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农村新报总编辑

姚雪垠的资料

　　姚雪垠在逆境中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小说以明末义军领袖李自成、明末皇帝崇祯为中心，塑造了一系列形象鲜明的历史人物，揭示了明末农民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和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复杂局面。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堪称农民革命战争的历史画卷。这部巨著从1957年动笔以来至今30余年，已出3卷八册，约230万字。全书计划出5卷，现在正写最后一卷。60年代出版第一卷时，得社会各界好评。译成日文后，曾获日本文部省、外务省颁发的文化奖。第2卷于1982年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基本信息
　　姓名：姚雪垠姚雪垠
　　[1] 性别：男民族：汉族出生地：河南省邓州市政治面貌：中共党员生卒年： 1910.10.10-1999.4.29 曾任职务：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全国第六届、七届政协委员。
　　现代小说家。原名姚冠三，1910年10月10日出生于河南省邓州市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父亲上过开封优级师范。由于家境窘困，母亲准备在他出生时溺婴，幸为曾祖母所救。从小爱听外祖母讲故事，还由此激发了想象能力和文学兴趣。邓县地处豫西南，环境闭塞落后，水旱灾害与瘟疫频仍。加上封建军阀压迫，农民无以为生，或外出逃荒，或铤而走险，土匪遍地。姚雪垠9岁那年,土匪攻破寨子，姚家房屋和衣物都被烧光，从此随父母逃到邓县城内居住。在县城里，先读了一年多私塾，又上了三年教会办的高等小学，背诵过大量古文并习作文言。暇时爱听艺人说《施公案》、《彭公案》、《三国志演义》等书。 1924年小学毕业后,去信阳上中学。同年冬,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学校提前放假。回乡途中,与二哥和其他两名学生一起被李水沫的土匪队伍作为“肉票”抓去，旋又被一个土匪小头目认为义子。在土匪中生活约100天的这段特殊经历,成为他后来创作自传性小说《长夜》的基本素材。此后四年多,除去樊城鸿文书院读书的几个月外,基本上失学在家。利用这段时间，阅读了许多“五四”新文学作品,也读了一些俄国作家的小说,培养了对新文学的兴趣，增强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的不满。家庭的缺少温暖与社会的黑暗重重，形成了姚雪垠的叛逆性格。为了追求新的生活，曾两次到具有进步色彩的军队中去当兵。由于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出路，滋生了苦闷感伤的情绪。姚雪垠
　　1929年夏,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与此同时,在《河南日报》副刊用“雪痕”的笔名发表处女作《两个孤坟》和其他作品，这些小说写了下层劳动者受封建势力迫害致死的悲惨故事，表现了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入学后不久,即参加进步活动,和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还读了清代朴学家、《古史辨》派和郭沫若等唯物史观派的一些代表性论著，立志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或文学家。1931年暑假被学校当局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的罪名开除。从此结束学生生活，在北平等地以投稿、教书、编辑为生。到抗战爆发前夕,先后在《文学季刊》、《新小说》、《光明》、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野祭》、《碉堡风波》、《生死路》、《选举志》等10多篇小说，这些作品展现了内地农村黑暗混乱的现实图景，和被压迫者奋力反抗的斗争画面。此外，编过《大陆文艺》、《今日》两种刊物，在《芒种》、《申报》上发表杂感，还刊出散文散文诗、文学论文多篇。这些文章同样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关切，有敏锐的时代感。由于受文艺大众化、大众语讨论的影响，1936年曾收集家乡口语，编为《南阳语汇》。抗战爆发后,从北平辗转来到开封,与别人合办《风雨》周刊,任主编；在此前后,还发表论文、杂感数十篇。并曾赴徐州前线采访，随后写成书简体报告文学《战地书简》。 1938年春去武汉，不久参加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从事抗日的进步的文化活动。在《自由中国》、《文艺阵地》上发表短篇小说《白龙港》、《差半车麦秸》。次年又在《文艺新闻》上刊出气氛悲壮的《红灯笼的故事》。后两篇曾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并被译为英、俄文。《差半车麦秸》和稍后的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之所以受到文学界的重视原因之一，是成功地运用活泼生动的群众口语，写出了农民在抗战中的觉醒与变化。1939年起，姚雪垠在辗转鄂、皖、蜀等地的过程中，以主要精力创作中长篇小说，写有《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新苗》、《重逢》等。这些作品多以抗战初期知识青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题材，写出了年轻一代高昂的救国热情，并从侧面触及了国民党军政机构的黑暗腐败与地方封建势力的猖獗，揭示了抗战阵营内部的复杂斗争。笔法转向委婉细腻，语言更为活泼多样。但有的作品在青年男女爱情生活方面用了过多的笔墨，冲淡乃至削弱了表现时代的主题。这个时期，他也写了不少文学论文，如《论现阶段的文学主题》、《通俗文艺短论》、《文艺反映论》、《屈原的文学遗产》等，其中一部分曾集为《小说是怎样写成的》一书出版。此外,还印行了《M站》、《春到前线》、《差半车麦秸》等短篇集。抗战胜利前后，姚雪垠转向故乡与童年的题材，完成了自传性长篇小说《长夜》，并写了《我的老祖母》、《外祖母的命运》、《大嫂》等一组散文。《长夜》以20年代军阀混战时豫西山区农村为背景，描写了李水沫这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的生活，塑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强人”形象，真实有力地揭示出许多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沦为盗贼的社会根源，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身上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象《长夜》这样以写实主义笔法真实描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绝无仅有的，此书译为法文后，姚雪垠被授予马赛纪念勋章。他的小说从早年起，就透露出一种强悍的气质：1929年发表的《强儿》刻划一种坚强的性格，30年代中期的若干作品也多次写到一些敢作敢为的人物。把一批“强人”形象送进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发掘和表现强悍的美，是姚雪垠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的一个独特贡献。姚雪垠
　　解放战争时期，姚雪垠在上海还写了记述爱国科学家的传记文学《记卢镕轩》和短篇小说《人性的恢复》等。1948年以后,先在高行农业学校,继在私立大夏大学教书，同时发表了《明初的锦衣卫》、《崇祯皇帝传》等学术论著，这为他后来创作《李自成》准备了条件。 1951年，姚雪垠去浙东参加土改，因不懂当地语言，无法了解风土人情，于是萌生返豫之念。这年夏天，他回郑州从事专业创作。1953年因中南地区作家协会成立，迁居武汉。除写了少量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散文、杂感外，创作上处于苦闷的时期，只在50年代中期发表了《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中的一点质疑》等论文。1957年被错划为“极右分子”后，在逆境中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婚姻与家庭
　　姚雪垠在婚姻问题上，既反对过封建家庭对他的包办逼婚，又经过自由恋爱的苦痛，最后在半包办、半自由的情况下，才结婚组成了家庭。姚雪垠的婚姻，深深地打着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烙印。早在姚雪垠 10 多岁时，家庭父母包办，就有了一个没有见过面的未婚妻。这个婚事，完全是按照姚母的极其现实的功利主义包办的：在媒人给姚雪垠说亲时，她对姚雪垠的父亲说：“马马虎虎说成了，心净一条事，以后一天穷一天，谁肯把女儿许给咱们！”可以说，她为儿子找媳妇，根本不是为了儿子的幸福，完全是为了找一个侍奉她的供他使唤的奴隶。但姚雪垠有姚雪垠的看法和想法，他对这门亲事一直不予承认。姚雪垠作品
　　后来，当姚雪垠于1929 年秋天，在19岁考上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后，曾跟同班的一个姓梁的非常漂亮的女同学很要好。姚雪垠当时的文章、小说写得好，这位家在商丘的女同学的国文比他并不逊色。大家总把他俩看成天生的一对。同学们非常调皮地经常在黑板上写“姚”字时，故意把右边的那个勾拖得很长很长，然后再写那个女同学的姓，把“梁”字包在“姚”字里边。姚雪垠对这位女同学很有感情，很喜欢她。为此，他还写了一篇题为《心里开花》的短篇小说，用意识流的手法，专门写他怎样想这位女同学。国文老师看了他的大作后，非常同情他。曾问姚雪垠要不要帮忙，姚雪垠说不要。那时才华出众，很有风度的姚雪垠，虽然爱那位漂亮的女同学，想跟她好，可又不敢同她当面讲，而且一见到他就心里发慌，面红耳赤。他想自由恋爱，却没有胆量和勇气进行表白，采取行动，只是把自己的感情悄悄地倾吐在不能发表的小说中，还落得一个“单相思”的名声。他为自由恋爱受尽了折磨和苦痛。几十年以后，成了大作家的姚雪垠，有一次去河南郑州大学讲学，还有熟人同他开玩笑，说他青年时期，进行过“单相思”的恋爱。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真实情况是：姚雪垠喜欢的那位女同学，在当时也一样喜欢姚雪垠，只是她更没有勇气向姚雪垠表白。后来，当这位女同学听到姚雪垠同别的女子结婚以后，她痛苦无比，后悔不已，大哭一场?? 这是二十年代，受了封建思想毒害和影响的中国青年自由恋爱的一场悲剧！ 1930 年暑假，姚雪垠在被同乡王庚先保释回到学校后的一天。学校会客室突然通知他有人来找。姚雪垠到会客室一看，才知道是为王庚先办事的刘先生。 “你好！请转告王老先生，谢谢他救我出狱。” “不必客气。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刘先生开门见山地对姚雪垠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奉王老先生之命，来找你只为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请说，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姚雪垠说。 “王老先生有个姑娘，你见过没有？”刘先生问姚雪垠。 “没有见过，听说长得很漂亮。 “我对你照实说吧，王老先生两口子认为你相貌端正，英俊滞洒，聪明好学，才华出众。他二老看中你了，愿将他们的女儿嫁给你，选你做他们家的乘龙快婿。要我亲自来问问你，愿意不愿意？” “我倒愿意，但自己不敢作主，要问过父母以后，才能正式回话。”姚雪垠思考一阵之后回答说，同时向刘先生提出要求：“你能把王老先生女儿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吗？”“可以！完全姚雪垠
　　可以！”刘先生说，“她名叫王梅彩，年方 17 岁，眼下在北京翊教中学读书。梅彩姑娘不仅身体健康，人长得漂亮，性情温柔；而且，心地善良，知文识理，很有教养。在她的身上特别具有一种书香门第大家闺秀的动人风采。郎才女貌，同你非常般配。”刘先生一口气说完，但好象还忘记了点什么，想了一下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一边给姚雪垠，一边补充道：“这是王梅彩姑娘的地址，王老先生说，你可以给她写信。” 送走刘先生之后，姚雪垠回到宿舍沉思起来，王庚先老先生的情况他是了解的：早年曾留学日本，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正直，思想进步，在当时是河南乃至全国的知名人士。为了向王老先生请教学问，在此之前姚雪垠去过他家两次。如今，他要把他的女儿嫁给他，姚雪垠当然非常高兴！很快，姚雪垠便写好并寄走了两封信。一封是给他父母写的，说明他愿意娶王老先生的女儿为妻，要父母将原来给他订的亲事退掉。父母收到信后，虽然很为难，但还是给姚雪垠退了亲。另一封信，便是给王梅彩写的，从此以后，他们两人就书来信往了。到这年寒假的时候，王梅彩放假从北京回到开封家中。王庚先通知姚雪垠到王家同他女儿见面。当时姚雪垠听说还有别人想追求和“进攻”王梅彩。因此，他得到通知后，就立即叫了一辆黄包车前往王家，生怕迟到一步，王梅彩被别人“抢去”。由于心急火燎，跑的太快，黄包车在路上还翻了一次。赶到王家以后，姚雪垠显得非常紧张。结果，头次见面，他连王梅彩看也没敢看上一眼，至于漂亮不漂亮，他更说不上来。还是王梅彩大方，这次见面之后，她竟主动到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去找姚雪垠。在寂静的河大校园里，雪花一朵接一朵的飘落着，刹那间，小路白了，房屋树木白了，整个学校都变成了一片银白世界。姚雪垠和王梅彩不顾这些，俩人仍边走边谈，漫步在校园里。外面的气候虽然寒冷，但他们的心里却是火热的。 “你不是上次没有看清楚吗？现在好好看看吧，我让你看个够！”王梅彩深情地看了姚雪垠一眼，红扑扑的脸上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把脸朝着姚雪垠莞尔一笑说。姚雪垠用手抚摸着王梅彩的肩膀，目不转睛地从上到下仔细地看着王梅彩。 “你有着美丽温柔的眼睛，苹果似的脸庞，丰满匀称的身段，浑身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确实非常漂亮、动人。这一下我看清楚了。”姚雪垠仔细地看完王梅彩后，非常高兴地说。 “喜欢不？” “喜欢！”???? 就这样，这一对青年恋人便彼此深深地相爱了。到1931 年5月，他们由袁介亭做媒，在开封结了婚。时年，姚雪垠21岁，王梅彩18 岁。从此，姚雪垠和王梅彩就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编辑本段著作书目
　　《红灯笼故事》(短篇小说集)1940，大路出版公司《牛全德与红萝卜》(中篇小说)1942，重庆文座出版社《戎马恋》(长篇小说)1943，重庆大东书局《重逢》(中篇小说)1943，重庆东方书社《新苗》(长篇小说，又名《母爱》)1943，重庆现代出版社《小说是怎样写成的》(创作谈)1943，商务《春暖花开的时候》(l—3册，长篇小说)1944，重庆现代出版社《差半车麦秸》(短篇小说集)1947，怀正《长夜》(长篇小说)1947，怀正《李自成》(1—3卷）长篇历史小说。其中第二卷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1963一1981，中青《大嫂》(散文集)1982，河南人民姚雪垠作品

　　小说李自成成就
　　这部小说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首先，它成功地刻画了李自成、崇桢帝等一系列人物形象。李自成思想性格上的变化，崇桢皇帝维护风雨飘摇之中的政权时的宵衣旰食，都是具有深度和广度之笔。其次，小说在明末清初的社会生活场景上颇费笔墨与心思，从宫廷到战场，从都城到乡野，都不乏生动描写之处；从政坛角逐到沙场交锋，从典章礼仪到人情风俗，描摹大多翔实逼真

迟志强的资料?

湖北日报

《湖北日报》创刊于1949年7月1日，是中共湖北省委的机关报。出版10天后，遵照中共中央华中局把工作重点放在新解放区农村的指示，8月5日改为《湖北农民》报。1950年6月1日起，经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又改出《湖北日报》。1951年7 月1日，新创办《湖北农民报》，两报并存。《湖北农民报》于1953年4月28日停刊。1963年元旦开始出版的《湖北日报农村版》，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停刊。《湖北日报》主要面向全省，及时宣传报道本省和全国工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形势，对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许多著名英雄模范人物作了突出生动的宣传。
创新理念
编辑
在中国各种形态的传媒中，党报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读者对党报信息的信任率高达55.79%，而晚报只有19.82%，网络只有7.8%。从具体内容看，在接受重大决策资讯方面，受众也更青睐党报。但随着我国报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新媒体的异军突起，在新一轮的市场竞争中，有的党报走向“小报化”道路，降低了作为党报的权威性；有的则固守旧有模式，缺乏应有的影响力。创新是事业发展的生命源泉。从媒体的社会功能来说，媒体总是处在时代变革的最前沿，而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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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如同奔腾东流之水，疾步向前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所以指导媒体实践的理论也就必须不断地创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过程，对党报提出了一系列亟需从理论高度予以回答和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是推进党报理论创新的重要契机。《湖北日报》正是着眼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行，从党报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和所处的发展实际出发，提出了“责任造就公信力”的办报理念，即以务实、开放、求真的心态冷静观察社会走势，站在为党和人民利益服务的高度，加大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信息传播和导向的力度，最后达到为中心工作服务、为“三个文明”服务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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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责任造就公信力”理念的具体实践，《湖北日报》从报纸的新闻观念到组织结构和工作方法均进行了全面变革，建立了创新型的新闻生产管理体系和制度体系，夯实报纸公信力的制度根基；把责任感化为导向意识、职业精神和宣传艺术，在强化主旋律报道中提升党报公信力；把以人为本的观念贯穿于办报始终，以亲民性、亲和力、亲近度实践“责任造就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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