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往往更注重其直接的经济效益，而容易忽视其间接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而导致一系列环境问题与农村城镇化建设相伴而生，进而影响到城镇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在对农村城镇化环境问题具体表现进行探讨的基础上，重点对农村城镇化环境恶化的原因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 农村 城镇化 环境问题
农村城镇化是农业人口向城镇地域集中和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的过程，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在于搞好小城镇建设，而搞好小城镇建设又势必无法回避城镇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果我们对城镇化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就会与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背离，进而直接影响到当地城市化、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在新形势下如何兼顾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选择一条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实现城镇经济、环境与资源协调发展的城镇建设之路，对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宜居城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城镇化环境问题的具体表现
1.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和自然之间应该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村城镇化既可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会加重城镇水、电、燃气等资源消耗的负担，增加生活垃圾、废气、污水等废弃物的排放。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自然伴随着人口增长。但如果城镇的人口增长过快，一旦其产生的各种废弃物排泄量超出了城镇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就会带来城镇环境污染。
2.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界多种多样的物种是大自然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基础，而我国则是物种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合理规划，加之管理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相对淡薄，滥砍树木、乱占耕地、随意改造河塘等现象不时发生，破坏了生物的固有栖息地，致使城镇周围的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进而制约了城镇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土地资源短缺。土地资源短缺问题，在河北省乃至全国都表现得很突出。小城镇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固有产物。在农村城镇化建设初期，许多地方对小城镇的功能、性质和定位的认识还不够清楚，把握还不够准确，只追求面积扩大，盲目向外扩张，有的甚至放弃已经形成的原有集镇，重新征地建设新城镇。这样就使得城镇建设用地的集约化程度降低，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使农村人与地之间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
4.地面沉降。由于城镇地域建筑物密度的增大,以及城镇排水系统等地下设施的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雨水向土壤的渗透；再加上人们对地下水的过度抽取，导致了地下水位的不断下降，进而引起了地面沉降。地面沉降的程度越大，其沉降区的分布范围也就越大。地面沉降不但可造成地面标高的损失，以及河道行洪能力的下降，而且还可造成房屋破坏、地下管线扭断破裂，进而对当地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5.土壤污染。由于城镇土壤分布多呈现零星分布状态，面积相对小而孤立，土壤的生态系统较为封闭，物质循环与转化过程较为单调和缓慢，土壤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较少，因而其污染物代谢和降解功效，以及环境载荷能力相对较低。当城镇频繁的人为活动所产生的大量固体废物进入土壤，一旦超过了土壤的自净能力，就会造成土壤污染。因为有机废物是可以分解的，而无机废物如不加以处理就会永远侵占我们的土地资源。
6.乡镇工业污染。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城镇环境污染也正在从点到面、从局部向整体蔓延。从目前的情况看，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这是与乡镇工业的粗放式经营有密切关联的。工业生产活动在城镇地区的集中，如果治理不周，工业企业所排放出来的废水、废物、废气和废渣等污染物会在一个位点上集中。当这些污染物排放超过自然系统本身的净化能力后，就会产生环境问题。
7.生态环境恶化。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镇的生态环境。由于城镇建设规模的急剧扩张，使得城镇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速度难以跟上城镇发展的需要。到现在，一些城镇尚无系统排污管渠和集中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大多是未经处理而就近排放；有的城镇其生活垃圾还主要采用的是露天堆放等简单处理方式。而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和随意堆放的固体垃圾，极易对城镇周围的环境造成破坏。 二、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环境恶化的成因
1.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目前大部分城镇都坚持“城镇要建设，规划要先行”的方针。但也有些城镇的建设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指导，盲目追求“高、大、新、全”，从而导致城镇建设摊子铺得过大，城镇布局有些零乱、土地配置有些失当、功能分区不太明显，不仅给城镇的管理带来不便，而且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加大了城镇环境的治理难度。城镇规划布局的不合理，直接导致了城镇生态环境的恶化。
2.缺乏环保意识。城镇环境保护是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能，但一些城镇人民政府却往往忽视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导向，未把环境保护工作放到应有的地位来加以重视。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传统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仍未从根本上改变。重开发建设，轻环境保护；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盖厂兴镇不治污，毁林建房不绿化的现象在一些城镇依然存在。更有些人误以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随意利用之物。
3.自然资源的过量利用。自然资源能否合理利用将直接关系到环境保护的成效。在人类将自然资源加工成产品、又将生产排泄物返回到自然环境中去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如果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使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那么生产排泄物将会积聚过多，就可能会造成污染。反之，如果能够循环、综合地利用自然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转化率，那么，其生产排泄物就必然会减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从而也就相应地会减少。
4.环境监控能力薄弱。一是现行环保法律法规缺乏强制手段、操作性不强，排污收费和违法行为处罚标准偏低，在客观上造成了环保执法难的问题。二是环境管理体制无法适应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环境管理的工作机制不健全，对外无法有效行使统一监管职能，对内无法形成上下联动、协调一致的局面。三是环境执法能力建设薄弱、执法装备落后，也严重影响了环境监控的正常进行和环境执法效能的提高。
5.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与城市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相比，小城镇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明显滞后于小城镇建设。相当一部分城镇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的建设发展速度不相适应，跟不上城镇环境保护的需要。垃圾和污水的收集处理能力不强，清洁能源的使用率不高，使一些常规技术很容易解决的诸如烟尘、污水、垃圾等污染问题难以得到解决。
6.城镇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不协调。一些城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效益往往见效快，而且效果比较明显；而生态环境效益则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累积性。一般说来，经济效益容易被人们所重视，因为它与人们的自身权益直接相关联。但如果只是追求一定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相应的生态环境效益，往往就会适得其反。
7.城镇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不足。在环境保护人员投入方面，目前城镇环境管理人员的编制还偏少，特别是在环境监督第一线的基层环保力量更显薄弱，远远不能满足城镇环境管理的需要。而且，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人员又多半是从其他管理部门和技术岗位上转岗而来。在环境保护财力投入方面，政府、企业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也显不足。可以说，环境基础设施不健全，直接制约和影响了城镇生态环境的改善。
摘要：我国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城市发展落后，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是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起点。边疆地区不能步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后尘，而应在发挥比较优势和加强产业特色的基础上，走培育中心城市、构造个性鲜明的中小城市及发展边贸口岸城镇三结合的城市化道路。
关键词：内陆边疆；城市化；边疆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但由于地区之间社会经济、文化的差异较大，加之改革开放后采取倾斜发展战略，使得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超常发展。目前，这一地区已经形成了城市群及城市带的发展格局，并出现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势态。相比之下，内陆边疆省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无论在城市规模和功能上，还是在城市效应及布局上，都还需要极大地提升和加强。
一、内陆边疆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化现状及成因分析
所谓内陆边疆是指既有法定国界，又有直接国土相邻的国家，且位居国界线内侧并包括一定内腹地的经济社会区域。我国的内陆边疆地区是特指我国沿边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新疆、甘肃、西藏、云南、广西，这9省区在地缘上同俄、哈、吉、塔、蒙、朝、越、老、缅、印、不、锡、尼、巴、阿15个国家国土直接相邻。辽宁和广西因兼有陆地边境和海岸线，又属于东部地区，故不在此文研究范围内。
1.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及城市化现状
从经济状况来看，根据1999年统计数据，7个边疆省区的固定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社会商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0%、外资投资额占全国外资总额的1.8%。虽然在上个世纪末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及2003年开始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行动，但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总量与结构来看，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普遍状况是经济总量较小，国有企业比重偏大，非国有企业比重偏小，合资及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三次产业的比重除西藏以外，基本上呈现出“二、三、一”的结构，并以传统工业为主体，同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相比较，这些地区的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过小，第二产业中附加值高的工业产品所占的比重较低。
从城市发展状况看，该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省有吉林、黑龙江和内蒙。这其中主要是农垦、林区、矿区人口比重大等原因及“县改市”、“乡改镇”等行政区划变动导致城镇人口增加。从城市数量和规模看，见下表：
从表中可见，人口超过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只有2个，城市稀缺，大中城市过少。与沿海地区相比，小城市数量较少，规模过小。这种大、中城市过少，城镇布局松散、规模过小的状况，使得城市的聚集效益低，对经济的拉动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得不到有效的积聚和合理流动。
2.影响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近代工业大多产生在东部地区。解放以后，由于历史、国际国内政治态势的种种原因，人们总是把边疆等同“边境”、“边防”、“国防线”，其着眼点仅仅是它的政治方面，强调“屯垦戍边”、“巩固边防”、“保卫边疆”等政治的和军事的地位，而把经济价值放在极其次要的位置。加之地处边缘、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信息缓滞等客观因素，就使我国广大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长期陷于落后境地。
从政策上看，解放后，中央政府出于平衡布局的考虑，力图改变过去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更由于战备的需要，加强了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形成了一批内陆工业基地，如“一五”期间的156项工程和694个项目中，在甘肃就有16个。在106个民用工业企业中，东北有50个。然而，由于这种倾斜投资大多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项目，缺乏辐射力以致未能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心，其吸收就业和带动经济整体发展的功能较弱，以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的功能差距一直没有消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东部地区依靠特殊政策和率先改革的优越条件加速增长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却相对落后了。
从所有制结构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公有经济，而东部地区历史上本来就是具有较好的乡镇企业基础，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又为这一地区引进外资和港澳台资金，以及建立三资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而边疆省区的经济主要是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为主体，所有制结构改革滞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较低，没有出现东部地区国有经济、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三足鼎立的增长局面，与东部地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差距。
二、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对这两个地区城市化道路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和把握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规律。
长江三角洲城市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10，特大城市有上海、南京和广州，大城市5个，中等城市11个，小城市25个。从整体而言，该地区城市密度大，大中小城镇分布比较合理，彼此形成了密切的社会、经济、生活、文化联系，呈现城市带的雏形，空间布局上已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城镇主群。该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加快了小城镇的发展步伐，实现了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市民化的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转化。另一方面，就是大城市的拉动作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正在构造上海国际金融、贸易和信息中心的大部分都市面貌，而把传统产业、传统产品转移到了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岸地区，形成物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交流的互补、互利、互动的统一市场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乡镇企业成为城市工业的配套与补缺，改变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有力支援了农业生产，并为中小城镇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长三角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乡村社区自身的力量筹集资金，与大中城市的经济、科技、文化辐射相结合，促进城市化和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城市在人口素质、技术开发能力等方面都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自我发展能力强，其城市化运行机制属于内发式。另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15个城市市长联席会议和沪、浙、苏三省、市的常务副省(市)长的沟通渠道和机制已初步形成，从而该区域一体化进程将进入快车道。
改革开放前，珠江三角洲是典型的农业地区，城市化水平很低，发展速度也很慢。1978年，珠三角只有5个城市和32个建制镇，城镇密度很低，每万平方公里只有9个城镇。目前，该地区城镇体系包括特大城市广州、大城市深圳、中等城市5个、小城市18个，以及建制镇401个。城镇星罗棋布，密度达到100个/万平方公里，城镇间的平均距离不到10公里，有些城镇的建成区已连成一片。该区面积占珠三角的总面积不到1/3，但却集中了珠三角一半以上的总人口和3/4的城市人口，以及超过3/4的GDP。
与长江三角洲不同的是，珠三角城市化的动力不是来自区内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扩散，而是由大量外资快速推动。这些流入的外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投资者由于成本因素区位选择倾向于小城镇，不仅有效推进了小城镇的发展，而且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联度大大提高，市镇之间通过地理毗邻、产业关联等一系列因素而形成都市区域。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由75%左右迅速下降到30%左右，不仅本地农业剩余劳动力为非农产业全部吸收，而且还吸纳了2 000万外地劳动力，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外资主导型区域非农化过程中，珠江三角洲这种自下而上的、以农村城镇化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是建立在港澳台及外资推动下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
三、边疆内陆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可行道路
我国东部地区城市群及城市带的形成和发展，从本质而言就是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要素在一定的空间聚集以形成规模效应，而城市就是这一重要的载体。城市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财富生产效应。
众所周知，21世纪的经济集中表现为城市经济，经济竞争集中表现为城市竞争。提高城市化水平，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才能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我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在市场化和工业化等方面的发展与东部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可以说，边疆地区的落后就是城市经济的落后，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就成为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起点。
首先，以培育优势产业带动区域中心城市
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一个区域内总有一二个增长极的超常规发展，从而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联动发展，如深圳、珠海的迅速发展对珠江三角洲以及整个华南地区的带动效应；上海浦东的崛起对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带动效应；厦门对闽南三角洲的带动效应。我国边疆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物质技术基础薄弱，交通不便，城镇化水平低，缺乏具有辐射能力的产业和中心城市。根据区域经济理论，中心与外围地区的发展关系在现实经济中也就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动的关系。因此，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必须沿着中心地与外围地的发展逻辑，以现有的中心城市为发展极，培育支柱产业，重点投入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要素。
如何吸引这些要素流入边疆地区呢?
一是借助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的机会，采取跟进策略，向发达地区让出来的产业扩展。边疆地区有资源、人力、市场、工资成本低等优势，而东部沿海一带有资金、技术、人才的优势，目前正在寻找出路，让出原来的主导产业，向更高的主导产业转移。要根据优势互补的原则，通过与发达地区的产业合作，发挥资源、技术、工业基础等综合优势，利用“后发优势”，使边疆地区在东南沿海地区目前的水平上起步。
二是利用边疆地区现有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发展与邻国的互补经济。边疆地区不可能“克隆”东部地区已走过的发展之路，如广东的外向型加工业；苏南的与城市大工业协作配套的产业；温州模式等城市发展道路。边疆地区只能因地制宜地对外开放，而与邻国发展互补贸易是当前一种有效方式。例如，北部边疆地区包括黑、吉、内蒙，面对的是俄罗斯远东、蒙古共和国及朝鲜，因其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重点应建设农、副、土特产品的生产基地及加工工业基地。同时，可以充分利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周边国家广泛开发经贸往来；西南边疆地区包括西藏、云南，面对的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特别是云南省要抓住湄公河开发的机会，与东南亚各国开发多种经济形式的往来；西北边疆地区包括新疆、甘肃两个省区，面对的是独联体的中亚和西亚地区。这两个地区工业基础都比较薄弱，应利用新欧亚大陆桥的陆路通道带动经济发展。
三是借助西部大开发和老工业基地改造，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在实现外开内联双推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党中央提出的推进西部大开发和对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两大战略机遇。随着西部重点工程的全部实施和基础设施条件的不断改善，激活西部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存量向西部流动，从而有利于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同时，又带动包括云南、甘肃等省在内的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要借助国家政策及资金倾斜，抓住机遇，大力调整工业结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及城市功能的转换，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振兴东北地区的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其次，以边贸带动边境口岸城市的发展。
外向型经济一直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珠江三角洲是利用外资的海外销售关系，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利用其成本和质量优势，打开海外市场。那么，边疆地区必须发展边贸经济，以口岸城市为切入点，建立贸易网络及产业带，大力发展外向经济。
在我国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发展边境贸易，至少拥有地缘上的、资源上的和口岸上的得天独厚的三大优势。如黑龙江省边境开放城市以边贸为突破口，以贸促工，以贸促农，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开发资源，建立起黑河、绥芬河等各具特色的、不同规模的外贸出口体系和生产基地。
最后，以地域经济带动特色中小城市。
一个城市可以构筑多种产业功能，但从城市本性来看，只能突出一两项主功能，形成一两项强势产业。今日的城市经济竞争，其实是城市优势产业并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品牌的竞争。“大而全，小而全”就会缺乏鲜活个性与特色。城市的经济建设必须走特色化发展之路，这样才能形成“名城效应”，才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边疆地区经济不仅具有边贸性，而且还有浓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因而，应该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包括旅游业、民族手工制品、民族土特产品等，这些产业应成为各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支柱产业。边疆地区的城市化还应该走上发展个性化城市或者特色城市的城市化道路。纵观世界上知名城市，无论大小无一不是产业特色显耀、城市个性鲜明的功能城市。可见，城市的魅力不在其大而全，而在于其特色和强项。
总之，边疆地区不能步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后尘，而应根据本地区的特点，走培育中心城市、构造特色中小城市及发展边贸口岸城镇三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形成相互关联的产业带及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在地区之间乃至全国的流动机制。避免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方的产业结构趋于雷同化，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正如一些城市问题专家所指出的，中小城市的城市化在于做精，重点是城市的特色化和专业化，也就是在特色化的产业和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的规模效应及综合功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与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在产业链上的整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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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振光，宋平.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与协调[J].国外城市规划，2000(5).
你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可能不是几句话就能解决的，涉及面太广。
农村劳动力剩余是显然的，人口城市化是必然的，但是这个不能依靠计划解决，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解决劳动力转移，解决就业以及相关的人事、民政福利政策，才能逐步有效的实现人口城市化。
后续我还也继续研究人口城市化相关问题。下面是我看到一篇不错的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21世纪的中国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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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要让一部分农民进城，但又不仅是让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通过进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结构的改变，使他们能有尊严地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镇中的现代生活。
城市化不是简单地等于城市建设数量增加，而忽视产业结构的优化，自然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城乡协调发展。更不能是只顾城市，不顾农村。
城市化要建立在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且要市场主导，政府有效引导，二者有机结合，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有效保证。城市化不能盲目攀比，不能不顾条件，一味追求速度。
■大势观察■朱铁臻
21世纪，我国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新时期，也出现了许多值得研究和关注的新问题。
一、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
中国是在农业人口众多，耕地资源十分有限，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总体脆弱的情况下推进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1950年到1978年的28年，城市化率由11％增加到18％，增加了7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28个百分点。属于慢速发展的城市化阶段，自1958年起实行严格的户口改革，限制农村人口进城。从1978年到1998年城市化进入稳定发展时期，1998年城市化率达到33．35％，20年间平均每年提高0．77个百分点，中国的城市化开始进入了快速的发展时期。从1998年到2005年，全国总人口从12．47亿增加到13．075亿，城市化率提高到43％，年均增长1．42个百分点，城市人口达到5．63亿（其中主要是有统计口径变化的因素，实际不可能有这样的超高速增长）。
未来15年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据预测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达6．5亿左右，城市化率将达到47％，平均年增长速度为0．8个百分点。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左右。如果届时全国总人口将达到14．7亿，城市人口将是8．4亿，农村人口6．3亿。
从历史角度看，我国人口历来是流动的，不是固定不动的，不少城市就是移民城市。比如上海过去比较多的是宁波人、苏北人，真正的本地人没有多少；深圳就更不用说了，绝大多数是外地移民。实际上我国解放初期，人口也是自由流动的，直到1958年开始，才把户口管死了。人力资本的发展主要就是靠流动。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发展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不仅对中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将会大大推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为巨大的人口迁徙和生活方式的变更，而且必将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对于世界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都有历史意义。
二、走出城市化认识的误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城市化的概念、内涵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大多数根据不同的学科和自己的专业作出不同的解释，这种争论还会长期进行下去。为了更好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使其健康发展，正确把握城市化内涵，提高认识是完全必要的。尤其要走出当今城市化认识上的误区。
（一）城市化不是简单地等于农民进城。即，城市化≠农民进城。
城市化是要让一部分农民进城，但又不仅是让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通过进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结构的改变，使他们能有尊严地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镇中的现代生活。国际上通常以居住在城镇内的人口总数占该国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市化水平，这在操作上比较简便，也利于横向比较，但这种城市化的内涵缺乏全面性，容易产生重城市化数量，轻城市化质量。城市化过程最重要的应通过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吸收他们进城市定居，改变生活方式。城市化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不是单纯的人口城市化。进城的农民，不仅当做外来的劳动力，而且要当做城市居民、城市的主人，并逐步达到减缓城乡收入差距的长远目标。同时城市化还包括农村生活方式的变化。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现象。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不能在城镇定居，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解决，还可能出现新的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这正是城市化质量不高的表现。
（二）城市化不等于城市建设、城市无限扩张。即，城市化≠城市建设与扩张。
现在有一股风，一说加速城市化，就是加快城镇建设与扩张。城市无限扩大，小城市要迅速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要加速变成大城市，大城市要尽快成为特大城市，甚至国际城市。
城市化必然会促进城镇发展和规模扩大，但是，城市化不是简单地等于城市建设数量增加，而忽视产业结构的优化，自然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城乡协调发展。更不能只顾城市，不顾农村。不能只建设城市，而不建设农村。所以，城市化既是城市的事，又是农村的事，中央十分强调城乡统筹。在城市化开发度达到中期和工业化程度较高时，必须及时将城市化战略转移到以城市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城乡统筹发展。在不降低城市生产力的前提下，降低城乡二元结构系数，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公平，补助农业，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增收。要从政策导向、物质支持、资金倾向、项目带动等方面对农村实施全方位的反哺。
（三）城市化不是越快越好。即，城市化≠越快越好
城市化是一个渐进的自然历史过程和经济社会转型过程。城市化要建立在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且要市场主导，政府有效引导，二者有机结合，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有效保证。城市化不能盲目攀比，不能不顾条件，一味追求速度。要知道城市化速度越快，出现的问题会越多。城市化要由经济发展水平，就业岗位的增加来决定。过分强调城市化率会带来巨大风险。大量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岗位，会带来生活、社会、环境、治安等一系列问题。我们要避免拉美和非洲部分地区的过度城市化教训，加强城市化过程的宏观调控，要扎扎实实地推进速度、规模适度的高质量的城市化。
总之，城市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人口集中只是城市化的表面特征，经济结构转换，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更才是城市化的内在动力和实质内涵。而广义生活方式（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组织、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价值观念等）的变更则是城市化的综合结果。城市化是伴随着经济增长、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发展过程，是经济生活空间的转移、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国民意识和生活模式的重大转变的文明过程。城市化的对象不单是城市，也包括农村，也是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逐步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与区域的发展也是紧密联系的。
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战略和动力机制
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要有正确的战略指导和寻求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战略方针，这种战略也有人称之为体系化战略。即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结构有序、优势互补、功能配合、共生共进、和谐高效的城市化体系。体系战略，它有利于吸纳更多的非城市人口，有利于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有利于不同人的需求及其对不同类型城市的自我选择。
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十五”城镇化发展规划中，在强调把“发展小城镇作为推进城镇化重要途径”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根据世界经验，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超前发展是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大城市、特大城市是现代化的主体，是国民经济的精华所在，也是一个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支撑力量。当前，我国大城市的发展还有一定的空间，特别是中西部省区还缺少足够的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所以，适当增加大城市的个数及其比重是必要的，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不能过度发展，城市规模不是越大越好，盲目扩张会带来许多负效应，如房价高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治安恶化等多种“城市病”。
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有条件的中小城市，合理地扩大规模，发展成为适度的更优城市也是必要的。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要求 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划下得到合理发展。
选择和确定国家、地区的城市化战略，一定要符合国情和所在区域的实际情况，走低成本、节约型、空间布局“紧凑型”、集约化的协调发展之路。不要片面追求城市化率，追求过快过大的城市规模扩张，追求高、大、洋、国际化等，导致无序扩张，大量损耗资源，包括土地、自然空间等。中国绝不能走高成本、浪费型的城市化道路。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建立完善的节约资源的体制和机制以及节约资源的法规、标准和监管体系，实现和谐的城市化。
城市化战略最重要的纬度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城乡利益的“共赢”。这虽然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但又必须是坚定不移的。21世纪的中国城市化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的城市化之路，既不能直接和变相地剥夺农民利益，大搞“圈地运动”，实现城市化的“原始积累”，也不能听凭“城市病”蔓延，牺牲城市生活质量，更不能步入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的陷阱。
城市化离不开工业化，但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不仅是靠工业化，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要建成制造业中心，而是同时需要依赖于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是以新型工业化作为主要推动力量，但当人均GDP3000美元以后，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上时，第三产业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将会起到主导作用，成为城市化深入发展的后续动力。同时要与基础设施的布局、水资源的分布、人口和资金流动的方向等相协调。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做好规划，处理好城市发展容量与土地利用、新老城区建设的关系，创造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
中国当今的城市化不能单纯以数量扩张为主，要十分注重质量。而提高城市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改善人居环境，我们有一段较长的艰苦的路要走，不可能一蹴而就。
内容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是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也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城市化 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涵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想和思路的集中体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理念，是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进一步促进农村城市化的新举措。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同时，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生产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加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发展循环农业。
生活宽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稳定、完善、强化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加强扶贫开发工作。 乡风文明—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繁荣农村文化事业，加强县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扶持农村业余文化队伍，鼓励农民兴办文化产业，开展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村镇创建活动。 村容整洁—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在适宜地区积极推广沼气、秸秆气化、小水电、太阳能、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技术；以沼气池建设带动农村改圈、改厕、改厨；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引导和帮助农民切实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问题，搞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改善农村环境卫生。 管理民主—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在全国农村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阵地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健全农民自主筹资筹劳的机制和办法。 可以看出，“十一五规划的论述概括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要实现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市场化，实现农业的新型工业化、产业化、企业化，实现农村的城镇化，农民成为与城市居民具有平等身份的社会成员，这些都应该包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中。 实行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化、工业化、企业化，最终结果是大大节约了农业生产的成本，节约了劳动力，这样就会产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而农村富余劳动力要靠工业化和城镇化来吸纳。农业现代化的结果是，传统农业和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脱胎换骨，变成现代化的、社会化的、市场化的农业。一部分农民成为新型的现代农业的经营者、劳动者，一部分农民成为工业和其它产业的经营者、劳动者，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现代城镇居民。农村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这也正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城市化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城市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由农村向城市不断转移以及城市空间不断扩大的过程，包括基础设施的配套、城市功能的健全、生活环境的改善、社会经济的发展等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人口、用地规模扩张，城市化需要坚实的经济作基础，兴旺的产业作支撑。既有数量的扩大，又有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全方位、多元化、多层次的综合过程，更是逐步的、渐进的过程，需要长期艰巨的努力。 推进城市化要积极稳妥，既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又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经济基础，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与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 我国建国至今，在不同的时期城市化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起步阶段(1949-1957年。这是我国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现的时期。围绕着156项重点工业项目进行的工业基本建设，吸引了较多农民进城镇和工矿就业，一批重点城市扩建，城镇人口增长极快，从1949年的5765万增加到1957年的9949万，平均每年增加523万人，城市化水平从建国时的10.6%增至15.4%，平均每年提高0.6%。
剧烈波动动荡阶段1958—1965年。这段时期国民经济大起大落，工业项目上上下下，这种国民经济的剧烈波动极大影响了城市化的发展，使其呈现出动荡起伏的特征。
停滞阶段1966—1978年。这一阶段正处于政治动荡，极左思潮泛滥的“文革”时期。由于有效需求缺乏和政治运动的影响，使国民经济遭受到极大的破坏，城市停工停产，工业扩张无力，无法吸收城市自身的就业人口，非城市化的思潮达到登峰造极。
稳定发展阶段1979年-2002年。1979年至2002年，是我国城市化稳定发展时期。 这一阶段开始，由于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城市人口增加较快。此外，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重新认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出现了巨大转变。农村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出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镇打工、经商，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增长。
高速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2002年的十月，第十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一步推向高潮。笔者认为，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被明确写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更使得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进入了一个独特的高速发展时期。 十六大之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眼光仅仅集中在城市的建设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方面，忽视了农村在城市化发展中极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农村的推力更是不容忽视。十六大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极力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系列重农、惠农政策，从而把城市化的发展重心转向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倡导农民生活方式城市化方面。这首先从理论上符合了城市化的定义：即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的变化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的过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的定义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它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城镇人口不断膨胀，城镇数目不断增加，用地规模不断扩大，农业用地逐渐转化为城市性地域；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不断提高；城市文化和价值观念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并在农村地区不断扩散和推广，城乡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断得以改善并逐步实现现代化。 因此笔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一致的，它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经阶段，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城市化之路。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必将带来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质量的显著提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我国城市化的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然要求。 城市化的发展归根结底是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使之在第二、三产业就业，从而提高城乡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加强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使城市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容量和辐射力；改善农村的环境和基础设施，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进一步缩小城乡的各种差距……而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既有来自于城市二、三产业的拉力，也有来自农村的推力，尤其对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忽视农村在城市化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将给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而要消除这种不良影响，使我国的城市化顺利发展，就必须重视农村的建设。目前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正适应了城市化发展的这一必然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 从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轨迹来看，城市化的发展呈现出由不平衡发展趋于平衡的规律。在某种形态的城市化开始时，是在首先实现突破的地方取得发展，然后再向更多的地方铺开。当一国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时，也是先从经济发达地区实现迅速发展，再逐步向经济后进地区铺开。例如英国于18世纪后半期首先实现工业革命，到1850年其城市化水平已达到50%。1900年，当世界城市水平为13.3%时，英国则激增至78%。直到20世纪后半时，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才发展到与此相当的水平。
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如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化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随着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指导思想的全面实施，，这种东西部城市化水平的极度不平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我国的城市化也必将进入一个高速的、趋于平衡的、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我国的城市化率要提高，就必须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到城市中来，从而提高城市人口的比例。而目前我国城市现有的吸纳能力和就业岗位根本不能满足大量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即通过推动农村经济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农村二、三产业的大力发展，就地吸收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并改变这些农村地区的面貌，使之成为城市地区；我国城市化的质量要提高，不仅要注重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必须保证农村地域在向城市地域转变过程中的质量，以及新转化为城市居民的那部分农民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而这些技能和素质的提高要靠进入城市之后去学习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们必须在进入城市之前就得到培训。 由此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由不平衡趋于平衡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王伟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N].学习时报，2006 2.颜昌成.推进城镇化应走内涵式发展之路[N].中国建设报，2003 3.余戎,罗清萍.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偏离以农民为本的表现及其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 2005
广东高要“进城”：一个中小城市的城镇化样本
城镇化被作为今年扩大内需的一个着力点
粤每年需推动近八十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
双转移背景下的中小城市，如何应对这一特殊的人口迁徙？
高要“进城”
一个中小城市的城镇化样本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别于以往的一大内容就是强调推进城镇化。
会议提出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并将城镇化作为今年扩大内需的一个着力点。
在广东,来自省住建厅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我省的城市化率为63.37%,高于全国45.70%的平均水平。不过《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到2020年,我省城镇化水平应达到80%。
这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广东城镇化率须每年提高1个多百分点。也就是说,我省每年需要推动将近80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
如何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稳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并通过城镇化拉动内需,成为了摆在广东面前的一大课题。
最近,一份有关肇庆高要推动城市化的调查报告,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的重视。高要———这个既位于珠三角、又属于山区的县级市———通过产业集群和人口集聚推动城市化的先行先试,或许能给其他地区推动城镇化带来一些启示。
高起点规划打开城市框架
城乡规划编制花了2000多万元
走在高要城区,不时可以看到一幅大型规划图———《高要市新城区概念性规划》。在这幅图上,高要旧城区仅仅占了一个角落,而江滨新区和西江新城两大新城区则占据了绝大多数面积。通过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新规划的高要城区面积从原来的18.5平方公里扩大到38.8平方公里；不久前西江新城纳入规划后,城区面积将达到50平方公里。
站在离旧城区不远的象山之巅望去,与肇庆端州区隔西江而望的高要旧城区背后,有一片群山环抱的腹地,新兴江从中穿流而过。从3年前在同一位置拍摄的照片来看,当时这片腹地主要仍是荒地和池塘。而现在,崭新而整齐的住宅区已经占据了其中的大部,这就是高要“一河两岸”的江滨新区。
高要市市委书记武临黔说,虽然高要山多平地少,城市规模先天受限,但通过适度超前的科学规划,高要拉大了城市框架,而通过交通、市政设施的建设,先天的地理障碍将被突破,旧城区将与新城区联结成片,城区面积也将比原来扩大近3倍!
美好的蓝图背后,是对规划的高度重视和大量投入。
高要当地一位官员向记者透露,在高要市的大大小小会上,主要领导总是反复强调“规划”二字,“有时候,哪怕只是一个邀请专家提意见的小会,他们都会亲自参加”。从2006年以来,高要仅投入城乡规划编制的总费用就达到2000多万元,这种大手笔的规划即使在珠三角地区也不多见。目前,高要除城区以外,3个中心镇、12个建制镇和6个主要工业园区、50平方公里的生态旅游区也都已完成了总体规划。
省委政研室的报告指出,城市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高要如果没有通过高起点的规划,快速拉大城市框架、拓展城市空间,就不可能产生对人口的吸纳集聚能力。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 从“金陶园”到“金淘园”一字千金
工业化是推动城镇化的必由之路。
省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宋劲松表示,珠三角地区城镇化率能够达到80%多,远远高于东西北地区,与其发达的制造业密不可分。工业化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吸纳了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与专家的想法不谋而合,立足工业化推动城镇化,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成为高要推动城市化的重要抓手。
高要布局有金淘、金盛、金渡、西区、禄步、活道六个产业集聚基地和白金龙工业带的“六园一带”。“六园一带”工业园区落户企业550多家,引进资金300多亿元,成为引领全市经济发展的高地。
在高要还流传着一个通过主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故事。
金淘园区原规划为承接珠三角陶瓷产业转移,当时,金淘的“淘”其实还是陶瓷的“陶”。陶瓷产业占地大、单位用地产出少,2006年,高要对园区进行了战略性调整,收回了5300多亩原用于发展陶瓷产业的土地,并招商引进了高分子材料、不锈钢等产业。就此,园区从单一的陶瓷产业园转型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多元化现代产业园,土地价值比原来提高数倍。“陶”字顺理成章地改成淘金的“淘”后,这个故事也就被戏称为“一字千金”。
园区负责人介绍,金淘园区现有企业全面达标达产后,年产值将超过200亿元,这就相当于再造一个高要的规模工业。金淘园区所在地———金利镇有关负责人还介绍,得益于园区经济的发展,金利镇城区面积从2003年的4.8平方公里,扩大到目前的20平方公里。在镇区的15万常住人口中,外来工占到了7.2万人,已经超过了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达到54.95%,远高于高要全市平均水平。
高要市市长徐敏坚表示,工业化带来的不仅是就业机会,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经济总量的大幅增加,高要也不可能有能力推动大规模的人口集聚。
引进品牌房企带动人口聚集
珠三角和本地房企纷纷闻风而动
李先生是高要市政府的一名普通公务员,过去一家三口都住在与高要城区一江之隔的肇庆端州区。不过前年,他在高要城区买了一套商品房,举家搬了过来。李先生说,过去高要几乎没什么楼盘,不过近几年新楼盘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原来我就想换套大点的房子,正好现在高要选择多,而且房价比端州还便宜。搬过来后,上下班也方便多了。”
这种变化源于高要近年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采访中,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认为引进碧桂园和祈福两大知名房企,对提升高要房地产业整体水平,起到了关键的辐射带动作用。
2006年7月,碧桂园拿下象山前的一块荒地,兴建一批商住楼和别墅,2007年开盘后,销售畅旺。随后,祈福集团也顺利进驻。目前,碧桂园和祈福集团在高要共有3个项目,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进驻,使得珠三角和本地的房企闻风而动,一批优质楼盘冒了出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周边市民到高要安居置业。
来自于佛山的乐添房产经营有限公司营销总监罗壮志介绍,早在2006年以前,乐添公司就进驻了高要并建有乐添大厦项目。“当时,几个月都卖不出去几套。而2009年我们公司的新项目丽景花园,预售仅几百套,一开盘就卖完了。”
目前,高要城区在建楼盘17个,施工面积达134.89万平方米,是几年前的10多倍。2009年1-11月,高要城区商品房销售面积37.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98%。预计全年可达到40万平方米,增长200%。此外,目前来自高要以外的购房者已经超过五成。其中,来自肇庆端州城区的购房者更是占了很大部分。
房地产业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人口的集聚和服务业的兴旺。仅碧桂园进驻高要的消息传开后,一批在肇庆端州城区从事饮食娱乐业的业主,就纷纷出动到高要城区收购临街商铺。据统计,2009年全市饮食业、娱乐业、商贸业的从业户数以及个体工商户均是2006年的2倍多。 推动城市化还需要做什么
视点1 “让已经进入城市的人能有更加体面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居住条件,使他们能在城市定居下来,并且逐步享受到城里人的福利”
城市化从根本上说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通过提供就业机会把农村人口吸引到城市是城市化的必备条件,但也只完成了城镇化的第一步。
以珠三角为例,珠三角目前大约集中了全省80%的GDP,但人口却只占到全省的一半左右。省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宋劲松指出,这就说明了有20%-30%的人口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他表示,城市化的核心就是要让已经进入城市的人能有更加体面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居住条件,使他们能在城市定居下来,并且逐步享受到城里人的福利。
目前,我省共有外来人口约3000万,他们多数从事一些较为低端的工作,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相比有相当距离。有限的收入使不少外来工大有身在城市却被边缘化的感慨,揣着微薄的收入却不敢消费。宋劲松表示,城市化的进程中,既有拉力也有阻力。“拉力是指城市中就业、生活、服务的吸引力,阻力则是城市生活成本高、城市对劳动者技能的高要求等等。”以高要为例,前年高要实现农村教师收入与公务员相当后,镇级中小学教师人均月收入从2006年的1342元提高到现在的4139元,增长2倍多,农村教师因此开始有能力到城里买房。可见,收入的提高将大大增加拉力,对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扎根,起到了关键作用。
让农民进入城市并斩断土根,还要保证他们有稳定的生计来源,有更强的职业技能。宋劲松认为,工业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互配合、同步发展。农业现代化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这将推动更多农民去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与此同时,也要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使他们获得在城里生活的技能。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也是推动城镇化的下一项课题。省委政研室有关专家指出,改革户籍制度,在制度上保证农民工从城市“边缘人”转变为“新市民”刻不容缓。
从1月1日起,我省开始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居住证持证人在同一居住地连续居住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满七年、有固定住所、稳定职业、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依法纳税并无犯罪记录的,还可以申请常住户口。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指出,在户籍制度短时间内不可能取消的情况下,以居住证取代暂住证适度消弭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差异,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伴随着居住证制度的推行,非户籍人口的福利待遇也将随之提高。1月1日起施行的《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规定:流动人口在广东按规定享有职业技能培训、公共就业服务、传染病防治和儿童计划免疫保健服务等七大类公共服务,办理了居住证的流动人口还可以享有在居住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等四大类公共服务。不过即便如此,基本公共服务的享受待遇,非户籍人口与户籍人口相比仍有不少差距。宋劲松指出,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与小城镇的财力有限有相当关系。未来,必须强化中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的公共财政能力和它们对于公共服务供应的水平。
“双转移”:城镇化好途径
视点2 “偏远地区的劳动力就近进入自己所在县城或中心镇就业,原来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都不会有太大改变,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阶梯”
高要推动城市化的做法激发了省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宋劲松的兴奋点。在接受本报的专访时,宋劲松侃侃而谈。他不仅点评了高要城镇化的经验和启示,还为广东推进城镇化出了不少点子。
记者:实际上我们看到,高要的主要做法就是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促进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正好就是“双转移”的内容。
宋劲松:是的,“双转移”是推动城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在现代产业体系中相对落后的一些产业,需要腾出去为发达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空间,但这些产业本身对社会发展是必要的,它需要寻找一个新的空间,这个空间可能就是欠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来说,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为当地更多农民提供就业机会,这就能让农民就地城市化,让农民更多地向县城和中心镇工厂转移,找到新的就业岗位,开拓视野。当人口集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有完善的服务设施跟进,这些人的存在对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提高人口素质都有积极意义。
当然,偏远地区的劳动力要一次性进入中心城市有比较高的门槛,但如果就近进入自己所在县城或中心镇就业,原来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都不会有太大改变,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阶梯。因此借助“双转移”的东风,能够更好地促进农民城镇化的第一站、桥头堡———中小城镇的发展,这能够大大降低城镇化的门槛和阻力。
记者:促进城镇化,您有什么建议呢?
宋劲松:首先,适当的行政整合是必要的。很多建制镇甚至是县城承接产业转移和推动城镇化的能力还很有限,所以能不能考虑对于小城镇进行一次整合,也就是行政拆并,将几个小镇变成一个大镇,大镇里面重点培育它的产业发展,强化它的城市功能、管理权限,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做的。我们应该慢慢地对小城镇的布局进行一次梳理,使更多的小城镇既能够成为行政管理的中心,又能够将经济中心和服务中心的作用结合起来。
第二,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要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扶持城镇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应该是对这些中小城镇污水治理、垃圾处理、空气治理等环境治理设施作硬性要求。
第三是城市之间可以考虑结成联盟,类似现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推行的对口帮扶一样,两地都能从中得到益处。在对口帮扶的过程中,可以形成发展生产的链条,比如大城市主要从事产业研发、提供生产性服务等；而中小城镇则是“制造业的厂房”,并且能共享一些税利。这些机制在对口帮扶的过程中要逐步健全,这也是进一步推进双转移要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