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背景。日本对朝鲜的侵略。甲午中日战争的经过和李鸿章的避战求和政策：战争的爆发；战争的两个阶段－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辽东战役和威海战役。战争的性质及结果。《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三国干涉还辽。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2.通过学习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使学生了解到：中日甲午战争是在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在世界范围内再次掀起争夺殖民地高潮这一背景下爆发的，日本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它是日本统治者推行扩张政策、蓄谋侵略中国的一个步骤；通过分析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使学生认识到：社会制度落后、清政府腐败是近代中国挨打受辱的关键所在；通过分析《马关条约》对中国的影响，使学生认识到：《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3.通过学习中国爱国官兵和台湾军民英勇顽强抵抗外敌入侵，培养学生树立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通过分析日本蓄意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和学习日军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使学生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侵略性，激发学生对侵略暴行的愤恨，树立报效祖国的志向。
教材地位分析
中日甲午战争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使列强获得了在华建厂权，而且，大额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迫使清政府与列强签订具有很强政治奴役性的借款协定。由此，列强不仅实现了对华资本输出的愿望，还进一步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投降政策和中国的惨败，大大助长了列强争夺中国的野心。瓜分中国一事被列强提上日程，很快地，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
重点分析
本课重点是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背景和《马关条约》的影响。1894年爆发的中日战争，是日本政府推行扩张政策和长期以来蓄谋侵略中国的必然结果。19世纪70年代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时期，各列强都想在中国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和利益。因此，他们为了各自的侵略目的，对日本的侵略采取默许或纵容的态度。他们的态度与目的不仅有利于日本实施其侵略计划，而且，也影响了《马关条约》内容的执行。学习这一内容，有利于培养学生全面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所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背景是重点。《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是日本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付沉重枷锁，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极严重的步骤，学习这一内容，将会帮助学生理解《马关条约》对中国社会影响的严重性。所以《马关条约》的影响是本课又一重点。
难点分析
本课难点是《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大大加深”从哪些方面反映出来，学生对此不易理解。学生在理解条约的一影响时，很难将条约的签订与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由以商品输出为主发展成以资本输出为主的特点联系起来，而资本输出将进一步加强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经济控制，加深被掠夺地区的殖民地化。所以，《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重点、难点突破方案
通过引导学生回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影响，教师适当介绍日本经济发展情况和“大陆政策”，使学生认清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根本原因。通过引导学生回忆甲午战争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形势，使学生理解列强为何对日本侵华会采取纵容或默许的态度，分析列强“调停”的目的及失败的原因。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分析课文中的两段引文、甲午战争前李鸿章对驻朝清军的命令、李鸿章和慈禧在战争爆发后的政策，预测甲午战争战局的发展，从而，使学生认识到：政治制度的落后、清廷的腐败是中国战败的关键。
通过引导学生对比《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的内容，分析三个条约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使学生认识到：《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1）开始——鸦片战争中《南京条约》的签订。
�（2）加深——第二次鸦片战争。
�（3）大大加深——《马关条约》的签订。
�（4）完全沦为半殖民地——《辛丑条约》的签订。
一。洋务运动（清朝的改革开放）
二。孙中山的共和革命
三。日本侵华
四。专政制度复辟，中共以人民民主专政的胡言废除民国宪法窃取民权。
首先明确近代化的含义，政治上民主化、法治化，经济上工业化、市场化，思想文化上科学化、理性化，教育、军事、外交上向西方学习
中国近代化第一步是——洋务运动（经济上的工业化、军事上创建三只海军，教育向西方学习，外交上设立总理衙门）
之后是政治上的民主化——戊戌变法（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制）、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
第三步——思想上、观念上科学化、理性化是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号，全面向西方学习，抨击落后的封建思想和文化，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特别青年学生的思想，故五四运动出现在北京大学。
特点，向西方学习，步步深入，使中国从政治专制、经济封闭、思想盲目非理性的农业社会变为政治民主、经济机器化、市场化，思想科学化的工业文明社会。
一楼和二楼对近代化的含义没有理解清楚，一楼将近代史和近代化混淆开来，近代史是以社会形态（政治标准）来理解的，即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近代化是从社会转型（政治、经济等社会立体层面来讲的），即从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变成现代的工业文明社会。
好了，提示得够可以的了，相信你自己。看你的了。
加油！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