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本： 大16开历史沿革：现用刊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曾用刊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创刊时间：1955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2008）中文核心期刊（2004）中文核心期刊（2000）中文核心期刊（1996）中文核心期刊（1992）期刊荣誉：社科双效期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经国家教育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教育部主管、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理论期刊，1955年创刊（原名《华中师范学院学报》）。本刊是人文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选用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统计与分析数据库核心期刊、湖北省一级期刊。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在政治与学术上的导向作用、教学与科研上的推动作用、对外交流中的形象作用、反映本校教学与科研水平的窗口作用日益得到凸显。本刊将本着“求实创新、繁荣学术”的办刊理念，以不断提高刊物质量和学术水平为追求，走理论联系实际、学术结合时代之路，竭诚地为我国学术进步服务，为学校科研发展服务，为校内外作者服务，为海内外读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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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论、比较文学和叙事理论主要科研成果：（一）论著1、《叙事学》独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版2、《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艺实践》副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3、《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二）译著1、《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2、《批评的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三）教材1、《文学批评导引》主编之一（教育部“十五”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2、《文学批评原理》副主编（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3、《比较文学教程》主编（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四）论文(2000-2011)1、后现代社会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2、詹姆逊：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研究 ，《中华读书报》2000年12月6日3、反思与建设同在 危机与机遇并存——90年代文学批评学研究述评，《20世纪中国文学与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4、不同语境下的后现代——与詹姆逊的对话，《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3期5、詹明信的文化转向，《读书》2001年第4期6、詹姆逊的意识形态叙事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7、论詹姆逊的文化批评视野，《沙洋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创刊号8、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再探，《国外文学》2002第4期9、文艺美学的新发展，《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10、论毛泽东的文学批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11、钱钟书等人的比较诗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2、英美高校比较文学课程研究（第一作者），《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1期13、詹姆逊的文化转向与批评实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卷》2003年第6期全文转载）14、文艺学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探讨，《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第6期15、中外文论术语检讨，《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16、詹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代美学评论》2003年12月17、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中外文化与文论》2003年12月18、论文学与科技的联系与渗透，《三峡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卷》2005年第2期全文转载）19、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正在打开的书 （主持人）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20、论当今文学批评的功能 《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6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6年第2期、《文艺理论文摘卡》2006年第2期摘要）21、理论仍在途中——詹姆逊批判 《外国文学》2005年第1期22、中外融会 平等对话（主持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23、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研究 《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期24、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编写情况调查 《新时期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调查报告》，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25、论意识形态叙事理论 《叙事学研究》武汉出版社2006年26、关于文学及其意识形态性质的思考 《文艺意识形态学说论争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27、审美·资本·日常生活 《文艺研究》2006年第11期28、开放的民族主义 ——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之立场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8年第5期摘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卷》全文转载）29、文学理论30年：回顾与反思 （主持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30、立足当今，自铸伟词 （主持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31、当代中国审美现象探讨 《江汉论坛》2007年12期32、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30年 《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33、在反思中前行 ——30年高校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与教学回顾 《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6期34、詹姆逊与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 《上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35、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当代价值 （第一作者）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卷》全文转载）36、国家精品课程“文学批评”网络建设探索 （第一作者） 《中国大学教学》2009年第3期37、发展文化产业与保持艺术精神的矛盾统一 《暨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38、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回望 《文艺争鸣》2009年第11期39、后现代教学理念与研究型教材编写《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40、再论艺术生产 《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未注明者均为独著。（五）译文：1、后现代的诸种理论，《外国文学》，2001年第1期2、论布鲁斯·斯普林斯表演中性的变动性及意义（第一译者），《摇滚与文化》先锋论丛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艺术的终结”还是“历史的终结”，《2000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4、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2期5、批评的历史维度（第一译者）《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6、具象的相对主义；或称历史编撰诗学（第一译者），载《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7、砖头和气球：建筑、唯心主义与地产投机（第一译者），载《詹姆逊文集第4卷·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
梁启超在爱国救亡中的报刊活动及特色
作者：管艳霞
文章来源：傲视传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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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在爱国救亡的过程中，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该文分析了梁启超在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的报刊活动，并总结了他在办报活动中体现的六种特色：形成时务文体；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近代宣传启蒙思想的先锋主力，为了救亡图存，发起参与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民主化现代化运动。在追求民主化道路中，梁启超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他的报刊活动不仅推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而且对社会起到思想启蒙和教育的作用，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 梁启超在各个时期的报刊活动
(二)戊戌运动时期
梁启超为推行变法，先行办报制造舆论。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他主编的近代中国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在京城引起轰动，“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①，后被查封。梁启超看到了报刊的巨大作用，“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②。梁启超又《时务报》为中心，宣传维新变法。数年之后，梁启超不无得意地回忆道：“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③自《时务报》创办至1898年3月梁启超在《时务报》论说中居于核心地位。他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以《变法通议》一文最为著名，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维新思想文化运动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二)启蒙运动时期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主办的报纸是《清议报》、《新民从报》和《时报》，其中尤以《新民从报》影响最大。
1898年12月23日，他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倡导民权，启发民智。《清议报》言论思想内容中的进步与落后交织、积极与消极并存的状况，伴随着该报始终。它反映出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此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1899年康有为赴加拿大后，梁启超冲破了康有为的束缚，他在《清议报》上大力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攻击西太后及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保皇党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以梁启超为首的叛逆集团，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排满”、“革命”的维新派人士。但多数爱国华侨对革命尚缺乏明确认识，保皇维新的主张仍有很大市场，梁启超对以往的主张产生了怀疑，康有为又以师生之情感化他，梁启超那股革命热情逐渐淡化，从革命又变为保皇。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及其师康有为的多方掣肘，使他无法迈出革命的一步，最终还是回复到保皇的轨道。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办起了《新民从报》。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大力鼓吹民权、共和、革命和破坏，并且大量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涉及到西方人物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等近百人。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中，进行国民启蒙，提倡改造国民素质。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毛泽东、郭沫若、胡适等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颇有启迪。美国之行后，思想言论大变的梁启超不再谈种族革命，宣布与共和长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猛向前发展时，《新民从报》的宣传方针和内容不断发生变化和倒退。1904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发表了《新民说论私德》，公开反对革命。后来梁启超又在《新民从报》上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新民从报》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此外，梁启超还主持创办了其他一些报刊。1903年，他创刊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大部分用白话文写成，发起“小说界革命”，成为中国近代新体小说的开创者。次年，他在上海创办《时报》。《时报》版式新颖、格调高，内容丰富，注重新闻时效和时事评论。
(三)立宪运动时期
立宪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宪政启蒙时期，是新民启蒙运动的发展。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梁启超在这次办报热潮中仍是独领风骚，主持创办的《政论》和《国风报》等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立宪报刊。《政论》于1907年10月创刊于日本东京。该报以政论为主，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建议建立国会制度，实行地方自治。1910年，他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该报大力宣传宪政理论知识，仍倡议速开国会，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
这时期，梁启超充分利用报纸，把握舆论导向，一方面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使中国的新闻事业迈向新阶段。
(四)护国运动时期
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请梁启超当总撰述。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发表揭露二十一条要求的文章，警告日本不得乘人之危，他的言论唤起了同胞正视日本的阴谋诡计。该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标志着梁启超从“联袁拥袁”最终走向了“反袁讨袁”，吹响了护国运动的战斗号角。在护国运动时期，《时事新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初创时主张保皇，后来又鼓吹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
从反袁世凯宣言书到各种护国的对外文件，梁启超的笔时刻指挥运动的进程，推动运动不断深入。在全国掀起反袁大浪。他最重要的功绩在于广泛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新思想，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五)五四运动时期
梁启超等进步党人1916年在北京创办《晨报》。该报以揭露军阀专制、官僚卖国为宗旨，并时常抨击执政的北洋政府。《晨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决定交付日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在五四运动中，《晨报》对学生的爱国活动作了大量的集中的报道，充分发挥了新闻在爱国运动中的作用。1922年梁启超告别报坛后，企图从旧学中寻求救世良方，然而刚好和勃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
坚持改良，反对革命，是梁启超一生基本的政治主张，晚年也不例外。时代在发展，而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决定了他对新时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工农运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共产党以及第三国际等，都必然持对抗态度。
二、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特色
梁启超从《时务报》起，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梁启超自己总结说：“启超素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致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为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这种文体的特点是：一是“纵笔所致不检束”。即要求摆脱各种古文义法的舒服，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实行文体上的大解放。这是因为梁启超等人的政论文章，宣传的是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和各种新颖思想，为实行政治改革摇旗呐喊。而且报纸这种大众传媒改变了文化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的空间分布和社会层面。因此，旧的表现形式不仅无法容纳新的内容，而且也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这就要求彻底摆脱桐城派古文、八股文的僵死文体的束缚，应于时势，用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
其二、“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即要求文章的语言浅显流畅，明白通晓，屏弃矫揉造作、艰涩古僻的文字，同时又允许根据内容的需要，使用俗语、韵语及外来的词汇、句式和语法来论证问题、说明道理。这是因为梁启超等报刊政论家，在自己的刊物上向读者介绍了大量的有关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引用了大量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名词术语。对于这些外来的新鲜东西，不能削足适履，只能兼容并包，允许它存在。既然如此也就只能打破陈规，采用能够和它的极其丰富、广泛的内容相适应的表现手法了。
其三，“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即要求文章层次清楚，逻辑行强，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说服，进而接受他们的主张。他写出来的文章感情充沛，气势磅礴，自由放纵，不拘一格，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提倡和推行全面现代化的人，是最重视人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全面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和思想道德等的各个方面，既有社会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而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二十年间一系列政治、思想、文化现代化运动的主将和推动者。他掀起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创了以报刊实行广泛社会教育的先河。
在维新运动中，他不仅要变法，更重视宣传变革思想，以启迪民智、绅智；立宪运动中，他鉴于国民缺乏宪政知识，大力宣传有关知识；护国运动中，他通过报章阐述法的重要性，明确应具有的权利和尊严。而梁启超在宣传新思想、建设新文化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三)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
梁启超主张在发扬本国学术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他的学术研究活动与报刊活动紧密结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1899年以前，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弘扬今文经学为主，在《时务报》时期开始编辑西方知识。第二阶段为1899——1907年，《清议报》和《新民从报》期间，以介绍西方学说为主，包括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等人的政治学，达尔文、颉德的进化论，以及其他西方哲学、经济学等，同时基本完成了中国史学、法学、小说、诗歌等方面的理论研究。第三阶段为1908年——1919年间，以政治宣传活动为主，结合政治需要进行学术研究，完成了宪政学、财政学、推行货币学、方志学等方面的研究。第四阶段为1920——1928年间，引进西方大量原著和聘请西方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同时集中精力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取得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引进西方大量名著的同时，对中国古典经籍作了许多总结性开创性的研究，其成果之丰硕琳琅满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中最有影响者为《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佛家研究十八篇》、《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等。
综观梁启超学术研究，他是中国几千年来旧学的总结者，中西结合新学时代的开创者，可称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大多具有较高的价值。
(四)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
梁启超一生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是由改良派到保皇派的转变；一是由拥袁到反袁的转变。梁启超的这些变化可以从一些报刊中反映出来。从创办《清议报》到《新民从报》停刊的10年中，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从维新到革命，从革命变到保皇，又从保皇变到立宪。这些转变都清楚地反映在上述报刊的文字中。梁启超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反映。梁启超一生善变，但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救亡图存的理想始终没有变，只是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五)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尤其是《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刊物，如《国闻报》、《湘报》等二三十家报刊先后面世。在维新报刊外，大量的时政刊物，重庆的《渝报》、成都的《蜀学报》、广州的《岭学报》、福州的《福报》、桂林的《广仁报》、上海的《富强报》、《东亚报》、《求是报》等，此时也纷纷创刊。各类综合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及文摘性报刊，这时也不断出现，其中既有日报，也有旬报、月报，形成一股红红火火的办报热潮。如妇女报《女学报》，晚报《上海晚报》，译报《译书公会报》，文摘报《集成报》。《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最早的白话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先后问世。以上海为中心，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由著名文人李伯元、吴跃人等主编的小型文艺报刊，其中有《指南报》、《采风报》、《笑报》和《趣报》。
六、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梁启超以报刊为阵地，推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近代民主政治宣传上，他既狂热鼓吹革命共和，又一变而为君主立宪的旗手。从理论宣传及社会实践上，他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倡导者，是中国追求民主实现的先行者。
他认为办报是强国的手段，把报馆作为治之具，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而在近代社会为其他国家报人所普遍看重的经济功能、娱乐功能则被明显忽略。所以如此主要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刚刚起步，对经济信息和广告推销的需求还比较少，报业的经济特性尚未充分显露，而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维新变法的迫切需求，当然使报刊的政治功能得以强化。他主持的报刊多以政论为主，新闻报道未能成为报刊的主角；即使新闻报道，也成为发表政见的工具，或夹叙夹议，或使用编者按语，寓评论于报道之中。梁启超还提出了利用报刊“制造舆论”的口号。在梁启超看来，事实为传达观点服务，只要实现了自己的意旨，新闻真实与否无大局。在梁启超之后，随着阶级、民族斗争的深化，报刊经常作为党派斗争、阶级斗争的舆论工具，教化民众、指导工作的职能不断得到强化。
[注释]：
①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②梁启超：《在报界欢迎会演说词》，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5页。
③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文集》之六，第52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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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文龙等人著：《新闻评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
[5] 《从梁启超的报刊实践看其“善变”与“不变”》，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5期，2000年10月。
[6] 《梁启超与〈时务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1998年9月。
[7] 《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历史观照与反思》，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6期(总第143期)。
[8] 《世俗化的理想与理想化的实效——浅析梁启超前期报刊文章盛行的原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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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文史哲，1994年第4期。
[13] 《论梁启超的启蒙思想》，《河北学刊》，1995.03。
[14] 《梁启超：近代中国的精神之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1998.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