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农业经济的基础要素是土地，工业经济的基础要素是机器，而数字经济的基础要素就是大数据。
大数据作为一种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是提升民众生活品质、国家治理能力的“富矿”。国家高度重视的“新基建”战略布局中，大数据中心的建立，也是希望助力牢固信息化“地基”建设，推动数据要素参与到更多价值的创造和分配，保障高质量的社会发展。
网络零售有更低的运营成本和更高的运行效率，对一个零售企业来说，库存周转天数和账期是衡量一个企业运行效率的最重要的2个指标，网络零售商在这2个指标上的的表现远远高于线下零售店。网络零售有线下实体店难以比拟的优势，如海量的货柜，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等。
数字化品类发展，经历从标准化商品到非标准化产品的发展路径。早期网络零售多数是以标准化商品起步，如图书、酒水，但是非标准化商品、个性化商品有很大的机会，如生鲜电商，标准化很低，流通的损耗很大，同时生鲜是一个高频的消费，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但目前，我国大数据管理尚无针对公共数据管理规范的诸多现实痛点。
例如：l多个政务部门、行业企业之间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接口错综复杂，导致公共数据共享开放仍未深入展开，涉及公共服务、城市管理信息的共享，更是难以实现。
l我国大数据信息的社会化共享水平还有待提高，共享开放管理尚未形成闭环，政企、行业和民众之间，信息公开仍有很多壁垒，阻碍了社会服务效率的提升和数据经济的深化发展。
进一步推动大数据信息社会化共享，是发展高效便捷的社会生活，把握更多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的关键举措。鉴于上述问题和痛点，苏宁董事长张近东在2020年两会上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推动公共数据的社会化共享：
一、成立数据治理委员会，推动大数据共享体系建设
二、建立“公共数据社会化共享”管理平台
三、完善技术和管理规范，保障数据共享的安全可控
四、界定明确的数据共享属性和共享权益，实现数据确权流通
五、建立公共数据社会化共享的通识教育
随着科技革命的高速发展，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从技术探索到产业应用的阶段，数字经济强调培养学员的复合能力，是经济学、数据科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的结合，是一种跨界培养，是“思辨+管理+赋能”相结合的具体实践。
UCA—DDE项目旨在缔造数字科技独角兽，成就数字经济领军者，培养拥有商业资源同时具有影响力的业界翘楚，提高企业的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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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我国将从以下方面推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
第一，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战略布局，加快建设以5G网络、全国一体化数据中心体系、国家产业互联网等为抓手的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
要全面推进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软件企业，重点突破关键软件，推动软件产业做大做强，提升关键软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
第三，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当然，要脚踏实地、因企制宜，不能为数字化而数字化。
第四，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要聚焦战略前沿和制高点领域，立足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增强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完善重点产业供应链体系，加速产品和服务迭代。
要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通信设备、智能硬件等重点领域，加快锻造长板、补齐短板，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构建自主可控产业生态。要促进集群化发展，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
第五，规范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要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要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堵塞监管漏洞，提高监管效能。
要纠正和规范发展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和做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要保护平台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要加强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
第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要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完善主管部门、监管机构职责，分工合作、相互配合。要改进提高监管技术和手段，把监管和治理贯穿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
要明确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义务，建设行业自律机制。要开展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形成监督合力。
要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重点加强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核心技术、重要产业、关键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头部企业等安全可控。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
摘 要
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经济体正处于一个更先进更高级的经济阶段——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正不断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发展。因此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为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产业转型升级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涵义
（一）数字经济的涵义
什么是数字经济？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是DonTapscott，DonTapscott（1996）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和危险》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利用比特而非原子”的经济。[1]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各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及发展重点也大相径庭。
在中国，一般以2016年杭州峰会《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表述为准，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同中国一样，韩国和俄罗斯也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经济活动，但是韩国对其的定义更为广泛，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互联网在内的所有信息通讯产业为基础的所有经济活动”；俄罗斯认为这种经济活动是用来保障国家利益的。[3]反观美国、法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是基于数字经济的测算，美国对于数字经济的测算包括电子商务和数字服务两部分[4]，法国则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进行测算的。英国研究委员会（2010）对数字经济的理解着眼于产出角度，认为其是通过人、过程和技术发生复杂关系而创造社会经济效益。[5]澳大利亚则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通过互联网、移动电话和传感器网络等信息和通讯技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球性网络化的社会进程。[6]
（二）实体经济的涵义
次贷危机之后，各业界频繁使用“实体经济”，美联储从行业市场区分的角度将实体经济定义为除去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部分。刘骏民（2003）却不主张这种做法，他认为实体经济是以成本和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7]而成思危（2003）从物质生产角度对实体经济进行定义，他认为实体经济就是与具体的产品生产及为增加产品价值的经济活动。[8]
但对于服务业是否属于实体经济，学者们的争议不断。金碚（2012）认为实体经济应该包括一、二、三产业中直接服务业和工业化服务业[9]，所以金碚认为部分服务业也隶属于实体经济。同时，金融时报词典（Financial Times Lexicon）和经济术语（Economic Glossary）中都认为实体经济是一种可以通过使用各种资源生产商品和服务一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的经济活动。吴秀生和林左鸣（2006）对此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实体经济仅仅包括物质生产活动，[10]服务业不属于实体经济，应隶属于广义虚拟经济。刘晓欣（2011）则根据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分类”来定义实体经济，她认为狭义的实体经济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但不包括服务业，但广义的实体经济包括第一、二产业，还有部分第三产业，如虚拟经济、高端服务业。[11]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本理论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内涵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近几年才提出来，因此学者们对这个概念研究的不多，同时融合涉及不同方面、层次、内容，是一个极为抽象、宽泛的概念。其中于乐和潘新兴（2012）认为：狭义的是指数字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广义的是指工业化的社会进程和数字化的社会进程相结合的进程。[12]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
1、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基础
学界对于数字经济是融入而不是取代实体经济这一观点达成共识。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无疑奠定了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我国全面小康的目标不能片面的强调数字化，而应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出发，将数字经济融入农业、工业、服务业，整体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于乐，潘新兴，2012）离开了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数字化和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两面，两者缺一不可。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闫德利（2018）认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产物就是“数字化的实体经济”，它是数字经济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主体属于实体经济[13]；邬贺铨（2016）基于数字经济就是数字化的工业经济、数字化的农业经济的理解，认为数字经济就是实体经济[14]。马云（2018）也指出数字经济本身就是实体经济，它们既非各自独立存在，更非相互对立地存在，因为只有拥抱了数字技术的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流通业，才是真正健康、有前景的实体经济。
2、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动力源泉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认识基本呈一致观点，他们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驱动实体经济发展，是实体经济的动力与源泉。其中Brookes, Martin和Zaki Wahhaj（2000）通过观测电子商务对日本和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电子商务作为信息技术应用的典范，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15]另外，Georgion（2009）测算电子商务对英国、德国等13个西欧国家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电子商务通过提升公司市场表现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16]
王亚男（2011）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结合制造业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仅能改变制造业原有的增长模式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更能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寻找制造业新的增长点。[17]刘吉超和庞洋（2013）认为基于信息技术的制造数字化革命和分布式能源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将带来分布式、社会化、网络化的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形成分散、开放、合作的社会商业架构和商业模式，以信息化改造生产制造和经营管理全流程、通过服务化将经营重心向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延伸、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路径。[18]马化腾（2017）认为，“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手段，目前“互联网+”带来的各行业的改变只是开始，但在不久的将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19]陈养才（2018）发现煤炭行业在两化融合的推动下，转型升级效果显著，具体体现在产业结构发生调整、产业技术得到升级、实现产业化发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提高，煤炭绿色发展落到实处以及煤机装备制造水平提升。[20]
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进展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才开始信息化发展，所以国外学者直接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问题比较少，多数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产业转型、企业发展之间的关联。KevinM.Stolarick（1999）认为将信息技术嫁接到传统产业、产品和工艺方面，会提高相关企业的生产率。正如Salvador和Ikeda所说，互联网可以通过信息透明化释放巨大的价值，大数据时代会产生新的产业形态和组织间管理规则。
然而，Michael等（2001）认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增强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对竞争优势的潜在贡献则是通过其对独特组织能力的开发和利用的影响。[21]
Anna Giunta和Francesco Trivieri（2007）通过对约1.7万家公司进行了抽样调查，并使用IT采用指数作为因变量，对这些公司进行了有序的probit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地理位置、员工的职能构成、研发活动、分包、出口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都是意大利中小型制造企业采用信息技术的重要决定因素。[22]。
Moosa（2011）通过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和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现融合中的企业能够利用信息化网络来构建拓展生产模式，从而实现网络化、集约化制造，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和客户之间的联系，进而利用更加人性化的生产组织来降低经营风险。[23]
Concetta Castiglione（2012）使用translog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估计1995年至2003年期间意大利制造公司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对技术效率(TE)的影响，结果信息通讯技术（ICT）投资对企业的技术效率（TE）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4]
（二）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企业效益或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上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企业效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各地区融合水平各有差异，导致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何帆和刘红霞（2019）利用A股2012～2017年数据考察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数字化变革显著提升了实体企业经济效益，而且发现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成本费用、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以及增强创新能力，可以有效实现企业数字化变革的经济效益提升。[25]李晓钟和黄蓉（2018）为研究分析了实体经济（纺织产业）与数字经济（电子信息产业）融合发展及其驱动纺织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机理,基于产业融合理论，通过构建两大产业融合评价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和产业融合水平呈正相关，同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纺织产业创新能力、出口规模及出口质量等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26]杨德明和刘泳文（2018）为探讨“互联网+”对传统企业业绩的影响，采用2013—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并构建反映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传统企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显著提升了公司业绩[27]。倪萍（2013）基于重庆市数据对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信息化建设，会显著加快重庆市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且后续作用会互相产生积极发展的影响，[28]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提出之前，被称作两化融合，即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由于两化融合提出较早，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较为丰富。主要研究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
张亚斌等（2014）利用协调发展系数法和SBM-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测度了区域两化融合质量和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结果表明，重化工业化趋势不利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区域两化融合质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提高区域工业环境质量绩效，进而促使工业向绿色发展转型。[29]谷唐敏（2016）通过对全样本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进行回归分析我国30个省市2010－2014年考察两化融合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影响效果与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两化融合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呈现显著区域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但东、中两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却逐步减弱。[30]焦勇和杨蕙馨（2017）研究表明，两化融合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政府干预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同时发现不同区域融合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呈现出正向影响。[31]刘桂林（2017）以基础环境、工业应用和应用效益三个测度两化融合水平的分指标探讨了两化融合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基础环境和应用效益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相对显著，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提升应用效益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32]马欢欢（2018）分析了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两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显著的正向效果，且作用最强；且不同区域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不同，其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33]
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在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诸多问题。而我们只有充分了解认识融合发展中问题，并及时解决，才能够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健康发展。
（一）产业结构发展失衡
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应用，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转型升级，但发现存在三次产业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远超一、二产业；而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极不不均衡；同时，数字经济生产领域技术、资源投入不如消费领域多，在创新、设计、生产制造等核心环节变革上远低于发达国家。（鲁春从，孙克，2017[34]；孙克，2017[35]）
（二）传统产业转型压力大
数字时代的到来，给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是由于许多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力普遍不足，存在着资金、技术和融合性人才缺乏，而导致缺乏创新，数字技术运用水平低下，以及涉及数字技术的领域其从投入应用到产生收益周期较长，亟需完善传统产业软硬件的基础发展。（严震，2018[36]；康伟，姜宝，2018[37]；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使得实体经济逐渐出现企业退出、不良资产积累等问题，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反过来因为融合后主体、行为、环节更为复杂，联系更为紧密，从而导致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便极可能波及整个经济。（孙克，2017）
（三）新旧动能转换支撑不足
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但多数传统产业存在着高转换成本、搞试错成本和风险、大信息化投入、强资产专用性、长投资周期、等运用数字信息技术的动力不足问题；传统产业存在着较强的固化思维，使得数字信息技术子在实体经济中应用难度大，并且由于新兴产业刚进入，行业标准不够完善甚至缺乏，严重制约了企业前进的脚步；由于传统企业内部大多信息化基础较差，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不足，使得企业内部基础无法与外部服务体系相协调。（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会使得企业原因的生产方式、生产模式发展变革，会对传统产业相关部门造成不小的冲击，因此这些组织部门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但据研究表明，这个适应性调整的时间，即从数字信息技术投入到产生收益所需时间为3-10年。（孙克，2017）
（四）高层次人才缺乏
数字经济产业在我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精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知识的人才本来就缺乏，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便要求复合型人才，这远不能满足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特别地，对于依稀中小制造企业来说，由于缺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无法实现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产业完美的进行融合，从而严重制约了其发展。（方晓红，2019）同时，普通高校培养方向重理论、轻实操，课程设置跟不上企业实际需求。（康伟，姜宝，2018）
（五）自主创新能力差
近年来，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但是，从技术方面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只是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应用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强，而在生产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方晓红，2019）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来看，我国的技术创新力水平低下，其中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主要来源于国外。从目前来看，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并没有没有形成技术扩散后的吸收和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反而大多数企业基于眼前的利益，往往在引进核心技术后便进行模仿，以至于制造业产品仍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状态。（王亚男，2011）
五、总结性评述
（一）评述
综上所述，学者对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研究，对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发现西方学者直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文章较少，大多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两化融合研究相对较为丰富，然而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实证研究仍旧太少。但实证分析侧重于研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即基于整个国家或区域的视角研究产业间的转型升级，没有具体到某个省市、某个产业内的转型升级。由于我国各省份产业发展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各地区的主导产业不同，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具体产业的发展不具有针对性，相关建议适用性不强。
从目前文献来看，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大多基于“数字”或信息技术视角，从经济视角的较少，并且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2016年才提出来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咨询机构、互联网企业等相比学者来说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其中具体的细分领域入手进行的实证和案例研究较多，系统性的理论分析较少。
（二）展望
数字经济发展历史并不长，且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容融合发展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加强相关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理论方面，今后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本质与内涵，来挖掘数字经济的价值对传统产业的作用机理，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出明确的道路；实证方面，今后的研究可以具体到省市的具体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具体作用，以弥补目前研究领域的空白。
同时，现今的研究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测定的研究相对较为丰富，但是缺乏系统的关于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测度的指标，因此今后应注重融合的测度及评价。因为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不仅可以准确把握数字经济的特点，还充分考虑到实体经济的结构特征。此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正是为了反映两者融合的成熟度，从而可以指标帮助企业及政府有效找出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今后研究中的一大重点，应该分别构建一套完备、系统、权威的总体评价指标模型和反映区域、各行业的评价指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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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于2019年6月，仅供参考！
数字化技术可以穿透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在供给端拓展生产边界，在需求端提升消费能力和意愿，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有效匹配。它为经济发展实现质量、效率、动力变革提供推动力，对助力脱贫攻坚、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具有战略意义。
发展数字经济，要积极推进新基建。新基建涵盖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包含推动民生领域发展、助力消费升级的支撑系统，以及依托数字化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完善生活服务新基建是破解生活服务业发展瓶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其重点领域包括：服务场所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智能取餐柜、智能快递柜、智能自助服务系统等智能服务终端，以及智能支持设备、多功能智能充电终端等。不过，我国生活服务类企业大都是中小商户，进行新基建投入的意愿不强、能力不足，需要各级政府开展试点示范，加大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
我们可以用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经济体是否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据工信部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数字经济总量占GDP的比重超过34%，我国开始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但短板也很明显：目前主要解决的是产业数字化问题，数据分析技术、数字科技创新、工业互联网、AI促进制造业创新等方面还未获得足够发展，以5G为代表的基础设施体系刚刚起步，数字治理体系仍不健全，数字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仍处于探索初期，制度障碍亟待突破。
最近，“网约配送员”(外卖骑手)作为国家认可的新职业被正式纳入中国职业大典。根据美团平台大数据显示，2019年，通过美团外卖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达到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3.3%。2020年1月20日至3月30日，美团平台新注册且有收入的骑手共45.78万人。疫情期间，美团外卖骑手日均有效接单量与2019年相比有所提升。像外卖骑手这种灵活就业形态就是“互联网+服务业”和“智能+物流”的关键环节。
发展灵活就业需要解决一些新问题：平台工作模式改变了传统劳动关系下的工作基准，劳动收入按单计算、劳动场所不固定、工作时间自主，与当前劳动法律制度存在不匹配问题；就业人员和平台之间的关系不是传统的强从属和管理关系，而是一种合作互利关系。从求职到培训，从就业到社保，皆因劳动关系认定障碍而导致无法同等享受全方位的公共就业服务；目前扶持新业态用工与灵活就业发展的倾斜性政策还比较少，例如培训补贴、稳岗补贴等无法全覆盖，不利于提高就业质量。今后，应探索建立适应新业态用工与灵活就业的劳动标准体系，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政策，满足灵活就业人员享受就业补贴、就业指导、技能发展等诉求，增强就业稳定性。
需注意的是，新岗位、新业态里有就业增量，但更多是存量流动。要解决目前巨大的就业压力，关键不是靠数字产业本身，而是数字经济发展可让智能制造业、数字服务业发展空间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产业在空间上的重新布局，从根本上解决就业结构问题。
数字经济有效发力，关键是政府部门对产业规律与经济增长规律能够有效把握。为什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紧密度需进一步加强？这与国家政策有关，比如不同行业存在税制差异，地方政府可能更加关注地方财政的问题，而相对忽视制造业与数字服务的整合。至于提高相关产业人才质量，则取决于高校人才培养。我们要培养一大批从事数字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的人才，培养从事数字科技创新的技术人才和创业人才，这方面的缺口还很大。
随着科技革命的高速发展，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从技术探索到产业应用的阶段，数字经济强调培养学员的复合能力，是经济学、数据科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的结合，是一种跨界培养，是“思辨+管理+赋能”相结合的具体实践。
UCA—DDE项目旨在缔造数字科技独角兽，成就数字经济领军者，培养拥有商业资源同时具有影响力的业界翘楚，提高企业的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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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方面推动：
一是完善激励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开发的基础制度。中央多次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隐患。完善激励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开发的基础制度，是解决制约数字经济发展核心技术难题的重要抓手。
二是健全数字经济时代的法律体系。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对现行基于工业经济所形成的法律体系带来了重大挑战。因此，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健全数字经济时代的法律体系，着力破解“个人数据与企业产权”的矛盾，平衡“数据安全与数据利用”的冲突。
三是加大数字风险治理。数字经济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数字风险已成为世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加大数字风险治理，关键是探索形成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格局，提升政府管理部门的数字化监管水平，明确平台企业的责任，加大惩处力度。
四是加快弥合数字鸿沟。虽然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数字鸿沟依然存在。重点应加大对中西部以及广大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投入，加大数字化人才培养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多主体数字素养培育体系，实施老年人数字能力计划；加快推动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向：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蓝皮书分析认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有五大重点方向：即加速数据要素价值化进程、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着力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强化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深化数字经济开放合作。
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和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共同催生了数字消费领域的蓬勃发展。蓝皮书课题组采用大数据分析和微观问卷调研方法，从场景层级、城市层级、收入层级等不同属性群体切入，分析了消费型数字经济的消费频率和消费规模特征，绘制了消费型数字经济图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