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的发展历史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达，为汇集整理先秦时期大量蕴积的药物开发利用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南北朝时期，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发展更为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当时药物专著已达110多种。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是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既是先秦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总结，又是后世本草和开发利用的楷范。全书记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并按中药的养命、养性、治病等3种功效归并为上、中、下三品。这些药物至今仍有200余种沿用不衰。到了魏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到730种（《名医别录》新增365种），后又经《本草经集注》增补、完善，初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至此，我国中药理论体系雏形已定，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得到进一步扩大和提高。
唐代，药物已增加到1000余种，药物知识也已基本可以满足一般临床应用的需要。国家曾组织力量开展药源调查，在此基础上于显庆年间（656--660年）编修了《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编修并颁布实施的具药典性质的药学专著。在已有的本草学基础上，精选民间新药114种，使药物种数达到850种，这本药学专著以较多的药物基原考证和较丰富临床用药经验赢得了中外医药工作者的尊崇。70多年后，陈藏器又收集《唐本草》未载之药692种，撰成《本草拾遗》。二者合计，唐代开发利用的中药资源已达1500多种。
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为医药资料的整理、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北宋时期，国家再次大规模调查药物资源，并成立医药编纂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还设立了官办的制药厂（惠民制药局）生产中成药。百余年中，三次修订本草，大量校勘汇总，增补文献和用药经验，形成历史上官修本草高潮，官方代表作有《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和《本草图经》。宋代唐慎微集前人之大成，收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筛选遗余药物554种，又自增8种，辑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至此，我国古代开发利用的药物资源已达1748种，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宝库。
金、元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在稳定和巩固品种的基础上，重点转向精炼药效、归纳药理，其主要贡献是把医药理论与具体药物密切结合，形成了多层次的中药学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极深。
明代是中国古代史上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和本草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医药界人文荟萃，名著迭起。《本草品汇精要》收载药物1815种，增补46种，尤以文字简洁精要。彩色实物绘图名闻于世。《滇南本草》收载药材448种，是一部记载高原地区药物（包括民族药物）的珍贵著作。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把古代中药资源开发利用 推向了顶峰，并以博大精深的内涵总结了明以前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图文井茂，提高了本草学的编纂技能和水平，开拓了后世中药发展的新局面。
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不仅中药行、店林立，还形成了一些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市场。中药材产量和运销量随之大增，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著录和存世的本草近400部，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有《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 实图考》。前者收载《本草纲目》未收载的药物716种；后者收载植物1714种，虽名为《植物名实图考》，实际也是一部宝贵的药物专著。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药开发利用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如藏族著名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编著了《晶珠本草》，共收载药物2294种，具有浓厚的藏药特色，是中国藏医药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
分类: 医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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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弘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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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达
一、中医药文化的先进性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统称，距今已有3500年以上的发展历史，是在充分汲取了我国汉族及藏族、蒙族、苗族、彝族、傣族、 *** 、鲜族等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理论及对疾病防治经验系统总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方医药学体系，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传统医学理论最系统、内涵最丰富、应用最广泛、保留最完整的突出代表。
经过几千年的医学实践证明，中医药学不仅在历史上曾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在现代医学和生命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无论是从阴阳互动的平衡观、脏腑经络的整体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以人为本的生命观、三因治宜的辩证观对疾病的预防控制上，还是在人类生育、健康、衰老、疾病、死亡等生命现象全过程的科学认识方面，尤其是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延长人类生存寿命，防治慢性病和老年病，对目前现代医学病因不清、疗效不佳的各种疑难杂症及高死亡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肾病综合症、慢性阻塞性肺病等疾病以及新型的高致病性传染病，如非典型肺炎（SARS）、禽流感，甚至对21世纪有黑死病之称的高致命性传染病如艾滋病等，都显示出了中医药独特疗效和显著优势。对于患有现代社会文明病及占世界城市人口70%－80%的亚健康人群，传统医药学及中医养生学在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尤其是在对于13亿中国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及独特优势。
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东方医学最具代表性的中医药产生了浓厚而广泛的兴趣，并加大了经费及人员投入，希望能从古老的传统中医药学中领悟其现代生命科学的真谛，寻求解决数量在不断增加的人类疾病的最终方案。与现代西方医学生命科学物质还原论研究相反的方向上，传统中医药学对疾病辨证、动态的宏观认识和对生命现象整体把握，在疾病防治尤其是适应WHO提出的生理―心理―社会及环境适应能力的社会医学模式方面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可行性。从疾病生物医学到生命医学，从生命医学到生态健康医学，中医药最具有实践应用价值和科学发展价值，是人类医学生命科学价值体系的完整体现和先进文化的突出代表。在未来后现代医药学发展时代，中医药不但不会消亡，将继续为13亿中国人民及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而且中外医学界有识之士尤其是从事边缘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已基本达成共识，中医药所代表的先进的生命观和科学的医学方法论将引领世界未来医学生命科学的发展方向并将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二、全面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优秀文化
中医和中药是传统医药优秀文化不可分割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要继承和弘扬中医药就必须首先对中医药有一个正确、客观、全面、系统的理解与认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自上而下过度强调了现代中药研究、中药现代化和中药科技产业化的发展问题，而严重忽略了对现代中医研究，中医对中药研究的主体指导地位以及中医产业化开发的问题，出现了“胡子眉毛一把抓”和“一手硬、一手软”的政策导向问题。没有在中医与中药的研究及发展方面实现平行互动。由于中药西制、中药西用、废医存药倾向，并以中西结合为名而实行以西代中为实的策略，导致了如马兜铃酸事件、龙胆泄肝丸事件、小柴胡汤事件等所谓“问题中药”的社会争议，接连不断地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中药信誉危机，这不仅对中药产业经济发展是一个信誉重创，而且在中国加入WTO后将为国外西药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扫平了道路。因此，在弘扬中医药的口号下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过去的政策导向及具体策略，必须以最大程度地满足13亿中国人民卫生保健的实际需求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必须站在为人类医学生命科学做出更大贡献的历史高度。在促进中药现代化研究与产业化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同时加强传统中医药研究开发并推动中医产业发展。
在发展中医药国际化之前首要目标应是中医药本土化发展的最大化。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本土是中医药文化的发源地，而且还因为中医药在中国最具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最具经济可行性。中医药本土化发展应成为中医药国际战略的重中之重，因为它是最大的经济，也是最大的政治。
中医药现代化应在中医药研究与研究中医药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相互促进，互为条件。中医药国际化不仅是技术标准的国际化更是民族文化的国际化。偏面追求唯技术论和唯成分论，只有加速中医药的消亡，我们这一代人将成为历史的千古罪人。只有在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之间实现东西方医药学双向接轨，以文化辅轨，以理论接轨，以服务为基础，以产品为载体，才能真正体现中医药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中医药国际合作与发展战略。
中药现代研究方面应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应以复方中药制剂的方剂学研究与开发为重点，创立具有中医药学科特色的现代中药复方制剂质量控制及临床疗效两大标准体系。中医现代研究方面应在充分保留传统中医基础理论内涵的同时，以中医现代医学生命科学表述研究为重点，创立具有中医药学科特色的现代中医生命科学理论及其标准语言体系，尤其在经络基础研究及应用技术开发方面是中医最具国际化发展机会的重大领域，应创立具有中国比较优势的现代中医经络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大力开发具有巨大经济与社会价值的全球经络养生产业。
在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方面，除以往重视国家各大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科技资源与技术力量之外，还应加强对民间中医药技术与人才资源的开发，尤其是对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民间验方与治疗技术及各医院门诊的内部制剂和协定处方的研究开发给予高度重视，在技术、资金以及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
中医药的灵魂在其独特的先进文化，而中医药的活力在于其丰富的临床医学实践经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疗效是硬道理，尤其是中医药人体临床应用的医学实践研究更具有科研开发的可行性和应用推广的实用性。过去以往比较重视对中药新资源、新成分、新机理、新标准的药学、分子生物学研究和实验动物药理学研究，却对在生命整体水平上的医学实践及临床比较学研究重视不够。而且目前所推崇的循证医学研究又缺乏中医药学科特色及文化内涵，不能完整系统地体现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控制方面的技术优势，需要在未来进一步开展具有中医药特色并充分体现中医药比较优势的循证医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工作，在此之前不宜将现代西方循证医学研究方法生搬硬套地用于中医药研究，否则将丢失对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尽管循证医学的初衷有利于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一切传统医学、自然医学疗法及成果在疾病临床治疗规范方案中的应用推广，但不要因为所采用和实施的具体方案有误而影响到我们最终目标实现。
在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方面不仅要重视科技与产业化发展，而且更要努力并加快培养与未来中医药发展相适应的能够真正领会中医药真谛，有坚实的中医理论与实践功底，又具有现代生命科学广泛知识的新型人才。因此必须从加强中医药的传统文化教育入手，不仅要继续重视和加强中医药高等教育，而且还要努力发展传统医学文化的中等教育，甚至从小学开始就要将祖国医学养生文化植入全民素质教育之中。因此，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不仅是中医药行业内的头等大事，也是全民族发展的大事，应在社会及经济发展的高度给予重新认识和政策定位。
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实践，不断认识，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
由于太古时期文字未兴，这些知识只能依靠师承口授，后来有了文字，便逐渐记录下来，出现了医药书籍。
这些书籍起到了总结前人经验并便于流传和推广的作用。
中国医药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有着巨大的贡献。
由于药物中草类占大多数，所以记载药物的书籍便称为“本草”。
据考证，秦汉之际，本草流行已较多，但可惜这些本草都已亡佚，无可查考。
现知的最早本草著作称为《神农本草经》，著者不详，根据其中记载的地名，可能是东汉医家修订前人著作而成。
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全书共三卷，收载药物包括动、植、矿三类，共365种，每药项下载有性味、功能与主治，另有序例简要地记述了用药的基本理论，如有毒无毒、四气五味、配伍法度、服药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剂型，可说是汉以前我国药物知识的总结，并为以后的药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南北朝，梁代陶弘景（公元452～536年）将《神农本草经》整理补充，著成《本草经集注》一书，其中增加了汉魏以下名医所用药物365种，称为《名医别录》。
每药之下不但对原有的性味、功能与主治有所补充，并增加了产地、采集时间和加工方法等，大大丰富了《神农本草经》的内容。
到了唐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对外交通日益频繁，应形势需要， *** 指派李绩等人主持增修陶氏所注本草经，称为“唐本草”后又命苏敬等重加修正，增药114种，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颁行，称为《新修本草》或外国药物陆续输入，药物品种日见增加。
为了适《唐新本草》，此书由当时的 *** 修订和颁行，所以可算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
这部本草载药844种，并附有药物图谱，开创了我国本草著作图文对照的先例，不但对我国药物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而且不久即流传国外；对世界医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上所述是我国古代药物知识的三次总结，以后每隔一定时期，由于药物知识的不断丰富，便有新的总结出现。
如宋代的《开宝本草》、《嘉祐补注本草》，都是总结性的。
到了北宋后期，蜀医唐慎微编成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
他将《嘉祐补注本草》与《图经本草》合并，增药500多种，井收集了医家和民间的许多单方验方，补充了经史文献中得来的大量药物资料，使得此书内容更为充实，体例亦较完备，曾由 *** 派人修订三次，加上了“大观”、“政和”、“绍兴”的年号，作为官书刊行。
明代的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进行彻底的修订，“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编成了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本草巨著——《本草纲目》于李时珍死后三年（1596年）在金陵（今南京）首次刊行。
此书载药1892种，附方11000多个。
国内药品的现实消费市场是城市居民，农村是巨大的潜在市场，医药市场容量还将进一步扩大。
中药包括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其中成药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据《2013-2017年中国中药行业深度调研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统计，我国有80%以上的城市居民自行购买过中成药。
巨大的需求为国内中药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各省市医药、中药、生物医药“十二五”规划显示，大部分省市预计其中药产业增长率在20%-25%之间，部分省市预计在30%以上，少部分省市低于15%。
在几大中药重点省市的规划预测中，中药行业的增长率均在20%以上，其中山东省年均增长率或达30%以上，四川、江西分别在25%、23%左右。
预测，“十二五”期间中药工业将保持年均12%以上速度的增长，到2015年总产值超过5590亿，但综合各省市的具体规划，预计我国中药行业整体增速高于中医药事业展“十二五”规划的预测，年增长率或可达20%以上，到2015年中药行业工业总产值或将达到7000亿左右。
中国历史上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也是中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
早在夏商周时期（约公元前22世纪末——前256年），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的《诗经》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有药物的书籍。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内经》提出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五味所入”，“五脏苦欲补泻”等学说，为中药基本理论奠定了基础。
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本书载药365种，至今尚为临床所习用。它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
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十多种疾病的记载。周代已经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秦汉时期，形成了《黄帝内经》这样具有系统理论的著作。此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理论性经典著作。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专门论述了多种杂病的辨证诊断、治疗原则，为后世的临床医学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汉代外科学已具有较高水平。据《三国志》记载，名医华佗已开始使用全身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各种外科手术。
古代东方医学的发源地在黄河流域。
这四次大瘟疫，导致欧洲数以万计的人染病身亡，同时也让人们意识到医学的重要性，要知道医学发展史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人类对疾病的抗争史。
在经历这四次大灾难后，西方医学技术与理论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西方人卫生健康观念。
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不仅哲学与艺术上意识领先，医学与生理学也出现较早，并且在当时得到较大发展。
在《荷马史诗》中，就有关于战争中医师治疗战士伤口的描述，在希腊神话体系中，也有对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描述。从各种史料文献来看，当时古希腊对医生是比较尊敬的。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之后历代均有总结发展。除此之外对汉字文化圈国家影响深远，如日本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越南东医学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中医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
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2018年10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中医纳入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学纲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