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是文学界的热点研究课题,在写作比较文学论文时,一个好的选题非常重要,这关系到大家文学修养素质、以及投稿时期刊杂志编辑的选择,毕竟题目作为第一印象太重要了,学术堂整理了二十个比较文学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
1、文本文学与文化: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
2、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3、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
4、关于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的若干问题
5、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对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势的思考
6、关于比较文学的对象与方法
7、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辩证观念
8、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趋势
9、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 : 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
10、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之现状与未来
11、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与发展
12、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及元-泛比较文学论
13、比较文学的课程设置探讨
14、比较文学的课程设置探讨
15、跨文明研究: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16、诠释学与比较文学的发展
17、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18、比较文学视野中文学传播模式的历史嬗变与当下态势
19、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瞻
20、比较文学"危机说"辨
【推荐】比较文学的论文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论文了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你写论文时总是无从下笔？下面是我整理的【推荐】比较文学的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 要：
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有利于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团结与合作，有利于各民族吸取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创造世界性文学。
关键词：
比较文学 民族文化 交融
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以及特定历史时代赋予的意识形态的载体。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商品交换的日趋频繁，各民族的文化也随着贸易往来、战争、迁徙而相互渗透、融合、影响。但是，这种渗透、融合以及影响直到十九世纪初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意识的，缓慢的。一个民族吸取外民族的文化也是感性的，不自觉的。自从1816年法国在大学课堂开设比较文学教程后，人类才开始自觉地理性地将本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学与外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比较出民族精神，文化的精品，从而辩证地快捷地吸取前人创造的文化精髓。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机器大生产的高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文明与落后的差距越来越大，各民族的性格特点暴露无遗。于是，吸取本民族的经典文化和外民族的精品文化，使本民族强盛、在竞争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当务之急，创造世界性文学将纳入议事日程。为此，作为民族文化精神比较的比较文学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在各国大学开设和发展壮大起来。
首先，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有利于我们对外民族文化去伪存真，他为我用，创造世界性文学。一个民族的文学总离不开本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地域环境。文学存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各民族文学都有相对稳定的阵地，起初接受外来文化是被动的，不自觉的，缓慢的，这是因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支配着自己。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争鸣，汉魏六朝时的佛教，都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而蒙古族统治时的元朝，满州族统治时的清朝，中原人虽然成了他们的“俘虏”，但他们却成了中原文化的俘虏（汉化）。“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元文类鲁斋遗书》卷七），“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州旧制”（《清世祖实录》卷八四），体现了中国文化非同寻常的坚韧性，向心力，化合力。正因为这一特点，才使国人盲目地处在“举世皆浊，惟我独尊”的自我陶醉之中，使得一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儒家文化已经走过了辉煌时期，走进了死胡同。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艰难期，渐进期，当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碎了紧闭的国门时，有识之士认为应向西方人学习现代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尽管这种出发点是报仇雪恨的“制夷”，在某些国人看来过于委屈，但这却是思想意识的一次解放，它至少让国人睁眼看世界，看到了因自身落后惨败的甲午中日海战，泱泱大国输在历来向自己学习的弹丸小国手下，使国人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有先进的技术是不足以拯救国家的，要富国强兵还必须从制度上变革。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国人再次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应当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民族精神上变革。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反省的过程中，鲁迅挖掘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国民的劣根性；柏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酱缸文化”，它很容易让人变成“酱缸蛆”。二十世纪上半叶翻译文学的兴盛，正是国人大量吸取外来文化有力的例证。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文学，除了少量的苏联文学翻译外，又迈入了闭关自守的误区，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大解放，翻译界才又活跃起来。
从二十世纪初到世纪末，不管是作家的创作还是广大读者以及国民的思想意识无不受西方文化强劲的冲击和影响，他们无一不在吸取外来文化的精髓。鲁迅的《狂人日记》受俄国作家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借狂人之口发泄内心的激愤；郭沫若的《女神》形式上受美国自由诗人惠特曼的影响，在思想上受印度诗人泰戈尔泛神论和德国诗人歌德的影响。王蒙五十年代曾说：“我们这一代是吸苏联文学的奶长大的。”就王蒙等人当时的创作来说无不在模仿苏联文学，而王蒙新时期的创作《春之声》、《蝴蝶》等一系列作品受到西方意识流作家作品的影响，这些关系与其说是中国作家在跟进摹仿外国作家的创作方法，不如说外国作家作品为中国作家提供了观察审视社会现实人生的新视角，他们不但为国人创造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且拓展了国人的视野，启迪了国人的思想。不过，作家也好，读者也罢，他们生存在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土壤，在吸取外来文化精髓时不可能完全西化，因为还有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滋养着他们。他们从中西文化交融中吸取有价值的.养料。
比较文学正是站在理性的高度对各民族文化进行客观的比较，让作家继承借鉴有价值的创作手法及创作风格，让读者去伪存真，吮吸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而各民族在共同吸取前人文化的过程中对生存、生态、环境、发展等方面的认识会逐渐趋于一致，时间一长，作家自然会创作出人类共同关注关心的文学作品，世界文学的大同时代也就不远了。
其次，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增进民族间的了解，有利于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在当今经济一体化与世界多格局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民间往来、商品贸易、政治外交日趋频繁，互助互利的合作得到不断加强。但是，团结与合作的前提是了解，由于民族、地域环境、政治制度、历史渊源的差异，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质，要交往与合作就必须互相了解对方的特质，进而理解包容他们的这种特质，求同存异。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互相间的隔阂，建立互助互利的关系。日本大和民族，他们在侵华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心灵创伤，但是，我们在不忘耻辱的同时，还应该理性地看到大和民族不甘落后、敢为人先的开拓进取精神。他们从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一步一步跃入世界强国之林。因此，我们不要停留在痛恨仇视的民族感情上，应找准契机学习他们的民族精神。文学上，日本平安和江户时期曾大量吸取中国的古典文化，但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已走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前面。日本江户时期的文学――世界上最短的诗歌形式――俳句，与中国的唐诗宋词在创作上的音韵格律意境有惊人的相似。
再次，开展比较文学，可以为文学研究开辟新道路，有利于其他学科如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研究的深入。这里比较文学已超过了这门课程本身，而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运用到其他学科领域，使研究更为深入、成就更为显著。以前，我国是文学与理论研究大多局限在历时性的单线条的承袭与发展关系之中，极少把它放在世界文学及理论的大背景下考察，忽略了各国文学及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使我国的文学研究难以取得新的成果。我们的文学批评多是感性的直观的，缺乏西方文学批评的逻辑性、思辨性和理论深度。在这方面晚清著名文学理论家王国维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大胆运用了康德、黑格尔的思想，采用比较的方法，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背景下进行研究，在研究宋元杂剧时自觉与西方戏剧进行比较，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学术著作《人间词话》、《宋元戏剧史》。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更不能只是纵向研究，而应将其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这样，就可以避免孤立的研究，使研究更为深入、客观。
去图书馆借一本比较文学理论的书。上面有很多方法论。
影响研究，阐释学，译介学，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等。或中外作家作品的分析对比
比如
茶花女和杜十娘，这个属于形象学。唐璜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文学作品中的样子，属渊源学。等等
本科论文很简单的
多参照几篇就会写了
《文学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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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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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散步》简介
台湾学者龚鹏程的力作《文学散步》是一本享誉多年的文学入门经典读物，至今仍风行海外，倍受学界推崇。作者本人学贯中西，治学既重考据又不拘于专门，因此能够通观全体，深入浅出。该书一反传统文学理论套路，角度、观点别开生面，新鲜创见随处可见，从读者最关心的问题入手，直叩文学本质，曾在台湾引发学界大讨论，至今仍是文学理论专著中的一枝独秀。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称：作者成就了一本很有学术含量、却又相当“好玩”的书。
用“散步”的方式来谈论，举重若轻，突破了一般“概论”的樊篱，富于才情的新鲜见解处处呈现，成就了一本很有学术含量却又相当“好玩”的书。
该书虽然属于概论一类，但问题意识很强，不少章节观点的提出都有现实针对性，有意针砭学界一些比较混乱的现象或者有争议的课题，读来很是“解渴”。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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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欣赏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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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欣赏文学作品？文学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
龚鹏程先生的这本书摆脱了一般文学概论从理论到理论的套路，从读者关心又有兴趣的一个个问题入手，一步步深入梳理文学的知识系统。该书的理论阐述系统不但简明清晰,而且深入浅出,对一般读者来说这”很够用”,也很容易进入状态。作者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探询文学内在的知识规律和方法基础问题。既有对西方文论的广泛涉猎和理论借力，又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论素养及其水乳交融的化用，对文学的种种问题做了淋漓尽致、极尽透彻的解剖。
本书完全颠覆当前文学理论套路，痛诟坊间各种文学论调，是享誉多年并至今风行海外的文学入门经典，于2006年9月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在中国大陆出版，并很快取得各地经销商和读者的热烈反应，第一刷10000册很快就售罄。此书最初是在1985年由台湾汉光文化公司出版，由于与同类书相比，《文学散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观点，因此出版之初即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争论颇多，褒贬不一，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这本书对于传统的继承和颠覆；这本书是否可以取代坊间的其他文学概论；这本书对于大学教育的适用性问题；这本书在思路上的开放和严谨之间的取舍得失问题。
作为龚先生早年少作，《文学散步》体现出作者灵动跳脱的思维和恣肆横溢的才华，不拘泥于传统，发前人未发之言。他认为文学知识系统的呈现必须贴近文学生活，应当重在讨论“文学内在知识规律以及方法学基础的问题”，而不是那些永远争吵不休、而又在学界反复运转的“假问题”。比如，他质疑说“作品是否存在？”“散文能被视为一种文学类型吗？”“文学应该讲形式吗？”该书所论及的基本命题有文学的欣赏、形式、意义、功能，以及文学与社会、道德、历史、哲学诸方面的关联等问题，谈论领域很集中，纲举目张，简明扼要，新鲜创见颇多，因此不免与既成的研究成果时时冲突；而少年常出“妄言”，写到与前辈存有冲突之处，就总有些辛辣犀利的文字。此书一出，冲撞了不少前辈时贤，引来骂声一片，尤其牵扯到所谓“学养”同“文气”的轻重问题。然而不得不承认，这本书在当时就已经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引发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快感。喧嚷过后，此书获得了台湾省“教育部”教材改进甲等奖，并被一些学校采为课本，可算是终于得到了承认。
在《文学散步》出版之后这十多年间，龚先生此书的价值逐渐被很多学者挖掘出来。比如台湾学者林湘华评论说：“像康德在哲学史上哥白尼式的转向一样, 询问形而上学知识成立之可能, 龚先生也意在透过文学知识基础的询问, 建构文学研究的基本认知。而其实这就是一种建立学科‘严密学’的理想。”应该说，龚先生这种理论的自觉意识在以前的文学理论著作里是非常罕见的。
“第四版”在大陆的引进，引起了很多大陆学者王一川、张颐武、黎湘萍及朱青生、刘苏里等人的关注，尤其得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的倾力推荐，温教授说：“用‘散步’的方式来谈论，举重若轻，突破了一般‘概论’的樊篱，富于才情的新鲜见解处处呈现，成就了一本很有学术含量却又相当‘好玩’的书。该书虽然属于概论一类，但问题意识很强，不少章节观点的提出都有现实针对性，有意针砭学界一些比较混乱的现象或者有争议的课题，读来很是‘解渴’。”
《文学散步》使龚先生成为学术界的一个话题，或可称作鬼才，或可称作另类。不管怎么说，20年来，《文学散步》一直是同类著作所不可取代的一枝独秀。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徐学先生说：“面对‘龚鹏程现象’，我们大陆学者应该有一种紧迫感。文化意义上的中心与边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重建‘中原文化’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心力。”如今大陆读者可一睹此书风采，孰非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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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的研究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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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知识化的工作，都是我个人生命的体验，在一本书一本书、一个字一个字之间刻苦建立的。所有方法意识，也都是从凿山采铜的经验里，摸索获得的。……我用我法，而我法即从中国传统学术中变化而出，似洋似古，乃又不洋不古”——龚鹏程《四十自述》
“在写作过程中，我只想写成较平浅的东西，未运用严密的论证过程来达到目标。而在语言的使用上，也运用了一些文学语言，以呼唤读者的注意。这当然不是正规的做法。但我以为，这本书或许对一般流行的意见或套语，有澄清的作用，也可能是对文学概论这一门学科做尝试性的革命。我希望提出与现在一般的文学概论在性质、目的及写作方法上不同的意见。这也是其他各门学问进步的方法，通过方法及问题的反省，而造成该学科的大地震、大突破，往前推进。我这本书，只是小地震，所以称为‘散步’。这样的‘散步’，也显示了一个在封闭的环境下成长的人，如何独立思考问题，在很少外力支援下辛苦的思索历程。现在把此历程呈现出来，虽不见得有什么大风景，然或许也有一些小花小草、小的好意见，足供大家参考。”——龚鹏程《文学散步·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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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知识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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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散步》选摘：
1．文学知识的性质
一个人可能很有学问，但并不能掩盖他不懂文学。我曾见过一位声韵学名家，用研究《广韵》的方式去研读东坡诗，先正襟危坐，以毛笔圈点苏诗及注本，然后归纳整理其用韵，分题分韵，用毛笔抄缮一遍，日日讽诵。所以，他认为自己对苏诗极熟，偶尔诗兴大发，又自诩做诗甚有苏味。但一位长辈却问我说：“天下什么事不好做，他为什么偏要去做诗呢？”如果一个人，真是天生的“钝根”，那我们无话可说；然而，大多的情形却来自不了解文学知识的性质，误以为拥有了其他的知识，也就当然能够了解文学，忽略了要跨越异质的知识时所需要付出的努力。
他们必须确实地知道，艺术上的意义与真理并不来自命题或推论，也不来自事实或经验，而只在于我们心中唤起的某种“生命的价值”。所谓文学的知识，就是为了成就这种艺术表现的意义或价值而建构的。因此，在文学的知识里，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不是作者的人品如何、属于何派何党、是否反映社会、是否指控现实、是否为真人实事……而是作品文字、意象、观点、人物、气氛、风格等问题。以诗来说，一位合格的读者自应熟谙各种“诗法”，明白各种风格类型，了解各种诗歌作品、诗史的知识，才不至于把“寒灯思旧事”的寒灯当做主语，而还要洋洋得意，自诩新解。
近代许多所谓的文学批评，在我们看来，有许多实在是欠缺文学细胞的僵尸，在非文学知识的大量填塞与凌迟、奸污之下，似乎它想保持人的身份和价值都很困难，更别提什么凌波仙子的绰约风貌了。故而，所谓充实知识，第一要务就是沉潜到文学里，汲取文学的知识，并借此体验文学作品所提供的生命的价值。我知道这是个艰巨的工作，但不能不以此来劝勉行步在文学道路上的旅人。
2．意义的主观面与客观面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读者对于意义的认识一定不同于作者。作者在创作时，必有一定的意图想要藉着作品传达给读者，但读者通过作品去掌握、去认识到的意义，往往与作者赋予的原初意义相去甚远。例如，台湾有首《补破网》的歌谣，原先只是作者抒发失恋情怀的哀叹，后来却被视为替渔民仗义执言的呼声。温庭筠的《菩萨蛮·懒起画蛾眉》被张惠言解释为“感士不遇”。晏殊、欧阳修的词，被王国维解释成人生三境界。这些解释，就连解释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人间词话》）文学作品之能解者，尚且如此，那些原本不可能给予确定的解释，也不需要给予确定之解说的，更是“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周济语）。何者方为作者之意，的确也难说得很。
假若文学欣赏，是以追探并吻合作者的初衷为终极目标，那么，这种活动就只好说是一种猜谜。而且，千百年来，无数才智之士殚精竭虑的结果，又大部分是已确定没猜中或不知道猜中了没有。这岂不令人沮丧吗？
3．文学有什么用
曾有一位时髦贵妇对大画家威斯娄(Whistler)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我只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威斯娄鞠躬对曰：“亲爱的夫人，在这一点上，夫人所见与野兽略同。”——每逢有人向我问道：“文学有什么用？”我总会想起这则人与野兽的故事。
一个人，在欣赏时装少女之余，也还知道别有此实用嗜好之外的崇高美术；在教书混饭吃之外，也知道另有学问；在应付实用之外，也还知道有个真理存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或嗜好，不能与价值混为一谈，岂非甚为明显吗？何以面对文学，便忽然昏聩了起来？不是像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奇人志》（Les Crotesques)里所说的商人财主，每看见孩子们写诗，立刻罹患恶疾，怒冲脑顶，神经发生变态；就是像古罗马教宗德尔图良(Tertullian)那样，主张若要大道光明、实现极乐世界，非铲除文学不可。
至于那一般文学家们，面临这恶劣的环境，又往往显得跼蹐不安，充满了自卑自怜的情愫，先就自己看不起自己，以免旁人鄙夷时少了心理准备。偶尔有一两个替文学辩护的，又嗫嚅口吃，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些文学有益世道人心、能做宣传武器之类的话。他们愈是这么说，愈是让人相信文学果然是没什么用的了。
其实，这个问题本不难解决，难就难在世人问错了问题。好比铁槌原是用来敲东西的，现在拿来炒菜，当然炒不好。而世人居然还要指着铁槌痛骂：“要你有什么用？”而一帮为铁槌打抱不平的先生们，竟还要替铁槌辩护说，铁槌确实是可以炒菜的。这，这岂不是甚为滑稽吗？
何况，文学也非铁槌所能比拟。文学根本是不能放入“有什么用”这样的考虑中的。
4．哲学在文学之中
自早期王国维把我国元剧《窦娥冤》、《赵氏孤儿》当做足以媲美西方的伟大悲剧之后，许多学者即套用“悲剧”一词来诠释中国文学。但事实上，在中国哲学以性善论为主流的人生观照底下，悲剧是无所存身的。中国人根本缺乏对死之憧憬，中国文学亦罕有人性幽暗底层原始罪欲的刻画。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说得好：“悲剧作为戏剧形式来看，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表达痛苦与个人主义的悲剧明显属于西方所有，这种观念和所暗示的人生观，是受希腊影响的。”
5．文学与科学
文学果真需要科学来撑腰吗？一位尊贵美丽的女孩，站在天光下，风姿绰约，就是她存在最好的证明。强拉一位毛发森然的彪形大汉来，说她必须具有彪形大汉的性质才有存在的价值，这种人若非愚蠢，定是癫痫。至于问那文学的创造者（作家）是否疯狂或行为不检，也像讨论宙斯是否犯过强奸罪一样，与其作品无甚关联。
……
可是，没有认知意义就是无意义吗？《红楼梦》这部小说，我们初读它时，未必能了解或理会历史事实，即使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个贾府，我们读来还是要痛哭叹息的，还是有真实的意义感觉的。所以，才有人会因读《西厢记》而悟道。这个真实的意义感受，就是科学知识里所不讲的人生具体的真实。
从前，亚里士多德就已经觑破了这层奥秘，指出诗比历史更真实、更具哲学性，因为诗所处理的不是已经发生的实际事件，而是可能或应该发生的人生。认知的历史对象永远是个别的、外延的，文学则揭示普遍而具体的事物（类似黑格尔所说的具体通性〔concrete universal〕）。文学家若抛弃了原有的职事，而竟去追求外延的、历史的、认知意义的事件，就会像周汝昌写《红楼梦新证》那样，硬把红楼故事镶进曹雪芹的生平里，把一个生机盎然的文学世界塑造成一册按事编列的账簿。戕害文学生命，莫此为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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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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