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裕声，祖籍衡阳，1950年生于贵阳。他是一个有着三个弟弟的大哥哥。学生时代的肖裕声特别喜欢的就是读书和无线电，一有时间就摆弄一些电子元件，拼装个收音机什么的。1968年，肖裕声中学刚毕业，就走进了贵阳市塑料二厂，当了一名工人。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虽然年龄不大，但是肖裕声早早地就懂得了尊重老师傅，努力工作，积极参加厂里的学习宣传活动，因此上上下下的领导、老师傅们都很喜欢这个聪明灵气的小伙子。1969年，和许多青年人一样得知贵阳市征兵的消息后，立刻赶去报了名，尽管厂领导舍不得让他离开，但终究耐不过他的软磨硬泡。至今肖裕声还记得：“到武装部报到的那天，天已经很晚了，黑压压地站了一操场的人，等喊到我名字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我和同入伍的一批人上了一辆大卡车，被编到了贵州省军区独立师。车子开到部队时，只是觉得没多远，没想到，第二天天一亮，跑出营房一看，原来就是小时候玩过的东山后边，如果走着回家的话也就是15分钟的路程。”这个时候的肖裕声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明白一个道理，参军入伍就是为了磨练自己，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自找苦吃”。他暗下一个决心，既然当兵，就要以部队为家，越是离家近，越是要严格要求自己。“我是来当兵的，是来锻炼自己的，为的就是像保尔·柯察金那样，将来回想起往事来，不会懊悔”。在当战士的两年期间，逢年过节，他除了一次利用年初一回去两小时外，再没有回过家。说来很有意思，听肖裕声谈到他的中学、入伍、上大学的每个阶段的故事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他的每个阶段的进步都是由坎坷成就的。肖裕声是1966年的老初中生，在学校里是个班干部。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干部，可是没想到的是，入团的时候竟然好几个同学表示不同意。这对他一个15岁的孩子来说，刺激很大，由此他学会了反省自己和换位思考。“哦，当时仔细回想一下，那个时候年轻，爱憎分明，要求自己严格，同样要求别人也严格，是方法不对，得罪了同学。”肖裕声回忆说，“从那以后，我就悟出了团结的重要性，与人为善的重要性。”直到1968年赶上“四个面向”，进入工厂，肖裕声的与人为善都做得非常好，“在入团这个问题上，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次挫折。”1969年入伍，肖裕声被分配到警通连，半年后又被调到放映队。除了完成好下团放映电影的任务之外，他的业余时间用在了练字和画画上。因为他发现，部队出墙报和搞其它宣传活动都需要掌握这方面的技能。肖裕声就是这么一个善于根据工作需要而不断调整自己学习方向的人。在他的心里，始终牢记着入伍前父母对自己的叮嘱：“一定要做一个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人。”“几次拉练，我发现部队宣传员在行军途中特别需要一个扩音器，但是当年的条件很艰苦，师首长讲话时用的还是需要用发电机的那种很老式的扩音机。于是我就动脑筋，到处搜罗无线电元器件，结果真让我找到了几样，比如线圈，大功率三极管什么的。声音输入输出的匹配完全是靠我在变压器上一圈一圈试出来的。”肖裕声回忆当年，“拉练的时候，我们宣传员要比别的战友辛苦很多，要提前跑到队伍的前面，唱歌、打快板，鼓舞部队的士气。等队伍走过去了，我们再追上去，超过他们。我当时身上除了背着拉练需要的背包、枪、米袋子、铲子以外，还比其他人背包上多出一个15W的高音喇叭，胸前多出一个装着8节电池的木头盒子‘半导体扩音机’。”尽管贵州的冬天寒冷难耐，尽管肖裕声和战友们的脚上水疱加血疱，尽管累得行军途中经常睡着走路，但是他依然咬紧牙关，目的就是要磨练自己。没有想到的是，肖裕声发明的扩音器在师首长给全师同志们做讲话的时候，给他们团争了大光。“那次拉练到娄山关山顶，部队集合等待师首长讲话，但是因为发电机太重，没有拉到山上来，所以，我做的扩音器有了用武之地。”可以想见，当年站在师首长身后，胸前挂着木头盒子，两手高高地举着扩音器，站在全师人面前的那个小战士，心里会有多么的自豪啊！这一年，肖裕声被评为省军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种很高的荣誉称号了。由于表现好，肖裕声连续两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提了干，军装也从两个兜改换成了四个兜。1971年部队派肖裕声到昆明军区电影放映师资干部培训班学习，他成绩名列前茅。其实去之前，肖裕声就听到省军区要调他去电影工作站当教员的消息，但是学习结束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肖裕声依然按部就班地工作，依然把刻意磨练自己当作首要的任务。直到1974年，肖裕声被部队选派到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之后，他才知道，自己没有被调到军区电影工作站，是因为有人背后打他的小报告，说他的学习成绩很差。作为穿军装的工农兵学员，从走进南京大学的那一天起，肖裕声就被选为副班长和校学生会副主席。但是又是一个没想到，在“文革”特殊背景下，竟然有几个“造反派”同学串联，企图把肖裕声的校学生会副主席、副班长的职务统统换掉。对此，肖裕声看得非常明白，他当机立断，“急流勇退”，向学校提出了辞呈。因为他深知，部队送自己来学习极为不易，许多战友还在第一线工作，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努力学习，回去更好地为部队服务，不是来搞“政治运动”的。这一年，肖裕声正好24岁。“其实人生的道路有两种走法，一种是先天头脑聪明，后天积累丰富的人，经过努力成了科学家。而我属于脑子聪明，但是前期积累不够，必须抓紧时间补课的那种人。”肖裕声总结说。就是这样，肖裕声在大学期间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集中在了学习上。大学毕业后不久，他被调到中央军委政治学院工作。1978年肖裕声被分配到北京，在中央军委政治学院政治机关秘书处工作，一个月后，学校成立政治工作教研室，肖裕声被调到教研室的资料室工作。“我一个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年轻干部，能来到北京，每天能见到那么多的高层军事领导，还能涉及到很多党和国家的高层卷宗资料，我连做梦都没想过。所以我当时对这个工作非常地珍惜。”肖裕声说。“资料室的工作是一个辅助性的工作不是吗？”我问。“的确是，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很单纯，就是两个字，干好！”事实证明，肖裕声确实是把资料员的工作干到了极致，并且从不自觉直做到自觉。工作环境变了，但是肖裕声对于工作的执著与认真踏实的作风没有丝毫的改变。资料室的工作看起来好像不太重要，但是在当年，肖裕声负责的工作并不是人们想象的保存看管资料，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大量的工作是为一线（授课的教授）查找资料，甚至替学员准备资料。在肖裕声的身上应了毛主席的那句话：“怕就怕认真二字！”而肖裕声不但认真并且非常的执著。工作没多久，无论是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还是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包括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和国家部委的档案馆、资料室，他都跑遍了不说，还结识了许许多多的朋友。就是在无意识的忙碌工作中，肖裕声有机会接触到了许多尘封多年的历史卷宗和档案。这时的他就像遇到了一位深藏不露的历史老人一样，既神秘又充满了好奇，于是便一步一步地向前靠了过去，强烈地被那朦胧的面容吸引着，召唤他前去探访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由于肖裕声把党在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的资料提供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中央军委政治学院专门开设了这门课程。后来参加学习的各军区领导这样评价说，这门课程的开设，为粉碎林彪、“四人帮”后的军队政治工作教学打响了第一炮，是我军早期军事工作的系统探索，填补了一个空白。对肖裕声而言，如果把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习经历比做文化补课的话，那么资料室的工作经历则是他对党史、军史、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积累过程。1979年底，当日历即将翻到新的一年的时候，肖裕声想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因为不久前在查阅资料的时候，一个选题逐渐地在他心里形成，这便是《周恩来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军队政治工作的活动》。“对，就以此作为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最好纪念吧！”肖裕声和他的一个同事吴启炎一起，共同完成了这篇文章，标题定为《功著南天铁流千里》，然后投寄给了解放军报社。“我记得很清楚1980年1月5日，解放军报社的一位编辑打来电话，通知我稿件已经被选用，三天后见报。”肖裕声说，那个时候，就他们这么两个小年轻，在解放军报刊发一整版文章，在政治学院引起多大的反响可想而知啊！这之后，他们便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发表了好多篇文章。“当时军报的理论处处长是邵华泽同志，再后来，我们就直接接到军报的约稿了，比如《刘少奇同志在新四军的三年》等文章都是那一年撰写的。”谈到整理资料，肖裕声还有一件难以忘怀的事，那就是他无意中的一个发现：1944年毛泽东在审定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时亲笔写下了十多段精辟的论述，计3000来字。这个曾与“古田决议”同被党中央规定为全党整风文件和军队固定教材的谭政报告，却被林彪以剥夺谭政“政治工作权威”等“莫须有”罪名、无端地删除原作者谭政的署名，并被打入冷宫达20多年之久。当他把这个情况向当时的教研室副主任、老红军阎稚新报告后，引起了教研室领导陈耶、阎稚新和姜思毅首长的高度关注。经过这几位领导和首长的努力，1984年中央军委批准恢复《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署名篇名并将这个报告重新印发全军学习。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不仅成为彻底纠正林彪诬陷谭政的冤假错案的重要部分，而且成为继续肃清政治工作领域“左”的影响、政工领域拨乱反正的有力思想武器。回想这件往事让肖裕声十分感慨：“当时还很年轻的我没有想到自己在工作中不经意的发现，会得到领导如此重视。如果不是姜思毅、阎稚新两位老首长的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历史责任感，就不会产生如此大影响。”肖裕声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据说当年他们得到了许多单位和领导同志的鼓励，但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当时，“文革”的遗毒未尽，“名利思想”的大帽子还令人不寒而栗，再加上那论资排辈的年代，他们俩当时的境遇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也不难想象。但是，初出茅庐，他们竟然闯了开去。他们的大名一时间引起了军战史学界的关注，甚至军事博物馆设立新展区时，特别邀请肖裕声做他们的顾问。此刻的肖裕声还没有察觉到，自己对学术的追求已经逐渐地从不自觉阶段过渡到了自觉阶段，他给自己确立了三个原则：首先，业内研究的最新动向自己随时要掌握；其次，党和国家、军队需要解决的问题自己必须了解；第三，自己研究的成果一定要能够有创新、有价值。由此决定自己的选题。其实这也是肖裕声文章发表的命中率极高的重要原因。俗话说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在与许多同志讨论问题的时候，他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总是有理有据，毫无保留。也正因此，一些曾经误解他的人对他的印象逐渐改变了。人们发现，这个年轻人的确是一个很单纯并且执著认真的好苗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领导开始注意上了这个年轻人，当时学院的副政委乐时鸣就常把肖裕声找去帮助起草文稿，可见对他很是欣赏的。更让肖裕声没有想到的是，他受到了刚解放出来、暂时担任学院副教育长的姜思毅的关注。我在肖裕声的办公室里看到过当年（1982年）他在政治工作教研室工作期间参与编就的《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共13册1300万字。一本本发黄了的书籍，无声地讲述着所有编辑人员付出的巨大劳动。1983年5月的一天，也就是在被誉为军中“一支笔”的姜思毅平反后出任政治学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时，他点名要肖裕声担任自己的秘书。肖裕声是一个悟性很高的人，虽然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但是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总结出了做个好秘书的标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首先是全心全意对首长负责。第二就是在处理日常事物中不断地摸索经验，有意识地了解各种情况，为首长提供最有价值的参考意见。第三即是要跟得上首长的思路，抓紧时间学习，多学习。”这就是肖裕声，经得起任何环境的磨练。谈到老首长姜思毅，肖裕声的语气中充满着感情和敬佩：“他是一个大学问家，军内外有名的笔杆子，老革命，天津‘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在他身边，我学到了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学不到的东西，尤其是首长的战略思维能力、决策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确，如果没有在姜思毅身边工作的这段经历，肖裕声的个人成长之路也许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式。在跟随这位受人尊敬的首长、学者、长者工作的日子里，肖裕声的各方面得到了很快的提高。首先是没有耽误学术研究，协助首长编辑出版了150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同时在日常工作中的协调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作为秘书，肖裕声把首长既当作长辈更当作导师，尤其善于学习首长的长处，善于学习其他秘书工作中的优点，从来没有耽误过一件首长交办的任务。有一次，我看到一篇采访肖裕声的文章，他很有感慨地对记者说：“人生需要战略思维。”工作中，肖裕声掌握了许多哲学道理。1990年，考虑到肖裕声的个人发展，组织上安排肖裕声担任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研室副主任。1993年，姜思毅首长退居二线，当时的秘书提出要离开，首长身边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接替人员，首长想让肖裕声回来继续担任秘书。已经当了三年副主任的肖裕声二话没说，立刻回到了首长身边，兼任秘书工作。这一年，首长已经73岁了。在肖裕声的思想里，首长就像自己父辈，只要首长需要，随叫随到。在首长秘书中间，肖裕声的口碑很好，几乎是众口一致地说他是一个乐于助人，不求回报的人。由此，肖裕声无论在军界还是地方都有很多好朋友。“人都是相互的。以心换心，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么对待你。”这是肖裕声悟出的道理。1996年，副师职的肖裕声面临着提职，但是部里有一位同志也面临着同样问题，尽管那位同志任职没有他长，条件也各有优势，但肖裕声仍然主动向部领导提出，自己年纪轻，还有机会，这次就让给老同志吧。这件事在院内影响很好。一年后，当部里再度调整正师职干部时，肖裕声几乎是得到了所有人的呼吁。忠诚的“军内高参”2001年是肖裕声人生获得重大突破的一年，由于他倾心竭力于国家安全战略、军事理论、军战史等领域的研究，经常为中央和军委提供重要的决策咨询和建议，并且发表和出版了众多政治、军事、战史论著，贡献突出，肖裕声迈出了他人生重要的一步，组织决定由他担任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副军职）。2003年肖裕声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2004年他又出任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从此，在共和国将军的行列中更增添了一位军战史专家。肖裕声是一个忠诚并且值得信任的人，无论是他的领导、共过事的同事都这样评价，他的爱人当然也是一样。“老肖最大的优点就是诚恳、热情、关心人。”她平淡的语言中，透出的是无限的深情。正是因为信任，毛泽东主席的次子毛岸青首长和夫人邵华将军，把自己唯一的儿子毛新宇交给了肖裕声，由他一直担任毛新宇的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培养工作。肖裕声凭着他优秀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不仅如此，这些年来，随着事业的进展，肖裕声的工作越来越忙碌，除了本院的研究工作以外，还经常地给中央党校、国防大学、中央部委讲大课，并且更加频繁地到各地参加调研，为高层领导建言献策。2005年和2006年，军科院接到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讲课的任务后，院长政委亲自点将肖裕声，由他担任授课班子的顾问。而肖裕声依旧是保持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守着党员的党性和学者的良知，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前年上半年，国家领导人访日前，针对中日钓鱼岛存在的争端，肖裕声直接向有关领导同志呈报了一个建议。建议应当尽快调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个提法，新的政策应该体现：主权在我，存在争端，以和平方式解决。“我上午十时送到，领导同志很快就作了批示”。难怪有媒体把他称做“军内高参”。肖裕声对领导同志在百忙中善于听取各种意见的工作作风充满着敬意。党的十七大召开后，军队组织军事理论学习，肖裕声受命为军委领导和驻京各大单位领导讲授了世界军事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趋势。不仅如此，肖裕声还作为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和平年代》的主讲，先后讲授了“大国的战争思维”等专题十几讲。前年，中央电视台“激情广场”曾经播出了军事科学院组织的一场节目，其中最为振奋人心的一个场景就是院长、政委和所有的军科院研究人员共同合唱《我们是自豪的军科人》，而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肖裕声将军。我相信，这首歌蕴涵了肖裕声对军科院和军事科学研究事业的深厚感情，同时也代表了所有为军事科学研究奉献过心血的军人们的心声。
T.N.杜派是美军退役上校、哈佛大学教授、俄辛俄州立大学军事历史研究室主任。他早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曾参加过二战，后专门从事研究，成为世界军事历史学界的权威。海湾战争期间，他被美国防部指定为军情分析员。他有90多本专著，这些专著是五角大楼的常用工具书，《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历史全书》及《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人物全书》是他的代表作，在世界军事史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权威源自于严谨的治学态度——他花了30多年的时间，著作《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历史全书》，大大小小进行了几十次修订；为了确定谁最先发明弓箭，以及《孙子兵法》成书的具体年代，他3次专访中国；为了编写《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人物全书》，他查阅了近万卷参考书。
西克特退役后曾有一些著作，最主要的是：Gedanken Eines Soldaten（一个士兵的思考)，1935年修订版。他的很多文件可以在弗赖堡Freiburg的德国军事文献中心找到。一本较旧的两卷的传记“Hans von Seeckt汉斯·冯·西克特”: Aus Meinem Leben,（1866-1917) andAus Seinem Leben, （1917-1936), 由他的助手弗里德里希·冯·瑞本将军General Friedrich von Rabenau在1938和1940年完成，而且他当时使用的一些材料在二次大战中丢失了。2013年比较权威的西克特传记由汉斯·米尔-沃克Hans Meier-Welcker在1967年撰写，书名“Seeckt西克特”。米尔-沃克先生是德国军事历史研究室的主任。
间接路线战略的倡导者利德尔?哈特(1895年～1970年)
英国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出生在法国巴黎， 8岁随父回英国定居。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在学生时代即对军事史和战术史有浓厚兴趣，对中国《孙子兵法》更是格外仰慕，曾立志“致力于战争研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投笔从戎，赴法对德作战。1916年负伤，就医中开始研究军事。战后参与修订《英国步兵训练手册》，首次提出“洪水泛滥式”的进攻战术， 1927年因健康原因以陆军上尉衔退役。此后，历任《每日电讯报》军事记者、《泰晤士报》军事专栏评论员和《不列颠百科全书》军事编辑。
利德尔?哈特较早地提出了“机械化制胜论”的主张。1937年任陆军大臣贝利沙的私人军事顾问，致力于军事改革，因同某些英军将领意见分歧而辞职。此后，专门从事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的`研究和著述，撰写了 30多部军事著作。其主要代表作是以论述“间接路线战略”为主要内容的《战略论》。该书系统地阐述了“间接路线战略”理论，主张把战斗行动减少到最低程度，力避从正面强攻的作战样式，强调使用各种手段出敌不意地奇袭和震撼敌人，使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同时丧失战斗力，以达到不进行决战而制胜的目的。这种“间接路线战略”理论在西方军界有较大影响。他的重要著作还有：《战争中的革命》、《西方的防御》、《威胁还是防御》、《平民防御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