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金融发展理论的文献综述
总裁： 周建成 博士
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标志：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两位经济学教授罗纳德·I·麦金(Ronald I McKinnon)和爱德华·s·肖(Edward S．Shaw)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1973年，他们两人各出版了各自的著作。麦金农的著作是《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而肖的著作是《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由牛律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们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断，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欠发达归咎于金融抑制。在他们看来，经济发展的前提是金融不能处于抑制状态．为此他们主张"深化"金融或在有关国家推行金融自由化。这两本著作的出版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由以前的零散观点到那刻已成了系统性的理论分支。
本文将按时间顺序把金融发展理论分成四个发展阶段，最后并对其进行比较和简要评价。本文目的在介绍金融发展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让读者对其有初步的了解。
第一：1973年以前思想可以归结为金融发展理论的源泉。
金融发展理论是由麦金农和肖两人于1973年创立的，麦金农和肖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都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走金融自由化道路的激进主张。从这种意义上讲，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和杰里米·边沁等人在各自的著作中所表述的自由主义思想可谓是麦金农-肖理论的渊源。
金融发展理论的另一渊源是有关金融之于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思想或观点，因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实质是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这方面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至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在其成名之作《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出版)一书中，强调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进一步指出，金融和发展具有如下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的信贷提供，犹如一道命令要求经济体系去适应企业家的目的．也犹如一道命令要求提供商品去满足企业家的需要；这意味着把生产力托付给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完全均衡状态的简单循环流转中出现经济的发展。"(pl07，中译本第119页)
在20世纪50、60年代 约翰·格利、爱德华·肖、亚历山大·格申克龙、休·帕特里克、朗多·卡梅伦、约翰·希克斯和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等人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为麦金农-肖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下面本文着重对格利与肖、帕特里克和戈德史密斯的观点作一简介。
1：格利与肖的观点。
美国斯坦福大学两位经济学教授约翰·G·格利和爱德华·S·肖在50年代所做的开创性研究集中体现在两篇论文上，即发表于1955年9月号《美国经济评论》上的题为"经济发展的金融方面"一文和发表于1956年5月号《金融杂志》上的题为"金融中介体和储蓄-投资过程"一文。在这两篇论文中，他们阐述了金融和经济的关系、各种金融中介体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1960年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金融理论中的贷巾》是格利和肖以前观点的汇总和发展。该书中，他们认为，货币不是货币金融理论的唯一分析对象，货币金融理论应该容纳多样化的金融资产．而货币只是无数金融资产中的一种。他们还认为，除货币体系(包括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之外，各种非货币金融中介体也在储蓄-投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根据收入-产出帐户上经济单位(或部门)的收支状况，把整个经济划分为盈余单位(或部门)、平衡单位(或部门)和赤字单位(或部门)。在整个储蓄-投资过程中，盈余单位是储蓄者，赤字单位是投资考，经济单位(或部门)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这种"专业分工"，乃是债务、金融资产和金融中介体赖以存在的基础。金融的作用在于把储蓄者的储蓄转化为投资者的投资，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性投资水平。
格利和肖的另一突出贡献是区分了"内在货币"和"外在货币"。在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时或在进行转移支付时发行的货币被称为"外在货币"， 在政府购买私人证券时发行的货币被称为"内在货币"这种区分对于麦金龙和肖金融发展理论的介绍是必要的
2：帕特里克的观点。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休·T·帕特里克，他在"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一文(该文发表于1966年1月《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中指出，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需求追随"方法，它强调的是金融服务的需求方，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应，金融体系不断发展。也就是说，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导致了金融机构、金融资产与负债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另一种是"供给领先"方法，它强调的是金融服务的供给方，金融机构、金融资产与负债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需求。鉴于理论界对后一种方法的相对忽视，帕特里克认为应该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并且指出，在实践中，需求追随现象和供给领先现象往往交织在一起，但不可否认，在需求追随型金融和供给领先型金融之间存在着一个最优顺序问题，即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供给领先型金融居于主导地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需求追随型金融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不仅如此，最优顺序问题也可能在部门内和部门间存在。
接下来，帕特里克着重考察了金融发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的出发点或参照物是金融资产与负债存量和实际资本存量的关系，因为他事先假定在资本存量和实际产出之间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帕特里克指出，金融体系对资本存量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提高了既定数量的有形财富或资本的配置效率，因为金融中介促使其所有权和构成发生变化；第二：提高了新资本的配置效率；第三：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
3：戈德史密斯观点。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出版了他那历时六年完成、资料详实的著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戈德史密斯，中文版，1994)，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概念，讨论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金融结构模式，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开创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基础。戈德史密斯认为，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包括各种现存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经营特征、经营方式、金融中介机构各种分支机构的集中程度等等。他依据主要数字指标，高度概括性地将世界各国的金融结构分成三种类型，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的金融结构进行了历史纵向和国际横向的比较，得出了各种金融结构类型的不同特征。
在建立金融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戈德史密斯对金融发展进行了开创性的深入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发展研究必须以金融结构在短期或长期内变化的信息为基础，找出金融发展的道路。更为有意义的是戈德史密斯秉承西方经济实证分析的传统，创造性地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标，最为重要的是金融相关比率建立了决定一目金融相关比率的重要因素：货币化比率、非金融相关比率、资本形成比率、资本产出比率、外部融资比率、金融发行比率、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比率和新发行乘数，及其实用计算方法，讨论了金融相关比率在近百年来变化的趋势及原因。
第二：金融发展理论正式形成阶段。即1973年，麦金农和肖两人各自著作的相继向世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这个划分包括到 80年代末 巴桑持·卡普尔、维森特、加尔比斯、马克斯韦尔·J弗赖伊、杨帕尔·李、唐纳德·马西森和尤恩·热·丘)等人基于麦金农和肖的分析框架，相继提出的一些逻辑严密、论证规范的金融抑制模型。也就是说对麦金农-肖理论进行了扩展。但我们这里主要介绍麦金农和肖两人的观点。
受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影响,麦金农(1973)和萧(1973)放弃了以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体系为对象的研究方法,转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麦金农和萧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政府一般对利率实行严格的管制。在利率管制下,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通货膨胀使实际利率往往为负。负实际利率一方面损害了储蓄者的利益,削弱了金融体系集聚金融资源的能力,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另一方面向借款人提供了补贴,刺激后者对金融资源的需求,造成金融资源供小于求的局面,此时需要实行信贷配给。而国家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分配金融资源,这损害了金融体系在配置资源中的功能。
实际上，在大多数金融受到抑制的经济中，存、贷款利率都有上限。而且，在发展中世界，很少存在竞争的银行体系。尽管私人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补偿性余额来逃避贷款利率上限，但是一些国有银行和大多数公共部门借款看来还是遵守的。在银行确实遵守贷款利率上限的情况下，可贷资金的非价格配给现象必然发生。信贷不是根据投资项目的预期生产率．而是根据交易成本和所感知的违约风险来配置的。担保品的质量、政治压力、"名誉"、贷款规模以及贷款经手人暗中收受的好处等也可以影响信贷的配置。
即使信贷的配置是随机的，投资的平均效率也会随贷款利率上限的下调而降低，因为收益率较低的投资项目现在也可获利。原先不申请银行贷款的企业家现在也进入市场。这样．当利率定得太低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逆向选择就会发生。
麦金农强调了在金融受到抑制的经济中投资收益率的发散性："面对收益率的巨大差异，把发展看作只是单一生产率的同质资本的积累是严重错误的……让我们把'经济发展'定义为处在国内企业家控制下的现有投资和新投资的社会收益率的巨大差异的缩小"。
利率上限在四个方面使经济发生扭曲。第一，低利率使入们偏向于更多的现在消费和更少的未来消费，从而使储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第二，潜在的贷款人从事收益率低的直接投资，而不是将钱存入银行再由银行贷出。第三，那些能以低的贷款利率得到资金的银行借款人会选择资本密集型的项目。第四，具有低收益项目的企业家在潜在借款人之列，这些企业家不愿意以较高的市场出清利率借款，因为这样做会使他们得不偿失。在银行的筛选过程带有一定随机性的情况下，对一些得到资金的投资项目来说，其收益率将低于市场出清利率所设置的下限，这使得整个社会的平均资本收益率偏低。
针对那些金融受到抑制的经济， 麦金农和萧地的政策建议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取消上述金融抑制政策,通过放松利率管制、控制通货膨胀使利率反映市场对资金的需求水平,使实际利率为正,恢复金融体系集聚金融资源的能力,达到金融深化的目的。
在论及金融发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时,麦金农放弃了传统货币金融理论中货币与实质资本是相互竞争的替代品的假设。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金融制度使投资不是依赖于外部融资,而是依靠内源融资。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潜在的投资者无法以非货币金融资产作为储蓄保值的对象,如果实际存款利率为正,潜在的投资者就会以货币作为保值手段,此时的货币成为投资的先决条件或渠道。如果货币的实际收益率---真实利率增加,内源融资的资本形成机会也会扩大,这就是所谓的"渠道效应"。另一方面,内源融资资本形成机会的扩大使生产者所持有的实质现金余额增大,提高了投资者的信誉,投资者获得外部融资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因此,渠道效应提高了储蓄水平,促进了资本形成,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而萧(1973)则提出了"债务媒介论",认为货币是金融体系的一种债务,而非真实的社会财富,货币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着各种媒介作用,通过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而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促进储蓄和投资。
麦金龙和肖的理论的创新和不足之处亦如下：
1：新颖地方. 麦金农-肖理论是一般均衡理论在金融理论中的运用，是经济自由主义在金融理论中的代表。在麦金农-肖理论形成之前，主导性看法是金融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不同，金融部门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干预。麦金农-肖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主张应当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这是麦金农-肖理论的一大特色。
理论上，麦金农和肖批判和抛弃了新古典理论和凯思斯主义理论。即那种认为通货膨胀在经济发展和结构转换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有助于发展的观点。他们主张推行金融自由化(其后果是利率提高)，在利率较高的情况下，货币需求虽较大、投资数量较多以及投资质量较高，所以，金融自由化政策既能避免通货膨胀，又不致引起经济衰退。这既不同于凯思斯主义者的观点(凯思斯主义者主张采取低利率政策来刺激投资)，也不同于货币主义者的观点(货币主义者主张把控制货币发行作为稳定经济的有效手段)。麦金农-肖理论的这一独特之处备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另外，麦金农对金融、财政和外贸三者关系的深入考察和精辟分析，有助于人们了解经济扭曲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也使麦金农-肖理论从一种观点上升为较完整的体系。因此，麦金农-肖理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不容低估。
2．麦金农-肖理论的不足之处。他们的金融深化理论只注意到货币在集聚金融资源中的作用,忽视了金融体系通过信息生产有效配置资源,以及管理风险、实施公司控制等其他功能,所以在麦金农和萧的理论框架中,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经济依然被割裂为实质部门和金融部门。更重要的是,在经典的索罗增长模型中,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关键在于全要素生产力,资本形成主要影响经济增长的水平,但是对长期经济增长率没有影响。而在金融深化理论中金融发展只能影响资本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大大削弱了金融发展理论的价值。尽管在麦金农和萧之后许多经济与金融学家致力于发展和完善金融发展理论,然而其研究仅限于对麦金农和萧的理论进行计量检验,依然没有回答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力有何影响,因此,金融发展理论未能得到实质性发展,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日渐式微。Robert·Locus(1988)断言,在经济增长中,经济学家们过分强调了(badlyover stress)金融的作用。而发展经济学家则以忽略金融体系的方式表达了对金融发展作用的质疑(AnandChandavarkar,1992)。
第三：金融发展理论在90年代的最新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的基础上，将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体(或金融市场)并人模型中，模型的复杂程度随之提高。我们把这新近发展起来的金融发展理论称为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把为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称为90年代众融发展理论家。四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与麦金农-肖学派的重要区别在于，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直接对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建模，而麦金农-肖学派或者把金融小介体和金融市场视作给定的．或者只对它们进行比较简单和明确的处理。
根据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于1973年，其后(20世纪70和80年代)经历了最初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又称新增长理论)为金融
发展理论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为金融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金融发展理沦家不再满足于对麦金农-肖理论的修修补补，他们明显地意识到金融抑制模型的诸多缺陷(如效用函数的缺失、对总量生产函数形式的限定和假设条件的过于严格等)以及根据这些模型提出的政策主张的过于激进(如对发展中经济或转型经济来说，金融自由化可能是不现实的)。鉴于此，他们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有别于上一次发展．这次发展突破了麦金农-肖框架，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体(或金融市场)并入金融发展模型中，尽管这样做使模型更加复杂，用的数学工具也更多。这些模型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直接对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建模，目的在于解释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是如何内生形成的以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何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不同于麦金农-肖学派的政策建议。
内生增长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保罗·罗默(1986)和罗伯持·卢卡斯(1988)两篇经典论文的相继发表标志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形成。内生增长理论家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换言之．内生的技术变化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依据假设条件的不同，可以把内生增长模型划分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和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而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居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在详细介绍这两个模型了。
90年代的金融理论更加注重、融合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种实证关系大致可以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研究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二，研究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二，把银行和股票市场结合起来，研究两者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第四，深入到行业层次，研究金融发展和行业成长的关系；第五，再深入到厂商(企业)层次，研究金融发展(特别是股票市场发展)和企业资本结构的关系。他们的结论具有重要的含义。在许多具有新兴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国家，银行担心股票市场的发展会对它们不利--使它们的营业额下降，而他们的结果表明并不是这样，对发展中的股票市场而言，其运行状况的初始改善使企业的杠杆比率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股票市场的发展给企业带来更多的风险分担和信息汇总机会)，从而使银行的营业额上升。他们的结果也表明，在具有发展中的金融体系的国家中，股票市场和银行具有不同的却又是互补的作用。据此他们认为，那些旨在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未必不利于现行的银行体系。
1．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独特之处和有用之处
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是在70、8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和内牛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既是两种理论的融合又不是两种理论的简单融合，既有理论上的创新又有政策上的新主张。它试图利用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金融体系(包括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是如何内生形成的以及内生出来的金融体系是如何与经济增长发生相互作用的。
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在理论模型中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质量等级和外部性之类的与完全竞争不相容的因袁。由于模型假设比较贴近现实，提出的政策主张比较符合各国的实际。尽管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对象不限于发展中国家，为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也基本上限于发达国家的学者，但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理论研究和金融发展实践似乎更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2．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不足之处和发展前景
综观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文献，不难发现，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似乎过于强调金融体系的有利一面，如他们的观点基本上集中在金融体系发展(或金融发展)的重要性上；而对金融体系的不利一面，特别是金融发展不当所导致的危害认识不够，如他们对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研究有所欠缺，既没有研究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没有研究金融发展转化为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机理。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及其对其他国家的波及效应或许会把如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的兴趣点转向于此。
另外．由于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理论本身尚处在不断完善之中，所以它的发展前景相当广阔，同时也意味着它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
第四：结语
通过学习介绍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金融发展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不可否认，金融发展理论的价值在我国是有一定限度的。我国国情比较特殊，如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正在转变等，这决定了我们不能盲目地搬用金融发展理论，我们既要看到各国金融发展实践的普遍性，也要看到各国金融发展实践的特殊性。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发展理论从创立之初到现在，一直侧重从宏观层次上研究金融发展，即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体现在90年代的研究上），有关金融发展的微观层次研究则略显欠缺。这或许是因为金融发展理论形成时间不长，理论体系本身尚在不断完善之中。显然，这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由于时间关系本文涉及的一些理论特别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间关系并没有在本文详细介绍，本文也肯定存在不成熟的观点还请老师详加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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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财有大道”——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 民国经济思想丛谈之一 梁捷民国经济思想丛谈之一梁 捷康有为门生陈焕章所着《孔门理财学》 ＣｈｅｎＨｕａｎ－Ｃｈａｎｇ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ａｎｄＨｉｓＳｃｈｏｏｌ ，恐怕是中国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经济学着作。就在从１９０７年到１９１１年这短短四年里，进士出身的陈焕章从一个英文都说不利索的人，摇身一变成为写出洋洋六十万字巨着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进步之快让人瞠目，让人不得不佩服美国当时的教育体制。 哥伦比亚大学曾有规定，博士论文必须正式出版，印成１００本交到学校才有望获得博士学位。美国的出版费一向很贵，所以日后胡适那一批的学生多半是把论文寄回国内，托商务印书馆之类的出版社印上１００本，寄到美国换来博士学位。陈焕章倒是没有想过这么干，当时国内的出版事业也才刚刚起步，印书并不是很方便。他读博士要比胡适早上好多年，在他之前还几乎没什么中国人在美国拿到过社会科学的博士。 陈焕章向学校递交论文以后，由于他的论文实在与众不同，哥大破例同意用学校的经费为他出版，而且将这本书收入“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于是暴得大名。国内经济思想的权威胡寄窗教授提醒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哈佛经济学教授熊彼特的遗作《经济分析史》在提及东亚经济思想的时候，特意指出了《孔门理财学》的重要性。其实仅仅在这本书出版数年以后，１９１５年出版的马克斯·韦伯的名作《儒教与道教》就已把《孔门理财学》列为了解儒教的基本参考文献，他在其他论及中国经济制度的地方也大量参考这本书。从这点，我们可以想见这本书在西方学界的影响。 《孔门理财学》出版的第二年，权威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出现了一篇由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者罗斯 Ｅ。Ｒｏｓｓ 撰写的书评。文章认为陈焕章打通了中西经济传统，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接上了孔子以降的中国伦理学和社会学资源，相互补充，使得《孔门理财学》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 而另一篇更重要的书评则是大名鼎鼎的凯恩斯 Ｊ。Ｍ。Ｋｅｙｎｅｓ 所写，发表在《经济学杂志》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上。二十世纪初，这本剑桥的经济学杂志是国际上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学报。那时凯恩斯在剑桥崭露头角，担任《经济学杂志》的主编。他亲自操刀为陈焕章撰写书评，足可见其对这此书的推重。 在凯恩斯的视野中，孔夫子应该被看作极端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驱，这个形象在中国人反而会觉得陌生。首先，孔子肯定了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凯恩斯从书中转引挑出的句子是《论语·子路》：“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毫无疑问，孔子把富民放在了第一位。 在谈论财富分配时，凯恩斯又发现了《中庸》的价值。“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这是最典型的按劳分配思想。讨论到妇女地位时，凯恩斯则引用《诗经·邶风·谷风》：“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宴尔新婚，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所以，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应该就具有超前的女权思想了。 中国的伦理体系是完备自足的。凯恩斯不懂四书五经，更不了解陈焕章从康有为那里所继承的今文经学的背景，无法真正了解中国的经济伦理。但他却能从陈焕章的书里读出传统中国社会对妇女和老年人的保障，读出中国货币制度的变迁、人口理论的发展、土地制度的特征等等。显然，他更在意的是这些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中国的货币理论尤其让他着迷，他作为杰出经济学家的敏感性也在这些方面充分表现出来。他从《周官》里读出了最早的货币交易体制；通过陈焕章的转述，他发现贾谊大约已经明白“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的含义，最晚到明初，浙西大儒叶子奇明确地说出了“格雷欣法则”的内容。 可是凯恩斯始终无法明白陈焕章为什么一再强调“八股文”或者说“时文”（ｍｏｄｅｒｎｅｓｓａｙ）。八股文在维持了数百年后，在二十世纪初终于被废除。但是“文以载道”，文体背后包含着最激烈的思想冲突。 凯恩斯更不清楚陈焕章的“学术背景”。陈焕章八岁入塾读书，１１岁到肇庆府“应童子试”，１３岁“补县学弟子员”，１４岁考上秀才，１５岁赴省城学习，１８岁到康有为主持的“南海万木草堂”学习，２３岁中举人，２４岁考中“恩科联捷进士”，保和殿复试朝考“钦点内阁中书”。后来，陈焕章出国留学，学成归国不久就组织了“孔教会”，写出比《孔门理财学》影响更大的《孔教论》，变成中国人都觉得非常古怪的“保守主义领袖”。 陈焕章在１９１２年写的《〈孔门理财学〉之旨趣》一文中曾经这样解释：“兄弟之作是书，本含有昌明孔教以发挥中国文明之意思……是书以孔子为主脑，故取材莫多于经部……是书实可名为《中国理财学史》。”１９４９年以前最重要且比较全面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专着当属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但要迟至１９３６年才问世。而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已经大致梳理出中国传统学术中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脉络。 但是陈焕章毕竟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模式来安排《孔门理财学》的结构和体例的。全书共分两卷，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总述儒学思想背景、中国人认识的经济学以及一般经济学原理；第二部分讨论消费，即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幸福和快乐的感受；第三部分讨论生产要素，分别从古典经济学的三大要素——劳动、自然和资本来分析。接着继续从产业结构、分配、社会政策等层面来讨论；第四部分讨论公共金融，主要是税收问题；第五部分是结论。 很显然，从结构上来看，这是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模式，和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写作体例有着亲缘关系。故而这本书在表面上是很容易为西方学者所接受的。但是每一章每一节的内容却都是严格的今文经学体例。偶尔也会涉及西方思想家如斯密、马尔萨斯等，但无不是以与中国学者思想作对比的形象出现，而且陈焕章对他们的评价并不高。这本书的形式和内容构成了极强的张力。 另有一点很有趣，陈焕章在纪年的时候同时标注了黄帝纪年和公历纪年，而且以前者为主。从他的书里，我们隐约可以看出清朝末年刘师培等人发起关于纪年表示方法争论的线索。刘师培、孙中山等人都采用过黄帝纪年，但最终没有获得推广。陈焕章在这本英文着作里也使用了黄帝纪年，颇能引起外国学者的关注，可是后来连他自己都没有坚持下去。 陈焕章入康有为之门并不算早，但他是康门弟子中坚持今文经学和孔教理想最坚定的一个。他在家乡的时候就已经倡办孔教会，甚至出国后也一直在纽约倡办教会。虽然学的是西方近世的社会科学，但尊孔之心从未减弱。１９１２年，清室逊位、帝制终结以后，很多学校立刻废除读经，很多名人也公开发表言论，反对尊孔尊君。恰逢陈焕章学成归国，对儒学颇为不利的环境使得他坚定了创办孔教会的决心。 陈焕章联系了很多遗老遗少，其中对创办孔教会比较热心的学者有沈曾植、朱祖谋、梁鼎芬、陈三立、麦孟华等人。大家对组织成立孔教会的共识是：“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是年孔教会成立，陈焕章任主任干事，并开始刊行《孔教会杂志》。康有为是会长，但具体事务皆由陈焕章负责。 １９１３年，在国会讨论制定宪法的时候，陈焕章和梁启超、夏曾佑、王式通领衔上书国会，提出把儒教定为国教。陈焕章解释说，“孔教存则国存，孔教昌则国昌……故定孔教为国教，非欲以拒外教，特欲以昌孔教，非必欲昌孔教，实欲以存国脉耳。”上书的最终目的是“定孔教于国教，立于宪法”。有趣的是，最早在中国传播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严复也是孔教会坚定的支持者。 当时反对孔教为国教最激烈的则是章太炎。章太炎与康有为本来就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分歧。关于孔教问题，章太炎撰写了《驳建立孔教论》，称“今人狠见耶苏、路德之法，渐入域中，乃欲建树孔教，以相抗衡，是犹素无创痰，无故以成瘫，乃徒师其鄙劣，而未以相君也”。章太炎还在他的国学讲座中声明，本会“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凡入孔教者不准入会”。 １９１３年的《天坛宪草》最终协调折中了双方的意见，在第１９条中写道：“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但没有通过定孔教为国教。这也是袁世凯的意思。１９１６年，袁世凯倒台，黎元洪主政，国会复会，可以继续推进宪法制定工作。黎元洪本人非常支持孔教，于是陈焕章与康有为旧事重提，重新上书定孔教为国教。而张勋也借助康有为拟定了“定孔教为国教”电文，向国会施压。据说当时宪法会议收到的有关定孔教为国教的电文“不下一万三千件”。 在第二轮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的潮流中，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也加入了进来。陈独秀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等多篇措辞激烈的文章，称“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最终宪法会议多次投票，仍无法通过这个提案。后来又由于对德参战以及张勋复辟等问题，这个提案不了了之。 同样是坚持孔教，应该说陈焕章和康有为的理念并不完全相同。陈焕章更坚持孔教在日常生活中的教化作用，他坚持说，孔教可以用于指导现代生活，而且孔教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可在不同时代下不断改良。“若墨守孔子一时有为而发之言，而不变通尽利，是非孔子之意也。”我们从《孔门理财学》中可以看出，陈焕章在提到儒学时，常常不用“宗教”而用“伦理学”。陈焕章本人也在二十年代以后逐渐退出政治，转入文化层面继续宣扬儒教。 按照《公羊》的看法，孔子之教类似于进化之教。由“据乱世”而至“升平世”，进而至于“太平世”。但陈焕章说：“然此尚不过普通进化论。若欲求特别之理财进化论，则宜求诸井田之制矣。”所以康有为重《公羊》，而陈焕章则更重《大学》。陈焕章回忆说，《大学》里有一句“生财有大道”，让他豁然明白了中西学术贯通之道。 陈焕章的这本奇书是多种因缘巧合的产物，与十九世纪一些学者东书西译的努力也分不开。汉译四书五经的工作可以追溯到很早的传教士，但只有到了理雅各（１８１５～１８９７）时代才成了规模。理雅各原是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在香港系统地翻译四书五经。他的主要合作者是王韬。两人经过多年努力，在１８７９年到１８９１年期间，陆续出齐《中国经典》（ＴｈｅＳａｃｒｅｄＢｏｏｋｓｏｆＣｈｉｎａ）共六卷，囊括主要的儒家经典。 从《孔门理财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陈焕章对理雅各版本的倚重。陈焕章没有太多精力审定译文，基本都直接采用理雅各译本。原书有一些翻译疏漏，或者是与今文经学不能直接相扣的部分，陈焕章也没有具体讨论。如果严格地把此书翻译成中文，国内学者就不难看出很多与我们国学知识的相悖之处。但陈焕章采用的是变通的办法。他的写作跨度极大，必然要涉及许多极富有争议的话题，而那些争议的背景都很难在较短篇幅内用英文说清楚。陈焕章选择了简单地用今文经学的观点结束这些话题。 这种不甚准确的儒学却得到很多传教士和外国学者的支持。在陈焕章组织孔教会以及上书建议定孔教为国教的过程中，许多外籍人士出了大力，如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有贺长雄（日），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英），老资格传教士李佳白（美）等等。 １９１２年陈焕章《孔教论》出版，前有五篇序言。除了宿儒沈曾植以外，其他几篇的作者分别是李佳白（美）、梅殿华（英）、李提摩太（英）、费希礼（德）这几位外国传教士。其中固然有陈焕章挟洋自重之意，但也可见在华的外国人士对孔教的认同。 追溯得再远一点，陈焕章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中，也有两位值得一提，他们帮助促成了陈焕章的世俗儒学思想。一位是经济思想史家塞利格曼（Ｓｅｌｉｇｍａｎ），他终身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一手教出了陈焕章、马寅初、赵乃抟等几代中国经济学人。他素来讲求详实的史料考证和思想源流的分析，对各种思想流派极少偏见。他曾大力向美国的经济学同行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孔门理财学》的顺利通过也和他力求多元、广采博收的学术倾向分不开。另一位是德裔汉学家夏德（Ｆ。Ｈｉｒｔｈ），他曾在中国考察多年，１９０２年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 ＤｅａｎＬｕ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这是北美大陆第一个以特别基金设立的汉学讲座。夏德曾翻译过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书中扎实的注解轰动一时，成为美国汉学的发轫之作。他的代表作有《中国上古史》和《中国与东罗马交通史》等等。据后来同为夏德弟子的胡适说，夏德在哥伦比亚大学非常寂寞，合适的学生都找不到，故而晚年还是回到了德国。在这种环境下，不难想象他结识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陈焕章时的欣喜。正是他教会了陈焕章如何撰写英文学术论文，把后者领进了西方主流学术界的大门。夏德为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作了序，其中言道：“彼既为孔教中人，又得西方科学之法以精研之，西方之读者，于其书也，其将由纯粹之孔教家，而见孔教之代表也乎。” 可惜的是，这样一部具有开山意义的特殊作品，直到问世九十多年以后的２００５年，始由岳麓书社首次在国内影印出版，而它的中文译本的推出至今依然遥遥无期。 （《孔门理财学》，陈焕章着，岳麓书社２００５年５月版，５０。００元）
本·伯南克（英文：Ben Shalom Bernanke，1953年12月13日－），美国经济学家，现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1953年12月13日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1975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7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2005年6月，伯南克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09年12月，伯南克当选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年度人物。2010年1月28日，获得美国国会参议院最终投票确认连任，2010年2月1日到任，任期4年。
人物简介
本·伯南克
本·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1953年12月13日－），美国经济学家，现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生于美国佐治亚州奥古斯塔，1979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伯南克有神童的称号，大学入学考试SAT成绩1590分，离满分仅差10分，被哈佛大学录取。 伯南克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7年，曾担任经济学系主任。从1987年起成为美联储访问学者，期间1987年至1989年在费城联邦储备银行、1989年至1990年在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1990年至1991 年与1994年至1996年两次就职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2002年被布什任命为美联储理事。2005年6月，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0月被任命为下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接替格林斯潘。2006年2月1日接任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1]
编辑本段生平事迹
本·伯南克1953年12月13日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名叫狄龙的小村子长大，父亲是当地的药剂师。伯南克小时候就表现出了自己在智力方面的潜质，小学六年级时赢得南卡罗来纳州拼字比赛冠军，如果不是后来在“edelweiss”（高山火绒草）这个单词中多加了一个“i”，他差一点就赢得了全美单词拼写锦标赛的冠军。 在高中时代，他就是加州SAT考试年度最高分获得者，大学入学考试成绩达到1590分，离满分仅差10分。高中毕业时，由于伯南克在各方面的优秀表现，他获得了美国高中毕业生的最高荣誉“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2] 1975年，伯南克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最优等成绩，并于197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伯南克最感兴趣的有两件事：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波士顿红袜棒球队。“进入麻省理工后的第一个秋季，我逃了许多堂课，就为了看棒球联赛。”伯南克回忆说。那一年，波士顿红袜队输掉了比赛，他至今仍为此伤心。同时，伯南克对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浓厚兴趣使他潜心思考和研究大萧条的原因，并开始长期关注通货紧缩对经济所构成的威胁。 伯南克的大部分生活都与校园紧密联系在一起。完成学业后，他直接把身份转换成了教师从事学术工作。1979-1983年，本-伯南克博士担任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助理教授；1983-1985年，他担任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副教授。这期间，他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停滞的根源所在。他并不重视美联储允许货币供应下降而造成的损害，而是将关注重点转移至美金融系统失灵的问题上。 1985年，本-伯南克博士转到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和政治事务教授；1996-2002年，他出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为这所名校吸引了不少经济学人才。在普林斯顿大学任经济系主任期间，伯南克除在学术方面颇有建树外，在协调人际关系方面也显露了天赋。他从不认为自己比同事们更聪明或者职权更大，而是习惯于倾听不同的声音。他也从不参与政治纷争。在从事教学活动期间，本-伯南克博士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访问教授(1989-1990)纽约大学经济学访问教授(1993年)。 2002年8月5日，本-伯南克博士进入美联储，作为决策委员会的候选成员，并于2003 年11月14日被推选为美联储委员会正式委员。2005年6月，伯南克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但是其实，早在正式进入美联储之前，本-伯南克博士就已经担任过一些美联储的职务，他是费拉德尔菲亚联邦储备银行(1987-89)、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1989-90)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1990-91、1994-96)的访问学者，此外，他还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学术顾问小组的成员(1990-2002)[1] 2011年11月，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福布斯2011年度全球最有权力人物榜日前揭晓，负责监管世界最大经济体货币政策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位列第八。
编辑本段当选理事
当伯南克2002年被布什选为美联储理事的时候，他显得有些惶恐，不过这显然情有可原：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好友兼同事、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此前在美联储副主席的职位上只呆了两年，就因为和格林斯潘意见不合而走人，重新回到了学术界。 本·伯南克
在离开学术界进入美联储以来的近三年里，伯南克更多的仍然是表现出了自己的学者风范，而不像是一个体制内的政治决策者。凭借着自己脑子里的诸多新想法，他很快就为自己赢得了“个人创意工厂”的称号。他的自由思想方式在那些早就习惯了美联储高度谨慎行事风格的银行家和投资者中很受欢迎。 不过令人惊奇的是，虽然伯南克的思维非常独立和活跃，但美联储此时表现出了更大的宽容。在2004年一次采访中，伯南克表示：“我认为，我的很大一部分贡献，是我作为一名学术界人士、一名智囊人员所做出的。美联储里没有人试图来协调我的观点，也没有人叫我闭嘴。” 在进入美联储后，伯南克迅速展示了自己善于引导市场和决策层就某一焦点问题展开辩论的才能。2002年冬，美国经济界开始担忧通货膨胀的危险，他此时就出面暗示，美联储可能采用包括印发更多货币等非常规措施，来制止通货膨胀的出现。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金融市场的高度关注。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金评价说：“伯南克关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讲话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在向市场保证，美联储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防止通货膨胀）。” 2005年初，世界金融市场再次将注意力投向伯南克的“世界正在遭受储蓄过剩煎熬”的经济新理论。他在这一理论中指出，美国的经常性账目逆差并不是美国人肆意挥霍消费的恶果，而是世界其他地区国家过分节俭的结果。伯南克的这一新理论已经成为了本年度经济界争论的一大焦点。 同时，伯南克在美联储中也以自己支持设立通货膨胀目标的坚定立场而出名，在这一点上，他少见地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意见相左。 在美联储工作期间,伯南克以善于合作、为人坦诚而深受同事的赞赏。他习惯运用其学术背景和对最新数据的缜密分析来解决当下的经济问题，然后用非专业人士也能理解的语言让人们了解他的想法，把复杂的经济问题讲得通俗易懂、直截了当。一位同僚这样概括未来的主席：“他性格有点腼腆，平常衣着朴素，与布什在高层经济决策职位上偏好选择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士相比，他显得非常另类。” 然而，这位一丝不苟的经济学家也会偶尔大发童真。今年早些时候，布什曾嘲笑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参加会议的伯南克穿黑西装时居然穿着不配套的棕色袜子。第二天又有一个布什出席的会议，伯南克提前来到会议室,向其他的与会者每人发了一双棕色袜子。当布什驾到时,发现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穿着棕色袜子。[1]
编辑本段政策主张
伯南克有一个绰号“印刷报纸的本”，这个绰号起源于他与格林斯潘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的分歧，公众赐予伯南克这个雅号是基于他的一个观点：如果有需要，就可以通过大量印刷钞票的方法来增加流动性。 但是，伯南克认为这个雅号曲解了他的本意，他主张设定一个明确的通胀目标，即要在一定时期内使通胀率保持在某个特定水平。他认为，这样做既可以引导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也有助于美联储提高其价格稳定目标的可信度。 2002-2003年，在解决美国的通货紧缩问题上，伯南克就已经在业界获得极大的知名度，他当时极力鼓吹降息，结果导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降到1%(45年来的最低点)。 对于石油价格的上升，伯南克认为，石油和其它常规能源供应吃紧且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而全球经济的快速扩张带来需求的增长，在这种局面下，能源消费者可能在今后几年内感受到沉重的压力。虽然从长期来讲，能源价格的上涨有可能致使经济增长放缓，但我们认为，已然居高不下的油价不大可能进一步大幅上涨，因此油价对经济的长期影响应该在可控制范围内。 关于美国的“双赤字”问题，伯南克认为，美国外债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常项目的实质性转变”，这种转变将这些国家从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借款者变成净放款者。穷国的钱对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于“全球储蓄过剩”与房地产泡沫，伯南克指出，在经历低迷后的世界经济复苏后，企业投资欲望低迷，而大量的金融资产在国际上到处寻找投资目标，美国乃至多国股市的崩盘仍使不少资金持有者心有余悸，于是，住宅房地产便成为最受青睐的投资领域之一。资金进入美国后，首先抬升股价，从而既鼓励消费者也鼓励投资者。当股市资金充溢时，这些资金又转向债券市场，导致房价上升，消费更加活跃。 伯南克还有一个理论贡献，就是主张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加入更多的经济指标来决定货币政策的取向，以便实现更加有效的经济稳定。并且，他也撰写了大量的论文来说明他设计的一些方法。[1]
编辑本段学术成就
在2002年之前，伯南克全部职业生涯都是在学术界度过的，学术成果丰硕,其中最有名的是他与合作者在一篇展望格林斯潘之后美联储政策的评论文章中，提出要给通货膨胀设定一个量化的控制目标，在一定时期内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特定的水平，以便引导公众预期。 本-伯南克博士主要著作包括货币和宏观经济学，他出版过两本教材。他获得过Guggenheim和Sloan奖学金。他是美国计量经济学会和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的会员。本-伯南克博士曾担任美国经济研究局货币经济计划主任，也曾担任美国经济研究局商业周期协调委员会成员。2001年7月，他被任命为《美国经济评论》编辑。此外，他还担任过一些民间和专业组织的工作，如出任纽约Montgomery 小镇教育委员会的成员等。[1]
编辑本段主要著作
《微观经济学原理》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摒弃了以往教材对数学推导的过度依赖，更多地通过范例给出直观的经济学概念和观点。作者引入了一些核心原理，然后通过大量的事例给予说明，应用为数不多的核心原理解释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书中还配有与这些原理相关的问题和练习题，以供学生课后练习使用。正是通过对这些原理近乎不厌其烦的分析与应用，以确保大多数学生在学完这门课程时能够对它们有深刻的理解并能扎实地掌握，相比之下，传统的百科全书式教科书使学生陷于众多复杂繁锁的细节知识中，以至于学生在结束课程之后，无法做到学以致用。 本书的另一特色是加强了对学生的经济学应用能力的培养，重视调动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鼓励读者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和解释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一些实际问题。作为微观经济学入门水平的教材，它体现微观经济学的现代特征，并拥有相关网站支持，适合大专院校经济管理各相关专业使用，也可作为普通读者了解微观经济学的读物。 《宏观经济学原理》 这本教材涵盖宏观经济所有内容，不仅对古典框架和凯恩斯主义框架的宏观经济经典理论分别有详细阐述，而且对宏观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议题和数据的讨论都有描述。这本书和其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以现代、应用性的视角对经典的理论予以回顾，对整个宏观经济领域都有深入浅出的描述。灵活的章节设定可以让老师们根据课时需要而加以选择；每个章节后面对概念和框架的小总结，可以帮助学生们梳理思路。另外、课后练习可以让学生们分析些真实数据而增强对宏观经济的感觉，这些数据也是实际经济生活中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们用到的数据。 这本书非常经典、通俗易懂，是一本理解现代宏观经济的参考书。了解经济学的人就会选择这本书。 《通货膨胀目标制：国际经验》 本书由伯南克等人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的经验提炼而成。它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对这些国家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过程中面临的重大宏观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货币政策的决策和执行的经验做了系统的总结。通过这样一个分析视角, 我们对货币政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以及如何运作, 就有了具体而微的理解。[1]
编辑本段决策言论
2010年10月15日上午美联储主席在表示，因为通胀率仍然过低，同时失业率居高不下，美联储准备采取新的行动，以刺激疲软的经济，在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发表的讲话中，伯南克阐述了采取新一轮非常规经济刺激措施的理由。伯南克明确指出，通货膨胀低于美联储的目标运行，是采取更多的措施刺激经济的首要原因。
编辑本段《时代》年度人物
北京时间2009年12月16日，美国《时代》周刊宣布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当选2009年 伯南克2009年荣膺《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年度人物。伯南克被认为处理金融危机措施得当，成功避免通货紧缩。 《时代》周刊给出伯南克当选的理由是，在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他以“富于创意的领导能力”，令情况没变得“更糟”。 周刊总编辑理查德·施滕格尔在杂志网站发表声明说：“衰退是年度故事。如果没有伯南克，情况本会更糟。”资深记者迈克尔·格伦沃尔德说，伯南克“以创意领导帮助确保2009年成为虚弱复苏而非灾难性衰退之年”，“对金钱、职业、储蓄和国家未来具有无可比拟的支配力”，是“引领世界最重要经济体的最重要选手”。
编辑本段财权双收
美联储7月31日公布的年度财务信息报告显示，2009伯南克的个人资产增长了31%，达到248万美元。好事成双，就在前不久奥巴马总统签署的金融监管新法案中，美联储的权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充。而让伯南克喜出望外的是，美联储今后在行使对大型金融机构监管权的同时，原有的独立货币政策没有受到丝毫的削弱和损伤。 现年56岁的伯南克2006年接替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并在2010年2月获得总统提名而开始四年的连任。伯南克在小学六年级时就赢得了州际拼字比赛冠军，大学入学考试成绩离满分仅差10分而被哈佛大学录取；在哈佛，伯南克的经济学学习成绩总是排名第一，并于四年之后顺利进入麻省理工攻读博士。不出老师和同学的意料之外，喜欢读书的伯南克博士毕业之后选择了留校执教，而且在普林斯顿大学一干就是17年。 在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和经济学系主任期间，以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史为研究方向的伯南克曾编著《宏观经济学原理》和《微观经济学原理》等教材，在这些著作中，伯南克主张设定一个明确的通胀目标，即要在一定时期内使通胀率保持在某个特定水平，以引导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同时有助于美联储提高其价格稳定目标的可信度。与此同时，伯南克主张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加入更多的经济指标来决定货币政策的取向，以便实现更加有效的经济稳定。这些学术成就不仅造就了伯南克知名宏观经济学家的地位，而且赢得了美联储的赏识。 在1987年成为美联储的访问学者后，伯南克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金融管理岗位。由于从费城联邦储备银行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达10年的实际工作经验积累，加上斐然的学术成就背景，伯南克在2002年被选拔为美联储委员会成员，3年之后，接替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不过，伯南克并没有能像前任那样赶上美国经济大红大紫时的幸运，反而在任职不久即遭遇到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伯南克挂帅的美联储在金融海啸之中扬起了宽松货币政策的樯橹。短短15个月内，伯南克将联邦基准利率从5．25%降至0，同时大胆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注入流动性。不仅如此，伯南克力谏国会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大规模救市计划，并在危机之后力举强化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使得号称美国历史上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尘埃落定。虽然这些激进的政策主张让伯南克招来了许多诟病，却让美国经济“避免了另一次大萧条”（奥巴马语）。为此，伯南克被美国《时代》周刊推选为2009年度人物，美国国会在去年也给予了伯南克19．67万美元的最高奖金。 当然，领过奖之后的伯南克还须面对如今美国经济的现实。目前的美国经济形势异常不明朗。总体经济会持续复苏，但是复苏步伐却非常缓慢，即便是在通胀还是通缩的问题上，美联储也没有太明晰的判断。正因如此，在前不久国会听证会上，伯南克坦承对下一步的政策难以把握。不过，话虽这么说，伯南克还是要作出对政策方向的明确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