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方法有两大类，一类是思辨研究（可以是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等等），目的是获得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结论;另一类是实证研究，目的是获得事物属性的认识。实证研究又分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两种方式。定性研究以观察、访谈为主，通过归纳分析、从资料中发现、体验式访谈和观察得出关于事物属性的结论。定量研究通过人工控制的环境，以假设演绎的题目，代表性的统计和实验，得出关于事物属性的结论。如果选题属于实证性质，一般最好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以某一种方法为主，另一种方法为辅。不论任何研究方法，没有高低之分，要根据自己的选题决定采用哪一种。哲学、史学理论、文论方面的论文，采用思辨研究方法较为适合;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民族学、国际关系方面的论文，多数是实证研究。较为宏观的数据，可以采用专业机构的调查材料。
科学合理性问题是当今科学哲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个问题一般包含两层含义：一、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如何获得和运用科学知识；二、所获得的科学知识是否是可靠的，即一种陈述是否合理地表达了它所体现的知识的可靠性。概括起来就是科学知识的“发现”及对科学知识的“辩护”。在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发现”与“辩护”是分离的。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对已有的科学知识进行分析和考察，用对科学知识的辩护来重建科学知识发现的过程。这种“辉格式”的“事后辩护”的策略受到了众多批判，但是真正引发科学合理性危机的是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他在那本划时代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以范式为中心展开其观点，将历史和概念的相对性引入了对科学的理解，从而打破了“发现”与“辩护”的分离状态。在库恩的基础上，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将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维度作为决定因素带入对科学的理解中来，从而在科学合理性问题上迈出了更为激进的步伐。 科学知识社会学兴起的前期，即七、八十年代，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影响最大。
研究方法：1、调查研究。2、实验研究。3、实地研究。4、文献研究。研究方法论有两种：1、实证主义。2、人文主义。
首先，社会科学研究既有既有理论上的功用，也有实践上的功用。不单单前者主要是指通过理论性或基础性的社会研究，获得有关人类社会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后者主要是指针对某种社会实际问题而进行的具体研究，研究本身是为了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跟自然科学研究一样，也具有描述、解释和预测的功能。
其它的描述就是对社会现象或事物的状况、过程和特征进行客观的说明，做出是什么的回答。而解释是指在对研究对象的过程、原因等做出分析。即回答的是“为什么”的问题。预测是对研究对象未来发展状态的预期。
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和技术。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搜集资料、如何进行观察、如何进行访谈、如何进行调查、如何汇集资料、如何分析资料、如何处理数据等等一系列想方设法来获得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