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案例：
我国某些电信企业为了占领市场份额，竟然用起了最卑劣的手段----砍断竞争对手的通信电缆。这起电缆遭砍事件，源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四川省遂宁市的白热化竞争，双方因为通讯市场占有量发生的短兵相接已不是第一回。遂宁联通开拓市话业务的咄咄逼人之势，最终导致了中国电信遂宁分公司有关人员付诸“割缆行动”。
据联通方面反映，虽然电缆抢修好了，但是又出现一个新问题：在遂宁电信所属的公用电话上，拨打联通的市话，计价器显示高于正常收费几十倍。“电信的做法，其实就是让人不敢打联通的市话，间接挤垮我们。”遂宁联通负责人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创年代，出现一些超出社会正常价值观念和道德容许程度的现象是难免的。这就是所谓“现代化的代价”理论。 这个理论倒是可以解释不少现实问题。从屡见不鲜的外资、私营企业主对员工搜身事件，到行业老大为攫取巨额垄断利润，不惜囤积居奇和联手限价以挤垮竞争对手，再到此次中国电信遂宁分公司冒着触犯刑律的风险，砍断其他公司的通信电缆，如此道德沦丧、诚信尽失的商业行为若要蔓延开来，现代化的代价也未免太大了。
相反，美国“微软拆分案”，美国司法部启动了强大的法律攻势，连环诉讼搞得盖茨焦头烂额。面对政府的“百般刁难”，微软公司还是不紧不慢地应诉、答辩、聘请律师配合调查、积极地与司法部达成庭外和解，甚至涉讼期间还推出了风靡全球的 Windows XP操作系统，让人们看到了巨型跨国企业的风范与涵养。
案例分析：
如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微软公司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技术力量，使美国政府的所有电脑陷入瘫痪，因为它的产品已渗透到了政府最尖端的情报、国防系统。 政治经济学理论还告诉我们，像微软这样规模的寡头企业，已经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实际操控政治，这是资本主义的金钱本质。但是，微软公司既没有采取技术手段，也没有采取政治手段，而是冷静地选择了法律抗争。
价值尺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如果取之有道而至富贵，那才是真正的“贵”，即实现了不只是“经济人”同时也是“道德人”、“社会人”的价值。现代市场经济当然是以利益为驱动机制，但同样要求“见利思义”，“义然后取”。那种不管义不义，先赚了再说，赚钱才是硬道理的行为是要不得的；那种有钱能使鬼推磨，“鬼附势慕利”的“钱神论”是要不得的；那种只有黑心才发财、专取不义之财的行为更是要不得的。
“得民心者得天下”
从商家来说，赢得顾客就一定能够赢得市场，企业就一定能够蒸蒸日上。
办企业的宗旨：“服务社会，富强国家”。这一宗旨充分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的观点，具有普遍性。 “经营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利润乃是服务的报酬”。尊重消费者，理解顾客，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上。
然而，至今有的商家仍不知“以民为本”的道理。有的坑害顾客，最终顾客越来越少。这就是“失民心”所带来的经济恶果。
我国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时间还不长，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尚在建设、完善之中，但这并不能成为中国企业可以背弃商业道德、莫谈经济伦理的理由。
同业经营者不再野蛮地割砍对方电线，而变成了中国电信分拆后的若干电信企业相互之间诉讼缠身，应感到万分欣慰。
经济伦理，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及相应对策
张春祥
一、经济全球化的由来及其内涵
经济全球化指的是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寻求相应的位置进行最佳的资源配置。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经济市场化。世界经济出现这种新的发展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特别是80年代以来，其特征日益显著。“经济全球化”一词就是当时那些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和国际社会的一些权威人士针对世界经济的特征提出来的。199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规模性地使用了这一词语。这一过程是从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的。此后，西方各国都纷纷实行自由汇率制度和拆除关税壁垒，放松资本进出口管制，从而为国际间的交流扫清了障碍。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是：一是正在快速扩大贸易自由化的范围。世贸组织正式运行以来，贸易自由化已从传统的商品领域扩大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领域。1997年，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额合计已达6.7万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将增加到16.6万亿美元。 二是投资外向化日趋凸现。1990年，国际直接投资额2430亿美元，1996年达到3600亿美元，发达国家的对外的直接投资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发展中国家对外的直接投资也在稳定增长。三是加速区域集团化的发展。现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35个区域性经济集团。这些区域经济集团不仅内部的商品和资本流动加快，共同大市场正在形成，而且外部的开放程度也在提高。四是正在形成生产网络化体系。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跨国公司，“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进行生产。五是加速了金融国际化。时间、地域和国界对资本流动已构不成障碍，国际金融市场年交易量500亿美元。每年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实现的融资安排在1万亿美元以上。
全球经济化的日趋发展，生产（资本）、金融、贸易等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而管理、资金控制和金融服务等活动日益集中在少数当今国际中心城市。这一经济趋势促使一些国际性大城市发展成所谓全球性城市，当今少数5～6个全球性城市掌握了全球范围80％的贸易额。这些全球性城市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全球性城市；第二个层次为区域性城市。这些城市在全球和区域范围的经济中占有支配地位并产生辐射作用时，它的中央商务区（cbd ）就成为实现经济功能一体化的驱动中枢，以跨国公司、财政、金融（货币、银行、市场、证券）等机构高聚集为主要特征。
经济全球化趋势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是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强化了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二是国际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金融工具不断创新，资金跨国交易的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三是全球和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加快，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市场；四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展。就我国沿海的部分城市来讲，据报载，美国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已有24 家在上海投资；新加坡由政府牵线，在苏州设立“新加坡工业园区”；广东惠州市“八五”期间共签外资项目5175宗，实际利用外资8.6亿美元，引进东芝、索尼、日立、nec、本田、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资金与技术；近年引进雀巢、杜邦、京瓷、三星、美能达、诺基亚、三洋、金霸王、佳能等跨国公司投资，有效地推动了新技术的建立与发展。
由此可见，地理上的日益分散活动，在功能上逐渐融合为一个全球层次上的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一体化经济体系，称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或全球经济化、世界型经济）。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在经济全球化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之初，人们强调的多是积极的、有利的一方面，认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分配，有利于生产力更快提高和全球经济的普遍发展。因而全球化是具进步意义的历史大趋势，如果全球经济是平等、合理的则可使各国都从中受益。然而当今全球化有其两重性，对世界各国来说，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既可能从中获利也有可能受损。在全面认识经济全球化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利弊的基础上，各国都纷纷采取相应对策，以减少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正面影响。
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得更快了，世贸组织不断扩大，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显著加快，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
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同时也是各国为获得超额利润、发展本国经济、提高国际地位而进行制度安排的结果。
2.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科技创新。国际科学技术的创新，能直接带动全球生产力的提高。在全球化过程中，生产要素必然进一步突破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从而使各国的企业家能利用世界任何地方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和劳动力在他们希望的任何地方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销往任何有需求的地方。
3.经济全球化有利于用最有利的条件进行生产和市场销售，这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最优状态。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国策，20年来的实践已证明，越是开放较早的行业其发展速度就越快，国内很多企业正是在合资中成长壮大的。利用外资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冲击，但更多的是利益，是竞争中的发展。我们要拓宽开放领域，特别是对外科技含量高、发展潜力大的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将会增加新的外商投资热点，扭转当前外资下降趋势，并有利于提高引资质量和水平。
从以上正面影响来看，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某一国家经济运行效率无论多高，总要受到本国资源和市场的限制。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利因素可概括为四个方面：“有利于吸引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实现技术发展上的跨越；有利于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有利于发展优势，开拓国际市场”。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有利，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和追赶发达国家的难得机遇。1979～1997年的近20年间，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率就高出发达国家一倍。这种趋势今后还会持续下去。克林顿在访华前的讲话中说：“据预测，在未来20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将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三倍”。由此可见，宣传经济全球化弊大于利，不但不符合事实，还会传播有害信息。而且经济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机遇，但不可避免地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利因素和风险。
1.对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在国际金融无体系状态下，金融市场动荡，丑闻不断，投机猖獗，风暴四起，发展中国家在扩大外资规模的同时，放松了对本国金融市场的监督，一旦国内经济出问题，发达国家的投资资本便乘虚而入，酿成金融市场的严重危机。这几年，国际市场的金融状况、商品流动状况所发生的变化和出现的问题，都会波及到我国。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最后蔓延到韩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实际上对我国也构成了很大的冲击，整个外贸出口、利用外资都受到很大影响，1999年尚有一定好转。
2.对我国经济主权的负面影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必须遵守已有的的国际条约、协定和惯例，为获得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的好处，有时被迫主动对经济管理权限作出某些让步，其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受制于发达国家。
3.对产业结构的负面影响。在全球经济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如接受发达国家扩散的低层次产业，就会形成与其高层次产业的垂直分工，因产业结构的单一性、纯属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会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周期的不良影响。
4.对市场占有的负面影响。伴随着跨国公司的“侵入”，市场更多地被外资所占有，国外市场已被发达国家所瓜分，发展与发达国家凭目前的经济实力分割国外市场，这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危害。
据联合国《1997年投资报告》统计，全世界已有跨国公司4.4 万个，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28万个。形成了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生产，掌握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三分之二的世界贸易与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我国部分国内市场已被跨国公司控制，轻工行业如洗涤用品、饮料等，外商投资企业在生产量、销售上占了35～50％；移动通讯设备仅美国摩托罗拉天津独资企业一家已占国内市场的90％；德国西门子在华39个合资企业中规模最大的北京国际交换机系统有限公司的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达到32％，全国程控交换机外商占70％的市场。
5.对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发达国家主要发展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而把劳动力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广大发展中国家除了继续作为原材料、初级产品的供应者外，还成为工业品的生产基地。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高新技术落后，不得不以消耗稀缺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参与国际竞争，争取“后发效应”。在全球化背景下，综合国力竞争，主要体现在争夺资源上，实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结果强化了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6.对经济制度的负面影响。有的人认为，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必须在经济制度上保持“同步”，否则无法推进改革、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始终有可能被发达国家的市场体制所“兼并”。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实现各国资源最优配置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冲击和风险。其表现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弱化了各国的国家主权，使国内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对国内产业和市场将造成一定的冲击，并可诱发国内金融风险等。但是只要对策有方，其冲击和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三、对欧美日经济发展的透析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主要力量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对全球包括我国在内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一）欧共体经济。欧盟经济比较稳定，但欧洲的状况出乎意料。就是欧元启动时间不长，已贬值11％。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实施空中打击，使欧洲的资金纷纷外流，对欧洲的影响很大。此情况对美有利，因为资金持有者认为美国比较安全，使资金很大程度上流向美国，并支持了美国的股票市场。但欧洲的经济还是比较稳定的。欧元启动对欧盟所以有利，是互相间的交易变成了内部交易，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对欧元以后的变化趋势，欧中央银行认为，目前欧元贬值是不可避免的，从长远看，欧元在国际上仍然是稳定的。欧盟对中国的关注，有两方面原因：人民币不贬值是好事，对他们有利；我国的外汇储备在币种上是否增加对欧元的储备。我们增加对欧元的储备，对欧元币值能起稳定作用。目前我国外汇储备80％是美元。今后要考虑扩大美元以外的其它币种的储备，但必须注重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
（二）美国经济。美国经济连续八年增长，究其原因，除国内外有利因素外，主要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最重要的基础，而制造业的进步，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在全球化大潮中对制造业进行彻底改造和改组。第一，从80年代中期起由汽车业带头，学习日本的精益生产和先进的管理方法；第二，90年代初，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后，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了全面改造；第三，与技术改造相结合，通过缩编、放权和再造工程，以及横向管理等，对企业进行大改组。结果使制造业打了一个翻身仗。从制造业的复兴方面看，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
1.钢铁。在日本的竞争下，美国连年亏损。1993年仍亏损3.5 亿美元。80年代一个工人生产一吨钢10小时，90年代只要5小时。到1995 年美国为4.42小时，日、法、德、英依次是4.49、4.61、4.69、4.71小时。1994年，美国获利10亿美元。
2.汽车。在竞争中，80年代日本产量超过美国，占美国市场份额的25％以上。本田车成为美国人最喜欢的款式。80年代美国三大汽车公司进行了技术和管理改革，扭转了颓势。1992年，三大公司除通用外，均比日本提高了成本效率。生产一辆小车直接成本福特为5481美元，克莱斯勒为4841美元；日本丰田6216美元，本田6216美元，日产是6782美元，马自达6618美元。1994年，产量与收入都超过日本。
3.微电子。80年代美国从自己所创新的领域败下阵来，在全球的半导体市场份额，由1981年的53％下降到1988年的43％，同期日本由34％上升到46％。制造业前10名，美占前7家，日占后3家，1990年美只剩下一家。市场份额由74％下降到45％，日本由20％上升到48％。美国企业的奋斗加政府支持，1990年扭转了局面。1994年全球1020亿美元的半导体市场，美日分别为43％、40％。日本占领的低档记忆芯片，始终未打入尖端的微处理器市场。而顶尖公司是美国的应用原料公司。
美国制造业复兴与美国持续稳定增长的关系，使人们对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首先，不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上升而轻视制造业；其次，要十分重视高新技术的优先发展，但不能忘记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重要性。制造业是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部门，不能在发展高新技术时放弃传统制造业。美国早期用低价劳力把制造业搬到国外也不可取，应用高新技术武装制造业才是正确的。
从以上情况看，目前美国经济处于景气状态，看来在今后几年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隐患也存在，膨胀的股票市场支持了美国国内消费。持有5000美元以上股票的家庭约占美国家庭总数的60％，这些家庭的消费都受股票市场的影响，股票上扬，其消费欲望就增长；一旦股市萎缩，整个消费就下来。美国自己也承认，股市至少有30％是泡沫。美国股票市场市值为1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约8万亿美元， 我国股市市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而美国为1.5倍。 当然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的领域处于垄断地位。
（三）日本经济。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日本是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估计5万亿美元。 其发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目前日本经济仍未走出困境，处于萧条状态。从日本官方统计，1999年情况有所好转，但影响日本经济的基本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银行包袱沉重。泡沫破灭后， 银行的不良资产超过约1万亿美元；二是日本的消费需求不足比我国严重的多。日本最大的居民消费是住房问题，现在房地产业处于低迷状态，对国家影响较大；三是日本的设备投资仍未增长。日本的这种状况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的出口和利用外资都会产生影响。
总而言之，今后这种基本格局不会发展大的变化，如果利用得好，对我国是有利的。因此，我们要抓住机遇，更多地利用外资、资源和技术。改革开放20年，我国利用外资总规模为4000亿美金，按现在汇率计算约3万多亿元人民币。这对解决国内建设资金短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其中能源交通方面利用外资最大。与此同时，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但先进装备真正达到世界水平的不到三分之一，这些先进装备主要靠引进，自己开发的比重不足。我国矿产资源丰富，可按人口平均并不多，下世纪初，部分矿产资源严重短缺，原油就是个问题。在当前国际条件下，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解决我国资金、技术和某些资源不足问题，对我们是有利的，应抓住这个机遇。
近年来，虽然国际政治、经济不稳定因素有所增长，但和平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向往的，只要不出现大规模战争，目前的世界格局对我们是有利的。
四、我国应采取的相应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是客观的历史趋势，它仍将不断加强。21世纪经济全球化将获得新进展。我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安全同样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如何正确选择中国的经济安全战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显得尤为紧迫。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加强
党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充分估计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强科技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其核心就是人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主题中有两个基本点：人类在追求生存与发展权利时，要保持其与自然相和谐的关系；当代人在创造和追求今世发展与消费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人平等。这就需要极大地提高人的素质。“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见《行动纲领》），人的发展是人类最终目标，与其他方面的发展相比，应把提高人的素质放在绝对优先地位，人是发展的主体和动力，而发展又取决于人的素质。今后人类的生存发展已经不能单纯依靠土地种植和挖掘地球资源来维持，必须挖掘和利用人类自身的智慧资源。
坚持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社会经济与人口、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既不造成环境破坏，又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不仅当代人可以更好地生存、发展，而且子孙后代能更好地生存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战略，它以节约资源，特别是要科学发现各种可利用的再生资源，使社会生产得以延续；保护环境，防止本国和跨越国界的环境恶化；控制人口，使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的承受力保持平衡，提高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益，在此基础上我国的综合国力方可得到不断的加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善生活质量，保持和创造美好的环境，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类世代发展。
（二）加强我国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积极引进国外先进和适用的科学技术
当今世界，知识和技术是最重要的财富，一个国家发展水平高低及其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主要取决于其拥有的知识和技术。国力的较量，就是知识和技术水平的较量。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才能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步，才能发展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改变长期以来不合理的国际产业垂直分工格局以及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增强防御经济全球化给经济安全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的能力。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国民教育、科技投入和管理体制要协调发展，这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唯一正确策略。
（三）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使我国尽快参与世界经济的进程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只要更加积极地走向世界，利用国际市场的有利资源，我们才能充分发挥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优势，提高综合国力，增大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安全系数。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要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外向型经济；要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平等互惠的经贸关系，开辟多元化的国际市场；要有原则地、有作为地加入各种世界性的、区域性的金融和贸易组织。当然，事关国计民生和重大经济利益的领域，我们要始终坚持中方必须掌握主导权和控制权，像电信业的控股问题，寸步不让；农业方面，我们坚持小麦、玉米、大米、棉花、糖、食用油，以及化肥等产品的专营权，确保国家有足够的宏观调控手段，避免损害亿万中国农民的利益。
（四）强化企业体制改革，组建我国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
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垄断日益加强的趋势，我国企业的未来发展必须走联合的道路，组成大型企业集团，并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扶持，积极开展国际经营，以世界为市场来安排投资、开发、生产、销售，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最终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以美国为例，本世纪初，美国有汽车制造企业200多家，现在只有3家企业。从国际上看，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世界各国的企业，跨国并购导彩纷呈，兼并与收购表现为强强联合，优优相并。1995年，日本东京银行和三菱银行合并，成立东京三菱银行，总资产达到7014亿美元；1996年，美国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两大飞机制造巨头合并，使其获得65％的世界市场份额；1997年6月， 蒂森和克虏伯两大钢铁公司合并，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以其110 亿马克的营业额和1500万吨原钢产量而居欧洲扁钢领域第一、世界第三。并购范围空前，涉及各行各业。汽车工业领域，奔驰与克莱靳勒两大汽车公司合并，福特兼并马自达公司，大众并购罗伊斯公司；1998年初，美国著名的计算机制造商康柏公司以96亿美元收购在大型计算机制造中颇具实力的数字设备公司；1999年初，美国电话设备制造商朗讯公司以203 亿美元并购美国第四大计算机网络设备制造商艾森德通讯公司，从而把计算机、通讯等高科技行业大兼并不断推向高潮。
从以上情况看，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最终也要靠强大的企业力量来支撑。因此，企业必须“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承担者，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力，要引导企业把市场需求作为技术创新的出发和落脚点，使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达到全国以至国际水平。全国所在大型企业都应建立健全技术中心，有条件的民营企业也要建立健全技术开发机构，积极开展创新活动。把国企改革和技术创新有机地统一起来，提高国企的竞争力。
（五）加强利用外资管理，克服引进外资中的问题
资金不足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利用外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但利用不当也会形成国内市场流失和金融危机等不利于经济安全的问题。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的引进外资工作，要统一认识，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利用外资战略；同时要牢牢控制利用外资的规模、结构和流向，以外资的技术含量作为引进外资的质量评判标准，平等互利地利用外资，绝不接受任何出让主权的条件。
（六）对制造业进行彻底改造和改组，复兴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制造业是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部门，是支柱产业，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涉及到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的大问题。所以不能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而轻视制造业。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对我国的制造业进行彻底改造和改组。一方面，要引进日本的精益生产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使企业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面改造，尤其是利用高新技术改造制造业，使其恢复竞争优势；当然，这些都应与技术改造相结合，通过缩编、放权、再造工程、横向管理等对企业进行大改组，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使我国的制造业打一个翻身仗，奠定我国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
在经济加速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在一切领域的资源、技术和人才都居于领先地位，即使在激烈的竞争中也应该实行优势互补，以臻共同繁荣，即双方或多方互惠互利，这也已经成为一种同竞争并存的历史趋势，以达到“以最有利的条件生产、在最有利的市场销售”的世界经济最优状态。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
政治经济学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
广义看，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购买及出售、以及法律、社会习俗惯例，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的一门独立学科。起源于道德哲学，主要受到18世纪发展起来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式是与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特殊经济学。
恩格斯说明：“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作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马克思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在于揭示经济形态社会的经济运动与运行规律，指示人类发展的基本与走向。
自1995年樊纲与崔之元、吴易风的“范式之争”以来,“中国经济学”及其建立或重建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中国经济学的界定、历史、现在、未来以及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学,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和发展方向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中国经济学的界定
也许是出于对以前过度概念之争的逆反,现在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但也有少数文章有所界定。何炼成、丁文峰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指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等范畴的有机统一和总称。(1)”刘诗白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概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2)
也有学者不认为将有“中国经济学”,在行文中常出现“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的本土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认为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厦,还是另起炉灶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同建一座大厦(3)。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理论,但这只是对经济学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有的学者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从范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李义平认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作为一次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中国经济生活领域“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一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崭新的说明”(4)。宋冬林进一步认为“范式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这样几个内容:范畴的创新、分析方法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因此,他认为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使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活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范畴、思想和理论,才有“中国经济学”。(5)
还有的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指出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时髦名词,它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王亚南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就曾试图“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泊来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于“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或者说,它的内容“比较更切实用”,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6)。谈敏指出,王亚南的上述解释,大致给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侧重点是要求在理论体系、论断结论、案例材料、性质内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泊来的政治经济学、而特别适用于中国自身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7)。王亚南自己撰写这部《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在实践着这一努力。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研究“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为其宗旨,分别从导论,即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开始,随之相继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最后在结论中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进行了总考察;此外,书中还以附论的形式,补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等论题。显然,这是一部道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读本,所以有人揣测说,“大概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8)。由此可见,早在50多年前,我国学者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的。
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
(一)教条主义
这一倾向突出表现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述的生搬硬套和神圣化。过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说过的话。遇到理论和实际问题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而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找答案。表现在理论研究中,误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误把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误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误把经典作家的规范判断当作实证分析的基础,误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这是教条主义倾向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
(二)急功近利
理论研究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经济学也不例外。然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却似乎充满了躁动和急功近利,其表现有多种:研究题目的选择侧重于当前的需要,较多的是对策性的研究,对策性研究算不算经济学研究。可以讨论,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说,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经过社会较长时期的检验,才能评价它的价值,可是我们的做法却相反,下年评上年,下月评上月,这种评奖方式屡见不鲜。再比如说,当前中国经济学还存在着经济研究“政治化”、“长官意志化”的倾向。本来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研究也要表达长官的意志,但如果仅拘泥于这一方面,完全受这样的约束就不妥当了。
(三)本末倒置
众所周知,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行为,经济实践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这是一般的经济常识。经济学就是研究“人”这个主体的科学,它要深入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利益满足的程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情绪,以及新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一切依靠人、一切服从人、一切为了人。离开对“人”这个主体的分析,将人游离于经济学之外,不仅使整个经济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可是,在现行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著中,却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似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与“人”这个主体本身关系不大,或者把“人”这个主体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们研究发展生产力,谈得较多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诚然,这些也很重要,但却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人”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必须与“人”自身的发展相一致,要服从于“人”的目的。我们平时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都不能回避生产总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分配也是以人为主体的分配,交换、消费亦如是。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经济活动是否顺利,当然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更多的、带根本性的,还是“人”本身的问题。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研究人们在经济过程中的情绪和愿望,分析人们的劳动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否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通过经济活动出现的问题,仔细寻找隐藏在“人”背后的原因和答案。我们坚信,经济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不再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从发现人的问题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实现人的愿望和要求,中国经济学就一定能抓往这门科学的根本,从而推动这门科学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与忽略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相联系,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轻视。其实,生产关系即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这种利益关系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客观上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可是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就对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现出比较普遍的怀疑,有提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人提出干脆将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经济学(也有叫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给人一种印象,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弊端与研究生产关系有关,似乎继续研究生产关系理论是“左”的思想表现,是理论上的僵化。因此,许多搞了多年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将兴趣移至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方面;年轻学者几乎都迷恋起西方经济学。现在广泛流行的,除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译著,以及根据西方经济学编写的教材和阐述的文章外,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的大杂烩。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即使在那些仍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教科书中,分析论述也相当肤浅,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著则如凤毛麟角。不过,生产关系作为人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既不会因人们在理论上的轻视而消失,更不会因人们误解和偏见而丧失其功能作用。其实,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满足于教条化的理论推演,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矛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愿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又夸大利益矛盾,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利益矛盾,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这些不仅不能作为轻视和放弃生产关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说明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过于狭隘和肤浅。
(四)形式主义
这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研究中比较偏重于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和模型。不仅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是满篇满纸的公式,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改弦易辙,刊载起大量的布满数学公式和符号的经济学文章。一批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数学方法的运用。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为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是否主要依靠数学方法的推广和运用?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质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并且经济学从定性向定量的发展,也是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过,我们感到,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必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数学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准确的定性分析为前提,如果定性不准,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撰写的经济学文章,往往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学原则,好像根本不准备让别人读懂,或者主要是为西方经济学者写的。有些文章滥用数学方法,结果最后说明的理论简单而肤浅,许多本来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却运用了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给人一种故弄玄虚、华而不实之感。
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主要不是依赖于数学方法的运用。当然,如果真有谁能用数学方法说清楚和解决好中国的基本经济问题,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五)时空绝对
1.中国经济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泛时空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的进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大体上纳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于旧的理论、旧的思维方式的惯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显然处于较为明显的滞后状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中国流行的各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都是由极不协调的三大板块组成:(1)马克思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2)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3)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作浅层次描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稳定的第一、第二板块与急骤变化的第三板块,共处于同一教科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学演进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学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
在我们看来,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时空相对的,西方经济学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从斯密到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逊,西方经济学每一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使经济学体系产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变化。而中国流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板块,则大体上是数十年一贯制;较之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人们几乎找不到实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肯定不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永远定格不变的。
然而,由于某种思维定势,人们基本上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也不作考虑,似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各层面对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的尴尬,也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尴尬。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只会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本质内容更为遥远。可以说,泛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2.中国经济学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时空观。当人们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借鉴意义时,尤其是在较为庄重的场合,大多采取的是这样的评价: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是庸俗的(非科学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观点或见解可供参考或借鉴。
其实,理性地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对以考察市场经济运行或发展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较为系统性的启发作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较之人类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修炼”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更不是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处在同一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句话,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应当而且可以系统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在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时空相似性。
3.中国经济学对待中国现实经济的绝对时空观。中国经济学当然要以中国现实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现实的研究活动中,却时常可以看到将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绝对化理解的现象。其一,过分夸大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相似性,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不过是或最终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翻版,表现在理论上,绝对照搬和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推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私有化,否认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意义,即是明证。其二,过分渲染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将中国经济学演变为诠释现行制度和现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论研究所应具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相对确定性。其三,忽略中国现实经济的发展特性,拘泥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水平,不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演变的迅捷性和复杂性,不注意中国市场经济也在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因而在理论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失去了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
何炼成、丁文锋曾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根”,实际上是指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因此,“这个‘根’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经济活动。其理由有三,一是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问。二是有利于防止崇古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误导。三是还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以保证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能够健康进行。”(9)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有极强的同步性。近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且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或科学体系,更重要的则在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或者说是适应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国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的思路是对“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注释上;另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开始探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学说不断地引入,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引进、机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倾向。这表现在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来剪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一些理论完全无视中国的实际,“言必称希腊”,导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政策变动频繁,改革成本加大。从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对过去的过多的定性分析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要么过于追求经济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视其实践指导性,要么以晦涩的理论来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学的“贵族化”倾向明显加大,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背离越来越大。对此如无清醒的认识,必将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在中国经济传统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时代需求所组成的三维空间中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1.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导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正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原理对以改革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社会生产均衡发展的原理等也必将对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以经济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
2.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实际;作为寻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以及优化各层面对策的经济学,与我们要构建的经济学大体上属同一类别,在研究对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体的同构性。
3.顺应时代要求,实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跨越式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学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其主要诱因是因为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变迁(10)。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再生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资源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显著放大了经济运行中经济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则是,较之边际革命时代,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从而使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极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现出来。如果说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具有基本异质性的、新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切反思,导致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那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将会产生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深刻变迁的新的经济学革命。
中国市场经济的后起性,使中国没有能产生与古典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也没有能产生与边际革命及其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没有必要像西方经济学那样,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也应该在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时,顺应时代需求,走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学,以相当一部分资源具枯竭前景假设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1)
(三)时空相对地把握中国经济学
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以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演进为基础,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和将要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时代特色。其次,中国经济学必须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精华,用之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色。第三,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研究人们行为关系的做法,回应中国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合理兼顾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国经济学必须正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不规范性,比如说,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城乡不对称二元结构问题,商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不同步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经济保护问题,经济、科技、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问题,等等,既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比较规范的问题,也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还要用“有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国经济学必须考虑知识经济的挑战问题,这不仅在于中国迟早也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且在于知识经济正在全面冲击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在我们接受并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养分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鉴别,有所取舍,从而对知识经济可能对中国经济学的冲击早做准备。比如说,关于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假定和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且不谈众多学者对其颇有微辞,也不谈这一假定与中国传统观念是否融合,即便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激发的个人、组织和地方的自利倾向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政治等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以及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也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回避人的自利倾向,但是,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借以进一步渲染和扩张这种自利倾向,而不是以同样无法回避的人的合作倾向和多目标导向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注释:
(1)(9)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
(2)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参见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财经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从范式危机看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页。
(7)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