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爆发,给我国民众的正常生活、企业生产以及投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金融市场历来被视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影响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反映到金融市场中。
因此,探究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对我金融市场的影响,对稳定我国金融市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投资方向及决策提供科学有利的理论依据。首先,通过运用干预模型结合经典ARIMA模型,将新冠肺炎疫情视为干预因素,定量分析了疫情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新冠疫情对我国股票市场产生了负面的冲击,对债券市场生产了正面的冲击。
对比ARIMA模型和干预模型的预测结果发现,干预模型的预测误差基本上小于ARIMA模型的预测误差,说明干预模型的拟合度更高。其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本文构建VAR模型系统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股市和债市的动态冲击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所构建的VAR模型是稳定的,疫情对金融市场造成了显著性的影响。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对股市和债市的动态冲击效应、持续时间都存在差异。新冠肺炎疫情对债市的冲击比较平缓,而对股市的动态冲击较大,且存在较长的滞后效应。
新冠疫情对中国资本市场影响的原因：
市场的影响更为突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会通过预期来影响资本市场,另一方面疫情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进一步对资本市场产生影响。
中国经济：危机后的新机遇
金融危机2008年横扫全球，其影响
之大，范围之，一，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在
各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刺激下，中国经济率先触底反弹，全球
各个国家经济开始稳定，并逐渐复苏。
尽管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没有深度
波及到中国资本市场，但却对中国经济
未来的发展提出了重新思考的必要性。
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中国经济
发展
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
衡是金融危机全球蔓延的重要原因。以
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过度借贷，过
度消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
家，则形成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
式，其经济增长对出口需求的依赖度不
断提高，而大量出口积累的外汇储备则
以极低的利率借给美国，维持其长期借
债消费。随着发达经济体高消费、高杠
杆积累到一定程度，这种失衡必然会以
金融危机的形式加以释放。而新经济平
衡点的形成，一是取决于美国等发达经
济体的“去杠杆化”，即提高储蓄率、降
低负债；二是取决于中国等新兴市场经
济体内部的结构改善，即靠提升内需去
消化过剩产能。
中国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增
长模式是其区别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重
要特征之一。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
体，但私人消费支出目前仅占GDP的
40％不到，而其他较大的经济体的消费
支出大多占GDP的60％左右甚至更多。
中国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居民有
限的收入，中国有待完善的社会保障体
系，要靠储蓄支付的居高不下的养老医
疗，购房，教育等费用，以及因此形成
的谨慎的消费态度。
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GDP近70％，
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美国储
蓄率只要有一个百分点的调整，对于
以依赖出口发展经济的中国而言就意
味着重大的调整。中国前三季度GDP
增长7．7％，其中，最终消费对GDP的
贡献有4个百分点，投资贡献了7．3个
百分点，而出口则拉低GDP3．6个百分
点。这表明，长期以来依赖出口的经济
发展模式不能持续。
在出口水平无法和往年相比的情形
下，中国依然通过拉动内需保持了稳定
的经济增长。虽然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使中国出口遭遇改革开放30年来前所未
有的困难和挑战，但这也为中国调整投
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最优
比例和最佳作用提供了一个契机。金融
危机后期，中国政府推出的经济刺激方
案重点集中于社保及消费方面，致力对
偏重于投资及出口的经济结构进行调
整。因此，藉着此轮经济危机，中国的
政策制定者正在对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
长期转型进行思考。我们预计，中国的
内需消费会在中国未来的经济架构中占
据越来越重要的比重。
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机会
毫无疑问，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了过去的金融市场秩序，也给各经济体金融
市场的此消彼涨提供了机会。目前中国
是最大也是最为亮眼的新兴市场经济
体，是全球发达国家所聚焦和期待的开
放发展中的重要金融资本市场。
中国是金融危机一个潜在的受益
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地区，是
金融市场最发达、信用扩张工具运用
最多的市场。与欧美市场相比，中国受
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要小得多。尽管金
融危机蒸发了数十万亿美元的账面财
富，但全球资金并未干涸，而且正在
市场上寻求资金流向的最佳方向，实
现收益。
一
般而言，国际资金的流向符合以
下偏好：一是经济复苏较快的经济体，
良好的基本面和较快增长意味着更多的
投资机会，例如新兴市场；二是被低估
但相对安全的市场领域，比如石油、矿
产等资源类的大宗商品市场；三是货币
被低估的市场，存在资产升值的可能。
从此意义上来说，中国符合所有三条资
金流向的偏好。
因此，这一次金融危机给中国资本
市场的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发
展，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机遇。以下是未来几年值得关
注的三个主要趋势。
上海发展成为主要的全球金融
中心之一
中国领导人希望到2020年将上海
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
和制造基地。尽管面临全球金融危机，
中国仍坚持推行金融改革，在过去几个
月也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5月份，中石
油的母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成为首个发行美元债券的非金融企
业，是中国债券市场国际化进程的一个
里程碑。如果更多公司加入这一行列，
将会形成一个以交易方式吸收美元进入
中国的重要机制。所筹资金可以用于支
持中国公司在海外的投资活动，而不是
兑换成本地货币。
上海市政府也表示将在适当的时
30 2009 12国际融资
候批准外国公司在上交所上市。据报
道，包括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
(NYSE Euronext)和汇丰银行在内的
许多海外企业正展开竞争，希望成为
首批在中国上市的公司。中国移动有
望成为首个通过中国存托凭证(CDR)
在上海交易所上市的海外注册中国公
司。
在市值排行全球前二十大的企业
中，中国拥有五家，同时还拥有无数的
成长型公司和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其
金融市场的发展前景良好。随着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的建立，中国金融市场的发
展和完善，最终将在全球实现“金融重
心明显向东方转移”。
人民币逐渐走向国际化
作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中国担心
美国的“定量宽松”政策将导致通胀率
上升和美元贬值，因此正在调整债券到
期日并将资金转出机构债券，同时增持
期限为一年或以内的短期债券。总体而
言，尽管其储备增长有所放缓，但仍继
续买入国债。在逐渐降低储备投资组合
的信贷风险的同时，中国对商品的投资
也逐渐增加。此外，中国也正积极促进
人民币在作为区域贸易结算货币方面的
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此前呼吁
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的提议引发了
热烈的讨论。其中最具争议的部分是建
议拓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
提款权(SDR)的使用范围，创造一种
新的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储备货币。周小
川认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币值必须“超
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在
有关SDR的提议中，其中一项是建议扩
大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采用以实
际资产(例如储备资金)支持的发行方
式。目前在外汇储备最具规模的IMF成
员国中，只有日元被纳入SDR篮子货
币。可以推断，中国正热切期盼人民币
成为SDR定价的篮子货币之一，进而促
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能不是一步完成
全球使用，而是先区域化，逐渐全球化。
中国企业“走出去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欣喜地看
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坚定了“走出
去”的步伐。部分中国企业抓住后金融
危机时代这一契机，已经开始走到国际
收购兼并的前沿，开始转变为跨国公
司。现在来看并购已经成为主流。如果
直接投资建厂，第一，生产能力可能过
剩；第二，那样周期可能太长导致错过
市场良机，所以用并购方法完善自己产
品链、产业链，这是上市公司普遍采用
的方式。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许多发达国家流
动性短缺，其不仅波及这些国家的金融
体系，还开始波及它们的实体经济。企
业普遍面临资金约束，首当其冲的是中
小企业。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
动，防止资金链断裂，这些企业急需通
过股权转让解决资金问题。这正好与我
国企业投资需求形成互补，我国企业手
里有资金，但缺少技术、品牌和市场，通
过股权投资，参股或购买世界一流企
业，可以使我国企业有机会分享其技术
品牌和市场带来的利益，也可以从中学
到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的东西。
诸如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较大的金融
投资机构，旗下拥有一大批优质企业的
股份或债券，而且多是些增值潜力较大
的优良资产，其中包括一些高新技术类
企业、能源资源类企业的资产。随着这
些金融投资机构陷入危机，这些资产被
迫转让。同时，危机也直接影响到其所
投资企业的资产价格，导致企业股价大
幅跌落。此时，通过股市有选择地收购
一
些技术类、能源资源类企业的股票，
对于参与资源开发与合作具有重要意
义。
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并购的道
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储备“走出
去”所需要的各种知识、人才，需要国
际有经验的专业机构给与指导和意见，
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将中国企业做大
做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正面临着巨大变革,相对于社会进步的其他方面而言,中国金融业发展制约了整个经济的进步。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金融分析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金融分析论文范文篇1
浅谈中国金融监管问题分析
一、后危机时代的全球金融监管主要新动向
金融监管对金融市场的健康繁荣发展是至关重要的，2007年以来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尤其说明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产品的创新需要合理有序的金融监管。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进入后危机时代，为了应对这次百年难遇的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各个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世界性组织都出台了新的监管政策。回顾一下，可以发现，后危机时代的全球金融监管主要有一下几个新动向。
(一)强调以宏观审慎的态度来监管控制系统性风险
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产生以前，西方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理念过于注重微观审慎监管，而对宏观审慎监管重视不够。过于注重微观审慎监管的直接后果就是不能有效应对金融市场的新变化，不能有效应对不同市场、不同机构之间的风险蔓延。随着此轮全球金融危机进入后危机时代，美国、欧盟和英国的改革方案不约而同地提出，设立独立的宏观审慎监管机构或者增强现有机构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二)金融监管从顺周期监管向反周期监管转移
国际社会认为，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性使得金融监管难以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预警和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和扩散，而缺乏反周期缓冲措施则放大了危机的破坏作用。因此，开展逆周期监管，平滑顺周期效应造成的市场波动，成为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关注资本制度的顺周期特征，到逐步引入反周期机制和相应的工具，完善反周期监管措施以提高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能力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自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巴塞尔委员会先后发表了三个重要的监管指南，都与调整金融监管从顺周期监管向反周期监管转移有关。
(三)扩大监管范围，减少监管豁免，强调全员监管
为降低监管豁免对金融危机的深度和规模的影响，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已就加强金融监管、扩大金融监管范围达成了共识。美国政府认为，所有可能给金融系统带来严重风险的金融机构都必须受到严格监管。因此，应将监管范围扩大到所有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企业，除银行控股公司外，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也将被纳入美联储的监管范围。而欧盟则认为，混业经营的银行体系脱离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自我膨胀，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承担主要责任，必须强化对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管。
(四)改革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成为共识
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改革来看，在2009年4月举行的G20伦敦峰会上，与会成员国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将金融稳定论坛扩展为金融稳定委员会，并赋予后者更强的制度基础以及促进金融稳定的更宽泛职能。同时国际国币基金组织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个以G20为重要平台，以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要支柱，以国际证监会组织、巴塞尔委员会、八国集团等为主要辅助的国际监管合作体系正在逐步形成。而在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面，危机爆发以来，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呼声高涨。欧盟和美国的改革方案都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加以强调，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密切协作成为各国的共识。
二、当前中国金融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的金融监管也慢慢和国际接轨。在此轮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受到的主要冲击在于外需下滑带来的出口需求下降，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金融监管没有问题，相反，为了履行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中国金融市场也需要逐步对外开放。在这种背景下，审视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中国金融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金融监管框架不完善
虽然我国金融监管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但面对日新月异的金融环境，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调整自己的金融监管体系，何其相比，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框架显得不够完善。首先是宏观金融监管执行者的定位问题。央行的目标定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的规定是：央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但对于银行、证券和保险的监督又分别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承担，这种目标与手段不平衡的现象不利于宏观监管目标的实现。其次是宏观金融监管在跨行业维度上的问题。这主要在于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大规模开展混业经营，同时又有很多金融机构经营业务同质化，金融监管体系的变革跟不上金融市场的变化，导致容易产生系统性风险。三是宏观金融监管在跨时间维度上的问题。主要是我国对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资本要求缺乏动态性监管和逆周期性监管。
(二)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与金融监管有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及一些与金融监管有关的部门规章制度。我国没有专门的金融监管法，如果将这些零散分布的作为金融监管依据的法律法规统称为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话，这个体系也具有巨大的缺陷。首先是法律法规覆盖面不够广泛，如私募基金和产业基金，就没有有关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范。其次一些法律法规条文过于笼统，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操作起来难度较大。另外，金融立法滞后，金融立法没有能够很好地结合金融市场的发展，立法缺乏前瞻性。总之，我国有关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
(三)金融监管标准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差距较大，协调性不够
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金融的国际化趋势尤其明显。金融的国际化要求金融监管的国际化。为使金融监管更具公平性，让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具有同样的约束，以巴塞尔委员会为代表的一些权威国际组织公布了一系列金融监管的指导性文件，这些指导性文件都是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但是，我国由于金融业发展起步较晚，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问题也较多，使得我国现在的监管机构对一些发达国家监管部门所不能容忍的问题放宽了监管标准。随着我国加入WTO时承诺的金融市场逐步开放时间的临近，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标准，争取早日和国际金融监管标准接轨，增强国际监管的协调性势在必行。
三、提升中国金融监管水平的对策建议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进入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针对在这次危机中发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各自的应对办法，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金融监管的最新成果。针对我国当前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以解决。
(一)完善宏观金融监管框架体系
危机后各国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思想均是加强宏观监管的审慎性，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是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目标，因此完善宏观金融监管框架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重新明确央行在金融监管中的定位，扩大央行权限，以监控系统性风险。尽管央行已经依法具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但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缺少一个监测并防范宏观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专门机构。可以借鉴美国扩大美联储权限的做法，扩大央行权限，赋予央行识别、监控、预警整个金融体系风险的职能。其次，强化逆周期金融监管和动态性金融监管。2010年1月13日，银监会公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指引》，这是强化逆周期金融监管的一个很好的尝试。而为了强化动态性金融监管，我国可逐步全面采取动态拨备的制度。
(二)完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强有力的监管体制必须依靠完善的法律体系，《巴塞尔核心原则》明确指出，适当的金融监管法律框架是必要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公共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内容。首先，要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法律框架体系。针对缺乏监管的监管对象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将现行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进行整合，形成金融监管法律框架体系。其次，要加快制订有关法律的具体实施细则。根据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细则。只有实施细则明确了，金融监管才能落到实处。同时，在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时，必须提高我国金融立法的前瞻性和适用性。
(三)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
我国金融监管的监管主体多，并且金融监管的协调性较差，这会在金融监管的工作中形成监管真空，必须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首先，健全“一行三会”联席会议和磋商机制，进行渐进式的金融监管改革。我国目前应将重点放在如何加强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上，而不是重新建立一个“大一统”的金融监管主体。其次，扩大金融监管协调的主体。借鉴西方国家建立有效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经验，我国可以成立一个体制健全的金融监管协调组织。该组织除包括“一行三会”外，还应包括行业自律组织。同时，我们还必须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标准，和国际接轨，努力按国际金融监管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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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分析论文范文篇2
金融衍生品组合分析
摘要： 本文以外汇期权为例对隐性市场和显性市场的关系从理论及实例两方面进行分析，同时详细阐明衍生品组合的优势。本研究对我国现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在当今人民币持续升值，外汇市场避险快速发展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外汇期权;隐性市场;显性市场;外汇避险
目前，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初步的阶段。来自于监管制度不健全的外部因素与金融衍生品市场尚未成熟的内在因素共同导致了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效率低下，我们常常无法在目前的已有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中找到符合我们投资或避险目的金融衍生工具。然而，金融衍生产品的本质就是金融市场中各类基础产品的组合，因此我们可以灵活利用现有的金融产品的市场进行组合来达到第三类市场的目的。此类组合的原理就在于，在两个显性市场的组合中，往往隐含着第三个市场，而这个隐性市场就是我们进行市场组合的目的。接下来，我们主要以外汇期权为例，阐述期权市场，外汇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的组合关系。
一、外汇期权概念的界定
外汇期权(Foreign Exchange Option)，又被称为货币期权(Currency Option)，是指此金融衍生产品的买方有权利在合同规定日或者之前以合同的执行价格买或卖出合同相应金额的外汇资产的权利1。一般而言，在市场对期权持有者有利时，期权持有者会行使权利，即买入或者卖出合同中的此项外汇资产;在市场对期权持有者不利时，期权持有者则会放弃行使该期权的权利。期权卖方收取期权费，若买方决定行使该权利，则买方有义务卖出(或买入)期权买方买入(或卖出)的该种外汇资产。
外汇期权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外汇期权为美式期权，由美国费城股票交易所(Philadelphia Stock Exchange)承办，共有五个币种，德国马克、英镑、瑞士法郎、加拿大元和日元。随着国际贸易活动的频繁以及金融市场汇率的波动，出于外汇避险的考虑，外汇期权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基于对外汇期权的分析，我们来看显性市场与隐性市场的关系。
显性市场就是指人们出于投资的目的而进行实际交易的市场，例如在投资股票时所涉及的股票市场，在进行外币兑换时所涉及到的外汇市场等。隐性市场是指我们在投资中并未实际发生交易的市场，却在同时投资于两个市场时所隐含的第三类市场，例如我们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借贷同时在现货市场进行交易，在这两项交易中所涉及的货币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隐含着另外一类市场――期货市场。这样在我们对显性市场与隐性市场含义明确的基础上，具体利用外汇期权进行进一步的市场组合分析。
二、市场组合分析
金融衍生工具即为各类金融基础产品组合而设计出的相关产品，因此其定价方式以响应的基础产品的定价为依据。在此，我们首先从理论模型出发来进行分析。 Feiger和Jacquillat对外汇期权债券的研究中发现，在期权市场外汇市场以及债券市场中存在这样一种关系：
其中，P为在时间T 时支付$1或￡p的债券的价格;
B在时间T 时支付$1的零息债券的价格;
c为在时间T 时以1/p的美元价格购买￡1的欧式买入期权的价格。
等式的左边代表双货币外汇期权债券，等式的右边表示单一货币债券与外币期权两者的组合。通过这个等式我们看出，如果我们投资一个双货币的外汇期权债券就相当于同时购买普通债权与外汇期权。Feiger和Jacquillat的研究虽然没有得出一个精确的外汇期权定价公式，但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仍旧为我们研究外汇期权市场提供参考，结合我们所熟知的经济理论及现象我们可以利用外汇期权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三者中的任意两个市场创造出第三个市场。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两个显性市场即已知市场的运作来达到并未实际存在的隐性市场的作用。
为了更加直观的表明期权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外汇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如果一人在欧洲债券市场(Eurobond Market)买入一家英国公司所发行的、在时间t到期的A美元面值的债券，此债券的美元年利率为r%。在债券到期后，此人既可以选择持有这部分美元，也可以选择按照时间t时的汇率x $/将债券到期所得到的美元收益兑换成英镑。倘若，即期汇率为y $/￡，且y高于时间t时的汇率x，即远期汇率高于即期汇率，那么显然此人在债券到期日选择收入英镑比收入美元的获利要大。具体做法为，此人在预计时间t时的英镑收为[SX(]A[]x[SX)]，于是他在即期外汇市场按([SX(]A[]x[SX)])×y的价格卖出英镑，由于远期汇率大于即期汇率，此人在时间t时的选择收入英镑获利更大。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将此人持有的英国公司所发行的，美元年利率为r%，在时间t到期的A美元面值的欧式债券(Eurobond)看作是价值A美元，票面利率为r%的普通债券与价值为[SX(]A[]x[SX)]英镑，行权价为x $/￡，在时间t到期的买入(看涨)期权的组合。在以上的例子中主要关注的外汇买入期权，及外汇看涨期权，我们知道对汇率的双方来说，外汇的升值就同时意味着本币的贬值，因此在证明外汇看涨期权的原理也同样适用于本币看跌期权。通过以上实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利用外汇市场与债券市场的组合达到外汇期权市场的效用。也就说明了利用两个显性市场的运作来达到一个隐性市场的可行性。
三、市场组合的优势
以上对于以期权市场，外汇市场以及债券市场三者为例的金融市场组合分析为我们在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进行避险提供了一种思路，即我们可以利用现在已有的两个或多个显性市场组合的投资，达到我们对于目标市场的期望。这样，虽然此类金融市场并未真实存在，但此类市场已然隐含在两个显性市场中得以显性化。所以，即使目前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体系并未健全，只要我们灵活运用现有市场进行交易，完全可以弥补此类不足。
除此之外，市场组合还有以下几个主要的优点。
第一，利用市场组合可以有效地节约资源。
新的一类金融市场的建立就意味政府管理部门要出台相应的监管法规、交易制度和程序，投资者要花费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的资源分析研究如何利用新的金融市场来投资获利，而各个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等则会根据新型市场的特点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因此，在一个新型金融市场出现，带来金融市场的多样化的同时，也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们带来了进入市场的成本压力。所以，参与者一旦由于某种原因而终止，则会使之前的投入成为沉淀成本。同时，来自于竞争的压力会使参与者陷入经典的博弈之中。然而，利用现有的市场的组合来达到同样效用，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类问题，并且对现有市场能在风险控制等方面提供更大的帮助。
第二，市场组合具有高度的灵活性。
在进行如期货等标准化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来避险时，常常因为合约标准化的限制，只能达到部分避险，无法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利用此类金融衍生品进行完全避险，这样就导致了风险敞口的存在，若在险资产占的比重较大时，“厚尾”很可能会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此时，避险的目的显然是无法达成的。而利用不同种类金融市场中的工具进行组合的这种思路使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两种非标准化的金融工具进行组合，在达到此组合中隐含的第三类金融市场的效果的同时，可以避免因第三类金融市场中工具的自身缺陷可能造成的损失。
第三，利用市场组合可以发挥避险优势。
在以上的两个优点中，我们主要侧重于用两个金融市场组合的效用复制隐含在组合中的第三个隐性的金融市场。这个思路启示我们，如果进行反向操作，即在我们已经持有一类金融衍生品的同时，在对应的两个市场中的投资组合，可以对冲已持有的金融衍生品的风险。以此文中的外汇期权为例，如果我们持有一份看涨外汇期权，为了对冲其外汇下跌的风险，可以选择在即期外汇市场卖空，并同时在债券市场进行投资。这样一来，在外汇下跌时，我们仍然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理论上，在风险中性(risk-neutral)的情况下，此类的对冲后的收益与投资组合的资产价值在货币市场上的利率收益保持一致，即为市场利率。因此在第三类金融市场已为显性市场时，我们可以利用前两类显性金融市场组合的方式为风险对冲服务。
第四，市场组合的运用可以促使新的金融工具的产生，推动金融创新。
人们利用市场组合的目的往往是通过这个组合形成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市场，以达到避险或是获利的目的。这说明，此类市场的需求是存在的。当需求量足够多时，就会推进此类市场的形成。根据规模经济理论，此类市场利用率的提高，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此外，市场各类参与者的增加会加快人们对金融创新产品的研发。因此，积极利用市场组合对金融创新的发展，新型金融工具的产生就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四、结束语
当前，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剧的形式下，积极灵活运用各类金融市场进行投资、避险已经成为企业等发展的重要趋势。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企业在进行对外贸易中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也逐渐增加。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仅仅在单一期权市场进行组合运作就可以为企业提供避险方式。而市场组合具有灵活性、资源节约等更多方面的优势表明，如果我们合理选择两个或以上市场进行组合，不仅可以成功的避险，还能获得相应的收益。虽然，市场组合为我们对于避险工具的选择带来了多样化，我们还应看到许多因对市场误判、工具错误选择等给企业带来巨大风险的实例。因此在进行市场组合时应谨慎分析，关注各类风险，使市场组合更好地在金融活动中发挥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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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当前，内外部风险挑战增多，内防风险扩散、外防风险传染的压力加大。应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定位，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丰富风险化解手段，加大风险处置化解力度。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三大攻坚战之首。其中，金融风险作为最突出的重大风险之一，被视为“首要战役”。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 社会 的影响程度和波及范围均是前所未有的，加上国际疫情形势的不确定因素，造成经济下行伴随金融风险上行压力增加，防控难度显著加大。面对严峻形势和内外部冲击，需要各方进一步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增强预判，将防范金融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改革有机结合，积极应对困难挑战。
不断提高防控金融风险认识，始终保持对风险变化的高度警惕
一是不断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 确立了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断创新政策工具和调控手段。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开展逆周期调节，在治理通货膨胀、防止通货紧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平稳抑制了改革开放初期因投资过热等因素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成功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经受住了经济周期考验，避免了外部风险传染。在此次疫情应对中，通过采取更加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创新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和措施，确保了流动性合理充裕，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 发展。
二是不断强化金融监管体系。 从以人民银行为单一主体的金融集中管理体制到形成完善的分业监管架构，从行政性、合规性监管转向审慎性风险监管，构筑了支持经济发展的金融安全屏障。“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银行监管理念，证券市场公开、公正、公平“三公”原则深入人心。2018年，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银保监会正式挂牌，金融监管的统筹协调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金融监管的权威性、专业性、统一性、穿透性得到进一步加强。金融行业法治建设和国际化水平日益提高。
三是不断加大风险处置化解力度。 改革开放初期，重拳出击整顿金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整治“金融三乱”，清理“三角债”。党的十八大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治金融市场乱象，积极推动结构性去杠杆。针对融资平台、房地产、交叉金融等领域的风险累积，突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风险防控。影子银行规模大幅压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逐步化解。一批重大非法集资案件得到严厉查处。在证券市场，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市场操作、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净化市场环境。另一方面，积极 探索 创新处置化解手段。20世纪90年代末，发行特别国债为四大国有银行注资并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承接不良资产，开创了金融风险市场化处置的新途径。近年来，通过深化中小银行改革、推进高风险机构兼并重组等方式化解大量 历史 包袱；推广债权人委员会机制，推动问题企业债务重组和破产重整。积极构建市场化的损失吸收和风险防范机制，有序建立以存款保险为平台的金融风险处置框架。
四是不断健全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改革全面深化。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破解了同股不同权的基础性制度障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完成，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股权结构得到优化，“三会一层”治理组织架构基本建立，奠定了现代公司治理基础。近年来，监管部门加强对股东股权的穿透监管，督促商业银行建立了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资产负债约束机制，树立资本约束现代经营理念，加快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深入研判疫情对金融风险防控形势的影响
当前，国内经济 社会 秩序正在逐步恢复，全球经济政治格局面临深度调整。内外部风险挑战增多，内防风险扩散、外防风险传染的压力加大。
全力做好新形势下金融风险防控工作
虽然疫情对经济金融造成了重要影响，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同时也要看到，疫情带来的外生冲击并未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韧性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随着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金融市场运行也会趋于正常。此外，疫情对金融业造成的冲击总体仍在预期区间，现有政策储备和调节空间相对充足，加上前期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取得成果，银行业拨备能力、保险业偿付能力目前都处在较高水平，不良贷款率与国际相比仍处在较低水平，股市、债市、汇市总体运行平稳，为应对当前风险挑战留出了回旋余地。基于上述判断，无论从 历史 经验还是当前金融市场情况看，都有信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打赢这场风险攻坚战。
首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定位，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实体经济的 健康 发展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精准施策，全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聚焦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构建保证实体经济顺畅运行的资金循环体系，推动形成经济金融良性循环。一是宏观层面精准加大调控力度。继续科学稳健地运用逆周期宏观调节手段，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引导用好定向降准等扶持资金，稳企业、保就业，拉动居民消费，释放潜在需求，对冲疫情影响，刺激经济回暖。二是中观层面聚焦重点地区、行业以及薄弱环节。特别是解决好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问题。这既关系到就业民生和 社会 稳定的大局，也与银行自身信贷资产质量息息相关。进一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采取非常规、临时性的特殊手段，给予续贷、展期、增加授信额度等支持，向企业合理让利，缓解企业财务支出和流动性压力，帮助因疫情造成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纾困解围。三是微观层面优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运用 科技 等手段，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和定制化金融产品，在持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上下功夫。
其次，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化解风险的治本之策。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困难挑战越大，越要深化改革。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还要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依靠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提高金融供给体系的质量，增强金融结构适应性。一是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构建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深化中小银行改革，完善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加强内源性资本补充，拓宽外源性补充渠道，增强资本实力，培育核心竞争力。深化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增加有效资本供给。二是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为服务实体经济和防控金融风险提供机制保障。进一步完善各司其职、有效制衡、协调运作的“三会一层”架构，促进加强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深度融合。强化金融机构资本管理和偿付能力管理，建立风险、发展与效益平衡的激励约束制度，推行风险为本的企业文化，提升风险抵御能力。
最后，丰富风险化解手段，加大风险处置化解力度。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永恒的主题。一是巩固前期整治成果，防止风险反弹回潮。保持监管定力，推进资管行业转型发展，防范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风险，密切监测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状况，努力实现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持续开展股权和关联交易整治，坚决打击股东违法违规行为。稳妥有序处置网络借贷、私募股权等重点领域非法集资活动，维护 社会 大局稳定。二是积极处置化解新增暴露风险。抓住中小银行机构等重点群体，针对不同类型风险分类施策、“精准拆弹”。通过债委会、市场化债转股等多种方式，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提高处置效率。三是强化日常风险监测评估。做实资产分类、做好压力测试、摸清风险底数、前瞻制定各类风险处置应急预案。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评估、调整、补充相关政策措施，防止局部风险扩散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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