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濒临枯竭
受雷曼等华尔街巨头的负面消息影响，周二，美国银行间市场资金出现严重吃紧局面，美元同业拆借活动几近停止。
市场消息人士称，周二银行间隔夜美元拆借成本飙升至逾10％，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的五倍还多。路透的数据显示，隔夜美元存款利率周二最高达到9％，但市场参与者称，银行的“惜贷”情绪，导致成交利率实际达到两位数。
类似的情形不止出现在美国，欧洲的银行间拆借市场也面临冻结。法国经济部长拉加德周二称，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紧张形势，将使得欧洲未来几周的信贷成本走高。
美国投资公司奥本海默基金的知名分析师惠特尼则指出，雷曼兄弟破产及美林被收购等事件，将导致信贷市场上的流动性骤减。她表示，银行业面临重大且较持久的资产减记潮和资本压力，这种情况将持续至2009年。
业内人士注意到，用于衡量货币市场资金充足状况的Libor/OIS息差昨日扩大4个基点，至109基点，为2001年12月以来最高水平，显示流动性状况持续恶化。
英国财政大臣达林周二表示，在当前全球市场动荡持续之际，全球央行必须联合行动，以支持金融市场。
达林表示，在雷曼兄弟这样的大型投行破产之后，市场动荡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但政府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如何带领金融系统渡过危机。
达林称，需要采取国际行动，其他国家的央行必须予以协助。“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而我们也是这样做的。这意味着所有央行都需要出手支持市场。”他表示，在全球范围内，包括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都在本周干预了市场。
各国央行纷纷注资
为缓解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可能导致的市场流动性紧缺，美联储上周日宣布出台一系列扩大流动性的新措施，包括扩大金融机构从美联储贷款的抵押品范围，并将部分贷款拍卖活动从每两周一次增加到每周一次。
按最新方案，美联储的定期证券借贷工具第二计划拍卖的信贷安排总额将从1250亿美元增至1500亿美元。而定期证券借贷工具拍卖的信贷安排总额将从1750亿美元增至2000亿美元。
同时，美联储还主持召集来自全球多国的十大银行共同推出700亿美元的救急基金，参与的机构可以在必要时借助该基金渡过困境。这些机构包括美国银行、巴克莱集团、花旗、瑞士银行和德意志银行等。
参与的银行最多将能获得相当于该基金总规模三分之一的现金注入。随着其他银行获准加入，该基金的总规模还可能扩大。
15日，欧洲主要央行也纷纷紧追美联储的救市步伐。过去两天，该行连续向市场注资，总额达到1000亿欧元（约1400亿美元）。欧洲银行对隔夜资金的需求升至1024.8亿欧元。欧洲央行还宣布，“随时准备帮助欧元货币市场维持有序运作”。
周一已经以5％的基准利率水平提供了50亿英镑紧急贷款的英国央行周二称，将在0845GMT以两日回购操作的方式，向市场注资200亿英镑（360亿美元），以应对短期货币市场的紧张状况。本次操作的利率为5％。央行同时发布声明称，当局“将采取行动以确保隔夜拆借利率接近央行指标利率水准”，并称“英国央行正与其他央行一道密切监视市场形势”。
此外，日本央行过去两天也累计向市场注资2.5万亿日元（240亿美元），澳大利亚和瑞士银行也都向金融体系注资累计近百亿美元。
各国政要信心喊话
在注资的同时，各国政府要员也纷纷出面，安抚投资人。美国总统布什15日表示，美国经济足够健康，能够经受住金融市场危机带来的冲击。他说，从长期来看，“相信我们的资本市场灵活并富于弹性，能够应对这些调整”。美国财长保尔森在白宫吹风会上也表示，美国金融体系“健康且有适应力”。他还表示目前正与各方合作，将出台新措施，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有序。
加拿大总理哈珀15日表示，虽然美国金融市场动荡，但美国经济显示出良好弹性。加央行发言人当天也表示，加拿大金融体系良好，如有必要将向金融体系注资。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德国央行行长韦伯15日说，德国金融体系整体强劲，对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较强，因此并不担心德国银行业出现问题。
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称，法国当局正密切关注美国金融市场动向。她认为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对法国金融业的影响有限。
德国：政府救援：10月份推出5000亿欧元救市计划稳定金融市场；政府11月5日通过名为“以促进增长保障就业”的振兴经济方案，采取15点措施；12月批准310亿欧元经济激励计划防止经济滑入深度衰退。根据德国政府推出的金融市场稳定方案，政府将为德国银行之间的贷款提供担保，总额为4000亿欧元。此外，还将建立一个8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帮助银行增加自有资本。
日本：政府和央行冻结股票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最新消息，在全球股市暴跌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和央行将临时冻结所持金融机构股票，暂停出售，以避免给市场造成更大压力据报道，在2002至2006年间，为解决当时日本金融机构面临的巨额呆坏账问题，政府和央行购进了总额约为2万亿日元的大型银行股票。从2006年起，这部分股票开始逐渐投入市场
英国：将注资该国三大银行
英国政府13日宣布，计划向苏格兰皇家银行、哈利法克斯银行和莱斯银行投资，额度最高达370亿英镑(629亿美元)，帮助它们摆脱因金融危机而面临的经营困境。
“鉴于全球金融市场持续的、非同寻常的动荡局面，英国政府今日采取果断措施……对英国的银行进行商业投资，”英国财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
苏格兰皇家银行发表声明说，将扩充200亿英镑(340亿美元)资本。其中，政府将出资50亿英镑(85亿美元)购买优先股，另外150亿英镑(255亿美元)股票面向投资者发售，由政府承保。
财政部声明说，“成功合并后”，哈利法克斯银行和莱斯银行也将加入英国政府的银行救援方案。
获救银行必须满足一些条件，包括保证把面向房主和小型企业的贷款规模维持在2007年水平，限制高管人员薪酬，接受政府任命的董事会新成员等。
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
2008-11-03 09:16:37 搜狐博客
目前美国次贷危机已全面爆发，不仅引发了全球金融动荡，而且开始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随着股市暴跌和信贷收缩，投资者信心崩溃，许多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纷纷陷入衰退，世界经济步入停滞甚至衰退的风险明显上升。金融危机及其所带来的经济衰退必然会对我国入境旅游收入、旅游企业投资和国内旅游消费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首先，入境旅游可能滑坡。我国入境旅游客源主要来自于香港、澳门、台湾、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周边地区和国家。目前香港、台湾、韩国、日本等均已深受冲击，股市暴跌，经济放缓。正如日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其年度施政报告中所提到的，此次金融危机，其破坏力的深度与广度都远远超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作为我国第一大入境客源国，韩国的经济也受到显著影响——韩国财政部10月6日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此次金融危机可能使韩国2008年经济增长率降至4.5%-4.9%以下(今年2月份就职的李明博政府在去年的竞选活动中表示要实现7%的经济增长率，但鉴于不利的经济形势，韩国政府不得不调低了目标)。我国第二大入境客源国日本的景气指数也持续恶化，股市暴跌，经济下滑。在远程市场方面，我国入境客源的主体是“西方七国集团”中的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和法国等国。目前这些国家股市低迷，企业投资缺乏信心，私人消费普遍缩减。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公务旅游还是消遣旅游都将受到影响，而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奥运给我国旅游业带来的拉动效应，从而使得入境旅游增长放缓，甚至出现绝对量的减少。
其次，价格优势受到削弱。在国内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大量发行美元借以刺激经济，从而导致美元大幅贬值。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使信贷紧缩问题严重危及欧洲，并拖累各国经济步入衰退，欧元、英镑贬值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加速。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数据，人民币兑英镑汇率中间价继8月14日首次升破1比13整数关口之后，于9月11日再破1比12关口，并在10月10日创出11.63新高；人民币兑欧元也在不断升值，10月7日创出汇改以来的新高，达到1比9.328。此外，人民币兑日元、港元等其他货币也呈现不断升值态势。尽管我国的金融体系所受影响相对较小，但人民币对美元及其他货币的持续升值，将削弱我国入境旅游长期以来所保持的价格优势。
再次，国内旅游支出消减。一方面，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A股市场的下滑，使投资者资产缩水，减弱了部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有人称“中国的中产阶级几乎在股市中被一网打尽”，股市调整的财富“负效应”将前所未有地显现，旅游、汽车等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消费热点必将随之降温。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也使得人们风险厌恶程度普遍上涨，对未来的就业状况和收入预期不甚乐观，当居民收入预期不佳时，首先压缩的就是旅游等非必需性消费。因此，国内旅游也会受到一定影响。
最后，企业融资趋于困难。目前全球金融体系处于动荡之中，银行不良资产大幅上升，为避免风险，银行普遍惜贷。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使“华尔街模式”受到严峻挑战，暴露了现代金融业在产品创新和市场监管等方面存在的严重漏洞，有鉴于此，我国政府必然会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紧缩银根。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为防止经济过快下滑和物价过快上涨，中央提出了“一保一控”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控”就决定了货币政策短期内不可能明显放松。即使不久前出台的“两率”下调，也仅仅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资金困难问题，对度假村、主题公园、旅游房地产等大型项目建设融资的影响极为有限。因此，受金融危机影响，此类企业融资将趋于困难。
总体来说，在消费方面，此次金融危机将给我国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具体到不同的行业和市场，其影响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就行业而言，酒店业、航空业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就分层而言，定位于中、高端市场的企业所受影响更大，而低端市场影响相对较小。在投资方面，将导致大型旅游项目的融资更加困难。
尽管旅游业具有一定的恢复能力，但其敏感性有目共睹。从“911”、SARS到海啸、地震，皆是如此。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上述事件都曾引起了业界的普遍关注，而这一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至今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上述事件所影响的只是部分国家和地区，而且主要源于心理上的恐惧，而此番金融危机则是全球性的，而且主要是经济上的冲击。因此，相比前者而言，这一次金融危机给旅游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许会更加深刻、广泛和持久。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积极的应对措施，切不可心存侥幸或掉以轻心。
一、金融危机后对中国旅游业的影响
1.入境旅游将面临继续下滑的可能。
2.出境旅游将面临增长滞缓的可能。
3.国内旅游将面临“三降一短”的可能。
4.旅游企业将面临经营困难的可能。
二、金融危机后中国旅游业面临的机遇
1.“奥运效应”将在未来的几年内长期存在，并有可能在国际经济形势好转时显现出来。
2.“拉动内需”将刺激旅游投入。
3.“八大计划”将刺激旅游消费。
4.“低价旅游”将刺激旅游需求。
5.“确保就业”将提升旅游地位。
6.“六十大庆”将提振国民消费信心。
7.“台湾之旅”将成新的旅游亮点。
8.“上海世博”等活动将有可能形成“预热行情”。
三、金融危机后中国旅游业的应对措施
1.国家政策措施扶持，企业携手共渡难关。
2.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加快产业重组步伐。
3.抓住金融危机机遇，因地制宜解决“瓶颈”。
一、前3季度外贸继续快速增长
2008年前3季度，尽管受到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能源资源价格上涨和国内生产成本大幅升高，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等不利因素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加快结构调整，仍然实现了持续和快速增长。主要特点是：
1．出口增速回落，进口增长加快，外贸顺差减少。前3季度商品进出口总值为19671.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其中出口第1季度出口增长30.3%，第2和第3季度增速回落。前3季度总计出口10740.6亿美元，增长22.3%，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8个百分点。进口增长自年初开始加速，总计进口8930.7亿美元，增长29.0%，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9.9个百分点。外贸顺差1809.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
2．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较快，能源资源进口量增价涨。前3季度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机电产品出口6170.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0%。受经营成本升高和需求疲软的影响，传统大宗商品中的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仅增长1.8%，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1.2个百分点。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增长速度均有所回落。进口商品中增长最快的仍然是能源资源类商品。原油进口量比上年同期增长8.8%，金额增长85.5%；铁矿砂进口量增长22.0%，金额增长116.0%；大豆进口量增长32.3%，金额增长137.4%。
3．一般贸易保持强劲增长，加工贸易增速继续回落。前3季度中国一般贸易继续强劲增长，进出口总值达到9565.7亿美元，增长35.9%。其中，出口5007.8亿美元，增长26.9%；进口4557.9亿美元，增速高达47.3%，比去年同期加快22.7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增长进一步趋缓，进出口总值8034.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其中，出口增长15.6%；进增长10.7%。
4．对美出口增速大幅放缓，对新兴市场出口增长较快。前3季度中国对发达市场出口增长放缓。对欧盟出口2204.7亿美元，增长25.6%，对美国出口1891.3亿美元，增长11.2%，对日本出口858.5亿美元，增长16.0%。与一些新兴经济体双边贸易继续快速增长，例如对印度出口增长了43.1%，对韩国出口增长了28.4%，对巴西出口增长了90.2%。
二、全年出口增幅可能低于20％
当前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由于个人消费开支和出口增长低于预期，美国第2季度GDP增长率已经由此前的3.3%修正至2.8%。一些研究机构预测第3、4季度美国的个人消费将出现负增长，相应地美国经济将至少步入温和负增长。欧元区和日本第2季度已经陷入负增长。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增长也都开始放慢。第4季度主要发达国家进口量可能萎缩，全球商品贸易也将显著放缓。因为金融危机，部分地区和企业出现支付困难。中国进出口企业已经明显感受到出口新订单减少和支付风险的增大。
国际市场主要初级产品的期货价格从7月份开始回落。近期金融市场的混乱和对未来全球经济下滑的担心，进一步挤压了期货价格虚高成分。但是以美元计价的初级商品价格目前仍处于历史高位，同时也不排除由于投机因素大幅波动的可能性。中国国内通胀率仍不算低，出口产业将继续受到成本上涨困扰。
自汇率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已超过20%，对欧元和日元升值也都在8%以上。近期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与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措施稳定金融市场，汇率大幅波动受到一定抑制有关。这暂时缓解了人民币快速升值给出口企业带来的困难。
综合上述因素，预计第4季度中国出口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全年出口增速可能回落至20%以下。
三、2009年外贸形势很不乐观
第一，世界经济将陷入低迷，不排除危机加深可能
尽管各国政府正采取协调行动筑起防波堤，使得这场金融海啸还不至于引起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但是市场信心的恢复、体制和结构问题的解决预计将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乐观地估计，发达国家经济至少要等到2009年下半年，甚至更晚时候才能开始复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还难以确定。整个世界经济将进入一段较长的低迷时期。目前美国房地产市场还没有显现出整体回暖迹象，次级贷款问题仍有可能恶化，使更多金融机构的不良信贷浮出水面。因此，不排除金融危机加深的可能性。
第二，初级产品价格将继续处于高位并剧烈振荡
如果初级产品价格能够回落至较低水平，对于减轻广大进口国成本负担，刺激经济回升显然是利好消息。但是，导致近年来能源、资源类商品价格飙升的主要因素——来自新兴市场的庞大需求，以及美国生物能源政策等并没有改变。而能源、资源类商品供给受到开采难度增大、生产国投入不足、以及农业生产耕地面积减少的制约，供给量的增长并非易事。为了维持高价，近日OPEC已酝酿调减全球石油产量。各国为拯救金融市场而注入的大量流动性，对美元等货币币值下跌的担心，将使得更多国际游资把大宗商品期货作为保值避险工具。这些因素都将加剧国际商品市场上的价格波动。
第三，多哈回合前景暗淡，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
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只影响部分市场不同，这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陷入金融危机，影响到了全球贸易的稳定运行。7月份多哈回合谈判破裂后，虽然许多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希望重启谈判，但是一些根本分歧短期内很难弥合。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多哈回合取得突破的前景看上去更加黯淡。不仅如此，贸易量萎缩和失业率的上升，还将使一些国家和地区转而采取更为保守的贸易政策，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
总体看来，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下滑、进口需求锐减、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主要货币可能出现的贬值，都将进一步波及中国。预计2009年外贸形势应很不乐观。进口和出口增长都将回落。
四、中国应对冲击有一定空间
中国对外贸易已经连续七年实现较快增长。近几年政府大幅调整外经贸政策，包括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已经让企业提前适应在趋紧的环境下生存发展。许多地方和企业都积极转变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少数仅靠低价竞争的企业被淘汰，具有一定技术、品牌和客户渠道优势的企业则获得了更大发展。大部分出口商品卖价有所提高。应当说，中国出口产业总体竞争力仍然是比较强的，低成本优势并没有失去。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将催生新一轮国际产业调整。对于中国进出口企业来讲，既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也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能依然充足。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基本面是健康的。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调整和优化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将带来巨大和长期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依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坚实物质基础，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和有效地扩大内需，将支撑并推动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中国政府近日已经决定提高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未来在支持优势企业和产品出口方面还有相当可操作空间。各地方、部门将加大对进出口企业信贷支持，加快出口退税进度，鼓励和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开发适销对路产品，拓展新的市场。同时，中国外汇储备充足，将继续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有利于改善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减轻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中国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增长潜力很大，迄今为止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热情不减。所以，从中长期看，中国外贸发展前景依然十分光明。
从国际金融危机看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未来
从国际金融危机看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未来
美国金融危机中美国金融机构综合经营以及美国监管体系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无疑为我们再次敲响了金融风险的警钟。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从无到有，从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集金融业务与管理于一身，到银行、信托、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逐步成立，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职能，再到今天随着分业经营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巩固，我国确立了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一行三会”的金融调控监管模式。不可否认，30年来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在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由分业经营向综合经营的推进过程中，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并蔓延到全球经济，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中美国金融机构综合经营以及美国监管体系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无疑为我们再次敲响了金融风险的警钟。 </P><P>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生活中“滞胀”的长期存在和金融“脱媒”问题的严重化，美国逐步放松了金融管制，其金融机构逐步拓宽经营范围，打通了银行、证券和保险之间的“防火墙”。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颁布以后，美国改进原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形成一种介于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之间的新的监管模式，学界称之为“伞形监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金融控股公司的各子公司根据业务的不同接受不同行业监管机构的监管，而联邦储备理事会为金融控股公司伞状监管者，负责评估和监控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整体资本充足性、风险管理的内控措施以及集团风险对存款子公司潜在影响等。另外，美国的州政府在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监管权限，尤其是对保险机构享有全面的监管权。然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说明，在金融业高度混业经营并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种监管制度的安排无法有效监管金融市场，甚至有可能因为其内部的协调和分工不明确而延误化解金融风险的有利时机，致使金融体系风险进一步累加而形成系统性风险，最终导致了系统性风险以危机的形式爆发。 </P><P>具体来看：首先，这种“双线多头”的监管模式容易出现监管真空，而最大的真空就是各部门的监管标准不统一，从而导致监管重叠和盲区。不仅如此，美国的监管机构太多，之间的权限多有重叠。其次，在监管重叠的同时，监管盲区也不少，例如，像CDO(债务担保证券)、CDS(信用违约掉期)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个监管机构宣称对其进行监管。最后，多头监管的存在，使得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监控。 </P><P>从目前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一方面得益于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管，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金融机构创新能力不足，无法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从而侥幸躲过一劫。然而，当前我国多家大型公司所陆续披露出来的由于金融衍生产品投资失误而导致巨额亏损的惨痛事实，再一次说明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因此，在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只有继续深化金融体系改革，推动分业经营向综合经营的发展，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也只有如此，我国的经济增长才能得到更有力的支持。 </P><P>但是，鉴于当前美国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严峻现实，在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深化的进程中，我们尤其要注意吸取此次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稳步推进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使其更好地适应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从总体上来看，由于当前我国金融混业经营尚未形成规模和分业监管模式相对固化，在混业经营发展的初期阶段，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应该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监管模式。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采用在统一监管的框架下实行监管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的方式构建中国的监管体系，即成立中国金融监督委员会作为一个集中统一的监管主体，内部构建由银监会、证监会及保监会组成的专业分工的“三合一”的监管体系；鉴于此次金融危机中对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缺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尤其要注意明晰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责任，并通过制度的形式加强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将机构性监管模式转化为功能性监管模式，最终形成人民银行负责金融政策，金融监管委员会负责金融监管，二者紧密协调的金融监管框架。 </P><P>当然，在改革进程中，我们仍然需要统筹兼顾，循序渐进，减小金融改革的风险。一方面，加快完善综合经营及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同时大力推进高素质金融人才的培养，组建具有全球视野的金融监管队伍；另一方面，继续推进金融机构的公司化改革，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并尽快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即时的风险控制系统。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为了及时、有效甄别和防范金融风险，监管机构之间应继续加强合作，联合建立即时的风险控制系统，及时向金融机构发出风险预警信号，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和控制措施。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应与有关经济部门积极配合，建立对金融机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公示和惩处制度，严厉打击金融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净化金融市场环境，促进金融业公平竞争。</
相关范文：
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僭越的动力机制与表现
[摘要] 虚拟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渗透与发展，贯穿着金融虚拟化的自我膨胀和扩张。货币虚拟化和信用创造为金融的虚拟化趋势提供了正向的内在动力，而以金融衍生品为特征的金融创新则为金融虚拟性不断突破信用框架提供了逆反的规避动力。当前，金融虚拟化扩张正在国际信用体系架构、信用货币发行和信用对象规制等过程中不断践履着对信用制度的僭越。
[关键词] 金融虚拟化 信用制度 动力机制 表现
一、引言
伴随着货币虚拟化的发展，虚拟经济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纬度。以货币虚拟化为基础的金融虚拟化以及对金融虚拟化正负功能影响的探讨层出不穷，尽管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各执一词，但不可回避的是，虚拟经济作为脱离传统“实体经济”范畴的新范式，在整体经济中的比例膨胀与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扩张息息相关。金融虚拟性作为当代金融的一个突出特征，其演变历程中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态势，在经济虚拟化和全球化的催化下，似乎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由弱变强、以几何级数膨胀的趋势和规律。
从人类经济发展史的脉络看，任何经济逻辑中都留有人类的烙印，人们不仅参与经济活动，而且干预甚至掌控经济的内生过程，这个过程也匹配着人类经济制度的衍生过程。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诺思，2000，第110页）经济是一种复杂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缺陷的存在都会使经济偏离正常的轨道。货币虚拟化发展趋势和信用的不断创设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内在动力本源，而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金融规避行为所引发的金融创新则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外在制度条件。下面我们将从金融虚拟性扩张与广义信用制度关系角度探讨当前金融虚拟化如何从不同层面突破信用制度框架。
二、正向动力：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
金融活动依托货币运动与信用创新实现对实体财富和虚拟财富的优化配置。货币是金融最原始的形态和萌芽，也是金融产生的内在本原，信用则为二者的过渡创造权利与义务的外在制度保障。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的伴生与互动共同构建了金融虚拟化的正向动力激励。
金融虚拟性的扩张过程内始于货币虚拟性的内在特性外化，货币虚拟化的趋势是在商品的内在矛盾外化为商品与货币的矛盾，并使货币在表现商品价值的材质上不断与实物背离的过程中实现的。“用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来代替另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马克思，1976，第95页）货币起源于商品之间的联系，使直接物物交换的自然过程转向了以货币为媒介进行间接交换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孕育着信用。信用从一开始就具有替代货币流通和支付形式的原始冲动。
贵金属货币的出现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它出现之前，商品交易是单纯的物物交换，偶然性的存在使商品所有者面临诸多交易“瓶颈”。货币虚拟性无论内在特质还是外在表现都受到货币形式原始状态的制约。此时，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延续更多依赖于一种社会契约。“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过，然而它们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样的，在普天之下都是为人所默认或者公认的。”（卢梭，2002，第39页）贵金属货币的出现虽然缓解了商品内在矛盾，并使后者外在的表现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却只是为货币虚拟化外溢提供了可能。之所以是可能，除了实物货币自身价值的存在限制了价值虚拟表现外，不成熟的信用关系也从外部环境上制约着货币虚拟化的发生。这种可以与之结合并内化的制度框架，直到信用货币条件下才使货币虚拟化外溢成为可能。
信用货币（银行券、法币等）对贵金属货币的替代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货币虚拟化受货币材质的限制。尽管金本位、银本位或双本位制度是信用货币得以流通的基础，但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度和信誉性仍存疑问，这种疑问在国家权威性和银行信用性的双重作用下被成功地解答了。此时，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已经超脱了实物商品或服务范畴，转而将前者提升到了国家和银行的信用层面。考夫曼(Gorge·Kaufman)有如下叙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行纸钞(随后被称为通货)的权利被转移给政府，……或者可以这么说，通货仅有名义价值，而且它的供给完全由政府决定。”（考夫曼，1998，第15页）银行信用可以创造货币，从而使货币数量实现多倍增长，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非现金结算制度的建立，为银行的货币创造机制提供了前提，在此前提下的货币增长并不是国家货币发行量的增长，而是通过银行信用扩张来实现的，这使得原本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演化为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实现了虚拟化的外溢。
经济信用化使经济过程逐步摆脱了经济主体自身积累的依赖，转而依托外部资金来源的融资。由此，资本支付手段的职能被部分货币所有者创新为价值增值的手段。生息资本，进而虚拟资本开始登上经济舞台。客观地讲，虚拟资本的产生是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双重作用的结果，它亦成为金融虚拟化的开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指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够带来预期收入的资本。它是由债券（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它们所代表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马克思，2004，第451页）对资本增值无限制的追求与自有资本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限制了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从而抑制了虚拟经济的发展。此时，为虚拟资本发展保驾护航的信用制度应运而生，“还有一种促进集中的力量，这就是信用制度。”（齐威格，1997，第280页）通过信用的媒介，一部分闲置的货币资本就可以由货币资本家贷给企业经营，使虚拟资本的积累大大超过了实体资本的积累，从而也就推动了金融虚拟化的蓬勃发展。
无论是贵金属货币还是信用货币，他们均是在一国内部以贵金属作为储备而介入金融活动的。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往来核算也仍然以国际公认的世界货币——黄金作为交易的货币汇兑基础，可以说，此时的货币虚拟化仍然提留在一国母体内部，还没有具备占领全球金融贸易活动的能力。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着黄金的国际货币地位，这成为虚拟资本跨越国界进行世界范围资本配置的障碍。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以及美国黄金储备的大量流失，布雷顿森林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国际虚拟化能力终于装备在货币身上，金融虚拟性也随之超越国界限制，真正在全球范围内来发挥其强大的虚拟化功能。
三、逆反动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规避动力
金融虚拟化过程随着对信用制度成熟和完善要求的不断提出而发展，两者存在着紧密的辩证联系。虚拟资本产生之前，金融虚拟化相对独立于信用制度之外，它的运行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货币内生虚拟性突破各种束缚发展壮大的自然发展过程；虚拟资本产生之后，金融虚拟化一方面得到了实现虚拟性外溢的强大信用保证，另一方面自身的独立性又始终成为突破制度设定的框架在更大范围实施虚拟性扩张的内在冲动。
制度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约束。诺思（North）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关联影响的框架，它们确定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讲，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尽管金融虚拟化要求信用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制度保障作用，但这种制度保障的存在也意味着将金融创新抑制在已知制度框架内，客观上又为金融虚拟性的扩张套上了一副无形的“锁链”。毕竟金融虚拟化源于货币虚拟化所表现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作用与外化，是一个主观意志无法控制的客观过程，制度的衍生则是人类寻求自身价值实现得以保证的外在表现形式，它是人类主观意志对客观规律遵循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辩证地讲，信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落后于金融虚拟扩张的，这就决定了早期金融虚拟化所推动的信用生成在虚拟性膨胀后又反过来成为制约其内在发展的桎梏。由此可见，金融的内在虚拟性仅仅表征着金融具有虚拟化的倾向与能力，而其虚拟化程度是否显著则受到不同历史阶段制度（尤其是信用制度）环境的影响与制约，这也为金融机构规避信用约束，实现虚拟创新提供了动力来源。
美国经济学家凯恩（E.J.kane）于1984年提出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规避创新就是指回避各种金融规章制度的管制以期达到理论最大化的目标模式。规制型金融创新意味着内在市场自发力量与外在市场机制相结合共同回避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所寻求的金融创新行为。凯恩的理论实际也为我们诠释当前金融虚拟化的全球性扩张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金融市场的微观行为主体——金融企业或机构与宏观规制主体——政府和银行之间，存在着自由与管制的博弈。金融企业或机构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整体，其寻求的是以市场力量的自发运动来维系其价值创作、增值过程，实质上是金融虚拟化得以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企业或组织制度层面的体现。而以金融稳定为宏观目标的政府和银行则必须兼顾双面责任，即一面保持金融市场的活力和动力，为金融企业或机构提供信用制度支持；另一面要对这种动力实施管制，使其限制在可以调节的范围内，即设定并实施的规章制度框架。金融企业或机构通过创新来规避管制，一旦危机金融稳定，政府又会加以管制，这种管制将导致新一轮的规避行为。管制和规避引起的创新总是不断交替，形成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
从当前全球虚拟经济发展的态势看，金融虚拟性的规避创新主要通过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创设与泛化表现出来。广义的金融衍生品不仅仅涉及金融期货和商品期货合约，而且应当涵盖基于实体标的产权证券化或债权证券化所形成的混成组合型衍生产品。这种宽口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交易是对既定制度规范圈设框架的突破，它使国家决策和信用规制的对象“进化”得虚无化，从而为金融虚拟化的膨胀与扩张提供了一种逆反动力。
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僭越
从理论上讲，当前金融虚拟化的扩张是失去了有效信用控制的必然结果。当贵金属非货币化之后，所有的货币形式都失去了自然控制其在市场中流通的数量机制，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面对货币的不断虚拟化显得力不从心。此时，各国的货币发行主体必须依靠国家制定的信用制度来控制各国信用货币的供给量，约束金融虚拟化的扩张。然而，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化和虚拟经济的强势发展使得任何一个进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国家和地区都失去了独立有效控制信用供给的能力。金融虚拟性扩张使国别信用制度一方面无法再为金融虚拟性提供强有力的信用保证，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金融虚拟化在全球的扩张。因此，实现对信用制度多方位、全角度的僭越越来越成为金融虚拟化在全球扩张的必然要求。当前，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一国虚拟化货币主导国际信用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所设定的是以美国为中心国家，欧洲和日本为边缘国家的世界经济格局。在这个框架内，经济货币格局表面上是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但实质却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货币体系。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达国家都在试图维持两个固定比率，即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率和美元与各国货币的固定比率。尽管1973年固定汇率制度的解体使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率“脱钩”，但各国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关系却固定下来，并且成为当今全球国际汇兑的主体，“美元金本位”成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现行国际金融秩序。例如，从美元在国际贸易中货币计价的比例来看，美国的国际贸易只占全球国际贸易的13.5%，而以美元计价的国家贸易却占全球国际贸易的近半数，政府部门的国际资本流动基本上是以美元计价的，有的国家甚至国内也采用美元计价。在国际汇兑中也不例外，世界上大概40个国家的货币采用钉住美元或钉住以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
美元在全球货币市场的独霸地位使这种一国的虚拟化货币支配着国际金融体系。各国储备的不再是黄金和美元，而是只有美元或美元资产（以美元计价的外债）。这就使美国政府或企业可以凭空创造出各种金融虚拟工具来实现以前“金本位”下无法平衡的国际收支逆差。从下表所表现的美国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到2005年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看，2005年的7915.08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与1973年的71.4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相比，32年的经常项目逆差增长了大约112倍。在这些经常项目中，除了美元外还存在着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外债。另外，与1973年44.86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逆差相比，2005年美国7854.49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顺差较之1973年增长了近176倍，从而实现了美元的巨额“出口”。尽管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债务人”，但他却成功的使美元触角伸入到世界各个角落。这表明一国在拥有国际“铸币权”的条件下，可以使一国虚拟化货币不再受到任何国别信用制度的约束，彰显了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和国际信用制度的严重缺失。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ccounts Data
2.“美元金本位”引发各国信用货币的膨胀
美元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决定了各国在外汇储备中主要以美元储备为主。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32年里，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元大量无节制的外流，贸易顺差国获得美元货款，除留在各国商业银行境外金融机构的美元头村外，大部分回到本国按照美元与本国货币的汇兑比率兑换成本国货币。大量美元的涌入必然促使本国货币管理当局增加本国货币的供给，从而使本国信用货币出现膨胀。这一点对于国际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显得尤为明显。以中国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5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3％（新华网）。按照1美元兑换6.8元人民币的比率计算，中国累计发行了近10.4万亿人民币，即使中央银行用短期债券对增发的人民币进行对冲，也会导致银行间市场的扩张。作为仅次于现金的流动性非常强的资产，短期债券使银行市场只有通过不断地对冲才能使这部分现金始终停留在银行间而不扩散到民间市场上。另外，各国滞留下的大量美元则作为国家的外汇储备通常以购买美国等货币开放国家的政府或大企业债券保存下来。（刘骏民，2007，2）这些债券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虚拟资产，这无形中又加大了外汇储备国的金融风险。比如我国经济在2008年初所遭受的美国次贷款危机的影响就是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一国的信用制度在外来国际货币的冲击下不仅显得非常脆弱，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为国外虚拟化货币在本国的扩张提供了信用服务。
3.金融衍生品泛化加速信用规制对象虚无化
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主要是各种信用行为和关系，其借助的工具就是对信用货币供求机制的有效管理来保证信用的维系。然而，随着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扩展，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变得逐渐虚拟化、缥缈化。金融衍生品的泛化则使信用规制的箭头更加无所适从。在以往货币金融工具和普通证券阶段，由于金融交易是以实体经济的存量作为交易基础的，尽管具有一定虚拟性，但它仍然受到实体经济的制约。期货与期权、指数期货与期权等从出现就是十足的虚拟资产或产品，不仅其质是虚拟的，而且从量上也是交易者想象的结果，具有绝对的虚拟的特点。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变得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及。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带着众多投机者对未来虚无缥缈的预期冲击着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稳定。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已有较长的历史。1849年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就正式推出了远期和期货交易。当今，金融衍生品交易正在爆炸式地增长,据美国《福布斯》杂志1995年载文称，国际金融市场已知的金融衍生工具已有1200多种，并且还将不断增加。2004年有组织金融衍生合约交易总额为1143.9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30.7%。货币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7.2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62.7%。利率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1043.2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31.3%。股票指数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93.5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23.4%。场外衍生市场交易未清偿合约名义金额在2004年6月底比2003年12月底增长11.6%，达220万亿美元（2004年世界统计年鉴）。以上数据说明，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壮大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几乎可以无限设计，只要符合人们短期牟利的投机心理，人们就可以不断地实现金融创新的泛化。
五、结语
虚拟经济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其虚拟性，它可以凭空创造、无中生有，基于它脱离实体经济的特性给予国家经济表面的繁荣或泡沫，使国家信用在调控国别信用行为和规避风险方面变得软弱无力。金融虚拟化扩张表现出巨大的投机性，而这种投机性背后却隐含着无法估量的危机。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金融虚拟化已经在宏观领域支配着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其中，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中国外汇储备的巨幅增加都说明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金融虚拟化支配或牺牲的对象，谁也不能逃脱。既然不能逃避，那就勇敢面对。所以我们应当通过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加速国家金融、信用体系的成熟，完善对金融产品和工具的信用规制等措施，保障我国金融环境的安全和稳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商务印书馆，2002
[4]（英)乔治·考夫曼:现代金融体系:货币、市场和金融机构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5]（美)保罗·齐威格：资本主义发展论[M].商务印书馆，1997
[6]（美)D·C·诺思: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发展经济学的革命（中文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刘骏民李曙军:全球流动性膨胀与经济虚拟化[J].开放导报，2007年（2）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