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中并没有记载邬思道是怎么死的，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邬思道是老死的，邬思道是一个聪明人，知道位于高处的滋味也知道皇上不好伺候，所以敢于取舍，之后就辞去工作告老还乡。
回到家乡后的邬思道出了2本书，但是不是以自己的名义出书的，而是以好友田文镜的名字发行的，讲述的主要是游幕之道。书发行后，成为了行业标杆，被同行师爷们广为传阅借鉴。绍兴师爷就此成为了名流大腕，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偶像，师爷这个行业也以绍兴区域最为出名。
另外一种说法是到死都没有见雍正一面，隐居山林，做个私塾先生，悠然自得的过着下半辈子。
影视形象
在《雍正王朝》的演绎中，皇四子胤禛之所以能够取得皇子夺嫡之争的胜利，邬思道这位“大智近妖”的谋士做出了绝对不容忽视的巨大贡献。凭借着对康熙皇帝内心真实想法的精准把握，邬思道为皇四子胤禛制定了一条有效规避风险、成功走进康熙皇帝内心的夺嫡之路。
“国库欠款清理”、“刑部冤案”、“举荐新太子”、“剿灭江夏镇”乃至最后关头的周密安排，邬思道在“九子夺嫡”中，始终以高深莫测，近乎妖人的形象存在。
妖书案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桩疑案。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妖书第一次出现，题为《忧危竑议》；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妖书第二次出现，题为《续忧危竑议》。妖书案其实是发生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由国本之争引起的党争。
这一案件虽然不了了之﹐却充分暴露出明末朝廷中党争的激烈。第二次妖书案与伪楚王案、劫杠案共称“楚宗之乱”或“楚宗之争”。
妖书案以皦生光受冤而死结案，一方面暂时结束了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也使门户之争愈演愈烈，党争在此后很长时间内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顽疾。
扩展资料：
明代妖书案：
明神宗万历帝20岁时，妃子王氏生下了长子朱常洛。神宗24岁时，宠妃郑氏生下了朱常洵，神宗便加封郑氏为皇贵妃。当时的皇后王氏却没有生儿子。
因此满朝上下、前宫后院都在争论太子之位的归属。这场争论持续了数十年，使得神宗年间的后宫、前朝鸡犬不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这场国本之争的中心是郑贵妃和她的儿子朱常洵，而《忧危竑议》案则把争论推向顶峰。
郑氏在万历初年进入后宫的。那时的她风华绝代，神宗当即为之倾倒，并封她为贵妃。万历十四年，郑氏生了皇三子朱常洵，晋封皇贵妃。国本之争便是从朱常洵出生后第二个月开始的。当时，神宗宠爱郑贵妃，而把朱常洛的母亲撇在一边。
贵妃，一谈立太子的事他就转移话题，长子已经5岁，还没有一丝册立的意思。朝臣们便难免犯嘀咕：皇上是不是有意立郑贵妃的儿子，郑贵妃是不是因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就谋划着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神宗屡屡以皇长子年幼为名，一再拖延太子册立时间，国本之争也日益明显。神宗为了爱妃和爱子，竟然与满朝的文武百官对抗。而忠君爱国的百官们宁愿被贬、被削、被打，也决不能容忍皇上以私害公。
万历二十六年五月，《闺范图志》案使国本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吕坤是山西按察使，他编辑了一部《闺范图志》。
郑国泰看到后，觉得可以用来迎合皇上和郑贵妃。于是，郑国泰在原来基础上补上了后妃部分，汉明德皇后居第一位，最后是当今的郑贵妃。新版《闺范图志》的问世，无疑为国本之争火上浇油。
不久一部书名为《忧危竑议》的书传入后宫，将历代嫡庶废立的事都写在里面。书中引用历史故事痛斥废长立幼行为。
很显然，这本书的矛头是指向郑贵妃及其爱子的。《忧危竑议》在京师引起如此大的轰动之后，也把后宫、朝廷搅得鸡犬不宁。神宗十分恼怒，不假思索便下了圣旨：都察院右都御史徐作、礼部右侍郎刘楚先罢职；国子祭酒刘应秋降调。
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京师又突然出现一本名为《续忧危竑议》的书，全书共三百余言，说的是神宗准备重立太子，动摇国本，书中怒斥郑贵妃。
一夜之间，这本书的内容贴遍了宫门、巷衢，立刻就惊动了后宫。这本书出现后，满朝震惊，神宗龙颜大怒，吩咐厂卫严加搜捕，务必查出造书主谋。这场《忧危竑议》案把众多拥立太子的朝官害得苦不堪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妖书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