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到了现代社会，在中国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我们开始了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映，并在很大程度上调整传统文化。然而，这样的反思，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向前发展。前进的障碍，有时甚至倒退。因此，鸦片战争到年底160年，但反映的传统文化仍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下，在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也使许多人感到疑惑的大奇。
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如此的困难，也有不利的政治环境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的政治家的思想和文化的角度来看是比较保守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容易产生心灵的共鸣。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有一定的向前突破，也将永远是一些甜头的特权政治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要打击与政治权力。现代一些军阀，在全国大肆宣扬孔子的崇拜吗？了解思想和文化，但也干涉的思想和文化，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
传统的中国文化，一个复杂的，是原因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多年的历史。很长一段时间，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应该补充一点，这样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有很多好东西。有很多事情糟粕。往往是在一个混合的精华与糟粕。这使人们感到困惑：想说爱你，是不容易的。因为很明显太颓废的成分。想恨你，恨他们。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
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这一特性，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很尴尬的。也很难提前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
这篇文章的作者谈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未来发展方向的点。在写作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一些自己的新想法，这样有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a）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必须把握方向，为人类进步。
人类社会不断前进，前进，在政治上，以人为本，直到后来中国部署，重农重商主义的经济表现，直到后来市场经济，思想和文化的表现要尊重其他人的想法，思想自由直到后来，待人，关心人，关心人，直到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
中国古代有一个以民为本的思想。商周时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人是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能载舟，水翻船。”这些思想和进步。对生活的态度，司马迁那种逆境和热情，苏不羁的一个哲学的头脑，张恒，徐爱的那种对真理的执着，孟子“培育道德精神”伟大的诗人“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野心是一个健康的精神境界。走向自然，命运上，荀子天堂“刘，刘禹锡”天跨赢得“王师傅”相天，使生活“中都含有人定胜天思想的辉煌。对待个人生活的权利和自由，“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关注生命的意义，“世说新语”肯定个人的价值，“红楼梦”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热烈追求的梦自由恋爱，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处理个人和社会，“上升和下降的世界，每个人都负责，”国家家庭事务和世界事务，和照顾，受到拒绝莲花国家“，”先天下之忧之忧而忧，在世界音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非常高尚的精神境界。处理人与自然，“脊柱敕四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等文学的作品，但也反映了我们的国家和性质之间存在的特殊的感情。
戈登长江，高呼“河白天和夜间流量顿生一种自豪感。专业登山，阅读“一览众山小，突发性和毁灭性的拼搏精神。腾王阁许”滋阴“高地迂回的日子，觉得宇宙是无限的，并生下了一个慷慨的。那么厚，所以不屈，如此之强，也只安第斯国家的身边！
但是，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糟粕。由于长时间在几年的时间，没有及时清洗，浮渣堆积起来的，一个很大的伤害我们的国家，女性有独特的人生价值？男人的附庸。每个女人都应该是很高兴生活在现代，生活在古老的悲哀。不仅如此，妇女和男人都不是独立的生命的价值。大和小官僚，以及无数的百姓在葡萄牙语皇权和压力，他们可能是苗条的，怀疑的，反对的，但然后，他们永远不会有这个想法的生活，甚至高呼“拯救国王，长住的荣耀。马克思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轻蔑地称为“普遍奴隶制。崇高的创新主张的一代不如一代，但推崇的保守的变量“的日子，可变不可变的，法律的祖先”。在千百年来，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一直难以取得进展，并最终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一方面是皇帝的三宫奢侈米兰72居民腐朽的官僚的贵族压迫人民，掠夺人民，另一方面主张“君子于义，人理解立”，“君子忧道不担心穷人的“平民商业或其他方式寻求更多的物质利益，各种抑制。即使难以进一步提高的标准，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损失。制止个性，压制思想自由，压制合法的个体生命的欲望。哪个人特立独行的人，说：“好事不受惩罚的，领导的国民，虽然很多，但在现实中，成千上万的人脸，有胆有识的人百无。新的想法”鸣鼓征服。正如著名的话，“受害者的原住民”，“诛灭十支派。在家听父母的，听长辈，在乡镇，然后听的话在社会上的官僚主义，以及所有的官僚你听皇帝的婚姻，个人，并服从他们的父母。否则，它是“离谱”，上涨了一起和切割。自给自足，夜郎自大。缺乏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虽然击败了在鸦片战争中，仍然不肯认输，不肯伸出援助之手，与天朝上国本身严重的有价值的东西，学习别人的文化。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并且还没有从中学到了什么，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系统缺陷痛加改革，全面刺激自己民族的生命力。伤疤忘了疼，这是无数
愚昧，落后，抑制人性的障碍如此之大的发展也！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抵抗力，生活在这种文化的环境中，他们的想法，我们怎么能不降低，怎能不扭曲自己的个性？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但也不可避免地在这样的情况下，良好的市场能力，欺骗，另一个背景方兴未艾;浑浑噩噩，平庸才华，诚信，善良，充满野心，残疾人士，但往往是一个英雄有用武之地，郁郁终生。不是优胜劣汰，而是生存的永平，商业敏锐度，表面光滑，平庸一生平安;适者生存，消除，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逆淘汰的现象 - 几乎哪朝哪一代是真实的，除少数情况外，与罕见的例外！
（二），以反映传统的优点中国文化，有一个比较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这个问题。
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只是舒适的山。中国文化的自卑，孤立的，它是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传统文化，应与其他国家相比，文化的国家。相比较而言，了解各自的长处和弱点，并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里主要是比较传统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这是近两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的学者的极大兴趣。
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有它的长处。“独在异乡是一个陌生人，每逢佳节亲妈妈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高贵的中国人一起度过的家庭，这往往是小于西方文化，主要是我们生活的温暖支持，我们克服各种困难。吾非不能用鸟类和动物一起同组，他死了的信徒，谁“，”舞确定的影子，似乎有什么在世界上，中国人喜欢现实中关注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虚无主义的损害人的灵魂，带给人们关注的现实，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建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人民没有屈服，面对生活的挑战，始终保持一种信心，士气和顽强不屈的精神。”仁者爱人。中国人往往注重的道德，人的友好态度，对其他民族的友好态度，为建立国内社会秩序，在国际社会的良好秩序，以建立它的作用是积极的。具有较强的想法的国家和人民的贡献。霍从马远的死在战场上，“匈奴未破，为什么回家”曹操“酒王大师，人生几何长岭”韩秦时明月，反映存在这样一个强烈的企图心。与自然也有着天然的共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忙桂花下降，超过一个月的安静的春天”，等等。
远远落后于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时代，世界的文化，最终是难以阻挡的任何保守势力。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势必将成为一个非常宝贵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古老的封建社会的文明和它的背景。严格来说，在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方文化，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文明背景。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已被赋予新的内涵，方能彻底批判的中世纪的文明。强烈的色彩的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强烈的色彩，这就决定了它不可避免地在许多方面已经落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心脏地带，也有弱点。
试验概述方面的问题。
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个体生命，自由和尊严，说够了。更多帝国的权利，而不是人的权利，优越的权利，而不是权利的下属单位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现代社会学，社会的活力激发个人的主动性，从每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社会尊严受到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很明显，这两种文明的发展表现背道而驰，必将阻碍社会的发展。
治疗的思想和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千方百计限制思想自由的，一个人在从事。要求人们思想高度一致，与官方意识形态。否则，视为离经叛道。这使得很难发展新的思路和新的视角。西方坚持思想自由的。各种学术相互间的自由。因此，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卓越的难产，一个又一个新的学术成果，世界叹为观止。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共存，为什么说是没有思想的自由，它是一个人吗？儒家，道家，佛教是不反对，确实是三个方面的想法皇权政治与佛成相比，儒学，修身，比路，其中的3个。儒家的正统地位的法律代表皇帝的话不能质疑，不能挑战。除非下降的政权，或崩溃的情况下，儒家的关键，威权主义的政治思想只微微抬头的日期。
处理社会矛盾，传统的中国文化崇高人治。相反的合法权益。误判是普遍存在的。西方崇高的法治，在高贵的宪法和法律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威。既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成本。
在人才选拔模式，西方文化注重公平竞争。这使得优秀的人才，能够提供其他的人想建立一个公平的机会，人事代谢工作，以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人才选拔模式是不是科学，是不合理的。干部队伍是“官选官”一选到一个新的水平。客观上助长各级干部，不要把重点放在人的行为，但为重点，以满足更高层次的法令。选择公务员，但也缺乏透明度，公开性。这使得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效率低下;的猖獗的腐败，挫伤了大量的人的积极性，开拓进取。
的发展，西方文化，科学和民主的道路上。科学，不仅强调科学和技术，包括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真理。民主选举的国家机关，人民和适当的监督。西方社会数百年来一直充满活力的前进。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的感情和集中。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在处理SARS的工作，严重失职。在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的国家，可以处理的法律制度。但是，中国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但它是很费劲的。这种情况在中国非常普遍。每一起腐败案件中，有很多的活动在后面，找人说情。不是人类，他们没有完成任何事情。解决方案的各种事情，如评职称，重大问题的项目，各种奖项，都离不开人。收藏是万金油的社会功能。集中的权力，这种权力单独林，由领导说了算是什么。其结果只能是脱离民意，用自己的方式，即使是私有的，公共部门的挂羊头卖狗肉个人。这会带来沮丧的人的支持，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损害广大市民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在维护极少数的特权利益阻碍的不断发展，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重大缺陷。一般来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落后的阶段。换句话说，西方文化经历了一个完全现代化的阶段。我们的国家是没有经历过这家现代化的阶段。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很全很不成熟的阶段。
（三）新时代的要求，以适应社会发展
新的时代新的文化，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更多的人的生命，更高尚的境界，从而推动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新的文化应该怎么办？的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它应该是一个更好的远远超过文化。
- 这还用说！人们说。
我说OK，这样几层意思。
将是更深刻的认识自然和社会。新的文化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知识的基础上，很少有人知道，但根据他们自己的社会，自然有更深刻的了解的基础上。文化，无知的基础上，对个人和社会的无知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
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破除各种迷信，教条主义，勇于探索一个正确的认识。同时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的真理，强调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尊重。
二，新的文化，必将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个人生活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分不开的。继续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新的文化，但也是必要的，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必须促进社会的责任，鼓励人们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的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要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以维持正常秩序社会，必须使人们获得更多的知识，科学和文化，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创造更加良好的劳动成果。
新的文化必须大力弘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要。
人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生命，是万物之灵。应该是狮子，活着，气昂昂，应充分尊重。对人的尊严，和其他的东西以外的其他人的海拔，尊严的力量，是不允许的。人对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他们生活的尊严的感觉！激发热情，他创造了一个生命！唤起的爱，他尊重别人的生命的价值。努力做一个大写，大写的生活。
，我们还必须考虑人的需求，并建立适当的精神文化产品。无论是优雅的，另一种流行的，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了人们的需求，精神文化产品，必须是没有生命力的。
（四）继承，借鉴和创新，主动融入世界文化，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唯一途径。
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也就是常说，要坚持继承，吸收，创新。
继承是必要的。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映的事物的性质和法律，或反映了中国人民改造自然和社会，一些高贵的气质，应该继承传统文化。但反对??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必须有它的时代，任何夸张的局限性是错误的。
多年来，一些人看到的变化，孔子的“论语”，禅宗思想的结果，这本书的价值，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盲目崇拜他的最好的赞美，从此走上了一个十字路口。有些人甚至看到西方文明会见了一些挫折，他们把主张：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儒家文明复兴是大势所趋！这是一个纯粹的幻觉，无知和可笑的。是中国文明焕发了青春，但从来没有儒家文化的复兴，但在科学，民主，尊严和价值的高尚的人，一个新的中国文化。
同时也学习和借鉴。站在整个世界的文化的角度来看，互有长短的世界人民的文化，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其他人可以向我们学习，我们也可以向别人学习。其他的不要到我们这里来学习，是别人的愚蠢。我们不好好学习的人，我们的愚蠢。学习是从来没有失去面子的事，但一个聪明的表现，一个追求进步的表现。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以赶上别人，比别人多。即使他们有比别人多，我们必须继续向别人学习，因为人们会在某些方面，做得比我们更好。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学习不能复制。这是肯定的。区别吗？人口生产力起点低，文化教育落后，人均资源占有量，这种特殊性。然而，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 ：要发展经济，必须是科学的，民主的，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道德的和法律。因此，其他人更成功，在这些地区，应积极借鉴。
有些人很容易理由和外国国情，尽一切可能去学习先进文化的人设置障碍。中国和外国的国情不同，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崇高的人权不，普选不提倡思想自由的，不能搞股份制，等。这是不是自己的国情如此多的关注，因为它是自甘落后。许多其他的先进文明成果，被排除在外的侧面。谁伤害？伤害自己民族的未来，损害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这种错误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我们的国家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但不可避免地增长。
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携手并进，是最明智的。你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也看你是如何做的。你学到了一点东西给我，我学到了一点东西给你。所以，人们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成熟。人类的文明，这种方式向前发展，为了更好地发展，同时也各族人民进步得更快。
创新中。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没有创新，不至灭亡，旧的东西，新的东西不会，世界从来没有站在原地，无法前进。文化只有继承，或只在向别人学习，是不够的。还必须不断创新。
创新是不容易的。有一定的文化积淀。根深蒂固的。文化积累是根，基础不扎实，不长出新的分支。即使动土，但也长长的能力不强。
明确的方向。错误的方向，而不是创新，但老式的，复古，前功尽弃。必须通过各种雾，把握文化发展方向。在这个方向上，在最后的分析中，和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与我们的价值观一致??。
3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摩擦的东西存在，发展，新的东西不能被视为洪水猛兽，并鼓励不同的思想和文化自由的冲突。
第四，我们必须具备的勇气和毅力。在新的文化取代了旧的文化，并非一帆顺，难免会遇到的斗争。这是不能分开的政治家的勇气，也离不开有识之士的顽强斗争。毕竟，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意志。旧文化不能代表社会进步的方向，只要新的文化是持续不懈的斗争，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它最终将能够获胜。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并已超过100年。总的印象是太慢了。几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速度远远超过我们。这可能与他们直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便于接收器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在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明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不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结果反过来损害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我们的国家。
但是，中国传统的民族国家，现代国家的步伐，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难以阻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尽管不平坦的道路，但它最终完成。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交往的增加与国外，我们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我们会认识到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各种特效的障碍，中国的现代化传统文化，逐渐被打破，这将大大加快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在这里想谈谈自己的细浅的想法对国家的热量。
10年代出现了国学热，出现了一些国学大师。然而，我发现有些人就是国学谈中国文化，已经进入了十字路口。时代已经变了。应该站在今天谈论中国的文化，并研究整个世界的文化背景。要研究中国文化，必须精通西学。有必要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中国现代文化的家，我们必须同时也是一个现代的西方科学家。这样一来，他研究汉学，真的来了，更全面，更成熟，以及相关的结论。要研究国学必须研究春秋科学，大唐，文学，鲁迅文学。是永恒的罪学习中国文化，其实我已经成为一个罪人。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