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一苇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从事企业管理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一直活跃于经济改革的理论探索和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日以继夜、孜孜不倦、不遗余力地进行工作。他的一系列论著和观点，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蒋一苇的经济学思想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始终坚持改革的方向；二是具有创见性，不人云亦云，不恪守教条，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三是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把经济理论研究的认识世界、揭示规律的功能，同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功能结合起来。因此，蒋一苇同志的许多论著和观点，不仅在经济理论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在实际经济部门和企业界也产生了很大反响。蒋一苇先生在概括自己的改革观时指出：“整个社会主义特色是民主经济或者说经济民主，因此我的观点总的是经济民主，其中的基础是企业本位论，而企业内部则是以职工为主体，这三者就构成了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观点。”《企业本位论》是蒋一苇同志1979年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这篇论文的基本论点是：（1）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必要的，但是还没有解决问题的本质。经济改革的理论前提必须明确企业的性质和地位。（2）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经济权益，企业保持独立性，并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3）企业必须是一个能动的有机体，而不是一块块缺乏能动性的砖头。国民经济力量的强弱不仅取决于它所拥有的企业数量，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每个企业的活力。（4）经济改革必须要使企业成为具有独立物质利益、自主经营并对其经营效果负责的有机体。可以说，《企业本位论》是蒋一苇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石和核心。《企业本位论》的贡献在于，它为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经济学和企业经营管理学奠定了基础，它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地位和性质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和理解。《企业本位论》的实践意义，则在于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重点提供了更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思路，即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仅是政府的简政放权和让利，而应当把增强企业活力，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蒋一苇同志不仅坚持和宣传企业本位论的主张，而且在实践中积极地推行和实施这一主张。例如，80年代初，在蒋一苇等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促成了首钢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现。80年代中期以来，蒋一苇等同志为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些努力，对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受到了企业界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蒋一苇先生的《职工主体论》，分析了社会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区别，阐明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任务。资本主义企业的主体是人格化了的资本——资本家，即资本家在企业中处于统治和主宰的地位，工人则是被雇佣的劳动者。职工是企业的主体，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应当使职工真正拥有当家作主的权、责、利。为了实现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蒋一苇提出，必须实行广义的企业民主管理，即：（1）劳动制度民主化，企业职工可分为正式工、合同工和临时工三种类型，通过“劳动公约”的形式，规定各类职工的权利和义务。（2）产权制度民主化，即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进行改革，实行全民、集体、合作三者混合的公有制形式。（3）经营制度民主化，即使职工对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重大问题拥有决策权。（4）分配制度民主化，即企业获得的消费基金，在企业内部进行再分配，其分配的形式应由企业及其劳动集体民主决定，国家不应作统一规定。（5）领导制度民主化，必须改革和完善产权组织形式、经营权的组织形式、民主管理体系以及集中指挥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企业人事、劳动和工资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怎样体现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怎样使职工更加关心企业的命运，积极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在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蒋一苇同志提出的职工主体论思想及其实现方式，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实行经济民主，是蒋一苇先生的一贯主张。发表在1989年《改革》杂志第一期上的《经济民主论》，是蒋一苇经济民主论思想的系统概括。经济民主论的基本内容是：（1）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义是以经济民主取代经济专制，以公平分配取代剥削。（2）在一定意义上说，经济改革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经济管理从高度集中转向经济民主的过程。（3）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单位的主体必须是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包括三种所有制形式，即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企业职工所有。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不排斥私有经济的存在。（4）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身份参与市场交换和平等竞争。（5）企业的分配，实行“两级按劳分配”的办法，即企业新的价值在作了各种社会扣除之后，在企业内部按劳动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6）社会的经济民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业的经济民主，按自愿的原则组织行业协会，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二是城市经济民主，指由当地的各类行业协会组成联合会，协调各行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事务；三是全国经济民主，指由各地区的行业协会组成全国性的行业协会，为本行业的企业开展服务和咨询。（7）处理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关系。首先是实现政资分开和政企分开，国家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行间接调控；二是实行党政分开，企业的党组织主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和核心作用；三是要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工会可以作为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日常工作机构。《经济民主论》比较系统地阐述和归纳了蒋一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的主张。他从企业制度的重新构造，到中观和宏观管理方式的转变，以及党组织、工会组织在企业中的作用和任务，都提出了具体设想，这些设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与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理论上有创新，在实践上可操作。蒋一苇先生还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管理理论进行了探索性和开拓性的研究，提出了“两制四全”的企业管理理论。这一系统管理理论成为中国企业管理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学派。“两制”的含义是：（1）建立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企业领导体制，中心是实行厂长负责制，但企业重大决策要经过企业职工代表大会。（2）实行责权利相结合的企业生产经营责任制，以克服企业和职工“吃大锅饭”的弊端。“四全”的含义是：（1）全面计划管理。（2）全面质量管理。（3）全面经济核算。（4）全面劳动人事管理。“两制四全”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了中国工业企业管理新的理论框架和体系，为工业企业管理的学科建设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基础性工作；二是促进了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和管理体系的完善或重新构造。“两制四全”论集中反映在由他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研究》一书中。当有人怀疑8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怀疑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的时候，蒋一苇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的正确理论。他发表在1990年第1期《改革》杂志上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一文中指出：“商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运行方式，它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那种认为凡是和资本主义沾边的东西，我们都不能要，这只能是一种‘恐资幼稚病’的表现。我们不能因患这种幼稚病而作茧自缚。”他还指出，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共性，“既然商品经济运行方式存在着共性，那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采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某些运行方式和方法，就不奇怪，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蒋一苇同志的这些论点，同凡事都要问姓“社”还是姓“资”的“左”的观念针锋相对，表现了一位献身于改革大业的经济学家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蒋一苇先生在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同时，还积极地参与改革的社会活动，他不愧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理论家，同时又是一个头脑冷静、富于创业精神的实践家。在80年代初，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创办了《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为地方和企业培养了近三万名管理干部。他还创办了《中国经济年鉴》，创办了经济管理出版社，后来又创办了《改革》杂志，创办了综合开发研究院等等，做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对中国企业管理的发展，对于企业管理学科、工业经济学科、国民经济管理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企业管理有关法律的制定，一句话，对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他都做出了公认的积极的贡献。蒋一苇先生在治学上非常勤奋，非常严谨，在承担一系列行政工作和组织社会活动的同时，对每一时期改革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都及时地关注和研究。他勤于学习，勤于思考，能及时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他在治学上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一些重大问题能够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并一直坚持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见解。当然，他也能够根据实践的检验，及时修正自己的观点，吸收他人的正确意见，使自己的观点不断地完善。蒋一苇先生这种勤奋思考、勤奋治学、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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