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宏观调控与西方宏观调控理论
对西方宏观调控理论，一方面要具体分析，尤其是要考虑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应用条件。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政策工具，也要看它是否适合我国国情。由于国情的差异，对西方发达国家适用的政策在我国未必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其原因在：y．c3 J：有用的东西能否产生应有的效果，除了本身的原因之外，还取决于它所处的环境条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与我国环境条件的差异性，我们不可能照抄照搬，以免食洋不化。比如，在市场经济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同方向变化，而与失业率反方向变动，而在我国，现实的情况是：在经济增长回升的同时，物价持续下降；在经济增长保持较高速度的同时，下岗失业率上升。针对这种特殊情况，需要进一步具体分析政策工具及其组合，方能考虑采用。另一方面，对西方宏观调控理论中的合理成分要予以高度重视，大胆吸收借鉴。在借鉴过程中，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即不能看西方调控理论是否时髦还是过时，是否具有主流学术地位，从而加以取舍，而是应该遵循只要有借鉴意义就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原则。比如说，供给学派理论在美国已时过境迁，成为“昨日黄花”，也不具有主流学术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没有借鉴价值。事实上，其刺激供给的主张对我国是有现实意义的，与扩大内需的政策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当好的配合性措施。
除了供给学派的理论，根据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笔者以为还有两种观点值得特别关注。一个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稳定化政策，其基本观点是由于价格和工资粘性，经济从非充分就业均衡状态恢复到充分就业均衡状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有必要采取刺激性政策使经济迅速恢复。这一点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应主动采取相应的政策，充分发挥出政策导向对市场机制的促进作用。就这一点而言，宏观调控不是市场机制作用后的二次调节，而是完全可以和市场机制同步运作，对经济因势利导，共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个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的观点，虽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从总体上否定一切宏观经济政策，但是对预期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却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这对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要启示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主体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权，越来越多地作出自己的预期，预期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和地位会日益重要。所以，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应充分考虑预期这个因素，并把以预期为基础的博弈理论自觉地应用其中，尽可能克服宏观调控政策的博弈选择对宏观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功效。实际上，一项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就意味着对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与重组。同一政策，对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受益受损是不同的。用博弈论的观点来分析这种现象 J，若国家出台一项政策，甲地区认为该政策对本地区有利，积极执行该政策，乙地区认为该政策对本地区无利，所以不执行该政策，或不积极执行该政策。但由于甲地区执行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使得宏观经济环境有所改善，不但甲地区受益，而且乙地区同样受益。又因为乙地区是既得利益者，仍不愿执行国家宏观调控，这样就可能使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部分失效或全部失效。所以，在制订宏观调控政策时必须慎之又慎，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准确地把握国际、国内经济的脉搏，在政策出台之前反复论证，尽可能兼顾各经济主体的利益，使大多数经济主体和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改善和提高，不成熟的政策坚决不能出台。这样，既保证了政策的科学性，也有助于被调控主体形成合理而稳定的预期，从而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效率。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十六大报告确定了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即“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又提出把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这意味着我国的宏观调控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规范阶段向着国际上市场经济社会的规范阶段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有必要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理论给予应有的关注，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为圭呆，但是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理论毕竟是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调控理论，关注并合理的借鉴、吸收，也是构建既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理论所必须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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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贡献一篇：
从20 世纪50 年代至90 年代,作为一种运用领域日益广泛的经济分析工具,博弈论经历了从初创到改进和完善的历程。从50 年代初期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及纳什均衡,到60 年代中期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及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再到60 年代后期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及贝叶斯纳什均衡,直到70 年代至80 年代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及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纳什、泽尔腾、海萨尼、克瑞普斯、威尔森、福登博格和梯若尔等人不断地推动着博弈论研究的深入和改善。同时,博弈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日显突出,其运用领域从最初的产业组织研究,不断地向产业与劳动关系、企业定价、信贷与保险、国际贸易、公共财政、货币政策等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领域迅速扩张,极大地增强了经济理论的解释能力。
博弈论研究之外,在微观计量经济学研究领域,詹姆斯•赫克曼有关样本选择的选择性偏差理论及二阶段估计研究方法的创立与丹尼尔•麦克法登有关离散选择行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在实验经济学研究领域,佛农•史密斯等人在将市场实验引入微观经济分析的经济学实验方法的创建;在金融计量经济学研究领域,罗伯特•恩格尔所创立的ARCH (自回归条件异方差) 模型和克莱夫•格兰杰所创立的协整模型,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基本分析工具的创新。
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创新,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逻辑力量。正如约翰•麦克米伦所指出的“, 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技术是不可或缺的。只有经由严格的模型化,人们才可能真正地了解一个新的思想观点的正确与否”。学术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推进经济理论研究的科学化进程,增强了经济
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尽管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学研究领域,对于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及科学性问题,包括经济理论研究的数学化和形式化,一直存在着巨大的观点分歧。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经济学家认为,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关于经济学学科的性质和经济学科实证研究方法的基本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代表了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方向。从本质上看,尽管经济学科身处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但是,经济学科与自然科学中诸多学科相同的一个
方面是,它们所努力探究的都是以不同变量形式表现出来的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机制或变化规则,目的都是作出符合事物本身运动或发展规律的正确预测。
现实经济问题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以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主要是针对有关社会经济运行及经济活中所产生的新问题或新近发现的原本被忽视的问题而展开的经济理论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主要的不只是仅仅运用现存的经济理论来解释经济问题,更重要是当现存的经济理论受到新的经济问题的挑战,无法运用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框架来对新的经济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时,经济学家通过修正、改进和完善原有的经济理论,或者通过创建新的经济理论,提出新的经济分析框架,来对经济问题作出新的理论解释。所以,尽管这一类经济理论研究是以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但在本质上她与以学术问题导向的纯经济理论研究有着共同的性质,都属于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研究。
当然,从经济理论研究的目的性和功用性来看,以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往往直接地成为制定解决社会问题的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以宏观经济研究为例,宏观经济学理论自身的建立和发展及其完善,就是非常典型的以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的结果。
众所周知,根据“萨伊定律”和马歇尔、瓦尔拉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市场具有自动调节的功能,以持续的社会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20 世纪20 年代末至30 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使得新古典经济理论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琼•罗宾逊夫人称之为经济学的“第一次危机”。面临大萧条的困境,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市场理论、资本市场理论和货币市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建立了有效需求理论来解释失业和经济危机。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有效需求可以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及相应的流动性陷进会导致投资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的不足则会导致失业的产生及经济危机的爆发。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不仅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西方国家战后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期对十几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的访谈中,当问到“谁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一问题时,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提到了凯恩斯。其中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认为,凯恩斯的理论使得经济学家认识到失业问题的持续性及非充分就业经济均衡的存在;他建立了新的经济理论,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是经济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对经济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20 世纪50 年代至今,现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现实经济问题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例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保罗•萨缪尔森等人针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的经济现象,利用“菲利普斯曲线”来解释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并据此提出相应的财政政和货币政策;而货币主义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爱德华•费尔普斯等人则根据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新的特征,进一步论证了短期菲利普斯、长期菲利普斯曲线、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以进一步解释在不同的宏观经济运行背景下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两者间呈现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对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最终导致了宏观经济学领域中以卢卡斯和萨金特为代表的“理性预期理论”的诞生,一方面加强和扩充了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极大地影响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 事实上,2004 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有关宏观经济政策运用中的“时间一致性难题”(动态不一致问题) ,也同样是这一研究领域中以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突破。
此外,在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奥肯和托宾等人针对国民收入增长与就业问题所提出的“奥肯定律”及“新经济学”,蒙代尔等人针对开放经济体系中的国际收支与汇率变动问题所提出的“蒙代尔- 弗莱明模型”,也都属于以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同样地,在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刘易斯、舒尔茨、米尔达尔等人的经济理论,大都也可以归入为以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
经济学界有关现实经济问题导向的经济学研究是否属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认识事实上是存在分歧的。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只有做“形而上”的纯经济理论研究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而关注“形而下”的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是“三流经济学家”的作品,不能认为是理论研究,甚至不属于做学问。这其实是一种带有偏见和容易误导人的观点。
实际上,以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经济学研究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大致也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发展出新的经济理论和(或) 经济分析工具的研究;第二种是运用了现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工具解释了新的经济问题或更好地解释了原有的经济问题的研究;第三种是运用了现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工具分析了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经济政策的研究。后两种类型的经济学研究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视角来看,其主要作用是扩展了经济理论对于经济问题的解释能力,所以也不能完全简单地将她们从整体上排斥出经济理论研究的范围。至于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这一种类型的经济学研究,尽管其切入点是“形而下”的现实经济问题,但是研究成果却表现为是“形而上”的原创性的经济理论,因此,无疑地应该被视作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倘若不带偏见地观察西方经济学界以经济理论研究为宗旨的顶级经济学期刊,就可以发现相当大的比例的研究文献也都是从“形而下”的现实经济问题角度切入的理论研究,甚至其中的大部分研究文献事实上在现阶段看来也都只能归属于上述第二种类型的经济学研究。在此,应该强调和认识清楚的一个问题是,经济理论的研究和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形而下”的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甚至是“本土化”的“形而下”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 并非是完全不能相容的。经济学研究的类型和性质并不仅仅完全是由研究的问题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经济学研究的成果。
西方经济学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考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认识到“回归古典作家所秉承的人文精神，重新关注人，从而将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加以融合，这才是经济学未来发展的道路。
一、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峙与融合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1.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变迁概述
19世纪以前，西方经济学没有系统研究方法论，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和约翰?穆勒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让西方经济学家意识到方法论问题的重要;19世纪80年代，掀起经济学分析应采用抽象演绎法还是历史归纳法的第一次方法论之争;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证伪主义先后产生并掀起第二次经济学方法论高潮，投入产出分析法、经济计量、博弈论等先后诞生，经济学进入数理逻辑和动态分析时代;20世纪50年代，波普尔主义促使第三次方法论之争兴起，主要围绕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和检验标准问题展开;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掀起第四次高潮并进入成熟期;80年代以来，方法论转向多元化选择阶段。
2.科学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逻辑实证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中叶，成熟于20世纪二十年代，是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基础。
要求检验构成理论的前提假设和推论来判断理论适用性。
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利用历史数据对相关变量作回归分析，推动计量经济学的发展。
它要求科学理论结构公理化从而引导了经济学理论结构的形式化：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采用公理化结构，标志新古典学派思想和方法论成熟;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也遵循公理化要求，综合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从60年代到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形式化成为主流经济发展方向，阿罗、德布鲁等引入拓扑学和集合论建立模型，实现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完全公理化。
波普尔证伪主义又称为“后实证主义”，批判实证主义，反对结构分析，认为科学理论只能被经验证伪，成为现代西方经学方法论基础;哈奇森把波普尔证伪方法论明确引入经济学方法论。
后来，保罗?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理论现实性检验标准等问题如何运用证伪方法产生争执，引起经济学进入数理和计量等纯逻辑方法被广泛应用的工具主义阶段。
3.人本主义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人本主义，产生了主张总结商业资本家经验方法论证经济学的重商主义，使西方经济学逐步脱离宗教而获得独立;启蒙时代，关于如何控制利己方面，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认为依靠道德，而在《国富论》认为要依靠竞争机制，这种体现了当时非理性和理性在思想体系的碰撞;19世纪初，西斯蒙第提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旨在为人谋求福利;边际效用理论的拥护者提出经济规律是个人心理的外在体现，并进一步发展为人类经济活动受到欲望和避免牺牲的心理动机支配的，成为剑桥学派建立的基础;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反对完全用自然科学方法论指导经济学研究，指出经济学假设应涵括更多人类心理因素，深刻影响了现代价格理论研究;20世纪中期兴起的历史主义学派运用案例分析和历史分析方法对科学史进行动态研究，强调从历史中把握科学;从波普尔证伪主义到新历史主义学派形成前的方法论也受到人本思想渗透，这种非理性主义倾向在当代博弈论中得到充分体现。
西方主流经济学回归人性化，呈现非理性主义倾向。
4.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峙与融合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西方传统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在方法论上是对峙的，但人们逐步认识到自然科学的认识观和方法论蕴含着人类历史社会框架和价值观念，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进入相互融合的新阶段，这种融合以保持二者各自体系为前提，体现为随着20世纪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围超越传统范畴，经济学方法论呈现多元化趋势。
由于经济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可重复检验性，单纯用数学和计量模型抽象化经济现象，得出的理论难以经受实践的检验。
与此同时，有些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人否认探求经济行为规则的可能性，全盘否认建立在实证主义、证伪等方法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对解决经济问题所作的贡献，还有人认为博弈均衡状态的达成取决于非理性因素，博弈论是对理性主义方法论的完全推翻，这些观点是极端的：首先，对“理性假设”的质疑是有科学依据的，但在理性假设下把经济现象高度抽象建立数理模型有利于简化分析，且方法严谨;其次目前没有一种经济学说方法论可以在这些方面比主流方法论更好地分析现实问题，完全抛弃这一假设，否定可检验原则，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就失去了基础，经济学研究将变得混乱。
二、结语
经济学方法论反映了运用者的世界观和对经济学的认识，受到客观外部环境和个人主观因素的制约，各个学派关于它的争议可归结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交锋和融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和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学界也应一分为二看待：其局限性在于：(1)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整体，把经济现象个别抽象进行静态分析的适用性有限;(2)经济主体在信息掌握程度、知识构成等方面是不同的，经济学主要分析方法是选取代表性主体，解释力有限;(3)经济行为很大程度受非理性因素支配。
其优点在于：(1)抽象逻辑演绎可以极大简化复杂经济现象，研究工具严谨有效率;(2)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受人本主义影响，但基础是理性主义，但却经历了多各发展阶段，每一次都取得新的突破和做出贡献;(3)对博弈论的深入研究和广泛应用，反映了西方主流经济学自省到其理性假设前提的缺陷性后，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复杂性，弥补其传统方法论的不足。
所以，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新的方法论建立在总结前人基础上，好的方法论是适应主客观因素，认识到“回归古典作家所秉承的人文精神，重新关注人，从而将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加以融合，是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西方经济学界中对理性主义的批驳，不是要用人本主义方法论替代科学主义方法论，而是经济学方法论多元化，在争议中互相发现问题，互相弥补，激励该领域创新，共同促进经济学理论建构，把握好这一方向，才能得到发现与解决经济学问题的新角度。
一、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在基本理论视角下的异质性
(一)在理论内涵方面存在差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一开始就是以现实为基础构建出来的，实现对认识论、逻辑学及辩证法的统一;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质上描述现象的，只重视体现一系列经济事件及现象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备的线性关系，对于隐藏在经济事件及现象背后的深层次规律并没能揭示出来。西方经济学认为人仅仅是一台机器，他们精于计算，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是客观存在于现实中的，它统一了理论跟现实，不仅具备完整的逻辑性，还为理论基础的建立提供客观经济世界的规律，把人的本质规律深刻揭示出来;现代西方经济学大胆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目的仅仅是为构建理论体系提供条件，忽略了逻辑的现实性这一前提，是资本主义实现无线增值逻辑链条的必要组成之一。
(二)在理论诉求方面存在差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的根本理论诉求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最初的社会形态就是完全自然发生的，是人的依赖关系。如此，人只能在孤立的地点、狭窄的范围发展自己的生产能力。人拥有的第二大形态就是在依赖物的基础之上变得独立，并逐渐形成物质交换关系、多方需求关系、全面关系，且越来越普遍，构成了能力和体系。人具备的第三大形态是以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产生跟人共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能力，是人们获取社会财富的基础。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抽象出一个理性经济人的概念，仅仅为构建经济学的逻辑体系提供一个假设性的前提，是非现实性的。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的视界交融
(一)必要性前提—中国现实社会的时空结构
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的发展状态呈现出多维性、不均衡性，为找寻经济分析范式提供切入点。我国改革开放持续三十多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随之出现的还有一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并越来越严峻，包括各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一系列问题并不是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就能解决的，也不是照搬现代西方经济的方法论能解决的，只有批判性地结合两者的优点，形成一个凌驾于两者之上的经济理论，突破现有理论的束缚，才能有效解决这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于是，不管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都为它们的方法论在中国的视界交融创造必要性的前提。
(二)现实性基础—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下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
在当下社会时空结构里，中国拥有的所有社会形态纬度均被压缩在同一个时空结构中，包括传统性、现代性、未来性等，致使中国发展表现出内部结构一定程度的失衡。这种时空结构上的失衡、多维、压缩，导致众多经济学现象也呈现出多维特征，它们不再单纯，它是一种只要离开整体性的社会就无法完整把握的时空结构元素。中国创新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不仅要考虑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跨越的问题，同时要考虑在跨越成功实现之后可能面临的问题，以便为中国在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上提供政策支持、理论解释。因此，中国现实社会纷繁复杂的时空结构下的变化莫测的经济现象为两者的视界交融创造出现实性基础。
(三)可能性路径—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的动态发展性各种思潮
在中国竞争融合，得到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它是一个过程，是各种经济流派和理论在时空维度的碰撞，并持续实现动态均衡。最终，经受住历史严峻考验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它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国时空结构里的两对历史向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推动中国社会在动态演化中构件时空结构，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融合、对话构建起一个必要的语境，为两个方法论的视界交融创造可性能的路径。
三、中国实现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视界交融的具体途径
(一)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需要总体性的经济学理
论将来，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实际发展问题之一就是有限的资源与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既有的行政制度结构与市场改革要求的制度结构、市场效率的促进与缺失社会公平良性互动的社会制度、公民利益团体精英化与宪法治理等矛盾。在整个社会科学理论中，经济理论所处的是基础性地位，其立足点、落脚点都应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它是多方面的、综合的。因此，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需要构建一个总体性的经济学理论，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学科领域，应重视融合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及其他自然学科。
(二)中国应构建不同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
未来，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制度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的基础，应不同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应融入各方面要素，包括制度要素、环境要素、知识技术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等，这些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函数的内生变量，目标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目的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诉求是构建和谐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都要实现和谐发展。同时，这一系列的发展目标、发展目的、发展诉求等拥有很强的、很具体的历史性特征，需要我们充分认识这一点，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生产方式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均衡的结构体系。
(三)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应具备三大特征第
一，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核心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思维方式和逻辑，对社会经济结构中实践理性的总体地位进行重塑。换言之，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客观依据是人的现实规律与实践的统一，其实践理性的总体性应包含人的利己心和主观心理欲望，从而通过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理性的总体性来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结构。
第二，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支撑是实践唯物论、实践历史观、时间辩证法。人是实践的主体，人的双重对象化的物质统一是构建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人的本质是对立统一的，拥有很强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应然性与突然性等，这是构建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逻辑结构;人进行的跟规律及目的相符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维度为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建提供了极广泛的、张力极强理论话语。
第三，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建应将科学主义里隐含的合理性元素大胆吸收进来，对知识增长诉求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对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实现科学主义具备重要现实意义。在经济世界的现实里面，很多经济现象都是以数字量化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的，对其规律进行检验也离不开数字量化依据，所以实证主义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当然，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不能以一个独立的学派存在，它需要一个相对统一的范式，才能促进积累和发展整个学派知识。因此，在构建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时应积极引自然科学的分析范式和工具，如数学、物理学等。
四、结语
中国经济学理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既要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同时也要坚持并不断吸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精华。因此，中国只有从经济学的方法论出发，客观对待两者的理论内容，各自取长补短，最终形成具备中国主体地位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以真正迎来中国经济学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