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我国农村需求，增加农村居民消费，需要利用多种方式对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及其变化趋势给与分析考察，发现并找到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诸多关系，譬如，收入和消费总量的关系、收入和消费增量的关系、平均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城乡消费差距的变化、农业人口比率和农村消费比例的关系等。实践表明，收入是决定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平均消费倾向反映的是当年消费与当年收入的相对关系，恩格尔系数是体现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
一、消费总量增加与经济收入提高基本同步
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看，农民收入和消费的总量及增量水平的变化关系、平均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城乡消费差距和农业人口比率与农村消费比例等关系，都表明了我国农村居民整体消费水平是在提高。
（一）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增加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在人口总量逐年减少的同时，消费总水平逐年提高，已从 2001年的15666亿元，提高到2008年的26906.4亿元，7年间增加了 11240.4亿元，平均每年增加消费总量 1605.8亿元，增长率 43.8%。农村居民消费无论是总量水平还是增长速度都是处于上升趋势。同全部居民消费增长水平相比，尽管在全体居民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增长幅度也相对落后，但是人均消费水平是增加的。如果以2.3亿农村进城人员全部在农村消费，按照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3730元计算，应该有8579.0亿元的消费总量，如果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一半计算，应该有15546.9亿元的消费总量。所以，在把握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和水平，分析扩大农村内需的现实基本情况的时候，必须考虑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农村居民的快速转移。特别是考虑中央作出的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新格局战略部署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我国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所产生的积极效果。
（二）消费与收入增长基本同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迅速增加，消费水平也日益提高。198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是 191元，2001年增加到 2366元，2008年达到了 4761元，与1980年相比增长了 470.6%，平均每年增长 6.4%。198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水平为 162元，2001年增加到1741元，2008年达到了3661元，与 1980年相比增长了383.5%，平均每年增长 5.8%。可以看出来，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与收入增长幅度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意愿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随着收入的增加，会保持消费水平的同向提高。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国农村居民当年的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实际消费支出都在增加，虽然增加的速度相对较为缓慢，但二者在数量上的差距保持着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例。
（三）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保持平稳上升
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消费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保持着稳定的函数关系，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人们现期可支配收入，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将增加，但消费增加的幅度将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2001年-2004年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相对较为平稳，保持在 0.74左右，而 2005年 -2006年两年，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上升趋势，从 0.74上升到 0.78和0.79的最高值。到2007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有所下降，2008年继续下降到 0.77。消费倾向之所以出现上升与下降的趋势，一方面可以解释为，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极大的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勇气，使消费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从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变动也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影响。从总体上看，“十五”时期以来，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 0.7-0.8之间变化。
（四）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波动中下降
自“十五”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虽然在2004年有所反弹，但很快又保持下降趋势，并且下降的速度快于城镇居民。7年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减少了8.4%，而同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只减少了0.8%。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差在逐年缩小，说明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和差距趋于接近，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指向存在着很大的趋同性。尽管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有所回升，但应该考虑是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导致的，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涨幅6.5%，是“十五”以来年度涨幅最高的一年（2001年 -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涨幅23.4%，平均涨幅 3.1%）。从变化速度看，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在2001年-2008年的7年间，有4个百分点的变化，超过了同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0.3个百分点的变化。说明农村居民总体生活质量进入到快速改善阶段，并不断朝着富裕生活水平靠近。
（五）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低于城镇
2001年-2008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绝对数的比较始终在3.6-3.8之间，同年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始终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并且城镇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要比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快。2001年-2008年城镇居民消费平均每年增长幅度7.7%，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为5.3%。应该认为，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差异，是一种必然现象，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导致的消费绝对值的差异，是会持续存在的。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的出现，城乡消费水平的对比才有可能出现变化。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更需要消费，更需要改善生活质量，而城镇居民消费则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期。届时，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有可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持续缩小，或者是不再扩大。
二、消费结构变化与生活质量改善大体吻合
（一）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整体变化，呈现出温饱型需求下降，而奢侈性消费增加的趋势
1、食品消费支出。“十五”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所占的比重虽然在 2004年附近稍有波动，但总体上趋于逐年下降。2001年食品消费支出比例为 47.7%，2007年下降到 43.1%，2008年略有回升到 43.7%，下降了 4 个百分点。根据统计数据分析，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比重回升与食品消费价格上升有直接关系，2004年食品消费价格比上年提高 9.9%，2008年食品消费价格比上年提高14.3%（2001年-2008年农村食品消费价格累计上涨52.6%）。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内部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均粮食和蔬菜的消费不断减少，禽、肉、蛋、奶及其制品类的消费虽有波动但总体上却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饮食质量和结构不断得到提高和改善。
2、衣着消费支出。“十五”以来，衣着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 2001年的 5.67%，上升到 2007年的 6%，2008年略有下降到 5.8%，虽然在 2004年稍有波动，但整体上趋于上升趋势。衣着消费比重的不断上升说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越来越注重衣着的改善。同时与农村居民衣着类消费价格连续走低有很大关系（2001年-2008年农村居民衣着类消费价格累计下降 13%）。
3、居住消费支出。住房消费在我国农村消费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农村居住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 2001年的 16.03%先上升到2002年的16.4%，接着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 14.49%，随后又迅速回升，2007年回升到 17.80%，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18.5%。这种上升是在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和居住类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实现的（2001年-2008年农村居民住房消费品价格累计上涨31.6%），因而更加说明农村居民对于住房改善的要求十分强烈和迫切。2001年 -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 25.7平方米，增加到32.4平方米，增加了 6.7平方米，增长 26.1%。
4、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各种耐用消费品如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等纷纷进入农村居民的家庭。家庭设备用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2001年的4.4%下降到 2005年的 4.1%，接着开始上升，2007年达到 4.6%，2008年上升到4.8%。整个“十五”期间，家庭设备用品的消费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农村家庭设备用品的饱和，因为进入“十一五”农村家庭设备用品的消费又不断上升。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物价的涨幅较快，导致农村居民的购买力降低，更多的支出花费在食物上，也包括由于医疗等负担过重造成的。总之，农村居民在家庭设备用品方面的消费比重近几年来迅速上升，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该市场的开拓潜力很大，因为这是生活现代化的必然。
5、交通通讯消费支出。随着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快速发展，它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密切，并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收入增长和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促使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导致居民在交通通讯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整个“十五”的前四年农村居民的交通通讯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相当稳定，保持在5.6%到6.0%的范围内。从“十五”的最后一年开始，交通通讯消费比重迅速上升，进入到“十一五”期间的 2007年达到了 10.2%，2008年略有回落到 9.8%。
6、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人们对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逐年增加。从2001的6.3%增加到2005年的11.6%，随后又逐年下降，2006年为 10.8%，2007年为 9.5%，2008年为8.6%。农村居民文娱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先平稳上升，随后又缓慢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重视对精神文明的追求，文娱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多，同时 2006年义务教育改革之前，教育成本不断增大导致了2001年到2006年，文娱消费比重不断提高，随着2006年起义务教育的改革，农村居民的教育成本不断降低，从而使得文娱支出的比重不断降低。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娱乐教育文化事业还不发达，许多农村还没有具有高水平、上档次、普及性的娱乐设施和文化活动站，导致农民不得不减少用于娱乐文化方面的支出。
7、医疗保健。农民的身体素质与农民的生产能力紧密相连，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有能力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从而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不断增多。“十五”以来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从2001年的11.06%，2002年的11.5%，增加到2003年的12.1%和2004年的11.3%，接着开始下降，2005年为6.6%，2006年为6.8%，2007年为6.5%，2008年为6.7%。2001-2004年，农村居民的医疗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平稳增加，这说明农村居民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2004年以后，农村医疗消费保健支出出现了加大下降，并维持在6.5%-6.8%，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启动和推广，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医疗成本，因此出现了医疗保健消费比重的下降。当然也包括政府长期以来实行农村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的低价政策（2001年 -2008年农村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消费价格平均每年增长0.8%）。
（二）不同地区消费结构变化中，东部地区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中西部地区有所改善
1、各地区的生活消费总支出不断上升。从 2005年到2007年不同地区同期人均消费支出相比，高低排序依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从食品支出看，虽然支出的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都不断增长，但是支出的相对数量，也即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却不断下降，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中，东部地区从 2005年的 42.12下降到 2007年的 40.56%，中部地区从 2005年的 48.05%下降到2007年的 44.84%，西部地区从 2005年的 49.79%下降到 46.62%，东部地区从 2005年的39.48%下降到 2007年的 37.86%
2、按生活质量高低排序，依次是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已处于富裕水平，东部地区则非常接近富裕水平，中部和西部地区整体上处于小康水平，并不断向富裕迈进。从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和医疗保健等 2005年到 2007年逐年处于增长状态，但是从相对数量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占消费总量的比重逐年处于上升状态，居住支出始终居于第二位，并且上涨的幅度较大，带动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交通通讯支出超过了文教娱乐支出排在了第三位，文教娱乐支出由于义务教育的改革降低了教育成本则不断下降，由于人们生老病死的不可预知性，医疗保健支出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有所波动。
3、各地区高档耐用消费品有所增长。从每百户耐用消费量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区农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变化。2005年到2007年，各地区每百户拥有的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机、抽油烟机、摩托车、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照相机和家用计算机都在不断增加。其中东部地区除了洗衣机外，每百人拥有的其他耐用消费品都排在全国之首，其次是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每百人拥有的洗衣机高于东部地区，接下来是中部和西部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每百人自行车和黑白电视机的消费量不断减少，而摩托车和彩色电视机的消费量则不断增多，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机相对而言较为稳定，而移动电话则迅速增加。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构成部分的变动，与前面对农村消费的总体分析相一致，说明人们随着收入的提高，购买能力的增强，以及社会文化、交通、医疗等事业的快速发展，促使人们的消费方式不断转变，消费不断升级，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三）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出现差异
对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及变动进行描述分析，发现收入水平的差异，决定了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不同。
1、收入水平不同，但是消费支出均出现增长。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消费支出总额（按当年价格）从2000年到2008年都是不断增长的。其中，低收入户消费支出从 2000年的977元，增加到2008年的 2145元，增长 119.5%；中低收入户从 1233元，增加到 2653元，增长 115.2%；中等收入户从1501元，增加到3286元，增长 118.9%；中高收入户从1877元，增加到4191元，增长123.3%；高收入户从 3086元，增加到 6854元，增长122.1%。数据显示出，收入水平越高，消费支出的增长幅度越高。
2、食品支出增长不同。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 2005年到 2007年，高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组则是先下降，2007年又稍有回升，这一现象与前面的分析基本一致，可能跟物价的上涨有着一定关系。同时可以看到，高收入组食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小于0.4，整体处于富裕水平，并且生活水平在逐渐提高，中高收入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不断接近富裕水平，中等收入组生活水平虽有改善，但是仍处于小康生活，并与富裕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中低收入组虽然进入了小康生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中等收入相比还较差，低收入组始终在温饱和小康的边缘徘徊。
3、食品支出以外的消费处于上升。从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来看，不同收入组的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和医疗保健等2005年到2007年的支出均处于增长状态，但是从相对数量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占消费总量的比重逐年处于上升状态，居住支出始终居于第二位，并且上涨的幅度较大，带动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除了低收入组之外，其他收入组的交通通讯支出均处于上升状态，并超过了文教娱乐支出排在了第三位，2005年到2007年，各收入组的文教娱乐支出均处于下降状态。这是由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改革降低了教育成本使文教娱乐的支出不断下降，由于人们生老病死的不可预知性，医疗保健支出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各不同收入组的医疗保健支出有所波动。
三、消费行为差异与需求倾向平稳趋于一致
（一）不同地区农户消费行为存在差异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这四个地区的划分，一方面是地域上的划分，另一方面，则可以看到这种划分和收入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根据统计年鉴的 2005年-2008年数据，我们可以将这四个地区按收入水平高低排序，依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高收入地区，也即东部和东北地区，整体来看，基本消费都已得到满足，因此其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地区也即西部地区受收入限制，收入的大部分都要用于满足基本的生活消费支出，因此其消费倾向较高。中等收入地区，也即中部地区农户的消费倾向，介于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之间。
1、2005年－2008年四年中，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平均消费倾向越低；而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区，其平均消费倾向越高，说明低收入地区的消费欲望强，而高收入地区的储蓄倾向强。
2、2005年-2008年四年中，从整体上来看，东部地区的平均消费较为稳定；中部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先上升又下降，并且2008年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于2005年的消费倾向；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都在下降；东北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幅度大。这说明收入较高的地区，平均消费倾向变动的范围较小，农户的消费行为差异较小。
3、2006年-2008年，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出现差异，其中，2006年中部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而东北地区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东部和西部居中。2008年，东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最低，已经连续三年处于下降，说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并没有更多的增加消费支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也是连续三年下降，这主要也是因为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增长不快所致。收入增加的部分，更多的用于储蓄或用于生产性投资；中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变化较大，说明这部分地区的农村居民随着收入增加而扩大消费需求的愿望波动强烈。东北地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处于上升期，客观上要求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费。
（二）不同收入组农户的消费行为不同
以《中国统计年鉴》对农户收入的五类分组为依据，我们收集整理了这些不同收入组农户的消费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1、2003年-2008年，五个收入组从低到高，平均消费倾向依次减小，并且低收入组农户的平均消费大于1，这说明收入较低的农户受收入的限制，所有的收入都用于基本的日常生活消费，并且还会因为入不敷出而需要借钱或救济来满足日常的基本生活，它们的消费欲望较大，因此平均消费倾向较大甚至还会大于1。而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较高收入阶层农户的基本消费都可以满足，并且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农户的消费倾向不断减小，而储蓄的倾向不断增强。
2、从2003年-2008年，各收入组农户的平均消费倾向都经历了先增长，而后下降的过程，这与我们在第一部分对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变化的分析相一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物价的上涨和农户的消费惯性，导致农户要为了保持原有的消费倾向就要花更多的钱，而随着物价的下降，各收入组的平均消费倾向也逐渐下降。
3、根据凯恩斯的观点，边际消费倾向是要小于 1的，而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整理计算的不同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则出现了一些数据大于1，尤其是中低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和2005年除了高收入足农户以外的其它收入组农户。这主要是因为，中低收入组农户当年的收入增长不够满足消费的一般性增长，因此农户必须要依靠利用已有的储蓄，或是借钱或是依靠救济来进行消费。而2005年出现的绝大多组农户收入组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 1，可能跟物价的上涨有关（2004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4.8%，2005年提高2.2%，均高于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全体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水平），使得农户当年的收入增长不能满足由于物价上涨而造成的消费的大幅上涨，因此需要借贷或是动用已有的储蓄进行消费，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大于1。
4、2008年低收入户边际消费倾向依然大于1，甚至超过了2007年，达到了1.92，说明这部分农户为了生存，在高物价水平时期，依然要靠动用储蓄维持生活（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6.5%，超过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全体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水平）。
5、2003年-2008年，从总体上来看，由低到高五个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依次减小。这说明收入越高的农户，用于基本消费的支出是稳定的，因而它的消费倾向较低，并且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长也不断减小，而储蓄的倾向则不断增大。
回望祖国大地，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了。30年来，从城市的景色面貌到普通人的着装饮食，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真真切切地目睹和感受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巨变。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我们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30年。 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社会实现了由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基本达到小康、主人翁意识显著增强、受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明显提高，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成效显著、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大幅提升等等，这一切只用了30年时间，被称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13亿中国人民。13亿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根本改变，这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的30年光辉历程，使我们这个过去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成就，想变化，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育、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国际地位和声望不断增长，这使得我们更有信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有信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有信心履行好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 这个季节，正是农村下谷种稻的季节，也是农民三夏大忙的季节。30年前，当拖拉机第一次驶入农村时，农民群众还十分好奇。而现如今，传统的耕作方式正逐渐被轰鸣的拖拉机、收割机等农机所代替，许多农民已不再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农民买拖拉机或汽车，已不再稀奇。而现在在城里，购买轿车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在宽阔的道路上，“大众”“尼桑”等品牌家用轿车正自由地疾驰，体现出了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公民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 30年前，居民的生活方式是“四世同堂十平米，五代家人居陋室”，今天，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农民们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楼，城市居民更是从以前的平房转变成现在的小高层，复式住宅，人们的居住都向着“更高大，更宽敞，更环保”发展，处处折射出人们住房条件的极大改善，空调、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现代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离不开的‘缝纫机、黑白电视机、自行车’等‘老三件’，如今都已换上了高档的家庭电器了。试想30年前的夏季，人们只能靠摇着蒲扇来解暑，如今也被空调所替代了。 30年前，由于家庭收入不高，有限的资金主要是优先考虑吃饭，加上国家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生产能力十分有限，普通居民上班、出行只能靠两条腿，极个别家境较好的才有可能用自行车代步。如今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大发展、大飞跃，城市基础道路建设、交通设施大大改善，人们平时上班、出行的工具更是多种多样，近途有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公交车、私家车，出远门地上有火车、汽车，天上有飞机，水路有轮船，可随意挑选组合，使居民时时处处感受到方便快捷。 30年前，人们的娱乐方式非常单一。改革开放后，国家大力提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精神文明得到很大发展。影视歌舞、读书看报、琴棋书画、花鸟虫鱼、上网冲浪、旅游远足、运动健身等这些过去属于富人的娱乐项目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大大丰富了百姓的业余生活。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国家医疗制度的改革，从建立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再到遍及城乡的卫生服务体系，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得到较好的诠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成为可能。许多居民家庭没有后顾之忧，不再害怕得病，加之家庭收入和生活条件飞速提高，居民平时从细微之处开始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从过去的“大病小治、小病不治”的现象有了较大改变。 三十年努力拼搏，三十年沧桑巨变。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改革开放，使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明天会更好，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富足！
我国农业大国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美丽国重要内容近年来随着农村生活方式改变农民生活水平提升及农村城镇化水平提高农村垃圾多样化、集化、露天化现象日益突出垃圾围村、垃圾围路、污水随处排放农村许多地区依普遍存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何破解垃圾围村之困笔者认应加强下方面工作: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央和地方政府应设立农村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农村环境整治工作综合协调、资金整合、项目实施和监督管理等工作统部署共同推进农村环境整治把垃圾处理列入乡镇规划和乡镇领导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近年来些农村基层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发展经济上美丽乡村建设盖楼房、铺水泥路忽视了环境问题对此应把农村垃圾长效管理列入乡镇规划纳入各级领导干部任期目标列入干部年度绩效管理评价体系因镇、因村制宜制定农村环境卫生及垃圾处理管理法农村垃圾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培育新型农民促进美丽乡村建设进程当前农民环境意识还相当薄弱多数农民没有养成保护环境生活习惯乱扔乱丢垃圾和废弃物现象普遍存对生活垃圾特性、生活垃圾资源化水平、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生物降解垃圾系统管理和利用等方面还存多认识误区对此应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使广大农民逐步提高对生态环境建设认识改变消费方式号召村民尽量减少日常生活垃圾提
引言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我国城市化进城中不可逆转的潮流。在城市中正在或者试图打工谋生拥有农村户籍的群体，我们称之为“农民工”。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土地作为其安身立命最后保障的农民工不同于产业革命时期的“一无所有”仅靠劳动力为生的产业工人，但中国地少人多，严重的农村劳动力富余，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以被他人雇佣或自我雇佣的方式在城市中生存，甚至以工养农，也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就业市场已悄然形成。
在西方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中，关于劳动力市场有多种理论观点，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新功能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里(Michael J.Piore)的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第一（首届）和第二（次属）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前者特点是工资高、劳动条件好、工作有保障、福利优越，后者特点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这两个劳动力市场之所以是“二元”的，是因为两者之间是相互隔绝的，首属市场的求职者宁愿等待就业机会也不会到次属市场中谋职，而次属市场的失业者也根本不可能进入首属劳动力市场。该理论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当前工业社会中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状况，为分析我国城市社会中的劳动力市场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理论视角。
在我国，一般来说，城市人口特别是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更容易进入首属劳动力市场，而农村人口更易于进入次属劳动力市场。就目前情况看，我国次属劳动力市场上主要包括两类人群：第一类是伴随国企改革而不断涌现的下岗再就业人员；第二类是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是当前我国次属、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主体。本文主要是对农民工就业的现状以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成因进行探讨。
1 农民工就业的现状和文献综述
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在社会上总体地位不高，工作和收入不稳定困扰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具体来说其就业面临如下问题：
首先，从总体上看，农民工人数庞大，中国农村低技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目前全国有约4.89亿农村劳动力，除去从事农副业者及在乡镇企业工作者外，仍有1.5亿剩余劳动力，他们中大部分转向了城市[1]。
其次，农民工个人素质不高，主要表现在：
(1)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农民工大多为初中文化程度，受教育年限为8.64年，接近初中毕业，比未外出者高1.74年[2]，但远低于城市中10.2的教育年限①。
(2)求职手段低：农民工就业利用初始的社会网络，有调查表明，有68.2%的人是以亲戚、朋友介绍的方式进入城市打工，而不是通过正规的劳动力市场[5]。
(3)职业选择面窄：农民工大都从事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脏、累、苦、险”等职业，如清洁工、建筑工、保姆、服务员等工作。
(4)工资待遇差：次属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超时间工作、超强度劳动，而工资却极低，又没有什么福利待遇，不享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住房、医疗、失业、义务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社会福利，也没有被纳入“三条保障线”内。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十多年来基本停留在400-500元／月的水平上。
(5)农民工讨薪难：农民工大部分没有和企业签订合同，不能加入工会，更没有自己的农民工组织，工资被人为地压低，并且被拖欠，农民工讨薪成本高昂，至少收益的三倍[4]。
再次，对农民工的管理制度存在一些缺陷。如在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当地政府城市发展规划和社会各种公共服务规划并没有考虑到这部分人的存在和需要，对这些人的社会管理费用也没有包括在政府的正常财政预算中。同时，一些政策和法规也有不完善之处，如《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但一些企业经常在试用农民工一至两个月后，以不合格为由将他们辞退。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农民工就业现状进行了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从制度障碍的角度。许多学者把农民工的不公正待遇认为是以户籍为代表的人为造成种种限制，如蔡昉等通过分析测算得出，农村迁移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中，只有24%能够被个人特征的差异所解释，而剩余的76%是被户籍制度和其他一系列城市偏向福利体制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政策带来的[5]此提出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打破这些壁垒，减少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在21世纪之初，一些省市（如浙江省、宁波市、石家庄市等）颁布了硬性条件，解除农民工的种种限制，农民工的近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6]。放开限制和降低留城市户口的门槛并不必然带来经济门槛和素质门槛的降低，反而由以前单纯的户籍有形壁垒，转变成了学历、技能、高昂住房费用等的无形成本。因此，是否笼统的提出户籍改革、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就能根本解决这一难题值得商榷。
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有研究表明在非正视劳动力市场中，进城农民工的教育回报并不十分明显，工作年限不仅失去人力资本积累的意义，甚至还影响了收入的增加[7]。人力资本缺失不是农民工处于劣势的唯一原因，社会资本的匮乏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认为表现为血缘、亲缘、地缘形式原始的“强关系”在低级的劳务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而利用业缘等“弱关系”在首属劳动力市场更容易发挥作用。研究表明，人力资本越高则拥有和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越强，对于初次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来说，社会资本的作用远远大于人力资本[8]。因此提出加快培养人力资本和提升社会资本的建议。
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有研究表明农民工能力弱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信息能力弱势，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民工在劳动力价格、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享用、文化娱乐消费上表现出来的弱势很大程度上与其弱信息能力有关，提出增强农民工信息能力，特别是准产业工人地位和市场结构交换能力。[9]
认为缺乏相关利益集团的推动。新制度经济学的利益集团相关理论表明，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宏观环境中，农民工的分散化和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的行为，以及一些政策上的失误，使得当前中国社会难以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利益集团，农民工无法形成有效的组织，产生自发自觉的集体行动改善自身的处境[10]。为此，建议组建农业利益集团来解决三农问题。
认为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对于农民工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很多研究都提出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如由政府加强教育、提供中介服务来减少信息不对称、甚至提出对企业工资的确定、合同的签订和社会保障进行强制性的管制，将农民工纳入工会组织来推动农民工的发展，增进农民工的权益。
从不同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的角度。社会学家认为城市具有别于乡村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农村生活体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心理的、思维的、人格的特点是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生活。农民工进入城市，不仅体现为地域空间的迁移、社会角色的转变，更体现为一种精神空间的迁移。这种城乡之间的“文化震荡”让农民工不知所措，而又无法抗拒，[11]农民工在城市中无法获得相应的归属感，依然是城市中的边缘人[12]。
以上研究均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侧面对农民工就业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具有非常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但是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以及文化演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信息不对称也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常态。政府对农民工就业的各项措施，是否存在政府失灵，即是否存在矫枉过正或者无法达到预期良好目标，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与前面的研究不同，本文认为，与其它市场一样，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也是由市场交易双方、市场中介、市场交易规则、市场交易过程几个方面构成的。本文将通过对劳动力市场各个主体和各个环节进行经济学分析，以期对农民工就业研究能够有所裨益。
2 农民工就业市场的经济学分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这个根本指导方针，在符合农民意愿、带给农民实惠、得到农民拥护的基础上扎实稳步地推进。当前，应集中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真正带给农民实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些理论问题需要深化认识，有些政策问题需要认真把握。
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一个新概念，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党的文件中曾多次使用过这个提法。尽管是同一提法，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全面的要求。
新的背景。新农村建设是在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后提出的课题。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已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根据国际经验，我国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重点，不是直接对农民进行收入补贴或对农产品价格进行补贴，而是指从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转向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找文章，到]惠及农民，让公共财政更多地覆盖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提法，与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正式提出的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及随后连续重申的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说法一以贯之，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也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更全面的目标。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十一五”规划《建议》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描绘出一幅新农村的美好蓝图。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在未来15年左右的时间，使农村的整体面貌大为改观，城乡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具体目标应该是：努力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等社会事业，形成家庭和睦、民风淳朴、互助合作、稳定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强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明显改变村容村貌；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
更完整的思路。在指导思想上，明确了一个基本认识，即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农村生产力，不能把新农村建设简单地理解为新村庄建设；强调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这个根本指导方针，在符合农民意愿、带给农民实惠、得到农民拥护的基础上扎实稳步地推进。在具体工作思路上，不仅注重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改变村容村貌，而且注重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仅重视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而且重视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强调继续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不仅强调立足于促进农业和农村自身的改革与发展，而且重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不仅强调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而且注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倡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不仅立足于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而且谋划长远，提出了保障新农村建设持续进行的政策框架。
“十一五”时期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在哪里
“十一五”时期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新农村建设要开好局、起好步，必须集中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真正带给农民实惠。
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稳定党在农村的各项基本政策，切实维护农民的权益。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优化农产品品种，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加大初级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积极发展农产品的现代流通方式，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起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应对进口农产品的冲击，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创造有利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和法律环境，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切实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劳动技能，培育新型农民。
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转向农村。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3万亿元，而中央财政用于同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六小工程”建设方面的资金约为293亿元，尚不足财政收入的1%。与此相对照，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8万亿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达2万多亿元。应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调整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向和结构，由以城市建设为主转向更多地支持农村中小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逐步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同时，不断改善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提高其教育质量。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构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新机制。
逐步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看病难、医疗费用高、医疗保障程度低，是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病户的医疗负担，但保障水平仍然偏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应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相关政策，逐步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逐步建立适合农村实际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体系。完善农村“五保户”和重病、重残人群的供养、救助制度，逐步提高供养、救助标准，完善救助方式。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养老保障方面，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和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从哪里来
推进新农村建设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十五”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工作更加重视，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财政支农投入绝对量大幅度增加。但是，同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需求相比，支农资金的投入总量仍是低水平的，城乡财政资源配置不对称的状况没有彻底改变，支农投入渠道不宽及投入结构不够合理、支农资金管理体制不够完善、中央和地方之间农业投入职责划分不清、支农资金使用效果不够理想等问题还比较突出。推进新农村建设，迫切要求继续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总量，形成支农资金的稳定投入渠道；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统筹安排支农资金使用；改进政府农业投资管理体制，提高政府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发挥政府投入的导向作用，逐步建立起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继续加大中央财政投入力度。进一步提高预算内农业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比重。制定更加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在法律层面上保证政府支持与保护农业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突出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重点。财政支农资金应主要用于解决农村发展过程中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即主要提供农业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重点选择对农村发展有重大影响和作用的项目；而对于那些市场能够解决的投资项目，政府不必大包大揽。根据财政支农目标和重点，逐步改变过去财政支农资金渠道多、分类不合理的状况，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要求，适当归并设置支农资金，突出财政支农资金的公共性。
大幅增加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政府用于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近年来，财政支农投入高度依赖中央政府，而地方财政的农业支出比重却呈逐年下降趋势。新农村建设需要各级政府共同承担责任。应在完善财政体制的基础上，明晰各级政府的投入责任。同时，在政策上明确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更大的比例用于新农村建设。
发挥农村社区集体组织和农民的作用。推进新农村建设，政府不能大包大揽，不能包办代替。特别是在村庄一级，政府的投入只起到引导作用，还要充分发挥农村社区集体组织和农民在投入中的应有作用。调查表明，如果能让农民直接受益，大多数农民是愿意为集体小型公共工程出资出劳的。当然，组织动员农民参与公共工程建设应建立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绝不能违背农民意愿，更不能以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变相向农民要钱要物。发挥社区集体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需要加快改革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允许探索集体土地流转的有效途径。应在符合国家土地利用规划、严格管制非农用地总量的基础上，把更多的非农建设用地直接留给农村社区集体组织开发。这是增加社区集体组织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可以为新农村建设直接提供大量的资金。
动员社会资本参与新农村建设。除了政府增加投入，重要的是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应在鼓励社会资本和产业资本进入农村发展产业、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农村发展社会事业、鼓励农民组织起来利用当地资源加快发展等方面制定一套强有力的支持措施。国家应制定“以奖代补”等特定财政扶持政策，对由社会资本牵头的一些基础设施投资和公益性支出给予鼓励、奖励和补偿。改革和创新金融体制，对农业企业予以信贷扶持，建立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中长期融资和政策性扶持的机制。
强化信贷资金的投入。在近几年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财政走到了前台，而金融机构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远远不够，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必须按照有利于增加农户和企业贷款、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要求，以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为目标，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制的整体改革，强化信贷资金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
工业和城市如何带动农村发展
推进新农村建设，不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分割开来，更不是要把新农村建设与推进城镇化对立起来，而是要使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把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解决“三农”问题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切实贯彻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发挥好工业和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为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创造更多机会。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关键是解决农村的就业问题。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把解决农村的就业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给予其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应继续促进农民向城市合理有序流动，依法维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当前，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有别于农民和市民的最大社会群体，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是社会公正的体现，也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应在法律层面规范劳动关系，健全劳资纠纷协调机制；强化各级工会的功能，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引导和促进稳定和谐的劳资关系的形成。同时，加快建立健全公共服务覆盖农民工的制度。
赋予县级政府更多的经济、行政管理权限，壮大县域经济。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县域社会总产值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50%以上。我国需要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数量巨大，他们不可能全部进入大中城市，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要在县及县以下城镇生活和就业。因此，在鼓励农民跨地区流动、进城就业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不断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在各级政府中，县级政府对推进新农村建设负有最直接的责任，应探索赋予县级政府更多的经济、行政管理权限。
积极将城市优质人力资源导入农村。除了在资金投入上向农村倾斜，还应通过机制创新，把城市的人才、科技引入农村，以优质的人力资源支持农村发展。教育、卫生、科技等部门应制定对农村的人力资源对口支援政策。
健全农村工作的协调机制，形成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合力。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负有责任。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工作协调机制。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应增强统筹城乡发展的意识，积极转变职能，将工作职能向农村延伸。为了避免工作中的空缺与重叠，有效促进政策的集成、资金的整合，开创“三农”工作的新局面，在各级政府中应确定一个“三农”工作的抓总部门，健全“三农”工作的协调机制。
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依然存在，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统筹城乡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城乡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就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因此，应把完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尽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措施来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