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陈喆，衡阳县渣江镇人。1938年4月20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九四九年随父陈致平由大陆到台湾。父亲陈致平是大学教授，母亲袁行恕出身书香门第。高中毕业后不久结婚生子，做主妇的同时开始尝试写作，其后步入职业作家行列，并进入电视、电影制作行业，其间婚姻破裂。现任丈夫为其经纪人、出版人，经营家庭作坊式的皇冠出版公司，琼瑶所有作品均由该公司出品。
1947年九岁在上海《大公报》儿童版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可怜的小青》；十六岁时，用成人的口吻写的小说《云影》在《晨光》杂志发表。1957年台北第二女子中学毕业。1963年7月，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窗外》，从此跃登台湾文坛。她创作颇丰，作品已有数十部之多。许多作品都要再版十几甚至几十版，而且往往都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在台湾和海外拥有大量读者，尤其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琼瑶的作品：·剪不断的乡愁(散文) ·女朋友 ·冰儿 ·翦翦风 ·却上心头 ·梅花烙 ·燃烧吧火鸟 ·人在天涯 ·雪珂 ·望夫崖 ·昨夜之灯 ·聚散两依依 ·问斜阳 ·新月格格 ·梦的衣裳 ·水灵 ·烟锁重楼 ·六个梦 ·一颗红豆等等1938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陈致平,母亲袁行恕 ;
1942随家人由成都迁回故乡湖南,其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迁回四川 ;
1947举家迁上海,在上海《大公报》发表其第一篇小说《可怜的小青》 ;
1949迁往台湾台北,父亲任教于师大国文系,母亲任教于建国中学 ;
1959结婚 ;
1963在《皇冠》杂志刊出小说《窗外》,不久后出单行本,为琼瑶出版的第一本书
1964离婚 ;
1965作品首度搬上锦幕,包括《婉君表妹》,《菟丝花》,《烟雨蒙蒙》,《哑女情深》;
1968成立火鸟公司,拍摄《月满西楼》和《陌生人》(改编自小说《幸运草》) ;
1976成立巨星公司 ;
1979与平鑫涛结婚 ;
1985出版《冰儿》,唯一没有父母亲角色的小说 ;
1986推出电视连续剧《几度夕阳红》 ;
1988首度返回大陆 ;
1990出版《雪珂》,首部历史古装长篇小说 ;
琼瑶的小说生涯
提及香港和台湾两地的爱情小说,琼瑶确实是一个横跨三十多年的"品牌".事实上,自她的处女作《窗外》在1963年发表后,便奠定了她在爱情小说的重要地位.
琼瑶的小说可分为三期:早期小说包括1963年发表的《窗外》至1971年的出版《水灵》和《白狐》,主要是由历朝历代中国民间传奇发展的古人爱情短篇故事.中期的小说由《海鸥飞处》开始,至《燃烧吧!火鸟》,主要是描写当代台湾为背景的爱情小说,除《我是一片云》外,可说全是大团圆结局.晚期则由八十年代创作出版《雪珂》开始,小说的背景搬回古代,内容企图处理变迁中都会男女的爱情观,并尝试脱离早期悲剧的宿命和中期公式化的快乐故事.
《几度夕阳红》是琼瑶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作品,当中时空交错,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最能代表言情小情的特徵.两条故事主线,分别发生于抗战时期的重庆和六十年代的台北.第一个故事是女主角梦竹的年轻时代,她和来自昆明的大学生何慕天相恋,因母亲反对而发生许多扣人心弦的故事,最后,梦竹嫁给了何慕天的好友杨明远,并定居台北.小说的第二部则是梦竹女儿晓霜的恋情,晓霜的相恋对象魏如峰是何慕天的外甥,并在何慕天开设的公司任职,此后即是一连串的旧恨新愁的交织.最后,霜晓与魏如峰有情人终成眷属,梦竹仍留在明远身边,何慕天隐居山上不问世事.
这部作品,内容和结构都类似电视连续剧的模式,亦即是情节复杂,高潮迭起;情感表达方式强烈而夸张;人物关系则因家庭夙怨而纠缠不清;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导致种种终生憾事和恩怨情仇;主角身世的秘密和谜底的揭晓,及战乱,分离和重逢,这一切无疑是通俗剧的"基本元素".
总括而言,在琼瑶的爱情王国,爱情是滋润女性自我并赋与活力的源头.没有爱情,女性的自我就会枯萎凋零.在这情况下,琼瑶的女性形象无可避免的显得被动和消极.事实上,在五四时代,"爱情"这个概念是一种公众性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对中国父权制度的反叛和挑战,但在琼瑶的言情小说里则完全属于私人领域,对爱情的描述也纯由女性的立场出发,这亦是被李敖等人批评为女主角面目苍白的理由;然而,这样一个梦幻世界推到了极致也有其意识形态上的助力,逆转了父权家庭中尊卑阶层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使拥有资源及力量的父母或男性,在感情的道德上召唤下,对一无所有的子女,特别是女性全心全意的奉献.这亦是言情小说的精神所在.
主要作品:
《窗外》《六个梦》 《烟雨蒙蒙》《幸运草》
《菟丝花》《几度夕阳红》 《潮声》《船》
《紫贝壳》《寒烟翠》 《月满西楼》《翦翦风》
《彩云飞》《庭院深深》 《星河》《水灵》
《白狐》《海鸥飞处》 《心有千千结》《一帘幽梦》
《浪花》《碧云天》 《女朋友》《在水一方》
《秋歌》《人在天涯》 《我是一片云》《月朦胧·鸟朦胧》
《雁儿在林梢》《一颗红豆》 《彩霞满天》《金盏花》
《梦的衣裳》《聚散两依依》 《却上心头》《问斜阳》
《燃烧吧!火鸟》《匆匆,太匆匆》 《失火的天堂》
2 琼瑶阿姨简介
《望夫崖》《青青河边草》 《梅花烙》《鬼丈夫》
《剪不断的乡愁》 《我的故事》《雪珂》
《水云间》《新月格格》 《烟锁重楼》
《苍天有泪之无语问苍天》
《苍天有泪之爱恨千千万》 《苍天有泪之人间有天堂》
《还珠格格五之一风云再起》 《还珠格格五之二生死相许》
《还珠格格五之三悲喜重重》 《还珠格格五之四浪迹天涯》
《还珠格格五之五红尘作伴》
琼瑶的性格
当《文学报》记者曹晓鸣采访琼瑶时间"您认为自己是传统女性还是现代女性"时,琼瑶对自己性格的看法:
"我想不是传统的,但崇尚东方的智慧."
"我想我不是传统的,我自幼性格中就有一种叛逆性.《窗外》很大程度上是我的自传.自小我就任性,倔强,我行我素,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三岁看到老',你想我会是传统的吗?"
记者进一步问:"那是您的性情.在思想观念,道德伦理,为人处世上您是否尊重和依循传统呢?比如您是如何看待女人的幸福的?"
琼瑶笑着回答道:
"如果这样说我就更不传统了,因为我是价值多元论者,女人幸福以她自己的感觉为度,没有统一衡定的标准,不过这种各不相同的感觉都要有一个明智的前提,那就是作为一个女人要清醒地意识到在这个男人为主的社会里女人的种种不可更变的局限,一味心高志远是不行的.对女人来说幸福的含义是双重的,简单说就是社会价值的实现和个人情感如婚姻,家庭,生儿育女的满足.这两种要求总是发生冲突,双重满足的可能性较小.所以一定要接受这一事实,坦然处之,才可能走向幸福."
记者问:"那么,您是否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女人?"
琼瑶回答道:"是的,我尽力而为.我不过是得到了我想得到并且能得到的东西."
琼瑶把"能"字说得特别重,表现出她的自信来.
记者又问:"那么您是否相信有永恒的爱?"
琼瑶的回答巧妙而又出乎人意外:
"两个人到老都有话说那就是永恒的爱了."
记者问:"您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琼瑶认真地思索后回答说:
"我觉得自己是个复杂的矛盾体.在情绪上我起落较大,时而快活,时而沮丧,时而天真,时而疯狂,说不上有什么原因.至于人生态度,总的说来我是个悲观主义者,相信人生下来就是受苦的,人生既痛苦又无聊,但在具体的生活中我又留恋着每一阵清风,每一片云彩,为一点小事或喜或悲,当然最终我总是能超脱出来而不陷得太深以致不能自拔."
琼瑶显然善于辞令,且还有着一副悦耳的嗓音.她随之让人感到她的传统还体现在她与丈夫平鑫涛先生的关系中.
说起平鑫涛琼瑶反而显得平静,甚至有点从容不迫了,全不似平先生谈起妻子来时那脉脉含情的情态.
琼瑶说:
"婚姻美满很大程度是依赖双方的心智素质水平,尤其是女方,比如平先生总是牵着我鼻子走却又总让我觉得自己赢了,而我非常重视双方精神上的沟通,哪怕写作再紧张,他出版社的业务忙,我们也总是要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交换对各种问题包括对方的看法,不断地了解对方,也让对方了解自己.若产生分歧,我们不回避也不掩饰自己不愉快的情绪.双方是互相依赖,又尊重彼此的独立人格."
琼瑶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她写作时经常忘了吃饭,全由平鑫涛到时送到面前,所以平鑫涛开玩笑地说:"如不送饭去,琼瑶会饿死在书桌前."
琼瑶说,其实平鑫涛要真地不送饭给自己,自己还是会去找东西吃的,依赖往往是对方培养的,真要依赖不到人也就会自寻出路了,难道还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呀?琼瑶说完自己爽朗地大笑起来.
对于自己的作品,当记者谈到有的评论家认为她是在重复自己时,琼瑶并不愿意就此多讨论,只是简单地回答道:
"读者被触动的神经往往也是单一的,只要能打动人心,重复怕什么,不能打动人花样再多也没用."
琼瑶说她很少去考虑应该写什么,只凭本性,自然的冲动写.她告诉记者她写的常常就是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像《匆匆,太匆匆》中的好孩子就真有其人,她的许多信件至今还保存在他们手中.
记者问琼瑶今后会不会涉足其他题材领域,琼瑶认为至少目前不会,因为她喜欢她习惯的题材范围,轻车熟路,一往情深.
3 琼瑶阿姨简介
琼瑶还半开玩笑地说:
"我有时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老长不大,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件坏事."
当记者问琼瑶是否重视文学界对她作品的评价时,琼瑶耸耸肩漫无边际地说:"评论界的褒贬我并不在乎,我只要读者,越多越好.我觉得有这么多的人喜
爱我的作品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最大成功和幸福,有什么权威的评价能与这带给我的快乐相比呢?"
琼瑶还告诉记者两件在大陆上碰到的事:一是她刚到北京不久就收到一件礼物,是一只绒毛玩具狗,送的人没留下名字,一张小纸条上写着:"为了让您喜欢它们,想起时会愉快的."还有是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也不通报姓名,只说了一句:"琼瑶,我们非常非常非常地爱你."就搁了话筒.
"我好感动,好感动呀!"
琼瑶说着有些激动,两颊显出了红晕,表现出典型的琼瑶腔.
不过喜悦中也有苦恼事.
琼瑶告诉记者,她发现大陆有一些冒用她名字的伪劣作品,已确证的有《蛇女》,《喷泉》和《同里百合》.
记者看得出她极为在乎这点,很重视自己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
琼瑶说这次来大陆除旅游,探亲访友外,另一件重要事情是了解其作品在大陆的出版情况,并希望有关方面能像台湾一样列出她的书目并进行编号.
琼瑶的形象
琼瑶自称"生来就不够漂亮",但是在许多见过她的作家记者眼里,却另有说法.
1988年,琼瑶第一次返回祖国大陆时,著名电影导演史蜀君曾对她有过描述:"电话里,琼瑶说话声音甜美,柔和,与照片上高高发胖的形象似乎难以统一.联系她人生中两次痛苦曲折的爱情遭遇,不知何故,我想象琼瑶一定是位老练,持重的富婆形象."
但是当史蜀君真地面对琼瑶时,却又另有说法:
"14日上午10时,我和老搭档辜朗晖走进外观朴实,内部装饰华丽的建国饭店.琼瑶坐在前厅咖啡座上,被一群记者包围着.我们没有立即打扰她,站在她六七米处,用电影的行话说,我们的焦距在她前后慢慢平移.进入我视野的琼瑶,细眉细眼,是一个十分十分娇小秀慧的小妇人.身高一米五五左右,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她神情活泼,在她的身上丝毫也找不到一丁点儿昔日的苦难痕迹.她本人与照片上大相径庭,但却与她的声音统一起来.我傻了半天,心想,这么一个小女人,肚子里怎么会生那么多有趣的故事.后来与她熟了,我打趣地提起这话时,两人都笑弯了腰.
"琼瑶送走记者,笑吟吟地走到我们身边坐下,动作那么轻捷,神态那么娴静,我忍不住对平先生说:'你夫人比照片漂亮啊!'"
琼瑶这年回大陆,还有其他记者对琼瑶作了跟踪采访.如《文学报》记者曹晓鸣谈见到琼瑶的印象:"我才仔细地打量起她来:款式别致,色泽鲜亮的大红毛衣,雪花牛仔裤,娇小的身材配着这身衣裳显得十分得体,虽化妆得浓了些,却艳而不俗.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那双眸子异常明亮,少女式的,里面没有矜持,没有倔傲."
琼瑶谈创作,谈女性
1988年,琼瑶回大陆时,《中国妇女报》记者高博燕,赵世民于1988年4月11日在北京建国饭店琼瑶下榻处采访了琼瑶,下面就是这次采访中琼瑶谈自己的创作和谈女性的对话.
记者问:"您写了四十多部长篇小说,经济效益是否是您的目的?"
琼瑶回答道:"最初我的一些作品是为稿费而写的.因为我要靠它来生活.后来经济不是问题了,但在台湾受过教育的人都会对你说:'属于你的,就要得到,不要放弃你应有的权利.'"
记者问:"开始读您的《窗外》和《我是一片云》,很喜欢,可再读其他的,感受似乎都差不多了."
琼瑶感动地说:"这就是我的味.在台湾有人批评我,说我的作品总是一个风格,没有突破自我.我说你不必到四川馆子去吃北京菜.我可能是一道川菜,你要觉得可口,就吃,不喜欢,可以上别的馆子.台湾的杂志多,作家也多嘛.在以后的写作中,我还要保持这样的味,这是人的个性."
记者问:"您一定了解大陆的琼瑶热吧.有人说:'琼瑶的小说是恋爱教课书.'有的说:'琼瑶给我的心提供了纯净的栖居地.'特别是有的中学生读了您的书茶饭不思,功课无心,整天躲在幻想中,您是否考虑到您的作品的社会影响?"
妇炎洁广告涉嫌低俗营销备受争议，中国妇女报对其广告内容进行了相关的评价，指出妇炎洁广告的不足之处。妇炎洁广告是一款日用品，却用低俗的语言去拿女性的身体做恶俗营销，用一种猎奇的心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也让自己的口碑不断下降。妇炎洁想要赚女性的钱，却没有尊重女性，甚至在女性身上打上一个个标签，用一种低俗的心态去对待女性。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就需要有男女平等的观念，需要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去看待女性，而不能够用偏见的眼光去污蔑女性。妇炎洁广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内容过于低俗，妇炎洁的相关负责人也及时的对此事事件进行了抱歉，相关产品已经下架。市场监管部门也将会对妇炎洁的事件进行相关的调查，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人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小编认为妇炎洁公司并没有以一种正确的心态去看待这个社会，而是以一种偏见的目光去对待整个女性群体。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是社会文明的体现，如果人们刻意的去违背这一个原则，一定会受到相关法律部门的惩罚，而且还会面临着监管部门的处罚。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素质也在不断的提高，但仍然有人拿女性的身体来做恶俗营销，甚至用数据来伪装。
一个品牌如果想要立足整个社会，首先就需要尊重自己的顾客，而不是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用一种低俗的心态去打广告。社会上很多公司为了博眼球，就用一些比较隐晦的语言去打探女性的身体，这是一种非常不对的行为，而且也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需要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注意。一个产品还是需要用质量来立足，而不能够用令人作呕的方式去引起人们注意。
“谈恋爱” 此前整整10年，年轻人公开约会被视为可耻和堕落，他们只能以“谈工作”为借口进行地下活动，情书的开头一定要称呼某某同志，结尾也必须是致以革命敬礼。但在这一年，爱情开始与“阶级感情”稍稍分开，“谈恋爱”一词开始风行全国。《望乡》 这部原名《山打根八号妓院》的日本电影对国人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反响程度竟达到北京电视台转播市民代表座谈会实况的地步。有人说，还可以有色情场面更浓厚的镜头。喇叭裤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最初的冒险。这种上细下宽，把整个屁股绷得圆滚滚的性感招摇的“奇装异服”，成为当时考量道德水准的一个标尺。1979《大众电影》用法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一张男女主角的接吻照片做封底，引起轩然大波。西北一位读者来信愤怒质问：“他们在干什么？”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由此爆发。袁运生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因画中有傣族妇女裸体沐浴，引起争论并一度被覆盖。 新《婚姻法》颁布，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第一，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第二，经调解无效。这使得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奉行自由离婚的领先国家（美国各州到1971年才过半奉行，英国则是1973年才通过）。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了胡廷溢编著的《性知识漫谈》，该书于1985年和1988年再版，发行总数达280万册。同年王文彬等编著的《性的知识》也再版，到1981年3月发行总数达560万册。第一期《科学画报》刊登了郎景和医生写的《新婚性卫生》一文，人们在小范围内欢呼：性禁区被打破了。上海芭蕾舞学校到湖南演出，当地观众对舞台上出现身穿白色紧身衣的青年男子感到十分惊讶，在他们看来，这近乎于裸体。落幕时，一位很生气的干部打破了静默，突然喊道：“这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玫瑰梦》被查禁，这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个焦点事件。这一年，正式出版社被查禁的淫秽色情图书达30多种，6家出版社停业整顿，查处因刊有淫秽色情描写或封面插图低级下流的期刊130多种。广州市青年婚姻介绍所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婚姻介绍所。这年的大众情人是日本影星山口百惠。 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吴阶平教授等编译出版了《性医学》一书，标志着性医学和性治疗在中国的发端。书中删除了“同性恋”全章，同时删去的还有变性欲、异装行为等3章。由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著名外科专家王大玫教授主刀，张克莎成为中国首例变性人。不久，上海长征医院也开展了变性手术。美女充斥于杂志和日历的封面。有妇联干部指责出版社这种行为是在侮辱女性。 《中国妇女》杂志在1984年第5期第38页的“征婚启事”栏中第一次刊登了两条征婚启事。其中一则写道：“我是一个煤矿工人，27岁，河南商丘娄店公社汪庄大队人，父母已故，兄弟四人，房八间，现在焦作矿务局冯营矿当合同工，每月工资80元。我热爱煤矿工作，文化程度高小，无疾病，身高1.64米。如哪位未婚女子不嫌俺是煤矿工人的话；如谁家中只有女儿又有心招婿的话，我愿到女方家落户，尽养老之责；如哪位丧夫之妇有心另寻伴侣的话，均可来信或见面。”第一次公开招聘人体模特。中央美院等10所艺术院校在《北京晚报》上联合刊登启事，为美术系公开招聘模特，吸引了171个报名者，大多是待业青年。有些报名者不敢告诉父母，要求不要公开名字。 从西方引进的“性学”书籍和文章开始在中国公开出版。阮芳斌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是当时的破禁之作。同时，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等著作被译介到国内，掀起一阵弗洛伊德热。刘达临在上海举办中国第一次性教育讲习班。“婚外恋”、“情人”、“性生活”、“做爱”等词语开始出现。北京处级以上作家抢购洁本《金瓶梅》，只印1000套，删去19610字。这一年的文化焦点是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小说第一次谈到了性压抑的问题。一个因右派问题入狱，另一个因作风问题被劳改。两个人在劳动的麦田里避开看守做了半小时的夫妻，再见面已是8年之后。与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不同，张贤亮只是把性当作一种文化的、生命的思考对象。在他的作品中，性是一种道德，负载着沉甸甸的内涵，而不是小说情节的调剂物。魏明伦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荒诞川剧《潘金莲》，一反传统的偏见和成见，力图用现代意识重塑潘金莲形象，探掘形成其悲剧的历史的社会的成因，促使人们反思千百年来中国女性的命运和传统婚恋观的枷锁。 “上海市性教育研究会”成立。刘达临在上海发起成立性社会学研究中心，并于1988年与深圳赵令德、廖丽珠创办《性教育》杂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师赵敏因研究同性恋治疗问题，被公安局6次传讯，理由是他筹备治疗用具时借用了裸体录像带。曾在南京艺术学院当模特儿的陈素华不堪亲友邻居恶语刺激，最终精神失常。 刘达临的《性社会学》，史成礼的《性科学咨询》，潘绥铭的《性社会史》相继出版。国家教育委员会、卫生部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出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首届“性科学”培训班。由中央美术学院葛鹏仁等20多位青年教师策划的 “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参展作品全部为人体作品，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时造成巨大震动。据保守统计，18天中，约有22万人参观了展览。陈醉专著《裸体艺术论》出版，成为当年最畅销书籍，第一版就印了20万册。 刘达临开始组织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并于1992年出版《中国当代性文化》专著。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在海河夜话栏目中开办“枕边悄悄话”节目，这是中国首个向公众进行性知识和性道德教育的广播节目。福建一对男同性恋者公开举行民俗婚礼，其中一位是农民，另一位是一贯表现良好的公职人员，后者因此事被开除公职。 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卫生部在《学校卫生工作条例》中规定，普通高等院校要开设性健康教育选修课或讲座。受国家教委委托，文汇报在上海创办了《文汇青春期教育刊授学院》，并组织编写了《青春期教育》教材（共6册）。上海举办《人类与性》展览，展出时间5个月，观众30万人次以上。广东孙沫寒、朱嘉铭、修成娟等组织了广东计划生育性教育会，举办研讨会并出版性教育文集和《人之初》杂志，《人之初》是我国第一个公开发行的性教育刊物。从事性交易的“小姐”开始在珠三角一带大行其道，“二奶”一词开始出现并迅速传播到内地，成为一种时髦。随后，男妓悄然现身，一个典型的机构是海南的“富太太俱乐部”。 从这一年开始，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山西省、湖北省、重庆市、陕西省、广西柳州市及四川省西昌市相继成立性学会。安徽发生一起女同性恋者同居的案件，当地公安机关难以对此定性，遂逐层上报至国家公安部。答复是：在目前中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原则上可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为给予治安处罚。官方对同性恋问题的首例司法解释，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成为日后警方处理此类问题的参考依据，表明了中国对同性恋问题的非刑事化态度。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讲师崔子恩在课堂上公布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成为中国大陆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第一人。 北京医科大学夏兆骥教授完成了国内第一例女变男变性手术。随后，全国各地相继成立男性病医院或男性科，出现了许多研究生殖生理、病理的研究实验室。北京开设了“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这是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中心，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称为“石破天惊”。《中国性学》杂志开始出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世界电影艺术欣赏》专题节目中，出现了两例裸体镜头，之一是女主人公在池塘中裸泳的长镜头，之二是女主人公赤身裸体在雪地上打滚。同时，由巩俐与尔冬升主演的《画魂》首开国内电影出现裸体镜头之先河。 中国性学会在经历了15年的酝酿和学术准备后，经卫生部批准正式成立。翌年，在青岛召开了中国性学会首届学术会。此后，中国性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分科进行了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会。张北川著作《同性爱》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阐释了人类史的发展是朝着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拥有平等权力的方向进步的。据不完全统计，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中国各地出版的性学专著已达420种。“性用品商店”开始在城市中普及。 舞蹈家金星接受变性手术，从此成为金星小姐。导演张元跟踪了金星手术的全过程，并拍摄了纪录片《金星小姐》。潘绥铭著作《中国性现状》出版。香港出版由大陆同性恋者撰写的文章合集《北京同志故事》、《我们活着》。同性恋酒吧开始在内地一些城市出现。 中国新《刑法》施行，删除了过去常常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这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又一个标志。崔子恩作品《桃色嘴唇》在香港出版，这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由国内作家撰写的同性恋题材长篇小说。从1994开始，《钟山》前编辑王干就为这部小说在国内出版奔波，未果。 李银河著作《同性恋亚文化》出版。大量同性恋网站出现。针对同性恋人群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开始运作，内容是关于同性恋的理解和艾滋病教育活动。这个项目由张北川等近20位权威学者和同性恋者参与，并在1999年得到国家明确的道义支持。 歌星毛宁被刺事件使同性恋成为热点话题，同性恋族群被动地浮出水面。公安部首次对“变性”作出评价，称“选择性别是公民的个人权利”。这标志着在变性这一重大问题上我国与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的接轨。 吉林省推出并实行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独身女性也可以堂而皇之地生孩子，并且立法加以保护，在全国首开先河。全国首例“性权利”索赔案胜诉。因遇车祸致使丈夫丧失性功能，南京王女士以自己“性权利”无法实现为由，向车祸肇事单位索赔精神抚慰金1万元。南京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支持了这位妻子的诉讼请求，并同时判决肇事单位一次性支付受害丈夫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经济损失近11万元。延安一张姓夫妇因在家中看“黄碟”而被当地公安机关拘捕，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这一事件的结果是：负责此案的派出所所长被免职，当事人拿到了赔偿金29137元。 武汉女教师诉上司“性骚扰”案经过近两年漫长的法庭审理有了最终判决：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元。这是全国首例判决胜诉的“性骚扰”案。木子美性爱日记《遗情书》在互联网上公开，随后正式出版，在整个华语世界掀起了一场风暴。有人这样描述木子美：一个把自己打扮成拿到哈佛学位的潘金莲又兼备着璩美凤一样大无畏精神的姑娘。她的行为和她的性爱日记对中国人的传统性爱观和道德底线是一个挑战。在她之后，涌现出竹影青瞳、流氓燕等一大批以“脱”成名的网络红人。网络色情开始泛滥。一位网名“高射炮”的男子正在网上“示裸”，被大庆市警察堵在家中。据称，这可能是黑龙江第一个因“网络色情”而被处罚的网民，同时也是《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办法》自1997年12月8日颁布以来，我国少有的以该法案为依据处罚当事人的案例。换妻游戏等交换性伴侣的活动开始隐秘地出现。“网婚”、“不婚”、“隐婚”等所谓新型婚姻观念出现。宣传使用安全套的公益广告在央视第一套节目悄然登场。这是我国中央级电视媒体上第一次出现涉及安全套及生殖健康的公益广告。国内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同性恋健康咨询网站“爱心天空”在哈尔滨开通。第一届全国(广州)性文化节在广州举办。 官方首次进行人群同性取向和同性恋者艾滋病病毒携带比例调查，进入数据统计阶段。中国首家性健康教育基地——甘肃性病艾滋病预防教育咨询站在兰州成立。中国首家性文化博物馆因经营困难迁出上海，落户水乡同里。一家跨国公司的年度全球性调查报告称，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数为19.3人，居全球之冠。而在两年前，中国人均性伴侣是2.1人，为世界之末。82岁的科学家杨振宁，与28岁的女生翁帆结婚。海外媒体将其摆在“趣谈”栏，国内的舆论更为嘈杂。当事人则坚定而坦荡。讲述婚外情的《手机》，被媒体评为这一年的“中国年度电影”，并由此诞生出“审美疲劳”、“就像左手摸右手”等年度流行语。 四川成都两所高校7位女大学生签订《青春无瑕同盟协议》。此后，中央财经大学、南京大学和广西的3位大学女生发起了拒绝婚前性行为的网上签名活动，短短几天中有700多人签名。“闪婚”开始在都市年轻人中流行。从相识到第一个晚上到结婚，双方相处可能不超过13个小时。同性恋首次出镜。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了从艾滋病角度讨论同性恋问题的新闻专题片《以生命的名义》，几位同性恋者的面部形象正面出现在荧屏上，这在以往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标志着国内媒体已向同性恋话题开放空间，中国同性恋告别隐秘时代。中国第一例同性恋网婚。网名“西瓜超人123”和“明天偶尔”的女子在搜狐网上社区举行了盛大的同性网络婚礼，引起轩然大波。“芙蓉姐姐”红遍大江南北。随后，博客世界又出“另类”女博客——2005年6月4日，一位没有透露身份的女博客在自己的Blog里，上传了其和老公的性爱录音，并配有简短文字说明，另外还有赤裸性爱描写的日志，标题都很“直白”，如《昨晚又给老公X了》、《做爱全过程性爱录音》等。短短几天，这个名为“我们的性福”的Blog，访问量高达356540人次。复旦大学为本科生在全国首开《同性恋研究》课程。崔子恩在北京组织“大陆首届同性恋文化节”，活动开始后被警方叫停。 刘达临主持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性调查，被海外性专家称为“世界性科学史上又一顶峰”。城乡夫妻抽样调查8000例，仅有23%的夫妻对性生活不满意。进一步调查分析，发现实际上有60—70%的夫妻对性生活不够满意。专家认为，这种矛盾状态正是人们观念上保守与开放并存的反映，对性生活和婚姻质量期望值不高但潜在的不满足又已形成。一方面城市有27%、农村有50%的夫妇对不和谐的性生活采取“随它去”的态度，另一方面性爱问题在婚姻关系中又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进行了“中国第一次随机抽样、规范操作的全面的性调查”。该调查显示：中国男人平均43.9岁“退居二线”，47.7岁“下岗”，女人性生命更短。中国夫妻当中只有27.1%的人对自己的性生活感到非常满意，62.1%的人比较满意，10.8%的人不太满意或者很不满意。67%的人（男人69.1% ，女人64.9%）仍认为性生活应该男人主动，女人顺从；近80%的女性不知道性高潮是怎么回事；53.5%的男女不知道阴蒂在哪里，甚至高达62.8%的女性对此一无所知。30%的大学生连正常的异性交往都没有。16%的已婚者有婚外性行为。 浙江省“大学生性病/艾滋病关联知识、危险意识、性行为及态度”研究课题由浙江省疾控中心主任丛黎明主持，共对该省两所综合性大学1—4年级22712名大学生进行了取样调查，历时3年完成。调查显示，平均13.1%的大学生已经发生过性行为，其中男生17.6%，女生8.6%。他们开始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19.51岁。有过性经历的学生中，27.4%的学生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性伴侣。在有性行为的学生中，2.44%的男生与同性发生过性关系，1.25%的男生有双性性关系；2.57%的女生与同性发生过性关系，0.82%的女生有双性性关系。且存在少量商业性行为。50%以上的大学生同意发生性行为、未婚性行为，认为只要一对男女彼此相爱、同意就可以有性行为。12%到18%的学生同意已经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人和别人发生性关系、为了钱和别人发生性关系、为发生性关系而付钱给对方、“包二奶”及同性发生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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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
导演: 雷伊·斯科特
编剧: 雷伊·斯科特、拉尔夫·斯库尔曼、林语堂
主演: 尼尔斯·韦尔奇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
语言: 英语
上映日期: 1941
片长: 35分钟(剪辑版)、85分钟(完整修复版)
4月8日，重庆有关方面宣布，反映日军侵华铁证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苦干》正式引入中国。同日下午，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举办“他们如何寻找《苦干》”学术放映及讲座。
这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奥斯卡获奖彩色纪录片，由美籍华人李灵爱（Liling-Ai）与美国记者雷伊·斯科特（Rey Scott）合作完成。从1937年～1940年，雷伊·斯科特扛着摄影机踏遍大半个中国，行程3万多里，用电影胶片记录了被战火笼罩的中国。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1940年8月19日～20日期间，雷伊·斯科特在美国大使馆的屋顶上，冒着生命危险拍下了日军出动370多架次飞机，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的滔天罪行。
该纪录片名为“Kukan”（中文名称《苦干》），副标题“The Battle Cry Of China”，于1941年6月23日在纽约世界剧场首映，立即获得一片惊叹和好评，后获得奥斯卡特别奖。
“这是迄今为止，由西方人拍摄的记录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事件最准确、史料最完整、内容最翔实、画面最震撼、评论最客观的电影原始资料。”重庆市人大常委、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中心主任周勇说。
周勇表示，该片的重新发现，是继德国人约翰·拉贝的《拉贝日记》重见天日、美籍华人张纯茹的著作《南京屠杀——被遗忘的大屠杀》在西方世界出版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波表示，该影片将作为素材，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展示，将会永久地在重庆三峡博物馆常年播放，“我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刻展示出来，告诉大家要铭记历史，让世人更好地了解历史，昭示未来”。
影片再现日军轰炸重庆实况
周波介绍，4月3日，重庆与美国方面达成协议，购买反映日军侵华新证据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苦干》。
《苦干》这部纪录片有着一段传奇历史。
该片由李灵爱策划并出资，她出生于1908年，父亲李启辉是夏威夷名医，与孙中山是同学，在当地创办了明伦中文学校；母亲江隶香是一名产科医生。
李灵爱十分热爱中国，她参加过美国援华联合会在纽约举办的募款时装表演，还接受过飞机驾驶训练，有意驾驶轰炸机前往中国协助作战。
在没有得到外部资助的情况下，她和家人商量，动员祖母变卖了首饰，凑集拍摄资金。
她遇见了雷伊·斯科特后，用激将法让这位从未碰过摄影机的美国报纸记者兼夜班编辑来到中国。
在她的资助下，斯科特扛着一台16毫米摄影机，在1937年～1940年间，历经千难万险，4次来到战火漫天的中国，用电影胶片忠实记录了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
雷伊·斯科特曾在这部纪录片中“出镜”，骑着马在重庆朝天门码头走完340级石梯。
这部影片客观真实地记录了1937年～1940年间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以及大后方城市的生活景象。
1940年8月19日～20日，日军轰炸重庆时，半个小时内便向渝中半岛狂扔200吨炸弹和燃烧弹，屠杀手无寸铁的重庆市民。
中国青年报记者观看了该纪录片的这部分片段，画面中，飞机轰炸前，重庆先后升起两个灯笼作为警示，市民赶忙寻找躲避轰炸的地点，日军飞机投下大量炸弹后，整个半岛都被一个个巨大的蘑菇云笼罩。
“《苦干》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由西方人拍摄的最为完整系统揭露日军轰炸重庆的珍贵电影档案。”周勇说。
林语堂担任影片前言部分导读。解说词写道：“轰炸摧毁了这个国家，但轰炸能击垮建立这个国家的人吗？他们拥有强大的内心，我们看到中国是如何抗敌，时刻创造着奇迹。这就是‘苦干’，刻苦的奋斗。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精神，深入在他们的灵魂与命运之中，永垂不朽。”
1942年2月，第十四届奥斯卡奖第一次设立纪录片奖，《苦干》被授予纪录片特别奖。
颁奖词写道：授予在十分艰苦危险的情况下，用16毫米摄像机拍摄了中国抗战实况的影片《苦干》作出优异成绩的雷伊·斯科特。
《苦干》销声匿迹近70年
《苦干》拍摄时，尚未发生“珍珠港事件”，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仍保持中立，美国民众普遍对中国抗战不了解也不关心。
但是，《苦干》的上映，被《纽约时报》、《时代周刊》、《伦敦每日电讯报》、《生活》杂志等100多家世界知名媒体关注和报道，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民众的态度。
《时代周刊》评价称：“（片中）所看到的英勇和善良的中国人民，美国影迷从未见过，也从来没有了解过。”“（该片）最后20分钟，向人们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电影都没有能够拍摄到的令人恐怖的（重庆）大轰炸场景。”
《纽约时报》称，这样的恐怖场面，所带来的痛苦甚至超过我们所看到的伦敦大轰炸。
1941年元旦，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观看了这部纪录片，原本计划只播放20分钟，但电影开始后，总统取消了事先安排的活动，看完了整部电影。
在观看了这部电影后不久，罗斯福曾亲笔题写卷轴赠予重庆。这幅卷轴在当时被翻译成：“以表吾人钦佩该市英勇之男女市民。当该市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袭时，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足证恐怖主义对于争取自由之民族，不能毁灭其精神。此种为争取自由表现之忠实，将鼓舞来世而不朽。”
该片的放映直接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援助。
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知之甚少，该影片让它们了解到中国，知道了中国人民正顽强地抵抗日本的侵略。
该影片也成为许多支持和援助中国的团体用作筹款的最好宣传片，中国开始收到源源不断的援助。一些美国青年看到该片后，报名参加了飞虎队，投入中国的抗战。
遗憾的是，抗战时期，这部影片没能在中国放映。二战后，这部影片消失于人们的视野，连美国奥斯卡电影资料馆里都找不到这部影片，并在馆藏影片目录上标注为遗失影片。
就这样，近70年时光里，《苦干》“人间蒸发”。
一直到21世纪初，美籍华裔电影制片人罗宾龙（Robin Lung）找到了这部传奇影片。
她在阅读李灵爱的传记《生命是长久的》时，发现书中提到的纪录片《苦干》，却没能找到这部影片。
一部得奖影片为何会消失？这极大地引发了她的好奇心，她决定深挖到底。
她找到斯科特的儿子，喜出望外地得到一部90分钟的完整的《苦干》拷贝。在此之前,她只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苦干》30分钟的片断。
可是，这部纪录片已经严重破损。罗宾龙把它送到奥斯卡电影学院设法修复。学院也将其视若珍宝，历时3年修复，又结合此前罗宾龙找到的30分钟的片断，最终让一部85分钟的完整版《苦干》重见天日。
让“独一无二”的资料来到中国
在美国失而复得的《苦干》，漂洋过海来到重庆也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过程。
罗宾龙将自己寻找《苦干》的过程，拍摄成一部名为《寻找〈苦干〉》的纪录片。拍摄过程中，她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找到一位中国抗战历史研究专家，求证这部片子的价值？
她求助于好友李丹柯教授——一位曾在中国四川大学任教，现定居美国、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妇女历史的学者。
巧合的是，30多年前，周勇就读四川大学历史系时，李丹柯曾教过他古希腊罗马史。
通过李丹柯的牵线搭桥，罗宾龙与周勇联系上了。周勇早已是闻名遐迩的抗战史专家，他曾带领他的团队，到美国、英国、日本、荷兰等地，开展学术交流、搜寻抗战大后方历史资料，成果丰硕。
2014年7月，罗宾龙和她辛苦找到的《苦干》与中国成功对接。
在4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周勇回忆起在学术交流会议上第一次看到该片时的情景。
“我感到震撼。”周勇说，自己从1985年开始研究重庆大轰炸的历史，看了很多资料，多是文字和图片，还有从日本飞机上拍摄下来的轰炸画面。
“而这一次，斯科特在美国大使馆的楼顶上面那种拍摄的场景，那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在这半个小时当中，200吨炸弹、燃烧弹呼啸而下，整个山城浓烟滚滚、火焰冲天，我们的家园化为灰烬。然后幸存的民众迎着满城大火，众志成城，奋力抢救。”
“整个画面宏大，真实惨烈，尤其是它的原色原声格外震人心扉。”他说，全城燃烧的声音，重庆人民拿着桶，把河水装进桶里，运到救火现场的场面，都让人感到震撼。
“这是我们收集到的第一份影像资料，而这份影像资料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到了极致。”他说。
“看了以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应该让它在2015年回到中国，让人们重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感受我们的民族精神。从而去领悟到到底什么是《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周勇说，经过9个月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在今年4月3日签署了转让合同，中方拿到了片子。
杜瑞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中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山东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政协陕西省第四届、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张梅：林彪第一任夫人，号称陕北一枝花。杜岚：在澳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曾任中华教育会理事、理事长，中华教育会名誉顾问，广东省政协委员，1993年被载入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与美国世界妇女名人研究院联合编纂的世界名人录中，并于1994年7月前往英国参加第二十二届国际名人文化交流会。杜焕卿起积极参加妇女运动和中共党领导的政治活动。多次拿出家中资财支持革命事业。1933年5月因叛徒出卖被捉，1934年在狱中病逝，时年22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名子被载入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的英名册。高佩兰：创建了陕北第一所女子学校--米脂女子学校，培养出了杜焕卿、张惠明、杜岚、冯云、安建平、杜利珍、杜彩珍等许多进步女性，后来投身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杰出贡献。安建平：1938年赴延安。曾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妇女部部长、冀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辽吉省委妇委副书记。建国后，历任全国妇联东北工委副主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妇委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处长、驻纺织工业部监察组副组长，民政部政治部副主任，民政部顾问。是中纪委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张惠明、周生荣、艾静茹：都是为中共解放事业牺牲。高东丽：（空军驻唐山军直通讯营战士）用自己22岁的年轻生命把唐山发生大地震的消息第一个传出唐山；高亦兰：清华大学教授。曾担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等重要建筑的建筑设计工作、艾盛（科学家）、乔润平（科学家）贺抒玉（著名女作家）、司订（作家）、杜锦玉中央歌舞团独唱演员、合唱队队长。曾担任《白毛女》、血泪仇》、《穷人恨》等戏剧的女主角、高振美（著名女画家）、井梅（国家一级舞蹈编导）杜致礼（抗日名将杜聿明的女儿、扬振宁夫人）辅佐著名科学家扬振宁摘取诺贝尔奖；周平英是米脂县杜家石沟镇善家沟人，无文化，连米脂城也去的不多，但是60多岁开始剪纸创作，2001年被邀请在美国举办了剪纸展览，并在大学里讲课，美国人不仅称她为“艺术大师”，还出资为她出版了剪纸画册。2006年获得世界小姐大赛最佳上镜奖的杨冉。 尤祥斋：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高敏珍：农业部植保局副局长、1960年调公社局任副局长。马氏三姐妹：（马娴卿、马谦卿、马多卿，大地主家庭，她们不仅自己参加了革命队伍，而且鼓动家族中数十人陆续投奔革命阵营，共同把一个血债累累的家族，转变成一个对革命贡献巨大的家族。解放后，马娴卿担任国家民航局办公室副主任、马谦卿担任甘肃省人大副主任、马多卿担任国家安全部高级研究员）。常秀英：1960年、1983年两次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1978年出席了中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高普煦【高普煦】 （1873-1924）地方绅士、教育家。字晴轩。榆林人。自幼攻读旧学，学习近代科学，尤长于数学。历任三原宏道书院教习，榆阳书院教习、山长。有“榆林人教数学者自晴轩始”之说。辛亥革命时积极推动榆林的民主革命运动，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地方士绅学子纷纷拥护国民政权。他从自身和族人做起，倡导男剪辫、女放足，开榆林风气之先。民国初年出任定边县长，廉洁守职，颇得民心。后当选陕西省参议员。他与本籍清末进士张立德以先贤刘增泰遗稿为基础，拾遗补缺，撰成《榆林县志》，有手抄本传世。1915～1916年任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长。井岳秀就任陕北镇守使后，争取到捐助银元1400元，用于整修榆林中学校园。晚年辞去公职，居家读书教子。李棠【李棠】 （公元1865-1924）清末书法家。字镜蓉。榆林双山人。19岁中举，后赴京赶考落榜，入北京书馆继续攻读，历时16年，学业大进。尤擅书法，参加京师竞赛，名列第七。民国初年任靖边县长，执事3年，削减杂税，倡兴水利，发展生产，捐资办学，救济贫寒，深得百姓好评。回榆后被公推为商会会长。其书法在本省与于右任、王雪樵齐名，榆林当时匾额多出其手。他与白介徵书写“北临雁塞”、“南迭乌延”、“万流仰镜”、“驼峰拥翠”等横匾，至今镌刻在榆林钟楼上。红石峡摩崖石刻中“功在名山”4个大字，为其传世墨宝。高枫【高枫】（公元1854-？）清光绪进士、知县。字润生。榆林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随后出任福建闽清、清流、屏南知县。在清流就任时，匪患大起，书院残毁，他到任后即平定匪患，安定地方，并捐资重建斋舍，延师教士，振清流学风。该县人民苦役甚多，高枫裁革殆尽。凡百姓讼狱，随到随结。在福建三县任职计18年，多有建树，声誉颇隆。后改任山西定襄知县，未及赴任即卒于京城。高岗 【高岗】（1905 .10.25 - 1954 08.17），10月25日生，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贫苦农民家庭出身。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生平1922年考入横山县立第1高级小学。受共产党员活动的影响，组织学生自治会，曾任学生会主席，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学校开除学籍。被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收入该校就读。1927年1月，由时任国民革命军西安军事政治队大队长的吴岱峰介绍，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说1926年入党）。6月和横山党支部取得联系，举办农民运动通俗讲习所，成立农民协会等。1928年秋到佳县、吴堡一带组织群众抗粮抗捐。不久调肤施县开展地下工作。1929年被派往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任学兵队党的特别支部副书记。1930年1月至5月任冯玉祥部骑兵第4师中共特别支部副书记。1932年2月起任红军陕甘游击队交通员，后升任第2大队政治委员。1933年8月至11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1934年6月至8月任红26军第42师政治委员。1934年1月至5月任第2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5月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5年2月至9月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同年5月起）。10月在陕北红军十五军团肃反时被捕，后被中央派人释放，11月底中组部对高岗和刘志丹等人平反。1936年1月被派到内蒙古三边地区。6月至10月任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负责人。10月任中共陕甘省委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2月任书记。1937年5月至9月任陕甘宁特区委员会执行委员，同年8月至1938年4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1937年8月至1942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1941年1月起)。1938年5月至1940年9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书记。1938年11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193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委员。同月至1945年8月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议长。1939年冬至1941年8月任陕北公学董事会成员。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1941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1941年5月至1945年9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1941年6月至10月、1943年5月起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1941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41年9月至1943年4月任民族学院院长。1941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干部审查委员会委员。1942年6月起和任弼时一起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同月起任西北局财经委员会成员。1943至1945年7月，高岗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1943年至1945年9月任代理政治委员。1943年5月至1944年2月任西北党校校长。1943年12月起任西北局友军工作核心组主要负责人。1944年5月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参加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主任率团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上作关于争取中间分子、生产、作风问题的发言，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后奉命赴东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1946年5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秘书长(1946年6月起)，1946年8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代理书记。1946年6月至1947年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8年1月至8月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同年6月至1949年3月任中央军委东北分会委员。1948年6月兼任东北局办公厅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9月起），1949年4月兼任财经委员会主任。1948年8月至1949年6月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任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1948年11月起）。1949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同年6月至1954年9月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11月至1954年4月任党委书记。1949年8月至1953年1月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兼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至1950年8月）。1949年10月至1954年8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1年11月至1954年8月任副主席。1949年10月至1952年8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1952年8月至1954年4月任东北局第一书记，1953年1月至1954年2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1952年11月至1954年8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调中央工作。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1954年2月17日，第一次自杀未遂。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