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江西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官至宰相，主张改革变法。诗作《元日》、《梅花》等最为著名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03年第4期，原标题为「王安石变法的悲剧」
公元1074年是北宋的熙宁七年，正忙于变法的王安石碰到一件麻烦事，一个本来由他奖掖提拔的看城门的小官郑侠要和他的变法过不去，画了一幅《流民图》进呈天子神宗，说变法有问题。
神宗赵顼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国无比危难的时刻走到历史前台的。1068年，年仅20岁的宋神宗承嗣大统，英气勃勃，志向非凡。他自幼痛心于列祖列宗对北方敌国的屈服退让，不满于朝廷、州县的萎靡不振，焦心于国家税收减少、财政紧蹙，有着富国安民、强兵雪耻的强烈愿望。亲政以后，他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国的英才，曾对大臣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可是，朝中一批元老重臣却暮气沉沉，畏事保守，安于现状，不图兴革。神宗只能变换方向，在朝外积极寻觅，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已颇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
王安石也确实很棒，年富力强，曾任多年地方官员，在朝中也几经沉浮，了解国政民情，虽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独享天下大名30余年。人们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赞美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自身荣辱进退为意；钦佩他好学深思、深通经术，成一家之学。《元城语录》说：「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尤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几年前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谏言，与宋神宗最急迫的心愿不谋而合。什么是富国，就是国家的钱多；什么是变法，就是理财，看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弄出最多的钱。英君贤臣风云际会，撞击出一串 *** 的火花。
1069年，宋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对和阻挠，果断地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筹备变法事宜。就这样，一场关乎国运兴衰，关乎民生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正式开始了。
然而，事不遂人愿，越改麻烦越多。从熙宁六年秋开始，天下大旱，10个月滴雨未下，麦苗焦枯，神宗成天眉头紧锁。农历四月这天上朝回来，忽然内侍来报，一个叫郑侠的小官，绘了一幅《流民图》以驿站马密件进呈皇帝，还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他负责看守安上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于是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圣览。
这个当年曾与王安石很谈得来的郑侠还说图中所绘，均属实情，请神宗观其图，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打开一看，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许多「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酷吏威逼恫吓，怒目追索……
《续资治通鉴》记载：神宗接下了这份郑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来的《流民图》，袖以入内，反覆观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皇帝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下诏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据说，诏下，天降大雨，旱情解。
封建王朝史上多的是谶纬之说，并不怎么可信，郑侠的一番举动巧合因素很大。而且后来经过吕惠卿等人一番连消带打的政治动作，将郑侠搞进了大牢，变法还是照常进行。但事实是无可动摇的，王安石大变法确实到了一种民怨沸腾的程度。
应该说，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县做官时试验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不错。然而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同比例放大，却南辕而北辙了。不识字的乡农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写，农民都不识字呀。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贷，也不敢向 *** 贷款。「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
更要命的是，安石先生过于自信，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过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给下面下指标。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就硬性摊派了，除了一般的农民要其贷款，连中农、富农、地主都必须接受贷款。其实中农、富农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问题，根本用不着贷款，但地方官员就是硬逼着他们贷款，因为要完成指标。这样一来，到了还钱的时候不要说一般农民吃不消，就是中农、富农也吃不消。自然，这项措施变成了官员的赢利设置，他们的权力寻租也有了改革这一至高无上的借口。再有像「市易法」，本来是规定收购滞销货，后来就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这时的衙门已经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构，结果成了全官经商，官商作风愈演愈烈， *** 与民间争利。
许多史书，都把王安石变法作为正面典型来歌颂，以为既为变法，便是对传统机制的突破，必须嘉许，而不论实际结局如何。现在回溯千年探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怎么富国强兵，一向立意高远的王安石竟定位于「理财」二字，最后就是一个钱字。在一个自然经济的农耕社会，一定时期财富总额是一定的，不在民间就在官家。一个「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钱「理」进了「官家」的口袋。几乎每次廊庙相会，司马光、苏轼等人都诘难王安石这个问题，王没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为变法立言的原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平心而论，王先生的「三不」信条确实是非常值得一书的，这是改革家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但反过来看，改革家非理性过头的 *** 也于此暴露无遗。说句唐突古人的话，就是光顾自己一逞政治抱负，变法变得快活，便把百姓生存置于不顾。对于弱势群体的血和泪，王安石企图抱定「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克服它，可这又哪里克服得了呢？
政治家是不会认错的。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成了大宋政界围绕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争论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场政治斗争，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看法，难以骑墙。原来的中书和台谏班子，多数是变法的反对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罢中丞，贬御史，等等。《宋史·王安石传》就列举熙宁元年至四年被王安石罢免的19位台谏名单。并且，引进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等，基本封杀了反对的声音。于是，轰轰烈烈的变法期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多观言察色、见风使舵之辈，有的声嘶力竭为变法呐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如「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李定、舒等。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续集》谴责说：「安石作俑，始于钳天下之口。」
一方面是上层政场上的清洗，另一方面就是对下层百姓的言论封堵。为了防止百姓不满而讪谤帝国新法，熙宁五年春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设置逻卒兵丁，对百姓实行「监谤」，不许乱讲新法如何。「深疾谏者，过于仇雠；严禁诽谤，甚于盗贼」，「潜遣巡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
但捂住了别人的嘴巴，就能让变法自此完美起来，一马平川了？只不过是个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而已。再就历史流程的延展来看，此举也书写了以专制钳制言论的丑陋一页，其恶劣后果并不能因变法的「政治上正确」而一笔勾销。
王安石的文学名篇如《游褒禅山记》、《读孟尝君传》，立意高远、险峭，足以显现一种特立独行的风格：立论很高，行别人所不敢之险。但这或许只对文学有意义。放在政治上，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有问题。政治主张再高，也不能漠视事实的掣肘。王安石作为大政治家，似乎缺少原儒传承的「平民关怀」，只要自己政见得以实施，百姓苦难便可不以为然。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必须付出的「改革成本」，弱势群体就铁定要为王先生震古烁今的变法做出牺牲。
一番变法，国家财富堆积如山，为此宋神宗作四言诗：「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8句32字，为新增32座国家财库之名。还不够，又添20座，建库封桩。
国家一时间富了起来，而老百姓的境况如何呢？还以王安石自豪的「摧兼并，济贫乏」的青苗法为例，本是为了免除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受地主豪强的高利贷盘剥，改由 *** 向他们贷款，每年两次，利息按二分计算，在夏、秋两季农作物收获时，再归还 *** 的一种充分考虑到农民利益的低息货款。而实际操作下来其实是个可怕的官家垄断的高利贷。陕西农民向官家借陈米一石，至还的时候是新的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翻了个大跟头。「虽兼并之家乘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弄得连「中户以下大抵乏食」。中等收入的家庭吃饭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绝大部分的贫民了。于是「妇子皇皇，如在汤火之中，号泣呼天，无复生望。」对于那52座财库的由来，司马光一语中的：「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又如意在减轻贫困农民负担的免役法，也因问题多多导致全面失败。官员贾蕃在东明县（属开封府）试行免役法时，故意把农户的等级提高，把四等农户提升为三等（按规定，四、五等农户免纳役钱），意味着把免纳役钱户提到要纳役钱户中，从而激起了民户的不满。东明县乡农了解情况后，有一千多人纠集进京「 *** 」，跑到王安石住宅前闹事。更要说明的是，这在整个变法过程中决非个案。
事实证明，把理财、言利、搞钱当成变法的内核，注定了这场怀着理想主义初衷的变法，势必要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失败。
变法有两种：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放松了对庶民的束缚，撇开政治上的高压统治不谈，经济上的勇猛行进为秦一统天下打下根基。而王安石有点相反，尽管数字飙升，政绩遍地开花，但以更严密的措施去管制、搜刮百姓，国富民穷，如此变法究竟有多大意义？朱熹说：「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形象之极。而最大的后果，是赵宋王朝人心的离散。40多年后，北宋灭国。
再好的变法，也不能以牺牲普通百姓的生存为代价，于是有了芝麻级人物郑侠绘制《流民图》，企图以生命一搏。而名臣士子如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也无人不反对。其实，在没有王安石变法之前，他们也是改革派。见变法如此苛峻，他们只好做「保守派」了。而政治上缺乏雅量的王安石更将这些「保守派」一一逐走，于是「君子都走了，小人就来了」，变法本来就有问题，小人们再在其中上下折腾，结果可想而知。
这时候，一个政客式的王安石「浮出水面」——神宗也感觉剥削太重，于是将臣子们的上奏中言及民间常苦新法的内容告诉王安石，王大不以为然。
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
安石曰：祈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
帝曰：岂若并祈寒暑雨之怨亦无邪。
安石不悦。
安石是固执的，他相信自己永远正确——民众的苦痛与主题宏大的变法相比，算不了什么。
这里，几乎看不到那个在诗文词章中体恤民疾、赈济困乏的王安石的影子了。这位中国封建社会惟一不愿让人抬、不坐轿的宰相，拒奢华、拒纳妾的宰相，也是惟一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一个本来应该大写的儒者，居然如此无视黎民黔首，真是莫大的悲哀。
王安石堪称政治强人，古文与诗词也卓然成家，思想缜密。对他「大言震神宗」启动变法的万言书，方苞就说：「欧、苏诸公上书，多条举数事，其体出于贾谊《陈政事疏》。此篇止言一事，而以众法之善败，经纬其中，义皆贯通，气能包举，遂觉高出同时诸公之上。」安石死后，他的政敌苏轼代皇帝写敕文，说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对王安石说来，不能不算是公论。
但是，人格的公论与民心的向背无关。一种变法，无论其「富国强兵」的主旨如何宏大，如果是建筑在民生凋敝、民心涣散的基础之上的，它就显得可疑。而就变法者而言，无论其操守如何无瑕，心气多高，文学品格如何不俗，如果不在变法中解决一个「以民为本」的终极问题，他只会走向悲剧性的结局。这绝不是几篇立论高扬的道德文章所能救赎的。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2013年4月21日第B06版，作者：丁业鹏，原题：《清末立宪：是谁欺骗了谁？》。
立宪派为什么要去欺骗清廷？与其说是他们乐意这么做，不如说是他们只能借助专制皇权去推翻专制皇权，别无他法。
清末的立宪运动近年来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虽然不断在修正前面落伍的观点，但是又提不出新的贯通整个清末立宪的观点和理论体系。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几本关于清末立宪的“通史”，尽管过时的观点比比皆是，最近却又频频再版，俨然仍是研究清末立宪的前沿成果。其中一本，便是高放等著的《清末立宪史》。
本书作者在新版“修订、增订版跋”中说，新版在论断和观点方面作了六处修改。这六处修改的第五处是，“原书的第十三章标题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清末立宪骗局的终结，现在把下半句改为‘清末立宪拖局的终结’”，“客观、公正地说，慈禧搞预备立宪不能完全是骗局”（第596页）。
改掉“立宪骗局”的说法，确实值得肯定。不过，原来的“骗局”之说并不是单一的观点，而是评价清末立宪的全局性的判断。新的研究成果虽然否定了“骗局”之说，却提不出新的框架。所以，虽然作者改掉了标题，但是改变不了整本书“骗局”说的基调，这就导致书中自相矛盾之处俯拾皆是。
譬如，书中谈到预备立宪谕旨时，说谕旨的精髓在于“大权统于清廷，庶政公诸舆论”，而且断言“后六个字不过是点缀性的陪衬”，而“其他诸如忧国伤时、济世救民等等美好的词句，都不过是一些欺世盗名的空话而已”（第123页）；谈到《九年筹备清单》时，说它是“以欺骗为目的”（第233页）；谈到清廷谕旨寄望资政院“上为清廷竭协赞之忠，下为庶民尽代议之责”时，更是宣称，“这前一句是真心话，后一句则是愚弄人民的假话。”（第370页）这些都和作者在跋中特意否定的“骗局”之说自相矛盾。
学术界对“骗局”的驳斥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骗局”之说并非起源于学术界，而是来自彼时立宪派对清廷“假立宪”的指责。以“拖局”代替“骗局”，在学术上固然可以商榷，但既不能帮助我们理解“骗局”说何以能够流行，也没有对“骗局”说构成真正的批判。
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与其说是清廷欺骗了立宪派，不如说是立宪派欺骗了清廷。清末立宪中，清廷本来就是被动的一方。立宪派说立宪好，清廷就搞预备立宪。立宪派说预备要有年限，清廷就搞九年计划，定于1916年成立国会。后来立宪派说要马上开国会，清廷这回没答应，立宪派便纷纷指责清廷假立宪欺骗人民。可是，清廷从来就没答应过马上开国会，欺骗之说又从何而来？
清廷说“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时候，对“大权”与“舆论”之间的和谐统一寄予了良好的愿望。可是掌握着舆论的立宪派动不动就拿“庶政公诸舆论”要求清廷按他们的意旨行事，一旦不从，就指责对方“假立宪”。“大权”与“舆论”冲突得水火不容，完全出乎清廷的意料。而且，确确实实是立宪派先拿“舆论”当进攻武器，清廷才被迫拿“大权”当挡箭牌。况且清廷说的是“庶政公诸舆论”，而不是“庶政决于舆论”，其是非暂且不论，但清廷要求控制“大权”的意思说得很明白。欺骗之说又从何而来？
资政院弹劾军机案，清廷以为“议院得自由弹劾而无强 *** 以必行之权”，这才叫“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东方杂志》第五年第一期）。立宪派以为“权之云者，谓夫合全国人民之意也”，而资政院“即为全国代表民意之机关”（《申报》1910年12月21日），所以，清廷的“大权”必须按照资政院的意思行事。弹劾军机不成，立宪派又纷纷指责清廷“假立宪”欺骗人民。其实双方各执己见，欺骗之说又从何而来？
皇族内阁成立后，立宪派又指责清廷“假立宪”，说“皇族不掌政权，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联合会呈请代奏明降谕旨另简大臣组织内阁稿》，《国风报》第二年第十三期）。立宪派口中的“立宪国唯一之原则”是个万能标签，当他们要求颁布宪法时，会说有没有宪法是“立宪国唯一之原则”；当他们要求成立国会时，会说有没有国会是“立宪国唯一之原则”；当他们要求成立责任内阁时，又说有没有责任内阁是“立宪国唯一之原则”。现在，这一标签又贴到“皇族不掌政权”上了。 <！-- 翻页按钮 begin -->
可是，在皇族内阁成立之前，立宪派主张皇族不入内阁的言论虽然也有，但说的不多，更加没有上升到“立宪国唯一之原则”的高度。身为皇族的奕出任总理大臣，是立宪派预料中的事，他们也并没有从皇族不能入阁的角度表示强烈反对。所以，皇族内阁遭到强烈谴责，并不是因为违反了“立宪国唯一之原则”，而是因为内阁中的皇族和满族实在太多了。
皇族内阁的成立，与其说是要“假立宪”，不如说是清廷对权威丧失的恐惧，反映的是执政者的虚弱和稚嫩。到了清末，清廷中人才凋零， *** 越来越腐败，而立宪派则人才辈出。以清廷的涣散、分裂和腐败，去欺骗充满热血、气势汹汹的立宪派志士，恐怕是太过高估了他们。从一开始就嚷嚷着被骗了的精明人，肯定不会吃亏，反倒是被骗了还帮人数钱的，那才是真被骗。在清末立宪运动中，清廷可谓不知不觉中被立宪派耍得晕头转向。
清廷之所以决定立宪，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后的报告很重要，而其中最重要的两份报告，一份是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一份是端方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这两份报告极力鼓吹立宪的好处。载泽的密折中说，立宪“利于国利于民”，还提出了著名的立宪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端方的奏折猛批专制，说专制“则君主危”，一旦立宪，“君常安而不危”，“不仅常安而不危，且神圣不可侵犯之权亦载入于宪法中”。满纸的甜言蜜语说得慈禧终于动了心，决定实施预备立宪。
可是，这几份奏折是由立宪派的梁启超、杨度等人捉刀代笔的，这在当时的东京“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这几份报告，要么是信口雌黄，要么是有意欺骗。“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谁能保证立宪真有这样的效果？事实上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短短几年，皇位就倒掉了，何来的“皇位永固”？而载泽的密折中还有“君主立宪”可以“巩固君权”之语，并以日本为例，称“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这些话如果真是出自立宪派之手，那绝对是 *** 裸的欺骗。而清廷在怀着“皇位永固”和“巩固君权”的美梦答应了立宪之后，很快又被立宪派精心炮制的一个个糖衣炮弹忽悠得找不着北。
立宪派糖衣炮弹的第一招是“君主不负责任”。梁启超说：“立 *** 体，以君主不负政治上之责任为一大原则，其所以示别于专制政体者，惟在此点。”（《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六，第55页）立宪派说，立 *** 体就是君主不负责任，君主不负责任好啊，人民不会怨恨君主，君主地位不会有任何危险。其实“君主不负责任”对君权的削弱，孙宝早就说得很明白，“留一尊严不可犯之君，使为一国之代表，而阴削其权，归之于相，故相负责任，而君不负责任也”[《忘山庐日记》（上），第5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阴削其权”的“阴”就是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暗地里则给你使绊。
国会 *** 运动中，清廷屡次下旨拒绝 *** ，立宪派说，“君主不负责任”嘛，谕旨经过大臣署名，都是大臣的责任，然后公然对清廷谕旨进行猛烈批判。从前不搞立宪的时候，哪里有人敢于质疑清廷谕旨。现在立宪了，君主不负责任了，发的谕旨却被批得七荤八素。
立宪派的第二招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神圣”一语，是立宪派鼓吹立宪时的口头禅，可是实质上，所谓“神圣不可侵犯”，在立宪派看来就是你是老大你靠边站，不要插手世俗事务。孙宝说：“盖惟君是神圣不可犯，又不负责任，而议会专与内阁对待，于是国政有失，人民可与宰相抗争，较论是非，而天子不与焉。”[《忘山庐日记》（下），第1230页]这一观念也是立宪派约束君主的一道紧箍咒。
资政院弹劾军机案中，资政院要求清廷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载沣下了一道谕，不答应，并特意不经大臣署名，表示由“君主负责任”，不和你们玩“君主不负责任”这一套。谕一出，资政院大哗，立宪派也大哗。议员刘春霖在资政院会议上很不客气地说，“本员昨日看这谕，似监国摄政王于立 *** 体没有十分研究”，还说，“立宪国君主本立于安荣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摄政王要是知道，又岂有不愿就安荣的道理呢。”（《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第405-406页，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神圣不可侵犯”不是无条件的，君主想要“神圣不可侵犯”，就应该“就安荣”，“就安荣”就应该靠边站。
在中国传统中，君主的神圣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主是“人民”的代表，君民是一体的；另一方面，君主掌握着最高权力，“帝王的神圣性与权力的神圣性是一体的”（刘泽华：《从“天王圣明论”说“权力神圣观”》，《炎黄春秋》2011年第六期）。而自从鼓吹了“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主从前拥有的两方面的神圣性都没有了。以前君主是“人民”的代表，现在议院才是人民的代表；以前君主掌握着最高权力，现在在立宪派“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式的制度假设中，君主毫无实权，掌握最高权力的是议院。
所以，刘廷琛弹劾资政院时很犀利地说，资政院“使朝廷避专制之名，议院行专制之实。议决案件，必要求 *** 实行，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在皇上而在议员”（《国风报》第一年第三十三期）。谁能代表人民，谁就能“神圣”，谁就能掌握最高权力，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大公报》反过来批评刘廷琛说，“区区以国民公仆之刘廷琛，而胆大于身，公然敢参我神圣不可侵犯之资政院，已足骇人听闻矣。”（《大公报》1911年3月1日）“君主神圣不可侵犯”说起来好听，实质上是用议院剥夺了君主的权力和神圣性。
立宪派的第三招是“万世一系”。中国人本没有“万世一系”的观念，日俄战争之后，立宪胜于专制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同时，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历史也成了说服中国皇帝答应立宪的诱饵。
1904年，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上书政务处奏请立宪，说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所以，“立 *** 体者，实所以尊君权而固民志”（《出使法国大臣孙上政务处书》，《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七期）。孙宝琦的这次上书在立宪派中激起很大反响，但政务处并未予以转奏。到了1905年，慈禧召见端方，端方向慈禧鼓吹立宪，慈禧说：“立宪如何？”端方说：“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慈禧一听，乐了，说：“吾今乃闻天子亦有世袭罔替之目。”[《戊戌变法》（四），第313页]
慈禧同意了立宪，后来立宪派“得寸进尺”，又拿“万世一系”当诱饵。张謇在奏请清廷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时说，“万世一系”，“我中国历史之所从无”，而“立宪国何以能之”，那是因为有国会有责任内阁，所以，中国要设立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154-155页]。
“万世一系”和天长地久海枯石烂一样，是需要精心去维护的一个极其脆弱的东西。然而，立宪派所想的，不是怎么去维护它，而是想通过甜言蜜语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一旦清廷不遂人愿，立宪派中的大多数人，包括张謇在内，对“万世一系”的海誓山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立宪派想要搞立宪，必须借助君主的力量。武昌起义之后，梁启超见君主立宪无望，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恨恨地说：“但使立宪实行，政权全归国会，则皇帝不过坐支乾修之废物耳。”（《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而康有为在武昌起义后仍寄情于君主立宪，只是换了个说法，叫“虚君共和”，并说：“虚君者，如存一神以保虚尊，如存一庙以保香火，名为皇帝，实不过一冷庙之土偶而已。盖仿英日之制以息争焉。”[《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151页，中华书局，1992年]这多少也道出了从前立宪派对君主立宪的真心话，“虚尊”、“土偶”之语，在本质上与“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没什么不同。所以，要说在清末立宪中，是谁在欺骗谁，又是谁欺骗了谁，这岂不是一目了然吗？
立宪派咄咄逼人地指责清廷是“假立宪”，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清廷腐败无能的不满；而能让清廷“欺骗”的罪名臭名远扬，那是因为清廷失去了控制力，而立宪派则掌握着舆论。至于立宪派为什么要去欺骗清廷，与其说是他们乐意这么做，不如说是他们只能借助专制皇权去推翻专制皇权，别无他法。立宪派对清廷的欺骗，并不是某个个人或团体的阴谋或阳谋，而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而且，当某种舆论一旦成为了潮流，很多跟着潮流头头是道的人往往自己也真假不辨，更不用说“欺骗”清廷了。
责任编辑：郭娓娓
2009年担任《炎黄春秋》杂志法人代表。
吴思，男，著名作家、记者、历史学者，"2013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最佳经典畅销书"得主。
1957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农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1993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1996年在《炎黄春秋》杂志担任执行主编、副社长。2009年担任《炎黄春秋》杂志法人代表。
上海人
洪振快，历史学者，专栏作家，长期为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财经网等多家媒体撰写专栏。已出版的著作有《讲武论剑》《红楼梦古画录》《官心民意》《亚财政》等。其中《亚财政》引起广泛关注。主要研究经济史，特别关注财政、税收与历史变迁、社会发展的关系。《炎黄春秋》杂志原执行主编。
林彪是赫赫有名的“军事家”，是威名远扬的“常胜将军”，一生戎马倥偬，用兵如神，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他指挥了两个，挥师四野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他为什么出此下策——出逃国外，以至满盘皆输、身败名裂呢?
本书将带你走入历史，深入探讨围绕“九一三”事件的种种猜测、传闻和争论。
因油料不够而紧急迫降
按说，林彪座机最紧张的是三个阶段：一是能否从北戴河起飞；二是起飞后会不会遇到麻烦，比如遭拦截包括被击落；三是越过国境后会不会被苏蒙方面防空部队误以为轰炸机或侦察机而击落。当这三个阶段都侥幸闯过去之后，它只要放心大胆地向预定的伊尔库茨克飞就是了，为什么要冒险野外迫降呢？
答案是：飞机没有油了。
按规定三叉戟飞机满载油量为22吨，续航能力5小时(其中包括 1个小时的保留油量)，平均每小时耗油4．5吨。但9月12日傍晚256号三叉戟飞往北戴河时，加油15吨。从北京飞山海关，半个小时略多，用油2．5吨，这时油箱中有油12．5吨。13日凌晨256号从北戴河仓皇起飞时，没来得及加油。从北戴河到温都尔汗约1100公里，飞机出境前在内蒙古的贝尔庙上空原地盘旋了一圈。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53分，加之飞行中一直保持在2500-6500米的中低空，耗油较多，这样飞机上就只剩下2．5吨上下的油了，而这时油箱有一部分油，因为油泵抽不上来，还不能使用。它要继续低空飞行，最多只能飞20多分钟。照此油量，不要说伊尔库茨克飞不到，就是乌兰巴托也飞不到。在此情况下，飞行员只有野外迫降，别无选择。(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杜 2001年版，第258页、第277页)
以上分析是林彪出逃后不久，空军参谋长梁璞作出的。
256号三叉戟第二副驾驶，因没赶上登机而幸免一死的康庭梓，也作了同样的分析。他说：“山海关机场起飞时，飞机上的油量只有12吨半，按正常的高度、速度飞行，把最低的平均耗油量也计算在内，最多只能飞行两个小时。”因此，潘景寅在飞行1小时53分钟后野外迫降，是合乎事理的。(《湖南文史》增刊第27页)
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导致迫降失败
无疑，潘景寅断然决定迫降是正确的，但为什么又导致机毁人亡的后果呢？这里面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判断失误，没有弄清飞机的准确位置。飞机坠毁地点位于温都尔汗东北仅60公里(空中直线距离)，而温都尔汗就有个简易机场，跑道是从草原上轧出来的，周围的地势非常平坦开阔。256号三叉戟飞到那里降落，油量是完全够的。但是，潘景寅却没有去。之所以如此，可能是错把迫降现场当做了温都尔汗简易机场，或者潘景寅压根不知道温都尔汗有个简易机场，他只是急切地选择个地势平坦的去处做迫降场用。由于飞机上没有领航员，也没有地面导航，精神高度紧张的潘景寅很难弄清自己的确切位置。尽管如此，潘景寅能选择地势开阔平坦的苏布拉嘎盆地，该盆地是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到处覆盖着三四十厘米的茅草做迫降场，已属不易。(于弓编：《林彪事件真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
2．陌生的地形和没有光亮，加剧了夜间迫降的难度。内行人都知道，飞机迫降本来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夜间在异国他乡迫降就更是难上加难。13日之夜，是个暗夜，天上没有月亮。碰巧的是，温都尔汗那夜正好停电，整个城市漆黑一团。但是盆地西北方向10公里处著名的贝尔赫莹石矿没有停电，有灯光，很可能潘景寅把有灯光的地方看成了温都尔汗简易机场。至于地形，平坦之中其实暗藏危险，中间有高低不等的土包。(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页)
3．面对特情紧张过度，操纵失当。迫降，不能放起落架，要用肚皮擦地，最担心的是擦地后飞机起火爆炸，这就必须把油放掉。把油放光，需原地盘旋20分钟，但潘景寅没有这样做，很可能考虑到长时间盘旋会招致地面防空炮火的威胁。他虽然做了迫降的一系列准备，但迫降的着陆动作并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结果造成飞机接地后遇到凹凸不平的地面后弹起、倾覆、折断，然后起火爆炸。
4．技术欠佳，难逃厄运。潘景寅尽管是挑选出来的，但驾驶三叉戟飞机的技术还未到娴熟精湛的地步。相反，由于1971年8月份三叉戟专机维修改装就绪后，他试飞了几次，去过山海关机场，也飞过较远的航线，但他始终对自己的“落地”动作不满意。9月12日晚三叉戟飞机拉林立果去山海关的前一天，潘景寅又飞了一次东北航线，有人看到他情绪不好，问怎么啦？他说“落地”问题还是不理想(刘岩：《我参与处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顾》，原载，《中华儿女》2000年第9期)。正因为他技术上存在如此致命的短处，在突发情况面前也就很难处理好了。
潘景寅的飞行技术，并不算最好。师长时念堂回忆说：潘景寅是专机师副政委，内向，不那么开朗，话极少。他的优点是非常沉稳，但也由此带来脑子有点“木”。他飞伊尔-18时，就飞得不精。1969年潘景寅驾伊尔-18飞往山海关机场，“撞”上雷雨，下不来了，怎么也对不准跑道。那次我在后舱，上去把潘景寅换下来，这才让飞机落了地。陈联炳 (飞三叉戟的团副参谋长)对我说了好几次，叫我快点飞三叉戟，我们说了不算，意思是潘景寅不行。
5．三叉戟飞机的设计对迫降极为不利。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高速接地，很容易造成油箱摩擦受热起火。自三叉戟问世以来，国内外还没有迫降成功的先例。因此，潘景寅即使驾驶技术再高明，也难以弥补飞机设计上固有的缺陷，何况潘景寅的技术水平还不是最精。
关于几种传闻的由来和匡正
1．飞机是被中国方面击落的吗
这种说法，一度甚为流行，根据是飞机上有个大洞。
据最先到达坠机现场视察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孙一先证实，飞机机翼的翼根处，的确有一个直径40多厘米的大洞，大洞的旁边还有兔耳朵形的细长洞两个。一开始，他曾怀疑这个大洞好像是一枚地空导弹打的。但进一步探查这个洞的底部，却发现并未穿透，机翼另一面完好无损。而大洞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如果是地空导弹打的，怎么可能不穿透机翼，而且洞口朝上呢？经过仔细观察和深入分析，他最终否定了自己一开始的认识。(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但是，也还有人坚持林彪座机是被导弹击落的。张宁在《尘劫》一书第278页中，引述第二炮兵一位转业军人的话，说用导弹击落了林彪座机。那位转业军人说：“当年出事时，我在基地当兵，我们接到开炮命令，不知道是什么目标，以后听到文件传达，心里才明白是林彪座机。”张宁问他是不是搞错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驰的飞机，这位二炮军人笑道：“打直升机哪用导弹？周宇驰的直升机是在北京郊区迫降的，根本没用开炮。我们导弹发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们用的是新式导弹，弹头进去反向爆炸，当时打伤了飞机。”
针对机翼上一面完好，一面有炸开的大洞的情况，编造“新式导弹”的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直到现在，还没有听说过弹头打进飞机能反向爆炸的地空导弹。况且，在当时，中国根本没有能打200公里的地空导弹。就是到了30多年后21世纪的今天，我国这样射程的地空导弹也未问世。
1971年10月，周恩来陪同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到广州参观交易会，送别外宾离境后，应邀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说了林彪叛逃的一些内情。会上，有人递条子问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林彪座机打下来的。周恩来看完条子，非常严肃、郑重地说了下面一席话：
“我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能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啊!当然了，林彪座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由他走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止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错误，还可以给他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宽容大量，我为什么要置林彪于死地呢？”(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
1972年春，在京西宾馆的一个中央召开的会议上，针对有人提出中央为什么不阻拦林彪的飞机而让他跑掉的问题，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林彪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叶群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在天上转一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在这个情况下你们哪一个(周恩来用右手食指指着与会人员)敢下决心把它拦截下来？拦截副统帅的专机，把林彪打下来，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
这就清楚地说明，中国方面是根本不会击落林彪的专机的。(刘岩：《我参与处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顾》，《中华儿女》2000年第9期)
林彪事件发生后，为了确实弄清飞机坠毁的原因，中央命令空军成立专家组，对飞机坠毁的原因作出结论报告。空军专家组由著名空战英雄、空军军训部第二部长王海(后来担任空军司令员)牵头，成员有空司机务部副部长何培元、空政组织部副部长陆德荣、空司军训部副处长王季南、王涛和空司机务部参谋赵汉立、金华。后来，公安部也派人参加。空军专家组明确认为：“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机身上引起种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燃烧爆炸时形成的。”(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页)
还有两个更有力的证据：第一，林彪专机越境方向我方根本没有部署地对空导弹。第二，林彪专机坠毁地点离国境线360公里左右，那时我方根本没有能打这么远的防空导弹。即使在防空武器不断升级换代的今天，也做不到。
2．飞机是被苏蒙方面击落的吗
如果说林彪座机被中国方面击落的可能性被排除，那么会不会是被苏蒙方面击落的呢？
的确，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蒙边境驻扎有大量军队，其中包括雷达、防空和航空兵部队。中国方面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夜深人静时突然深入蒙背境内，其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孙一先认为，事实上，苏蒙方面的雷达部队并没有及时发现越境的三叉戟飞机，原因可能有二：一是9月12日是星期天，翌日凌晨仍处于休假状态，苏蒙军队官兵松懈麻痹，值班不认真，没有发现空中特情；二是三叉戟飞机保持中低空飞行，有效地躲过了地面雷达的搜索。
唯一的例外是，414号界桩附近的蒙军阿沙盖图边防站，9月13日凌晨曾发现一架飞机深入蒙境，但他们把这个消息压了9个多小时才上报边防总队，而边防总队又因故延误了近9个小时，直到9月13日下午4时以后，才上报到乌兰巴托公安部边防内务军事事务局。也正是这次突发的空情，检验出苏军的防空系统漏洞不小。因此，10月底，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巴季茨基空军元帅专程到蒙古活动近一个月，检查和整顿苏蒙军的防空系统。既然苏蒙方面连空情都没有及时发现，还能谈到发射地空导弹或出动歼击航空兵击落林彪座机吗？(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
孙一先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蒙古方面虽然没有击落三叉戟，但他们的雷达还是发现了目标，这是根据我侦听部队获悉的情报得知的。9月13日22时15分，空军司令部报告说：18时04分，蒙古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凌晨2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起火坠落，因此，从18时起进入一等戒备。周恩来接到这份报告，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并相应做了紧急战备部署。
2009年前后，又出现了苏蒙方面击落林彪座机的新说法。苏联资深外交官、汉学家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顾大寿”)新近出版了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其中有一段详细记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他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工作时，苏联驻华使馆派他到温都尔汗实地查看、现场的经过。他写道：“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军用飞机急匆匆地从北戴河机场起飞，但是，他们在越出中国国境后，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雷达发现中国一架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做是侦察机。“(阎明复：《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
顾大寿没有明确地说出林彪座机是被蒙、苏哪方击落的，他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无法自圆其说：既然被击落，机上人员的尸体为何完整无损呢？
3．飞机是在空中遇到麻烦了吗
有人怀疑，林彪座机或许是空中遇到了麻烦，比如机械方面出现了故障，再比如气象方面遇到了困难。
256号三叉戟飞机是从巴基斯坦转手买来的同类飞机中最好的一架，机组人员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在政治、思想、技术、作风方面均过得硬的干部，飞机的维护保养是无可挑剔的，因此不存在技术方面的故障。而且从北戴河起飞时，飞机状况是好的。周恩来查问飞机时，胡萍回答吴法宪并授意潘景寅说飞机有点故障，是为了欺骗周恩来，掩盖阴谋。至于天气情况，也无异常。蒙方在9月16日提供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中说：“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在9月13日两点钟时，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上空有二至四级的云，能见度50公里，无危险的气象情况，无风沙，无雾，无风。”(孙一先：《在大漠那迪》，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年版，第217页)这就是说，林彪座机的坠毁，与飞机机械和天气状况无关。
