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喜爱文艺，工作之余研习文学书画。1983年开始文艺创作，现已在《中国书画》、《四川日报》、《四川科技报》、《四川工人日报》等50多种全国各级报刊上发表书画作品200多篇（幅），文学作品250多篇（首）。其文艺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文学书画大赛，并获奖30多次（其中一等奖（金奖）三次、二等奖（银奖）五次）；书画作品还多次选送到日本、美国、朝鲜、巴西、香港、台湾、北京等国家和地区展出，并被多家博物馆收藏。其作品和小传已收入《中国书画家大辞典》、《世界美术集（华人卷）》、《当代中国书画艺术》、《跨世纪中外书画艺术家辞典》、《中国专家人名辞典》、《当代书画收藏精品荐览》、《世界艺术大系（中国艺术）》等30余部辞书中。曾荣获“国际书画艺术名人”（1994年）、“中国当代杰出书画家”（2005年）、“中国文艺终身成就艺术家”（2006年）等荣誉称号。个人事迹和成果已先后被《四川农村日报》、《中山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新闻交流中心）》、《四川工人日报》等新闻媒体给予宣传和报道。已出版有个人美术专集《中国当代美术家精品系列——李利民国画作品选》、《中国传奇人物——李利民个人（国画）专辑》，文学作品集《心泉的流韵》、《心海的情潮》。
《农村报》创刊于1949年11月15日，与共和国同龄，在全国涉农类报纸中创刊最早。《黑龙江农村报》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决定出版，由黑龙江日报社主办的以全省农民读者为对象的群众性报纸。原名《黑龙江农民》，1949年11月15日在齐齐哈尔创刊。初期负责人甘甫明、远百昌。 1954年8月，松江与黑龙江两省合并。原松江出刊的《松江农民》合并于《黑龙江农民》。改版后的《黑龙江农民》报为4开4版，3日刊。1956年1月改为周3刊。在隶属关系上，中共黑龙江省委先后委托省委宣传部、农村工作部对其进行管理，黑龙江日报社统筹印刷、发行等事宜。高奭任总编辑。该报改刊时，全省农村正经历由互助组、初级农业社向高级农业社的过渡。编者在第1期《大家来办农民报》一文中说，改刊后将“通俗地宣传解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帮助大家树立依靠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集体主义思想，逐步克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经常介绍一些先进的生产经验和农业技术知识，一般科学和卫生知识”。辟有《时事讲话》、《在黑龙江各地》、《唠知心嗑》、《读者来信》、《支部生活》、《答读者问》、《唠唠技术增产》、《卫生常识》、《俱乐部》等专栏。这一时期，该报为宣传政策，向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各类“讲话”和评论，在版面上占较大比重。1954年8月，改刊当月共出10期报，其中刊载《互助合作政策讲话》5篇，动员农民多卖余粮“宣传讲话”2篇，本报评论6篇，连同《时事讲话》等共24篇，平均每期2．4篇。宣传性文字多这个特点，在以后几年中也大体如此。这些讲话和评论，政策性强，较注重结合农村工作和农民思想实际。该报还注重选择基层和生产第一线的典型进行报道。双城县希勤村在合作化运动中创造了“全面规划”经验，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1955年后，该报对合作化规划经验及希勤村作多次报道，如《双城县希勤村是怎样创造合作化全面规划经验的》、《希勤村农业合作化规划后的一年》等。1956年初，针对高级农业社发展迅速，新建社缺乏管理经验的情况，该报于1月6日、13日，介绍了双城吴家村“小段作业指示图表”、“六员管理责任制度”等经验，并刊发了《希勤高级社的建立》、《幸福之路—双城永乐区幸福集体农庄》等报道。除此，还多次展开群众性讨论，如《有余粮少卖对不对？》、《怎样使管委会领导跟上去？》、《怎样当好队长？》等。这些报道与讨论，对实际工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958年“大跃进”中，该报紧跟形势，力求做“对新事物满腔热情的促进派”，“期期有典型，广泛树标兵”，在一些报道中，存在鼓虚劲和虚假不实等问题。 1961年1月3日，该报因纸张缺乏而停刊。1963年1月1日，报纸定名《黑龙江农村报》，重新出刊，4开4版，周2刊。1964年初改为周3刊。由黑龙江日报社主办。编辑部主任冯玉璋。这一时期，农村生产逐渐恢复，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该报把“巩固人民公社经济，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教育”，作为宣传的重点。1963年2月，庆安县新安四队生产队长宋恩珍为抢救国家财产牺牲，该报即作了突出的报道。刊登长篇事迹通讯、连环画后，以《学习宋恩珍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学习宋恩珍，当个好干部、好社员》为标题，两个多月间发表各地农村读者读后感想28篇，编者加《小道理》8篇。同时，辟《好社员》专栏，或以集纳形式，冠以《发扬集体主义风尚》大标题，刊登短小人物通讯：《爱管闲事的姑娘》、《生产队的真‘金子’》等，介绍普通社员关心集体财产、坚持原则、维护集体利益的事迹。当时，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和管好集体财物，被看作是巩固集体经济的大事。对此，该报除组织经常性报道、开展问题讨论，还作了重要典型报道。如1963年7月12日，刊发了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不生锈的‘铁孩子’》，报道绥化县六合大队党支部书记、劳动模范高凤志，艰苦朴素，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密切联系群众的感人事迹。同年11月26日刊登《公正廉洁——松江二队队委会为什么能把集体财务管得清如水明如镜》的通讯，在全省都引起很大反响。除此，还大量刊登诸如《走阶级路线，靠贫下中农》、《把旧社会的苦告诉青年一代》、《扎扎实实培养革命接班人》及农民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报道。该报有关争取农业高产和农业技术改革的宣传，也较突出。在宣传向山西省大寨大队学习同时，报道甘南县太平大队和肇东县红光大队两个三产典型，特别是对太平大队作了连续的和多侧面的报道。如1964年4月8日发表通讯《胸怀全局，勤奋创业》，对这个大队作全面介绍后，陆续发表了《太平人的风格》、《太平大队实行生产责任制和田间政治工作相结合》、《太平大队在灾年中对国家作出更大贡献》、《吕和——勤奋创业的新愚公》等。另外，辟有《政策顾问》栏，简洁地回答农民遇到的具体政策问题，受到读者的欢迎。该报1967年1月8日因“文化大革命”一度停刊。1月28日出刊《新华社电讯（农村版）》，2月12日易名《黑龙江日报农村版》出版，4开4版，周3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版面大量刊载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革命大批判”的报道与文章，同时，宣传“农业学大寨”运动，报道一些农村治山改土取得高产的先进典型，如肇东县涝洲公社、甘南县太平大队、讷河县老莱公社胜利大队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该报于1979年1月28日，恢复《黑龙江农村报》原报名。适应工作重心转移，特别是农村实行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历史性变化，在宣传报道上，着重抓了两件大事：一是中共中央的经济政策的宣传；一是农业科技知识的宣传和经济信息的传播。1979年以后，中共中央制定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各项方针政策，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但由于多年来“左”的错误影响，政策实施中受到诸多干扰；农民中也有想富又不敢富，顾虑重重的问题。因此，《黑龙江农村报》把对农村经济政策的宣传放在了首位。1979年初，全省许多地区农村干部对社员搞家庭副业心怀余悸，不敢支持，对农民养牛养羊规定数字限制，超过即指责为发展资本主义。该报于1月7日、10日发表《理直气壮地把钱抓起来！》、《搞副业有功无罪，扣罚款理不应当》等言论和报道，为副业生产正名。同年9月23日，开展怎样对待家庭副业问题的讨论，到12月3日共进行11期。对干部解放思想，明确是非，社员放心经营，起到了积极作用。1979年，中共中央根据农民的实践，肯定了农村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当年秋，全省一些地区干部对联产计酬责任制尚有种种怀疑，只准社员劳动分组评工记分。该报于同年11月7日1版刊发《政策自有胜天力，联产计酬得丰收》、《政策得人心，生产大发展》两文，报道肇源等地部分生产队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取得受灾之年丰 收的事迹。1982年11月28日，该报刊登通讯《二十年和一年》，在全省最早报道了尚志县帽儿山镇实行大包干获得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典型，12月26日发表《包干到户，富海真富了》通讯，报道甘南县富海大队实行大包干的经验，为黑龙江省全面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了舆论准备。1983年初，全省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该报即于1月7日1版设立《联产承包责任制指导站》专栏，解答群众在实行承包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专栏到同年7月共出刊50多期，提出和解答了400多个具体政策问题。比如，1月30日专栏刊文《为农民呼吁，合理提留，让农民得到实惠》，对一些地区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中搞“高提留”，提出批评。报道后引起中共省委的重视，“高提留”很快降了下来。 在宣传落实经济政策中，该报十分重视反映农民的呼声和要求，维护他们的利益。1982年10月，该报接到大庆市大同区兴隆泉乡农民宫海来信。宫海是养羊专业户，他在信用社贷款1000元，到邻县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敖林西伯公社买了28只羊。在赶羊返家路上，被这个公社的干部以“投机倒把”为由，扣下羊只，并罚款264元。本人对罚款不服，先后11次到该公社申诉，又到县有关部门告状，都无济于事。该报接到来信后，先后3次派记者前往调查，于1983年4月3日发表了宫海来信及记者调查附记，并以《宫海买羊有啥错？》为题，在报上展开讨论。一个多月时间，收到省内外读者来信500多件。中共省委、省政府负责人作了批示，报纸刊发6期讨论文章。最后，宫海被错误罚款一事得到妥善处理。整个报道，在全省引起很大反响。来信《宫海买羊有啥错？》被评为1983年全国好新闻。1983年6月，《黑龙江农村报》在新闻改革中，进一步提出“把报办在农民的心坎上，使报纸进农家”的要求。因此，更加关心和反映农民的切身问题，全心全意地为农民服务。比如，1984年3月18日刊登《谁能为这户农民解忧愁？》，把农民许春田自投资金万余元，跨区开荒1000多亩，但于播麦之际，因缺资金买种子而犯愁的事，向社会作了呼吁。报道发表后，引起各方的重视，在有关部门支持下，许春田得到贷款，解了燃眉之急。1984年5月，该报发表记者来信《民主乡农民畜牧服务公司呼吁，产销直接见面为何这样难？》，并在报上展开讨论，鲜明地支持哈尔滨市郊区民主乡姜文林等7户农民办畜牧服务公司，把鲜蛋直接送到市内副食商店销售，打开流通渠道的创举。这次被称作“鸡蛋碰石头”的报道，在黑龙江日报、中国农民报、中国青年报等新闻单位配合和中共黑龙江省委、哈尔滨市委的支持下，终于打破了原来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连续报道《鸡蛋碰石头》获得1984年全省好新闻特别奖。 该报为向读者提供政策咨询，在1版辟《政策问答》栏，回答群众来信中提出的政策疑难问题。1983年全省放开家庭承包责任制后，这个专栏解答了：怎样才算正当的长途贩运？专业户劳力不足可不可以雇工？手艺人不承包责任田可不可以？承包耕地允不允许转包，等等。 该报还重点抓了农业科技宣传，帮助农民解决“想富无门路，想富不懂技术”的难题。1979年初，该报即设有《农业科技》、《学科学，用科学》、《国外农业》等专刊，2月份出版12期报，3个科技专刊共出8个版。此后，有关各类实用农业科技的报道，逐年增多。1982年4月，该报与省农业局、畜牧局、水产局等省直9个单位，联合创办了黑龙江省农业科技顾问处，聘请省内知名的农业、林业、畜牧、兽医、水利、农机、气象、供销等方面专家、学者53名作顾问（至1985年底，联办单位发展到12个，顾问增至148名，另有政策顾问30多名）。该报《学科学、用科学》、《农业科技顾问服务处》两个科技专刊，主要由顾问根据农民需求撰稿。1983年6月后，这两个专刊合并为《科学致富》版，每周出4至5版，内设《科学种田》、病虫害防治》、《牛马经》、《园艺知识》、《解疑难》、《问必答》、《试试看》等小专栏，传播科技知识、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新经验，回答农民生产中各种疑难问题。1984年8月，增设《经济信息》专版，向农民，特别是各种专业户、重点户及乡镇企业、商业供销工作人员，提供省内外经济信息、市场动态、行情预测及新产品介绍等。 该报成立科技顾问处和开办《科技致富》专版后，三年间向农民介绍30多个有关种植业、养殖业和采集加工业等方面的致富门路，受到农民的欢迎。比如，黑龙江地处寒冷地区，冬季鲜菜短缺。该报向农民介绍顾问处顾问、蔬菜技术专家潘廷章的家庭日光温室修建技术，报道龙江县蔬菜专业户刘成信在7分地、3栋日光温室里种植各种蔬菜，一年盈利近万元的事迹。报道后，农民争相学习，仅哈尔滨郊区就修建起日光温室200栋。地处最北部的漠河县一位干部给顾问处来信说，通过学习温室栽培技术，他们那里冬季也可以吃到新鲜蔬菜了。1982年11月，该报介绍哈尔滨阎家岗农场引进的康贝尔鸭种，并连续刊载有关饲养技术讲座20多讲。通过该报介绍，二三年间，许多农户和家庭牧场因饲养康贝尔鸭而获益致富。该报4版为副刊版。1983年6月后，适应农民在物质、精神生活方面的新需求，由过去一般刊登散文、故事等通俗作品版，改为《村镇内外》、《农家生活》两个专版。《村镇内外》以社会新闻为主，表扬新风，针砭时弊，进行思想、道德、情操和法制的宣传。《农家生活》版，主要介绍勤俭持家、子女教育、妇幼保健、家用电器、饮食卫生等日常知识。以后，还辟有《青年之友》专版。该报从40年代末创办以来，一直重视群众工作，与农民通讯员和读者保持密切联系。进入80年代后，继续保持和发扬了这个优良传统。据统计，1984年该报收到读者信件2万余件，接待农民来访8000人次。对来信来访，该报都作了认真负责的处理，对其中具有普遍性、苗头性的问题，编发了《农民来访录》、《农民呼声》、《读者来信》等栏，在1版要位发表。该报还竭力为农民解急济难。1982年6月，收到依安县依龙乡农民王耀华的求助信，内述他的外孙女被疯狗咬了，在当地买不到狂犬疫苗，病人危在旦夕。该报见信后立即在哈市防疫站取得疫苗，当晚派人乘火车把药送到患者家里，使女孩转危为安，王耀华感动得热泪盈眶。该报由于在宣传报道和群众工作方面取得优异成绩，曾多次受到上级和有关部门的表彰。1960年，该报作为先进单位出席全省文教群英会；编辑刘克俭被选作代表，参加全国文教群英会。1983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印度召开第三次农村报刊会议，国务院农牧渔业部将该报提作会上交流的重点报纸。1984年初，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将该报办报经验，向全省新闻单位作了推荐。1985年，该报被评为全国先进新闻单位。1985年该报期发行量58万份，主编为侯国才。
范长江（1909年10月16日-1970年10月23日），男，原名希天，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农村。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著名新闻记者，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出色的领导者，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4]。曾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务。
范长江青少年时代就追求革命、追求进步，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他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考察采访，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采写了《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经典作品。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长江带领一批“新闻兵”，跟随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北平，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1950年1月，范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他生前写过大量的出色的新闻报道，担任过新闻机构的领导工作，为全国的新闻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现为海内外老中青文学会会员、荣县风翎文学会会员、《自贡日报》特约作者、《文化与实业》编辑、《巴尔畜牧》报记者。四十多年来，先后当过农民、生产队长、民办教师、乡政府工作员、县广播电台编采、县政协委员。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历尽沧桑，饱尝酸甜苦辣。有一千二百多件文学和新闻作品先后在《中国青年》、《四川文学》、《盐都艺术》、《海峡两岸》、《四川农村日报》等二十多家报刊上发表。其中《如今县长下乡来》1965年在四川《公社社员》报上发表后，被评为“我们时代的赞歌”，推上“好稿检阅台”。《三中全会响春雷》、《门前一条路》、《自由撰稿》等获奖作品都是带着浓郁的泥土味，以朴实的民歌语言道出了农民的心声。
1909年10月，范长江生于四川省内江县赵家坝村(今内江市东兴区田家办事处)。范长江自幼就随堂兄弟跟着祖父学习识字读书。他也时常仿照祖父的模样和腔调，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先祖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名言。 1927年初，报考黄埔军校未果的范长江进入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中法重庆分校是共产党员吴玉章创办的一所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范长江在这里逐渐接受了反帝反军阀的思想，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同学们一道在街头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讲演。“南京事件”发生后，范长江参加了事件后的示威，并与镇压示威的反动军阀展开斗争，成为反动军阀在四川通缉的对象，他被迫离开重庆，来到武汉。为谋生计，范长江加入了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成为一名学生兵，并随贺龙转赴南昌。8月1日，范长江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范长江随部队转战途中遭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攻与部队失去联系，辗转到了南京。 1932年初，范长江来到北平，在黎锦熙主持下的国语大辞典编纂处谋得一份剪贴资料的工作。同年秋天，经过自己的努力及友人之助，他进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在北大期间，范长江广泛涉猎哲学、政治、经济、英语等书籍，以丰富自己，并时刻关注抗日形势的发展。他经常苦思冥想：如何用正确的哲学思想来为现实服务？一次上课时，他向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二是一个人肚子饿了，自己又没钱，铺子里却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回答是：这不是哲学的事，哲学主要是为了弄明白各学派的情况，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教授的答案再次让范长江对大学教育失去信心，他决定走出书斋，投入到现实的抗战中去。 在日本军国主义觊觎中国，全民抗战难以避免的时刻，范长江从一个记者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中日一旦开战，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很有必要。1935年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他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西上，在四川做短暂停留后，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甘肃西固、岷县等地，两个月后到达兰州。在兰州稍事休整后，他又向西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向北到临河、五原、包头等地进行采访。范长江的这次西部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沿途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的表述；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旅行通讯中还记载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更为可贵的是，范长江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字里行间显然倾注了他对红军的同情，甚至不无敬意。范长江的这些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公报》的发行数量陡增。不久，当这些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后，出现了读者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接着数月内，此书又连出了七版，一时风行全国。西北之行结束后，范长江回到天津，被《大公报》社聘为正式记者。他接连又写出了《从嘉峪关说到山海关》、《百灵庙战后行》、《忆西蒙》等著名的通讯。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本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 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范长江利用各种私人关系，冒险飞赴兰州。他说服了甘肃省主席兼51军军长于学忠，特拨给军用卡车一辆，还选派了数名全副武装卫士随车护送前往西安。1937年2月2日傍晚，范长江终于在乱军丛中，顶风冒雪，抵达西安。2月4日，在《大公报》西安分销处同仁的协助下，通过陕西省主席邓宝珊的介绍，范长江来到杨虎城将军的公馆。周恩来同志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绥远前线、冒着生命危险闯进西安，当时年仅27岁的《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在采访到周恩来后，范长江对西安事变的真相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有了深刻的了解，厘清了真相。就在范长江计划刊发“西安事变”报道的同时，被张、杨释放回到南京不久的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大公报》从上海运到南京，报纸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范长江连夜赶写的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该文像一枚炮弹，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不仅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而且清楚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轰动了朝野，人们争相购阅。蒋介石看了范长江的文章，内容与自己上午所作的报告截然相反，勃然大怒，将正在南京的《大公报》社总编辑张季鸾狠骂了一通，并命令此后严加检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 为深入了解陕北的情况，范长江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去采访的请求，得到了同意。1937年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范长江到达延安。当天下午，“抗日军政大学”（即红军大学）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范长江先后见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晚上，毛泽东在他工作的窑洞里会见了范长江，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并建议范长江立即回上海，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范长江是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外，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人，虽然他在延安只呆了一天时间，却深深感受到这里火热的抗日之情。 率先打开国民党新闻封锁大门的范长江一鼓作气，连续在上海《大公报》上刊登了他的《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未走通》等约三万多字的长篇通讯。全国人民从这些通讯中，第一次看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在报道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范长江更多地了解了共产党，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清楚了自己作为记者的使命和任务。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范长江与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驱胡愈之等团结全国广大进步记者，组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这就是中国记者协会的前身。这一天，也成为后来的中国记者节。1939年5月，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下的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里，由周恩来作为介绍人，范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指定与周恩来、李克农单线联系。自此，范长江从一个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者，进入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行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和平谈判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范长江被周恩来指名由华中解放区飞抵南京，任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并担任中共对外发言人。此时，他不仅要经常发布代表团的各种宣言，还要接见频频来访的各界人士，向他们解释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回答各种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和平的一个窗口。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时任新华总社总编辑的范长江带领一批“新闻兵”，跟随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北平，奉命接管国民党在北平的各新闻单位，组建北平解放后的第一张党报——《人民日报·北平版》，范长江也因此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在范长江准备出版《人民日报·北平版》的时候，北平市委书记彭真把范长江等人叫去开会，彭真说，市委刚刚进城，事情很多，人手不够，设想《人民日报·北平版》先出对开两版，以后再出四版。范长江等人认为，国民党的《华北日报》还出对开四版，我们是胜利者，无论如何不能少于四版，而且两版容量太少，内容很多不好安排。长江还说，他愿立出四版的军令状：保证报纸不出大错误，保证每天只睡4小时，完不成任务愿受处分。长江带领的这支队伍很年轻，但他很快把大家凝聚在一起。他培养年轻记者编辑不遗余力，指点他们的作品时，在政治思想、方针政策上严格斟酌，文理逻辑上认真推敲，连字都要写得工工整整。他要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1950年1月，范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 正当范长江英年盛名、大有作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范长江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长期被关押，受尽折磨摧残。1970年10月23日，在范长江被关押的地方——河南省确山的一个农村机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遗体。虽然多数媒体都以“自杀”来评述年仅六十一岁的范长江，但事实上，范长江的死至今都是一个谜。 妻子沈谱，沈钧儒之女。长子范苏苏次子范东升，文革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第一届本科生，现为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三子范小军四子范小建，曾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现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主任、党组书记。 范长江参加过南昌起义，是第一位报道红军的国统区记者。抗战中他是活跃在各战区的战地记者，周恩来同志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解放战争中，他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亲眼看到毛主席指挥三四万人，打败胡宗南二十余万人。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长江带领一批“新闻兵”，跟随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北平，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当时他任新华总社总编辑，奉命接管国民党在北平的各新闻单位，组建北平解放后的第一张党报——《人民日报·北平版》。时任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的李庄同志回忆说：“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召集我和长江等人开会。他说市委刚刚进城，事情很多，人手不够，设想《人民日报·北平版》先出对开两版，以后再出四版，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长江都认为，国民党的《华北日报》还出对开四版，我们是胜利者，无论如何不能少于四版，而且两版容量太少，内容很多不好安排。长江还说，他愿立出四版的军令状：保证报纸不出大错误，保证每天只睡4小时，完不成任务愿受处分。”长江带领的这支队伍很年轻，但他很快把大家凝聚在一起。他培养年轻记者编辑不遗余力，指点他们的作品时，在政治思想、方针政策上严格斟酌，文理逻辑上认真推敲，连字都要写得工工整整。他要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1950年1月，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这时报社闹稿荒，当时正好放映前苏联影片《大转变》，是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长江抓住这个时机，提出报社工作也要来个大转变，把能派出去的人都派出采访，抓稿子。他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决胜于社门之外”。不少人对这个决策半信半疑，但长江坚持不动摇。几个月后，稿子源源而来，报社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 《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回忆说：“1950年初，范长江来到《人民日报》任社长。他不定期地举办‘飞行集会’，常突然地召集编辑部全体人员会议，随时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批评或表扬某个工作人员，或者让大家对当天的报纸提意见，或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当场回答。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突然向某某编辑或记者提出一些问题，常常让某人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十分窘迫。弄得大家心情十分紧张，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会被长江同志点中。其实，这是社长对编辑、记者的一种当场考试，是一种严格的职业训练。长江同志提的问题并不刁钻古怪，本来是记者、编辑应该知道的，不过这种方式毕竟太特别、太尖锐了，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他从来也没有批评过我们这些新同志，他只要求我们能很好地完成报道任务。范长江对一些工作疲沓的老同志颇不客气，批评他们凭老资格吃饭，工作上不力求上进。有些人对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很不习惯，对他的尖锐批评也很不满意。也许这是长江的缺点，但也恰恰是他的性格。”范长江还谆谆告诫大家，要清醒地认识人民日报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报社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兢兢业业，不能“大致差不多”就算了。韬奋办报刊多么周到精细，一点不含糊，数十年如一日。不要以为“我过去在老解放区就是这样做的，那时还受到过表扬呢！”要知道，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同了，从前可以的，现在就不行。他还说，靠中央党报的牌子、地位吓唬人是不行的，要自己真有领导舆论的本领才行。范长江五十年前对新闻工作基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今天看来，许多观点仍未过时，并不乏真知灼见。他认为“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他指出“新闻是报纸的生命，是报纸的灵魂。”“新闻必须是事实，谣言不是新闻，感想不是新闻，一定是事实。”而且“必须是新的事实，有代表性的事实。”范长江认为，记者要有健全的人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他说：“在时局艰难的时候，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他还说，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正当范长江英年盛名、大有作为的时候，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长江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长期被关押，受尽折磨摧残。1967年，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范长江 被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关押起来，这成了范长江厄运的开始。1969年3月，被定性为“反革命”，长期遭到关押的范长江，随首批500名劳动改造和接受锻炼、批判的人员来到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瓦岗镇薄山林场芦庄林区（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所在地）。范长江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度过了近两年的时光。1970年10月22日晚，对范长江的批斗会一直持续到深夜。在确山五七干校大门前五六十米处，是范长江经常挑粪浇灌的菜园子，菜园旁边是一口深7米、直径为1.4米的水井。1970年10月23日早晨起来，五七干校的监管人员发现范长江不见了。早上7时多，有人在菜园边的水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遗体，已浮在水面上了，且只穿了一身单薄的衣服。至于死因，或是投井自尽，或是失足坠落，或是其他，无人能说清。五七干校院内，并没有多大反应。上午10时左右，监管人员从隔墙的芦庄大队加工厂叫了几个工人，把范长江的尸体从井中捞出，用塑料布裹住，抬到离干校七八百米远的一个山涧阴沟里，草草掩埋了。他的死至今都是一个谜。1978年12月2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范长江同志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胡耀邦同志亲自主持了追悼会。范长江同志曾写过一首纪念鲁迅的诗：“横眉冷对众虎狼，俯首甘随牧牛郎。层层迫害骨愈坚，种种欺蒙瓦上霜。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坚持真理勇战斗，先生火炬照四方。”这可以成为我们坚持真理，清正廉洁，正直正派的新闻工作者的座右铭。 1935年5月1日起，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南下，经烟台、青岛到上海，再沿长江西行，赴重庆、成都，沿作撰写旅行通信，5月10日起在该报发表。7月14日，又从成都出发，开始西北之行，至1936年6月结束。1936年8月，他将这次施行所写的通讯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这些通讯揭露了日本侵略帝国主义的危机。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与各族人民的痛苦生活。更为可贵的是，该书首次客观而真实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他的通讯作品，以其特有的风格和深远的影响，为我国新闻通讯写作提供了新经验与新样本，在我国新闻史上有重要地位。 范长江新闻奖，是以中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的名字设立的新闻奖。1935年，我国处于民族危亡的年代，26岁的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到贫穷落后的大西北采访，他看到了当地人民的苦难，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以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连续发表了反映当地人民备受煎熬压迫、各界抗日激情高涨以及工农红军坚持战斗的通讯，引起国人的关注。范长江也因此一举成名。后来他又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奋斗几十年，一直到1970年逝世。他曾经担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他还是中国记协的前身--1937年成立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范长江是中国新闻界著名的杰出的代表，用他的名字设立我国中青年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奖，鼓励广大新闻工作者开拓新闻事业的未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范长江新闻奖是中国记协主办的全国中青年记者的优秀成果最高荣誉奖，也是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常设的全国性新闻奖。本奖从1991年起每三年举办一次，但自2000年起本奖改为每两年举办一次。2005年根据中央关于《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办法》的精神，与韬奋新闻奖合并为长江韬奋奖。 纪念范长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009年11月9日，纪念范长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席并讲话。范长江同志的亲属和生前好友、原工作单位和家乡代表、部分老新闻工作者、中国记协常务理事、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等参加了座谈会，百余人汇聚一堂，共同缅怀这位杰出的新闻记者。中国记协主席田聪明、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恒权、新华社总编辑何平、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以及范长江同志亲属代表范小建，老新闻工作者代表杨翊，范长江同志家乡代表唐利民，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代表栾俊学在座谈会上发言，会议由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惠生主持 。2009年10月16日是我国现代著名记者、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前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之一范长江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范长江1909年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农村，青少年时代就追求革命、追求进步，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他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考察采访，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采写了《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经典作品。193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新闻宣传单位重要领导职务，为创建和发展党的新闻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纪念范长江同志，每年的11月8日，即他创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日子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记者节”。以他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成为我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