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编辑是副厅级。
《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13〕14号），设立的新闻、出版、广播、电影和电视领域的国家管理部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为正部级单位，是国务院直属机构。
人民出版社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直属单位。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是副厅级 。
就目前来说，真正敢说“国家级出版社”的只有中国出版集团下辖的几家出版社，如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东方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社等等。
扩展资料：
组织机构
编辑部：马列·国际编辑室、政治编辑室、经济综合编辑室、哲学编辑室、历史编辑室、文化编辑室、法律编辑室、东方编辑室、对外合作部、质量管理处、宣传策划部、重点工程办公室、东方出版服务公司
期刊：新华月报、新华文摘、人物杂志
出版部、发行部、财务室、审计室、人事处、党委办公室、工会、老干部处、办公室、信息部
社直属公司:东方音像电子出版社\东昌文化公司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人民出版社
自从2006年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将再版的《红楼梦》作者署名权进行了更改。
修改后的暑名，把原作者曹雪芹高鹗，更改为曹雪芹著无名氏续。因此许多读者就开始质疑。
(一)为什么要把高鹗的署名权给删了呢？
应该说，从五十年代开始接触或者读过《红楼梦》的人，在他们的记忆中《红楼梦》的作者一直就是曹雪芹和高鹗。为什么一眨眼就变了呢？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先生在2007年新版《红楼梦》发行会上曾经说过：
日前，红楼梦学术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之一，《红楼梦学刊》主编、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认为：
署名的变化，是吸收了红学界对后四十回续书作者研究的最新成果，它说明了出版者和整理者始终恪守尊重历史，事实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
【二】高鹗其人其事
出生于1738年辽宁省铁岭市的高鹗，字云士，号兰墅，也算是个文化人吧。
他的祖先跟随满人入关以后，就定居在北京了。
可以想象，身为名门望族后裔的青年高鹗一心都在追逐功名，而且热衷于官宦仕途。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世界观和艺术观。
但是，几次赶考却名落孙山。使他在精神和心理上都受到了沉重打击。
于是他来到了北京郊区的长城脚下，开始了他的传道、授业、解惑的私塾生涯。
直到乾隆五十三年，整整50岁的高鹗终于考中了举人。
这次高中以后，他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几经努力，全力拼在赶考中。他是想一口吃个白胖子。可到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从朋友那里借那来了一本只有前八十回的《红楼梦》手抄本。
因为没有后续，自己感觉还挺遗憾的。为了表达自己对红楼梦的喜爱之情，他还特意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叫：红楼外史。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高鹗转运转啦。在他和程伟元俩人联袂努力之下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终于出版啦。
从此在高鹗的人生历程中又添上了辉煌的一笔。同时也带他再一次步入人生的巅峰。
乾隆六十年，谁又能想到，五十七岁的他竞然高中乙卯恩科进士，殿试三甲第一名，被皇上钦点内阁中书。直到嘉庆六年，依然顺风顺水。春风得意。
其后，又以内阁侍读的身份，任顺天乡试同考官。
嘉庆十四年，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
纵观高鹗在职期间，应该肯定的是他把持操守，勤于政事，年轻有为，受到同僚及上司的一致好评，因此得以步步高升。
俗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晚年的高鹗在任刑科给事中不久，因对八卦教教首林清谋反一案，负有失察之责，受到连降三级调用的处分。
真是可惜了。你看他半世为官，两袖清风，忽然间说变就变。到头来只落得凄凄惨惨。
真是好可怜的一个晚年。唉，无可奈何花落去。终于在嘉庆二十年间，不幸告别人世。享年77岁。
一直以来，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高鹗即然你也是个文学家，干嘛非要去续写人家的《红楼梦》呢？
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和机缘的巧合吧。
但素有"红楼外史″之称的高鹗，对《红楼梦》的痴迷和执着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尽管高鹗的家人、以及亲朋好友。胆小怕事者、无事生非的。百般劝阻，四面来风，八面责难。甚至别有用心者、想要凭借高鹗续写《红楼梦》一事，打击陷害高鹗者，并借此诽谤刁难高鹗者。
但是他以顽强的毅力，跨过了一道道难逾的高墙、阴沟。 冲破了所有艰难险阻，以他非凡的才智和毅力，特别是对曹雪芹《红楼梦》的透彻理解和热爱，创造性的完成了《红楼梦》订正和续写。
喜出望外的高鹗，欣然应允。同年冬至后，他们就编辑完成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修定。很快，可以说在传播史上第一个工程浩大的活字印刷本《红楼梦》问世了。
当年，和珅看到了全本红楼梦以后，欣喜若狂。特别想当做礼物献给乾隆皇帝。
不过他觉得后四十回美中不足，太悲了。格调也不是很理想，就是太敏感了吧。于是他就找了一帮人，分别续写《红楼梦》后半部分。
结果，只有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最好。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比较让他称心如意。
一句话，就是比较适合和珅的口味。而且总算是有个团团圆圆，美美满满的大结局。
所以就被和珅选中。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红楼梦》全壁本的雏形。
据记载，畹君上有老，下有小，家境贫寒。她本人又非常信奉佛教。
不知道是不是畹君小姐各个方面太优秀啦，还是她有鲜为人知的一面，总之，高鹗被畹君小姐搞得神魂颠倒，一天到晚，几近痴迷。
于是乎，他书不读了，功名也不要了。最恐怖的是《红楼梦》也不写了。
在畹君小姐多次劝阻依然无果的情况下，畹君小姐为了高鹗的功名仕途，为了《红楼梦》早日守得云开见月明，她毅然放弃了这段姻缘，悄悄地削去青丝，终生与佛为伴。
高鹗哭了。太震憾了！震撼之下，高鹗发誓一定要早日完成《红楼梦》的编辑。以此来报答畹君小姐的一片赤诚。
难怪有人说，当初若没有脂砚斋外甥女畹君的鼎力相助和出走，便没有今天《红楼梦》的流传。
没错，为了爱情，为了《红楼梦》能够以全新的面貌展现给世人。畹君你值可歌，值得可泣。
时也、运也、命也。造物弄人。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看，不可否认的是《红楼梦》之所以能够流传到今天，程高本的功劳是绝对不可磨灭的。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程”就是程伟元。“高”就是那位放荡不羁、执迷不悔的叛逆青年高鹗。
[按：根据聂绀弩悼词和百度相关材料整理。存在不全不准。随时补充完善。]
聂绀弩，湖北京山人，1903年1月出生，1986年3月去世，享年84岁。原名聂国棪，笔名绀弩、耳耶、悍膂、臧其人、史青文、甘努、二鸦、澹台灭闇、箫今度、迈斯等。著名作家、诗人、古典文学研究家。
1918年，15岁时，在县立高小毕业后失学。
1921年，18岁时离开家庭，到福建泉州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当司书。半年后，到马来西亚吉隆坡运怀小学当教员。
1923年秋冬之际，他在缅甸仰光《觉民日报》《缅甸晨报》作编辑。
1924年，聂绀弩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
1925年，聂绀弩参加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东征途中留海丰县工作，在“海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官。东征胜利后，他又回到黄埔学习。
1926年初，从黄埔毕业后，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回国后，他任南京中央通讯社副主任，1928年兼任《新京日报》副刊《雨花》编辑兼撰稿人。
1932年2月由胡风介绍加入“左联”，随即与胡风、何定华、王达夫、楼宪(尹庚)、周颖等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出版反日刊物《文化斗争》，并因此被逐出境。
1934年3月，他受聘于《中华日报》，创办了著名的文学副刊《动向》，成为进步作家继《申报》的《自由谈》之后的又一重要阵地。鲁迅1934年的杂文编为《花边文学》，共61篇，其中22篇载于《动向》。
1935年32岁他在战斗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春，在鲁迅先生的倡议和支持下，与胡风、萧军、萧红、吴奚如、周文等编辑出版《海燕》，由于旗帜极其鲜明，战斗气息极浓，仅办两期就被反动当局所扼杀。
1940年四、五月间聂绀弩到桂林任《力报》副刊《新垦地》编辑，和夏衍、孟超、宋云彬、秦似共同创办并编辑《野草》杂志。
1945年至1946年，聂绀弩任重庆《商务日报》和《新民报》副刊编辑、西南学院教授。
1948年他撤退到香港。同年在《小说》月刊第六期发表中篇力作《天壤》。
1949年46岁回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和开国大典。不久，又回香港任《文汇报》总主笔，并任中国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
1951年春至1957年初，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5年被卷入“HFSJ”，被隔离审查。
1957年被错划为“右YP”分子，送往北大荒劳动。时年54岁。
1967年1月25日, 64岁的聂绀弩被捕, 关入北京功德林第二监狱。
1968年冬, 再转到半步桥第一模范监狱。
1969年10月, 根据军队命令北京疏散人口。聂绀弩被押送至山西临汾第二监狱。1970年4月, 又由临汾转押至山西稷山看守所。1974年4月底, 聂绀弩在这里接到北京市高等法院判他为无期徒刑的判决书。不久, 因稷山县看守所大翻修, 临时转至新降县看守所。10月底, 上诉被驳回, 随即被送至临汾第三监狱正式服刑, 编在“老残队”。
1974年-1975年，在妻子周颖和朋友朱静芳的奔走下，曲折搭上特赦顺风车。1976年9月20日“宽大释放, 并予以公民权”。
1976年11月回到北京家中。
1979年3月10日，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他无罪，4月7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改正错划右派，恢复党籍，并担任该社顾问。
1979年冬天，他参加第四届文代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
1980年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1981年陆续出版《聂绀弩杂文集》、《聂绀弩散文》，《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等。
他一生著作甚多，从抗战前开始，先后出版有：小说集《邂逅》《两条路》《绀弩小说集》，散文集《沉吟》《婵娟》《巨像》《绀弩散文》《高山仰止》，杂文集《历史的奥妙》《蛇与塔》、《早醒记》《关于知识分子》《血书》《二鸦杂文》《天亮了》《海外奇谈》《寸磔纸老虎》《绀弩杂文选》《聂绀弩杂文集》，诗集《元旦》《山呼》《三草》《散宜生诗集》，剧作《小鬼凤儿》，语言、文字、古典文学论集《从白话文到新文字》《中国古典文学论集》和即将出版的回忆录《脚印》等，共有二十七种。
1986年3月26日病逝于北京。
京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官方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3月成立于北京，系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现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重要成员单位。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属文化部领导。冯雪峰任社长兼总编辑，蒋天佐任副社长，聂绀弩、周立波、张天翼、曹靖华、冯至任副总编辑。由文化部艺术局编审处和三联书店总管理处调来部分人员组成基本干部队伍，建立了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等编辑部和总编辑室、经理部、办公室。5月，开始出书，第一本书为《平原烈火》。
一、 聂绀弩母亲的暴力教育
关于母亲的暴力教育，他写道“我的母亲也是大牌党之一。 她一拿起牌，就不能再惹她;一惹，她就头也不回，反手一耳光。输了钱，自然正好出气;奇怪的是，就是赢了也是这样。据说，一吵，就会输下去的。不幸的是，她几乎天天打牌。 ”
“母亲打我的时候，从来不哑打。一面打，一面一定骂:“砍头的!”“杀脑壳的!”“充军的!”“短阳寿的!”母亲虽不能说是大家闺秀，却也不出身于什么低微的人家，不知为什么知道那么多的骂人的话。现在我在编一个报屁股，接到的文章，常有骂人的，这里的“骂”就是直截了当的破口大骂，与鲁迅的文章常被人称为骂的骂不同，比如说，骂银行行员是豪奴甚至是巴儿狗之类的，别的刊物上，有时也有同样的骂，《野草》上就有人骂人是“准……”。拿笔写文章的人，想不到竟如此专制，蛮横。然而也未足怪，也许他们也有一个像我的母亲一样的母亲，他们实在比我还要像我的母亲的儿子。”
他接着写道——其次，母亲打我的时候，从来不许我的脚手动一下。她有一句术语，叫做:“动哪里打哪里。” 儿子也很难喂得像绵羊，动一下，跳一下，一面固然是心里受了许多冤屈，无可申诉;一面也只是一种简单的生理的反应，但这却多费了母亲的许多力，也使父母的遗体多吃了许多苦。
二、 聂绀弩母亲的暴力的结果
所以，对于母亲的死，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听见了这消息，奇怪不，没有哭，并且没有想哭，简直像听隔壁三家的事情似的。这很不对，但我本来就不是孝子。其实这淡漠，早在母亲的意料之中，她曾对我说:“将来你长大了，一定什么好处都不记得，只记得打你的事情。”知子莫若母，诚哉!”
聂绀弩，对于母亲死之态度， 是母亲暴力教育导致的。
同时，母亲的暴力教育导致他——“ 是我无论对于什么人都缺乏热情，也缺乏对于热情的感受力。早年，我对人生抱着强烈的悲观，觉得人与人之间，总是冷酷的，连母亲对于儿子也只有一根鸡毛帚，何况别人。许多朋友，起初都对我很好，大概因为我没有同等的友谊回答，终于疏远了。许多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未尝不如兄如弟，甚至超过兄弟的感情，但分手之后，就几乎把他们忘掉了。不但对于朋友，对于事业也是这样。对人生既抱悲观，对事业就当然也缺乏坚信与毅力，也就是缺乏一种热情。我不知道小时的遭遇为什么给人的影响这么大，许多年来，曾作过种种的努力，想把我的缺点改过来;无如“少成若天性”，一直到现在，还是不能完全消除。 ”
三、 聂绀弩分析母亲的暴力教育根源
不过，紧接着， 聂绀弩 对母亲暴力教育根源，是这样的分析的——
他写的：“父亲不大打太小的儿女，比较理智，能够一篇一篇的大道理说，许多场合都君子似地动口不动手，儿女有理，也比较容易说清。就今天的一般情形而论，父亲的知识水准往往高些，活动范围广些，眼光远大些，不大专注儿女的一些小事情，许多父亲又坐在家里的时候少。所以，我以为父严倒不要紧，母严才是一件最倒霉的事。母亲的权威，在家庭里，有时比父亲的还大，而且更无微不至。”
“然而，中国受专制思想影响太久，有些人往往对强暴者是驯羊，对弱者却是暴君。俗话说：‘十年媳妇十年磨，再过十年做婆婆！’意思是做媳妇时，无论受怎样的折磨，都应一声不响，终有一天，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至于对弱者的同情，似乎向来就不发达。中国的妇女受压迫太厉害，生活太枯燥，活动范围太狭窄，知识水准太低。这都会使人变成度量窄小，急于找寻发泄郁闷的对象的。而这对象，在家庭里，除了锅盘碗盏，鸡犬牛羊之外，也实在只有孩子们了。”
四、 聂绀弩称母亲的暴力的普遍性
接着，他又写道——喜欢打孩子的，决不仅我的母亲一个。我之所以想起写这篇文章，也就是因为隔壁有一个常常打孩子的母亲。在街上走的时候，类似母亲的人物，拿起一根鸡毛帚什么的，打着正在鬼哭神嚎的孩子的事也常碰到。我有一个牢不可拔的偏见:无论为了什么，打孩子，总是不应该的，而错误总是在大人一边。
五、 聂绀弩“怎样做母亲?我却只有两个字:不打！”
最后，对天下做母亲的忠告是—— “怎样做母亲?我却只有两个字:不打！” 。
只看见怎样做父亲的文章，却没有人写怎样做母亲， 好像母亲本来天生会做，毫无问题似的。其然?岂其然乎!盖男性以其事不干己，新女性又恐怕早薄良母而不为，女孩子之流，则尤病其羞人答答，于是谈者稀耳。
然而问题是存在的。
我的母亲于不知什么时候死去了。说几句与题无涉的话，她的死，是与抗战有关的。故乡沦陷，老人们天天要爬山越谷，躲避鬼子，衣食住一切问题都无法解决;六七十岁，向来就叫做风烛残年，烛本将尽，风又太猛，飘摇了几下，终于灭了。
我听见了这消息，奇怪不，没有哭，并且没有想哭，简直像听隔壁三家的事情似的。这很不对，但我本来就不是孝子。其实这淡漠，早在母亲的意料之中，她曾对我说:“将来你长大了，一定什么好处都不记得，只记得打你的事情。”知子莫若母，诚哉!
十年前，我已二十多岁，正在南京做官。人做了官，就要坐办公厅，开会，赴宴会的。有一回在一个很俨乎其然的会议上，偷看一本小孩子看的书，记得是中华书局出版，黎锦晖之流所著，书名仿佛是《十姊妹》什么的。那会议也是与抗战有关的，一位先生站起来演说了半天，说得十分激昂，末了说，我们的国运实在是很怎么的，座中已经有人在流泪了。他指的是我，全场的人也都向我回过脸儿来，吓得我连忙收起了《十姊妹》，原来我看书看得不觉流出泪来了。
《十姊妹》之类，并不算好的儿童读物，也决不能感动那时候的我。但是文字写得很有趣，很有些孩子话，使我想到，这书，本是应该在小时候看的，而我小时候没有看见，于是又想到我的小时候，那是如何的一截黑暗的生活哟!大概就这样想着想着，不觉竟流泪了。
其实所谓“ 黑暗” ，也没有别的，不过常常挨打而已。打手常常是我的母亲--说常常者，是说打我的人除了母亲之外，还有父亲和我的亲爱的老师们也。
中国许多妇女的日常生活，简直单纯得像沙漠上的景物，一生一世，永久只有那样几件事做来做去。有几位朋友的太太，几乎天天打牌，几乎像是为打牌而生。然而也难怪，不打牌也没有别的事可做，她们也似乎做不出比打牌更好的事。我本来觉得她们太无出息，这样一想，却反而同情她们了。
我的母亲也是打牌党之一。 她一拿起牌，就不能再惹她;一惹，她就头也不回，反手一耳光。输了钱，自然正好出气;奇怪的是，就是赢了也是这样。据说，一吵，就会输下去的。不幸的是，她几乎天天打牌。
然而打牌也有打牌的好处，就是打牌时，她没有工夫管我。凡事，只要她来一管，我就不免有些糟糕的。父亲先是常常不在家，后来是死掉了，别人隔得远，屋里除了她和我，就只有丫头老妈之流，没有说话的资格，也根本说不出什么话。这场合，无论她要把我怎样，你想，我有什么办法呢?
有一次我大概还只有六七岁，一天中午，正独自在厅屋里玩--我小时候常常独自玩的，忽然听见母亲在堂屋里喊我。我虽然小，但一听母亲的声音，就会知道她的喜怒，我觉得这回的声音是含着无限的抚爱的，好像急迫地需要抱我，亲我，吻我的样子。我从来未受过抚爱，从来未听过这样抚爱的声音。至少我的记忆如此。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我大概是天生的小人，小人得宠，就难免骄矜，难免不逊，正所谓得意忘形的。当时不知怎么一想，竟和母亲躲起迷藏来了。我躲在厢房的门角落里，任母亲怎么喊也不答应。母亲接着喊，甚至连乖乖宝贝都喊出来了。声音是那样柔软，那样温和，仿佛现在还在我的耳边，是我在童年所听到的惟一的抚爱的声音，越是这样，我就以为她要跟我玩儿，我也越要逗她玩儿，越是躲着不做声，声音渐渐近了，从堂屋喊到厅屋，打厢房门口过的时候，还把头伸进去探索了一回，可是没有看见我在里头，我和她只隔一层薄木板呀。 我竭力地忍住笑，不做声，她就喊着喊着，到大门口去了。母亲今天跟我玩儿，我高兴极了;母亲走在我身边，却没有找着，多么有趣呀，我高兴极了。我实在掩藏不住我的欢喜，实在忍不住笑，就哈哈大笑地从门角里跳出来，在母亲的背后很远的地方喊:“我在这里呀，哈哈，我在这里呀!”一面喊，一面还笑着跳着。可是等她扭转身来，一看见她的脸，我就知道糟了，她的脸，完全被杀气，不，应该说是“打气”所充满着。然而想再躲在门角落里不做声，已经不可能了!
她一转来，就扯住我的耳朵，几乎把我提着似地扯到堂屋里，要我跪着，她自己则拿着鸡毛帚。“赶快说，你把钱偷到哪里去了!”
原来她房里桌上有一个，至多也不过两个铜板不见了。我本没有偷，只有说没有偷。可是她不信，最大的理由是，没有偷，为什么躲起来呢?要是现在，我一定可以分辨清楚;但那时候，自己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躲起来，尤其说不出为什么要躲起来。我是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十多岁的时候，常常到衙门里去看审案。我觉得坐在堂上的青天大老爷总是口若悬河，能说会道;跪在下面口称“小的小的”的家伙却很少理直气壮的时候。 并非真没有理由，不过不会说，说不出。有时候，恨不得跑出去替他说一番。我同情这样的人，因为自己就抱有跪在母亲面前，目瞪口呆的经验。把话说回转去，我既无法分辩，就只有耸起脑袋、脊梁和屁股挨打。母亲也真是一个青天大老爷，她从来不含糊地打一顿了事，一定要打得“水落石出”。偷钱该打，不算;撒谎该打，也不算;一直打得我承认是我偷了，并且说是买什么东西吃了，头穿底落，这才罢休。不用说，这都是完全的谎话。
记得很清楚， 从那次起，我知道了两件事:一、钱是可以偷的;二、人是可以撒谎的。
在孩子们的记忆中，过年常常是印象最深刻的。过年，穿新衣服，吃好东西，提灯笼，放炮仗，拜年，得压岁钱等等，和平常的生活是那样不同，那样合胃口，人要一年到头都过年才好玩咧。差不多一进十月，就扳起指头算，还有八十天，还有六十五天，还有二十四天……这样地盼望年的到来。
过年，只有一样事情不好，就是有许多禁忌。死不能说，鬼不能说，穷，病，背时，倒霉，和尚，道士，棺材，打官司，坐牢，杀，砍……也不能说，尤其是在“敬灶”、“出天方”的时候。已经在神柜上贴着“百无禁忌”、“童言无忌”了，岂不好像可以随便了么?可是还不能说。不能说，自然更不能做出任何类似，象征那些字样所表示的意义的事情，乃至多少有些损失、灾害的事情，比如，打破碗，扯破衣服，跌破头等等。而一个总的禁忌，就是惹大人生气，被大人的打骂。据说，腊月三十或者正月初一，如果撩大人打了，那就一年到头都会挨打的，虽然那两天吃了好东西，并不一年到头都有好东西吃。
十岁或者十一岁的一个除夕，已经过了半夜去了。母亲烧好了年饭，预备好了团年酒，躺在床上烧鸦片烟给父亲吸。我呢，自然无事忙，一时跑到街上，看看通街的红灯笼、红春联，热心地欣赏那些“生意兴隆通四海”之类的词句;有时候又跑进屋里和小丫头讲讲故事，看各个房里的灯火是不是燃着，平常，没有人住的房里是不点灯的，甚至于还敢于挨近母亲正和父亲横躺着的床边，听他们谈谈下一年的生活打算之类。父亲是个读书人，他的那时代，大概是读书人倒霉的时代，至少他自己就倒霉了一生:满清时候没有考到秀才，祖上传下的一点产业，坐吃山空，只剩下一幢房子了--这房子一直留到抗战后才被日本强盗炸光;很早就吸上一付烟瘾，不能远走高飞;在地方上做过几回事，也都因为吸烟被人家告发而被撤职了。这时候，已经一连好几年没有职业，家境实在一天不如一天。母亲平常就常常和他吵架的。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就盼望着奇迹，盼望神灵或祖先的保佑，而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日子里。比如说，无灾无病地戒掉烟瘾，外面忽然有人请他出去做官，地方上的事忽然非他出来不行等等。这希望既然等于奇迹，要倚仗着不可知的力量，而又在未来的日子里，所以父亲虽然是个读书人，其迷信的程度，也就和略识之无的母亲差不多，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
“××!”母亲叫我，“你去到各个房里上上油，添点灯草，把灯都点得亮亮的，菩萨保佑明年一年顺顺遂遂。要小心，不要把油泼了!”
我一手拿着清油壶，一手握着一把灯草，到每一间房里小心翼翼地做好了所做的事，回来把油壶放在原来的地方，放好了，走了几步还回头去看了一回。
“油都上了吧?”母亲问。“上了!”“没有做坏么?”“没有!”
“还好，”父亲在旁边说，“听声音蛮透彻的。”
但是到了天快亮了，父亲的瘾过足了，起来准备“敬神”的时候，母亲到放油壶的地方一看，油壶却躺在油坛里!什么原故呢，我到现在还不明白，大概不是小丫头故意害我，就是老鼠先生和我过不去。母亲是最讲禁忌的，父亲又希望这一夜有个好的兆头，泼油又本来代表输钱，亏本，损财这些意义的。这样一来，以下的不必说，总之，正在别人家“出天方”，满街的炮仗乱响的时候，母亲为首，父亲帮忙，把我摁在椅子上，打得像杀猪样地叫。我的腿被打跛了，以致第二天还不能到亲戚人家里去拜年。
又是过年，可是不是除夕，大概是初三或者初五。我们过年是过半个月的。
伯父的灵屋子供在堂屋里，他死了一年多，夜晚，父亲不知从谁家里吃了春酒回来，感觉得身上不舒服。父亲常常身上不舒服的。母亲说:
“ ××，你在你伯伯灵前烧烧香，磕几个头，叫伯伯保佑爹清吉平安。”
“我不!”我说。“为什么不呢?”母亲和父亲都很诧异。
我已经十一二岁了，高小一年级已读过，年过完，就要进二年级。那时的高小，学生都很大，我在班上算是最小的，因之，某方面的程度，也比后来同级的学生要高。我在学校里是高材生，这时候，已经知道人死了还有魂魄什么的，不过是句谎话。因之，伯父的灵位也者，其实，不过是一张纸上写的几个字，决不会有什么力量，能够保佑父亲的病好。就算伯父真有魂魄什么的吧，那魂魄也不过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他活着的时候，既然不见有什么了不得，为什么一死，就神通广大，能够作威作福了呢?父亲的病，明明是体质和保养的问题，决不是鬼神所能为力;如果死生有命，疾病在天，伯父纵然有灵，也未必能逆命回天;如果能逆命回天，伯父既然是爱父亲的，那就不必烧香磕头，也会保佑父亲好。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的确是这样想的。
但是等“为什么不呢?”问到头上的时候，我却无话可答。我还没有把心里想的源源本本，有头有绪地说出来的能力。理由，向来只写在文章上，口头上没有说过一回，在母亲的积威之下，也没有申述理由的习惯，虽然我相信，假如我能够说出来，甚至于母亲都会饶恕我的。我说不出，说出的简直不成其为理由。我急了，爽性低着头，撅着嘴，样子大概很难看的。
“说呀，”父亲说:“不说，就照妈说的做。”我还是没有说。心里非常想说，却被不知什么东西堵住了口。我仍旧低着头，撅着嘴，动也没有动。
“你看你多没有良心!”母亲厉声地说:“烧香磕头，是你伯伯受了，被保佑病好的是你的爹，事情又这样容易，你都不做，是什么意思呢?还不赶快烧香，还要我动手请你么?”
我听了这话，为了受到威胁与冤屈，又明知一顿皮肉的痛楚马上会来，简直不觉掉下泪来了。我小时候性情很倔强，宁可挨一顿打，不愿意做声明了不做的事。结果不问可知，母亲手上折断了一根鸡毛帚，我的背和屁股上添了许多青的紫的伤痕。父亲没有说话，也没有帮忙。要帮忙则因为身体不济，要劝阻却又恼怒我没有良心。
母亲打我的时候，从来不哑打。一面打，一面一定骂:“砍头的!”“杀脑壳的!”“充军的!”“短阳寿的!”母亲虽不能说是大家闺秀，却也不出身于什么低微的人家，不知为什么知道那么多的骂人的话。现在我在编一个报屁股，接到的文章，常有骂人的，这里的“骂”就是直截了当的破口大骂，与鲁迅的文章常被人称为骂的骂不同，比如说，骂银行行员是豪奴甚至是巴儿狗之类的，别的刊物上，有时也有同样的骂，《野草》上就有人骂人是“准……”。拿笔写文章的人，想不到竟如此专制，蛮横。然而也未足怪，也许他们也有一个像我的母亲一样的母亲，他们实在比我还要像我的母亲的儿子。
其次，母亲打我的时候，从来不许我的脚手动一下。她有一句术语，叫做:“动哪里打哪里。” 儿子也很难喂得像绵羊，动一下，跳一下，一面固然是心里受了许多冤屈，无可申诉;一面也只是一种简单的生理的反应，但这却多费了母亲的许多力，也使父母的遗体多吃了许多苦。
母亲在我做了官的时候还成功说:“不打不成人，打了成官人，要不是我从前打你，你怎会有今天?”为了证明她的话之不正确，我有时真想自暴自弃一点才好。
有一出戏叫做《甘露寺》，是刘备在东吴相亲的故事。某年，我也演过甘露寺里的刘备那种角色，结果不大佳，据相亲者观察我是没有受过家庭教育的。大概因为我不善周旋应对，对人傲慢少礼等等。我也实在没有受过什么家庭教育，也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家庭教育;至于身受的，简单得很，就是母亲的一根鸡毛帚。我从小就很孤僻，不爱和人来往，在热闹场中过不惯。这是鸡毛帚教育的结果。我小时候总以为别人都是有母亲疼爱的孩子，他们不了解我的苦楚;我也不愿意钻进他们幸福者群的圈子里去。纵然有时钻进，快乐了一阵之后，接着是母亲的充满了“打气”的脸和她手中的鸡毛帚那实物，马上就想到我和别人是如此地不同。“欢喜欢喜，讨根棍子搬起”这是一句俗话，意思是快乐之后会挨打，也就是乐极生悲。一回乐极生悲，两回乐极生悲，久而久之，就像乐与悲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为了避免悲，就看见乐也怕了。孩子们有一件很奇怪的事，一块儿玩来玩去，不知怎么一来，就会起冲突。在这样场合，别人有一个最好的制服我的法子:“告诉你的妈妈去!”我几乎现在听见这句话了还怕，在消化不良的夜晚，有时还做这样的怪梦，不用提在当时给我心灵上的打击。
鸡毛帚教育的另一结果， 是我无论对于什么人都缺乏热情，也缺乏对于热情的感受力。早年，我对人生抱着强烈的悲观，觉得人与人之间，总是冷酷的，连母亲对于儿子也只有一根鸡毛帚，何况别人。许多朋友，起初都对我很好，大概因为我没有同等的友谊回答，终于疏远了。许多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未尝不如兄如弟，甚至超过兄弟的感情，但分手之后，就几乎把他们忘掉了。不但对于朋友，对于事业也是这样。对人生既抱悲观，对事业就当然也缺乏坚信与毅力，也就是缺乏一种热情。我不知道小时的遭遇为什么给人的影响这么大，许多年来，曾作过种种的努力，想把我的缺点改过来;无如“少成若天性”，一直到现在，还是不能完全消除。
此外，鸡毛病教育的结果，是我的怯懦，畏缩，自我否定。从小我就觉得人生天地之间，不过是一个罪犯，随时都会有惩戒落在头上。中国的社会也真怪，书本上虽然有许多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说得天花乱坠;但实际上，家是靠母亲的鸡毛帚齐的，学校是靠老师的板子办的。“国”或“天下”的治平，恐怕也靠着扩而充之的鸡毛帚和板子。人生在这样的社会里头，就会一天到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坏事或者真不敢做，好事也不免不敢擅动。这不敢做，怕鸡毛帚;那不敢动，拍板子;终会有一天会自己问自己:“我究竟能做什么呢?”孔子曰:“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我已经快四十岁了，东不成，西不就，实在“不足畏也已” 。曾经有过许多事业的机会，都由于我的孤僻，无助，怯懦而失掉了。自己无出息不在话下，不也有许多是母亲的鸡毛帚的功劳么?
喜欢打孩子的，决不仅我的母亲一个。我之所以想起写这篇文章，也就是因为隔壁有一个常常打孩子的母亲。在街上走的时候，类似母亲的人物，拿起一根鸡毛帚什么的，打着正在鬼哭神嚎的孩子的事也常碰到。我有一个牢不可拔的偏见:无论为了什么，打孩子，总是不应该的，而错误总是在大人一边。
我不是教育家，也不是心理学家，不知道所谓家庭教育，究竟应该是些什么;我只相信，无论是什么，却决不能是打。家庭教育给人的身心的影响究竟有多么大，我也不知道;但我相信:打给予孩子的影响，决不会是好的。
既称家庭教育， 当然也包括父亲对儿女的施教。但带孩子，管孩子，常常和孩子在一块儿的却是母亲。俗话说，“父严母慈”，我的经验却是相反的。父亲不大打太小的儿女:比较理智，能够一片一片的大道理说，许多场合都君子似的动口不动手，儿女有理由，也比较容易说清。就今天的一般情形而论，父亲的知识水准往往高些，活动范围广些，眼光远大些，不大专注儿女的一些小事情，许多父亲又坐在家里的时候少。所以我以为父严倒不要紧，母严才是一件最倒霉的事。男主外，女主内，是老例，母亲的权威，在家庭里，有时比父亲的还大，而且更无微不至。
也许有人说，母亲应该管教孩子。天下往往有溺爱不明的母亲，对于孩子百般骄纵，使得孩子从小就无所不为。那样的母亲是值得反对的。不错。不过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母亲之应反对，是在她对于儿女没有教，却不在于没有打。
“扑作教刑”，老例是以打为教，寓教于打，打教合一的。其实两者却势不两立。打是一件最方便最容易的事情，只须用手就行;教则要方法，必须麻烦更尊贵的东西:脑;而有些人的脑又是根本不合用的。人都有一种惰性，喜欢避重就轻，避难就易;既然用手可以解决，何必惊动脑呢?脑是个用则灵，不用则钝的东西，不用过久，就会变成猪油，纵然本有教的方法也会消失，更不要希望它会产生新方法来。何况人都喜欢任性，打是件任性的事;习惯又会变成自然，打成习惯了，想改掉也很难。扑作教刑，结果就一定只有打而没有教了。
倘肯首先停止打，就算一时没有教的方法，只要肯用脑，总会想出，学会的。
然而中国受专制思想的影响太久，中国的人性往往对强暴者是驯羊，对柔弱者却是暴君。 俗话说:“十年媳妇十年磨，再过十年做婆婆!”意思是做媳妇时，无论受怎样的折磨，都应一声不响，终有一天，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至于对柔弱者的同情，似乎向来就不发达。中国的妇女受的压迫太厉害，生活太枯燥，活动范围太狭窄，知识水准太低。这都会使人变成度量窄小，急于找寻发泄郁闷的对象的。而这对象，在家庭里，除了锅盘碗盏，鸡犬牛羊之外，也实在只有孩子们了。
像这样说来，怎样做母亲，倒是个大问题;叫母亲不打孩子，不但不是探本之论，或者反而有些不近人情。 好在我的文章，不会被每个母亲都看见，中国现在多数的母亲，恐怕也没有看文章的能力，习惯，乃至自由，反正不会有大影响。我的本意也不过在向有志于做母亲者以及有志于劝人做母亲者说说，使一两个小朋友或可因此而少挨一两次打而已。
怎样做母亲呢?让别人去讲大道理吧， 我却只有两个字:不打 。
聂绀弩简介——————
聂绀弩（1903-1986），新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 、“20世纪最大的自由主义者 ”（周恩来戏语），湖北京山人。曾用笔名耳耶、二鸦、箫今度等。 聂绀弩的诗作新奇而不失韵味、幽默而满含辛酸，被称作“独具一格的散宜生体”。
聂绀弩1924年入黄埔军校，1925年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回国，曾任中央通讯社副主任。
1932年参加左联，1934年编辑《中华日报》副刊《动向》。
1938年到延安，不久到新四军编辑《抗敌》杂志。
1940年参加《野草》编辑部。
1945～1946年任重庆《商务日报》和《新民报》副刊编辑。
建国后，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部主任。
1986年于北京病逝。
杂文集有《关于知识分子》（1938）、《历史的奥秘》（1941）、《蛇与塔》（1941）、《血书》（1949）、《二鸦杂文》（1950）、《寸磔纸老虎》（1951）、《聂绀弩杂文选》（1956）、《聂绀弩杂文集》（1981）。另有《绀弩散文》（1981），诗集《三草》（1981）、《中国古典小说论集》（1981）、《散宜生诗》（1982），鲁迅评论集《高山仰止》（1984）、回忆录《脚印》（1986），《聂绀弩旧体诗全编》（1990），十卷本《聂绀弩全集》（2004）等。
聂绀弩是中国现代杂文史上 继鲁迅、瞿秋白之后，在杂文创作上成绩卓著、影响很大的战斗杂文大家。其作品《我若为王》选入人教版语文七年级课本。（根据 百度百科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