数就是1.5亩x5=7.5亩。这只是平均数。大多数地区只有一亩土地甚至只有5分土地。这样一个5口之家就只有5亩地或2.5亩土地。如果每亩收入480元,这三类不同的5口之家的总收入，依次为3600元、2400元、1200元。
农民在收割、耕种时，x季得用1个月的时间。一年耕种、收割两季,就需要用去两个月的时间。这里,7亩和5亩土地没有多大差别。因为他们自己并不实际进行收割、耕种的操作，只是在进行查看庄稼成熟与否以及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方面的事情,所需要的次数是相同的。但在实际上,这种劳动完全可以不要。在种500亩土地的农民那里,都是供应商直接送去的，并且由于数量大，所以价格也低。其余就是寻找、等待、侍侯有拖拉机、收割机的农民为自己耕种收割的非耕作空忙。农民用两个月的忙碌完成了请有农机的农民为自己一年两季的耕作。
有拖拉机、收割机的农民为他干了多长时间昵？如果我们按拖拉机每小时耕种5亩土地，收割机每小时收割5亩庄稼算，那么,给有7.5亩土地的农民收割了1.5小时时间的庄稼,耕种了1.5小时时间的地,共3小时的时间，两季6小时;给有5亩土地的农民收割了1个小时时间,耕种了1个小时时间,共2个小时时间，两季4小时;给有2.5亩土地的农民收割了0.5个小时时间，耕种了0.5个小时，共1个小时间,两季2小时。收割一亩小麦和耕一亩地都需30元至35元。我们按30元计,每亩一季需付出30元+30元=60元,一年两季，就要付出60元x2=120元。这样,有7.5亩土地的农户得每年为耕种收割付出900元；有5亩土地的农户得每年为耕种收割付出600元；有2.5亩土地的农户得每年为耕种收割付出300元。
农民耕种的土地太少，所以不能用卖粮的钱来付这笔费用，只有靠打工。在一般情况下,每月除去住宿吃饭能余下300元。如果按这样算，那么,900元就需要打工3个月，600元需要2个月，300元需要1个月。这样算起来,加上耕种收割所忙碌的2个月，种7.5亩土地的农户用了2个月+3个月=5个月的劳动完成了一年两季的农业耕作任务，实际是用5个月劳动进行了6个小时的农业劳动；种5亩土地的农户用了2个月+2个月=4个月的劳动进行了一年两季的农业耕作，实际上是用4个月的劳动完成了4小时的农业劳动；而种2.5亩土地的农户则是用2个月+1个月=3个月的劳动完成了2个小时的农耕劳动。这种劳动的实际效率是非常低的。可以说,只在1%左右。种7.5亩土地的农户的劳动效率最高，收入是3600元+5个月=720元/月；种5亩土地的农户的劳动效率次之，是2400元+4个月=600元/月；而种2.5亩土地的农户的劳动效率最低，是1200元+3个月=400元/月。从平均的角度来看,农民当前的实际收入只是他们使用的生产力应该得到的收入的1%左右。如果按全年普及,月收入则更少。不足人均1.5亩土地的5口之家或者没有5口人的农民之家的收入就更加少了。这样,农民的生活就不能不贫苦。
由于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的实际收入太少，不足于顺利进行农业生产和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所以不能不依靠出去打工取得收入来弥补不足部分;另x方面,打工的工资虽然比起在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就业的非农业人口要低许多倍,但是，比起进行农业生产的收入要高得多,所以,有的农民就宁愿抛荒土地也要去打工。但是,不是因为农民文化和技术的缺失（而这个方面只能是一个次要的原因)，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刚刚进入城市并且是一个在城市中没有可靠的地方立足的人，他们必须尽快找到工作才可以在城市中生活下去（虽然说只是城市需要他们作为劳动的后备补充力量才能够暂时在城市中存在,如果不是如此,他们是不能在城市中立足的),所以,他们和用人者比起来就更加不对等，再加上他们的农业生产收入太少,工资的底线要求太低,这些条件决定了他们打工收入(工资非常低下。他们虽然收入不高,还得从中付出住房费（由于他们大量涌入城市,城市的房租也飞涨了、城市暂住费(名曰办暂住证成本费或者手续费）、交通花费等等，能够剩下的就更加少了。当然,他们也可以不去打工,而是搞养殖、搞手工业、搞多种经营、搞特产种植等等。一方面，虽然在这方面种类不少,但是，比起9.3亿农民来说,就显得特别的少了。所以,竞争激烈,很难长久赢利而不亏损。在全体农民都只有3~5亩土地的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因为搞特产种植、多种经营激发粮食安全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农民资金少,还有几亩土地必须照料,不能池有不敢的因素)专营,所以成本高、收入低。因此，虽然农民进城打工、搞养殖、搞手工业、搞多种经营、搞特产种植等在顺利的情况下，比不搞要好,但是,正是他们的这种“半抱琵琶半掩面”的不能专营的处境，使得他们的收入非常低下,他们非常贫穷。
农民有“业”吗？有。但是,他们的“业”太少了,不能满足他们劳动的需要。所以人们不把农民的劳动看作工作,看作职业，因而他们的劳动没有高低，没有区别,也没有人考虑他们的职称。因为“不”需要。农业是“业”吗？是也不是，闹不清楚。没有人把去进行农业生产看作就业,但是，还是把没有“业”可从的或者已经失去“从业”资格的人塞到农业上来，或者用以后的好工作、高收入作为筹码吸引人们暂时到农业生产中去。农民永远不会失业,尽管农业只是满足了农民1%左右的劳动需要。农业有科学吗洧。但是,是硬塞进去的,所以,它在不科学中旋转。特别是在农业中缺少了经济科学，使资金浪费了生命,难以变成生龙活虎的资本，因而也枉费了劳动,使劳动的效率非常低。农民就是在这样的几乎是冰冷的没有生气的一潭死水中拼命挣扎,争取生存的契机,越来越同现代化拉开了距离,被边缘化,成为本来不应该贫穷的贫穷人。
七、“三农”提法的不良后果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确实存在着“三农”但是,不存在什么“三农”问题。当然,如果我们细致地去考察,在“三农”中，不只是“农民”存在着贫穷问题,“农业”也存在着发展问题,或者说存在着赶上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生产的问题;而“农村”昵,虽然贫穷可以说和“农民”的贫穷是统一的,但是,不是还存在诸如民主问题、社会和谐问题、文化教育问题、医疗卫生问题,优化环境问题等等问题吗？为什么说不存在“三农”问题昵？事实虽然如此,但是,我们认为，关于“农业”“农村”问题,是和其他许许多多方面的问题一样，不是应该提到重要地位必须下大力气作为非常重要的亟待解决问题。就象城市,难道我们不能总结出诸如城市建设、城市市民收入等等几个城市问题吗？但是，这些问题,是日常的需要解决的正常工作问题，不是国家发展的当前最为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像提出“三农”问题那样提出“X城市”问题、“X文化”问题,“X工业”问题、“X服务业”问题、X等等其他问题。况且,在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即使“农村”“农业”真正存在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也是“农民太穷”引起的。例如医疗问题吧,如果农民的收入和市民的收入一样,那么,问题还会有那么严重吗？虽然说,我们在医疗问题上需要尽可能多给农民以帮助,但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要解决根本问题只有提高农民收入一个办法。所以,“三农”问题归结起来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太穷”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农民太穷”只是问题的表象,而不是问题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只是农民太多了。解决农民贫穷的办法有许多个,但是,我们的救济、反哺、免税、普惠等等只能或多或少地缓和一下农民的眼前困境,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问题才是最为根本的办法。
把“三农”和“三农”问题等同起来,就含糊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使人们难以分清主次不能抓住重点,而把人们的认识约定到邪路上去。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用错力量,因而不是事半功倍而是事倍功半。“三农”问题的提法使人们紧紧地把农民、农村、农业结合在一起,难以使农民脱离农业、农村的约束。如果我们只是提出“农民”问题,就非常容易看到是农民的经济贫穷问题,就非常容易看到农民太多了,就会把解决农民太多的问题放在第一位，从而抓住问题的要害,把主要力量放在问题的要害上,就能事半功倍而不是事倍功半,从而加速了解决“三农”问题的进程。
提出“三农”问题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是对“农民”问题的初步认识。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对“三农”问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以更加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
可能有点多，具体您自己删减吧，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收入2003年伊始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从我国的未来发展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的变革，农村面貌有很大的改变，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小康社会根本标志是人均GDP不低于3000美元、以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8000元以上。目前，我们与这类指标还有相当距离，尤其从1997年开始农民收入增幅下降这一态势，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三农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战略性地位，然而，三农却成了国民经济中一扇软肋。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收入问题。应千方百计从增加农民收入入手来解决三农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和稳定，更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目前我国的农民收入状况
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9％，而1997年开始便急转直下逐年回落：1997～2000年，农民纯收入分别同比增长4．6、4．3、4．0、2．1个百分点，但增幅却分别同比下降4．4、0．3、0．3、1．9个百分点，这5年降幅总共6．9个百分点。由于农业的产业特点，农村达到小康水平比城镇要困难得多。统计资料显示，在全部居民储蓄中，城乡比例为8：2。2000年城乡消费比值约为3：1，9亿农民的消费额仅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8％。1997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160元和2090元，比率为2．47：1，到2000年这组数字为6280元和2253元，比率扩大到2．78：1。不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负担也十分沉重，仅税收一项农民支付的平均额就相当于城镇居民的9倍，若加上名目繁多的收费，则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0倍。目前，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为48％，要达到小康水平要求城乡平均为40％以下，重头戏还是在农村。
（二）影响农民收入的相关因素
一.农民增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我们有必要针对农民增收的问题作出仔细的分析，从而找出一条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目前影响我国农民增收的因素主要有：
1.农产品成本高、价格低、限制了农民增收。农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产品相对过剩，农产品价格上涨空间缩小后，农民收入增长受到了限制。我国农业收入60%来自种植业，1996年后农产品市场供求发生了较大变化，导致价格走低，1997年至1999年三年时间里，我国大宗农产品价格下降了24.5个百分点，不少农业大省连年喜获丰收，但除了定购部分粮食按国家定购价收购外，其它农产品价格普遍下降，“实难”使农民增产不增收，到2000年因市场供求状况变化和价格波动，使农民收入增幅下降了1.5个百分点，这一年仅农户家庭种植业纯收入一项就比1995年下降了27.4%。
2.农业经营结构不合理阻碍了农民增收。农民收入增长与收入构成密切相关，而收入构成又受制于生产经营结构。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产品低水平、结构性过剩，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表现为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的不合理，我国以农户为主的生产结构高度雷同，产品品种在较大区域内大体一致，小生产或小农经营只能在满足自身需求的情况下，再将剩余部分转向市场，加之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致使价格不断下跌，农民收入增幅下降。这说明，农民增收受阻于农业经营结构的不合理。
3.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改变了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农业税、集体积累及乡村的公共支出由集体组织转嫁给了农户，同时，涉及农业的制度内制度外收费五花八门，屡禁不止，县乡两级政府及村委会财权与事权不对称，消费无约束，机构臃肿，队伍冗长，正所谓“收了一些不该收的钱，办了一些不该办的事，养了一些不该养的人。”如湖北省监利县2002年吃饭占财政支出的86%，一个红城乡财政所就有105人；龚汤镇由财政开支的达944人，年经费亿元之巨。类似这些都要靠收费苦苦支撑，农民负担高位运行不但成为农民减收的重要因素，也擎肘了农民增收措施的操作。
当解决叫农民增收的问题，农民收入会迎刃而解。
二.除了农民增收问题，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是制约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场调节的比重日益加大，农业生产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对处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且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增大了他们经营的风险，使他们很难对诸多的市场供求信息做出较准确判断，结果往往是造成农业生产的趋同，同一品种的农产品在某一时段的供给大量增加，如国内需求增幅不大，产品亦不能大量出口时，农民收入就会大幅降低。另外，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用于农业生产的新品种新技术大量涌现，要求农民加强对这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学习，并将其运用到生产经营中去，而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对此则有些无所适从，很难选择到先进适用且市场需求空间较大的新品种和新技术运用到生产经营中，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三.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竞争力强弱与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成正比。自改革以来我国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仍以农户为单位，每一农户经营的土地非常有限，按每户三人计算，每户经营的土地在7亩左右，要在人均2．3亩土地上把农民的收入提高到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要在人均2．3亩土地上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根本做不到的。另外，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过于分散，在生产经营上仍处于“户自为战”的状态，农户经营行为协调性很差，组织化程度极低，甚至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这使农户经营行为有很大盲目性，在市场竞争中很难形成优势，进而影响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四.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土地资源高度紧缺。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2亩，户均承包耕地7亩多，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使农户经营规模太小，即使土地生产潜力很大，也难给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同时，由于经营规模太小，农产品生产成本过高，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五．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和支持的力度不够。农业相对工业和第三产业而言有其自身特点，即农业的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等等，这就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既要面对市场风险，又要面对自然风险，加之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民抵御这两种风险的能力很弱，也增加了农民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进而影响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尤其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对农业的政策不是补贴，而是从农业中提取积累来扶持工业发展，这一政策的实施阻碍了农业自身的发展。虽然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长足发展及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农业补贴工业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变，但国家对农业补贴和支持力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仍不能满足农业自身发展的要求。
六.体制与制度的制约。
首先是“挖农补工”战略和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据统计，1954年～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获得了5100亿元的巨额资金。1978年～1991年，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趋势，这种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所形成的剪刀差，给农业和农民造成的负担。更奇怪的是，一方面农业剩余在源源不断地流向工业，流向城市；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却把不断膨胀的农业劳动力死死地固定在极其有限的耕地上，很难获得农外收入。
其次，是小农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适合农业生产的特点和不同层次生产力水平的要求，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但这种农业家庭经营从实质上讲仍是一种小农经营，无论是经营规模、经营手段或经营方式都仍处于传统农业水平。我国家庭经营的这些缺陷，一方面导致农户小规模经营缺乏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农户过于分散，不便于了解市场、进入市场和规避市场风险，面对竞争激烈和瞬息万变的市场，农民往往无所适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再次，农村行政体制及税费不合理，造成农民负担过重。我国乡镇机构臃肿，乡村两级干部过多，管理费用开支过大。目前，全国共有4．8万个乡镇政府，80万个村民委员会和520万个村民小组，县及县以下需要农民出钱养活的干部达1300多万（不包括教师），庞大的支出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此外，税费不合理，纳税过高，交费过多。收入微薄的农民还要自己集资办义务教育，承担本该由国家承担的责任，无疑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由此可见，农民收入问题重重，要得到更好的解决不是简单的几项政策就可以应付的，也不是几个措施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国家政府加强对农业的关心就可以缓解的。它需要根据我国现在的农业状况和基本国情，认真分析以上种种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因素，再进入农村，深入农民探究农业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它是一个找出问题--研究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过程中也许还有其他一些步骤！
（三）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性
1.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需要。
2.增加农民收入是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3.增加农民收入是妥善解决“三农”问题，扩大再生产投入的需要。
4.增加农民收入是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需要。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富强，都离不开社会的稳定。我国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农村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则是农村稳定的根本保证。
5.增加农民收入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只有促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贫富差距才能缩小，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才能落到实处。否则，我们党和政府就会失去农民的支持，我们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地位就难以巩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难以顺利进行。
（四）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分析
1.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是关键。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使各国都把农业置于政府的保护之中，尤其我国加入WTO以后，更需要政府实施保护和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农产品价格支持、补贴政策、财政信贷政策、农业保险制度等，使农民从政策优惠中增加利益。诚然，我国现时的农产品价格已接近或超过世界市场的价格水平，但由于我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和成本高，为保证增加农民收入，适度提高和调整农产品价格，同时限制农用生产资料提价速度，给予双方有效的补贴政策，使农民增产增收，并确保收入增幅逐年上升。目前，国民收入分配不利于农民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转，要通过建立价格保护政策等措施，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塑造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的新型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在我国工业化大体到了中期阶段的今天，经济发展应实行从“吮吸农业”到“反哺农业”的战略性转变，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逐年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各级政府应确保每年的财政支农增长水平高于上年，从而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农民收入长期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2.农业结构调整是必要条件。目前我国农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是区域结构雷同，各地区重复生产，低水平竞争；二是农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差，缺乏竞争力；三是生产组织不合理，分散经营，规模小，成本高。解决上述问题，第一，发挥比较优势，突出区域特色，解决区域结构问题。各地应前瞻国内外市场，依本地资源禀赋，选择优势种植、养殖业重点发展，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社会化服务。使区域优势转为经济优势，进而变为经济效益，不同地区各展所长，互为市场，共同受益，使更多农民增加收入。第二，优化农产品结构，提高优质产品比重，解决农产品结构问题。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现代农产品质量的概念不仅是物理和生物质量，更包括生产环境，生产过程、营养、卫生等方面的意义。无公害、健康、安全、享受等高质量农副产品有很大的需求收入弹性，要大力发展名、优、特、新品种，提高优质产品比重及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在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把畜牧业、瓜果业、旅游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逐步培育成农业经济的支柱产业，从而使农民收入跃上一个新台阶。第三，走农业企业化道路，解决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不合理问题。家庭联产承包组织制度曾极大地调动了几亿农民的积极性，经过20几年的运行，突显的问题是农地农户私有不能解决农民分散化经营所导致的高成本、低效益，更难抵御大市场带来的风险。探求新的生产组织模式应该是农业企业化经营，包括农产品生产企业、加工企业和流通企业。这样可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规模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可以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等问题。农业企业化是由农户联合经营或委托经营过渡到合作经营，最终实现公司化经营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政府以农业投融资、土地流转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
3．提高农民素质是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实践证明，在收入分配领域，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收入也越高。因为高素质的劳动者较低素质的劳动者在相同时间内能向社会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劳动，从而获得较高收入。劳动者素质的高低与其受教育水平有关。对广大农民而言，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素质和技能，就会改变其就业和收入状况。据美国经济学家D．Gale Johson分析，中国农民在校时间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增长3．6％—5．5％，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达到城市人口受教育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缩小15—20个百分点，农民的收入就会大幅度提高。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我国农民中受过高中教育的人不论是在家务农还是从事其它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经营成果和效益均高于只受过初中或小学教育的农民。为此，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我国近13亿人口中约有9亿生活在农村，农村基础教育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农民文化素质的高低，而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虽经各级政府努力已有很大改观，但与全国提高农民素质的要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为此，中央及省级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促进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使一部分因贫困而失学或辍学的中小学生得以完成基础教育。二是应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目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及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现实，使很多农民子弟在完成基础教育后难以升到高一级的学校继续深造，而是步入社会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之中。针对这一现状，应考虑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加大职业技术教育的比重，使农林专业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能学到一些职业技能，为其日后求职打下一定基础。同时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地实际，结合农业生产和农民切实需要，以服务农业和农民为宗旨，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
4.发展劳务经济、改革户籍管理是必然途径。发展劳务经济的目的就是剩余劳动力就业和输出，一能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二能实现劳动效用最大化，在以增产使农民增收的空间有限时，发展劳务经济改革户籍管理已成农民增收的必然途径。2002年农民收入比上年增加4%，主要是1.3亿农民从事二、三产业，其中有9400万农民进城打工，总收入约5278亿元，人均5592元。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是农民增收缓慢的根本原因，从农业现代化长远目标出发，还是要走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政府应制定分阶段的农业人口转移与城市化政策措施，首先要改革延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人口户籍管理制度，拆除为保护城市繁荣而限制农民进城的壁垒，逐步实现城乡户口一体化管理；其次，提供就业机会，扩大农民就业途径，消除对农民就业的歧视，实现农民身份的变迁；最后，通过大力兴办乡镇企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把剩余劳动力转向对农产品深加工的企业中去。资料表明，发达国家农产品深加工约占总量的80%，而我国只占10—20%，他们产前、产后、产中的产值比例为2：1：7，我国恰恰相反，为7：1：2。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深加工转化值的空间还很大、大多数乡镇企业还是应结合农业产业化，以农产品为原料，提高深加工水平，通过增加附加值来增加农民收入。
5.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党在农村实行的税费改革政策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是我国农村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第三次重大改革。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方针政策。要进一步加大专项治理和监督检查力度，依法从分配上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利益关系，杜绝一切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行为，严肃查处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违纪案件。通过落实费改税政策，真正把农民负担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管理的轨道。同时，要下决心精简乡镇机构，裁减镇、村行政人员，压缩管理费用，从源头上减轻农民负担。
6．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有效转移。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城镇化水平会得到进一步提升，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向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城镇提供广阔的空间，进而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各级政府应加强城市化建设，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需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需要住房、交通、子女上学、医疗、社会保障、娱乐等生产生活多种服务，这些服务有的通过市场化运作即自行解决，而子女上学、社保等就必须依靠政府的有效投入方能解决，因而，各级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加快城市化建设，比如在大城市周边建设卫星城，加快中小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功能，为城市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便利。其次，要顺应城市化规律之要求，采取相关措施，由过去人为地限制农民进城，到允许农民进城定居，进而发展到鼓励农民进城。这既需要改变以往不正确的认识，更需要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摒弃以往限制农民进城的一些做法，降低农民进城定居的门坎，为农民进本城提供方便。比如修改并进而废除二元制的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在国民待遇上的差别，对进城务工一定时间、有固定住所、有稳定收入的农民，允许其申请变为城市居民，并在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取消诸如对进城定居或城际间调动人员增收城市增容费等人为限制城市发展的措施。复次，政府在优化经济布局、提升产业结构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向进入城市的农民提供适当的工作岗位。惟有如此，才能使农民真正融入城市，适应新的环境，迅速转换角色，在城市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最后，推进城镇化进程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渐进，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的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提高城镇化水平，这样既有利于转移农村人口，又可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动力。
7.政府加大投入是基础。我国农业的投资主体是国家、集体和农民，在现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体制下，集体普遍缺乏必要的积累，农村基层组织的经费绝大部分来自农民，农民纯收入抵充负担后，没什么效益可言，这个主体的投资能力微不足道。应努力提高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比重，按照《农业法》“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的要求，到2005年用于农业投资的比重应由现在的8%提高到10%以上。在投入增量中，首要的是大力改善农村和农业的基础设施，提高资本形成水平和固定资产积累水平，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基础和外部环境；其二，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质量安全水平，还应把农业生态保护、农村就业结构调整作为投资重点；其三，加大科技投入，抓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把生产结构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农民从增加投入中增加实惠。
综合所有能够并有效的方法或措施，我想三农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但是我们得认识到它是能得到很好解决的，这并不意味着立即会得到效果，要珍惜很彻底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漫长的时间，毕竟制约因素很多，而且如今入世了，面临着严峻的形式。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不懈的落实三农政策。
一、 从GDP增长看农村社会发展的政策依赖性 中国经济持续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通过对农业部门的分析我们能发现，农业部门始终存在着较总体经济更加不稳定的增长结构，无论农业部门GDP的总量还是其增长率，都能印证这一点，而增长的时序变化则与相应时期农业政策的变革力度息息相关。 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发布了中央1号文件，把每年的首要工作布局均放在了三农领域，通过大胆的谋篇布局，切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的生产关系更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持续不断地进行了深化调整工作。正是这几年的大动作，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体现在GDP上就是农业GDP增长率迅速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明显降低，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一个例证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农村居民住宅建设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政策效果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80年代末。 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经济进入了平台期，增长幅度逐渐趋缓。自1993年开始，农业GDP又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时期，但是，结合当时的经济背景来看，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快速的通货膨胀引起的名义GDP的大幅提高，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处于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发力期。1995—1996年，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保护价收购政策，由于粮食价格较高，1995年农户家庭当年从粮食作物获得纯收入比1990年增加了1448元，占同期农民家庭纯收入增加值3776元的38.3%，占同期农民家庭全年纯收入增加值5635元的25.7%。这说明在保护价政策实施的初期，保护价政策对于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是随着其后粮食价格的不断下滑，农户家庭粮食作物纯收入由1995年的2436元减少到2000年的1499.21元，减少937.34元，粮食作物减少值占种植业纯收入减少值的90.67%。对于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不发达，种植业结构单一的粮食生产农户来说，粮食价格的不断下降成为农户收入水平增加的主要制约因素[ 2 ]。由此可以看出，在保护价实施初期，由于政府维持了较高的收购价格，使得这一政策对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但其后随着政府不断下调保护价标准，同样又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以粮食保护价政策为中心的农村经济政策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明确。 1997年以后，农村经济再次进入平台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连续多年的负增长。期间，中央虽多次出台农业新政，但均未能扭转发展乏力的局面。究其原因，可以说一是因为农业内部缺少内生增长的有效机制，二是庞大的冗余农业劳动力和二元制的社会结构限制、消耗了农业自身发展的有限资源，而同时又缺少外部资源的注入。 2004—2005年，中央连续出台了两个1号文件，直接将农民增收问题作为政策运作的目标。2004年采取“两减免、三补贴”等更为直接的政策措施，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创纪录的2600多亿元。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着力于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作为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心。从2004年的政策效果来看，2004年度仅“两减免”、“三补贴”就使农民直接得到实惠451亿元。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934元，比2003年增加314元，增长1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6.8%，打破了1997年以来的低速增长局面，粮食总产量达到9390亿斤，超过预期的9100亿斤，增产9%，实现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双重政策目标[ 4 ]。 再回过头来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农业领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审视，足以看出政策导向式的发展特征伴随了农业经济的每一个高潮与低谷。比较前后两个时期的1号文件，以前的重点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可以说是在农村经济的内部进行的成功变革，这一基于体制自身的变革基本上已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其效力的极限；而后两次均把政策目标直接指向了农民增收上。虽然2005年度的中央政策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但无论是从政策本身的功能还是从农业领域的现状来说，政策性依赖仍是目前农村经济中最为突出的发展特征。 二、 当前“三农”问题的困境 总的来说，农业经济的最大困境还是其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的不足。仅就2005年与2004年作一个对比，2004年“增收”效果可谓满意，但从2005年的上半年情况来看，同样的政策力度若想取得与2004年相似的目标的难度已明显加大。一方面2004年农产品价格较之2003年有很大的提高，农产品产量达到历史新高，加之自然灾害较少以及减免农业税、增加直接补贴等措施均能对农业的生产生活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2005年一季度，农产品价格已有所回落，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却难以有新的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制约机制将使农业产出效益在现有的生产率水平上迅速达到封顶状态。长期的发展轨迹说明，政策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惟一有效的依赖，而这一依赖同时又是不可靠的、难以持久的。 当前“三农”的困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描述。 1. 人口压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2003年底，全国农业人口有9亿3千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2.5％，其中农业劳动力3亿1千万，占农村劳动力人口的63.8％；农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49.1％，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23.8％；而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4.8％，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仅为35.0％，城乡消费水平比为3.4︰1[ 3 ]。 据有关方面统计，2002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指数为3.1，大大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小于1.6的水平；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各种福利和补贴的因素，我国这一指数还会更高一些。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为2.10，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指数为4.16，而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和印度同期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分别为1.58，2.30，2.24和3.26。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占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份额达到80％以上。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农业经济总量很低，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4.8％，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却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而2004年之前，这14％的农业经济总量不但要维持占总人口70％的全部农业人口自身的生存、发展的需求，还在很大程度上供养了以地方财政为基础的数量巨大的各类财政供养人员。从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来看，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GDP，法国为3.46人／百万美元GDP，日本为1.38人／百万美元GDP，英国为1.58人／百万美元GDP，而中国则为39人／百万美元GDP[ 5 ]。既使按全国平均水平来衡量农村人口的人均财政负担，比例也相当之高。 与此同时，几乎全部的乡村建设、教育、卫生资源建设等关系生产发展和劳动力资源再生的各项投入，绝大部分都落在了农业人口自己身上，换句话说，农业人口的生老病死花费基本上都依靠其自身的收入，低收入也就意味着低投入。以卫生事业为例，我国卫生财政支出约整个财政的2%，而全部投入资源的80%分布在城市，只有20%分布在农村。 农业社会几乎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而建国后几十年的“抽农补工”政策以及“两种户籍”造成的农业人口的大量积淀，演变成今天似乎回天乏力的局面，几乎任何异乎寻常的大举措在根深蒂固的“三农”问题面前都像是花拳绣腿，人口压力与当前农村经济的现状之间存在着强大的离心力量，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凝结了层次复杂的各种矛盾。 由于农业经济先天的脆弱性以及其长期以来薄弱的基础，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在市场化进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权、话语权，而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一直都在低产出、高负担的恶性环境中艰难地发展，在这其中，人口的压力又处于一个绝对中心的位置。 2. 社会资源压力与内在发展动力的不足 在人口压力不断增大的条件下，农村社会的自然资源供应总量也已接近其潜在的最大值，在现有条件下，农村社会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已出现瓶颈效应。从最基本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来看，形势均不容乐观[ 6 ]。而在社会再发展资源（如金融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同样面临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从表1中可以看出，多年以来，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绝对数量都是减少的，其中生态退耕所占比例最大。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方面，要还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之债，大力进行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另一方面，城镇化建设也将有新的发展高峰，伴随着城镇化加速，相应的建设用地比重也会提高，这些都必然以牺牲耕地为代价，耕地形势将更为严峻。 表1 1998—2003年中国耕地面积变化[ 7 ] 单位：千公顷 年末实有 年内新增 年内减少 年内净减 年份 地区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建设占用 灾毁耕地 生态退耕 农业结构调整 耕地面积 1998 129,642.1 309.4 570.4 176.2 159.5 164.6 70.1 261.0 1999 129,205.5 405.1 841.7 205.3 134.7 394.6 107.1 436.6 2000 128,243.1 603.7 1,566.0 163.3 61.7 762.8 578.2 962.4 2001 127,615.8 265.9 893.3 163.7 30.6 590.7 108.3 627.3 2002 125,929.6 341.2 2,027.4 196.5 56.4 1,425.5 349.0 1686.2 2003 123,392.2 343.5 2,880.9 229.1 50.4 2,237.3 364.1 2,537.4 在人力资源方面，表2列出了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的统计情况，同样能看到，对三农发展最具有长远价值的人力资源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局面。“三农”内部人力资源的积累与再生机制已经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所需，人力、科技资源的积累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和阻碍。 表2 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情况[ 8 ] （每个农村居民户） 指标名称 单位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被调查户数 户 20283 家庭常住人口 人 4.08 3.95 3.91 4.41 农村人口 人 3.84 3.68 3.73 4.16 家庭劳动力 人 2.50 2.48 2.45 2.59 其中：农村劳动力 人 2.38 2.33 2.35 2.49 在农村劳动力中： 1.文盲、半文盲 人 0.31 0.30 0.30 0.34 2.小学文化程度 人 0.86 0.79 0.92 0.87 3.初中文化程度 人 1.05 1.05 1.00 1.11 4.高中文化程度 人 0.16 0.18 0.14 0.16 在农村劳动力中： 有专业技术职称人数 人 0.11 0.11 0.09 0.13 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人数 人 0.17 0.17 0.14 0.19 在家庭劳动力中： 1.从事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1.38 1.10 1.46 1.59 2.从事非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0.25 0.28 0.21 0.25 ……………… 全家劳动力外出从业时间 天 205 195 204 216 全家外出从业劳动力数 人 0.87 0.78 0.89 0.96 ……………… 注：…表示省略了部分内容。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中有71.9%在外出务工，而专职从事农业经营的家庭劳动力只占55.2%。以北京市为例，2004年全市286.5万外来农民工中，96.9%的人年龄在15岁至49岁之间。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人数为240.9万人，占全市农民工的比重为84.1%，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9.7%。在全部农民工中男女比例相差较大，男性199.9万人，女性86.6万人[ 9 ]。可见，农村中最富有生产力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为城市的发展服务，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一趋势会更为明显。这也就意味着，在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经济已经釜底抽薪，所投入的单位人力资本价值日趋降低。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负担比是1.54，从事农业家庭经营的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例是35.9%，按现有的从事农业经营的劳动力数量并把1.54的人口负担比计算进去，农村户均人口应为2.12，与现有的3.84相比，即使按现状计算，农村人口中完全属于冗余的人口比例也达到了44.8%，而这些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并不能得到多少基于社会的外部给养。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人力资本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基础性资源的缺失仍将限制农业人口的发展，即使农村人力资本的产出能够有很大突破，农村经济的弱质性也将阻碍其自身的受益能力，内在发展动力的缺失是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障碍，任何投入都会像雨水一样迅速渗漏，发展资源的不足与发展动力的缺失将形成三农问题中一个长期的且互为因果的根本性矛盾。
兄弟，加油！！！
谈大学生如何服务“三农”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农业工业化发展缓慢，严重制约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农村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生产进入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机，农民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但和城市仍然有一定的差距，并且差距在不断的拉大从而促使三农问题的生产。
而我想，作为我们新一代的大学生，也许，不，不是也许，而是肯定有着很大一部分的人还不知道什么是“三农”，什么又是“三农问题”。
“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三农问题”则特指中国大陆的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包括贫富悬殊及流动人口等。“三农”作为一个概念则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自此渐渐被媒体和官方广泛引用； 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大陆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
三农问题的内容：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表现为农民权利得不到保障。
农村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形象比喻为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农业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种田不赚钱，产业化程度低。
为何三农问题会变的越来越严峻呢？由于政策的偏向使城镇和乡村的发展差异使贫富悬殊差距扩大。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亦同时加剧了土地兼并问题，一些失去工作或土地的农民转化成流动人口到城镇谋生，从而将问题亦带到城镇。在恶性循环下，三农问题不断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社会现象。“三农”问题不解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解决三农问题实质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这是一个关系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三农”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农民的利益并未切实保障，农民的困难依旧存在，发展农村，提高农民的水平，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国家、政府及人民齐心协力共同解决，更是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奋斗。只有“三农”问题得以解决，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才有可能尽快实现。
作为国家未来主人的当代大学生 ，“三农”问题既是我们的人生机遇，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第一：大学生要抓住“三农”问题所提供给你们的人生机遇。毛泽东曾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一方面，农村、农业迫切需要需要有现代知识的青年，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村和农业，提高农村、农业的科技水平，提升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提升农村、农业的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长期困扰着国家，其主要原因还是从农村走出的大学生不愿再回到那个环境待遇不是太理想但可以让他们学以致用实现人生价值的农村，绝大部分大学毕业生宁愿呆在城市做一些不能让他们发展潜能而且为别人服务的事情，或者说没有自己到农村开辟自己事业的意识，大学生就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他们就业观念。现代大学生要转变就业择业观念，更要有创新创业观念。我们要转变就业观念---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论是学习农业还是工业，学习理工还是人文，什么专业在农村都大有用武之地，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发展机遇，不要错过。
第二：我们大学生要担当起解决“三农”问题的社会历史责任。“三农”问题是全党、全国、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大学生应该从思想上、行动上促进、加快“三农”问题的解决。早日实现“中华民族振兴”，早日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责任。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会有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重大社会问题，需要有责任心的年轻人去担当，现代“三农”问题的历史责任需要我们现代大学生去担当。作为国家未来主人的当代大学生也正在积极组织、参与一些相关的学习调研，为解决“三农”问题而不断努力着。
如今，大部分大学生对三农问题的默然视之，甚至有些人都不知何为三农问题，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们大学生中可以来说百分之八十的来自农村。作为农民的后代，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改变三农的现状。可事实却是大部分同学却选择了抛弃农业、远离农村、脱离农民，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错误的引导，我们从小到达就被灌输了走出黄土地的思想，因而长大后总想脱离农村。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民以食为天”即农民才是粮食的创造者。我们需要改变这种观点对人们的束缚。
其次：错误的观念，大部分人总是把体力劳动与农业联系在一起，认为搞三农就是卖劳力，其实不然随着科学的发展农业在很多方面都实现了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就拿发展最快的国家美国来说，很大部分有钱人却是农民。我们国家现在的目标就是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农业上。
再次：错误的世界观价值观，很多人把农村人和城市人划分了严格的界限，甚至在某些人潜意识里对其贴上了三六九等的标签，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思想糟粕，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去努力改变，但改变并非易事，需要我们慢慢去引导去启发争取用比较短的时间去实现这种思想质的飞跃。
基于以上三点，我社将引导启发，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作为又一个宗旨，希望通过一些交流讨论活动来开阔同学们的视野，通过一些名师讲座来改变一些错误的观念，通过下乡社会实践深入了解三农，从而唤起大学生支援三农的热情。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三中全会于10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结束后,我认真学习了全会内容,对党关于三农政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第十七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和全球金融危机扩大背景下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对面临中国改革开放的问题和应对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都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会议公报强调保持经济、金融和资本市场稳定，并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这特殊的条件下，对拉动我国内需起了积极作用。
我仔细学习了报告,报告中对“三农”问题提出的三个“最需要”，不仅指出了我国现阶段“三农”的发展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而且也显示了“三农”问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彰显了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和决心。全会系统回顾总结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进一步统一全党全社会认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中解决“三农”问题的三个“最需要”，是远见卓识，高屋建瓴，预示着中国农业和农村工作必将迎来又一个发展的春天。
“三农”是国家的基石，“三农”问题一直牵挂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三农”不稳，国将不稳，只有将“三农”问题放在心上，拿在手上，群策群力，才能解决好目前“三农”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难题，所谓皮之不存，毛将蔫乎，没有农业的现代化才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大发展，就没有国家的大发展，没有8亿农民的小康生活，就没有整个国家的小康社会。因此，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虽然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大力扶持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免除农业税，实行农村低保政策、养老保险、农村医疗合作等等，让最广大的老百姓享受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得以休生养息，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大力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况。但就整体情况而言，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太多，基础薄弱，条件太差，再加上受到各种政策制度的制约，要想取得突破性发展还十分困难。因此，国家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政策扶持，让老百姓看到了党中央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和决心，看到了建设新农村的希望。
这次会议特别分析了全球经济形势，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成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积极应对挑战。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要坚定信心、冷静观察，多管齐下、有效应对，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在全球金融危机加深和经济明显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需求减弱；与此同时，2002年以来带动中国新一轮增长中的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受到资源、能源和环境等限制日趋严峻。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经济必须以内需为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中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立足于内需，中国经济抗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也就会增强。中国这一世界经济的重要发动机保持平稳和健康运转，本身就是对稳定世界经济的重大贡献。 中国改革大业是从农村发轫的，30年来中国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但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村改革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环节。农村改革的首要问题在于土地制度，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将会打破中国农村过于分散化的小农经济模式，刺激农村土地集中，实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促进农村改革，增加农民收入，也有利于扩大国内市场，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既是应对金融海啸冲击的根本立足点，也是对全球克服金融危机的最大支持。
以上是我对此次全会的心得体会，通过学习，我从心灵深处认识到：十七大是我党历史上新的里程碑，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我要在上级的领导下，在自己的平凡工作中去诠释十七大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