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纪时的松赞干布时代，正当中国的唐朝，是中国的大乘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文成公主由于是汉传佛教最兴盛时期的唐王室公主，对佛教自然也有深厚的感情。通过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婚姻，不难想像，中国佛教最盛时期的唐朝文化当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传入了西藏。于是佛像、经典、僧侣亦随文成公主入藏，西藏佛教由此而开始兴盛。现行的西藏文字，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由梵文衍变而成的。
文成公主入藏时，唐皇以释迦牟尼佛像、珍宝、金玉书橱、经书、经典360卷等作为嫁妆。文成公主博学多才，笃信佛教，在拉萨由她选址、设计，建成了大昭寺、小昭寺，深受藏民敬爱。
始建于唐贞观21年的大昭寺位于拉萨市中心，是西藏最辉煌的一座吐蕃时期的建筑，每日被转经的人流簇拥着。寺内主供的释迦牟尼像是文成公主入蕃带进的，拉萨之所以有“圣地”之誉，与这座佛像有关。
大昭寺又名“祖拉康”，藏语意思是经堂。“大昭”，藏语为“觉康”，意思是释迦牟尼，就是说有释迦牟尼像的佛堂。而这尊释迦牟尼像便是指由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一尊释迦牟尼12岁时的等身镀金像，它在佛教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文成公主庙，别名“加萨公主庙”，相传系唐代藏民为纪念文成公主而建。它位于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的“三江之源”，始建于唐代，有1300多年历史，是唐蕃古道的重要文化遗存之一，为青海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已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传佛教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与显教传承。虽然藏传佛教中并没有小乘佛教传承，但是说一切有部及经量部对藏传佛教的形成，仍有很深远的影响。
藏传佛教是在我国青海、西藏、内蒙古以及现在距离西藏较近等地区流行的一种宗教。公元7世纪佛教密宗传入西藏。也称为喇嘛教。自称“佛教”或“内道”。有人误以为藏传佛教不是真正的佛教，而是佛教与西藏本地宗教“苯教”结合的产物，实则是彻底的误解。佛教之所以为佛教，在于其三藏经典与戒律，以及法脉的传承。藏传佛教所依据者是真实的三藏经典，而未经过其他宗教修改；藏传佛教的戒律体系是真实的佛教体系，比丘、比丘尼、居士瑜伽士等戒律一应俱全；在法脉上，从释迦牟尼佛一直延续到今天，由清净证悟的大德传承代代相传至今。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完整地保存了整个佛教的形式与精髓，相反地，汉地佛教则依据本地风俗而舍弃了一些内容，例如汉地没有班智达这些概念，没有辩经等，这些都是佛教本身就具有的东西，又如汉地佛教造像方面也偏重于姿态优美的佛与菩萨形象，而对形象可怖的菩萨，则少有造像，而西藏佛教则不如此对待。而苯教本身属于外道，但也有相当数量的鬼神皈依这个宗教，也有很多护法神，莲花生大师在应藏王邀请，从印度来到藏地之后，降伏了这些苯教的鬼神，使之皈依佛教。现在一些佛教的大德，也因为一些特殊的用意，学习苯教的教法而成为苯教的上师，虽然如此，佛教仍旧是佛教，并未加入苯教的元素，但苯教却参杂越来越多的佛教元素。
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
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和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以及大量佛经。依据藏地佛教史记载松赞干布本身为十一面千手观音，文成公主与尺尊公主分别为绿度母和白度母，后建大昭寺和小昭寺
佛教大规模地传入西藏应该从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时开始。佛教从两个方向传入，汉地和印度。当时的西藏松赞干布藏王，在他的两个妻子，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毗俱胝，藏名尺尊公主共同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后创造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了一些佛经，并制定法律明令人民要虔信佛教，佛教开始在吐蕃传播起来。
随着喇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
清王朝通过尊奉藏传佛教，与生活在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新疆、内外蒙和东北地区的蒙、藏民族建立了强大有力的共同的精神信仰纽带，进而控制了东北到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为入关统一中国创造了重要条件。藏传佛教于后弘期时传入 青海、四川、甘肃、内蒙、云南及今蒙古国，13世纪后开始传入元、明、清宫廷，对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和宗教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先后传入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周边邻国及邻境。上世纪初，开始传入欧美，分别建有传教中心或藏传佛教研究机构，并得到发展，现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之一。
赤松德赞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首先，迎印度僧人寂护和莲花生入藏。寂护和莲华生入藏之后，首先建立了桑耶寺，在桑耶寺建成后，赤松德赞特地派人到印度请来12位僧人，为7位吐蕃贵族青年剃度授戒。这7人出家是西藏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是藏人出家之始，他们在藏文史籍中被尊称为“七觉士”。并请译师从梵文翻译大批佛典，同时也从汉文翻译一些佛经。因此，佛教三宝——佛、法、僧终于齐备。此时译经事业开始兴盛。这段时期共编著了四部目录：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青浦目录。
但在九世纪中叶，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破坏，即所谓朗达玛灭法，曾有一段时间（842-978）佛教沉寂了。 称为“黑暗时代”。赤祖德赞的兴佛措施和把王朝军政大权交给佛教僧人的做法，引起贵族们的不满。贵族们谋害了赤祖德赞，拥立朗达玛为赞普后，展开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桑耶寺等著名寺院都被封闭，大昭寺改为屠宰场，释迦牟尼等身像被埋藏起来。因为是文成公主把释迦牟尼佛像从内地带来并使吐蕃有了佛教，故文成公主被禁佛者说成是魔鬼的转世。僧人被勒令改信苯教，不愿从命而又戒杀生的僧人被强迫操起弓箭，带着猎狗去山上打猎。佛教寺庙内的壁画被涂抹掉后，又在上面画僧人饮酒作乐的画。许多佛像被拖出寺院钉上钉子扔入河中，大量佛经被烧毁或扔到水中。这次禁佛运动对佛教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以致西藏宗教史籍把朗达玛以后的近百年间称为“灭法期”或“黑暗时代”。
朗达玛灭佛一百年之后，佛教后来由原西康地区和卫藏地区再度传入，西藏佛教又得复苏。朗达玛灭佛之前佛教在西藏的传播称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之后称为“后弘期”。藏传佛教后弘期根据佛教传入路线的不同，分为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
这样，佛教逐渐在吐蕃复兴，并发展成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而且从11世纪开始陆续形成各种支派，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的派别分支才最终定型。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前期四大派和后期的格鲁派等。格鲁派兴起后，噶当派则并入格鲁派而不单独存在。藏传佛教的派别差异既不像印度的小乘十八派是由于其遵行的戒律不同而分派，也有异于印度的大乘因其主张的教义不同而分派。其派别差异是因不同师承、不同修持教授、所据不同经典和对经典的不同理解等佛教内部因素和不同地域、不同施主等教外因素而形成众多派别。这是藏传佛教的又一特点。
活佛，是藏传佛教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青藏高原这块神奇的雪域之地培育出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在世界宗教舞台上独树一帜。时至今日，各宗派的"活佛"依然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宗教神职人员，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广大信教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
关于活佛的转世制度，发端于十二世纪初。公元1193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意指圣识三时，三时即过去、现在和将来)大师，临终时口嘱他将转世，后人遵循大师遗言寻找并认定转世灵童，从而开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之先河。此后，活佛转世这一新生的宗教制度相续被藏传佛教各宗派所普遍采纳，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于活佛转世灵童的寻找、认定、教育等一整套严格而系统的制度。使活佛世系像雨后春笋般地在青藏高原出现。
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
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
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
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
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
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
藏传佛教徒常念六字真言，恰如内地佛教徒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在藏区“六字真言”成为藏传佛教使用率最高的诵咒，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念的地步。不少人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降生，又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离世。六字真言几乎伴随着广大信教僧俗的悠悠人生，在藏区你可到处见到六字真言的字迹，“六字真言”印于经幡，飘扬于高山峻岭，江河湖吽和牧帐刹顶。飘扬于高空，流淌于江河，还刻于石块摩崖，日积月累形成壮观的高原嘛呢石刻奇景，如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一处嘛呢石刻就有上亿之多。藏传佛教寺院的周围，佛堂佛殿的四周都有无数个里而装有“六字真言”的嘛呢轮，有些藏家门道两侧排列着嘛呢经轮，小到信徒们手拿的转经筒上刻的是六字真言，大到一间房子大小的转经轮上刻的也是六字真言。还有的书写在宽长的布条上，藏于经筒中。千百年来，藏族僧俗用此简短的真言，祈求幸福，驱逐烦恼，净化心灵。藏传佛教徒对六字真言尊崇之深厚，信仰之虔诚，确实非同寻常。若说六字真言是藏传佛教经典的根基，那么六字真言也是藏传佛教的徽章。在世人关注藏传佛教文化研究的今天，六字真言不单纯是人们祈求幸福的祷词，而有它更富魅力的文化内涵——那就是它凝聚着千百万僧俗群众的心，使他们自强不息，奋勇向前。
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发生在唐朝贞观年间。贞观14年(640)，唐太宗李世民封李氏为文成公主，贞观15年(641)远嫁吐蕃，成为吐蕃赞普（吐蕃王）松赞干布的王后。
文成公主是一位贤淑博学、多才多能，为唐蕃之间的友谊，为西藏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公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