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农业经济的基础要素是土地，工业经济的基础要素是机器，而数字经济的基础要素就是大数据。
大数据作为一种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是提升民众生活品质、国家治理能力的“富矿”。国家高度重视的“新基建”战略布局中，大数据中心的建立，也是希望助力牢固信息化“地基”建设，推动数据要素参与到更多价值的创造和分配，保障高质量的社会发展。
网络零售有更低的运营成本和更高的运行效率，对一个零售企业来说，库存周转天数和账期是衡量一个企业运行效率的最重要的2个指标，网络零售商在这2个指标上的的表现远远高于线下零售店。网络零售有线下实体店难以比拟的优势，如海量的货柜，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等。
数字化品类发展，经历从标准化商品到非标准化产品的发展路径。早期网络零售多数是以标准化商品起步，如图书、酒水，但是非标准化商品、个性化商品有很大的机会，如生鲜电商，标准化很低，流通的损耗很大，同时生鲜是一个高频的消费，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但目前，我国大数据管理尚无针对公共数据管理规范的诸多现实痛点。
例如：l多个政务部门、行业企业之间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接口错综复杂，导致公共数据共享开放仍未深入展开，涉及公共服务、城市管理信息的共享，更是难以实现。
l我国大数据信息的社会化共享水平还有待提高，共享开放管理尚未形成闭环，政企、行业和民众之间，信息公开仍有很多壁垒，阻碍了社会服务效率的提升和数据经济的深化发展。
进一步推动大数据信息社会化共享，是发展高效便捷的社会生活，把握更多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的关键举措。鉴于上述问题和痛点，苏宁董事长张近东在2020年两会上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推动公共数据的社会化共享：
一、成立数据治理委员会，推动大数据共享体系建设
二、建立“公共数据社会化共享”管理平台
三、完善技术和管理规范，保障数据共享的安全可控
四、界定明确的数据共享属性和共享权益，实现数据确权流通
五、建立公共数据社会化共享的通识教育
随着科技革命的高速发展，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从技术探索到产业应用的阶段，数字经济强调培养学员的复合能力，是经济学、数据科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的结合，是一种跨界培养，是“思辨+管理+赋能”相结合的具体实践。
UCA—DDE项目旨在缔造数字科技独角兽，成就数字经济领军者，培养拥有商业资源同时具有影响力的业界翘楚，提高企业的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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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经济体正处于一个更先进更高级的经济阶段——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正不断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发展。因此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为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产业转型升级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涵义
（一）数字经济的涵义
什么是数字经济？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是DonTapscott，DonTapscott（1996）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和危险》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利用比特而非原子”的经济。[1]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各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及发展重点也大相径庭。
在中国，一般以2016年杭州峰会《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表述为准，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同中国一样，韩国和俄罗斯也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经济活动，但是韩国对其的定义更为广泛，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互联网在内的所有信息通讯产业为基础的所有经济活动”；俄罗斯认为这种经济活动是用来保障国家利益的。[3]反观美国、法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是基于数字经济的测算，美国对于数字经济的测算包括电子商务和数字服务两部分[4]，法国则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进行测算的。英国研究委员会（2010）对数字经济的理解着眼于产出角度，认为其是通过人、过程和技术发生复杂关系而创造社会经济效益。[5]澳大利亚则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通过互联网、移动电话和传感器网络等信息和通讯技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球性网络化的社会进程。[6]
（二）实体经济的涵义
次贷危机之后，各业界频繁使用“实体经济”，美联储从行业市场区分的角度将实体经济定义为除去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部分。刘骏民（2003）却不主张这种做法，他认为实体经济是以成本和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7]而成思危（2003）从物质生产角度对实体经济进行定义，他认为实体经济就是与具体的产品生产及为增加产品价值的经济活动。[8]
但对于服务业是否属于实体经济，学者们的争议不断。金碚（2012）认为实体经济应该包括一、二、三产业中直接服务业和工业化服务业[9]，所以金碚认为部分服务业也隶属于实体经济。同时，金融时报词典（Financial Times Lexicon）和经济术语（Economic Glossary）中都认为实体经济是一种可以通过使用各种资源生产商品和服务一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的经济活动。吴秀生和林左鸣（2006）对此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实体经济仅仅包括物质生产活动，[10]服务业不属于实体经济，应隶属于广义虚拟经济。刘晓欣（2011）则根据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分类”来定义实体经济，她认为狭义的实体经济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但不包括服务业，但广义的实体经济包括第一、二产业，还有部分第三产业，如虚拟经济、高端服务业。[11]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本理论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内涵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近几年才提出来，因此学者们对这个概念研究的不多，同时融合涉及不同方面、层次、内容，是一个极为抽象、宽泛的概念。其中于乐和潘新兴（2012）认为：狭义的是指数字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广义的是指工业化的社会进程和数字化的社会进程相结合的进程。[12]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
1、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基础
学界对于数字经济是融入而不是取代实体经济这一观点达成共识。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无疑奠定了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我国全面小康的目标不能片面的强调数字化，而应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出发，将数字经济融入农业、工业、服务业，整体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于乐，潘新兴，2012）离开了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数字化和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两面，两者缺一不可。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闫德利（2018）认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产物就是“数字化的实体经济”，它是数字经济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主体属于实体经济[13]；邬贺铨（2016）基于数字经济就是数字化的工业经济、数字化的农业经济的理解，认为数字经济就是实体经济[14]。马云（2018）也指出数字经济本身就是实体经济，它们既非各自独立存在，更非相互对立地存在，因为只有拥抱了数字技术的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流通业，才是真正健康、有前景的实体经济。
2、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动力源泉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认识基本呈一致观点，他们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驱动实体经济发展，是实体经济的动力与源泉。其中Brookes, Martin和Zaki Wahhaj（2000）通过观测电子商务对日本和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电子商务作为信息技术应用的典范，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15]另外，Georgion（2009）测算电子商务对英国、德国等13个西欧国家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电子商务通过提升公司市场表现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16]
王亚男（2011）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结合制造业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仅能改变制造业原有的增长模式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更能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寻找制造业新的增长点。[17]刘吉超和庞洋（2013）认为基于信息技术的制造数字化革命和分布式能源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将带来分布式、社会化、网络化的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形成分散、开放、合作的社会商业架构和商业模式，以信息化改造生产制造和经营管理全流程、通过服务化将经营重心向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延伸、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路径。[18]马化腾（2017）认为，“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手段，目前“互联网+”带来的各行业的改变只是开始，但在不久的将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19]陈养才（2018）发现煤炭行业在两化融合的推动下，转型升级效果显著，具体体现在产业结构发生调整、产业技术得到升级、实现产业化发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提高，煤炭绿色发展落到实处以及煤机装备制造水平提升。[20]
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进展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才开始信息化发展，所以国外学者直接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问题比较少，多数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产业转型、企业发展之间的关联。KevinM.Stolarick（1999）认为将信息技术嫁接到传统产业、产品和工艺方面，会提高相关企业的生产率。正如Salvador和Ikeda所说，互联网可以通过信息透明化释放巨大的价值，大数据时代会产生新的产业形态和组织间管理规则。
然而，Michael等（2001）认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增强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对竞争优势的潜在贡献则是通过其对独特组织能力的开发和利用的影响。[21]
Anna Giunta和Francesco Trivieri（2007）通过对约1.7万家公司进行了抽样调查，并使用IT采用指数作为因变量，对这些公司进行了有序的probit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地理位置、员工的职能构成、研发活动、分包、出口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都是意大利中小型制造企业采用信息技术的重要决定因素。[22]。
Moosa（2011）通过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和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现融合中的企业能够利用信息化网络来构建拓展生产模式，从而实现网络化、集约化制造，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和客户之间的联系，进而利用更加人性化的生产组织来降低经营风险。[23]
Concetta Castiglione（2012）使用translog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估计1995年至2003年期间意大利制造公司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对技术效率(TE)的影响，结果信息通讯技术（ICT）投资对企业的技术效率（TE）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4]
（二）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企业效益或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上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企业效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各地区融合水平各有差异，导致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何帆和刘红霞（2019）利用A股2012～2017年数据考察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数字化变革显著提升了实体企业经济效益，而且发现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成本费用、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以及增强创新能力，可以有效实现企业数字化变革的经济效益提升。[25]李晓钟和黄蓉（2018）为研究分析了实体经济（纺织产业）与数字经济（电子信息产业）融合发展及其驱动纺织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机理,基于产业融合理论，通过构建两大产业融合评价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和产业融合水平呈正相关，同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纺织产业创新能力、出口规模及出口质量等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26]杨德明和刘泳文（2018）为探讨“互联网+”对传统企业业绩的影响，采用2013—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并构建反映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传统企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显著提升了公司业绩[27]。倪萍（2013）基于重庆市数据对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信息化建设，会显著加快重庆市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且后续作用会互相产生积极发展的影响，[28]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提出之前，被称作两化融合，即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由于两化融合提出较早，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较为丰富。主要研究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
张亚斌等（2014）利用协调发展系数法和SBM-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测度了区域两化融合质量和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结果表明，重化工业化趋势不利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区域两化融合质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提高区域工业环境质量绩效，进而促使工业向绿色发展转型。[29]谷唐敏（2016）通过对全样本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进行回归分析我国30个省市2010－2014年考察两化融合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影响效果与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两化融合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呈现显著区域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但东、中两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却逐步减弱。[30]焦勇和杨蕙馨（2017）研究表明，两化融合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政府干预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同时发现不同区域融合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呈现出正向影响。[31]刘桂林（2017）以基础环境、工业应用和应用效益三个测度两化融合水平的分指标探讨了两化融合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基础环境和应用效益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相对显著，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提升应用效益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32]马欢欢（2018）分析了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两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显著的正向效果，且作用最强；且不同区域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不同，其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33]
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在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诸多问题。而我们只有充分了解认识融合发展中问题，并及时解决，才能够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健康发展。
（一）产业结构发展失衡
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应用，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转型升级，但发现存在三次产业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远超一、二产业；而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极不不均衡；同时，数字经济生产领域技术、资源投入不如消费领域多，在创新、设计、生产制造等核心环节变革上远低于发达国家。（鲁春从，孙克，2017[34]；孙克，2017[35]）
（二）传统产业转型压力大
数字时代的到来，给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是由于许多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力普遍不足，存在着资金、技术和融合性人才缺乏，而导致缺乏创新，数字技术运用水平低下，以及涉及数字技术的领域其从投入应用到产生收益周期较长，亟需完善传统产业软硬件的基础发展。（严震，2018[36]；康伟，姜宝，2018[37]；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使得实体经济逐渐出现企业退出、不良资产积累等问题，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反过来因为融合后主体、行为、环节更为复杂，联系更为紧密，从而导致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便极可能波及整个经济。（孙克，2017）
（三）新旧动能转换支撑不足
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但多数传统产业存在着高转换成本、搞试错成本和风险、大信息化投入、强资产专用性、长投资周期、等运用数字信息技术的动力不足问题；传统产业存在着较强的固化思维，使得数字信息技术子在实体经济中应用难度大，并且由于新兴产业刚进入，行业标准不够完善甚至缺乏，严重制约了企业前进的脚步；由于传统企业内部大多信息化基础较差，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不足，使得企业内部基础无法与外部服务体系相协调。（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会使得企业原因的生产方式、生产模式发展变革，会对传统产业相关部门造成不小的冲击，因此这些组织部门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但据研究表明，这个适应性调整的时间，即从数字信息技术投入到产生收益所需时间为3-10年。（孙克，2017）
（四）高层次人才缺乏
数字经济产业在我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精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知识的人才本来就缺乏，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便要求复合型人才，这远不能满足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特别地，对于依稀中小制造企业来说，由于缺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无法实现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产业完美的进行融合，从而严重制约了其发展。（方晓红，2019）同时，普通高校培养方向重理论、轻实操，课程设置跟不上企业实际需求。（康伟，姜宝，2018）
（五）自主创新能力差
近年来，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但是，从技术方面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只是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应用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强，而在生产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方晓红，2019）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来看，我国的技术创新力水平低下，其中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主要来源于国外。从目前来看，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并没有没有形成技术扩散后的吸收和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反而大多数企业基于眼前的利益，往往在引进核心技术后便进行模仿，以至于制造业产品仍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状态。（王亚男，2011）
五、总结性评述
（一）评述
综上所述，学者对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研究，对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发现西方学者直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文章较少，大多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两化融合研究相对较为丰富，然而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实证研究仍旧太少。但实证分析侧重于研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即基于整个国家或区域的视角研究产业间的转型升级，没有具体到某个省市、某个产业内的转型升级。由于我国各省份产业发展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各地区的主导产业不同，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具体产业的发展不具有针对性，相关建议适用性不强。
从目前文献来看，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大多基于“数字”或信息技术视角，从经济视角的较少，并且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2016年才提出来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咨询机构、互联网企业等相比学者来说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其中具体的细分领域入手进行的实证和案例研究较多，系统性的理论分析较少。
（二）展望
数字经济发展历史并不长，且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容融合发展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加强相关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理论方面，今后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本质与内涵，来挖掘数字经济的价值对传统产业的作用机理，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出明确的道路；实证方面，今后的研究可以具体到省市的具体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具体作用，以弥补目前研究领域的空白。
同时，现今的研究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测定的研究相对较为丰富，但是缺乏系统的关于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测度的指标，因此今后应注重融合的测度及评价。因为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不仅可以准确把握数字经济的特点，还充分考虑到实体经济的结构特征。此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正是为了反映两者融合的成熟度，从而可以指标帮助企业及政府有效找出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今后研究中的一大重点，应该分别构建一套完备、系统、权威的总体评价指标模型和反映区域、各行业的评价指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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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于2019年6月，仅供参考！
对于中国来说，数字经济既是经济转型增孕育了一大批极具开展潜力的互联网企业，成为激发创新创业的驱动力量。数字经济还是构建信息时代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先导力量。在信息革命引发的世界经济幅员重构过程中，数字经济的开展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分享经济模式本身就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局部。
数字经济， 作为经济学概念的数字经济是人类通过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作为一个内涵比较宽泛的概念， 凡是直接或间接利用数据来引导资源发挥作用， 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都可以纳入其范畴。在技术层面， 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兴技术。在应用层面，“新零售”、“新制造”等都是其典型代表。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快、辐射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正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总体经济的波动是经济体内所有冲击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选择一种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其意义重大。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经济发展的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情况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一、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特征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呈两个趋势特征：
第一，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处于危机后持久的全球结构调整阶段。
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全球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是各国为了适应数字经济，迎接信息时代到来从而进行的一个战略性选择。整个全球调整重点是加快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重心由第二产业慢慢的向第三产业转移，着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服务业，从而来适应“新经济”时代的人们对知识型服务业的需要。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带动了一批相关产业，催生了一系列的边缘产业，改造了传统产业，促进了“新”“旧”产业的融合。信息产业将继续成为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起到关键作用，然而目前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以及纳米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化步伐正在飞速增长，对未来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将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从现阶段各国的发展现状来看，美国在发展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中遥遥领先，北欧、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和东亚地区紧随其后，另外欧盟与日本正从落后状态中奋起直追。21世纪初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将持续加快，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在目前全球经济结构处于调整期内，经济的增长肯定会放缓甚至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例如之前的欧债危机)。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
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决定了未来的经济增速将逐渐趋缓。
我国在之前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是以政府主导型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制。在这个经济体制中，一方面政府通过投资大量的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以此拉动经济增长，这就可能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浪费当前有限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资源价改革、工资成本上升等原因，使得我国的出口产业在竞争优势上已经明显减弱，再加上一直作为拉动我国经济的支柱之一的房地产也有走向泡沫化的趋势。所以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从过去高增长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
于此同时，我国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又是货币多、物价上涨等大量周期性矛盾和结构不顺的矛盾交错、重叠，是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积累的时期。例如在当前物价压力中，结构转型中存在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转移，工资上升、资源价格等改革 措施 ，价格目前又处于温和上涨的大环境下，另外又恰遇美国两次宽松政策的影响，以及前两年我国自身货币过多投放的影响。因此，政府落实调控物价、货币稍紧，这样经济增速就会出现下滑的状态。
二、GDP的历史回顾研究
从我国目前GDP的季度同比增长率来看，2013年我国GDP增长率第一季度回落到了8.1%，之前社会上对我国GDP增长率第一季度的普遍预期值为8.4%或者8.5%。从2012年开始我国的GDP增长率一直处于回落状态，2012年四个季度的GDP增长率分别是：9.7%、9.5%、9.1%、8.9%。而2013年我国第一季度GDP增长率显示的这个数据已经是最近三年内我国GDP增长率的最低值了。同时也是近十年来少有的几次GDP增长率低于8.1%(包括8.1%)，就目前的态势来看，我国的GDP增长率回落态势还会持续下去。接下来要我们来分析一下造成目前我国GDP增长率持续回落态势的原因。
基于我国年鉴统计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值均为名义GDP，早期的数据与现阶段数据对比已经不在同一个数量级，因此本文中我们采取了GDP的增长率来刻画我国GDP的变动情况，如图1所示。
观察图1可知，GDP增长率从建国以来经历了从一个大幅波动过度到逐渐平稳的高速发展过程，这也说明了我国经济建设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一直在一种高速增长的态势下运行着，同时快增长伴随着传统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通胀这“四高”问题，这给国民经济后期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这种不稳定的高速增长状态，一般都会破环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各种均衡联系，然后在后期深入发展时导致经济增长速率大幅回落。因此，保持稳定的GDP增长尤为重要。
三、潜在GDP的增长
通过查阅资料对我国1992—2012年季度GDP的数据，再依据HP趋势滤波法，得到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即潜在GDP增长率(见图2)。
由图2可知，潜在GDP增长率经历了稳定增长、趋于平稳再到现阶段的略有下降的过程。自我国2000年以来，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大致处于8%~10%区间，属于一个稳定高速的增长状态。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最合适的经济增长率底线应当为8%。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企业生产问题和就业问题将会凸显出来，尤其是就业问题。由于经济增速放慢，导致企业生产受制约，社会的整体的就业需求就会降低，就业岗位减少，这样就会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换句话说，就业问题如果被凸显出来，部分失业人员无法保证基本的饮食起居，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属于产能过剩的情况，经济增长率的降低将会影响整个生产，最严重的可能出现全国财政收入呈现负增长。
此外，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潜在GDP增长率曲线上端的波动会显著大于下端的变化。总体来看，经济受曾策影响向上波动冲出稳定范围的可能性更大。应更加注意宏观经济运行出现偏快或过热的状况而难以为继的可能，如表1所示。目前，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缓慢下移的过程中，有条件实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平滑下移。
自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侧重点先后经历了四次调整。目前为了扭转经济下滑的趋势以及促进经济形势回升，其侧重点是以“保增长”为主。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实施一系列的刺激经济回升的计划，直到2011年7月物价涨幅攀升到6.5%的峰值。这个期间，我国经济走势以一个“V”形回归正常良好的经济态势。
在此背景下，经过一系列稳定物价措施出台后，CPI指数逐月回落，到2011年12月回落至4.1%。与物价涨幅的回落相伴随，2011年经济增长率回落至9.2%，比上年低1.2个百分点。进入2012年，物价涨幅继续回落，5月份回落至3%，这就为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宏观调控实施适度宽松的微调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到2012年5月，当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以及进出口增长等经济指标出现明显下降之时，又提出宏观调控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由此，一系列相关措施出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鼓励投资，推进“十二五”规划项目的实施，结构性减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等。与2008—2010年的“一揽子”刺激计划相比，这次的刺激力度没有那么大。下半年经济增速进入小幅回升通道。
从年度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看，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第11轮周期)。到2013年年底，本轮周期已进行3年。2010年、2011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4%和9.2%，2012年预计为8.5%。本轮周期不会像第9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2+7”周期，即2年上升期加上7年平稳回落期;也不会像第10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8+2”周期。本轮周期有可能走出一个新的轨迹，即锯齿形的缓升缓降轨迹。
四、PMI分析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有20多个国家建立了PMI的综合性经济指标检测体系，另外世界制造业PMI体系和服务业PMI体系也已经建立完成。PMI体系目前分为服务业PMI、建筑业PMI、制造业PMI，他是一套按月发布的综合性经济指标检测体系。
PMI往往被当成先行指标，用于预测宏观经济走势。通常情况下，PMI指数在53.0以下的情况持续三个月，则被检测的经济体很可能步入下行的周期;PMI指数在53.0以上的情况持续三个月，则被检测的经济体很可能步入上行的周期。由于PMI检测体系具有一定先行性，当其从萎缩状态进入扩张区间时，实体经济仍有可能惯性回落，当PMI指数稳定进入到明显扩张区间(>53.0)时，经济体开始重回上行势态。根据以上理论界说，如图3所示，可以很直接观察到除2013年2月至4月PMI指数略有回升外，其余时段的PMI指数均在处于53.0这个标准之下。验证了国内年度经济增速低迷。
观察图4，即成品与原材料的制造业PMI指数可知：从2005年至今，我国宏观经济经历了一个上升、回落再上升再次回落的波动过程。从2006—2007年间，原材料PMI位于产成品PMI之上，随之产成品存货的平均水平下降，则意味着经济回暖，在市场的需求增加的刺激下，上游采购企业原材料的库存增加，而产成品的库存减少。到2008年6月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经济形式低迷，原材料PMI显著下降，随之引起产成品库存PMI显著上升。经过4万亿的扩张性财政计划刺激经济回暖后，到2011年5月，经济形势再次掉头直下，材料库存PMI始终低于产成品库存PMI平均水平。由此可见，经济复苏还尚待时日，未来短期国民经济依然会处于一个缓慢回落的过程。
五、结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出了强烈的改革信号，目前已经入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充分借助市场力量推动金融市场改革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主旋律。根据中央银行公布的《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下简称《意见》)充分反映了我国政府对金融市场化的重视程度。过去，银行系统通过吸纳存款、发放贷款在我国金融体系中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银行系统一支独大的现象，金融监管机构控制银行就控制了中国宏观金融的整体风险。伴随互联网金融、资产证券化浪潮的涌现，银行在金融活动中的地位也在不断经受挑战。《意见》中支出将大力推动利率市场化，充分释放市场活动力。贷款利率的降低与存款利率上升所引起的利差下降会促进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低成本的融资获得从事相应的商业活动，相应的居民获得更多的存款利息可以避免通胀对自身财产购买力的吞噬，从而拉动内需，进一步促进宏观经济的稳步上升。
现阶段，受欧债危机与美国经济疲软的影响，全球的经济均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十字路口。各国正在调整自己的发展模式，以寻求新优势。发达国家由于金融体系受到重创，试图通过扩大投资和出口、重振制造业来恢复经济增长。
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受阻后，在努力稳定外需市场的同时，试图通过扩大内需，开拓新的增长点来进一步发展经济。未来的十年内我中国经济将步入下一个经济短周期。短期来看，经济会缓慢下行，但长期走势应为锯齿形的缓升缓降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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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雾霾下中国的经济发展
摘 要：雾霾天气频发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脚步。雾霾天气的频发给我们很大的警示，尤其是促使我们思考雾霾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国经济飞速背后是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窘境，因此雾霾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成为研究重点。本文分析了雾霾天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了几点雾霾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雾霾天气;中国经济发展
一、雾霾天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雾霾天气的负面影响。
雾霾天气对各个行业经济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面简单分析雾霾天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①对旅游业影响，雾霾天气的出现就会造成城市旅游业陷入到窘境中，雾霾的出现会给旅游品质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影响了游客量;②实体工业行业，雾霾天气的发生促使政府加强对实体工业的监管，尤其是对化工行业进行停顿整改，这给化工企业造成了致命影响，甚至会造成化工企业的亏损破产;③对交通运输行业发展，雾霾天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物流的正常运行，甚至由于物价的增长造成市场的暂时性混乱。
(2)雾霾天气的正面影响。
雾霾天气的发生对经济的发展也会产生正面影响，例如雾霾天气促进环保型企业的发展，雾霾天气的发生使人们认识到传统能源的弊端，从而转向了对环保能源的关注，尤其是太阳能空调、电能汽车等产品的需求量逐渐增大，雾霾天气的频发促使国家提升油产品的质量标准，这就为电能、太阳能提供了市场空余份额，有助于其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再者是对医药行业的发展产生正面影响，雾霾天气刺激了口罩、空气净化器、PM2.5监测设备的销量。
二、雾霾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策
雾霾天气治理要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上进行，要在经济发展不动摇的基础上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才是应对雾霾天气治理的上策。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逐步进行发展方式的转变，从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过程逐步转变成高效益、低能耗的发展道路上，同时不断降低第二产业的经济比重，提高第三产业的经济贡献量，从而在保持经济增速和经济总量不出现明显下滑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再者要控制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对于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进行关门整顿，并提高这类行业的生产方式转变，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此外要淘汰落后的“夕阳产业”，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维持地球天气的稳定性，减少自然原因导致的雾霾现象发生概率。
(2)坚持走新型工业化路线。
雾霾天气的治理首要的切入点是工业化生产，传统的工业化生产只注重于生产效益的提升，但是忽略了对环境的影响，这是传统工业化生产的局限性，也制约了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坚持走新型化工业化路线，做到工业生产和环境保护两手一起抓，对工业化生产中的污染环节进行技术革新和工艺优化，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同时企业应当加快能源结构转型，对工业技术进行改进，提升空气污染处理技术，建立完善的生产监控体系，对工业化生产的环保前景进行评估，保证工业化发展方式的转型。
(3)走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城市发展道路。
处理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就需要走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城市发展道路，全面完善生态环境建设机制，构建科学的发展理念和战略。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道路中存在着的问题有冬季能源消耗量大、工业化污染程度高、城市群建设集中等，这些都制约了新型城市的发展，在狭小的区域内形成了污染集中现象，从而形成了区域内的雾霾天气。因此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要结合生态环境建设和能源优化策略，以环境友好型城市作为建设的目的，在保证自身资源需求的基础上，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同时要以生态环境友好作为发展的关键，启动环境保护方案，加快实现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的控制，不能因为追求税收、财政而让雾霾天气放任自流。此外要进行科技创新、技术创新、提升城市的绿色消费理念，在区域内形成环境友好、人们安居乐业、经济蓬勃发展、资源合理利用的发展局面。
(4)发展低碳经济。
雾霾治理带来了经济转型、经济优化的发展契机，充分利用好雾霾治理的战略可以实现经济整体性的转型，并在全社会内形成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同时出台相关的环保法律，重视空气、水资源、土地资源的保护.英政府应当在协调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低碳经济，加强工业生产过程中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废气、废热的利用效率，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要建立完善的低碳经济推行机制，对一些达不到低碳生产、低碳排放的企业进行强制停业整顿。其次要大力推行低碳经济概念，增强人们的环保概念，加强对低碳企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进行低碳产品的研发，例如鼓励居民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换用节能灯泡，并鼓励市民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三、结语
总而言之，雾霾天气影响经济发展，因此在雾霾治理中要做好环境和经济的平衡，积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探索新型的经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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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我国将从以下方面推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
第一，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战略布局，加快建设以5G网络、全国一体化数据中心体系、国家产业互联网等为抓手的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
要全面推进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软件企业，重点突破关键软件，推动软件产业做大做强，提升关键软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
第三，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当然，要脚踏实地、因企制宜，不能为数字化而数字化。
第四，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要聚焦战略前沿和制高点领域，立足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增强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完善重点产业供应链体系，加速产品和服务迭代。
要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通信设备、智能硬件等重点领域，加快锻造长板、补齐短板，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构建自主可控产业生态。要促进集群化发展，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
第五，规范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要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要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堵塞监管漏洞，提高监管效能。
要纠正和规范发展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和做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要保护平台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要加强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
第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要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完善主管部门、监管机构职责，分工合作、相互配合。要改进提高监管技术和手段，把监管和治理贯穿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
要明确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义务，建设行业自律机制。要开展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形成监督合力。
要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重点加强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核心技术、重要产业、关键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头部企业等安全可控。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